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树（三题）
朱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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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头的椿树
在俺老家的胡同头上，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树，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冠，尤其是长高，那都无可挑剔，但名字却不算好听，叫作臭椿，但俺那一块儿一直把它叫作椿(chu)树，这肯定是与叶子比较好吃的香椿而定的吧。这棵与我相伴了一二十年的树，凭心而论，我是既讨厌它又喜欢它。
这棵椿树，不知是何人于何年所栽，到1969年时，已有一搂抱多粗了。那时侯，可能与地界、产权有关，街上的树木很少很少，而这棵椿树无疑给俺“路南”老朱(明朝衡王后裔)家那几户立起了标志性显物和勃勃生机。春夏季节，这棵枝繁叶茂的椿树，老远看就像一把绿伞，笔直地立在街头遮风挡雨，呵护着周围的大人小孩。秋冬时分，那双双小鸟立在枝头上，有时候跳跃嬉闹，有时候比赛歌喉，有时候则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远方的新鲜事物和可能来犯的敌人。
这棵孤傲的椿树下，是我们小时侯游戏玩耍的主要地方。白天，我们时常比赛爬树，看谁爬得高，爬得快。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显能下得快，还拢抱着树干任其下滑，结果把个小肚皮划得一道道的白“柳唇”，甚至都露出血渍。傍晚，尤其是月圆前后那几天，我们经常或围着它追逐撵辔，或蒙着眼睛先转上几圈再摸树，甚至不管它疼痛与否，一二十步瞄准树干扔坷垃练准量。
据说，椿树叶能喂养“椿蚕”，椿蚕丝比桑蚕丝略黑点，但粗壮有力，韧力极佳，是织带子、纺纳鞋底线的主要原料，可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秋后看到枝头上挂着那些自然生长的椿蚕，两头尖中间粗，像个织布的梭子，被风吹的像打秋千那样，来回晃荡而掉不下来。椿树叶子有一种臭哄哄的异味，除干了当柴火烧，好像别无它用。它，虽不招虫子，却偏偏招那种身上净刺的“刷马架子”(有的地方叫八角毛)，真瘆人，尤其是那毛刺飘飞到身上去，既刺挠又痒痒，怪讨厌人的。为了消灭这些可恶的家伙，当它们从树上滚掉下来，准备找地方藏起来做茧越冬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脚踩死它们，就是用小木棍把它们赶到一个地方，堆上些柴火演绎火烧“藤甲兵”，当看到它们被烧得一蜷蚰一蜷蚰、打滚竖直立的样子，大家都拍着巴掌哈哈地大笑。
椿树干上的伤疤，不知是何原因造成，很像一只只不规则的眼睛，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给我们站岗放哨，有的象征性地t望着远方，有的动情地俯视着街头。谁知，它却有灵性，可能是看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伤心事，竟也会无声的哭啼，会默默的流泪，而这些“眼泪”则成了些未入流的“中药”，叫作“粘粘胶”。这些“粘粘胶”，拿到现在可能没什么用途的，可在1960年前后，那可是一宝啊。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搽口子。在那“瓜菜代”的年代，由于整天价吃蒸菜，喝熬菜，拌凉菜，那就得不分菜种先择菜，把那些早晾晒干的地瓜头、萝卜缨、辣菜叶等“菜缨子”，先用开水炸烫，然后再用清水反复淘洗。那时侯，不仅粮食缺，而且柴火也缺，因而淘菜时没有温水，只得用凉水，结果被冷风一吹，手上净是些“蚂蚱口子”，隔个一两天，口子都能插上个铜板子。当时，俺家里老老少少七八口人，这些繁重的家务活，大都落到俺娘身上，她那两只手的口子简单像个“小蛤蟆”，整天咧着个大嘴淌血水。为了减少痛苦，娘叫我一有空儿就去这棵椿树上剐些“粘粘胶”来，晚上她好对着油灯，把那“粘粘胶”烤一烤，看到软和得像“和糖”时，便往口子上浇，有时都听到烙烫皮肉那“刺刺”地响声，俺们听了都瘆得呲牙裂嘴的。但为了第二天全家人填饱肚子，她都强忍着疼痛，无怨无悔的接受这一既痛苦又欣慰的疗治。后来，每当拉起这件事时，俺兄妹几个都是热泪盈眶。
胡同头上的这棵臭椿，也是夏秋季节农时的一个反映，尤其是它开花及孕育的时候，确实能准确无误的反映时令变化。它的花籽，俺那里叫作“薄薄翅”。像“薄薄翅，红一遍，穷的富的吃凉面”，就证明收了麦子后“入了伏”；像“薄薄翅，红两遍，要是用人吃晌饭”，则证明入秋后，农活重了，可以加点“贴晌”之类的食物；“薄薄翅，红三遍，下来粮食吃干饭”，那意味着到了秋收的季节，春谷子、春高粱和黍子已经开始收割。同时，还是俺中街的一个座标，如果外地人来问路，都是以这棵树为方向，或向东第几条胡同，或向西第几户，或是胡同里第几家，简直成了全村的一个“方向盘”。
窑湾边的柳树
不知道是何年何代起的名，俺庄西有一个大湾叫窑湾，北岸是黑乎乎的粘土地，南坡是黄泱泱的沙土场。据老人讲，这个湾很可能是明末清初时烧窑挖土而形成的。
窑湾，圆圆的，好大好大。水深深的，中间能没了人，一年四季不竭，有人说它像个“勺瓢子”，有人形容它是一只“大蝌蚪”。它顺着西“圩子沟”，昼夜不停的、不急不慢的流淌到包庄前的“东町子”，后转转悠悠的汇集到九曲河。
湾周围有好多好多的树，不是柳树就是杨树。湾北面排立着五六棵大柳树，大的有两搂抱，小的一个人也搂不过来。春天，那“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景色，把成群成群的燕子都早早吸引了过来，过往的行人都注目观望。盛夏，这里自然成了人们歇晌乘凉的好去处。尤其是晌午下坡，大男小女把工具一扔，先在湾边撩起凉吱吱的水，轻轻地洗去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和尘土，然后一腚蹲在柳荫下拉呱，上年纪的汉子便拤着烟袋抽起旱烟来，年轻点的则掏出早已割好的小纸条，扭制成喇叭状的“烟卷”，极贪婪的吸起来。有的人则直接躺在那光滑滑的斜坡上，迎着那微微的南风，望着水里那划着水纹的鱼儿，听着那柳枝上争鸣的鸟叫和蝉声，都流连忘返，甚至连饭都不想回家吃了。未等人们散净，那些早吃了午饭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吆三喝四的来到这里洗澡乘凉，有些顽皮的小家伙还折来些柳枝，挽弄个“帽子”戴在头上，边游泳边嬉着水。
大柳树下的知了龟真多啊，每年拾掇完了麦场，这儿便成了孩子们的聚集处。有一个傍黑天，我在湾边抠知了龟上了迷，不知是抠的人少还是要变天的缘故，不大霎儿便抠了半口袋，足有二十来只，若不是看见远处闪电雷鸣，头顶上开始落雨，我肯定还要继续抠下去。等我跑回家，简直成了个“落汤鸡”，一进门便挨了爷爷一顿大骂。原来是白天晒干了几筐土，爷爷等我回家和他抬回去垫栏，可哪里也找不到我了，只好用锨堆起来，眼巴巴的看着雨把干土淋成了泥。我低着头不敢回答说干啥去了，默默的吃饭时，手还不住的按一下口袋，恐怕跑出知了龟，让爷爷看见。匆匆吃了饭，悄悄的把那些知了龟放到了一个白碗里，舀上了些水，捏上了些盐淹着。第二天一看，褂子口袋被知了龟水染脏了，后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
顺窑湾北面是一条路，是俺村通往李家庄的“大道”。东头是第二生产队的一片场园，往西一马平川，都是些粮田。原来两年种三茬，后来一年两季，秋天种小麦，麦后点玉米，产量那是全公社拔尖的，就是在全县也是名列前茅，凡提到汶河岸边“丰产方”，人们自然想王家庄。一开春，我们便搿伙着在麦地里剜荠菜，拔萋萋菜，还捎带着拿“瞎闯子”。夏天的傍晚，我们便顺着玉米棵摸“炉坠”，用瓶子装着，第二天好喂鸡。奶奶说，吃了“炉坠”和“瞎闯子”的鸡下蛋大，双黄的多，就是淹出的蛋来还直冒黄油呢。
窑湾东南角是一个“量坑子”，北面还有好几棵柳树，人们从这里往上弄水浇菜园，俺家有块菜地离这里不远。我那时候十三、四岁，有时候人手不够，俺爷爷便叫我给他“打下”缒“量斗子”，两只手缒着一根绳子，可别扭死了。爷爷则每手缒一根绳，一上一下，有条不紊，“吧哒、吧哒”的往上泼着水。约摸水能浇一沟菜了，爷爷去改着龙口，我好呆才歇一会儿。后来熟练了，我竟能倒替着用一只手缒绳子了，过往的人看见了，直夸我“别看这孩子小，还挺能干活的”。我还看到，前街一个姓秦的，因为没人与他缒“量斗子”，就把一根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自己缒着两根绳子操作，尽管“量斗子”的水不满，但能浇了菜。后来，他干脆把一只比较硬的“水瓢”绑在一根棍子上，一个人一瓢一瓢的往上泼。
在“湾把子”上拿鱼，这是孩子们最爱干的。一到星期天，我们附近的几个男孩子，定准早早搿伙好，有的拿盆子，有的拿瓢，有的拿笊篱，不约而同的聚到这里，先把上游截起来，再把下面堵上一道堰，然后倒替着往外水，那个卖力劲是不用发动的。看见水不多了，大伙儿便抓紧用手呼啦着搅浑水，最后是用手抓、用笊篱捞鱼。有一次，由于漷水的人少，上游的泥堰被水冲开，结果，一根鱼刺也没见着，每人只落个一身泥算了。
前些年雨雪大，天气冷，窑湾封冻后，这儿成了半大孩子游戏的主要场所之一，最讨人喜欢的当属滑冰。人少了，大家便顺着一个滑道一个一个的轮着溜，人多了就分成两拨，在两个滑道上进行比赛，先助跑，后滑冰，“嗤溜溜”的真好玩。再冷的天，大家脸上也冒汗，有的干脆把棉帽子摘掉，顶着一头热气滑。有时候，大家正滑得高兴，忽然听到湾那边传来“嘎吱吱”的冰裂声，吓得赶快向湾边跑，有的孩子滑倒了，“嗤溜溜”摔出老远，大家都捧着肚子笑。
打干柴，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窑湾边干的事。每年冬天，柳树上方总有一些干枯的枝子，细点的被风刮下来，粗点的仍然挑在枝上。对此，有人就用“把棍子”往下打，既有趣又实惠。有一年，我自己借了一把锯，找了根短碾棍，担在一个杌子上，“嗤勾嗤勾”的一拉两半截，拤起来就向窑湾奔去，站在西北方的“顶风”处，使劲向树梢的“干柴”打去。当时，由于自己人小力簿，不是打不准，就是够不着，经常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只拣几根被风刮下的细小干柴罢了。有一次，我还把一根“把棍子”扔到一个树杈上了，打了好几次也没打下来，只好捂着耳朵在树下歇歇憋劲儿，等看到来了一阵大风，乘机把“把棍子”扔上去，结果正好打着。这一天，“干柴”没打着一根，只悻悻的背了一脊梁汗回家。
原来的窑湾，现在变成了一块平地，与周围的地连成了方，划成了片，一点旧痕也没有了。我看到有的种瓜，有的种菜，有的间种粮食，还有不少塑料大棚呢。可是，一闭上眼睛，看到的仍然是原来那清澈见底的湾水，轻飘逸人的柳丝和那活蹦乱跳的鱼。
圩子沟的楸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俺村有好多好多的楸树。由于这种树木质细腻、花纹好，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尤其是儿女结婚，总得制办上抽头、柜子、箱子、椅子等，像饭盒子、梳头盒子等小家什也是必备的。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优质树木在急剧减少，像楸树因长得慢，用得多，真成了凤毛麟角啊。欣慰的是，俺村西的圩子沟旁就亭亭玉立着四棵楸树，这在周围村也是罕见的。
据说，这几棵楸树是一赵姓人家在解放前夕栽下的。土改后，这树下的地变成了数家的菜园，再后来又变成了“自留地”。由于入社后，土地成了集体的，个人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家过去有干“伪事”的，虽不属“五类分子”，但算有个“污点”，也就没有理直气壮说，这树是他家载的。毋庸说，这几棵树渐渐演变成了“公家”的。由于楸树西临菜地，东靠常年流水不断的“圩子沟”，所以长得比较快，有人赞它生长速度快赶上梧桐树了。
有一年正月，一棵楸树的上方来了一双“喳喳”直叫的花喜鹊，几天时间便看到那顶部那三个杈上新添了几根木棍，嗷，原来是它们想在此筑巢安家啊。大约十几天功夫，一个比粪篮子略粗点的鸟巢初步形成。一天早上出工时，当一只喜鹊忽闪着翅膀噙着一根木棍飞向鸟窝时，有个小青年领头，我们大声喊着，割腚棒、割腚棒，垒那窝来不像样……不知是听懂了大家的呼喊，还是被乱差唔吆的呼喊声而受到惊吓，它竟然把嘴一张，逃命似的飞走了。不用说，那根木棍便飘悠悠的落到了地下。看到这一情景，在场的大人小孩都目瞪口呆了，既为它们为建自己的房子不用脏木料而赞叹，又为它们辛辛苦苦找到筑巢垒窝的木料丢下而惋惜。当时，这只是一种乐趣，现在看来真是一个“损人”事件。麦收前的一天午饭后，我与一个半大小子抬着一个大梯子，准备去“捞”小喜鹊，结果刚把梯子竖到楸树上，便被一个上菜园的老人吆喝着阻止了。看见我们低下了头，那老人才慢言细语地教育我们，喜鹊是一种益鸟，常年与人相伴，一定要爱护它。再说，那么高的树，你们上去后，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是后悔一辈子的事。看到愿望无果，我们只好抬着梯子回了家。
1965年的一个深秋，天气渐渐变凉了，地里的庄稼、场里的粮食都收获完毕，队长领我们开始将场里的玉米秸、地瓜秧及其它柴草往饲养院里搬运，这是为牲口安全越冬而备下饲料。一个下半晌，当大家坐在圩子墙根下休息时，有一个社员看到楸树西的白菜地里有一个黄溜溜的东西时，便大声呼着“看，有个黄鼠狼子！”这时，我们急忙站了起来，不自觉的翘起了脚，瞪大了眼睛，结果看到一个小黄鼠狼从楸树下的荻子棵里钻出来，逃命似的浮水往东窜，我们几个急忙在圩子沟东面挥着手中的二齿钩或绳子，“嗷嗷”地连吆喝带吓唬，结果，那个小东西急忙调转回头往回游，拖着湿渌渌的身子爬上西坡。谁知，刚刚跑到一棵楸树下，正巧被跑过去的生产队长捕了个正着，他用右手一下子拤住了它的脖子，左手摁住了腰部，虽然拤住它了，可黄鼠狼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它的脖子能转180度，它突然回头把嘴一张，咬住了王队长的右手虎口，并使出了它的“杀手锏”——放臊气。这时，生产队长既疼得“嗷嗷”直叫，又被臊得歪着头直喷恶气，但始终没有松手。我们看到，那只黄鼠狼直瞪着眼，四根腿不住的乱蹬吆。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用大鐝急忙刨下一根楸树下的“子辈”，好像有擀饼柱粗，将邪茬麻利的插向那黄鼠狼的口中，直到看见一股鲜血从嘴里淌出来，那个小东西这才蹬了蹬腿，无奈的闭上了双眼。这时，队长的手虎口鲜血还在淌着。有人说，你快去卫生室包包吧。他这才呲牙咧嘴的拤着大拇指向卫生室走去。后来，得知，他包扎伤口加换药花了四五毛钱，而那只鼠狼皮仅卖了一块钱，虽然剩下几毛钱，但受得疼痛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至于后来他家里又遇到了一些意外事故，有人断言，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1967年，俺村西，也就是这几棵楸树西侧，公社规划修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由于有专人管护，经常铲高垫洼、铺撒细沙，成了全县“参观线路”的快车道，这几棵楸树自然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尤其是我们生产队的大人孩子，经常在树下观天、乘凉、玩耍、聊天。据说，有一个省里的作家，打此走时，触景生情，以这几棵楸树为题，写了一首诗，登在了省报上，更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和过往行人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