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里的安丘县委
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流亡胶东的党员崔杰千携伴侣回到安丘发展党员，1938年4月成立党小组，5月创建中共安丘县委，10月得到批复认可。此后县委、县独立营随八路军主力奉命西撤，安丘没了抗日武装，县城及重要乡镇被日寇占据，西南县境被鲁苏战区于学忠部进驻，西部被国民党地方部队统治。撤进沂蒙山的安丘县委书记崔杰千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潜回，领导百姓抗战。尔后地委批准了留守安丘县委，在代理县委书记潘墨卿领导下，安丘地下党展开了对敌斗争。
本期撰稿：张漱耳
潜回故里播撒火种
崔杰千
孙继武
七七事变点燃了全国各地抗日烽火，此前参加胶东“一一·四”暴动失败而流亡胶县的共产党员崔杰千、孙继武夫妇，在与组织失联的情况下，秘密潜回安丘，积极发展党员。
暴动失败流亡胶县 遭到通缉返回安丘
记述抗战时期的安丘县委，须从土地革命时期胶东的一次农民暴动说起。
1934年，临朐人冯芝庭从上海仁济医院护校毕业后，经安丘人周次温介绍来到荣成，与荣成女子吕文结婚。吕文父亲见女婿懂医术，出钱资助冯芝庭在石岛开设了新亚医院。开业不久，中共胶东特委委员程伦来石岛，与冯芝庭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考验，程伦介绍冯芝庭入党。为了缩小目标，两人征得吕文同意，将新亚医院改名石岛药房，程伦以中医身份住在药房，领导胶东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5月，冯芝庭又将在荣成县立第四小学教学的安丘人崔杰千及其妻子孙继武发展为党员。孙继武是即墨县蓝村人。他们在石岛药房成立了党支部，冯芝庭任书记，崔杰千任组织委员。胶东特委在石岛药房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崔杰千曾在军阀张宗昌部第8军驻青岛军士教导团担任军事助教，因此担任训练班军事教练。
中共胶东特委策划的农民武装暴动于1935年11月29日展开。暴动计划分东、西两路进行，文登、荣成、威海为东路，重点进攻石岛，由张连珠等负责；海阳、牟平等县为西路，重点进攻夏村，由程伦等负责。两路得手后，合攻文登城，然后“冲出胶济路，到鲁南山区打游击”。因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四，称“一一·四”暴动。在国民党81师与地方反动武装的血腥镇压下，暴动失败。此后，胶东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崔杰千夫妇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通缉，流亡到胶县，以律师为名栖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山东抗日队伍蜂起。崔杰千夫妇决定回家乡开展党的活动。11月27日，夫妇俩秘密潜回安丘县城西关崔杰千的老家硝市街。
此时，日寇逼近潍县、安丘。
秘密就近发展党员 建安丘首个党小组
七七事变后，安丘有青年学生自发上街宣传抗日。崔杰千在安丘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威望，便跻身其中秘密活动。
崔杰千在县城，表面上是烟叶税务师，暗地里寻觅可靠目标，发展党员，以期尽快建立中共抗战党组织。
崔杰千最早的目标是本村年轻教员叶之枞。当从学生中听到他上过街，从邻里那里听说他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过，崔杰千便立即前往五十里开外叶之枞教学的赵戈乡农小学见面。一番自我介绍和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把他发展成党员。
崔杰千发展的第二个党员是旧时挚友孙竹全。孙竹全，安丘四区关王乡井戈庄人，是崔杰千农村老家邻村的儿时伙伴。崔杰千回安丘后想去找他，听说孙竹全正在国民党游击8团2营当副官。崔杰千让人捎信将他约出，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孙竹全由此成为崔杰千在安丘活动的得力帮手。由孙竹全牵头相继发展了潘墨卿、沈宝然两名党员，后来，两人一个担任县委代理书记，一个无意策动的活动对整个山东抗日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
潘墨卿是安丘四区（今安丘市凌河街道）川里院民校教师，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他办的民校因本村地主暗中捣鬼，被迫关停。因咽不下这口气，潘墨卿联合几个本村和外村要好的青年伙伴投笔从戎。几个进步青年听闻安丘北部边境一带有共产党员何凤池、赵大志组建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二大队，便于1938年2月结伴到胶济铁路北投奔。
不料因日寇占领了胶济铁路，何凤池、赵大志已带队转移，去向不明，几个人怏怏而归。孙竹全得知此事，马上向崔杰千汇报。
崔杰千眼前一亮，当即派孙竹全到川里院找到潘墨卿。于是便有了第二天崔、潘二人在硝市街的会见，继而有了1938年4月在崔杰千家中建立的安丘县第一个秘密党小组。小组成员5人：崔杰千、孙继武、叶之枞、孙竹全、潘墨卿。
沈宝然是安丘五区（今昌乐县红河镇）汶河南岸的沈家庄人，清朝光绪年间出生。青年时代远走国外出卖苦力，33岁时回归故乡。1938年春天，他到南流镇王家赤埠走亲戚时，孙竹全介绍崔杰千与他相识。两人一见如故。
崔杰千问沈宝然：“老哥到过苏联，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沈宝然说：“他们建设得很快，在那里共产党领导，没有穷的没有富的。”崔杰千又试探着说：“日本人打进来，杀害中国人，只有和他拼上，才有活路。现在打日本的中国人，一部分是国民党领导的，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后咱也加入共产党吧？”看到沈宝然点头默许，随后崔杰千就给他发了自制的入党表格。
与党失联工作不停 发展学生加入组织
崔杰千夫妇因与党失去联系一年多，按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能做入党介绍人的。
4月的一天，面对一批积极入党的青年学生，崔杰千开诚布公：“我现在是这样考虑的，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为党工作。所以我一面找组织关系，一面照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发展党员。等到我的党籍问题解决后，党组织大概会承认我在与党失联的情形下发展的党员。如果获得组织的承认，你们就是共产党员，如果组织不承认，你们也不要埋怨……”
令他喜出望外的是，这番坦诚的话没有熄灭青年学生的入党热情。大部分人当场宣誓入党，其中也有家境良好的人。
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5月4日，党的核心支部在川里院潘墨卿家里成立。崔杰千任书记，潘墨卿负责组织工作，徐欣三负责宣传工作，孙继武负责妇女工作。旋即，安丘有五个区成立区委。区委书记安排如下：一区周才全、二区赵景亮、四区刘清风、五区沈宝然、六区徐欣三兼任。各区均配备了组织、宣传委员。
安丘县委得到认可
王林岗
淄博特委书记金明（右）与组织部部长杨纯（左）合照。
崔杰千西去寻找党组织恢复组织关系，他在安丘成立的县委班子经中共淄博特委报请山东分局予以批准。特委领导到安丘宣读批文，指示加速建立与之配套的地方武装——安丘独立营。
西去临朐找组织
住店巧遇王林岗
崔杰千有空就到外面寻找上级党组织，希望能为他和妻子恢复组织关系，可惜一直无果。
崔杰千深知县委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1938年7月，他派出赵季武在五区红河一带组建安丘独立营。
起初工作毫无进展。时五区区委书记沈宝然只与崔杰千和潘墨卿单线联系，崔杰千和潘墨卿来找沈宝然，请他帮助拉队伍。到了10月，恰好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来到五区，沈宝然抓住机会，从本村、邻村动员了80多名青年加入了独立营。沈宝然还根据崔杰千、潘墨卿的指示，从队伍中遴选好苗子入党。单从本村摸得着底细的人当中就发展了11名党员。后又将参军、入党工作扩展到河西、梁家庄、辛家庄、上涝坡、南郚、北坡庄、平原、东柳沟等村。队伍扩充到100余人，党员30多名。
崔杰千无时不想着找到党组织，他去了八支队的司令部，看能否接上关系，得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刚刚批准组建的淄博特委就驻在博山农村。崔杰千马不停蹄一路向西，去寻找淄博特委。
而此时，刚建立两个月的中共淄博特委已打算到安丘。特委书记金明、组织部部长杨纯于腊月初，向山东分局组织部巡视员陈璞如报备，特派干过临朐县委书记、后调特委机关工作的王林岗，与一位姓张的同志去安丘开展工作，王林岗任安丘县委书记，张同志任组织部部长。
接受任务后，王林岗、张同志启程赶往安丘。当走到临朐南九山镇时天色已晚，巧的是与西去找组织关系的崔杰千住进同一家店。谈话间，彼此都觉得对方不是一般老百姓，越谈越近，最后崔杰千先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地下党员，原是教师，参加了石岛暴动，回到安丘老家，组织发展了党员，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几个党支部，后又成立了县委，大家推他任县委书记，可惜一直没有和上级党的组织联系上，不知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他介绍入党的党员，迫切需要党组织承认。
王林岗听了非常高兴，他曾听冯芝庭谈过石岛暴动的经过，和崔杰千讲的主要情节基本一致，并且听说崔杰千还是冯芝庭介绍入的党，因此很相信崔杰千的话。王、张二人遂决定不去安丘，带着崔杰千回到特委，向杨纯说明原由。杨纯和金明碰头，给出的态度是，特委虽然承认事实，但还是不放心，决定由王林岗再到安丘考察一下。
县委得到山东分局承认 淄博特委书记布置任务
崔杰千带领王林岗到了安丘，住在农村一家小店里。几天下来，通过广泛同各支部的党员接触，基本确定：崔杰千发展的党员成分比较纯，80多名党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进步的青年学生。只有两名富农出身的学生，三名中农出身的农民。县委、区委也比较健全，活动正常。
王林岗回特委作了汇报，建议承认安丘的党组织以及一年来发展的党员。
特委采纳他的建议，报告山东分局，山东分局恢复了崔杰千、孙继武的党籍，批准承认了安丘县委及安丘的党员。拿到批文，金明、杨纯与宣传部部长魏思文，还有王林岗，一同来到安丘五区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宣布安丘县委成立：崔杰千任县委书记，潘墨卿任组织部部长，徐欣三任宣传部部长，王培真任武装部部长，王映光任青年部部长，周耀山任统战部部长，赵季武任安丘独立营营长，孙继武任妇女部部长。秘密工作的叶之枞没有公开宣布。
金明布置了今后任务：一是广泛秘密地组织青年参加独立营，二要千方百计在敌伪内部建立秘密联络点。要求县区干部不要暴露身份，以便在必要时转入地下活动。金明、杨纯最后决定留下王林岗，进一步帮助完善安丘县委工作后再回特委机关。
县委成员共有九人 个别人员存在争议
这届安丘县委共有9人，除了武装部部长王培真存在争议，淄博特委对于其他人选的认可达到高度一致。
王培真，安丘白芬子人，口碑并不好。前几年他致马家埠的小姨子胡金蝉怀孕，4个多月后村里人发现了，将她埋在对扣的两口大缸内，幸亏夜里游击队扒开大缸将其救出。活埋过程中，王培真始终没有露面，在当地影响很坏。对于吸纳他进县委委员，并担任县武装部部长，有几人提出过异议。但是崔杰千却做大家的工作，表示不能把生活作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认为王培真革命的愿望强烈，不该被拒之门外。事实证明，这回崔杰千判断失误，王培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脱党。
县委人员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年轻的优势。除了县委书记崔杰千41岁，武装部部长王培真接近40岁，其他成员均30岁左右。
最年轻的是叶之枞，最初承担青年部的工作，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安丘县文教科举办的教员培训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夏坡任教。崔杰千考虑他有双重身份，让他作为县委常委转为单线联系，做党的秘密工作。这以后，叶之枞相继任教于日伪西门里小学、县立第一小学、师范讲习所。在做地下工作中，日伪县公所对他有所察觉，把他逐出了安丘县城，他又来到四区戚戈庄办了一个小学班，以教学作掩护，暗地里保持与县委的联系。
撤离之后再回安丘
崔杰千夫妇与徐欣三（右）合影
1939年春，蒋介石授意重新调整山东防区，八路军被迫让出安丘，成立仅两个月的安丘县委、安丘独立营难以立足，随部队撤进沂蒙山。在这种条件下，崔杰千等相继往返安丘，延续县委工作。
独立营发展壮大
青年部功不可没
安丘县委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广泛秘密地组织青年参加独立营。县委青年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担任青年部部长的王映光原在莒北召忽一带的国民党第69军高树勋师招考的学生队。抗战之初中共中央派张友渔为首的一批干部到石友三部进行统战工作，成效很大。学生队聘请教员均为八路军干部，如霍国栋、冯占清、王鑫、王哲等。八路军第九支队政委傅骥也常去指导。王映光闻讯参加了学生队，并经霍国栋、冯占清介绍入党，还担任学生队支部书记。一天他回川里院，潘墨卿将他介绍给崔杰千。王映光提出带他去见霍国栋。崔杰千则有两个想法，一是为与组织重新联系碰碰运气，二是想把王映光要来为县委工作。第一个想法没能实现，但崔杰千与霍国栋交谈后不久，王映光被安排到安丘县委工作，任命为青年部部长。
崔杰千给王映光配备刘承智做助手。1938年底，王映光推荐了两名青年部干事，都是四区的。一名是小儒林庄的李耀桐，一名是大路村的孙宝和。两人主动提出到汶河北拉队伍，发动青年参加独立营。王映光向崔杰千汇报，得到赞许和支持。两个干事拉回30多名青年加入了安丘独立营。
随着队伍壮大，特委留下的王林岗几次出面与八支队协调，他们同意为安丘独立营发放枪支，还派来一名指导员（后改政委）。1939年正月，淄博特委与安丘县委在沈家庄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党员培训班，范围达四县，二十五六个人，由王林岗主讲。参加培训者反映，虽然时间短，但是收获很大。
国民党重新划定防线 县委随支队撤离
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提出重新划分防线的反动措施，逼迫八支队离开安丘。
山东分局从抗日大局出发，答应了沈鸿烈，让八支队往西南方向的沂水马站撤退整编，同时安丘独立营随支队行动。王林岗、崔杰千带着正式成立仅两个月的安丘县委一同离开。以后，崔杰千一直在临朐，王林岗回到了淄博特委。
由于撤离仓促，在汶河北的两个青年干事李耀桐和孙宝和没接到通知，还在那里动员青年参军，结果被厉文礼部包围，孙宝和当场被打死。李耀桐被捕，后虽然保释，但在来年计划打入韩寿臣的十团时，被厉文礼的特务队认出，惨遭活埋。
安丘独立营随着八支队撤到沂水马站，参加了马站整编，半个月后，独立营编入八支队主力，接着移防临朐县坡庄。
失去了武装的安丘县委书记崔杰千，不甘心好不容易建立的安丘县委就这么销声匿迹，恰好有特委交办的任务，便派潘墨卿、徐欣三返回安丘，进行试探性工作。当时淄博特委安排的任务是：利用有利时机发展党员，确保一年送三批党员（每批8至10人）来特委受训。另外注意统战工作。
潘墨卿、徐欣三回安丘后，全年共发展党员120名，送出6批共40多名优秀党员到淄博特委受训。他们还按轻重缓急调整了组织建设：一区区委书记调为韩光三，组织委员调为王谟，宣传委员调为王文秀。一区委调整后两个月，就发展3个支部，12个党小组，42名党员。下半年又以二区为重点，发展3个支部，38名党员。
统战方面，潘墨卿等除了与一区、三区、四区、六区部分顽伪乡长建立关系，还在厉文礼四团团部，十六团一营、二营建立内线关系，在韩十团建立了以张俊千为书记的党支部。厉文礼特务团一营与安丘县委保持联系，曾几次掩护我方同志。安丘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剩余人员秘密返回安丘 艰难延续县委工作
1939年6月，崔杰千等在临朐听了潘墨卿、徐欣三近半年的工作汇报后，县委剩余人员决定返回安丘。
6月6日，他们来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设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了通行证。次日一早，离开东里店时，适逢日寇“扫荡”鲁中，飞机轰炸，百姓纷纷跑进山沟避难。
几人一刻不敢停留，步履艰难地赶到安丘崔巴峪方得以休息。再行途中，差点被厉文礼独立四团扣留，他们终于赶到徐家寨徐欣三家，旋即在此召开了县委会议。头两个月，风平浪静，县委工作卓有成效。
但是，随着国民党地方游击队贯彻蒋介石的反共密令，成立特务队、防卫队、侦察队等反共组织，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所谓“经济调查组”“农村工作队”“户口调查团”以及设置教育界所谓的“县区督察员”“中心教员”等，这些实际上是清查共产党员的组织，安丘县委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名义上在安丘山区游击抗战的厉文礼，连以上都配了专门的特务员，分乡区查找共产党的活动，形势极为严峻。
8月，几乎每天都有特务分子追查崔杰千和孙继武的行踪。崔杰千等人更加小心，同时着手清除党内动摇分子，将40多名贪生怕死、不敢参加组织活动、不敢接受党的任务和那些没有通过组织允许就参加顽伪军政的党员清除出党，生存环境稍有好转。
继续留守坚持斗争
潘墨卿
张俊千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安丘县委不得不再一次撤退。组织部长潘墨卿提出留守安丘坚持斗争的要求，得到了地委批准，他代理安丘县委书记，此后的安丘县委进入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岁月。
崔杰千返回沂蒙 潘墨卿留守坚持工作
不料，敌人接下来采取的手段更加毒辣。厉文礼、李瀛仙（国民党安丘县党部书记）都组织了暗杀团，主要目标还是崔杰千、潘墨卿、徐欣三、赵季武，敌人不知道，赵季武编入主力后并没回安丘。县委天天处在危险之中。
1939年9月，当八路军胶东交通营路过安丘五区，崔杰千决定，安丘县委成员随交通营返回沂蒙山区，请二地委重新分派工作。但组织部部长潘墨卿自觉社会关系多，尚能工作，并不想走。他对崔杰千说：“都走了也没法向党员同志们交代，已经进行的工作会受到严重影响。”表示愿意留下来坚持工作。崔杰千考虑了一下说：“那也好，我们回地委汇报后，再作决定。”
崔杰千在临走前对留守人员有所安排：一是去见了五区区委书记沈宝然。告知他自己要返回沂蒙山，待机返回领导抗日。“你和潘墨卿留下，好好配合坚持工作”。二是到慈埠店子听刘冠三汇报二区的情况，让刘冠三接替王映光担任青年部部长，与潘墨卿配合，做好长期潜伏，坚持斗争。原青年部部长王映光遵县委指示，化名王晓呋，已经打入厉文礼的地方部队。
很快，二地委同意了潘墨卿留守安丘的请求，批准他为（代理）县委书记。
回到二地委的崔杰千被任命为二地委委员、中共临朐县委书记。后又任沂水县委书记、鲁中二地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鲁中联合办事处司法科科长，沂北行署代理主任，有长达4年的时间不再领导和过问安丘县委的工作。
县委步入艰难岁月 领导农民减粮斗争
潘墨卿领导安丘县委时期，是安丘县委最艰难困苦的岁月。
进入1940年，安丘各地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先有井戈庄支部的书记孙希孔、组织委员孙子厚等4名党员遭到国民党昌乐县县长张天佐暗害；四区区委书记刘清风被暗害重伤，青年干部李兆桐宁死不屈，四区有7名党员牺牲。
1月，潘墨卿与韩十团的党支部书记张俊千得到地委指示：整个鲁中，安丘是缓冲区，县委继续地下工作。同时要以支部为单位，加强对党员的阶级教育、保密教育，审查党内危险分子，停止他们的组织生活。
张俊千的公开身份是韩十团九连司务长，不再参加安丘县委会议。韩十团的党支部归潘墨卿单线领导，共7名党员。
留守的安丘县委也重新作了分工：县委书记潘墨卿负责一区、二区，宣传部部长李锡三负责四区，组织部部长王善堂负责五区，秘书潘希贤负责六区。整个内线关系由潘墨卿兼管。
1940年春，因敌伪双重压榨，安丘人民食不果腹。整顿后的180多名党员，有很多因生活所迫，流离失所。潘墨卿针对这种情况，展开反对交公粮（给养）的斗争。一是通过在有党组织的村子掌握村政权，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斗争。二是通过内线关系向顽伪乡、保长施加压力，指出谁强迫老百姓，谁就是汉奸。另外对特别困难的党员家属给予粮食救济。粮食的来源，一是在村里扣交的公粮，二是通过内线关系从顽伪政权内部弄来。
二区便衣队举事失败
县委再次与组织失联
盛夏时节，潘墨卿接地委紧急通知，带领张永勋、王映光、王宇一等7名青年去地委驻地三义店受训。不料赶到时，地委已经转移，只得去临朐九山镇鸡窝村找到了赵季武。赵季武转告，因要准备打仗，受训工作停止。愿意留下的参加部队工作，不愿留下的速回安丘。有3人愿留，潘墨卿带剩余4人再次突破敌人防线，穿过近100公里的敌占区，返回安丘五区。
这时，国民党51军来到安丘南部边境驻防，潘墨卿利用关系，与51军保持了良好关系。然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安丘第二区（今坊子黄旗堡一带），做对敌隐蔽斗争。潘墨卿在二区化名李玉（字际龙），以行医为名与赵景亮、赵大宗、刘承智在这一带组织了30人的地下武装，名义上是“伪二旅四团第二便衣队”。名誉队长周三时是4团团部书记长的内弟；队长由韩十团团长韩寿臣的服孙韩德胜担任。与此同时，潍县县委也在潍、安边界一带成立了18人左右的便衣队，队长单连岱，归潘墨卿统一指挥。一时北到铁道、南到汶河为地下党控制，成为安丘县委干部的隐蔽地。
1940年8月，潘墨卿组织的第二便衣队队长准备不足，酒后举事失败，被驱逐遣散。面对不利情况，潘墨卿忙把第二便衣队的同志安排进51军特务二中队（该队1942年起义)。
潘墨卿也暴露了，便转移到沈宝然领导的五区。这时县委与上级组织已失联三个月。潘墨卿得知五区派出赴地委的通讯员尚未回来，想再派潘学海前去，苦于没有路费。潘墨卿回家背着母亲卖掉了八分好地，一半买成粮食给家中妻孥用度，一半作为县委的活动经费，拿出些让沈宝然安排。潘墨卿的父亲潘国文农闲时做木梳贴补家用，勤奋劳作，略有薄产，土地从三亩扩大到六亩。父亲去世后，家里卖了二亩地将其安葬，仅剩四亩维持生计。
形势恶化书记遇险
叶之枞画像（安丘市烈士陵园 供图）
时驻守安丘五区的厉文礼（右）
以潘墨卿为首的留守安丘县委随着形势恶化，转入了地下工作模式。在厉文礼推行“保甲制”以后，身份暴露，虽然没有给潘墨卿带来杀身之祸，却被送鲁苏战区部队关押，难以保释。
“保甲制”下难以隐藏 党员干部相继遇害
1941年1月，厉文礼在安丘县委活动区组织了三支便衣队，专门针对地下党。另外，张天佐在汶北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国民党安丘县县长也在四区搞了一支暗杀队。地下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潘墨卿为了生存需要，打着给51军扩充铁道队的名义，让51军将厉文礼的三个便衣队赶出了一区、三区，危险局势稍有缓和。
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闻讯后，把厉文礼叫去斥责一通，令其在全区推行行政保甲制、教育特务制、军队训政制，坚决清除共产党。
沈鸿烈反动政府时代的保甲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这对地下党威胁尤甚。厉文礼的“清共”大见成效，安丘多名县委干部被捕。由于叛徒告密，叶之枞在戚戈庄被厉文礼的“清共便衣队”逮捕，押至司令部驻地夏坡。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被押往六区上株梧村杀害，年仅24岁。
孙竹全也壮烈牺牲了。他自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遵照崔杰千的指示，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利用在厉文礼十一团担任副官的条件，多次掩护同志化险为夷。后不幸在革命低潮期被叛徒出卖活埋。
潘墨卿回家遇险 巧化装机智逃脱
潘墨卿在实行保甲制后第一次回到川里院，保甲长就将他的行踪报告给厉文礼的便衣队队长陈铭奎。陈铭奎迅速带队赶来。川里院有圩子墙，他在出入口放了岗，然后到川里院的大地主家通报。川里院是个大村，有多个保甲长，厉文礼选了村里的富户担任总甲长(也称里长)，负有代官府征收捐税、摊派徭役以及驿递等一应责任。
陈铭奎在地主家说前来抓潘墨卿的消息，恰好被地主小老婆听到。她乘人不备，快速溜出去到潘家通风报信。
潘墨卿找了一顶破苇笠戴着，扛了一把锄头，急急从西门走脱。刚跑出一里地，就听到身后传来枪声。潘墨卿扔下锄头，利用庄稼地掩护逃脱，跑到了五区沈宝然家里。
那一阵子，不但厉文礼所部严查共产党，于瀛仙也带人明察暗访。他们互相勾结，于瀛仙把一份绝密名单提供给厉文礼，潘墨卿、沈宝然都赫然在列。
审查这份名单时，厉文礼部的军需处处长吴之昌以常在沈宝然家居住和活动为由，断然否决了沈宝然是共产党，厉文礼便把沈宝然的名字抹去了。沈宝然还与厉文礼的执法队队长韩永静打得火热，韩永静将黑名单一事隐约透露出来。沈宝然迅速告知潘墨卿，潘墨卿马上与同他接近的潘家老庄潘中辉逃出五区。潘中辉逃到青岛，后来当了汉奸。而潘墨卿逃到潍县一带，找到51军便衣队队长周佩臣，声称可以为他拉队伍，由此混进了便衣队。
潘墨卿被捕关押
沈宝然设法营救
化名为李玉的潘墨卿在许戈庄活动时，终于被陈铭奎抓住了。当时，潘墨卿为了等派出去的联络员回来，冒险多住了一宿，结果被保甲长发现告密。已经是十六团三营营长的陈铭奎前来搜查，发现生人名叫李玉，持有51军公函，陈铭奎不敢确定，就作为共党嫌疑，交回了51军，关押在宗山后第一看守所。
不久，厉文礼得到举报，李玉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安丘县委书记潘墨卿。厉文礼的二纵队和伪安丘县政府十分不满，联合作了检举，提出把李玉交给他们处理。不过由于51军与二纵队有结怨，一名副官因为给养问题被二纵所杀，他们的举报暂被置之不理，厉文礼正考虑再次寻找证据。
沈宝然闻讯，连忙向便衣队队长周佩臣求助。沈宝然说：“交给二纵队，李玉肯定被杀，外界一定会说是杀了51军内部的共产党，影响你们的名誉。”时51军军长周毓瑛是周佩臣的叔兄弟，周佩臣去作了工作，周毓瑛三思之后，答应找保人释放李玉。
沈宝然接着跑到潘墨卿的老家川里院找保人。然而，村里人说，潘墨卿神出鬼没，不了解他在外面干了些什么，说什么也不出保。
沈宝然无奈，在与上级还没有接上关系的情况下，召开了安丘第五区党支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营救潘墨卿。参加会议的有王木周、王本碧、沈即之、李耀亭等。然而研究来研究去，最终是等局势稳定，找上级组织请示办法，营救潘墨卿。
沈宝然心有不甘，他想或许让多年驻防安丘边境平安无事的鲁苏战区部队不再平安，遇乱撤离时，可以伺机救出潘墨卿。
那几天，沈宝然围绕这个问题，大脑急速运转。
关押潘墨卿的是鲁苏战区的主力部队。自1939年入驻安丘、沂水边境，名为抗战，实则观战。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从保住东北军出发，选择了“中间路线”：既服从蒋介石，也不与共产党为敌。
沈宝然决心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给51军“找点麻烦”，只要双方交上火，才好乘机救出潘墨卿。
扒路救人引发大战
沈宝然
为了营救在鲁苏战区部队关押的县委书记潘墨卿，五区区委书记沈宝然设计鼓动51军便衣队夜扒胶济铁路，一下惹怒了日军进山“扫荡”，于是“圈里大战”爆发，化名李玉的潘墨卿乘机逃走。
沈宝然定妙计
便衣队扒铁路
经过冥思苦想，沈宝然想出了一个好点子：策动51军上胶济线扒铁路。
沈宝然明白，胶济铁路是日本鬼子的命脉。他想起几年前，何凤池等领导的七支队联络韩寿臣，将由坊子到蛤蟆屯的铁路破坏后，鬼子就曾进行过疯狂的报复。如果51军在鬼子“命根子”上也来这么一下，肯定会惹出事来。
沈宝然去找周佩臣，提议便衣队去“扒铁路、打鬼子”。沈宝然鼓动：“我昨天从潍县来，发现铁路的鬼子不仅人员少，而且相当松懈，是干他们一下的好时机。你们中央军给他们二纵（指厉文礼的部队，厉文礼被沈鸿烈罢去第八区保安司令后投靠于学忠，编为战区第二纵队）做个榜样看看，也暖暖中国人的心吧！”周佩臣开始有点怕，沈宝然给他壮胆打气：“一定能打胜仗，我带着你们去！”
晚上，周佩臣挑选了八九十个战士，带着一色的轻武器。沈宝然在前头带路，他健步如飞，几个小时后，就来到了潍县以西的胶济铁路边。
一切如沈宝然所料，他们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没费什么力气便干掉了留守的鬼子，然后掀铁轨、割电线。掀下来的铁轨和割下来的电线能运走就运走，不能运走的扔进水湾或交给一些百姓藏起来。一直干到天快要亮了，便衣大队撤回。沈宝然找了个托辞，说去蛤蟆屯看一个拜把子兄弟。这蛤蟆屯的兄弟是他在朝鲜结识的，此时给鬼子当翻译。
曾经的“患难兄弟”一见，喝了顿小酒。沈宝然故意让拜把子兄弟向鬼子“告密”，说掀铁路的事是于学忠的51军干的，还说了山里驻军的一些情况。
然后沈宝然迈着醉步回家，牵上一头小驴子就进山找便衣大队队长周佩臣去了。沈宝然让他去告诉他大哥51军军长周毓英：“鬼子可能没几天就要调集日军进山‘扫荡’，做好应战准备。”周佩臣问：“消息从哪来的？可靠否？”沈宝然说：“蛤蟆屯火车站向鬼子打了电话，可能不只调集胶济线上的鬼子，当然也可能不来，但是依照惯例，十有八九要来。”
鬼子进山“扫荡” 潘墨卿趁乱逃走
1942年2月6日，距离沈宝然带51军便衣大队扒铁路不到10天，沂水东北乡圈里战役打响。时于学忠的战区总司令部驻许家庄，113师师部设在唐王山后的七箭村，他们1939年就来这里驻防了。安丘的柘山、郚山许多村庄驻有司令部的直属单位。
晚上，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安丘南逯乡境。兵员驻满了马朗沟、南逯、泥沟子等十几个村庄。
2月7日，日军主力到达，有第17、20、21、32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计5万余人，伪治安军5万余人，总共10万余人，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挥，雄心勃勃来对鲁苏战区司令部发动“铁壁合围”。
下午，先头部队进犯到沂水地界的天晴旺东山，与51军干训团警卫连接上了火。日军呼叫了28架次的飞机轰炸天晴旺村。原来，他们误以为此地就是鲁苏战区总司令部。
大批敌人把注意力放在这里，结果使得驻许家庄的总司令部、政治部等大机关和驻七箭的113师师部安全转移到莒北。
敌人扑空，杀人放火，拿百姓出气，烧毁了30多个村庄的房屋。天晴旺村尤甚，化为废墟。
圈里之战一开打，鬼子扑向安丘南境时，113师忙着转移，潘墨卿处于无人看管状态，从而顺利逃脱。
潘墨卿两度隐入青岛
留守县委已名存实亡
潘墨卿出来后，先回到老家，安丘县委早已满目疮痍。李锡三壮烈牺牲；潘希贤逃亡；王映光去了济南，行踪难觅；王善堂逃亡大连刚刚回来，隐蔽在家不敢活动。在潘墨卿被捕后，留守县委基本垮了。
就在潘墨卿在家打探情况时，厉文礼手下的便衣队来到四区乡公所坐探。伪乡长王贵民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急忙找潘墨卿送信；川里院支部书记潘钦集也再三劝他离开。
潘墨卿内心彷徨，从家里悄然溜出来，去北海找交通营准备随队去鲁中接关系。潍北县委书记姜克林陪同他到北海军分区，见到了军分区孙政委。孙政委看到潘墨卿腿部肿得厉害，不能徒步长途，让他先留在潍北休养。
从3月开始，鬼子“扫荡”封锁了铁道，讹传交通营不能去鲁中，转道去了高密。潘墨卿避难于苏家庄头苏效贞家，与潍北也失去了联系。
10月，青岛的内线关系于长溪回到潍北九区，与潘墨卿联系上，邀他一起去青岛。潘墨卿也觉得在潍北亦非长久之计，遂跟随而去。
到了青岛才知，于长溪只是预备党员，在青岛想搞一支便衣队。潘墨卿认为时下局势复杂，劝其不必发展，自己又原路拔回，重返二区，欲继续在苏家庄头搞内线关系。可惜一直不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而这一片都是敌占区，不是安全之地。无奈，他只得又回青岛找于长溪。他一离开，安丘县委已经名存实亡。
到了秋后，在莒县的于学忠在约15000名日军的“扫荡”下被迫北上，向驻守在安丘谭家秋峪一带的113师靠拢，由此又引发了唐王山、虎眉山、擂鼓山大战，双方鏖战5天5夜，敌我伤亡比例1：1.5。
1943年2月20日，日军发动了安丘城顶山战役。此役鲁苏战区主力元气大伤，导致于学忠未予交接即下令向安徽阜阳撤离。退出的防区成为真空，由中共山东分局及军区占领。至此，沂蒙山大部才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掌控之下，成为红色抗日根据地。
战局扭转重组县委
1943年8月安丘县工委在柘山西古庙的办公旧址
潘墨卿《安丘党组织的发展》手稿
潘墨卿逃往青岛，想破坏厉文礼在青岛设联络办事处的计划，而没有听从召唤回地委。地委调整了安丘县委，崔杰千再次成为县委书记，在崔杰千的带领下，安丘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潘墨卿滞留青岛 崔杰千再调安丘
潘墨卿再度回到青岛，找到于长溪，于长溪以扩充便衣队为借口，向日本人藤位和夫(中文名杨雁瑞)为潘墨卿要了个身份，作为掩护。后来这成为历史问题难以说清。
1943年3月，地委委派潘钦集到青岛找到潘墨卿，要他速回地委。潘墨卿说正谋求在四方路举事，得悉投降鬼子的厉文礼计划在青岛设联络办事处，他便想破坏，将厉文礼赶出青岛。种种理由，令他没有执行地委指示。
当时，安丘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日伪政权已危如累卵。从1943年7月中旬，鲁中军区一团在李福泽、地委书记王一平率领下，奉命开辟莒（县）沂（水）安（丘）边区根据地。地委为了跟上地方政权建设，在召唤潘墨卿无果的情况下，调整了安丘县委人员，又调原来的安丘县委书记崔杰千跟随部队进驻安丘六区，筹建新的安丘县委。
形势变化相当快，没几天，鲁中一团奔袭秦启荣指挥部，歼灭了其残余部队，并在安丘辉渠辛庄子村北谷地将秦击毙。此时解放区已有柘山、南郚、岐山三个区共198个村，地委指示，尽快建立地方政府，不要等条件完全成熟。同时决定把莒县在渠河以北63个村划归安丘县。于是，8月下旬，中共安丘县工委建立，崔杰千任工委书记。9月初，党工委改为安丘县委，隶属莒沂安工委，崔杰千任县委书记兼安丘民主政府县长。
潘墨卿报到 领任务再返青岛
潘墨卿回来报到时，新的安丘县政府早已全部就绪，崔杰千对潘墨卿予以严厉批评。沂山地委、军分区听取了汇报，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让潘墨卿带两个任务再返青岛。一是了解国民党海军的情况，二是把那里的工人小组带回来。
完成任务后，潘墨卿在第三军分区暂任联络秘书。时任地委书记霍士廉对潘墨卿的情况有这样的意见：肯定潘墨卿失掉了组织联系仍然为党工作的行为，应该恢复组织关系。但是被捕阶段需要找个证明。
1944年4月25日，夏坡战役打响，潘墨卿因为参与内部策反被记二等功，他从解放区找到了王星桓作证明人，组织关系得以恢复。但他已淡出了安丘县委。1947年冬至1948年春，他到地委学习，结束后就被调到滨海军分区负责联络办事处工作。
一路向北发展 迎来胜利曙光
崔杰千重新执掌安丘县委兼民主政府后，相继在县域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抗日组织，轰轰烈烈开展减租减息、土改反霸以及大生产运动，送粮、送军衣、送弹药支援前线，还动员了一批批青年骑马戴花光荣参军，壮大抗日力量；同时积极组织群众武装，建立了500人的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汉奸，声名威震山东。
敌人把这块红色的土地看作眼中钉，不断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民主政府组织民众日夜警戒放哨，侦探敌情，捉拿汉奸，坚壁清野，与敌人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辖区的这些民兵通过散发传单、对敌喊话、割电线、埋地雷等打击敌人。有时候还直接同敌人干。如崔家峪民兵，用土枪土炮数次打退敌人。
坚持斗争到了1944年，根据地光是民兵就增加到2500人，他们配合八路军主力，由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特别是开春，鲁中军区李福泽率一团北渡汶河，在安丘五区平原梁家官庄消灭了厉文礼的第三团；11月中旬，一团北上再渡汶河，消灭了张天佐的指挥部，继而又攻克了平原、高崖的日伪据点，控制了牛沐、郚山，安丘县民主政府建立了郚山区。至此已有柘山区、南郚区、郚山区、四区和六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受日伪顽军夹击的不利局面彻底扭转，抗战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1945年4月下旬，我军经两天三夜解放了夏坡后，安丘县委与民主政府迅速北上，由马时沟迁来李家夏坡，在谋家河召开了七八万人的讨厉大捷庆祝大会，五六十里远的群众星夜赶到，沂山剧团也来助兴演出。此时民主政府疆域又扩大到寿山、夏坡、凌河三个区，并把石泉定为游击区。国民党匪军、孙十团、秦团、诸城保安大队、警察大队和辛永功的部队以及还乡团共8000余人紧缩在安丘城，仅仅统治着方圆十多里的地盘，缺草断粮，苟延残喘。
到8月初，崔杰千率县委机关进驻雹泉、白芬子，步步逼近安丘城。
就在日寇节节败退之际，二地委的《沂蒙导报》撤并，社长徐仲林不愿回山东分局，向党提出了到一线锻炼的强烈要求。组织权衡之后，决定将崔杰千升任第三专署三地委担任副专员，派徐仲林接替崔杰千，担任安丘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
崔杰千抗战胜利后去华东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鲁中南行政公署司法处处长。1950年5月任山东省人民法院民事庭长。1954年4月调任上海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法律系总支书记、系主任。1974年2月逝世，终年77岁。复旦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潘墨卿解放前夕随大军南下，留在南京市公安局担任科长。1973年再因滞留青岛的历史问题遣回原籍，任安丘县参议。1974年2月在家过世，享年72岁。
本期图片由张漱耳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安丘抗战大事纵览》《中共安丘地方党史资料》《潘墨卿谈安丘党组织的发展》《沈宝然：我的革命经历》《于学忠如何由观战被拖入抗战》《艰难岁月里的县委书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