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摊前偷书
文/曲水亭
那年我摆摊卖的书。
十多年前的事了。夏天的事。
那时候我刚工作不久，租住在城南一片老旧小区里。房子不大，书却堆了不少——有些是自己挑灯夜读的，有些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还有些是朋友毕业离校时甩给我的。时间久了，书架上挤不下，床底下塞满了，连阳台上都摞着几摞。我实在没法子，便想着处理掉一批。
于是挑了个周末，把那些自认为不会再读的书归拢归拢，用蛇皮袋装了，骑上那辆咯吱作响的自行车，驮到街口的公交站牌旁边，铺开一张旧塑料布，就这么摆起了书摊。
那时候读书的人还不少。周末的公交站人来人往，等车的工夫，总有人低头翻两页。我的书卖得便宜，薄的三块，厚的五块，遇到特别厚实的精装本，咬咬牙也就喊个八块。一个月下来，竟然卖出了几十本，我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这事儿既能回笼资金，又算给书找了新主人，一举两得。
夏天摆摊，苦得很。
六月的天，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柏油路面泛着油光，空气黏糊糊的，像蒸笼。公交站牌旁边虽然有树荫，但也挡不住济南的热浪。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的T恤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带的一壶凉白开，不到半天就喝得底朝天。可夏天也有夏天的好处——等车的人多了，学生们放暑假了，傍晚时分还有凉风，那时候生意最好。
那个周六，我印象格外深。
下午四点多，太阳偏西了些，但热气一点没减。蝉在行道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叫得人心烦。我刚卖出去一本《围城》和两本《读者》，正低头整理翻乱的书，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慢悠悠地走过来了。
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料子薄得透光，领口微微发黄。下摆扎在深灰色西裤里，腰上挂着串钥匙，走起来叮叮当当。脚上一双黑色皮凉鞋，露出半截灰袜子。最显眼的是他手里那把扇子——一把棕黄色的折扇，扇骨磨得油亮，扇面上隐隐约约画着几竿竹子，一看就是用了多年的老物件。
他在我书摊前蹲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眯着眼打量那些书。
“小伙子，这书咋卖？”他声音不大，带着点本地口音。
“薄的五块，厚的八块，这一堆三块一本。”我指了指面前摊开的书。
老大爷“嗯”了一声，不紧不慢地翻起来。他左手握扇，呼呼地扇着，右手拿起一本翻翻，搁下，又拿起另一本。每翻一本书，他都先看看封面，再翻翻封底的价格，然后翻到中间某页，把脸凑近了，眯着眼读几行，再扇两下扇子，换下一本。
太阳晒在他后背上，汗珠从花白的发根渗出来，顺着脖梗往下淌。他也不擦，只顾着看书。
我招呼旁边一个年轻姑娘买了两本杂志，又给一个抱小孩的大妈找了本连环画。眼睛的余光里，那老大爷始终蹲在那里，扇子也不怎么摇了，两只手捧着书，看得入了神。
不知过了多久，他手里攥着一本书站了起来。
我瞥了一眼，是那本《白鹿原》——我从旧书市场淘来的，九成新，记得买时八块钱。他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一会儿看看前面，一会儿翻到后面，又回到中间某段，反复读了几行。
这时候，公交车来了。
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车身带着一团热浪停在站台边。等车的人开始往车门涌。
老大爷抬头看了看车，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书，又看了看我——我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找一本《平凡的世界》，背对着他。他那把折扇不知什么时候又摇了起来，呼呼地响。
然后我看见了。
他左手把折扇往书上一盖，那本《白鹿原》就藏到了扇子后面。他用手掌和扇面包住书，往身侧一贴，斜着身子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跟着人群往公交车上挪。动作行云流水，像是练过的。
“哎！”我喊了一声，扔下手里的书就追。
他已经挤上车门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蹿过去，一巴掌拍在车门上：“师傅开门！那个人拿了我书没给钱！”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门打开了。我一脚跨上去，车厢里闷热得像蒸笼，汗味、汽油味混在一起。我一眼就找到了他——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把折扇摊开搭在膝盖上，书就压在扇子下面。他脸上的表情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但那双老手紧紧攥着扇骨，指节发白。
我刚要开口说话，司机不耐烦地喊了一声：“你到底上不上？要开车了！要上赶紧刷卡投币！”——那时济南的公交车司机，还不像现在这样彬彬有礼。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我的书摊还敞在站台上。塑料布被风吹得翘起一角，几本书被风掀开了页，哗啦啦地翻着。旁边等车的人已经围上去翻看了，有个穿花裙子的姑娘正拿起一本《倾城之恋》翻目录，旁边一个小男孩蹲在地上，伸手去够那本《安徒生童话》。
我咬了咬牙。
摊位上的书拢共还有四十多本，虽说都不值什么钱，可要真被人顺手牵羊拿走几本，我也是非常心疼的。更何况我刚付了这个月的房租，兜里只剩几百块钱，还指望着卖书的钱凑下伙食费呢。
我转身跳下了车。
车门在我身后“嗤——”地关上了。34路公交车轰轰隆隆地驶出站台，喷了我一脸的尾气。我透过车窗玻璃，看见那个老大爷还坐在最后一排，似乎微微侧了侧头，又似乎没有。
我跑回书摊，手忙脚乱地把书拢成一堆，蹲在那儿喘了半天粗气。太阳晒得我头皮发疼，蝉叫声震耳欲聋。旁边那个穿花裙子的姑娘看了我一眼，把《倾城之恋》放回了原处，走了。
我擦了把汗，手上的灰蹭了一脸。
那本《白鹿原》八块钱。我气得够呛，倒不全是为了钱，更多是觉得憋屈——那老头儿翻来覆去看了那么久，看得汗流浃背，明明是个爱书的人。爱书的人，怎么能偷书呢？
后来我常去中山公园旧书市场转悠，渐渐发现，顺手牵羊这回事，在旧书摊上当真不算稀罕。那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人拎着塑料袋，蹲在摊前翻半天，趁摊主跟旁人讨价还价的工夫，把书往塑料袋里一塞，站起来就走。有人更绝，两个人打配合，一个假装问价挡着视线，另一个飞快地把书往怀里揣。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中年人，趁摊主低头找钱的工夫，把一本《围城》塞进自己夹克内袋，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我忍不住跟摊主说：“那人拿了你的书，我刚看见的。”
摊主抬头看了一眼那人远去的背影，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也不值几个钱。一本旧书嘛，拿走就拿走了，当结个善缘。”
还有一次，一个摊主正破口大骂，脸红脖子粗的，脖子上青筋暴起来老高。旁边的人问了才知道，有人趁他上厕所的工夫，偷了他一套品相极好的《毛选》，六十年代繁体竖排版。那套书是他从乡下收来的，花了一百五十块，市面上能卖好几百。他骂了足足一刻钟，骂累了，蹲下来，半天没说话，眼眶红红的。
旁边一个常来逛旧书摊的老头儿叹了口气，拍拍他肩膀说：“老王，别气了。偷书的人，大约是真想读那本书，又实在舍不得花钱。你就当送他了。”
老王抬起头，没好气地说：“那你怎么不把你的书送人？”
老头儿笑了笑，不说话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年夏天摆旧书摊的日子，虽然短暂，倒也有趣。书这个东西，说值钱也值钱，说不值钱也不值钱。八块钱一本的《白鹿原》，人家要偷；三块钱一本的旧杂志，也有人要偷。偷书的人未必是买不起，大约是觉得——书嘛，拿了便拿了，还能算偷么？
孔乙己早就说过，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可孔乙己后来被打断了腿。
我后来再也没有摆过旧书摊。那些没卖完的书，有些送了人，有些当废品卖了，还有些至今堆在书房里，落满了灰。
只是每到夏天，蝉叫得最凶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那把油亮的折扇，想起那本《白鹿原》在扇面后面消失的样子，想起我追上去又跳下来的那个瞬间。太阳晒着，汗流着，公交车轰轰隆隆地开走了。
也不知道那本《白鹿原》，那个摇着折扇的老大爷后来读完没有。
读完了，又会不会把它再传给另一个人。
书这个东西，说到底，是拿来读的，不是拿来供着的。从这个角度想，那八块钱，大约也不算丢。
只是下次再摆摊，可得把眼睛擦亮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