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院
作者 | 张劲松
三院，是潍坊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简称。它的前身是昌潍地区精神病防治院，当地人的习惯叫法是神经病医院或朝巴医院。这一称谓从建院之初到现在一直延续了六十年，直到一代代人老去，年轻人才慢慢习惯了三院这个名字。三院，作为这个城市少有的六十年不曾易址的单位，历经风雨沧桑，依然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区。三院甚至不光矗立在城市中，它还扎根在民俗里。两人调侃，说，我送你去昌乐吧，意思就是送你去看精神病。甚至有歇后语说，三院倒了墙——跑出你个朝巴来。
三院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单位。1966年，上级一纸命令，要在这里建地区级的精神病医院，于是一座医院无中生有，拔地而起。据说这个地方原来是县城东关外的一片乱葬岗子，南靠城关公社十四大队，北临大沟河渠。三院又是一个“移民”的单位，医护人员、勤杂人员来自天南海北，省内有济南、临沂、烟台等地，外省有上海、福建、东北的，有返城的知青，有部队转业的干部，方言五花八门，习俗千奇百怪，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来到昌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响应组织的号召，一夜之间成了昌乐人。三院还是一个“神秘”的单位，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医院是封闭式管理，与外界交往少，加上常人对精神病患者的好奇和恐惧心理，给这个医院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旧时，医院的布局大致是：进大门是球场和花坛，北边是伙房，再北是职工生活区，东边是办公楼，再东是三排二层的病房楼，现在大体还是以前的格局，只是建筑和功能的差异罢了。上世纪80年代尾，我父亲退出医疗一线，参与院志编修时，在办公楼三楼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无数个假期的夜晚，我在这里写下了多篇小说。有一次，半路上出去买烟，把钥匙锁在了屋里。我沿着二楼的平台爬到三楼，又踩着三楼的窗台一点一点挪到东头的窗户，翻窗入室，继续写作。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单纯而又美好。对医院伙房最初的记忆要更早。几个孩子等伙房打完饭后去抢筐子底下剩下的炸鱼油渣，拿着饭票早早去排队买地瓜面的窝头，贪婪地享用那黑乎乎的香甜的副食。逢年过节，伙房会买一头羊。我们牵着出去放，过几天羊要宰杀的时候就明显地瘦了。我们虽然想吃羊肉，但是我们和羊依依不舍。在伙房的垃圾箱边上，我见过有长期陪床的病人家属，在这里捡拾大葱叶子，用开水烫过后当菜吃。可想而知，一个家庭经受不起久病之人的拖累，强撑着咬牙去救治。伙房里有个家是聊城的老吴，会讲三国和水浒。无数个夏夜在夜凉如水的球场上，我们沉浸在他的故事中，幼小的心灵里飘荡着千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和快意恩仇。后来围绕着伙房又有了其它标志性的建筑，如水楼子、防空洞，防震棚，后来防震棚最终也没派上大用场，防空洞成了伙房的菜窑子，只有水楼子竖立着一直到现在雄风犹存。1976年秋风秋雨中，从河北唐山转过来不少伤员，安排在这里救治，也是医院对抗震救灾做出的贡献。这些建筑物，后来都作为核心意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童年记忆在生命中刻骨铭心。
病房楼是医院的核心区，对我们这些子弟也是禁区，大门出入上锁，窗户都被铁棂子封着。我们经常隔窗与病员对话，碰到温顺型的，就逗引他唱歌跳舞，皆大欢喜，其乐融融，碰到狂躁型的，就彼此怒目相向，剑拔弩张。其实对于病号的传闻，大多是道听途说，亲身经历的少，毕竟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听说有的病人在舌根底下藏着药片，等护士走了再吐出来，药片攒多了一次吞下自杀；听说有的病人暴力袭击了医护人员，听说有的花痴病人，见到异性就脱裤子。印象最深的是医院的大喇叭经常会在半夜里响起，主要任务是两件事：一是北京来了最高指示，干部职工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二是病房夜里跑了病号，发动大家四下去追去找。这两种声音经常交错回响在上世纪70年代三院的夜空里。病房楼里最为诡异的事件是，有一年一个大夫莫名其妙地疯了，不知从哪弄了一根剧团里的花枪，白黑地在院子里舞舞扎扎，吓得人不敢靠近。有人说是精神分裂病，有人说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后来送去济南大医院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他回来后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还在县级比赛中担任过裁判员。我最早的关于精神病题材的作品，应该是高中时期的组诗《青春精神病历卡》，发表在山西的《中学生文学》上，后来被收入贵州文艺出版社编的《少年少女抒情诗》里。这算是我和三院彼此馈赠的礼物吧。
三院给我青少年时期的印象，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医院自身有一个图书馆，医院对门马路西边是县图书馆，再往北一点是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再往北一点是新华书店。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是被图书所包围着的。在医院图书馆看的最多的好像是批林批孔批四人帮的漫画。在这里我认识了颠沛流离于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圣人，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记忆深刻的是看过一本非常冷门的书《柬埔寨短篇小说选》，讲的是柬埔寨阶级兄弟奋起反抗美帝法帝压迫的故事，估计到今天全中国关注研究柬埔寨文学的也没有几个人，它就这样非常奇怪地闯入了我的视线。在工人俱乐部图书室里，我看的最多的是红色经典，象《林海雪原》、《暴风骤雨》一类的。在县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看的书多而杂，记得有一种32开本的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每期必读，读过什么作品，现在也都忘了。那本杂志也不知道还办不办了。在北边的新华书店，我曾经用自行车链条做的火柴枪，和售货员换了一本《列宁在十月》。一晃多年，都成依稀往事，后来三个图书馆都陆续不在了，我们也渐渐长大，仿佛与阅读渐行渐远，与世俗越走越近。
关于生活区，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说到生活，倒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医院的关系单位之一市棉纺厂，是当时大型的国企，经常给医院提供一些紧俏的生活物资，如猪下货、带鱼等。经常有车把货卸到澡塘子里，水池子里滚满了雪白肥硕的猪头。总务科把分到者的姓名写成纸条，塞进猪耳朵里。于是这些冻冷的头颅就像活物一般有了名字：叫张院长、李主任、刘护士、王科长。二是另一家关系单位辛店炼油厂，给大家提供了液化气，一打开关就冒蓝火，无烟无味，在当时的县城算是稀有的玩意。医院的职工先用上了，免去了烧煤烧柴，烟熏火燎之苦，也算是生活品质的一大提升吧，缺点是液化气没地方换，要等着辛店来车，统一去几百里之外灌装。所以辛店来车来人，是家庭主妇们最盼望的，有时就拉到家里轮流炒菜招待。灌液化气的日子，竟过出了节日的气氛。
医院的北面是宽大的深沟，据说是早年间县城去往潍县、胶东的官道，也许某个细雨霏霏的黄昏，从大道上匆匆走过的那个背影是李清照，是苏东坡。当我趴在后窗台向沟里望去的时候，这里截住东山来的水，成了一方池塘。附近的生产队试验在这里种过藕，种过稻谷。曾经有过一番十里荷塘，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致，大概也是这个县城唯一一次种植水稻。后来水塘成了一池无人管的臭水，滋生了青蛙和蚊子，再后来干涸成平地，县城山会在这里有说书唱戏的，我们打开窗户不花钱就可以听到。进入腊月，这里又是鞭炮市场，逢五排十，鞭炮声吆喝声震耳欲聋，最经典的吆喝是：阳信大雷鞭，阳信大雷鞭，卖不了是放的少，点上了啊，又点上啊。现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医院后来盖的病房楼，古道的底下是负一楼的医院餐厅。
医院南面原先是十四大队的耕地，麦收秋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拾麦穗、倒地瓜，是少年的乐园和天堂。那时候学校好像什么也收，收麦子、收铁、收草、收粪。我们就在这片田野里寻找，大部分的任务当然是由家长帮忙完成的。我们自己干的事是用一个大针头穿着一根长长的麻线，在树底下拾树叶子，不一会就像松鼠尾巴一样拖拉出长长一串，拉回家烧火用。这片田野后来盖了县城的电影院，一度成为文娱活动的中心，前些年开发成了中央帝景商业区，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西边沟底下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不知名字，也许是东关或东南村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户有一个奇怪的姓氏和奇怪的职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家姓仇，是拾大粪的。我们经常趴在墙头上，看仇老汉耐心地把大粪铺满院子，晾晒大粪干。晾干的大粪一点臭味也没有。老汉裸着上身，像侍弄花草的园丁一样在大粪中间穿梭，手里拿着一柄长把的铁舀子，皮肤黝黑闪光。夕阳西照，把整个沟底的小院映在一片金黄透明的光影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们，这种劳动的场景一看就能看一个下午。西沟后来开发成了地下地上三层的新昌商场，一度生意红火。现在商场还在，却大门紧闭，门可罗雀。
从远处高处望去，三院处在城中的洼地里，像一架宽大舒适的摇篮，哺育了我们一代代三院子弟的成长。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潍坊高新区建了新的院区，建筑气派，设施豪华，但因为离退休的老职工大部分还住在老院区，人们就固执地认为三院的根和魂还在这里，六十年一甲子没有动过。前几年，家里老人去世，处理了老房子，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根不在了，魂也散了，我作为三院人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此后，我没有再迈进过三院大门一步，但每次经过，我都会放慢车速，向它行注目礼。这个位置是新昌路孤山后巷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