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那个初夏，很短，短得有些仓促。一场戏，一幕超短的独幕剧，很快就进入剧终。
那个初夏，正是从排练一场戏开始的。
一个上午，我和几名同学站在一棵枣树下，认真地接受老师的指导和排练。枣树很高大，枝枝干干，都透着一种紫红色的明亮；天气很晴朗，日光从枣枝的叶片间筛下，斑斑驳驳地洒落一地，纯正、柔和，似流动的溪水般清澈、潺湲。空气中，涌动着一种迷人的醇和，熏熏然，人欲醉。这使得那个初夏，注定会成为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最明媚的初夏。
指导教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脸白皙，瘦而长，俗称的“夹板脸”。脸色一变，冷峻至极，像一把锋利的刀，好像随时都会切掉我们每一个不合理的动作。剧情极其简单：一名解放军战士，回家探亲，恰遇一农家失火，于是，这名军人就参与到了救火的人群之中，奋力扑火，劳累过度，最后晕倒在火场。我扮演的正是那名解放军战士，其他几名同学，则扮演群众。女教师正在纠正我那个“擦汗”的动作。我习惯性的动作是：低着头，左手擦汗（因为右手正提着水桶），然后甩一下衣袖，作大汗淋漓状。女教师说：“这样不行，你得抬起头，目视前方，然后左手擦汗，这样，才能表现出解放军战士意志的坚强，和不怕苦累、勇往直前的精神。”她的左手，扶住我的左手；右手，垫着我的下颚（我感觉我的鄂下，蜿蜒着一条滑腻的蛇），让我的头作高视状。我根据老师的指导，一遍一遍地做着，却总难改变已有的惯性。女教师说：“你一直保持头高抬的状态，多待一段时间。”于是，我坚持着。头高抬，目视前上方。所有的枣枝、树叶，全部泻入视野之中。枣花正开着，繁密的枣花，熙熙嚷嚷，热闹地拥挤着，有蜜蜂在上面飞辍，我的眼前，渐渐成为花花搭搭的一片，混沌着，扩张着，冲击着。每一朵枣花，都成为了一颗巨大的向日葵，在太阳下，灼灼地燃烧着，随风摇曳。汗水，就在这个时候，顺着我的额，流进了我的眼睛，流进我的嘴角，一种涩涩的咸味漫溢开来。我没有办法，只好低下头，用衣袖去擦眼中的汗水。
女教师看到了，“咳”了一声——无奈的叹息，走开了，我不敢猜测她那张因生气而变形了的脸，会是什么样子，我害怕那种锋利的切割。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一生，将永远不会成为一名演员，我注定会成为一个裸行的人，不会戴假面具，不会伪装，只会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是一个女人，一定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女人。
但，戏，还要排练下去，因为要在“六?一”儿童节演出。我在等待着，在那个下午，继续昂起自己的头……
可是，那个下午，却被一场突然的会议冲击了。
全校一百多名学生，被集中在那棵枣树下，席地而坐。开会的是学校的校长，脸瘦而黄，脸皮松弛着，折叠了他所有的年轮，看上去，像极了一枚皴皱、干瘪的橘子，所以，学生给他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橘子皮”。那一天，“橘子皮”的脸很严峻，似乎每一块松弛的脸皮都绷紧了，直愣愣地僵硬着。他站在一张课桌的前面，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报纸伸展着。我瞅着他的脸，瞅着他手中的报纸，但心中并不感到特别，因为那个时候，读报纸，是一件很经常的事情。“橘子皮”校长，扫视了一下坐着的学生，说：“安静一下，我们开会，今天，我们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是关于黄帅反潮流的事情。”随后，他就开始读报纸。他的眼近视，阅读时，把报纸紧紧地贴在脸上。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听报纸的内容，我只是盯着他手中拿着的报纸。破碎的阳光，投射到报纸的另一面上，斑驳离落着，随着他的手跳动，我似乎觉得他的手有些颤抖，看看他的脸，被报纸挡着，一无所得。我最终还是听了下去，听到他在读黄帅的日记。日记很短，一篇篇地读着。我大体明白：那个叫黄帅的学生，受到老师的批评，于是，她就给老师提意见，老师愈加批评黄帅，最后，黄帅写信给了报社，报社却肯定了黄帅的做法，认为她具有反潮流精神。“橘子皮”校长很快就将日记读完了，他从脸上拿下了报纸。碎碎的日光，散落到了他的脸上，他的脸，似乎比那开着的枣花还黄，还破碎，而且笼着一种丧败的情绪。这让我很是快意，因为我是一向不喜欢“橘子皮”的。以前的日子，我经常看到他拿着一个西瓜，或者提着几个鸡蛋，到我做支书的伯父家去，跟伯父在一起唠唠叨叨，我极是讨厌他在伯父面前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的。更何况，这一年来，他经常组织学生考试，我虽然学习不坏，但也是讨厌考试的。每次考试，他都是拿着一根长长的教鞭，四处巡视，他那一副志高气傲、气势汹汹的样子，也让人烦厌。
那一天，会开完后，就放学了，没有再上课。我迅速地逃逸，害怕女教师再让我排练节目，让我“抬起头，目视前方……”
回到家中，我处在绝对的自由状态。那些个初夏的夜晚，天上有金黄的月亮，空气中流淌着将熟的麦香。村前，大片的麦田涌动着，月色之下，仿佛发着锵然的声响。极是适合一个少年的清纯和向往，乃至于骚动和不安。
我和几个少年，经常在这片麦田之中，放荡着，恣意地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那个时候，我就忘掉了女教师，忘掉了“橘子皮”，忘掉了黄帅……我隐藏在麦田里，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麦子快要成熟了，我在麦田的深处，等待着自己玩伴的寻找。那种隐藏，有一种隐秘的快感。有些时候，玩伴也许一晚上都不会找到我，可我依然愿意那样地隐藏着。静静地待在那儿，倾听麦田的涌动的声响。有微风吹着，唰唰的声响，仿佛是一种咀嚼，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旋转着，包围着，自在着，把旷野，呢喃成一种辽远的清寂。麦子青涩的微甜，浮漾着，漫溢着，鼻腔泛起一种痒痒的麻酥感。有时候，一只麦鸟会乍然冲天而起，没入夜的清辉之中，淡如轻烟，给心灵划下悸动的颤音。仰躺着，就看到天上挂着的月亮，就看到月亮泻下的月辉，那样的清亮而又朦胧，那样的柔和而又坚硬，感觉夜空，满是月亮的覆盖，把一颗少年的心，整个儿罩住了。
有一个晚上，我竟然在麦田里睡着了。睡在一种月色迷蒙的麦香之中，睡在1974年那个初夏的香甜里，睡在一个少年朦胧的思绪里……
黄帅的事件在发酵，为了迎接检查，学校把黄帅的日记写到了教室后的黑板上，供学生天天学习。一些片段，我们甚至能背下来。例如：
“九月七日，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我们都知道了：反潮流，就是反“师道尊严”，也就是反对老师（那个时候的简单理解）。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回家告诉了母亲。彼时，母亲正在做晚饭，她蹲在灶台前，风箱咕嗒咕嗒地响着，母亲听完我的叙述，一脸的不屑。得到的教导是：“你不要跟别人学，别人反潮流，你不能反。没有老师，你们上什么学？”好像大部分同学都是得到了相似的教导，尽管黑板上贴满了从报纸上抄下的“反潮流”的文章，但却没有一个同学真的起来反对自己的老师。课，还在继续上；节目，还得继续排练。女教师，又一次次地把我们拉到那棵大枣树下，我又一次次地“抬起头，目视前方……”，那满树的枣花，又一次次地盈满我的视野：枣花依旧开着，一些枣花开始败落，如散漫琐碎的思绪，随风飘逸而去。我那个动作，越来越熟练、规范，最终，做得符合了女教师的要求。
可不管怎样，我总感觉到，学校里还是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像暗流一样，在涌动着。花瓣，似乎在碎裂，成为一地残红。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在伯父家看到了“橘子皮”校长，他正在跟我的伯父述说着什么，声音很低，低得我只能隐约看到他脸上的惨淡。这一“述说”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下午，又一次校会的召开。这次校会，主席台上排了两张课桌，在座的除了校长外，还有我的做支书的伯父，我们五年级班的莲香。莲香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的时候，她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身材高挑而丰满，像一朵荷花那样地亭亭玉立着，走过她的身边，能嗅到她青春四溢的体香。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些孩子，又加上时代的封闭，根本就不懂得性爱之类的东西，对于她的“饱满”只是觉得好奇，觉得她是同学中的“异类”。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终日沉默着，把自己封闭在一种日趋的成熟里。一些调皮的男同学，下课后，就会特意跑到后面，在她的胸脯上摸一把，然后吆喝着：“哎呀，好软和啊。”跑开了，莲香就红着脸，在后面追着打。这似乎成为了课间的一种游戏，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并没有意识到是对莲香的不敬。莲香的学习，是出了名的用功，课间她很少出门，总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看得焦头烂额。可每次考试，莲香的成绩，差不多总会是全班最差的。莲香，竟然坐在了主席台上，我们莫名地诧异。
莲香，坐在主席台上，低着头，扭玩着自己的辫梢。时而也会抬起头，看看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清了她脸上漾着的红潮，似春风拂过的湖面。校长宣布开会，脸上，有一种滑稽的轻松。先是由我的伯父讲话，他的讲话不够连贯，但大体意思还是明白的，就是告诉我们：“反潮流”是对的，上级的精神不能不听，但庄户人家的孩子，更要懂得学习，学习才是第一位的。接着，是“橘子皮”校长讲话，他让莲香站起来，然后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我们聚精会神地盯视着他的手，期待着他摸索的那件物什。终于，他的手伸出来了，我们看清，他掏出的竟然是一缕头发，一缕乌黑的青丝。他把头发高高举起，说道：“同学们，看清了吗？这是一缕头发，这头发是莲香同学的。”我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莲香，莲香的脸更红了，春潮滚滚。校长继续讲话：“莲香同学，学习刻苦用功，因为痛恨自己脑子笨，学习成绩不好，就撕扯自己的头发，竟然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了。”随后，是校长发出的一系列的号召，号召我们向莲香同学学习，学习她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莲香是什么时候撕扯下了自己的头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是有几次，看见莲香，因为课堂上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生气地拍打自己的脑袋。
那次校会之后，黄帅被“淹没”了，整个学校，乃至于家长间，都传播着莲香刻苦学习的故事。而且这种“淹没”，一直持续到我们小学毕业。“一缕青丝”，那样柔和而又明亮地缠绕了整个村庄，乃至于成为了一道“拦洪”的堤坝。那段时间，“橘子皮”校长异常的兴奋，他那满脸的褶皱，释放为灿然的菊瓣。
那一年的那个“六一”儿童节，演出很成功。女教师教下的那个动作，成为一时的“经典”。此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演员。
那一年，还是因为黄帅事件，五年级毕业，我们没有考试，是通过推荐上初中的。上初中的第一年，我成了一名红卫兵。又一年后，“红卫兵”取消，改为共青团。我成了红卫兵舞台上的最后一批演员之一。
几年之后，我正在读高中。某日的早晨，在大队部的面粉厂，见到了莲香。其时，莲香已是一名工人。莲香正坐在一堆圆木上，支颐沉思，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她的身材愈加风韵，已饱满得快要绽开了。早晨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看上去安宁、静好。听人说，她正在“犯相思”。我就不期然地想到了《诗经》里的那句话“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需要一位“吉士”。也许，若干年前，她在和我们一起读小学的时候，心中就有“吉士”了，所以，总也学不好。
“橘子皮”校长，实则是我们本家族的一位二叔，我参加工作后，他已退休了。每年春节，回家给他拜年，他总会握住我的手，异常的亲切，问道：“工资又提了吗？”他的脸，愈加局促、凝练。
那位女教师，后来随着她的丈夫，去了异地工作。可我每想到她，就想到她那句话：“抬起头，目视前方……”
是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向前走，可我总没有忘记1974年的那个初夏。那个初夏的枣花、麦田、月光；那个初夏，少年成长的安详、躁动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