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何以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一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能让“刘罗锅”家喻户晓，但人们对历史真实中的“刘罗锅”一些讹传与偏见却难以消除。刘墉籍贯属今山东高密逄戈庄村，本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社会上大多以诸城人相传。刘墉本是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书法大家，而更多的人则只知以“宰相”云云，甚或随意外行的贬毁其书法。这样的现象，固然同样都是我们难以忍受的，但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甚之。因为前者逄戈庄村历史上毕竟曾经属于过诸城，后者却实在是找不出任何理由搪而塞之。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此拙文，以期对读者正确认识乡贤刘墉书法的历史地位启迪于点滴。
刘墉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于嘉庆八年（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卒谥文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诞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显宦之家，博通经史百家，工书善文，名盛一时。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着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与其同时期的翁方刚、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为“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翁方刚、成亲王永瑆、铁保合称“翁刘成铁”四大家的。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
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成功，都必须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刘墉能有如此高的书法造诣和历史地位，其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一、优厚的书法世家传统是培植其书法参天之树的沃土历来很多治学从艺有成者，均得益于深厚的家学渊源，如果说刘墉能在书法方面学有所成、独树一帜的话，也同样与他深厚的家学渊源有关。
刘墉的家族，是一个诗书传世的显宦之家。自刘墉四世祖刘思智至清代嘉庆十九年，仅考取进士、举人者就达46位；自清顺治至道光，仅七品以上的官员就达73位。因其家族中以诗、书、画名世者居多，清乾隆皇帝亲自封其家族为“海岱高门第”。
刘墉家族中，代有善书者。至刘墉曾祖父刘必显一代，其书法成就已开始彰显。刘必显及其子刘桢、刘果皆擅书。至刘墉父刘统勋，其书法已知名于朝野上下。王昶评其书曰：“公常谓少时书仿赵承旨，中年慕文待诏，晚年不复求工点画，然不求工而自工，斯天下之至工也。”刘墉称之为五兄的刘墫亦以书法获时名。刘墉数十位从、堂兄弟中，特别在诗文书画方面，最知己者有二人：五兄刘墫，与之书画相切磋；二十六弟刘堮，与其诗文相唱和。在《刘文清公遗集》中，就收有刘墉一次写给他五兄刘墫的七律4首，诗中他深情地回忆了二人28年京城相处时的共说勤修之事和离别思念之情。从中不难看出，刘墫对刘墉在书法上的积极影响。“近墨者黑”，在这样的诗书家族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加之父辈的谆谆教诲、兄长的循循善诱及良好影响，刘墉幼小的心灵便受到古文化的熏陶濡染，为其后来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打下了坚实基础。据包世臣记载，刘墉三个小妾，个个皆能书，且有可为刘墉代笔者，几乎达到可以假乱真的地步。由此可以想见，在如此家族书法遗风与氛围中，作为天资聪颖、善学能悟的刘墉，岂不如鱼得水，从而在书法的沃土上，傲然成为一株参天大树，为历史留下一道绚丽多彩的书史壮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浓厚的书法社会氛围是强壮其书法雄鹰双翼的长空如果说家族是影响刘墉在书法道路上成长的小气候，那么，社会上书法热的蔚然兴起，则是刘墉得以搏击书史风云而成为一代书法大师的大气候。一方面，在若干年的科举考试中，书法一直占有重要位置。而因康熙、乾隆皇帝的特别重视，清代的书法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位置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设想，那些企图科举成名的士子们，为顺利通过科举关，对书法将会是如何投入了。刘墉22岁中举、32岁中进士，如果没有扎实的书法功夫，那肯定是不行的。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为了建立并巩固其统治地位，自努尔哈赤时代便已开始的汉化政策，使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法走入了帝王家，康熙、雍正、乾隆皆喜书，这同样也使得他们对书法人才格外垂青，从而对清代整个书法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书法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优裕的环境。这样的大气候，对一个家族将意味着什么则不言而喻，为了子孙后代获取功名，长辈必然会成为子孙晚辈学习书法的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且不说书法艺术本身及其功利性对于刘墉之影响，单就一个诗书继世的显宦之家而言，刘墉家族其先祖岂有不重视翰墨之理？
三、深厚的自身诗外功夫是捷登其书法大雅之堂的阶梯书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倘没有深厚的学养做支撑，要想达到书法艺术的颠峰，是绝对不可能的。迄今为止，举凡书史上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书法大家，像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王铎等，都不是知识专一的地道的“专业书家”，而无不有着丰裕优厚的文化学养，其书法无不表现为一种“书卷气”。何为书卷气？即集人的哲学思想、美学原则、艺术创造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是一种由艺术家深厚的文化积淀而表现出的才情、性灵等气息，构成以高文化涵量为主要特征的书法发展的主流。
宋代苏轼论书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刘墉博古通今、学富五车，尤精研经史诗文。以学养书、功在诗外，学识与书法同步发展，交相辉映，才形成刘墉博大精深、独具个性的书法艺术。刘墉之所以能登顶书法艺术的高峰，成帖学之集大成者，无疑是得益于其深厚的书外功夫。清代的科举考试既是朝中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读书人一个攀登金字塔阶梯的过程。欲“金榜题名”，必真才实学。刘墉22岁时中举，32岁时中进士。据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记载：刘墉殿试卷以前10本进呈，已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之士，遂有意拔吴云岩鸿居榜首。此足见刘墉年轻时已具过人之才学。因刘墉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所以从33岁步入仕途任翰林院编修，直至升任侍读，至37岁即外放安徽提督学政。临行前，乾隆皇帝亲自写诗送行：“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尔称拟东箭，且爱栋南金。河诫伐檀诮，薪勤芃域心。家声勉永继，莫负奖期深。”赏识之情溢于言表！诗书满腹的刘墉也当场用优美的文辞写了和诗。刘墉着有《石庵诗集》，其诗很值得称道。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称刘墉的诗“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但刘墉自己最为得意的，还是他所做的题跋。从他那信手拈来、可长可短、不事雕琢、流畅自然的题跋中，更易品味和看出其渊博的学识与横溢的才情。尤其晚年的刘墉，崇尚佛老，对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书法融合佛道，生平洒脱之心性浸透字里行间，渐趋平淡而入炉火纯青之境，论者比喻它为黄钟大吕之音实不为过。
四、深刻的书法天资悟性是成就其书法帖学大师的钥匙刘墉在书法上能够标新立异，于书坛上独树一帜，遂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贴学大师，这在某种意义上说，要取决于他对书法的天生的悟性和胆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取舍，知避就，善借它山之石，攻己之玉。如刘墉学颜书，因颜书“拙重有余，秀丽不足，学者易趋甜俗”（《海藏书法抉微》），故只注重取其韵，从而达到线条轻松、灵动、耐看之效。同时，他“远溯钟繇”，以强调书法的古拙意味。包世臣称刘墉“壮岁得力思翁，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耽于北魏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所言亦即如此。
二是自觉摆脱流行书风的影响，大胆突破。明末清初，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官场书体大行其道，这种书体被称为“馆阁体”。由于帝王的喜欢，而且由于帝王朝廷当时出于对思想禁锢的要求，馆阁体的风浪愈刮愈烈，以至于到了后来，学子们如果写不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在科举考试中成绩都会受到影响。而刘墉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胆魄，首先突破了“馆阁体”的束缚，创作出了新的书法面貌。
三是能博采众长，融合各家之长于一身，成个性风格，从而达到自己理想的最高标准。针对当时“馆阁体”一统天下的时风流弊，刘墉在反董赵甜媚而求古拙的同时，又自觉地以含蓄蕴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反动于时风流潮。对此，王文治有一段论说极其透辟：“石庵前辈书，绝去宋元以来纵横妍媚之态而笔意高古，掘中含姿，淡中入妙，近时罕有能及者。”
四是能不趋时尚，勇闯“禁区”，穷其变化，超然独出。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家，师古而不拘泥。他临习古人范本，虽面貌相去甚远，而养分却毫无遗漏，即唯取其养料而尽弃其形骸。他虽然学赵，但风格成熟后的书作，却已将赵氏风格变得面目全非；他学过董，但后来的书作也与董大异其趣。用潘伯鹰的话说就是：“他特别善于学董，而不留董的痕迹。”另外，刘墉在择笔、选纸、用墨、执笔、结体等方面也极富有个性。刘墉写字喜欢用硬笔即是狼毫和紫毫蘸浓墨来写，我们知道，硬笔蘸浓墨如果写在生宣或质地较粗糙的纸上，是十分粘滞拉不动笔的，所以必须写在很滑润不吸墨的纸上。他写字喜欢用蜡笺纸，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书法用纸，纸上有一层蜡，比较高级的还用金粉画图案。刘墉还喜欢在库绢上书写，这是一种为皇室特别制作的书画用的绢，质地非常细密滑润。历史上一般行草书家，其书作在字体上一般先后无大的差异，而刘墉则往往是楷、行、草相间，且不固定，忽楷忽行忽草，截流为断而又和谐统一，更加耐人寻味，此实为不易。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因刘墉书法作品不受古人书法笔意的约束，而貌丰骨劲，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其书法所具有的特殊韵味倍受历代文人所喜爱。他的书法在当时即书名盖世，朝野内外渴求刘墉墨迹之人多如牛毛。现今虽历经200余年，其书法作品仍赢得中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蒋玉君
参考文献：
《宰相刘墉的一生》
《中国书法史》
《艺舟双楫》
《刘墉书法管窥》
《刘墉书法评传》
《刘墉书论选注》
《刘墉书法作品赏析》
（作者单位：高密市卫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