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乐道院集中营
2016年8月21日 总第250期 (B1-B8)
乐道院集中营是二战期间日军设立的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因其地处山东潍县,又被称作潍县集中营或山东集中营。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的盟国侨民共有2000多人,其中不乏对当时以及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名流贤达。1944年6月9日,英国人狄兰和美国人恒安石逃出乐道院集中营。本期以谋划这次出逃事件的狄兰和雷震远的相关记录为主,对那段历史进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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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西方侨民关押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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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驻潍县乐道院,将其改造成关押长江以北地区在华外侨的大型同盟国侨民集中营。雷震远就是其中的一名侨民。原本养尊处优的侨民在集中营内的生活完全改变,日本人配给的食物不够吃的,他们便设法跟外面的中国人联系购买鸡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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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潍县城 乐道院成集中营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攻中国。1938年1月10日,日军占领了潍县。侵华战争进行到第五年,狂妄的日军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对美国珍珠港的偷袭,引发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3月起,日军宪兵队进驻潍县乐道院(现潍坊市人民医院及广文中学所在处),将其中的美籍工作人员等悉数赶走。9月,日军决定在中国不同地方设立关押西方敌对国家在华人员的外侨集中营。10月27日,居住在青岛的西方侨民们被集中起来就地关押。11月5日,烟台的西方侨民们也被就地关押。11月9日,日军与日本驻青岛领事馆进行调查商讨后,决定将地处山东半岛咽喉部位的潍县乐道院原址改造成关押长江以北地区在华外侨的大型同盟国侨民集中营。1943年3月20日,被日本人称为“山东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潍县集中营正式设立,所长为月川左门。华北各地的侨民被陆续押送至潍县乐道院关押。潍县集中营前后关押过20多个国家的近2300名同盟国侨民,涉及人数仅次于香港赤柱集中营,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外侨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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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拘押外国侨民,雷震远抵达潍县
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her)1905年9月13日生于比利时科特莱(Courtrai)城。其父是一位采矿工程师,38岁时去世,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雷震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一战爆发后其母带全家到了英国伦敦,雷震远进了伦敦的学校读书,并于战后的1919年返回比利时。1920年,15岁的雷震远在比利时遇到了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雷鸣远神父,受其影响,在25岁时也来到中国,在河北安国县的天主教堂住了下来,并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命运起伏。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便开始拘押在华外国侨民。1943年3月的一天,雷震远被日本军队拘押,并准备送往集中营。日本人只允许他随身带少许生活用品和十本书。雷震远包起几件衣服,带上了四本每日祈祷书、一本中国字典和五本中国古书,坐着日军的卡车由日本宪兵押解到了离安国不远、靠近铁路的河北定县。在那里,他登上了一列从太原开来的专用列车。这是一列用来搭载山西及河北南部全部“敌国侨民”的车辆。火车开得很慢,沿途又押解上其他的外侨,经过一整天到达了北平。
在北平,侨民们又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另外两趟火车。到了天津,侨民们再换车。其实这些换车行动并非必要,日本人只是存心做给中国人看,并故意折腾、羞辱侨民们而已。在天津,车上又上来一批外国侨民,之后便向南开往济南。在济南再一次换车。之后,火车大约走了一整天方抵达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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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生活完全改变,多数人难以适应
这些散居在华北和华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来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雇佣着忠诚可靠而又训练有素的中国佣人,每天坐着黄包车或汽车上下班,家里的孩子有中国保姆为他们细心照料着,而公务方面的零星琐事又有中国买办代为安排。但现在,生活完全变了!经过交换、撤出部分人员后尚留在集中营里的1700多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小型社会,为管理所需,他们根据日本人的安排自行选出了能行使自我管理职能的九人委员会,那些有着各种技能的人被分别安排到处理诸如伙食办理、卫生清扫、医疗救治、儿童教育等各种组织中,过起了一种自我服务的生活。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被迫在一次次的错误尝试中来学习如何生存并保持精神。
起初侨民们过得非常困难,都很难适应这种环境。雷震远因为信奉保守的天主教的缘故,已经习惯了较为贫苦的生活和辛苦的劳作,倒没有觉得过于不适。他从河北安国县城被抓到集中营时,便提出到厨房工作。他从来不会烤面包,其他的外国侨民也都是受人伺候惯了,不懂厨房的工作,只有一边做一边学,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笑话。进集中营不久的一天,雷震远在米汤里面放上了一大把盐,他深恐没人能喝得下去,未曾想每个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为侨民们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有时候面包烤得焦糊,有时候汤又煮得太稀,但大家也都照样吃得下,要不然就要饿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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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食物难以果腹 私下通过村民购买
因为日本人配给的食物既不够吃饱又不合胃口,侨民们便尝试着设法跟集中营外的中国人取得联系,让他们从附近村庄里弄些鸡蛋等食品。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这是偷偷做黑市交易的最好地点。其中的一位神父叫斯甘霖,澳大利亚人,一举一动都很有分寸,是一位意志坚强果断、令人信服的人,他逐渐担当起了黑市交易的首领。而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系鸡蛋交易的,是附近村里的一位姓康的女基督教信徒。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靠近外墙处有一条水沟从地下通到集中营外面,出口处用铁栏挡住。斯甘霖便利用这条水沟作为偷偷交易鸡蛋、香烟和其它物品的渠道。每当交易进行时,斯甘霖会尽力爬到水沟的那一头,康女士或者她的小孩会从外面隔着铁栏把鸡蛋或小包裹递进来。雷震远也时常跟着过去帮忙,尤其是当有大批货品要往里面传递的时候。这种事经常是在夜间,可以躲避日本看守。斯甘霖自己有一份账簿,他把相关交易的数量、种类、价格和日期等都记在上面,就跟做一个商店老板似的。之后,他们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集中营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很多,以至于在厨房里炒鸡蛋的时候侨民们时常排起队来。日本看守最初全然不知,后来有一天,他们终于发觉了情况有异,便开始搜查黑市情况。一天晚上,斯甘霖把所有鸡蛋都弄到了雷震远的房间里,当晚不再进行任何交易。他察觉到日本人已经发觉他是黑市交易的首脑人物,因此他必须特别谨慎。
又有一天晚上,斯甘霖溜到墙角和一个爬墙过来的中国人商谈生意。当他们正在悄悄耳语时,他忽然听到有脚步声,于是迅速把那个中国人扶过墙头跳出去,日本看守的手电筒便照在了他的身上。那天正好漆黑一片,斯甘霖却把圣经在手中摊开小声地诵读。看守厉声喝问他在干什么,斯甘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在读祷文。日本看守自然觉得可笑,因为在如此黑暗无光的夜里是无法看清书页的。斯甘霖辩称他开始读祈祷文时天尚未黑下来,因为他一直以来便能背诵书里的所有词句,这种解释自然无法使日本人相信,斯甘霖因此被关了半个月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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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检查想方设法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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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写的信不仅要经过严格的检查,还经常被日本人扣留。雷震远与几个人便想方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将信交给做黑市交易的中国人,让他们寄出。此方法被日本人觉察,在集中营上架起电网。雷震远又让粪夫为他传信,后来粪夫也被怀疑,雷震远又盯上了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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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墙扔出信件,逃避日本人严格检查
侨民们最初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更不知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侨民们每月写一封不超过一定单词数量的信件,并由他们严格检查后代为寄出。侨民们对这些严苛的规定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到后来,当得知日本人把这些本来就没啥实质内容的书信竟然扣留了一年后方才寄出时,集中营内的人更为气愤了。
为此,雷震远便与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对付这种限制的计策。他们设计出了一个很有用的办法:通过他们在集中营外面的那些做黑市交易的中国熟人,设法买到一些中国本地样式的信封,用汉字写信给这些共同参与计划的营内侨民们的中国友人。这些中国人在国内各大城市有许多德国籍和意大利籍的朋友,因为德意日同为轴心国家,日本人并未将德意等国的侨民们关押进来。
如此以来,他们在集中营外面便有了可靠的收信人员,这些人可以收到雷震远等人所写的信件,并代为转寄出去。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保证这些从集中营里写好的信件能够顺利送出集中营并安然通过日本人的检查才行。按日本人当时的规定,每封信上都必须写明寄信人的住址。这件事让雷震远伤了好一阵子脑筋,幸好不久他偶然发现在乐道院医院里面有一批日本人遗弃不用的医院档案卷宗,上面登记着以前到医院前来就诊的当地病人的姓名和住址等。他便把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在中式信封上,并经常改变所用的人名,然后秘密地记录下来。他将这些托人代转的信件写好后封在信封里,系在一块砖头上,附上邮资,隔墙扔给外面等候的当地中国人,再由中国人将信封贴上邮票,寄给外地其他可靠的朋友,然后再转寄各个最终目的地。他们从来不用潍县当地的邮局,但所写的那些信却都顺利地寄到了应该到达的北平、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地。
之后,他们开始陆续接到回信,由此得知了不少外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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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架起电网,雷震远转而求助粪夫
雷震远他们跟营外中国人的交往日益频繁,墙头上来往的信件也越来越多。日本人似乎觉察出了他们的种种地下活动,便在壕沟外面围起了电网,试图加以阻止。他们只好另外想办法,设法利用每天早晨到营里来做苦力的那些当地百姓们,因为只有这些每天到营里来挑粪水、清粪便以及干杂活的苦力们才被允许进入到营里来。雷震远自动请求做了“营内卫生巡查队队长”一职,专门负责对全营各处厕所清扫事务进行检查和管理,以保持和粪夫们的接触。这些苦力在走进集中营时也跟其他入营的人一样接受搜查,但在这些人肩上挑着臭气冲天的粪桶走出集中营时,日兵门卫便远远让开不再搜查了。雷震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每天几乎都是如此情形,于是便开始偷偷将书信交给粪夫,让他们揣在怀里带到外面。
过了一些时日,日本人渐渐怀疑这些粪夫可能在传递信息,便开始对他们每天的出营和入营都加以搜查。雷震远便又另辟蹊径,把信件紧紧卷起后放到一个小锡盒里,信件未填满的空隙处装满沙土,然后再将锡盒外面进行焊缝封口。当时集中营里有一个小维修作坊,可以做些零星修理,因而将一个小锡盒焊结实是件不难的事。焊好的锡盒被投进粪桶里,以便让粪夫将其伴随粪桶一起顺利地挑出营去。这一系列的方法雷震远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就连帮忙焊锡盒的营内难友也不知晓。
这样又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日本人又起了疑心,每当粪夫挑着粪桶出门时,一名日本兵便会戴上纱布口罩,用一根长长的木棍在粪桶里又搅又捞,神态十分可笑。
这也意味着雷震远又得另想高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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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邮差传信 从来未被发现
接下来的这一方法雷震远运用得得心应手,一直用到日本人投降为止,从来没被日本人发现。
每到星期六,潍县当地的邮局便会派一位邮差到集中营送信。最初集中营刚成立时,他每一次总要带来好几袋信件。后来伴随着限制更加严厉,来信的袋数也越来越少,邮差每周只是骑着脚踏车带来一小袋信件和报纸。
按照惯例,这位邮差会在乐道院大门前下车,接受全身搜查后由一名看守带着来到集中营的所长办公室。入营后,邮差通常会将脚踏车一直推到所长办公室的路旁停下,取下盛信的袋子,再由看守监督着把信送进所长办公室。日本看守虽对中国邮差看护得十分上心,但从来没对邮差的车子起过疑心。雷震远注意到脚踏车车梁下面悬挂着一个小帆布口袋,邮差在送完信走过来时,通常会把已空无一物的信袋装进这个帆布口袋里。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观察,雷震远发现这种情形一直未变化过。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日子,趁邮差在看守的陪伴下前往所长办公室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雷震远悄悄地走到脚踏车前,将几封早已准备好的信件偷放在了帆布口袋里。之后迅速走开,远远地站到一旁静静观察。
邮差走出来后,将空信袋往车梁下的帆布袋里放时,看到了里面的几封信,还有一张一元美钞!
邮差面带惊异地向左右看去,雷震远急忙走到他能注意到的地方,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双手举在面前抱拳示意向其拜托。邮差立刻明白了其用意,心领神会地将空信袋塞进帆布袋内将雷震远的信件压在下面,然后推车向大门走去。
在留在集中营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雷震远一直使用这一方法直到集中营解放。在此期间,他每个星期都会拿出一元美钞给那提供宝贵服务的邮差。邮差经常更换,但是前面的邮差总是会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下一位接班的邮差,因而不论雨天雪日,或是晴天暗夜,再无人阻止住信件的迅即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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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搜集消息谋划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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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工作的英国人狄兰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和其他英美外侨一起来到了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生活了一个月,狄兰便开始琢磨逃走,他与雷震远成为策划出逃事件的两个最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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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兰天津被抓 狱中受尽折磨
出生于1909年的英国人狄兰(Laurance Tipton 直译名:劳伦斯·狄普顿),从英国海军退役后,于1931年左右来华,工作于英国颐中运销烟草公司,参与在华销售业务,常驻天津,主要负责中国西北地区的烟草进出口及销售业务。因公司在河北张家口设有经营场所,狄兰常在天津、北平及张家口等地奔波。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头一天,即1941年12月6日上午,身在天津的狄兰接到日军通知,要求其到通行证签发处去领取他已申请多日的去往上海的通行证。刚到领证大厅入口处,曾经到访过狄兰家的一名日本宪兵便过来请求搭便车去往天津火车站。狄兰同意了,刚刚在车里坐定,这名宪兵腾地一下拉开前车门钻进了前座,掏出手枪让司机“出发”。狄兰从此被绑架并被押往北平,之后换乘火车去往张家口。到达张家口,狄兰被带到了日军司令部。一名军曹取走了包括他手腕上的手表在内的所有东西,给他戴上了手铐,押往日军监狱。他在冰天雪地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在监狱待过一个月后,狄兰的腰部跟腹部被虫咬得到处都是疙瘩,整个肚子上全成了一片带血的疹子,双脚因冻疮而布满了血泡。因为一直冷得要命,他几乎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与他同处一室的一位浑身疮疤的中国人连连不断地咳嗽,凶狠的日本看守经常对他一边骂一边踢,不久此人便被折磨而死,看守用毯子将其卷起拖走了事。狄兰被拘押在张家口监狱大约两个月,日军最后让其交25万“蒙疆”币的罚款,以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的形式,将他释放了出去,狄兰回到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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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所有侨民,乘车转往潍县
1942年,被困在北平的狄兰跟其他英美外侨们渐渐地感受到了日子的窘迫。侨民的银行和商号被日军强行霸占。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受英国和美国政府委托,成立了代表办公室向遭受生活困境的侨民们代为发放救济金。日本人决定,所有“敌国侨民”都必须戴上用中国文字标注的象征其各自国别的红色袖标,以便于区别身份和执行检查。
1943年3月,日本人发出通知,在北平的所有敌国侨民都将转往位于山东省中部的一座小城——潍县那里的“敌国人集团生活所”。
3月29日,狄兰他们在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出发了。他们在天津换乘了一次车,度过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了济南。在济南,他们等到了约九点半,换乘另一辆火车,开始了这次旅程的最后一段。下午,他们终于到达潍县火车站。他们上了日军的卡车,在极度颠簸中被运到潍县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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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拍即合,密谋出逃计划
集中营内的状况极度脏乱不堪,包括医院在内的那些建筑里满是垃圾。比英国人先行离开北平的那批美国人到达时,人先到了而床铺和铺盖还没来,头两个晚上,他们大多数人只得穿着大衣,裹着一床毯子睡在地上。在这里,热水极度缺乏,饭菜是由青岛的那些先到者们做的“炖黏粥”,每天吃两次。营内有三个备饭的场所,分别叫作青岛厨房、天津厨房和北平厨房。
集中营远离潍县城。其东边一公里是李家庄村,北面的虞河对岸是东、西上虞河村,东南方稍远有个梨园村。周边这几个村里,有不少人为了生计,一直为乐道院干些清厕挖粪、送面运煤、木工修理、铁匠修补等的苦力活。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李家村、一直承包乐道院内大粪清理的张兴泰父子,以及来自梨园村、为乐道院干木匠活的刘腾云、刘蜀云等人。
在集中营生活了大约一个月后,狄兰便开始琢磨借机出逃。
由于在传递信件方面的成功,雷震远和营内几位“不安分”的侨民很自然地开始计划出逃。在这一方面,狄兰更是与雷震远一拍即合,二人成为策划出逃事件的两个最关键人物。到关进集中营时,雷震远已在河北安国传教生活了13年,能流利地读、说中国话。狄兰跟他相熟后,两人便不时地在乐道院医院周围的场地上一起散步,谈论出逃的事。
他们开始设法搜集外面的消息,策划逃走的方法。曾在英国颐中运销烟草公司服务的狄兰,因为业务方面的联系很早就认识该公司在潍县的经销商,但是这些接到求助消息的友人却由于惧怕日本人而无法给予协助。
狄兰经常让进出集中营的木匠刘腾云代为购买一定数量的鸡蛋,逐渐与其熟识并获得了他的信任。他让刘腾云帮他做些当地样式的衣服,为随时出逃做准备。到了约好的日子,刘腾云将做好的褂子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带进了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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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搜出信件 中国人因此丧命
1943年年末,冬天来临后,食物供应缩减了。肉菜极其紧缺,面包硬梆梆得难以消化。原来早晨所吃的高粱或是绿豆也断了供。他们只好将面包房里所有的陈食剩物浸泡上一整夜后,次日清晨尽力挤压干,然后切碎,再添加些面粉做成糊糊,十分难吃。
有一天,日本人将干活的中国人放进集中营内之前进行例行搜查时,在一位苦力身上发现了一封信,便将其带进了看守房,打得昏死过去,此人便从此消失再也不见了。日本人发出警告,一旦发现任何人与中国人越墙交谈,就会开枪射击。
日本人打算安装一套排污管道,不再用挖大粪的苦力。他们雇用了大约五六十个中国苦力来挖沟埋管。狄兰与雷震远便借机偷偷跟他们交谈,而且第一次收集到了外面各方面武装的可靠消息,包括附近各地的地图、日伪军的驻防地点和共产党队伍的所在驻地等。同时,他们也慢慢弄清了附近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情形。他们了解到,潍县及其周边掌控在当地的伪军厉文礼部手中。此处外围,有共产党队伍、半伪化队伍,以及亲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等派系。其中势力最强,也是离这里最近的一支力量,是西北方向马保三的共产党队伍。在这些干活的苦力中,有一人曾有一段时间参加过这支八路军队伍。狄兰和雷震远便有意识的做此人的工作,不久以后,此人便加入到帮助二人出逃到这支八路军队伍的计划里来了。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随着约定时间的日益临近,此人由于各种原因而临阵退缩,出逃计划只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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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年制定详细计划
雷震远从苦力中挑选靠得住的人,帮他传递信息。他们观察了一年,摸清了日本看守的站岗规律及习惯,制定了详细的出逃计划。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因一名教士告密,雷震远的上司对其严厉警告并禁止其离开集中营。狄兰便邀请了另一名侨民恒安石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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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年时间,仔细观察做出详细计划
在集中营干活的苦力每月都要轮换,他们之中既有亲国民党的人员,又有亲共产党的人员,甚至还有亲日本人的危险分子,所以雷震远要完成出逃计划自然十分艰难。但在这些苦力里面,他们总会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中国人。每到再有新人换进来时,他们再从中寻找新帮手。雷震远的“办公场所”是位于厨房旁边的一处隐蔽的厕所,他们可以关起门来在里面偷偷交谈,交换信息并拟定计划。
他们差不多用了一年的工夫才做好了详细的出逃计划。
要顺利完成出逃,必须确保在下面这三项要点上万无一失:一是逃跑的时间。出逃的那天夜晚,必须在翻墙出去的一小时之内,还需天色漆黑以免日本人发现。同时,在逃出去一小时之后则月亮必须能完全发出亮光以便看清路线。二是执勤的日本看守。集中营里的日本看守共分三组,他们轮流执勤,干一天休两天。周一的这组执勤完毕,将在周二周三休息；周二执勤的这组执勤完毕,将在周三周四休息；周三的这组执勤完毕,将在周四周五休息,依次类推。每组值勤的时间是一昼夜,因为时间太长,他们并非如想像的那样警觉。
雷震远跟狄兰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发现,其中的两组特别严格,而另一组则比较马虎。这一组人员总会在走上岗楼执勤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便偷偷走下来喝茶抽烟休息一下。他们根据这种情形,决定选取在这一组看守执勤时实施出逃行动。三是接头的地点。他们必须要选取一个出去后容易识别,并且也能让接应的地方武装安全到达的接头地点。最后,他们选取了距离集中营向北偏东方向大约二公里的一块墓地,那里有茂密的树林,老远就能望得见,也便于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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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士泄密,雷震远被警告禁止离开
1944年快到夏天时,局势明显恶化。伙食供应一再下砍,英美政府原来定期发给侨民们的抚慰金也停止。集中营里的人根本吃不饱,并被迫卖掉他们的首饰、金表、婚戒、宝石、皮货和假牙等等,以便筹措到一点现钱。这些东西大多通过日本看守之手被低价卖掉,或者是越墙卖给了中国人。
集中营内侨民们选出的自治委员会十分担心:意大利已经投降,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正逼迫着节节败退的日本人。而随着局势明显反转,日本人是否会疯狂报复,对囚徒们进行大屠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治委员会收到了昌邑的国民党鲁苏战区挺进第四纵队的信件,此信以时任司令王尚志的名义写成,并由名叫王绍文的英语翻译及其妻子杨瑞兰自昌邑带来。王绍文来自河北,一战时曾在法国华工军团做过翻译工作,回国后又在河北唐山的开滦矿务局做过翻译,认识许多关押于潍县集中营的矿务局等处的外国人。出生于昌邑饮马镇杨家楼村的杨瑞兰,曾自饮马教堂到唐山传教,家中亲戚有多人在四纵队当兵。二人婚后来到潍县,王绍文便充当起了传递王尚志信件的人。闻听这一重要消息,狄兰找到雷震远,一起去见过了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并如愿见到了来信的原件。来信表示,一旦庄稼生长到最大高度,四纵队就来攻打集中营,消灭日本鬼子,将侨民用重庆派来的飞机运送到重庆去。
但委员会担心,由于集中营中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占了很大比例,这样的行动并不现实。不久后,一封回信又送了进来,请求委员会写封介绍信给重庆的英美使馆,他们将派代表赴重庆联络营救事宜。
狄兰和雷震远与委员会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委员会答应,从此之后,这件事便交由狄兰、雷震远二人处置,要求二人将此后的进展情况毫无保留地告知委员会。二人马上给王绍文送出了一封信,建议派出两位代表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当面商讨。时间不长,他们收到了王绍文的回信,答应安排。
正当二人忙于准备一起带走的东西时,一位教士将此事告知了雷震远的上司美国神父拉斯福德,雷震远及有意参与出逃的比利时神父汉奎特均被拉斯福德严厉警告禁止离开集中营。这一结果让狄兰及委员会极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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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安石当替补 出逃日期确定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计划,出逃计划终于万事俱备。
雷震远虽是无法成行,但却阻止不了狄兰跟另外的一人结伴出逃。年轻的恒安石得知这一珍贵的逃跑机会,十分痛快地参与了进去。雷震远将他的中式衣服送给了恒安石,并尽力帮助他们逃走。
1920年出生于中国山西汾阳的美国人恒安石,随传教、办学的父亲恒慕义在山西、北平等地生活,8岁后被送回美国读中学、大学。1940年,他独自回到北平,一边学汉语,一边在北平辅仁教会大学附属男中教英语。恒安石被关押在北平时,曾与狄兰联手筹划过出逃。当这次狄兰找到他商讨逃往昌邑一事时,时年24岁的恒安石欣然参与了这一计划。
跟狄兰同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的汤米·韦德对集中营各处十分熟悉。狄兰与其选定了位于集中营西墙中间的一处小岗楼作为出逃地点。看守每晚9点换班,接班的看守会按照惯例先在巷子里巡逻检查一遍。这一过程通常会花上大约十分钟。他们将在这宝贵的十分钟之内完成出逃行动。而根据事前的盘算,最基本的条件是逃走时要没有月亮,以免被日本人看到；但一旦从营内逃出之后,一轮明月会对他们认清道路和方向有相当的帮助。这种情形一般会出现在6月9日及10日。确定下这两天之中的任何一天都合适之后,他们便给王绍文做了回复,建议于晚上9点至午夜12点之间行动,会合地点确定在集中营东北方向的刘家墓田(约今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处)。
6月8日的傍晚,王绍文的答复到了,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并要求二人随身携带一部打字机、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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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出逃找到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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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9日晚上,狄兰和恒安石在雷震远等人的帮助下,顺利逃出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附近的墓地处找到了接应的王豫民的部下。他们在平度北郭家村写了一份报告交由王豫民,让其派人送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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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夜翻墙而出 一路向北狂奔
1944年6月9日晚8点,汤米·韦德以及他的小团队都来到集中营西墙这边,偷偷地监视着看守们的动静。
行动前,狄兰跟恒安石答应雷震远他们,一旦出逃成功并到达抗战武装那里,便会将拟好的联络密码让人送进营来。当晚,在黑暗中与二人告别时,雷震远决定用“56”作为沟通暗号,以便日后跟送密码信进营的苦力确定身份。
8点半时,狄兰穿上了黑色的中式褂子,到了西墙根跟恒安石会合。看守溜达着走开之后,二人以及汤米·韦德迅速登上了小岗楼,小心翼翼地顺墙而下。狄兰从板凳上踩着汤米的光头而不是他的肩膀,一只手抓住电网的立柱,一跃而过。恒安石跟着也跳了过来。汤米将二人的背包扔了出去。眼见汤米爬回了墙上,二人便箭一般冲向大约50米开外的一堆坟头,窝在最近的坟头后面藏了起来。
当汤米·韦德、霍伊楚以及雷震远他们帮助狄兰、恒安石二人越过墙去之后,心情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雷震远和狄兰曾经在一个白天,趁看守不在时爬上岗楼,作出逃前的实地查看。但当这次真实的出逃行动来临时,他们仍然会揪心至极。
稍作停顿后,狄兰和恒安石又冲了出去,跑出了探照灯的照射范围,背着从集中营带出来的物件,一直向北奔去。二人跑过了翻耕过的农田,穿过了麦地,跌跌撞撞地跨过田沟地垄和坑坑洼洼的土路,一直跑到了向集中营北部流去的虞河边,趟过了小河后,朝着墓地的方向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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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墓地隐蔽,找到接应人员
二人沿着直通墓园门口的小路走了过去,刚转过面对集中营的墓地西南角时,一个人影探了过来,握着手枪指向二人。此人靠前紧紧地盯着二人的脸,然后放低枪口,朝其他人招呼道:“是他们!就是他们!”说话之间,其他四人聚拢了过来,热情握手。有人还展开了几面白布做的三角小旗子,用英语写着:“欢迎英美代表!万岁!万岁!万岁!”来的人都身着黑衣,带着一把德国造驳壳枪。短暂见面后,他们沿着东北方向,从一些村边绕过,又从另一些村中穿过。最后,爬上了一条土坝,这是烟台至潍县公路。
天刚放亮之时,他们到一个村内睡了几个钟头。早八点,便又上路了。所有人员都骑上了脚踏车,恒安石和狄兰戴着草帽和深色墨镜,以掩盖大鼻子。下午四点半,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平度明村镇小河子村。
在知道二人的到来后,有事在外的王豫民计划于傍晚与二人见面。天黑了,二人吃了一顿离开北平以来再未碰过的最好吃的一餐。少许时候,有人过来告诉二人,今天傍晚司令无暇来见,并告诉二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二人便跟着传令兵,离开了司令部,步行到平度明村镇北郭家村,来到村子的祠堂西邻的一个庭院,从后窗户钻进了屋内。村子的保长带来了一卷棉被,给每人两床被子和一个填满了麦壳的很硬实的圆形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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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丝制报告,详写营中情况
他们见到的第一个来客是王绍文。在逃出集中营之前他们已经通信多次。王绍文告知二人,几天后他将前往重庆,将有关集中营内详情的报告和推荐信,送到重庆的英国和美国大使馆去。
当晚,司令部那边送来消息,日本鬼子正在集结,让二人马上出发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庄躲藏。二人便跟着传令兵向南行进,天亮之前来到了另一个有着围子墙的村子。
白天住了一天,天黑后不久,警报解除,二人又返回了北郭家村,从此开始了在此村长达三个月的秘密生活。
次日傍晚,王豫民过来接见二人,谈论了营救集中营侨民的相关计划。他将派一位叫李丰年的副官与王绍文去重庆送信联络。
二人对王豫民印象颇佳,并从他这里获知了不少战事的进展状况。第二天,狄兰和恒安石开始写报告,他们让弄些薄薄的白色丝绸手绢,用打字机打上字。报告中,二人说明集中营内严重缺乏食物,侨民们身体抵抗力下降等恶劣情况,并突出说明了提供医药物品的必要性。同时,他们强调让盟国当局警惕:当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战败之势已是不可避免时,肯定会有噩运降落到侨民们的头上:侨民们可能会被转移到日本以用作人质,来对抗盟国军队对日本城市的轰炸；日本人会做出疯狂报复行动,一场大规模集体屠杀和强奸的悲剧说不定就要发生!
狄兰和恒安石确信,王豫民的队伍所处位置极为关键,在出现紧迫情况之时,可以对集中营采取保护行动。因此,报告迫切要求为该队伍提供武器弹药,以期加强其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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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任务上路 仨月抵达重庆
李丰年和王绍文带着被缝进厚鞋底之内的报告前往重庆。他们徒步行走、骑驴子,在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漫长行程后,终于抵达了重庆,并在四纵队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李资廉的陪伴下,将信件和报告送到了英美使馆。最终,在曾经关押于潍县集中营内半年时间的原英美烟草公司华北区经理、当时在重庆为美国战略情报局(S·O·S)工作的美国人比利·克里斯蒂的协调帮助下,英国方面给予了250万元；美国空军基地紧急救援处给了50万元；红十字会捐助了一些医疗用品；美国战略情报局捐献了一台电台。比利还被引荐给以“飞虎队”名闻遐迩的队长陈纳德将军,他同意为成就此事出借一架B24飞机。
起飞的地点选定了成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四点半飞机起飞,经西安、济南飞往渤海湾。飞机找到潍河跟胶莱河入海口,向南直飞了30公里,在夜里11:30将李丰年、王绍文和12箱包裹投放了下去。
飞机飞来的这一夜是个暴风雪之夜,到达时,雪仍在下着。王绍文第一个往下跳,因为胆怯,被强推了下去。李丰年落地后,找到了位于昌邑围子镇密埠店村的四维中学,校长赶忙派人送消息到司令部。几天内,12箱物件陆续从各处寻找回来,其中包括美国战略情报局所送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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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互通消息更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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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在集中营内天天盼着,终于等到了狄兰和恒安石的消息,这也意味着雷震远联络上了当地的抗日武装。雷震远经常收到外面寄来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来自“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信。信中建议侨民们夜间暴动,他们可以趁机营救。这个建议遭到集中营管理委员会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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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号送回集中营内,雷震远和当地武装取得联络
狄兰和恒安石逃走后,集中营内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发现情况有异,负责营内纪律事务的麦克莱伦将二人失踪的情况按照事先的计划主动报告给了日本人。这一预谋已久的行动因为做得天衣无缝,营里的躁动不安局面很快也就归于平静了。但雷震远、霍伊楚等人自然是放心不下。雷震远每天在苦力们面前嘟囔着暗号,却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消息。两三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当他念出暗语“56”的时候,忽然一个新来的苦力侧身走到他面前,小声说给他带来了一些东西。二人悄悄走进雷震远的专用“办公场所”,此人迅速从裤子夹层中掏出了一小卷纸张。这使得雷震远兴奋得难以形容,因为这终于证实狄兰和恒安石已经成功逃走,并且从此之后可以相互传递消息了。通过他们,集中营可以真正与抗日武装取得联络了。雷震远他们回了第一封密码信件,把信用打字机打印在丝绸上,让那位苦力藏进衣服袖口里带出去。
有一天,日本人押来了一批意大利俘虏。他们是因为反对法西斯战争和莫索里尼的穷兵黩武国策而被拘押进来的。日本人把他们与集中营内其他早已进来的英美侨民们分别拘押,关在了乐道院大门旁边的那些独门独院的房子里,以免双方产生瓜葛。新来的意大利侨民里面,有一位男士的太太是比利时人,与雷震远同乡,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了朋友。从他那里,雷震远听说有一个日本看守常在他们门前转来转去,发出对战争的抱怨,表现出极端厌战的情绪。这位看守和另外一名看守十分年轻,因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煽动而参加了这场所谓的“伟大圣战”。他们俩在马来半岛上作战时受过伤,这一经历使他们完全觉醒,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觉察到这种情形,雷震远便设法把他们争取过来,两名看守从此表面上执行看守职责,实际上在各个方面对营内的侨民给予协助,不断地将他们所知道的重要消息告诉雷震远他们。通过这两名看守,雷震远得到了一条重要消息:战事对日本人越来越不利,日本人正计划对太平洋各地的集中营关押人员进行大轮换,很可能会将关押在菲律宾集中营的战俘转移至香港或着日本；将香港集中营内关押的外侨转移到上海；将上海集中营内关押的侨民们转移到北平；而将北平集中营内的那些人转移到沈阳去。所有的战俘和平民俘虏都在迁移之列。日本人之所以要做这种轮换式转移,其目的主要在于争取时间,并尽量多的维持住关押人员数量以作为日后进行谈判的筹码。后来,日本人取消了轮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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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墙上挖洞放信,进营苦力口中藏信来回传递
日本人觉察出营内跟外面有联络渠道后,对苦力加以监视,搜查也更为严格。雷震远无法再将信件交给苦力带出营外送给狄兰他们了,便只好又再次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厕所的墙上挖了几个小洞,每当有信件需要传递时,只需将藏有密码信的厕所号码告诉送信的苦力即可。苦力们总是在上午九点钟上班,走进乐道院大门后首先要到看守门卫室接受检查,然后再排队走进集中营。雷震远总会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几个人装作悠闲地等在大门里面,当苦力们排队走进集中营时,雷震远便迎面走过去,嘴里哼着中国人的劳动小调,并刻意在里面加进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给那苦力的线索。听到数字的苦力,到墙上刷着号码的厕所那里,将掩藏在洞里的裹着口香糖纸的信件取出来。离开集中营时,他将纸包含在口中走出大门。万一碰上日本人检查,他便将信件吞咽到肚子里。
而每当苦力将密码信带给雷震远时,也将信放在嘴里。碰上雷震远,便用上下点头的方式来表示,之后雷震远便跟在他们后面。如果没有信件传递,此人便把头左右摇动。他们还充分利用中国人喜好吐痰的习惯,来掩饰他们的动作。每当有信带入时,带信的苦力会频频向地上吐痰,以使日本人觉得这个人有着很不好的习惯。适当的时机一到,他便把那封密码信随痰吐到显眼处,让雷震远上前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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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欲营救被押侨民 委员会不愿发动暴动
狄兰和恒安石听到收音机传来消息,美军登陆菲律宾的占领行动进行期间,日军对天主教徒和平民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担心集中营中侨民的命运。在营内干木匠活的刘腾云和刘蜀云一直帮着传信。为保密,信中所写的内容都采用密码编写在纤薄的绸绢上,团成小球丸用避孕胶套包裹起来。刘腾云将小球丸塞进鼻孔或含在嘴里,入营之后,交给雷震远。送返回来的消息,则是写在霍伊·楚夫人弃之不用的丝绸内衣上,并以同样的方式带出营外。有一次,日本看守要刘腾云张开口检查,他不得不将小球丸吞进了肚内。霍伊·楚待日本看守走后,赶紧跑到医院,取回了一些蓖麻油让他喝下。
在苦力里面,有各种成分的人员。其中,为共产党做事的人员陆续地偷偷带进共产党方面的宣传品。日本人很快有所察觉,便会将所有苦工严加惩罚,之后会另换一批新苦力进来。
有一天,一位不认识汉字的男性侨民收到了一封长信,内容是写给集中营全体侨民的。这封信由一位苦力传递进来,写信人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收到此信的侨民将信拿给委员会的负责人麦克莱伦,因为他也不认识汉字便找到雷震远来为其翻译。这是一封中共的宣传信,信中表示,他们和营内的侨民们有着共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并已制定好了拯救集中营的计划,建议侨民们在夜间从营内进行暴动,他们会在外面配合,一旦行动成功便可把侨民们全部营救到延安那里。
集中营管理委员会的人员不愿发动暴动,因为一旦暴动失败,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要经受苦难。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委员会回复了一封信,感谢他们的善意和关怀,因为集中营里的1700多人中只有大约300人有能力长途跋涉,还是以暂时不作任何行动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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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空降伞兵进入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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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开始,日军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扫荡行动。狄兰和恒安石随王豫民的队伍不断转移,夜不能寐,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此次扫荡,王豫民的队伍损失了两三千人以及大批装备。8月17日,集中营上空跳下7名美军伞兵,集中营终于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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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集结万余兵力,发动扫荡搜寻抗日武装
自1944年9月起,狄兰和恒安石从平度北郭村转移到昌邑围子镇的乔家村住了下来。降落伞投放下来的电台,此时便运到了乔家村。狄兰从此发挥其在英国海军服役期间干过三年报务员的特长,经常利用电台帮助四纵队跟重庆方面联络。
八路军近段时间以来给鬼子制造了很多麻烦,日军扬言报复,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扫荡行动。1945年1月24日起,火车满载着日伪军往铁路据点集结。
一天夜里,一支日军队伍从东边朝着乔家村而来。电台被转移了出去,狄兰和恒安石以及村里的所有百姓携家带口往外逃去。
狄兰他们向南到了一个村子,王豫民也刚好带着队伍从杨家郜村过来。日本鬼子傍晚占领了杨家郜,司令部的人员死里逃生来到了这里。为了替被打死的日本人报仇,日本鬼子将杨家郜村放火烧了大半。王豫民安排两个支队守在北边阻挡鬼子进攻。三股日军队伍从铁路据点出动向北而来,据守南边的队伍跟他们接了火,整个白天战斗持续不断。
一个礼拜中,日军反反复复地拉锯般扫荡,宣称直到他们俘获或者杀死王豫民,摧毁其司令部后,才会撤出这个地盘。
这次进攻,日军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参战队伍是从山西太原和天津集结过来的,连同汉奸队伍在内,他们集结了一万多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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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跟随部队转移,奔波三个星期损失惨重
有一天,狄兰和恒安石刚要吃饭,警报就传了过来。一支没被侦查到的日军及伪军队伍正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偷偷接近,已来到离他们驻扎的村子几百米的地方了。日军在距离围子墙不远处停了下来,将队伍部署到位,准备进攻。王豫民命令50名队员跟随他,指示队伍沿围子墙布好阵,准备迎接进攻。狄兰二人的马被带过来后,司令部人员便沿着大街纵马疾驰往西门而去。敌人用迫击炮朝着村子开火时,狄兰和恒安石骑马马一股脑地冲了出去,冲向能作遮挡物用的河岸边的树林。
快到中午11点时,日军来了两支增援队伍,四纵队的士兵从围墙冲出,一拨拨地散开,冲向离围子墙大约三四百米远的深沟掩蔽了起来。许多人在冲到鬼子的布阵前时倒下了。
这一夜,狄兰和恒安石随王豫民的队伍在暴雪之中往北而去。天气寒冷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十几天里,他们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连睡觉都不敢。有时候只是喝些热水,吃上几块硬邦邦的冷干粮,有时一整天只吃一碗水煮豆粒。
在动荡不安之中,春节到了。大年三十那天,狄兰和恒安石跟随司令部仍然在转移着。当天夜里,经过了三个村子。鬼子的劲头虽有所减弱,但并未放弃。日军以轮流出击的办法,将一两支连队派回到最近的据点里去休整一天一夜,然后再次出动。
第二个礼拜,王豫民带领队伍再次向北行进,在到达目的地后,跟几位支队长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王豫民决定向南转移,攻打铁路据点,引诱鬼子抽出一部分力量去保护铁路。当夜,他们向南边的目标行进。这一晚,他们连续前行了七个钟头。因缺乏睡眠,很多人大脑已是木然无觉,偶尔会有人从马上掉下来,而步行的士兵,累得干脆在路旁躺下不动了。不时地,他们便会从一具被推到路边的尸体旁经过。
到了第三个礼拜,狄兰和部队的士兵都形容憔悴,胡须杂乱,眼睛又红又肿。王豫民的队伍按计划去进攻日军据点,用机关枪对敌人的碉堡作了密集的火力射击,并将几枚威力很强的炮弹高高地越墙打了进去。
扫荡结束,日伪军撤走后,王豫民的队伍损失了两三千人以及大批的装备。老百姓也损失惨重,牲口被日伪军吃掉或者牵走,口粮被掠夺,有一些士兵和平民被俘押送到东北去做劳工。
此次日军大规模扫荡行动让王豫民的队伍丢失了电台,与重庆的联络从此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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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日军投降消息 七名美兵跳伞营救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以投降告终,以及盟国军队对菲律宾的占领和攻打日本冲绳,山东半岛这边的日军也被压制住了。在战争最后的半年里,美军飞机沿济南至青岛铁路一线频频活动,日军一半以上的铁路机车被消灭掉了。在青岛,日军运输船只及港口码头都遭到了轰炸,其坐落于济南和青岛的飞机场也频繁受到攻击。
8月11日,营内接到了狄兰和恒安石写来的信,告诉大家日军就要投降了,请侨民们做好必要的准备。
日本投降后不到24小时,营内便听到了消息。14日那天,空气便有些骚动。每个人都意识到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没人敢讲出“胜利”二字。17日早晨,从日本军官垂头丧气的神态中,雷震远他们判定战争肯定已经结束了,日本人被打败了!忽然之间,在清朗的半空中飞来一架美国轰炸机,盘旋在集中营上面。飞机飞得很低,机身的“翱翔天使”几个大字十分显眼。盘旋在集中营上空几次之后,它先是向上飞去,随即又降下来。然后,降落伞一下子打开,七名美国伞兵成功降落,侨民们欢呼起来,近似疯狂。
集中营终于解放了!
8月17日下午,一封由雷震远和霍伊楚写的信送给狄兰和恒安石,告知七位美国伞兵在营外跳伞,成功地进入了营内。要两人尽快跟所在的队伍一起过来,在集中营四周部署好,以起保护作用。
当夜,王豫民派支队长赵止一带着700名士兵,于8月18日上午到达了木匠刘腾云的所在的村子梨园村。赵止一和刘腾云陪着狄兰和恒安石去往集中营,完成了此行的最后一公里。
狄兰之后返回英国,于1949年出版了他所写的回忆录《中国逃亡记》。书中有一张珍贵照片,为狄兰和恒安石返回集中营后与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员相聚一起共同聚餐后所照。
本期内容来自狄兰着《Chinese Escapade》(《中国逃亡记》 崔书田译)、雷震远着《The Enemy Within》,并参考了王豫民所着《八年抗战》等史料
本期图片均为崔书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