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遭遇
刘秉信 口述
曹东亚 整理
1957年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在科学文化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而党中央发动党内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此形势下，党外人士陆续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6月，报纸上先后刊登了《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一系列文章，党中央发起了反右派斗争。
潍坊市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得晚一些。1957年夏，市委书记王凤文先是在十芴园作了一次动员报告。然后，市委在文化界、卫生界、教育界、工商界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组织座谈，号召大家写大字报，给党组织提意见。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口号。在党的号召下，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些看法和言论。工商界搞得早一些，市里曾组织小学教师去参观他们写的大字报。有些人在大字报中发牢骚。如郭谷石写道：老和尚的经叫小和尚念歪了。郎凤刚写道：资本家好象是个尿罐子，刷十几遍仍然还有个躁气味。夏季过后，市委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帽子。当时，潍坊市最有名的四大右派是：郭谷石（医生）、姚俊川（潍坊柴油机厂工程师）、郎凤岗（工商联成员），另一个人的名子我忘记了。
这年寒假，全市小学教师（包括城郊小学）被集中在当时的第一小学（棋盘街小学）举办学习班，实际是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当时，市委和教育系统分别成立了整风反右运动领导小组。教育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有徐洪瑞（教育副局长）、李仲豪等人。学习班上，领导小组动员教师个人鸣放，写大字报，谁写得多、写得尖锐就表扬谁。当时有个口号，叫“苦战一昼夜，写够一百篇”，鼓动大家尽量多给党组织提意见。鸣放之后，便根据鸣放言论打右派，这次学习班共有30多人被打为右派分子。
我1948年潍县解放后参加工作，因工作努力进步很快，1951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任第三小学教导主任，1955年任第三小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升任第三小学校长、被评为潍坊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考入了山东师范中文系函授班。这时的我，在潍坊市教育界可谓“红人”。1957年冬寒假学习班鸣放期间，我没有发表任何对党不满的言论。一直到1958年上半年我平安无事。
1958年8月暑假，全市小学教师又被集中在第一小学，开展向党交心运动（实为整风补课）。期间，市里又动员教师进行鸣放，许诺不打棍子，不抓辨子，暴露灵魂深处一闪念。我仍然没有发表言论。但事隔不久，忽然接到召开党员会议的电话通知。我按通知的时间、地点到达时，会场已坐满了人，不光有党员，还有申请入党的教师积极分子。当我在中间预留的一个空位坐下后，市教育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李仲豪宣布：“今天我们集合起来，批斗刘秉信。他有很多反党言论，是一个削尖了脑袋钻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话音刚落，其他人就象炸了营一样高呼口号。我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开始揭发我的反党言论，进行批斗。第一个揭发的是我的恋爱对象，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判，会一直开到中午。由于事先一点也不知情，突然遭到打击，受到惊吓和刺激。从那时起，我落下了一个毛病，一接电话，手就哆嗦。被批斗的十几天后，正式处分批下来了，我是右派分子4类。
后来我才知道，1958年潍坊市进行整风补课，党内规定各单位右派比例必须达到5%左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潍坊市小学教师党支部到整风反右结束时，一个右派也没有，不许收兵。我上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是地主成份，1956年发展党员时象我这种情况入党的全市教师中只有我一个。支部共20名党员，其他党员的成份、出身清白，只有我历史上有污点，右派名额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戴上右派帽子后，我被开除党籍、团籍，撤销行政职务和潍坊市教育系统团总支副书记职务，降4级工资，月工资由64.5元降为34.5元。在潍坊市教育系统，我先是红得发紫，后来发了黑。
这时，我的厄运才刚刚开始。1958年下半年，我被调到潍坊职工中学当教师。1959年初，学校里有人为了自己往上爬，对右派落井下石，背后无限上纲地打小报告，说我有抵触情绪。因此，我被调往农村，到庄头小学任教。在庄头小学待了不到1年，又被下放到固堤公社西横沟村临督劳动。
1959年冬天，去固堤农村报到时正赶上下大雪，我一个人背着铺盖和生活用品，走到则尔庄的时候，雪没到小腿，根本看不到路。到西横沟村不久，被派往峡山水库工地修水库。我们住安邱县赵戈庄村附近河滩的地窖，里面非常潮湿。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吃的主要是地瓜干、地瓜干面和咸菜，根本吃不饱。大坝逐渐增高，取土的坑逐渐加深，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我从小上学，缺乏劳动锻炼，推小车非常吃力，一趟下来精疲力竭，有时翻车、摔跟头。后来吃饭和劳动挂钩，推一车土到坝顶，领一个签，吃饭时两个签给1个窝头。身体不行的得签少，就更吃不饱，恶性循环。由于长期吃不饱，又不见油水，所以浑身没有力气，一有空我就躺在地窝子里。饿得实在不行，就高价从农民手中买点吃的东西充饥。我越来越虚弱，3个月下来瘦得不成人样了。
从水库工地回到西横沟村，在村里待了不到一年，1960年冬又被派到北海边央子公社新建立的林场，植树造林。林场没有宿舍，我们右派住在又矮又小的猪圈里面。猪圈只有3面墙，南面用草帘子挡着。冬天海边特别冷，我们晚上睡觉从来不脱棉衣、棉帽，也不敢出来解手。为了避免晚上解手时受冻，只好晚饭时不喝水。央子一带的地下水因盐碱度太高不能喝，只能喝湾里的水，与鸡鸭牛羊共饮，水非常脏。附近群众有经验，砸冰化水，可以喝到相对干净和盐分较低的水。我们没有条件，只好喝湾里的脏水。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向当地群众买些黄蓿菜种子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我的两条腿肿得非常厉害。央子的土质碱性太大，根本不适合植树，我们一年多时间辛苦植树几十万株，全部死亡。
1962年初，随着潍县从潍坊市划出重新设立，潍坊市的右派从潍县分出来，安排到市区东面的十里堡潍坊农场劳动。不久，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市郊山后王家村小学任教，从此生活和工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尽管摘了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内部，政治上的歧视和压力仍然很大，仍有人时刻监视摘帽右派的言行，随时打小报告揭发。
我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弟弟和妹妹。弟弟刘瑞信学习成绩很好，考大学时因有我这个右派哥哥过不了政审关未被录取，后来在马路边以修自行车为生。我妹妹1951年参军，在部队上眼看就要入党，政审发现有个右派哥哥，被安排转业。我28岁被打成右派，原来的恋爱对象与我分手，之后曾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可人家一听是右派就不干了。我不敢主动找对象，怕结婚后给家属和子女带来灾难。因此，被打右派后20多年我一直单身。
我在山后王村当小学教师时，星期天回家没地方去，只好钻到东风大街路北的阅览室里，看书看报打发时间。有一天，我在阅览室偶然遇到谭连。谭连原是淄博日报的业务骨干、青年作家，号称淄博四大才子之一，也被打成右派，因病回潍坊老家休养。他邀请我到他家玩，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北下河街陈正宽家里玩。在那里遇到了刘督宽、杜宇、陈炳熙等人。我们这些人情趣相投，聚在一起唱京剧，谈文学，讲故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批判“三家村”，济南批判“历下诗社”，潍坊照葫芦画瓢，寻找批判目标，于是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们这些人。因为陈正宽写文章、记日记后面有“写于昨非斋”的字样，所以把我们这些人定为“昨非斋反革命集团”。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我遭到残酷的批斗和体罚，1967年冬天被逼得跳井自杀未遂，留下了残疾。
“昨非斋反革命集团案”后来不了了之。1969年至1971年，我在三官庙生产队劳动3年。1972年之后，我先后在治浑街完小、东里固小学、后栾小学、三官庙联中、梨园联中任教。1979年右派改正，调任潍坊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1981年51岁时，与宇桂兰女士结婚。
近20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史资料，不少文章被《人民日报》、《纵横》、《团结报》、《大众日报》、《联合日报》、《春秋》等报刊杂志以及肖乾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刊登，另有200多篇文史资料被潍坊的各种书籍和报刊采用。我今年已78岁，先后做过两次癌症手术，瘫痪达9年时间，但还是坚持写东西，尽量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注] 刘秉信，1930年4月生于潍县城里太平街，先后在撞钟院小学、潍县中学和省立潍县师范上学，1948年潍县解放后参加教育工作，分配在潍坊市第三小学（太平街小学）任教员。1951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任第三小学教导主任。1955年任第三小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三小学校长。1958年被打为右派，一度下放农村监督劳动。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重新从事教育工作。1979年右派改正，调任潍坊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1984年任潍坊市潍城区第六届政协委员。1987年连任潍城区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