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3月25日，是浩然79周年诞辰；2月20日，是浩然逝世3周年纪念日。本刊特编发以下来稿，缅怀著名作家浩然同志。
浩然为什么流眼泪
张爽
作家浩然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屈指算来已快三年了。他患的是重症脑血栓，不能说不能动，更不能写。前两年原《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李凤翔先生去探望他，回来写文章：“浩然只有眼睛会动，看见人就流眼泪”。
大概是一年前吧，浩然主编的《苍生文学》的一个编辑来我这里。我问他，浩然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就剩下一口气。”
不知为什么，有一个问题总萦绕在脑际，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就是：浩然还流眼泪吗？
接下来还有更傻的问题：浩然为什么流眼泪呢？
不期待回答，这个问题是问给自己的。一遍又一遍，问得自己已经连着两天失眠了，问得自己都有些抑郁了。
浩然为什么流眼泪？
在这个冬天，没有一条消息是跟浩然有关的。寒冷的日子我把自己蜷缩在厚厚的羽绒服里，象一头极地的冰熊，象 “帝企鹅日记”里的一只笨企鹅。
忽然读到《当代》。有一篇《潮兮鱼兮》，是程绍国先生的，“借林斤澜之眼，看一批老作家”的文章。里面写有浩然 。年前年后分别读了一遍，最后的一遍读的是专门写浩然的那一节。是在一场大雪后的黄昏，读着时，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是那种令人几近绝望的雪后寒。
浩然其时正躺在病床上，他“只剩下一口气”，“不能说，不能动”，估计连看这篇文章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他还会流眼泪吗？
程先生在文章里说：“对于浩然，林斤澜无情可抒，与我谈话时，常常摇头。”
文中谈到一个细节：“文革后，文联作协批斗浩然，林斤澜听着，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当场昏厥。”（此细节我也在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读到过）。程紧接着说：“我以为，尽管对人对事物有大悲悯的超度看法，林斤澜反常态的‘大叫’和‘昏厥’，还是很不值得的。”
为什么不值得呢？程紧接着提到老舍：“在老舍事件上，尽管浩然没有参与蹂躏，但他并没有挺身相救。”
之后，程又写：“……浩然爬到江青这条船上了……倘若真的让他做大官，浩然未必谦谦推辞。”
“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
“浩然有与文革一损俱损的心理，有对文革要从轻发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尾巴松开来了，翘起来了。”
接下来他总结、批判道：“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浩然，非常顽固。一个怀着悲悯情怀的，站在人民一边的，对历史负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作家不是跟屁虫或应声虫，作家不是螺丝钉或工具，作家绝不能把臭说成香，把假说成真，把错说成对，把丑说成美。作家应该为民众歌哭，富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促社会前行……”
不想引用下去了。程绍国先生本身就是个作家，说得这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不由得让人不信。我只想知道，生于60年代的程先生何以对浩然有如此“独特”的见解，并把这样一个著作等身、影响巨大的世界知名作家，说成是一个利欲熏心，“文学观里没有文学，也可以没有语文”（林斤澜说），更不懂语法的文盲呢？
这让我想起初见浩然时的样子，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京郊平谷。当时的浩然身体还很好，他留着寸头，走路讲话就连身体都带着一种“派”。那次，他就气愤地说：“文革后，有些人在报上说我是文盲，连字都不会写，说我写的书都是由别人写的。后来我写了《苍生》，就是要给这些人看看。”话里透着不服输、要争气的固执。
现在那些诋毁浩然的人不会这样写了，因为写了也没有人会相信。毕竟，靠文字去打击别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想到海明威的一句话：“你可以打死我，但你永远也打不败我。”
文坛是个热闹场，也是个是非场。就连历史上最开明的魏晋和圣唐时代文人都免不了相轻、相轧，更不用说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了。
不知程绍国先生是否见过浩然，不知道在遍访文革时代的老作家时是否访问过浩然先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代表人物，浩然在“17年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典型人物，写文革中的作家，写浩然，而没有和这个寂寞的老人（浩然的晚年是寂寞的）座谈过，所写言论尽管堂堂，可还是让人心生疑窦：好的作家都该具有悲天悯人的气质，何以独对浩然偏激有加？
我比程绍国先生还要小上10岁。文革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片混乱和混沌，人妖颠倒，人鬼莫辨，许多当事人都言说不清，我们何以窥探到当时人的心态、灵魂？更甭说是在那样一个极度专制又极度混乱的年代？
浩然是固执的，但，凡是固执的人，都是在生命里活出过精彩与真实的人。浩然的固执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运，更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文革后，浩然悄然离京，落户三河段甲岭。后又转移到三河宾馆前的一排小平房里——那是他在京东著名的“泥土巢”。他到三河后，发现厚厚的三河史志上，竟没出现过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就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成立了文联，办起了刊物，去田间地头寻访作者……他一心一意接待着每个农村作者的来访，为他们批改稿件，为他们找地方发表。
浩然想以自己的成功“经验”，扶植起一批文学的幼苗。他的想法应该说是伟大的，然而这想法无疑又是天真的。毕竟文学创作是个特殊“个案”。就象农民有好力气未必就能带来好收成一样，浩然在三河的“绿化工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精心找来的两个编辑先后离职：“一个干起了电视，一个几经折腾，差点沦为乞丐。”（《苍生文学》某编辑语）而经他亲手扶植的那些身上还粘着泥土和草屑的文学幼苗，在高涨的热情过后也痛苦地徘徊于文学与生存的对抗性选择里，举棋不定。
程绍国先生说浩然有权利欲。此话可能是针对浩然先生接任了《北京文学》主编一职，后来又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一事。
浩然先生在开始他的文艺绿化工程之前，就曾经为无法为他所看重的业余文艺作者找到发表作品的园地十分苦恼。他曾亲自为一个无名业余作者的稿子到处求人托关系，有的编辑就跟他明说：“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无名作者的稿子，写的再好也不敢用，要是非要发，就请您写一篇给我们，一块发表。”对这种拉郎配式的搭配发稿，浩然十分气愤，又无可奈何。所以，当他接替林斤澜成为《北京文学》的主编时，他破天荒地在头条位置一举发表了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谁想此举却惹恼了当时一些在京作家，议论声四起，有的说，《北京文学》之后该改名叫《郊区文学》得了，有的作家则干脆联合在京的一些作家，不给《北京文学》写稿（文人的小气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的结果是，浩然干脆被架空了起来。我就曾在一些场合听浩然无奈地说：“《北京文学》的事我管不了，他们现在连三稿的清样都不给我看。”
我觉得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由他主编的一套五本的“北京泥土文学丛书”，包括星竹在内的几位郊区作家正是在这套丛书的鼓励下明确了方向，成就了各自的文学人生。
生活中的浩然，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说浩然在文革后创作的黄金时期没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除了他虎头蛇尾的文艺绿化工程，也与他苦涩的家庭生活不无关系。他的老伴姓杨，是他小时候的娃娃亲。老两口年轻时就没什么感情，浩然进城后曾一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进入晚年的老伴因身体常年有病，脾气变得非常暴躁。浩然又要创作，又要完成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又要照顾脾气古怪的老伴，他常常心力交瘁。再搭之1995年他在陕西突患脑血栓，使他的晚年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一九九五年底，我和两个朋友去三河看望浩然。大病初愈的浩然显得十分憔悴，老人怕冷落我们，就一个劲儿地说话，问问这个人的创作，问问那个人的生活。我们告辞时，老人坚持送我们出了“泥土巢”，他用他温暖却无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说：“可惜你没赶上泥土文学丛书那班车，现在我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了。”老人的真诚、无奈深深感到了我，同时让我隐隐感到了老人的落寞与无助。
写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十几年前，我和两个文学作者去北京拜访一个仰慕已久的老编辑。老编辑见了我们十分淡漠，话说了不到两句，他就说几分钟有个会要参加。我们知趣地离开。几分钟过去，我们因不熟悉楼里的情况，意外地再次推开了那个编辑的门，却见他正和一个青年女作者聊得火热，一点没有要去开会的意思！老编辑尴尬的表情不到几秒钟，而后镇定了，而后严肃了，而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家伙！没有比较，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的好和坏。从这点看，林斤澜先生在浩然挨批时的大叫“浩然是个好人啊”，“而后昏厥”的举动，不仅自然，而且可信！
1997年夏，三河文联和平谷文联联合搞了个联谊活动，会后游玩大峡谷。浩然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我所见过的最显衰老的浩然，一点也没有了当年编泥土文学丛书时的意气风发。他拄着杖，慢慢走在山路上，头上满是白发。
就是那天中午，浩然突然哭了。这是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哭，他在与和他年龄相仿的韩牧平先生喝酒、谈着什么的时候突然就哭的。我看见他大颗、大颗地掉着泪，眼泪咂在酒杯里，咂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泪水，浩然好象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那一刻，屏声静气的几个酒桌上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听到他哭出了的声音，因为极力压制而又变形了的声音，有些尖，有些细，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声音。那声音无助，无奈，空茫，有泪眼问天天不语的彷徨、失措。
患病的浩然，晚年的浩然，受挫的浩然，固执的浩然，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市场开放了，他无法习惯去商场买东西也要讨价还价；人心散了，他无法接受为奔生活离他而去的一个个作者；还有那社会上隔上几年就来的责问和嘲骂：文革过去那么多年了，本来问心无愧的他却不得不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审问式的采访和追问、纠缠。他的耐心消失了，所以他说：“文革中，我对人民是做出了贡献的。”这是他的狠话，也是他的实话。
浩然的眼泪，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浩然，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光环与现实无奈之间巨大落差下的浩然的真实。
浩然的眼泪是如此沉重地砸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与浩然素昧平生，从年龄上看，他比我大了将近40岁，是属于两个年龄段的人；从名气上说，浩然可谓名满天下，他的著作等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拥有上亿的读者（八十年代末就曾有一酒厂要出一百万，请他做广告，被他拒绝了）；而我只是一个无名的业余作者，而且出身寒微，刚到北京时曾倍尝寄人篱下的苦痛；从个人的阅读喜好来说，我并不是浩然作品的忠实读者，就连他最有名的《艳阳天》我都没全部读完。然而就是这样，我却一次次承受着浩然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他曾在一次来信中鼓励我：“几年间偶有接触和读你显出成熟的作品，看到你的天赋、你的勤奋、你的文字修养，以及在奔波磨练中趋向成型，所以感到你是农村业余作者中大有希望的一个，只要路走对，执著地不犹豫地走下去，定会成为具有个性特点的一名小说家。”因为写了些轻松诙谐的小说和散文，他曾几次在公开的场合提及我及我的作品，称我为“京郊的王朔”，“前途不可限量”。当我出版第一本书时，浩然又专程写信给区里的领导为我筹措经费，抱病为书撰写序言。我的书仓促出版后，他抱怨我出书太急，遗憾未能在他主编的另一辑“三河泥土文学丛书”中出来，他说：“编你书的那个主编是谁？根本没有名气嘛，要是再等等，和我编的这些书一块就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依靠他的名气和影响，让在文学之路上正彷徨的我尽早看到出头之日。
1998年我申请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讨论名单时，浩然一听没有我的名字当场就问：“平谷的张爽怎么没有？”作协的工作人员解释：“他的入会申请上报晚了。”浩然一激动就又说出了过头的话。他宁肯得罪那么多著名的作家，就是为了一个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农民，为他争一个“作家”的名份。结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协历史上唯一一个没被提上理事会讨论名单而加入作协组织的特例。
浩然有“官瘾”，有“权利欲“。可他当“官”了，有“权“了，想的是什么，做的又是什么呢？
1991年，浩然最器重的弟子陈绍谦因心脏病英年早逝，浩然流了泪。
1997末，浩然四处奔波，张罗着为陈绍谦出版小说集。文集出版后，浩然再次潸然落泪。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生死无界》：“生者为死者出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可那些出书死者大多是名人和伟人，你听说过一个著名作家，为一个无名并已故的农村青年出书的事吗？
生死无界，名人与非名人，生者与死者就这样通过一本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世上真有旷世的友谊，那么浩然与陈绍谦的生死之交该算其一吧……”
浩然现在躺在医院里。在这个寒冷的雪后的春天，我写着这些文字，想着与浩然相识的点点滴滴，想着他的几次落泪，想着他的辉煌、他的善良、他农民的固执以及他的过失，越发坚定了对他为人为文的敬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家是时代的产物，浩然忠实地记录下一个时代的缩影，不管那个时代是对是错，我想做为作家的浩然都是自豪和问心无愧的！
2006年2月于平谷
（张爽，北京平谷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民间文学杂志《天天》创办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