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潍坊大办钢铁运动
张廷彦 口述
曹东亚记录整理
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已过去50年了，回想当年情景就象是一场厄梦，想把它忘干净，却做不到，始终记忆犹新。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是继“反右”运动后，由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动的，是大跃进运动的重要内容。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钢铁元帅升帐”和“赶超英国”等口号的鼓舞下，全国人民群情振奋，一呼百应，以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投入到大办钢铁的热潮之中。
潍坊市（县级市）的钢铁建设开始于1958年5月，同年7月1日生产出全市第一炉铁水。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潍坊市大办钢铁运动在市委领导下迅速发起并进入高潮。9月9日，市委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市委第一书记王凤文任总指挥。到9月中旬，潍坊市（除坊子之外）先后有4个钢铁厂（实为炼铁厂）建成投产。其中第一钢铁厂、第二钢铁厂、第三钢铁厂都在城东虞河两岸，当时称东工地。第四钢铁厂是以新胜、新利、红星等5个农具厂为基础建的，位于东风街西头，称西工地，即后来潍坊市第二毛纺厂一带。
这4个钢铁厂全是小型高炉，共150多支，大部分是3立方的，有少量4.5立方、6立方、13立方的，当时统称为“小土群”。每个钢铁厂职工人数少者2500人左右，多者4000余人。
上级强调必须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其它工作要为钢铁“停车让路”。因此创办钢铁厂期间，各部门不讲任何条件，全力支持，银行保证贷款，有关单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各钢铁厂的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是从各条战线选调去的，工人骨干是从原有工业企业抽调的优秀工人，90%的工人是从农村青年农民中招收的。
1958年12月，潍坊市设立冶金局，专管钢铁生产，王振兴担任局长。不久，冶金局设立党委，市委组织部长臧坤兼任局党委书记。
1959年夏，潍坊市第五钢铁厂建成投产。它位于西工地（现化肥厂的位置），有两支28立方的小高炉，职工2200多人。此时，第二钢铁厂和第三钢铁厂合并称第二钢铁厂，共有高炉50支左右，职工近5000人；第四钢铁厂更名为第三钢铁厂，规模与合并后的第二钢铁厂差不多，共有高炉47支，其中13立方的6支，4.5立方的9支， 3立方的32支，职工4700人左右；第一钢铁厂有9支13立方的小高炉，职工3000多人。全市4个钢铁厂共有职工15000人左右。
1958年初，我是市委企业政治部巡视员，在新胜农具厂搞点，5月被市委组织部调去参加第四钢铁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建厂后，我担任四厂党委常委、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当时厂党委书记是宋允茂，厂长是吴胶南（后张道俊）。全厂高炉生产分5个工段（每两排高炉为一个工段），有职工2000多人；原料运输加工专门设1个车间，有职工1000多人，由1个副厂长分管；后勤保障方面有机修队、马车运输队、食堂、卫生室等机构，有职工1000多人。1958年秋，各高炉陆续投产。我一直在西工地工作，对西工地尤其是第四钢铁厂（后改称第三钢铁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
我厂生产原料主要是铁矿石和煤炭。铁矿石来源一是昌邑县高家庄铁矿，二是外地运进。外地矿石来自外省或本省淄博铁矿。外省矿石运到潍坊火车站，然后由我们本厂马车队转运进厂。昌邑和淄博的矿石用汽车直接运到厂。昌邑高家庄铁矿提供的是铁矿粉，要先经淘洗提纯，再烧结成块，最后才能入炉炼铁。矿石烧结用煤，炼铁用焦炭。焦炭全部由自己土法生产。潍坊本地所产煤炭不能炼焦，主要使用新汶煤矿的煤炭。
钢铁生产技术性很强，但当时人才缺乏，全潍坊市各钢铁厂自始至终没有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所有干部工人都没经过培训，缺少起码的钢铁生产知识。潍坊市最初修建小高炉和掌握炼铁技术，是派人到淄博学习的，要来人家的图纸，照葫芦画瓢，边建边学，边干边学，摸索着干。
干部工人工作热情很高，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记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四厂厂级干部多数家住市里或郊区，但三四个月不回家。我离家只有10华里，半年没踩家门。因为没有条件洗澡、不能勤换衣服，人人身上都生虱子。厂里缺乏设备或设备落后，干部职工劳动强度很大。因缺少运输工具，很长时间焦炭运输靠人工搬运，用肩膀扛。办公和居住条件也很差，开始是席棚，后来是土打墙的房子。虽然工作累、生活苦，但人们很少有怨言。
1958年9月，与钢铁厂同时兴起的还有城乡遍地开花、不计其数的猪嘴炉、坩埚炉等土法炼铁。各式各样的小土炉由各公社、各行、各业、各单位兴建，每支炉只有半立方左右，最大的不过1立方。猪嘴炉、坩埚炼铁主要原料也是铁矿石、焦炭或煤炭，也有收集来的废铁。因为这些炉子的温度达不到炼铁所需温度，根本不可能出铁，最好的也只能产出铁渣子和釉子相混的海绵铁，纯粹是废品，没有利用价值。坩埚炼铁持续大约半年时间，浪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彻底的劳民伤财。但各地干部群众却拿着这些一点用处没有的废物，不断地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
全市各钢铁厂生产都缺乏计划性、科学性，盲目蛮干，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经济效益，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小高炉与大型高炉相比，各种原材料消耗相差几倍。13立方以下小型炼铁高炉焦炭与铁矿石比例约为1比2，大型高炉为1比4。一支3立方的小高炉用工三四十人，有运矿石的、运焦炭的、开鼓风机的、打眼的、出铁的等等，与100立方的大型高炉所用工数差不多，但大型高炉日产生铁200吨左右，小高炉日产生铁只有4吨左右。同样矿石的出铁率，大、小高炉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此外，由于没有固定矿源，不管矿石品位高低都入炉炼铁，投上焦炭只出釉子不出铁和很少出铁的情况很多，白白浪费大量焦炭和人力。小高炉炼出的生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质量低劣，大都是白茬子铁，勉强可作为炼钢原料。
大炼钢铁运动中层层强迫命令，导致虚假浮夸风盛行。各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少产多报，上级叫报多少就报多少，否则主要干部就会被拔“白旗”，免职、开除党籍，甚至遭到批斗。1959年，我们三厂实际日产生铁160吨左右，但上级不顾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非要三厂完成350吨，完不成不行。我们被强迫命令压着，怕拔“白旗”，只好说谎造假。造假不只是做数字游戏，还要工人参与，从基层做起。每支炉出的铁，由工人抬着，入库前过称，拿到入库单后，抬进仓库，但不卸货，再转回去重新过称，重复记帐、领入库单，每担铁都要过称2到3次。我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没有办法。不光我们厂造假，各厂都是如此。我厂产的生铁发往上海，规定每个火车车皮装60吨，实际每个车皮装不到30吨。很长时间，接货单位对我们发去的生铁不过称，照单接收。1959年秋，上海钢厂卸货时开始过秤，发现缺得太多，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上边找到潍坊市。当时负责钢铁生产的市委副书记打电话找我，严厉质问：张廷彦，你们炼铁是给共产党炼的还是给国民党炼的？为什么搞虚假？我警告你，从明天起，一定要把产量搞实，不准有虚假！我挨批评后，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平日虚报产量，欺骗组织，觉着对不起党，心里不舒服，现在上面要实数，心里一下子敝亮了。我立即向厂党委书记宋允茂作了汇报。宋允茂也非常高兴，马上召开车间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贯彻。大家都非常赞成。第二天，我们按实数报了150多吨，结果不出1小时，还是那位市委副书记又打电话找我。说：张廷彦，昨天批评了你，马上就闹情绪，把产量降了一半，你还想干不想干，明天你们厂350吨，一吨也不能少！上不去拔你和宋允茂的“白旗”！结果我们白欢喜了一场，又重新召开会议，说明情况，恢复原来的做法。之后，我见到其他钢铁厂的同行时谈及此事，才知道都是一个方子吃药。层层浮夸，掩盖了原材料消耗高、成本高，大量亏损等许多矛盾和问题。
与大炼钢铁相伴随的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党内民主抛到一边，一级压一级，个人决定一切，不分清红皂白，只要领导说了，不论对错，只能服从。当时流行语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书记铡草，决定一切”。稍有触犯，就要遭批判，“拔白旗”。1960年10月，第五钢铁厂的一支28立方高炉长时间不产铁，找不到原因。我遵照臧坤的指示，到五厂帮助查找原因，正赶上市委分管钢铁生产的副书记也到了五厂。他指着五厂党委书记刘善然的鼻子大骂，命令刘善然卷铺盖滚蛋，急得刘善然给他下了跪。我赶紧替刘善然求情，说：书记别生气，刘书记不是不想搞好，他没白没黑地靠在这里，也想早点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一定尽快查明原因。好歹劝着暂时放了刘善然一马。我看事情不好办，马上给市冶金局打电话，建议局里组织各厂技术员到五厂进行会诊。冶金局管生产技术的栾恩庆副局长和各厂技术人员到五厂后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找到了原因。炉子外面有铁皮包裹，为了不烧坏铁皮，要不断对铁皮淋水。但是，淋水的水槽密封不好漏水，加上建炉时炉底没处理好，水渗进去积在里面，导致炉底降温铁水板结，打不开炉眼，铁水出不来。原因查清后，立即对炉子重新作了处理，问题得到了解决。
由于钢铁厂仓促上马，90%的工人是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缺乏起码的安全知识，因此经常出现人身伤亡事故，断胳膊断腿的事情经常发生。我们三厂3年多时间，先后因生产事故死亡5人，工伤致殘40多人。三厂有个维修工叫陈国俊，是市级劳动模范，到炉顶上修滑轮时煤气中毒，从炉顶上一头栽下来，颅骨破裂，抢救7天，保住了性命，但丧失了劳动能力，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稍有动静就头痛，现早已去世了。
大办钢铁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虞河、白浪河的污染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尤其是虞河。各钢铁厂淘洗矿粉的污水都排入这两条河。我家住在城北虞河边的刘家村，原来村附近河里有几个很深的大水湾，几根绳子够不着底，有很多鱼虾。大炼钢铁时，这些水湾全部被淤平，鱼虾从此灭绝。空气污染相当严重，市区稍好一些，城外由于土法炼焦、“小土群”炼铁，烟尘遮天避日。
全市各钢铁厂的投入产出不仅没有效益，而且亏损惊人，仅我们第三钢铁厂每年的亏损额相当于本厂的资产额。因不堪重负，全市钢铁厂于1961年被迫全部下马。钢铁厂下马后，大量投资全部化为泡影，只留下一片片废墟。因为大量工人无法安置，只好将1958年以后招收的工人全部辞退，1958年前原来是城市工人的退回原单位，伤殘者由国家养起来。钢铁厂工人已转为非农业人口，不愿回乡，很多人失声痛哭，但没有办法。由于当时国家困难，没有对辞退的工人进行一次性的补偿。钢铁厂下马后，市冶金局于1962年4月撤销。
钢铁厂从上马到下马，不仅没有创造一点效益，而且对潍坊市原有工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各钢铁厂办厂基础的若干企业都受到重大损失，不少厂子被拖垮。
三厂下马后，我留下处理善后。留了部分有技术的老工人建了个农具厂，支起小红炉，用剩下的碎铁打造农具。我当厂长，刘善然当书记。产品虽然很低档，但销路很好。1963年下半年，我离开了这个厂子，调市手工业管理局工作。
2008年1月
[注] 张廷彦，原籍奎文区大虞镇刘家村，1931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原潍坊市手工业管理局生产技术科长，潍坊市第三钢铁厂副厂长，潍坊市化肥厂副厂长、书记、革委会主任，潍坊动力机厂书记、革委会主任，潍坊柴油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潍坊市化工局副局长、局长，潍坊纯碱厂党委书记、厂长等职。1994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