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市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及个人遭遇
李仲豪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原潍坊市教育系统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从1957年冬举办全市小学教师寒假学习班开始的。
1957年寒假，市委文教部在潍坊市第一小学（即现在的郭宅街小学）举办全市小学教师寒假学习班。
开班之前，市委组建了学习班领导小组（后改称潍坊市文教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市委文教部部长兼市政府文教科长李鹤亭任组长，文教部干事苏英、市委组织部一姓周的同志、文教科的人事秘书（党员）和我为小组成员。当时，潍坊市文教系统共产党员非常少，全市小学教师中只有1956年市委组织部派人到学校发展的8名预备党员（1956年之前全市小学中没有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因为我是共青团潍坊市委学校部部长，与学校打交道比较多，1956年市委文教部成立之前，学校政治运动和教师档案的建立等工作由我负责，所以市委让我参与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的领导工作。
全市市区的15所小学和郊区小学共500多名教师全部参加了这期寒假学习班。教师分为城里、东关、南关、北关、二十里堡、坊子共6个大组，每个学校为一个小组。大组组长基本上由1956年发展的中共预备党员担任。
学习班开班时，先举行了动员大会。大会由市委书记王凤文亲自主持，副书记杨芳梅做动员报告，文教部长李鹤亭做具体部署。主题是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按市委部署，学习班分鸣放和反右两个阶段。鸣放阶段大约持续了十几天时间。期间，动员、组织全体教师搞大鸣大放，通过写大字报、开座谈会等形式向党提意见。鸣放阶段后期，学习班在光华戏院召开了两次全部教师参加的鸣放大会，由各个大组挑选鸣放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发言。鸣放结束后，进入反右斗争，从鸣放言论中查找所谓反动言论，确定右派目标，然后组织材料，根据材料参照其家庭、历史、个人表现等划定右派。先由6个大组选定目标，形成材料，然后由文教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进一步筛选、整理材料。这个过程中对个别右派目标进行了外调。材料形成后，报市委整风反右办公室审批。市委整风反右办公室审批后再报市委审批。市委专门组织了审批班子，由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监委书记等人组成。我曾多次参加了市委的审批会议。会上，文教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宣读材料，在座的领导同志提问，然后评议定案。右派分子确定后，材料与本人见面，由本人签字。之后，学习班组织全体教师对右派进行批判斗争，但批斗中不存在打、骂等体罚现象。最后是组织处理：降职、降级、降薪，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籍、团籍，少数被送到王村劳动教养，大部分下放到农村。这次寒假教师学习班共打右派30多人，其中周春梅、刘锡庚、周希仁3人为极右。
周春梅，20岁左右，潍坊市第五小学幼儿园教师，共青团员，上进心强，刚刚从济南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潍坊，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女教师。当时，学习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看谁提意见多，提的意见质量高。周春梅积极响应号召，一夜之间写了100多张大字报。学习班领导小组表扬了她，将她写的大字报挂起来，组织全体教师参观学习。周春梅在所写的大字报中流露出对解放初期的土改和镇反运动有不同于当时社会主流的看法，因此被定为右派。期间，学习班领导小组派人到她的家乡去调查，发现她父亲是一个道会门的坛主，于是又将她划为极右。周春梅被打右派下放到农村当教师，表现很好，改革开放后是原潍坊市小学教师中唯一的特级教师。
刘锡庚，30岁左右，潍坊市第五小学校长，曾担任潍坊市小学团总支组织委员，人品不错，但历史上曾有污点（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分队长）。1956年市教育口第一批发展共产党员时，他因历史问题没能入党，又赶上团总支改选因超龄而落选，情绪比较低落。开鸣放大会时，他主动上台发言，言语比较尖锐，发了不少牢骚，结果被打为极右，送往王村劳动教养。
周希仁，潍坊市第六小学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作风比较散漫。鸣放时，他发表了一些对学校领导不满的言论，结果也被打为极右，送往王村劳动教养。
另外，学习班期间有一名老教师自杀身亡。这人叫陈锡庆，50岁左右，是潍坊市第九小学语文教师。他仅写了1张大字报，就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大字报内容是：木子见孔子，问孔子怎样才能得到升迁。孔子日：吹、捧、溜、舔、拍。他回来后照这5个字行事，果然灵验，不到一年功夫连升了3级。这张大字报虽然没指明木子是谁，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他暗指自己所在学校的校长。这张大字报被认为是攻击党的领导。结果，陈锡庆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批判他的当天晚上就找不到他了，第二天在城外北面的一个机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井边留有一双鞋和一些烟头，显然是投井自杀。
潍坊市教育系统先后打过两批右派，1957年底寒假学习班打的是第一批，1958年暑假后又打了第二批。
1958年暑假，根据上级指示，市委在全市小学教师中开展整风补课运动，当时叫向党交心运动，要求教师们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向党交心。市委许诺：不打棍子，不抓辨子，不戴帽子，动员大家敞开思想鸣放，说心里话。交心运动期间，没有马上打右派，暑假过后，根据鸣放言论，整理右派材料，又有20多人被打为右派。
潍坊市前后两次一共在小学教师中打右派50多人，约占教师总数的10%。
1958年9月，团市委派我和丁本源参加市里大办钢铁运动。丁本源去了潍坊第四钢铁厂，我去了市钢铁指挥部，没白没黑地一直干到年底。1959年元旦过后，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月3日，团市委领导把我叫去，宣布：我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我一下子懵了。整个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我一张大字报未写，一句鸣放言论没有，作为市委文教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怎么突然之间成了右派。我没看到自己的右派材料，更不用说在材料上签字，根本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丁本源也被打为右派，与我一样，完全蒙在鼓里。
宣布我们右派的第二天一早，市里就把我俩和报社等单位的几个右派送到固堤公社。我被分到流河大队小流河生产小队，当晚就住到农户家里，和房东同吃同住同劳动，享受地富反坏的待遇。丁本源和其他几个人都单独分到别的村子，最近的相距五六里路。对我的处分是右派五类，即右派中最轻的一类。按规定，我被免除职务，干部级别由20级降为25级，工资由64.5元降到34.5元。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打我们右派的一些情况。团市委和妇联是一个支部。这个支部1957年反右没有打右派，1958年整风补课开始没有打，后来分了两个右派名额，给了当时不在单位的我和丁本源。一切材料都是背着我俩形成的，始终没让我们看，等我们知道，生米已经做成熟饭。1959年1月4日，在固堤公社大队支部书记会议上宣布右派罪状时，我才知道自己罪状有3条：第一条，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第二条，在团市委大搞独立王国；第三条，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一条是我的主要罪行，祸从口出，就因为一句话。1956年我在二中驻校，二中书记兼校长是潘少平，此人懂教育，水平很高。潘少平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脑部受伤，不能坚持工作，上级从昌乐调了一名姓王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来接替他担任二中支部书记兼校长。此人没干过教育，对教育工作比较陌生。我回机关与团市委干部闲谈时说到此事，说市委怎么安排的干部，调了个校长来，不懂教育，说些外行话，办些外行事。这句话一上纲，就成了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第二条罪状与我的少先队工作有关。建国后，我一直在团市委学校部工作，潍坊市少先队工作在全省较为有名，连续5年主办少先队暑假夏令营，都办得很出色。团省委多次来潍坊调查了解情况，先后两次叫我写工作总结，一是介绍小学少先队工作经验，二是介绍中学团的工作经验。我写的这两个报告以团市委学校部的名义上报了团省委，被团省委转发。我1948年参加工作时才15岁，刚当学校部部长时17岁，年龄比较小，从学校门到机关门，缺乏处世经验，材料没以团市委的名义上报，办事程序上存在缺陷，严格说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说我不经过团市委领导班子私自向上级报材料，是搞“独立王国”。第三条罪状也是因为一句话。1958年，团中央开团代会，团市委通知下面收听报告，开展讨论。会上朱德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四川口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懂。当时，我在团市委值班，下面来电话报告说没听懂朱德的讲话，当晚不好讨论，想等第二天见报后再组织座谈讨论。我说我也没听懂，可以见报后再讨论。结果成了污蔑党的领导。
1959年9月下旬，潍坊市组织右派到原潍县党校学习。当时，潍坊市、潍县已合并，称潍坊市。和我一批参加学习的右派共150多人，原潍坊市的约占40%，原潍县的占60%。潍县党政机关打右派特别多，从副县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公安副局长、教育局长、供销社主任以及几个公社一把手，几乎各部门都有领导干部被打成右派。学习进行了一个星期，期间给4个人摘掉了右派帽子。党校学习结束后，全部人马拉到潍坊农场，即郭家官庄镇西面后来的良种场。在这里，又先后搞了3批右派摘帽，1960年摘了12人；1961年大概摘了26人，其中有我；1962年摘得多，具体人数我不清楚。
我摘帽后去了潍坊第16中学（后来的6中）任总务处职员。1962年学校下马，我去了潍坊糕点厂工作。
2008 年2月25日
[注] 李仲豪， 1933年生，原籍潍坊，1948年参加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青年团、教育、食品等行业工作，1993年从潍坊食品厂退休，现居住潍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