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西藏”
20世纪60年代，中央在全国抽调了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进藏工作，1963年，作者的父亲作为被选中的一员赴藏，在西藏工作了20年。他的经历在亲人眼里是陌生的，于是，作者只身赴藏探寻父亲的足迹。在西藏的高天厚土之下，作者蓦然意识到：全国支援西藏并非一人一家之事，而是关乎国家战略、民族团结的国家大事。自此，作者的个人情怀提升为家国情怀，使命般地扛起了传播“老西藏精神”的重任。本期记录了近20年来，作者在寻访、书写“老西藏”中，与父辈进行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以及“老西藏精神”对自己的影响。
本期撰稿：王溦
急切挖掘父辈进藏经历
1963年，山东省调藏干部与部分家属在拉萨合影。
1963年，作者的父亲被选中进藏工作，内调回来时已20年。但一直以来，父亲去西藏的具体缘由，以及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待这么久？亲属却并不了解。为了探寻父亲的西藏情结，也为他留下一本回忆录，作者开始查资料、拜访进藏人员、只身赴藏考察采风。
参加抗日为党工作
选调进藏义不容辞
我的祖籍是诸城市石桥子镇王家西院村，1960年父亲从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岗位调任程戈庄公社党委书记。1963年，中央从全国选调392名干部进藏工作。年富力强的父亲被组织选中，没想到我家平静的生活从此改变。
父亲王鹤田1928年出生，7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带着他和三个妹妹闯关东投奔亲戚，却被亲戚嫌弃。祖母以“用要饭棍也要撑起老王家”的“强势”，带着“三张嘴”回了老家，把唯一的儿子留在了东北。父亲靠捡煤核、卖煎饼的勤奋，赢得了其舅母的喜爱并资助他学文化，使他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事。15岁时父亲从东北回到家乡，担任了村里的儿童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站岗、放哨、打鬼子。后来他受到相州早期党组织的熏陶，传递情报、征集粮食。1947年他从粮食助征的岗位参加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政府计划科副科长、城东区区委书记、县计划委副主任、下泊乡党委书记、城关公社党委书记、程戈庄公社党委书记。
父亲性情敦厚、孝老爱亲。很小就接受了私塾教育，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磨练了顽强的意志，在山河破碎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在党组织的培养熏陶下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接受组织选调的时候，家里有年轻就守寡的母亲、事业心超强的妻子、最大不满8岁的四个年幼的孩子。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是党员干部就为人民服务，是国家干部就服从国家需要。可他哪里知道，这一去就走得那么远，那么高，那么久。父亲进藏5年多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内调后担任潍坊地区行署副专员时，距进藏时已经20个年头。
父亲进藏时我不满6岁，他内调后我已经结婚成家。此时祖母已去世，他不仅没能送终，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为了补偿对家庭的亏欠，他在半年的休假期内，包揽了全部家务，还在我孕期、坐月子时无微不至地照顾……
父亲正式走上潍坊地区行署副专员岗位，母亲也被安排到地区中医院工作。地改市时，父亲担任了潍坊市副市长。1987年他生病住院期间，组织才发现他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就把我从诸城调到潍坊，由此我也有了对父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
进藏回来一身高原病 不忘初心拒让亲戚“沾光”
在潍坊地区新建的家属院里，同排住着三位从西藏内调的副专员。地委善待这些从西藏回来的同志，把新建的家属院让他们先挑，他们无一例外地选了位置较差的西户（东西两户一组）；他们有条件为妻子儿女安排好工作，但无一行此“方便”；他们带回了一身高原病，却都始终保持了对党的忠诚，勤政为民、两袖清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家人和亲戚开绿灯。有位王伯伯曾对子女吼道：“想让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父亲虽没有王伯伯那么决绝，却也是亲属头上的“紧箍”。我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知青返城时是唯一留在县委机关的“学生娃”；在无线电行业最艰苦的电镀车间里当过工人；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和工业学大庆工作队锻炼过；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完了电大专科和函授本科。我一直坚信，没有父亲这棵大树罩着，我自己也能生出根来。父亲曾经分管计划、人事、劳动、公安等部门，还兼任过潍坊市大项目建设总指挥，但没有一个亲属跟他“沾光”。他常常一本正经地要求我们：“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入党。”
迫切了解亲人经历 查档案寻线索决定去西藏
父亲常念叨西藏人如何淳朴善良，却从不跟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去了西藏，他在西藏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一去就20年之久？每当有人问：“你父亲在西藏待了20年？”那眼神分明是说，谁信呐！作为子女，我们面对外人惊奇的问话，需要一个合理的回答，一个认知的入口，一个理解的过程，一次灵魂的升华。
离休后的父亲各种病症都冒出来了，抢救性地了解他的西藏工作生涯迫在眉睫。我们兄妹商量给他写一本回忆录，他却说个人有什么好写的。直到他根本就回忆叙述不了，唯有提起西藏二字他才眼睛亮了一下，喃喃重复着：“西藏，西藏……”还没退休的我接下了起草回忆录的任务，工作间隙找档案查资料、拜访他的西藏战友、同事和邻居伯伯……在零碎的线索中知道了《西藏岁月》这本书，书没找到却找到了该书的主编、时任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张永发先生。“只要跟西藏有关的人都见”是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要求，我赴京时有幸在他办公室里听他侃侃而谈。
《西藏岁月》是20世纪70年代进藏大学生的作品集。记录了进藏人亮丽悲壮的人生、一代人的心灵独白和奋斗足迹。2007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元宵节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窗外如蝶的雪花仿佛书中的故事在空中飞舞，我与张永发先生互发了问候短信，听了歌曲《走进西藏》，看了发生在西藏的故事片《极地营救》。这一天中的几场相遇，都与西藏有关。我决定只身赴藏考察采风，已不单纯是从个人情怀出发，而是为了已经装进心里的模糊的群体。起码他们不该在至亲这里还“鲜为人知”。
奔赴西藏回溯艰苦岁月
2007年作者与藏族儿童在一起。
2007年作者在拉萨河边。
2007年，作者奔赴西藏，打算探寻父亲的足迹。经过44年的发展，西藏早已今非昔比。援藏干部的热情接待，让这趟旅程如走亲戚一般温暖。在藏族同胞家，作者感受到藏族兄弟对援藏干部的爱戴和感恩。这一切，让她开始理解干部们进藏的意义。
开启探寻之路
西藏今非昔比
1963年父亲进藏是在春末，44年后我进藏是在夏初。此时空气中的含氧量增加了10%以上，进藏也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启程时，《西藏岁月》中一位作者把他高考失意的女儿塞进了我的旅程。女孩的爸妈曾在西藏工作20多年，她出生后就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乡下。父母内调后，她和哥哥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女孩跟父母一点不亲，还常跟母亲吵成一团。她在飞机上向我流泪喊出：“他们没本事养那就别生我啊！”我把她深深地揽进怀里，心里那句“为什么我就不能享受人生的精彩”的呐喊，与女孩的情感汇成一颗亟待发芽的种子。
王伯伯的女儿建梅曾经说过，她父亲带家人第二次进藏时，土匪的子弹常常呼啸着从敞篷车上空掠过，至今回想起来还惊心动魄。她摆弄着家人在西藏的照片对我说：“我们父母的经历要是有人写下来就好了，不然现在没人知道，下去几十年就更没人知道了。”是的，父亲也很少跟我们讲起他去西藏的事。只从侧面听说，1963年，他们光在路上就走了两个月。那时兰新铁路经过柳园，进藏的人在此下车，再往前走就要等进藏的解放牌汽车。不仅等车时间长，车在高原上爬得还特别慢，有时还会遇到狂风暴雪，不得不躲进兵站里等待天晴。
20世纪70年代进藏的大学生、寿光人刘庆惠在《西藏岁月》里写到：“离开柳园，破旧的解放汽车颠簸在崎岖不平的土石路上，似乎要把人们的骨架颠散，五脏六腑也要颠倒出来。令人窒息的灰尘始终弥漫着整个车厢。越往前走，气候越干燥，氧气越稀薄，气温越寒冷……从格尔木向唐古拉山爬行时，寒风刺骨，氧气更加稀薄，大家的嘴唇都变成了紫色，大部分人呼吸困难……”这段描述仿佛为1963年“走了两个多月”做了注脚。
我们进藏那天，早上5时30分从潍坊出发，8时从济南遥墙机场飞赴成都，下午1时从成都起飞，下午3时就落地西藏的贡嘎机场。仰望碧蓝的天空，伸手可触的白云，放眼清澈的拉萨河，住进潍坊人安排的招待所，有现成的氧气罐、舒适的房间、可口的饭菜，那些听说的和读到的苦难，被取代得无影无踪。可是镜子里自己的嘴唇已经紫了，真空包装的零食包气球般臌胀起来，才意识到高原上的气压原来低到如此程度。
到达拉萨的第二天，我就去拉萨烈士陵园，拜谒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烈士墓。该陵园位于拉萨市区西郊，陵园内安葬着为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而献身的各个时期的烈士。我牵着女孩的手，站在刻有“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和“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石碑前，久久凝视和思索：有人说“孔繁森连家和亲人都不顾是不讲人性”。可是时间上溯几十年，伟大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多少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为大家！如果他们只讲人性，哪里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受到热情接待 藏族干部讲述与父亲的过往
父亲进藏后最早的工作单位是自治区工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接见了我。处长也在《西藏岁月》里发表了文章，他写到：“选择了西藏，你便不得不选择愧对亲情。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那份愧疚、那份歉意，绝不是蘸着汗、噙着泪就可以补偿的。”他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年轻人从西藏回内地离婚、一位县委书记回内地探亲期满返藏途中家母去世的故事。处长还说起另一件事：有位父亲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去世后家里却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告别。若干年后大女儿才来西藏寻找父亲的骨灰，被在场的人一致批评：“你们只知道在家里有多苦，你们理解他对家庭的愧疚和一个人在西藏的艰难吗？”
听到这些故事，我不忍也不敢再提了解父亲的事，只说来父亲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何况父亲离开这里已经25年，“流水的兵”哪还能叙述出前一代人的经历？自治区发改委的前身是计划委员会，父亲曾在这里担任副主任。当年的司机师傅一听说我父亲的名字，眼里瞬间放出光来：“当年你父亲穿着雨靴带我们掏过厕所，我们也爱凑到你父亲宿舍里一起包饺子，至今他的大脸盘我们都还记得，我们大家都想他。”原来“铁打的营盘”真情不变，我顿时感觉是走亲戚来了。
在发改委安排的招待宴会上，藏族干部一致表示：“我们都是你父亲那代人培养起来的干部。”当他们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递到我手上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和欣慰。这些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无私奉献的人们，西藏的干部和人民没有忘记。我在拉萨也听过这样的话：缺氧、生活艰苦不算苦，思念家乡和亲人才是真的苦，被个别人说“在西藏你们才是少数民族”的政治上的苦才是真的苦。
潍坊市第三批援藏干部6月刚进入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于他们来说，我算是第一批“家乡来人”。去南木林那天春光正好，蜿蜒曲折的雅鲁藏布江静静地流淌，厚重静谧的扎什伦布寺放射着光芒。当我们进入县委机关大院时，在场的援藏干部甭提多高兴了。刘副县长陪我走访镇政府和拜访藏族同胞家庭，孟局长背着相机随行拍照，刘局长下厨准备午宴，马主任联络当地边防首长，在地区开会的宋书记专门赶回来陪餐……
藏族同胞捧出银碗表达感恩 真诚邀请温暖人心
那一天，我在藏族同胞家中看到了毛主席像；我从捧上的银碗中看到了藏族兄弟对援藏人员的爱戴和感恩；我从他们往我包里塞的奶渣中看出了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我从他们家里的摆设和食物中感到了他们的幸福美满。从藏族同胞家里出来后，街上有几名藏族儿童，一直跟在我身旁，跟我说着藏语，纯净的眼神里传递出的都是热情，但我听不懂，随行司机翻译：“他们想让你也去他们家里看看……”还有比这真诚的邀请更暖人心的吗？但时间来不及了，我把其中一个孩子抱到腿上，又揽起了另外两个孩子跟他们合影留念。
当我离开南木林时，脑海里回响着“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的歌词，眼前晃动着内地寄来的一包包学生用品、援藏干部还没写完的工作计划，还记起了藏族同胞说的：只要来了西藏就是很大的贡献。是啊，何况有些人在西藏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美好年华奉献给了西藏。
投入创作写尽西藏情缘
2007年作者父亲收到西藏画册时的喜悦。
2007年，作者与藏族姐妹在布达拉宫外。
在西藏的感悟、感慨、感动，令作者的思想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回来后，她耗时五个月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一书初稿。采访、采风、查阅资料中得到的真实故事，全都会聚到主人公鲁琪身边。书稿最终以78万字定稿出版。
一路感悟内心有变化
理解父辈的家国情怀
站在50岁的人生门槛上，我选择在布达拉宫度过这个特殊的生日。沿着“之”字形台阶缓缓而上，每一步都像在穿越时空。在红宫深处，我站在法王洞文成公主塑像前。这位1300多年前的弱女子，16岁离开长安，历时三年才到达拉萨。塑像面容安详，眼神却透着坚毅。刹那间，历史的帷幕仿佛被掀开一角：我看见了进军西藏的官兵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前行；看见了进藏干部不畏高反、克服思乡之苦的斗志；看见了父辈们如何把青春热血奉献给了这片高天厚土。
我忽然明白了，全国支援西藏，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小事，而是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事。没有一代代人的牺牲奉献，何来西藏今天的繁荣稳定昌盛？没有边疆的巩固，又何谈国家的长治久安？心结在这一刻豁然解开。父辈那一代共产党员，确实把“为人民服务”刻进了骨子里；国家需要时，他们可以放下一切。找到这把通往父辈精神世界的钥匙，我寻访的步履变得格外轻盈。
离开拉萨时，我乘坐火车，在青藏铁路上沿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走一走看一看。列车行驶在辽阔的世界屋脊上，窗外是可可西里无边的草原，藏羚羊在远处悠闲地吃草。经过唐古拉山口时，车厢里响起了《天路》的歌声，很多人跟着哼唱时眼角闪现着泪光。在日月山上，在倒淌河畔，我试图感受当年那名16岁少女的心境——她是否也曾在此回望长安？在塔尔寺，我再次被信仰的力量震撼；在原子城，我感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默默无闻和奉献精神。
这一路的感悟，让我的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个人的小情绪渐渐融入了家国的大情怀；个人的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如此渺小。
从西藏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望父亲。当我把发改委赠送的礼物拿给他时，他欣慰地笑着，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我翻开带回的画册，一页页讲解着今天的西藏：“看，这是拉萨新城区，这是布达拉宫广场，这是两路纪念碑，这是西藏博物馆……”父亲仿佛重新焕发了活力，眼角的皱纹里漾开难得的欣慰。就连素来严厉的母亲也破天荒地夸道：“俺闺女真能啊！这一趟西藏真没白去。”我也真正读懂了父亲——他那近20年的西藏岁月，不是苦役，而是生命价值的极致绽放。
半路出家五个月完成创作 艰辛中充满感动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努力让自己安心于日常工作。但心底的种子已经发芽，它呼唤着在春风里破土而出。但我的心里有“三怕”：我怕被指责“不务正业”，我怕被讥讽为少数人“歌功颂德”，我更怕半路出家的文字遭人耻笑。但那些在西藏收获的感动，那些被感动点燃的激情，那些激情下产生的冲动，让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决定勇闯文学艺术领域，用文字高扬起红色精神的旗帜。
2007年11月起，我开始了严格的创作计划：每天清晨4时30分起床，在电脑前工作3个小时；7时30分出门上班；晚上8时到10时再次进入创作状态。虽然当时我还不懂文学，各种描写以及文学语言都是我的短板，但我有在机关里修炼的思想基础、有驾驭重大题材的素质能力，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考察采风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有感动、激动和冲动下的鲜活动力。这些都是我的底气和长板。
于是，那些与西藏相关的人与事，自然而然地会聚到虚构人物鲁琪身边。这个从山东到西藏的党员干部，在我的笔下慢慢辗转翻腾。围绕他的群像人物也都栩栩如生——有早期进藏的十八军官兵，有各个时期的调藏建藏干部，有新时期的援藏人才，有在藏汉结合家庭中成长的新一代。故事的时间跨度从1963年到2008年，空间跨度从东海之滨到西藏边陲。
创作的过程充满艰辛。太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为笔下人物的命运，也为理解父辈后的释然。颈椎的疼痛时常折磨着我，失眠更是家常便饭。每当想要放弃时，哲蚌寺阿妈纯净的眼神、大昭寺前朝圣者虔诚的身影、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坚毅的面容，都会给我新的力量。五个月后，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字数统计显示：51万。我独自关在书房里喜极而泣。这泪水，既是对父辈的理解，也是对自我突破的欣慰。
得到《西藏岁月》主编肯定 定稿78万字出版
初稿完成后，我把它搁置了两个月，让自己从创作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五一假期开始后，我才把初稿交到闺蜜陈姐手上，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判决”。一周后，她打来电话：“这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你为什么不早点写？”这份真诚的认可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不久我带着书稿拜访张永发先生——书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参考他的进藏经历设置的。一周后他打来电话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写却一直不敢动笔的故事！”他建议我把时间背景提前到民主改革时期，但由于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不够深入，我最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出版社的编辑提出要将50多万字压缩到30万字，但在修改过程中，我对故事的理解不断深化，反而增补了不少内容，最后排版定稿竟达到了78万字。幸运的是，2009年正值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有关部门鼓励涉藏题材作品的出版发行，我的长篇小说《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在当年3月由东方出版社顺利出版。这年的春末夏初，我把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和襁褓中的孙女一起带到父母面前时，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和欣喜，比任何奖项都更让我满足。
这段创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在于找到值得奉献的事业；创作的底气，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西藏之行开启的，不仅是一部小说的创作，更是一场生命的修行。在这条路上，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起点，每一次感动都是继续前行的力量。也许，这就是西藏之行带给我的最宝贵礼物——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在书写他人的同时，最终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试水电视剧本得到肯定
《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资料图片）
《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被列入“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作品得到多方关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打算将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作者自学剧本创作，亲自上马，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剧本，该剧本在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举办的全国剧本遴选中获得未拍摄作品第一名。在此期间，作者也得到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的鼓励与肯定。
作品出版喜讯不断 摆进各大新华书店
《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出版后不久，出版社就将它推荐给中央有关部门，参加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记得那天接到通知时，我正在单位开会，这个消息让我激动得差点打翻桌上的茶杯。然而冷静下来细想，这部作品既没有内容提要，也没有序跋导读，连作者简介都没有配备，在装帧设计上也力求朴实无华。在浩如烟海的参评作品中，它就像个不善言辞的实诚人，很难在第一时间吸引评委的目光。果然，由于缺乏出版经验，最终与大奖失之交臂。
遗憾很快被一个意外惊喜冲淡。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该书列入“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被摆到各大新华书店的显着位置。《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众多媒体发文称，“该作者用一颗真诚的爱国心，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这感动不仅是作者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人民论坛》杂志对我进行了专访并发表了署名文章。首届“风筝都文化奖”评比中，该作品也以独特的题材优势占有一席之地。推荐山东省精品工程时，评审专家在书的空白页写下读后感：这是一部正义的作品，这是一部感人的作品，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该书出版后，我还给有关宣传部门寄去了样书，过后就把这事淡忘了。也有新时期的援藏干部说，援藏没有书里写的那么艰苦；早期的调藏建藏干部却说，进藏和建藏的苦都没有写透。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的电话，处长用带着藏语口音的普通话激动地说：“常委（部长）周末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书，在我们处的办公室里待了整个上午，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反映‘老西藏精神’的作品！”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对作品的肯定，更是对父辈那一代进藏人最好的告慰。
处长让我又寄去9本书供专家研讨。数月后收到了处长发来的邮件，附件是处里向领导提报的电视剧改编意见，文件上方赫然有分管副部长和常委（部长）的亲笔签名。看着扫描件上熟悉的藏汉双语文件头，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正在开启新的篇章。
挑战电视剧本创作 异常疲惫困难重重
然而找编剧的过程却充满坎坷。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了几位知名编剧，对方在肯定题材价值的同时，都以不熟悉西藏生活、不便实地采风为由婉拒。一筹莫展过后，我内心突然涌起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个故事，为什么不自己尝试剧本创作？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近乎疯狂。一个从未接触过剧本创作的人，要挑战电视剧本，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血液里流淌的执着让我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我先是跑遍潍坊和青岛的各大书店，买回电视剧本创作的专业书籍；又在网上下载了《我在天堂等你》《戈壁母亲》等优秀剧目反复观摩；还报名参加了线上的剧本创作实战班。那些日子，我像块海绵一样饥渴地吸收着相关知识，密密麻麻记满了几大本学习笔记。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此期间收到了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的亲笔来信。这位我素未谋面的革命前辈，在信中用“拉近了距离”这样谦和的话语表达了对作品的肯定。这位为西藏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一生的将军，能如此平易近人地与普通作者交流，这份跨越年龄与身份的真诚，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剧本创作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加艰辛。白天工作，晚上带小孙女，抽空还要跑父母家，只能见缝插针地学习、记录、写作。常常是凌晨4时就爬起来改稿，夜深人静时还在推敲台词。那段时间，几乎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写满了疲惫二字。更难的其实是对西藏的了解不够深入，写起来缺少底气。我曾经电话采访某位援藏干部，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们在西藏20年都不敢写西藏，你待了两个月就能写了？”
我到北京拜访着名作家马丽华，在她的办公室里，我被她强大的气场所震慑，只弱弱地问了一句：“您大作里写到的事我可以参考吗？”她说：“你随便用。”然而她的作品太过厚重，哪里是我可以亵渎的呢。我没在西藏工作和生活过，这是我没法补上的短板。为此我无数次地想到过放弃，但作品里的人物原型却跑出来让我替他们代言，我又一次次重新坐回电脑前。
进京拜访老将军 聆听西藏解放细节
一年后，当我把剧本初稿寄往西藏时，内心充满了忐忑。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积极反馈，专家认为剧本在保留原着精髓的基础上，画面感和戏剧张力都有显着提升。更让我惊喜的是，剧本在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举办的全国剧本遴选中，从数百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未拍摄作品第一名。当获奖证书寄到手中时，我反而格外清醒——这份荣誉更多源于题材本身的独特价值，是那些可歌可泣的进藏人故事打动了评委。
2011年，我终于有机会进京拜访阴法唐将军。他的夫人、当年的进藏女兵李国柱阿姨正在擦皮鞋，见我环顾她家的客厅，李阿姨深切地怀念她的进藏战友，说进军西藏时哪里会想到还有这样的幸福生活？89岁高龄的阴法唐将军精神矍铄，声情并茂地向我讲述西藏解放的历史细节。这位为民族解放和西藏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前辈，像邻家伯伯给小女孩讲故事，这又让我心生感慨，“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成了分别时刻在脑海里的烙印，写成随笔《阴老，您好》，很快在《西藏日报》发表。
就在我满怀希望推进项目时，父亲病情加重，经常住院。我不得不一边照顾父亲，一边修改剧本。而由于西藏方面领导岗位调整，电视剧项目推进陷入停滞。虽然后续有多家影视公司表示合作意向，但在资金支持和题材把握等方面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随着父亲住院频次增加，剧本创作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回首这段历程，我深深体会到艺术创作不仅需要个人努力，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际会。虽然电视剧最终未能拍摄，但作品获得的多方认可，已经让那些感人至深的西藏故事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也许这就是文学创作的特殊魅力——它总是在不经意间开花结果，以各种形式延续着生命的感动。
央视投稿寻找调藏干部
2014年，作者第二次拜访阴法唐将军。
作者母亲带妹妹进京看望父亲。
父亲的遗物更让作者感受到了他工作时的兢兢业业。作者学习话剧剧本创作，获奖并得到名家指点。她再次与阴法唐聊“老西藏精神”后，全力投入剧本的补充、完善、提升，并将剧本改名为《珠穆朗玛之梦》。她积极寻找父亲照片上的其他山东调藏干部，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回响。
父亲屡过家门而不入 身后遗物满是感慨
2012年3月5日，卧床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安详地告别了人世。追悼会那天，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父亲头下枕着《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面容平和而坦荡。
整理遗物时，我从父亲自西藏带回的旧皮箱底，翻检出几件沉甸甸的印记：国务院颁发的“西藏自治区大项目建设”贡献证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国防工作会议代表的合影、以及1963年山东调藏干部的集体留念。这些尘封多年的物件，引我陷入新的沉思。
在他担任西藏自治区物资局局长期间，经常回内地考察，却都过家门而不入，是母亲先后带着弟弟妹妹远赴北京才能短暂相聚；一次他去东北公干丢了钱包，依靠微薄工资支撑全家六口生计的母亲，不得不省出生活费给他寄去；那些年物资极度匮乏，全国支援西藏的背景下，父亲身为西藏的物资大“管家”，却从未给家中添过一块煤、一根木、一颗钉。记忆中，他唯一一次对家中三代女人的“特殊照顾”，是为我们买过一次条绒布料。
父亲离去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悼文，却不知从何下笔。在那段恍惚暗淡的日子里，儿子陪我看魔术舞剧《梦归琴岛》，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置换着剧中的人物与故事。由此，我决心系统学习话剧创作。除了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戏剧培训班，更大量研读经典剧本，奔走于各地剧场观摩演出。
创作话剧剧本获奖 得名家指点再完善提升
2012年下半年，我的大型话剧剧本《明月几时有》初具雏形。我带着剧本，从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一路拜师求教。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我将电视剧本和据此改编的话剧剧本，一同投给北京的“全国剧本征集评选展示活动”。最终，电视剧本获评“十佳剧本”，话剧剧本也入围了展示环节。我的展位恰与北京人艺着名编剧梁秉堃先生（曾为曹禺先生秘书）的作品相邻。我设法取得梁老师的联系方式并经他同意，将剧本送至北京人艺传达室。不久，梁老师打来电话，肯定了我的生活积淀与思想高度，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剧本在结构和细节上的不足。一位素昧平生的编剧大家，能如此真诚地指点后学，令我感佩至深。
梁秉堃先生的肯定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看着那张1963年山东调藏干部合影，我不禁追问：照片上另外15位山东同乡，你们今在何方？有着怎样的故事？为寻访他们的踪迹，我向省及中央援藏主管部门去信咨询，却皆如泥牛入海。2014年春节过后，李国柱阿姨来电告知，阴法唐书记愿与我聊聊“老西藏精神”。这通电话犹如一剂强心针，令我精气神倍增。元宵节后我便奔赴北京。
从阴老家出来后，我去出版社取出了《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所有库存，赠予正在京参加“两会”的西藏代表。返程后，我满血复活地投入剧本的补充、完善、提升。然而母亲此时确诊重病，经历两次大手术，出院后住进我家，连续七十余天的日夜服侍，身心几近崩溃。其间我完全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因此痛失一次重要的剧本洽谈机会。
2015年，我将剧本更名为《珠穆朗玛之梦》后投给了湖北潜江“全国剧本征集评选”组委会，竟意外荣获优秀电视剧本奖，当地报纸还刊发了对我的专访。2016年我完成了大型话剧《乐道钟声》的创作，并借此被“第二期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录取，成为班里严重超龄的“大龄学员”。
多方寻访调藏干部
几位后辈相聚德州
为寻访照片上的山东调藏干部，我开始在报纸、杂志、网络发布寻人启事，甚至两次给央视《等着我》栏目投稿。后来，陆续有湖南、新疆、江苏、河南等地的“老西藏”或其后代来电，讲述他们自己或父辈几十年的西藏故事。其实他们并非我要找的人，纷至沓来的信息令我应接不暇。还好，终于有德州的王建军、日照的牟善秀先后联系了我。2021年正月初六，我们几位“后代”在德州相聚，续上了父辈跨越时空的情谊。
王建军的父亲，进藏时任馆陶县县委书记，妻子为陪丈夫进藏，强行给不满四个月的小儿子断奶，将四个孩子全部送回乡下由祖父母抚养。作为独子的父亲，进藏七年多后才首次回家探亲，在藏工作近二十年才调任德州地区副专员，母亲去世也是王建军替父送终。回到内地后他将3000元安家费全部上交组织，未休一天假便投入新工作，后来累倒在工作现场。牟善秀的父亲时任莒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夫妇进藏时将三个女儿托付给姥姥家。牟伯伯在南木林县，身兼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妻子因高原反应、思女成疾加之生活艰苦，进藏三年便于日喀则病逝。多年后，牟大姐赴藏祭母，却连母亲的坟冢都无处寻觅，只能朝着大致方位焚香叩首。
还有济南千佛山医院的黄学智老人，从报上看到我的寻人启事后，通过记者找到我的电话。年近90岁的老人，第一次通话就与我聊了近俩小时。老人1973年作为山东医疗援藏队副领队，在日喀则奉献了两年时光，这成为他一生最珍贵的记忆。在孙子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用平板打字，写下了十万余字的西藏回忆录。发给我后我是流着泪读完的。
胶州的杜叔叔，196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毕业时毅然首批报名进藏，长期奋战在探矿一线。他在当地结婚后，和妻子相隔万里，三个孩子都送回青岛由祖父母抚养，近30年后杜叔叔内调回青，子女已与之疏远，他只能在经济上尽力弥补亏欠。更有一些孩子因父母长期在西藏，他们跟着祖父母生活，成了早期的“留守儿童”，在祖辈溺爱与社会异样眼光中成长，有的心理和情感都留下了创伤……
父辈们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雪域高原，却对家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这种“大家”与“小家”的抉择，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以及其后代在不同环境下的命运沉浮，共同铸就了一座无言的精神丰碑，它不仅矗立在历史中，更在我辈的追寻与传承里，不断生长。
查到干部名单突破关键
2024年，作者在省档案馆查阅资料。
2011年，作者被山东援藏研究会吸收为理事，得到了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24年，寻访一事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作者在发出信函无果的情况下，终于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到了1963年中组部选调干部进藏的简报、山东省调藏干部名单、组织考察意见。陆续联系到了同时进藏干部的后人。
挤出时间完成采访写作 十五年来行路漫漫
创作完成40集电视剧本《我们都有一个家》，我用了整整15年时间。这15年，是生命中最负重前行的岁月。五六十岁的年纪，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悉心奉养，下有幼小的孙辈需要贴心照料。退休之前，本职工作我还不能懈怠。时间被分割成若干碎片，每一分钟都显得弥足珍贵。
所有的采访、查阅资料和案头写作，我几乎都是向睡眠“借”来的时间，是在生活的夹缝中硬“挤”出来的空间。长年累月的透支让身体严重亏损。此外，各类采访采风、学习培训的交通食宿费用，对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来说，是持续的经济负担。
15年间，台式电脑更换了三台，打印机用坏了两台。记得有一年，接到西藏通知说剧本可参评重点文艺作品，我按要求打印了600页的剧本、报表及大小材料各15份，加上邮寄费后花费近2000元，最终又因人事变动不了了之。这类经历让我深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天时、地利、人和该是多么大的缘分。
15年来，为搜集素材、推动剧本创作，我走访了十多个省份。旅途中曾多次陷入困境：曾错过火车站点，曾在外地被司机拒载，曾在陌生街头迷路，也曾被农家犬追着狂吠……为咨询政策、自荐剧本，我向各方寄出数十封信函，大多石沉大海。曾有一次剧本进入有关部门组织的重点文艺作品答辩环节，首席评审开口便问：“剧本发表了吗？”我的心顿时一沉——60万字的剧本何处能发？其本质是为拍摄而非发表啊。
开设专栏拍视频 社会各界助力寻访“老西藏”
作为“草根”编剧，我渴望得到认可的机会。但业界新锐辈出，我想凭作品本身获得成长的机会，实在艰难。但我仍选择“坚持做难做却有意义的事”，因为人间也有温情和道义。
2011年，山东援藏研究会吸纳我为常务理事，未收会费反助我寻访“老西藏”；2012年我赴京拜访北京建藏援藏者协会，受到热情接待并获得鼓励和帮助；2021年《半岛都市报》开设专栏帮我寻找“老西藏”，安排记者助我采访；2022年接受《中国西藏网》视频专访并配发报道；2023年多篇文章在《西藏老干部》连续刊登；2024年《中国老干部》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并发表了口述文章。还有众多心怀西藏情结的朋友，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至今令我感激不尽，难以忘怀。
为更有效传播“老西藏精神”，2024年7月1日，我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影视孤勇姐”，吸引了各地读者，支持着我的挖掘和传播工作。
查到进藏干部名单
陆续联系“老西藏”后代
2024年，寻访一事取得关键性突破。我在省档案馆查到了1963年中组部选调干部进藏的工作简报及山东进藏干部名单。照片中的16人中，有13人是中央下达给省里的调藏干部指标，各地严格按标准要求推选上报，照片中的3名女性是陪夫进藏的家属。从组织对父亲的考察意见中，我仿佛听到了他当年对组织的坚定承诺：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年我便在表弟的帮助下，找到了淄博的杨大哥，在文友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寿光的权女士，在友人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临清、烟台的“老西藏”后代。
寻访过程也充满了人情冷暖。有的人虽然找到了，对方却因那段岁月过于沉重、不堪回首而婉拒深谈；有的虽非我寻找的目标人物，却在儿女的陪伴下主动找上门来；有的老人就是单纯地怀念西藏，便让家人把我接去她家一聊就是大半天；还有更多与西藏有缘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我，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寻找、多多书写，希望我能为所有默默无闻的“老西藏”们代言发声，以求得到亲属们的理解，也给历史和后辈一个交代，不要让那段峥嵘岁月随风消散。
2025年春末夏初，我登门拜访了淄博的杨大哥。他的父亲杨伯伯是当年山东调藏干部的领队，进藏时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曾在西藏山南地区主持创建法院和检察院。已八十高龄的杨大哥与我见面前激动得晚上难以入眠，第二天一早便在家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说这是对父亲和那段历史最崇高的敬意。杨伯伯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当年进藏的全过程，对我核准史实提供了极难得的帮助。
还有一位网名为“中国人”的微信好友，一直默默关注着我的寻找动态。他发来长段私信，建议我建立家庭剧院，利用这种更富感染力的形式宣扬“老西藏精神”，甚至还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建议。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撰写了多篇关于“老西藏精神”的文章，默默帮我扩大社会影响。
“老西藏”的故事，在历史的尘埃中被我遇见，这或许是命运使然；故事中所蕴含的忠诚、信念、奉献和牺牲，深深教育感染着我，这无疑是我人生莫大的幸运；而把这些饱含血泪与荣光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下来、有效地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晓、铭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
老西藏故事讲给后人听
2023年11月，作者在《小棉鞋》拍摄现场检查场景、道具。
作者将寻访“老西藏”的故事整理后在校园中分享，儿子也接过传承接力棒。母子共同创作的剧本《天情》，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中获评优秀电视剧剧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认为，让鲜为人知的群体不再沉默，让被遗忘的故事重见天日，是对父辈的告慰，更是对历史的负责。
西藏见闻讲给学生
儿子接力赴藏考察
采访、书写“老西藏”故事的过程，也是我个人思想格局不断打开的过程。我曾将西藏采访中的见闻、感悟，精心整理成五个适合小学生听的故事。第一次走进校园，面对台下清澈的眼睛，我的内心激动又忐忑，我带回来的遥远的故事不知能否走进这些幼小的心灵？当我开始讲述后，叽叽喳喳的教室里瞬间变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跟着我一起流泪。课后更是七嘴八舌地表达着内心的震撼。他们的共情，让我看到了传播的意义，也让我坚定了继续寻访的决心。
在与潍坊学院的大学生们探讨文学创作的源泉时，传媒学院的学生们表示，“老西藏”们的故事让他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深挖生活的“深井”。只有扎根现实，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文艺作品。这些年轻一代的思考和感悟，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思想文化阵地，需要我们用真实、感人的故事去守护，正确的价值观必须通过生动的方式传递给年轻一代。
当我的创作进入瓶颈期时，儿子赵景璐主动接过传承和传播的接力棒。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赴西藏实地考察。他走访了日喀则部分地区，参观了“老西藏”纪念馆和西藏博物馆，也到外祖父工作过的地方走了走看了看。虽然因高反没登上布达拉宫，但也对《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有了更深的感触：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默默坚守，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母子联合编剧的电视剧本《天情》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中获评优秀电视剧剧本。
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半岛都市报》连续刊发的采访报道，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西海岸的姜阿姨每天都跟我视频通话，她说：“这么多年来，终于有人愿意听我们讲讲西藏的故事了。我们不怕吃苦，就怕被遗忘啊！”许多读者通过记者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来信来电提供新的线索，蒋克强大哥就是最热心助力者之一。他不仅给我提供了重要信息，还帮我疏通了多种关系，这让我感激不尽。有位读者在反馈给报社的信中说：“幸亏有你们的报道，我们才知道父辈经历了如此不平凡的人生。谢谢你们让这些故事重见天日。”
受父辈精神激励 创作电影《小棉鞋》
电影《小棉鞋》取材自《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一个极小的情节，出品过程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之一。这个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通过儿童视角向前辈致敬的故事，在剧本阶段就获得了“电影中国”专业奖项的肯定。然而，当我决定要将它搬上银幕时，却遭到了亲友们的一致反对。但每当想起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父辈，我告诉自己：有些事，做了未必成功，但不做一定会后悔。最终，我毅然决定凭自己的微薄之力开始这场艺术冒险之旅。
为了确保场景的真实性，我顶着酷暑走遍了诸城的东南西北；为电影报备立项，我亲自定场所、找资金、跑银行、填表备案；在考察多个民俗博物馆后，我亲自找的旧棉被、报纸、毽子、毛线等；为安排剧组我请朋友联系了酒店；转场诸城后朋友提供了盒饭；杀青后同学提供的杀青宴；我曾为现场找群演而彻夜不眠；我曾在学校现场着急地偷偷流泪；公映前我曾焦虑地坐立不安……
2024年11月16日，《小棉鞋》诸城首映。12月18日，山东公映仪式在潍坊举行。观众的反应完全超出预期。影片结束后，有的人狠狠地捶着我后背说不出话来，有的人抱着我哭了。很多年轻观众也围着我久久不肯离开，他们说：“以前总觉得老一辈太节俭，看完电影才明白，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和感恩。”
《小棉鞋》入选北京市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展映后，又先后几十次走进青岛的乡村、学校和部队。202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上海市残联的牵头组织下，《小棉鞋》通过手语翻译、口述影像、脚本译注、主持人朗诵、等特殊形式，走进了全国50多个城市的特殊教育学校。当我看到听障孩子们通过手语老师的讲解、盲童们通过主持人的解说，跟着剧情或悲或喜时，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一个盲童说：“虽然我看不见画面，但我能感受到电影里的温暖。我要像电影里的小朋友一样，做个坚强善良的人。”
20年寻访有笑有泪 家国情怀故事值得记录
近年来，《抗美援朝》《沉默的荣耀》等影视作品热播，说明社会需要正能量，时代呼唤真英雄。“老西藏”们虽然没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但他们犹如国土上的一块块砖石，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他们同样值得被铭记。如今，“老西藏”们垂垂老矣，有的甚至已经作古。时间的流逝让抢救性的记录显得尤为紧迫。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将他们的精神传播下去，这也是我寻访“老西藏”的初心。
回顾近20年的寻访之路，从书写一个人一个家的缘起，到书写一群人一个国家的艰辛，恰与父亲在藏的近20年不谋而合。父辈们用美好年华奉献雪域高原，我用笔墨弘扬崇高精神。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付出这么多，值吗？想起寻访中老人颤抖的嘴唇、孩子们清澈的眼神、观众真诚的泪水……我只有一个字：值。艺术创作或许有遗憾，但人生少了遗憾。我努力过，坚持过，让鲜为人知的群体不再沉默，让被遗忘的故事重见天日。这不仅是对父辈的告慰，更是对历史的负责。只要我们坚持讲述，精神就会永远传承，未来就有更多希望。
本期图片由王溦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