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昌乐望留地下联络站
作者：沈飞整理
抗日战争开始，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昌乐党组织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地方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国民党昌乐当局对共产党的统治愈来愈严，手段更加残酷。1940年，国民党昌乐当局为了清剿共产党，实行了保甲制，办理五家互保连坐切结，并有重点的清查户口，妄图把共产党一网打尽。更残酷的是，他们派出便衣队、暗杀团，采用枪杀、活埋、“砸核桃”等毒辣手段，在昌乐发动了第二次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高潮。仅从这年的2至6月份，五区区委书记于临风、地下宣传员于新文、地下联络员宫际堂、打鼓山支部书记刘克礼、一支队战士刘宝太、地下联络员庞文林、八支队留守战士王风祥、孟祥林等50余名共产党员，抗日战士、无辜群众被害。他们还处心积虑地继续捉拿党的负责人赵西林、刘焕奎、刘智堂等同志。
在这种极其恶化的形势下，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中共昌乐县委决定，昌乐党员暂离昌乐内地。他们有的昼出夜归，有的出归不定，有的到外地串联落脚，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如宣传部长武克东，出走沂水的三岔店，后到鲁中区：秦立峰、孟广松、尹宗礼等，在临朐五井一带活动；徐培芝以贩卖石磨为名，在潍县的成章、付家、城里一带活动；县委书记赵西林和四区委负责人刘智堂等与中共望留区委书记张立武取得联系，在望留、下坡、张家庄一带开辟地下工作。刘智堂常住张家庄。
县委书记赵西林和刘智堂等人到潍县望留开辟党的工作，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望留为伪范启奭部所管辖，范启奭因与张天佐有矛盾，屡受排挤和打击。中共望留区委便利用范、张之间的矛盾，在这块敌伪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了不少支部。当时如望留区的蔡家、二甲王、下坡、张家、韩家、黄土埠子等村，都建立了支部，而且这些村子都和昌乐相临，以前就早有过联系。其二，一、二战时期，昌乐党组织曾受潍县党组织的领导，在向潍县党组织联系工作和接受任务时，望留是必经之地，而且熟人很多，有利于开展工作。
联络站的建立
1940年春，刘智堂住在张家庄张立武的家，刘智堂会中医。张立武的邻居张克善，是共产党员，与张立武关系密切，忠于党的工作。刘智堂又会看病，于是他们三人商定以开药铺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开药铺无象样的房舍，他们便把张立武的磨屋倒出来，因陋就简，将就使用。房子有了，还得买药和添置用具，因无本钱，张克善便主动捐上了两布袋高梁，以解燃眉之急。后来上级党组织为了支持这个药铺的开设，还给了200元钱。
刘智堂当上了看病的大夫，但穿戴不大像个样子，于是张立武又把自己的大褂送给了刘智堂。平日吃饭问题，二张全部照管。这是中共昌乐地下联络站的前身。
在这年的秋后，昌乐县委书记赵西林在张家庄一带帮助秋收完毕，要去鲁中区党委学习，张立武帮他搞了一个小挑，扮作一个小商贩的模样，把他送走。赵临走前，把党的地下工作交待给刘智堂、张立武负责。决定正式建立“中共昌乐望留地下联络站”，昌乐和潍县南部的地下工作，均由此办理。
根据赵西林同志临走时的安排，刘智堂、张立武、张克善三入商议，一致认为要建立联络站开展地下工作，必须办事谨慎，严防泄密。当前药铺设在一个小庄里，看来比较安静，但是看病、取药的人出出进进，非常显眼，目标很大。为了安金起见，他们便把药铺搬到了望留街里。因为这里是个集店，办事的人很多，过路来往、赶集上店，处于人烟闹市之中，开展党的工作，不肯被人发现。
药铺设在望留东西大街的东端北侧，座北朝南共两间房子。药铺的名字叫“济生堂”。
药铺开张之后，与张立武同村有一个党员叫王育民的同志，这个人很有学识，唯恐以开药铺为掩护而开展党的工作出危险，特为药铺书写了一副对联，暗示要提高警惕。这副对联的上联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下联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当时“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与上级党委保持密切联系；向望留的基层支部和昌乐内地如耿安、大解召分散活动的党员传达党的指示，进行坚持地下斗争教育；接送鲁中三地委执行任务过铁路的同志；开展对范启奭的统战工作．
针对上述任务和当时所处的不利形势，联络站的同志感到要想站得住脚，有个地盘能开展党的工作，首先要搞好对范启奭的统战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由被动变主动。
范和张天佐有矛盾，范投靠日寇后仍和张天佐顶着。“联络站”便利用他俩的予盾，尽量做范的工作，使他靠近我们。当时这样做，不但能使昌乐、潍县以及上级来往的同志在此有落脚点，而且能使范对我们开展党的工作提供方便。针对这一任务，刘智堂利用看病的方便机会，先接触和搞好与伪保长李颜荣等人的关系，接着与张立武配合，做争取张福灵的工作。张福灵是范启奭的副官，又是范的老师，主事一半。 “联络站”又利用这一关系，间接进行对范的统战工作。
通过认真细致的统战工作，范启奭的思想也起了变化，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想法，考虑到如不搞好关系，下场不好收拾。因此，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反对，但也不很支持口这样“联络站”的工作就有了主动权。
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联络站”还为鲁中区党委购置一些紧缺物品，像油印机、腊纸、油墨、胡琴之类的东西。如在这年秋后的一天，我党地下工作者徐培芝，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配有眼镜，前来与“联络站”联系，安排到潍县去弄印票子的纸张。当时日本鬼子在潍县城的关卡甚严，很难向外运出，但“联络站"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张克善同志便搞了一辆小车，安排其弟张克政(党员)和张克作，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把纸张推到家中藏了起来。这批纸张都用蓝布包裹，后来派人挑了七、八挑子，由武工队护送，把它运往鲁中区。
这些纸张都是从鲁中区党委弄来的黄金，通过联络站把它换成钱买来的。据张克善同志谈：有一次武工队长王光廷(又名王萍)叫我去给韩子顺(又名韩济忠，地下工作者)送两块黄金，一块半斤，一块十两，还带着一封信，并嘱咐说：“看到七二色就卖，看不到不卖。”
刘智堂同志被捕
国民党昌乐当局很早就有抓捕刘智堂的图谋。1940年11月8日早晨，国民党暗杀团杀害组织部长刘焕奎后，又去抓捕刘智堂，便衣特务四面包围了他的宅院，事有凑巧，刘回家看家刚出家门，侥幸脱险。
刘智堂隐蔽在望留开药铺，国民党在昌乐内地仍然到处打听，追踪查寻。1941年清明节前后，地下党员刘长远(朱刘大东庄人)被杀害在棘子山下。5月24日，地下政治交通员刘汝元又被捕去，惨遭活埋。接着张天佐便写信给厉文礼，要求抓捕刘智堂。一时不慎，刘智堂被捕。麦前，药铺“济生堂”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四方亲友知悉者……”、“济世救人”、“妙手回春”之类的话，最后落款是中医大夫刘智堂。告示一出，望留是个集店，来往的人很多，耳目甚众，这就等于给敌人报了信。厉文礼接到信后，马上电令范启奭，范启奭不敢怠慢，于是就在这年的6月8日(农历五月十四日)便派部下的“学兵连”，乘张立武回家拿饭的时候，将刘智堂捕去，扣押在大圩河。
刘智堂被捕的当天晚上，张立武同志便请了四个伪保长：桃园的李颜荣，柴家的柴国勋、埠前的刘升堂、望留街的刘喜，由张立武带领前去保释刘智堂。这四个人和范启奭的关系很好。当去大圩河见到范启奭说明来意后，范将四个伪保长当面训斥了一顿，并对张立武说：“你们回去吧，今晚就活埋他。你现在年轻轻的，应当在家好好下庄户。”张立武回药铺后，仍放心不下，第三天又请了四桌子客，计划再次保释刘智堂。就在张立武坐卧不安、心急如焚的时候，他的妻子去叫他，说是家中孩子生病，要他赶快回家。张到家一看，刘智堂回来了。张立武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地，放了心。这时张立武也不再请人写保状，便急忙给刘智堂搞了个“良民证”，并凑足了路费，给刘智堂扮成商人模样，从坊子上火车，打发他去了沈阳。刘智堂在沈阳以做买卖为名，经常与张立武通信联系。
原来，范启奭和他的副官张福灵为了掩人耳目，演了一出活埋刘智堂的假戏：声言要活埋刘智堂的晚上，确实活埋了一个人，不过这是绑架的一个土匪，代替了刘智堂。刘智堂不但没有被活埋，而且得到了放行。并且在放行的时候，张福灵还给了他五元钱作路费，令其赶快逃走。由此可以看出，与范搞好统战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革命之火未熄
刘智堂被捕以后，联络站的工作遭破坏。1941年夏，张立武同志化装为佛教徒，带着《金刚经》、《三劝》、《黄氏女游阴》、《菩萨经》等迷信书籍，搞了个“良民证”，从坊子乘车，途经益都，去益临工委，向书记张敬涛、组织部长赵西林回报联络站的工作情况。回报以后，张敬涛指示：“已暴露目标的同志，可速到解放区来，未暴露目标的同志，应白天隐蔽晚上活动。”
张立武回来以后，按照上级党委指示，将已暴露目标的几位同志，分别送到鲁中区党委和二地委这些同志，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参加了党校学习。其他同志仍留在当地坚持地下工作。
1941年7月，坊青工委在望留韩家建立，许杰任书记，薛玉祥和武家树为委员。在联络站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归坊青工委领导。
1942年，在坊青工委领导下，以王光廷为队长的武工队与联络站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相配合，共同执行开辟新区、护送干部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任务。武工队备有化装衣服，白天隐蔽，夜间活动，经常出没在潍县的大圩河、大柳树、望留及昌乐的耿安、解召一带，散发传单、惩治与人民为敌的区、乡、保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8月，沂山地委决定成立昌潍工委，领导昌乐、潍县地区党的工作口赵西林任书记，许杰任付书记并兼坊青工委书记。张立武赴鲁中区党校学习。昌乐党员秦立峰、尹宗礼等受上级党的派遣，与联络站的徐培芝、吴曰德等取得联系，并与隐蔽在付家村女婿家中坚持地下工作的陈兴周(昌乐上庄人)配合，在昌潍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