一座村寺的千年叙事
□郄锡奎
那天去东耿安村，是腊月里，在一个午后。
村里老刘的四轮农用车，在村北的大于河南岸停下来。我们三人下车后，老刘指着河对岸说：“老辈都说，那儿原先就有座庙。河那边的地块就叫‘北寺’。”
去年雨水丰沛，整个冬天，河水都没有断流。但水面并不是很宽，要过河，也不必绕道。有村民把石块排成一溜，我们的“寻寺”之行，从踩着石头过河开始。
老刘前面带路，我在中间，身后跟着的是好友小刘。脚下颤颤巍巍，身躯左摇右摆，我们三个涉险过河。
河滩上泥土松软，又铺满了泛白的干枯杂草，踩上去更加柔软。靠近河崖的地方有一堆碎砖烂瓦。老刘告诉我们，以前河岸的土里和麦地里，经常挖得到，早都扔了。
我蹲下身，仔细翻找，试图分辨出哪怕半块砖瓦的历史痕迹。一块残砖上的太阳光芒四射状图案、一块陶片上的绳纹、刻有螭龙纹的不知名陶瓷构件，似乎在告诉我此处古寺的“前世”。
我读不懂它，但我似乎看到了古寺的身影。
一阵阵北风吹过来，带着冬天那种干冷的土腥气。我的脚下只是一片麦田，但又不仅仅是一片麦田。一座千年寺院，殿宇重重，钟鼓相闻，曾经庇佑着一方。
而当我闭上眼睛，那些记录在县志上的碑文，却闪现出来。
金大定十四年（1174），“乡贡进士”刘拱辰撰文立碑。他开篇便写：“潍之昌乐，古名邑也。孤山屏其东，丹水带其西，山明水秀，孕奇毓英。”隔着八百多年，我还能想见他提笔时那份为家乡昌乐自豪的神情。
可接下来，他记下了一件奇事。
“宋庆历（1041-1048）初，污水（旧时大于河称“污河”）之中涌出僧伽大士，一夕现身二尺，余洎其曙也。近地居人共力出之，乃金佛之像，今正殿所置之象是也。”
站在大于河岸上，我想象着那个北宋的清晨。有早起的耿安村民，看见河滩上似乎有什么东西露出来，走过去，弯下腰，拨开沙子——竟是一尊佛像的面容。他喊了起来，更多的人围过来，大家脱了鞋，趟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和木杠，一点一点把那尊佛从泥沙里“请”了出来。这佛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沉睡在水里？这里曾经有座寺庙，还是从上游哪个地方冲来的？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这是吉兆，是天赐。于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越六年，创院立石，名曰‘大圣院’”。
那尊佛被供奉起来之后，大圣院的香火想必是旺的。但随着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即使是身处僻壤的一座村寺也在劫难逃。刘拱辰写道：“顷因兵火，碑记焚毁，院尚存焉，虽有实而无名。”更关键的是，大圣寺没有朝廷赐予的“名额”，随时可能被认定为“私寺”，面临被取缔的风险。
机会来了。大定之初，朝廷降旨告谕天下：“诸旧来寺观无名额者，许令入状，承买附居。”此时有两个人站了出来，一个是居士路顺，一个是住持僧宗受。碑文里说：“优婆塞路顺谓僧宗受曰：‘今朝廷有此恩命，公安能默然不闻乎？’遂告诸有司出钱十万，乞申上给付名额。四年二月，终获命赐名‘宝泉院’。”
“出钱十万”，那可不是小数目。路顺是什么人？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或许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有点家底，但也绝不见得是富豪。他为什么要出这个钱？碑文没说，但我猜，他真觉得这座寺院不能就这么没了。他的那句话，“公安能默然不闻乎？”时隔八百多年，似乎还能听出那股子急切和仗义。
金大定四年（1164），朝廷的批文下来了，赐名“宝泉院”。碑文里记下了那一刻的欢腾：“远迩欢呼，士民鼓舞，曰：‘此千载一时之幸也！’”整个耿安村，不，整个西学乡金彪里，都在为这件事高兴。他们守护的这座寺院，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
写到这里，刘拱辰笔锋一转，开始描绘宝泉院的景致：“其院堂殿寮舍，无所不备；四时景物，无所不有。山色环翠，萦抱争势；水声漱石，瀑激湍流。”他甚至写到了来此的感受：“使人来此，变烦嚣心作清凉境，化大火坑为莲花池。”一个读书人，能在佛寺里找到这样的宁静，想必那地方确实是个好去处。
但这还不是结局。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宝泉院里又立了一通碑。撰文者叫丘橓。此何许人也？他可是个大人物，也是个“狠角色”。丘橓，诸城人，进士出身，擢刑科给事中，历南京吏部尚书，早年以弹劾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及严嵩党羽闻名。万历十二年（1584），任刑部左侍郎时奉旨查没张居正家产。撰写这篇碑文的那一年，丘橓因五两银事遭罢官。是什么机缘促成了丘橓为宝泉院题写碑文？我们无从得知。但能够请得动他，足以证明宝泉院或者中间人的影响力所在。丘氏的笔墨下，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宝泉院的难得记忆。
丘橓首先在碑文里追溯了寺院的来历。然后，说出了一个关键的事实，那就是寺院迁址了。“其寺旧临污河……年久腐朽……又以寺近污而垣易滩损，始迁于兹，离旧刹偏五十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污河给了寺院最初的传奇，却也因为离得太近，年深日久，侵蚀了寺基。那么，是谁做出了迁址的决定？是一个叫静来的僧人。丘橓写道：“僧人静来，既捐己赀，复??多方，卜日鸠工敛材，柱以基之，瓦以覆之。”
“??”这个字，左“马”右“巟”，指马奔驰的样子。一个“??”字，写尽了静来二十多年的奔波。从嘉靖十九年到四十一年，整整二十二载，他穿着破草鞋，走遍四乡八镇，化缘，募捐，备材料，请工匠。旧寺拆了，新寺在五十步外一点一点建起来。前殿，两廊，山门，“焕然更新”。
最让我感动的是，静来没有忘记过去。丘橓记道：“旧有大定碑立原刹前，静来亦迁转而复立之。”那通记载着寺院“户口”的金代古碑，被他小心翼翼地迁到新址，重新立起。他知道，寺院可以搬家，殿宇可以重建，但历史的记忆不能丢。那通碑，是寺院的根。
时光流转，转瞬百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宝泉寺又迎来了一通碑，撰文者是东耿安村刘保元。刘保元，字子仁，岁贡，平阴县训导，昌乐郭齐刘氏十世。那时，已是清朝立国近五十年，天下太平。但刘保元记得，他的家族和这座寺院，有过一段“生死之交”。
碑文里，刘保元首先回忆到，其曾伯祖母赵氏，因为儿子有“宿疾”，曾来到宝泉寺，在佛前虔诚祈祷。儿子果然痊愈了，她感激不尽，便“捐资百镒为修葺”。但战乱又来了，“适值兵革蠭起，其时之父子兄弟克相保全者十无二三”。明末清初，民不聊生，但刘保元一家却“藉神明庇护，幸得无恙”。他们想重修寺院，却一次又一次被兵荒马乱打断。直到康熙年间，天下真正安定了，刘保元和族人商量：“今世值升平，民安物阜，盍承先志再建之？”
这一次，又是八年。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三十一年（1692），由族中长者刘永熙主持，“募化四方”，终于“殿落成，诸佛法像，灿然维新”。刘保元在碑文末尾写道：“此皆众居士募化之功，诸君资助之力，以成余先人志也，岂敢忘诸？敬刻石以记。”
而令刘保元想不到的是，他撰写碑文后的百年期间，宝泉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嘉庆十四年（1809）刊印的《昌乐县志》上，在介绍“宝泉寺”时，惜字如金，仅用一个“废”字，定格了其最终结局。古寺究竟又遭遇了什么？县志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一阵北风吹来，我才发现太阳已落到了远处方山的山顶。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片麦田，踩着那一溜石头，又踉踉跄跄地过了河。
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那些古人，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靠天吃饭，靠地活命，遇上灾祸便求神拜佛。在那样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唯一的寄托。可回过头看，又觉得有些可笑。战乱来了，寺被荒废；大水来了，寺要迁址；寺院没有名额，还要花钱去买。连佛祖都自身难保，还得靠乡民修葺甚至重建，它何曾真正“保佑”过谁？
如今，耿安村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靠的不再是神灵，而是好的政策，是自己的勤奋。村里种大棚搞养殖的，一年收入顶过去几十年；年轻人出去打工，回来盖起了楼房。说起如今的好日子来，老刘满脸总是堆着笑。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那份“承先志”的念头，那份“不能让根断了”的执拗，是不是还留在这片土地上？
村边有河，河畔有寺，寺里有碑，碑上有文。字里行间，是一座寺院的千年，也是一个村子的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