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诗翁臧克家
出生于诸城的臧克家被称为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中国“农村诗歌”的开路人和奠基者。他的诗有血有肉,为诗坛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他的诗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他是《诗刊》的第一任主编,并和伟人毛泽东演绎了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臧克家用自己的诗歌,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民100年来的奋斗,他从1925年发表诗作,创作生涯长达80年。他的诗质朴凝炼、含蓄深沉。闻一多称他的诗歌为“最有意义的诗”。他的诗为他赢得了“农民诗人”“世纪诗翁”“诗坛泰斗”的称号。
主 编:陈红莉 副主编:李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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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为伴,自幼受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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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出生在诸城臧家庄子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官宦家庭,臧家的文化气息很浓,臧克家从小便以诗歌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感知着这个世界。祖父和父亲都喜欢诗,他们把诗人的气质遗传给了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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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多人金榜题名 光绪年间家族衰落
1905年10月8日,臧克家出生在诸城臧家庄子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官宦家庭。
臧克家的曾祖父臧俞臣于同治十二年乡试中举,后出任聊城教谕。臧济臣在弟兄几个里面最出色,不仅考中了举人,还入过翰林。他们的另外几个弟兄也都不负期望,先后考中了举人。正是因为有了从臧家庄子一路走向外面世界的几个金榜题名的儿子,“从此臧家有了方方正正的围墙,高大宽敞的台房,大门两旁垒上了旗杆台子”。
清代中叶,臧氏家族成了诸城着名的“臧王刘李丁”五大望族之一。到臧克家的祖父臧着仪一辈,家族的香火依然十分旺盛。臧着仪顺风顺水地考中了举人,并且在“京城大理院”里做了录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是臧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年,诸城遭受了历史上极为严重的蝗旱灾害,满坡庄稼绝产,颗粒无收。诸城地方官府对灾民的处境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赈济灾民的措施。已经从翰林院辞官归里的臧济臣以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精神,带领灾民冲到县衙,要求官府开仓放粮。然而,臧济臣的义举竟被朝廷以“聚众滋事,要挟官府”的罪名,“着即革职,永不录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晚清政府心怀绝望的臧克家的曾祖们,顺势揭竿而起,剪掉辫子,组成革命军,成立革命政府委员会,推举臧济臣为总司令,任命臧着仪为革命政府秘书长,于诸城县城誓师举义。几倍于革命军的清军很快攻破了县城,进城后大肆杀戮,革命旋即宣告失败。
为躲避追捕,臧着仪和儿子臧建初跳墙逃生。
革命失败后,臧着仪心灰意冷,人生观为之改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给子孙做马牛。”
臧克家的父亲臧建初,毕业于法政学堂,因为在清末诸城革命中受伤,加上肺病的沉疴,终年卧病在床。
臧克家的母亲,是南乡莎沟人,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她在臧克家8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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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文化气息浓郁 祖父父亲皆喜诗歌
臧克家出生时,正是臧家由盛而衰的时期。臧克家出生后,祖父希望他重振家族的雄风,给他起名“克家”(意思是克勤治家),号孝荃。后来臧克家也曾使用过“臧瑗望”,以及笔名“孙荃”,“何嘉”等。
臧家的文化气息很浓,家里所有的人都喜欢诗,这让臧克家在人生懵懂之年,便以诗歌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感知着这个世界。
臧克家的祖父虽然为人哑默,让人不得亲近,但是一读起诗,就跟平时判若两人,变得感情充沛。臧克家在《诗的根芽》里回忆说:“有时,在鸦片灯底下,他忽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高声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诗的热情燃烧了我的一颗小小的心。”
“他教着我和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族叔一起读书,读诗。‘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的相思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吟蝉诗,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忆起来,却无限深情与感慨了。”
臧克家的父亲,虽然长年卧病在床,却极爱好诗,和臧克家的族叔武平二人结诗社,经常唱和,并将二人唱和的诗句编辑成书,还和邻村的诗人们一起写诗、赛诗。
他把诗人的气质遗传给了臧克家。臧克家说:“我,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
臧克家的其他几位亲人也喜欢诗。对臧克家的创作、爱好有影响的,是他的两位族叔:武平和一石。
武平跟臧克家的父亲结过诗社,自号“双清居士”,诗才很高。
在诗词歌赋的吟哦声里,臧克家也写了自己生平第一首诗:
秋天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这是臧克家的处女作,没想到却得到了一石的夸奖,勇气来了,自此更加喜欢上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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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县城高小 接受新鲜事物
臧克家八九岁的时候上了私塾,十二岁又上了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背熟了六十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七十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十四岁,考入了县城“第一高等小学”。
相比于独居一隅的小小的臧家庄,作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诸城,在臧克家的眼里,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校长许仲漠是位思想进步、办学认真的校长。学校里的老师几乎全是新派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不仅知识面广,而且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国语课本里所选的那些教材,文章不仅短小易记,还富有教育意义。像白居易的《观刈麦》《凌霄花》《燕子》,都算是简单易学、通俗易懂的东西,臧克家因为有了过去学过的古文做基础,所以在这里如鱼得水,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学习之余,便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学习新事物。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别人写的白话诗,感觉很新奇。
兴致来的时候,臧克家也跟一石或其他朋友到城南的小桃李园去喝茶,到城西树林子里去看秋色,到朋友家里去谈诗,谈国家大事,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在“高小”学习了三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也就是这一年,只有34岁的父亲去世了。8岁没了母亲,现在又没了父亲,未及弱冠之年的臧克家,遭遇了人生的又一个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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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求学,加入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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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到了济南第一师范。在这里,臧克家不仅接触到了文学名家,还阅读了大量的新诗。他给周作人编辑的《语丝》投稿并很快发表。师范毕业后,臧克家又考入黄埔军校。他和学生们参加了北伐军,在叶挺的领导下,击退了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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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文学名家 积极创作投稿
1923年夏天,18岁的臧克家从诸城县第一高小毕业。同年,臧克家和同学多年的族叔臧受田一起来到济南,报考了一师。最终臧克家从8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19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一师。
第一师范的班级太多,校本部容不下,新生都要去北园分校学习一年。臧克家便跟随其他的新生来到北园。
课余饭后,臧克家经常和同班同学李广田(后来成为着名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后为北大教授、着名历史学家)一起散步,三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北园,臧克家还认识了在文学专修科任教的杨晦。杨晦是“沉钟社”的重要成员,他的着作给了臧克家许多启发。
在这里,臧克家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新诗,如汪静之的《蕙的风》、冯至的《昨日之歌》。不过,最让臧克家崇拜的还是郭沫若。对郭沫若的诗臧克家都奉若圭臬,像《女神》《星空》等,他不仅熟读还能吟诵。这时候的臧克家狂热地爱上了诗歌,也写了不少充满热情的诗,写完了就到处找“知音”,念给别人听。
在一师学习期间,臧克家的数理化不好,一上这些课就头疼。可是老师却认准了他,总是抓着他到黑板前去演算数学题。但他国文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作文总是能得到老师的好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山东军阀张宗昌加紧实行高压政策,臧克家悲愤难忍,在1925年8月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小文,署名“少全”,投给了周作人编辑的《语丝》。
岂明先生:
近来在校,苦闷欲死,平素当家常便饭吃的新出刊物也不得入目了,因为某大人以它为鼓吹过激的东西,所以有点不大乐意。各书局也会体贴大人的尊意,也便自行停止出售。偌大一个省城买不到一份《语丝》,真是笑话,气死人的笑话!
这篇充满战斗檄文味道的文章,不久就被周作人以《别十与天罡》为题发表在第45期《语丝》上。周作人还用“岂明”的笔名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与臧克家的短文同时刊出。尽管这篇小文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它是臧克家第一次在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随后,臧克家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故事稿,结果全部被采用,并得到三本样书,这无疑更激发了臧克家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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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赴武汉 考入黄埔军校
1926年夏天,臧克家完成了在一师前期师范班的学业,本应转入后期师范班继续学习。但此时主政山东的军阀张宗昌在济南的统治越来越黑暗,山东省立一师地下党支部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令,在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省立女师、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和济南其它学校的进步学生中,组织动员南下参加国民政府革命。臧克家毅然决定放弃即将要开始的后期师范学业,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9月,臧克家和同学曹星海、族叔臧功郊,以及其他几十名同学一起离开了济南,转赴武汉。行前,臧克家给祖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
1926年秋,臧克家跟同学一起到达武汉。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五期)。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党代表是汪精卫,教育长是张治中,实际负责人却是共产党人恽代英。在这里,臧克家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天天跟同学一起在广场上大课,学习政治、经济,也了解最新的国际问题。
黄埔军校从领导到教官有很多共产党员,从他们那里,臧克家跟同学们一起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燃起了心中熊熊的革命烈火。“一条身子配偶了长枪,同时把心也许给了党”。
当时的武汉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民众的情绪日益高涨,1927年1月,武汉召开了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臧克家亲眼看到英国军舰被逐出了中国武汉的水域。
对于臧克家来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半年的军校生活,不仅是淬火的熔炉,是人生的课堂,更是生与死的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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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部队回家 后又被迫逃离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却忽然急转直下。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许克祥又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正在河南、安徽与奉系军阀张宗昌激战,蒋介石乘机策动夏斗寅、杨森进犯武汉。武汉岌岌可危,形势严峻。适逢叶挺从前方回武汉,遂与武汉国民政府商议,将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合编为独立师,叶挺任总指挥。
身为副班长的臧克家和在学兵团的臧功郊,都随部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和全体指战员一样,每人四十排子弹,全副武装,成了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叶挺的领导下,以学生军为主的北伐军击退了来犯之敌。
随着宁汉合流,蒋介石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掀起了反共高潮。学校总教官共产党人恽代英被迫离开学校,学校陷入混乱。臧克家、刘鸣銮等因为在学校里成立宣传组织,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的行径,被武汉政府右翼分子们视为“眼中钉”,处境十分危险。
为防不测,臧克家和刘鸣銮趁队伍到九江待命的机会,决定离开部队,他们在族叔臧功郊以及同学刘增、曹星海的帮助下,从九江经上海、青岛,于1927年8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乡。
1928年春天,臧克家和相州王家的姑娘王深汀(字慧兰)结婚。甜美的爱情,迷人的乡居生活,让身心皆已疲惫的臧克家得到了暂时的调整和休养。正当臧克家沉浸于美好的家庭生活时,诸城的国民党开始清理并抓捕他们眼里所谓的“赤化”人物。
1928年端午节,正当一家人享受节日的温馨时,国民党兵突然来到臧克家家里,端着枪指着臧克家的祖父要人。幸亏家人事先发现了士兵的踪迹,将消息及时通知了臧克家。得到消息的臧克家踏着新娘王深汀瘦削的肩头,翻过墙头逃出家门,远走东北,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活。
为了找人搭救臧克家,王深汀辗转青岛、上海,为营救臧克家而东奔西跑。不久,流亡东北的臧克家在祖父的资助下,到上海和王深汀团聚。
1929年,臧克家和王深汀又辗转来到济南,这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同年,臧克家祖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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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出版,诗界引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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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的考试,臧克家数学得了零分,但却因为作文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而被破格录取。臧克家如愿成为闻一多的学生。在闻一多的鼓励和指导下,臧克家写了不少诗。臧克家的首部诗集《烙印》,是在王统照和闻一多资助下出版的。茅盾、老舍也纷纷为《烙印》着文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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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打动闻一多 破格进入青岛大学
1930年夏天,臧克家带着一石借给他的大学预科文凭,来到青岛,以“臧瑗望”的名字报考了青岛大学。
参加青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臧克家的数学成绩得了零分,正当他感到无望准备打道回府时,却意外地接到了青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原来是他作文中的三句话,打动了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这次考试,闻一多出的两个作文题是:一、《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而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
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打动了判分极严的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看到了潜伏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才气,便破例给了他前所未有的98分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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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如愿以偿地进了青岛大学。
当初报考青岛大学时,臧克家报的是外文系,但是臧克家真正的爱好是文学,便想转到闻一多任教的中文系。当时想改中文系的人很多,都没有得到批准。臧克家来到闻一多面前,自报家门,闻一多立刻想起了这个考试时他不吝给予高分的学生,爽快地答应了。臧克家如愿成为闻一多的学生。
臧克家经常带着自己的习作去见闻一多,很快成为“一多楼”的常客。师生二人围炉夜话,闻一多给他指出每篇诗的好处、缺点。
在闻一多的鼓励和指导下,臧克家先后写了《炭鬼》《像粒沙》《老马》《难民》《元宵》等。其中《难民》和《老马》这两首诗还被闻一多介绍到《新月》月刊发表。《老马》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成为臧克家早期的代表作。凭借这两个作品,臧克家开始登上中国诗坛,并受到诗坛的瞩目。
同年,臧克家还创作了《老哥哥》《忧患》《当炉女》《洋车夫》《天火》《烙印》等诗篇,这是臧克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受闻一多先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臧克家既注意了诗歌的韵律,也注意了诗歌的遣词造句,对每一首诗,每一个字,都是推敲了再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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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同学出资出力 首本诗集顺利刊出
臧克家写诗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我破命地写诗,追诗,我的生命就是诗。我真像东坡眼中的孟郊一样,成了一个天地间的‘诗囚’了。推开了人生的庸俗,把一个理想投得很远,拒绝了世俗的快乐(其实就是无聊残忍的口腹耳目之欲),我宁愿吃苦,看破世事人情我才更觉得事业是唯一‘不空’的东西,它是一支精神的火炬,虽在千百年后也可以发热发光。一切皆朽,唯真理与事业永存。诗,就是我以生命全力去倾注的唯一事业!”
在臧克家创作生涯中另一位起重要作用的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着名作家王统照。人称青岛文坛拓荒者的王统照,于1926年母亲病逝于青岛后,从北京来到青岛定居。1927年在观海二路购地筑屋,以此为家居住了30年。臧克家和王统照是同乡又是姻亲。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经常和吴伯萧到王统照的寓所做客,请教问题。
那时,臧克家想出版一本诗集,但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诗人,想出书是很难的。王统照便和闻一多每人出20块大洋,资助臧克家。同时,臧克家在一师的同学李广田、邓广铭和诗友卞之琳等也在北平帮臧克家出书,跟出版社联系。
1933年,臧克家的首部诗集《烙印》,由生活书店正式出版。
《烙印》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是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二是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这时,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之时,臧克家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这部现实主义的诗集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诗歌界的极大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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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引起关注 诗界赞声不绝
闻一多亲自为《烙印》作序: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作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闻一多将《难民》《老马》《洋车夫》等反映底层民众疾苦的诗歌,称为“最有意义的诗”。
茅盾、老舍也纷纷为《烙印》着文评价。1933年11月1日,《文学》第1卷第5号同期刊出茅盾的《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和老舍的《臧克家的〈烙印〉》两篇推介文章。茅盾说:“《烙印》的22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
老舍则在《臧克家的〈烙印〉》一文中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看法:“《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
诗歌界也纷纷发表诗评和看法。王统照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朱自清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象征派诗人代表穆木天说:“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烙印》,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本诗集。”
臧克家的诗歌,具有质朴、严谨、含蓄、凝练的艺术风格。这些根植于现实土壤中的诗歌,一问世就向世人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它一反当时轻视艺术的诗人们的标语口号化诗风和只唱恋歌的诗人们的神秘轻飘的诗风,为诗坛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1934年10月,臧克家第二本诗集《罪恶的黑手》又面世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的问世,迅速奠定了臧克家在诗坛的地位。
在青岛五年,臧克家坐听涛声起落,卧看云走霞飞,经历了大革命血与火考验的他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从容。青岛的雾,青岛的花,青岛的喧哗与宁静,青岛的洋气与质朴……这一切使臧克家深深地激动。在这里,他学诗、写诗,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走向了诗坛。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在青岛找到了“自己的诗”。我初期的诗创作多半产生于青岛,我清楚青岛灾难的历史,青岛也最了解我当初苦楚的心情。
1934年,臧克家从青岛大学毕业,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是《井田制考》。尔后作别青岛,到古运河边的临清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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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采访,记录战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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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臧克家离开了安静的校园,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他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七天时间,写了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之后又写了另外一本抗战诗集——《从军行》。这两本书表达了激昂悲壮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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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儿庄采访 写就抗战诗集
1934年8月,臧克家29岁时,来到山东省立临清中学当教员。在临清三年的时间里,臧克家出版了诗集《运河》和自传体长诗《自己的写照》。
叙事长诗《自己的写照》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生活书店发行。臧克家在《自序》中称:“写的虽是自己,实际上不过用自己做了一条经线而纵横地织上了三个时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抗战,臧克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安静的校园,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11月,臧克家到了徐州。当时,中国40多万大军刚刚在徐州集结完毕,徐州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场无法回避的恶战一触即发。
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而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当他知道臧克家到了徐州,便派司令长官部随从秘书、臧克家的内兄王深林,请臧克家去面谈。但是,当时臧克家向往的是革命圣地延安,于是从徐州去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急迫地等待延安方面的消息。王深林电告臧克家徐州抗战青年军团已经成立,催促他立即返回徐州。经过考虑,臧克家决定重回徐州。“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
1938年1月,已经在徐州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军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臧克家,随团自徐州转移至大别山处的潢川。
随后,台儿庄战役打响。再次戎装在身的臧克家,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仅仅七天的时间,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就在炮火中诞生了。李宗仁亲自为书写了题记。
被慷慨与悲壮的情绪裹挟着的臧克家,很快写了另外一本抗战诗集——《从军行》。《从军行》和《津浦北线血战记》两本书,都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情怀,向世人迅速而及时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况,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节和精神。1938年6月,这两本书被生活书店赶印出版,一经问世,就迅速地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激发了全国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斗志,一些热血青年在看了此书后,纷纷拿起武器,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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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进行文艺宣传 长诗记录战地之行
为适应战时文化工作的需要,不久,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臧克家任团长,团员十四人。战时文化工作团自成立之初,臧克家就率团深入到民众之中去,足迹遍及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等地。
战时文化工作团成立后不久,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战区的抗日救亡宣传。10月,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在襄樊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着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臧克家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39年春天,战时工作委员会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接管,臧克家随之也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任秘书。
其后随(县)枣(阳)战役打响,臧克家和姚雪垠、孙陵等人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到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目睹了随枣战役惨烈之况的臧克家,以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记录了这次让人刻骨铭心的战地之行。《随枣行》里面的一篇文章——《十六岁的游击队员》,还被战时的国语教科书选作教材。
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臧克家亲历了血与火的战地采访,也体验了敌后的抗日宣传生活。臧克家始终以笔作枪,先后创作了长诗《淮上吟》《呜咽的云烟》等多部抗战作品集。为了鼓舞士气,将战地上最新的信息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他不惜“甘心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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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婚姻走到尽头 再次找到人生真爱
当臧克家以笔为武器,用喉咙在为抗战摇旗呐喊的时候,臧克家与王深汀十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38年3月,臧克家跟王深汀黯然离婚。离婚后,王深汀转道去了重庆。与王深汀的婚姻结束后,臧克家和文化工作团的女团员郑桂文走到了一起,1938年秋天,臧克家跟郑桂文于襄樊结合,期间两人还生了一个孩子。这段婚姻持续的时间不长,大约三年的时间,1942年春,两人短暂的婚姻宣告结束。
半生颠沛流离的臧克家,遇见了郑香云,此后才找到了一生的安稳。
两人的相识,还是在臧克家于第五战区军部工作期间。台儿庄战役期间,臧克家多次到前线采访,之后,便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所属的几个军部做抗战宣传工作。而此时,郑香云正在第五战区下属汤恩伯部队的一个高级将领家中做家庭教师。
郑香云早就听说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里面有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叫臧克家,而且喜欢上了他那些热情洋溢充满战斗力的诗歌。后来,因缘际会,两个人得以相识并相爱。
两个人相爱后,噩耗接踵而至。先是为抗战而作的《随枣行》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以“故不送审原稿”为由“暂停发行”。后因遭受排挤,臧克家主动请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一职。
不久,臧克家被调至三一出版社任副社长,与碧野、田涛等着手筹办文学月刊《大地文丛》。1942年5月1日,《大地文丛》创刊号出版。因载有日本森山启作、林焕平等人译的《创作方法》及作家姚雪垠、徐盈等人的进步作品,刊物遭到汤恩伯的查封,臧克家本人也遭到国民党的查问,再次愤而辞职。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臧克家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臧克家和郑香云决定离开。1942年7月,他们徒步从河南叶县出发,奔赴重庆。
在前往重庆的路上,臧克家和郑香云在困厄中互相鼓励,相互扶持,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一到重庆落脚,两人立即结婚。
结婚时,郑香云23岁,臧克家38岁。婚后臧克家征求郑香云的意见,给她改名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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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无定所,多年漂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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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和郑曼怀着一腔的热血奔赴重庆,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重庆的政治气候让人失望。抗战结束后,臧克家随郑曼去了上海,在这里臧克家以写作和帮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臧克家目睹了国统区的黑暗,因写诗讽刺而上了黑名单。他被迫东躲西藏,后来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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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泥土的歌》 反映农民的苦
疲惫不堪的臧克家和郑曼,在1942年8月14日抵达了当时的陪都重庆。
臧克家后来用“红尘万丈的渝市”来形容第一眼看到的重庆。
初到重庆,臧克家住在文协给他的一间房子里,又领了一个挂职领薪的工作。臧克家除了积极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活动,还坚持创作,笔耕不辍。9月,臧克家的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完成。全书共分七章,讲述了诗人自己从童年到抗战中期的生活和创作。10月开始在刊物《学习生活》上连载,其后再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怀着一腔的热血奔赴重庆,但是到了重庆才发现,陪都重庆的政治气候让人失望。仅仅两个月后,臧克家就被上了第一堂“政治课”。1942年10月19日,“文协”在中苏文化俱乐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臧克家也出席了。主持人老舍刚刚登上讲台,正要开口,八九个彪形大汉忽然冲到台上,把老舍架了起来,七拥八搡。老舍怒气冲冲,却也无可奈何。
此时的文艺界,在经历了抗战最初的阶段后,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都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回顾。臧克家写出了他的第11部诗集《泥土的歌》。
《泥土的歌》是除了《烙印》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臧克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与《烙印》一同被视为“一双宠爱”的诗集。在《泥土的歌》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农民悲苦生活及艰难时世的诗篇。
火炉重庆的天气闷热难挡,蜗居在陋室里已经让臧克家和郑曼苦不堪言,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的骚扰,臧克家没法安心创作。一有机会,臧克家便和郑曼到重庆郊区歌乐山“大天池6号”——“赈济委员会”的房子。夏初,臧克家刚被任命为赈济委员会的专员,主要任务是为赈济委员会的“难童教养院辅导队”编写《难童教养》杂志。
战时的重庆,生活是简单而又艰苦的,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大量的诗歌,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等,还和臧云远、王亚军等人发起成立了“春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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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之后 随妻上海安家
抗战后期,见证了陪都重庆腐败和国民党倒行逆施行径的臧克家,挥笔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诸如《人民是什么》《胜利风》《枪筒子还在发烧》《宝贝儿》等,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逆行。抗战结束离开重庆前夕,他出版了现代诗歌史上被视为“讽刺诗双璧”之一的《宝贝儿》。该诗集以重庆人般敢爱敢恨的火辣口吻直斥当局的黑暗,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抗战结束了,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应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邀,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始了国共两党之间的“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正酣之际,9月22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邀请了包括臧克家在内的20多位文艺界人士座谈。这是臧克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臧克家回家后提笔写下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笔名“何嘉”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
1946年7月,臧克家随郑曼的工作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迁往南京,不久又到了上海。臧克家对在歌乐山三年多的山居生活不能忘怀。离开两个月后,他满怀眷恋地写了一首歌乐山抒情诗,他在诗中真情告白:“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1946年7月,臧克家随郑曼供职的卫生院由重庆乘坐木船沿江而下,到达南京。不久,又从南京转赴上海。在上海这个亚洲第一大都会,臧克家以写作和帮一些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虽然清贫,但日子总算安静下来了。
家刚刚在上海安顿下来,郑曼便和臧克家商量,将乐源和乐安接到了身边。
乐源和乐安是臧克家和前妻王深汀所生。之前两个孩子投奔在青岛的亲戚家。因为生活困难,无以为生,乐源和乐安不得不到街头摆小摊,卖香烟、糖块、花生、袜子,赚点小钱,贴补家用。郑曼知道后,非常着急。一到上海,立即将两个孩子接到了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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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处处迫害 被逼迫出走香港
国民党在国统区的统治越来越黑暗,甚至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臧克家来上海后,目睹了国统区的黑暗,“一夜北风,八百童尸”的惨状,让他如鲠在喉,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首辛辣而又讽刺的政治诗,如《生命的零度》、《冬天》、《你们》等诗集,都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败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随着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作最后的挣扎。国统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和镇压。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臧克家,被迫东躲西藏,曾在一个星期里换了五个住的地方。许多进步的作家也纷纷离开上海。
臧克家决定前去香港。1948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臧克家先行去了香港。臧克家初到香港,有些不适应,病倒了。郑曼听说后,便将乐源乐安送往山东老区,变卖了在上海的一点家产,到香港照顾臧克家。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臧克家慢慢地转危为安。
在香港,臧克家主要靠为文汇报、大公报写文为生。1949年1月21日,臧克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统字号”的总统》。不久又写诗歌《故乡啊,我要回去!》。
这两首诗被《文汇报》刊登后,在香港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像臧克家自己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平地里响起了爆竹”。
1949年元旦,香港文汇报发表了臧克家的《新年谈愿望》:光空怀什么希望是无用的,它一碰到冷酷的现实上,就像鸡蛋碰到石头上一样。
因为在《文汇报》、《大公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又因为《文汇报》、《大公报》在臧克家最困难的时候对他施以援手,向他约稿,让臧克家心怀感激,臧克家跟《文汇报》和《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港是臧克家抗战胜利后四处漂泊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臧克家和郑曼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离开了那间牛棚小屋。他们走后没多久,那座小屋就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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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首都,《诗刊》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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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臧克家和郑曼来到北京。臧克家有了一份新工作: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臧克家对毛泽东的诗词充满着喜爱与崇敬。四十年里,臧克家为宣传、研究、推广毛泽东诗词做了大量工作。为《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的出版而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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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有了新工作 《有的人》发表
1949年3月,在中共党员、着名革命活动家、教育家、着名诗人兼作家冯乃超安排下,臧克家和郑曼与客居香港的百多位内地文化人士,乘坐新中国政府专门包租的宝通号轮船离港赴津,再转乘火车抵达北京。
1949年有两件事给他的印象最深,让他终生都不能忘怀。第一件事是1949年7月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另一件事则是有幸目睹了1949年10月l日的开国大典。
带着欢欣和喜悦、初到北京不久的臧克家,很快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
臧克家有了在北京的第一份新工作: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7月他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9月调新华书店编辑部,后又分别出任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
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日,臧克家参加了首都的纪念活动,目睹了人民群众纪念鲁迅的盛况,11月1日,44岁的臧克家挥笔写了《有的人》这首诗,其副标题为“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是建国后臧克家创作的第一个重要作品,是臧克家诗歌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新诗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有的人》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无数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声朗诵,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56年5月,臧克家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同年11月,他写《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刊载于《中国青年报》。写这篇文章时,臧克家主编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全国性诗歌刊物——《诗刊》正在为创刊而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承载着特定时代记忆的《诗刊》,至今依然傲立在文学丛林中,风风雨雨几十年不倒,这不仅与《诗刊》是一块灵魂的净土有关,也与臧克家、与《诗刊》最初的创刊者们为《诗刊》倡导的宗旨以及耗费的心血有关,它有着难以估量的历史文学价值。作为《诗刊》的第一任主编,臧克家在《诗刊》的创刊、发行包括《诗刊》的办刊思路和办刊宗旨上,都亲力亲为,为《诗刊》的孕育和成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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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毛泽东诗词赏析 与主席演绎诗坛佳话
臧克家对毛泽东的诗词充满着喜爱与崇敬。四十年里,臧克家为宣传、研究、推广毛泽东诗词做了三件意义深远的事:一、在其主编的《诗刊》上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二、发表了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三、主编由众多文坛名家参与撰写的《毛主席诗词鉴赏》。臧克家与毛泽东之间因诗歌而结缘,并且有机会跟毛泽东近距离坐在一起畅谈诗歌。
1957年1月25日,刊载毛泽东诗词18首和其手迹的《诗刊》创刊号问世,引起万众瞩目,争相抢购,供不应求。《诗刊》加印了两次,才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成为那年春节前的街头盛景和文坛佳话。
在毛泽东诗词发表后,为帮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更好地学习、理解毛泽东诗词,1957年10月,臧克家与周振甫合着、全国第一本讲解注释毛泽东诗词的书——《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出版。
在这本书里,臧克家根据毛泽东面谈时所做的交代,第一次正式将“原驰腊象”的“腊”字改为了“蜡”。
后来,臧克家和周振甫又将根据毛泽东诗词后来不断公开发表以及毛主席自己对某些诗词原意的阐述和解释,对书进行了增订补充和修改。1958年将书改名为《毛主席诗词讲解》。在其后三十多年对书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中,到1990年,《毛泽东诗词讲解》已经由最初的18首增加到了50首。共发行一百多万册,对于普及、推广及研究毛泽东诗词,提高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鉴赏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7年1月12日他给《诗刊》的第一封信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先后给臧克家写过7封信,内容大多涉及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改动问题。这些书信作为毛泽东与诗歌的历史见证,都为臧克家珍藏着。
1964年,《诗刊》突然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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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鉴赏》 凝聚臧克家心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知道臧克家在毛泽东诗词鉴赏方面的造诣颇深,就邀请他在此方面做一些工作。而此时,臧克家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不是很好。出于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臧克家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着手筹备《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
经过臧克家辛勤不懈地努力,1990年8月,《毛泽东诗词鉴赏》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凝聚了臧克家心血的书,好评如潮,众望所归,在其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先后问鼎“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等一系列大奖,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200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决定接手《毛泽东诗词鉴赏》的出版工作,接连出版了两种增订二版不同封面设计的版本。98岁的臧克家因罹患重病早就住进了医院,中间还被医生报过几次病危,他得知此事后,抱病写了《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卷头语。
臧克家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与毛泽东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穷尽了自己的皓首和心血。因此有些人不理解,甚至还招来个别人的歪曲与谩骂。臧克家在“增订二版卷头语”中解释说:“我年已九十有八,有幸目睹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变迁:从屈辱到强盛,从战乱到太平,从贫穷到小康,可谓沧海桑田。”毛泽东诗词巨大的思想、艺术的魅力与感染力,都深深地打动和激励着臧克家。同时,毛泽东那谦逊平易、诚挚待人的胸襟和品格,以及他对于旧体诗词的深厚造诣,都使身为诗人的臧克家除了钦敬感动之外,不避嫌疑,勇于对毛泽东诗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让他由衷地将对领袖和这些诗词的满腔热爱,化为投入这项工作并持之以恒的动力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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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频出,晚年硕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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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劳动锻炼的生活,臧克家又回到了北京。《诗刊》复刊,臧克家出任顾问兼编委,积极参与了诗刊的编发工作。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文思泉涌,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春天。晚年的臧克家虽然也写诗歌,但是这时候的创作多数以散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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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文思泉涌 诗歌创作硕果累累
1972年10月,臧克家因病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结束了近三年的劳动锻炼生活。
回到北京后,他整理了自己回忆向阳湖生活的诗歌创作,于1978年3月出版了诗集《忆向阳》。
回到北京后,臧克家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出任顾问兼编委,积极参与了诗刊的编发工作,为《诗刊》的复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文思泉涌,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春天,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着作。
从1980年起,臧克家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甘苦寸心知》等文章三十余篇,主要介绍自己有代表性的诗篇的创作背景和动机。1982年2月,《甘苦寸心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散文集《怀人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一期间,他还先后写散文《说与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书的故事》及散文回忆录《诗与生活》。
1982年,《臧克家长诗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臧克家散文小说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4年4月,诗集《落照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85年,《臧克家文集》第一、二、三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2年12月,凝聚了臧克家毕生心血的《臧克家全集》十二卷本出版。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臧克家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先后出版了9部散文集,其中6部为新作。散文创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佳作频出。因为写诗,又兼攻散文,他的散文自然而然地带有某些诗歌的特点,兼具了诗歌的情韵和意境。臧克家的散文《炉火》《镜泊湖》《书的故事》,都是兼具诗歌美和散文美的代表作。晚年的臧克家,虽然也写诗歌,但是这时候的创作多数以散文创作为主。
臧克家自言:“诗与散文平分秋色。”他前半生的创作以诗歌为主,越到晚年,散文的创作越突出。臧克家一生共创作、出版了近20部散文集。这些散文包括:《学诗断想》《诗与生活》《甘苦寸心知》等。有人说,臧克家是一位“被诗名掩了文名的优秀散文家”。
晚年的臧克家,对自己几十年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总结。他将自己的总结,倾注到后来的一篇创作谈——《我对散文的看法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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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简朴 起居饮食有时
1996年,臧克家进入九十岁后,仍然坚持天天伏案工作,笔耕不辍,还出版了《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臧克家序跋选》《放歌新岁月》,并主编了《毛主席诗词鉴赏》等书籍。
晚年臧克家住在赵堂子胡同,自1962年搬入这里后,一住就是四十年。他戏称书房是“杂货店”,并为其写了一篇散文《我的“南书房”》:“书就是朋友,虽然有亲有疏,有熟有生,可都牵动着我的感情。”
臧克家年轻时体弱多病,并曾因病休学、住院,甚至“摸过阎王鼻子”,但是臧克家不仅顺利地度过了耄耋之年,而且成为近百岁的老寿星,不能不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臧克家将自己的健康长寿秘诀总结了四句话:“思想大门洞开,情绪轻松愉快,锻炼、营养、药物,健康恢复快哉。”
臧克家的晚年生活处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不慕奢华,而崇尚简朴。他最爱家乡的“老四样”:大葱、大蒜、咸菜、花生米。“故乡风味赛山珍”。他极少参加宴会,有时以自己的名义设宴,回家还是照吃每餐必备的“小四样”。
臧克家起居饮食有时,学习工作有序。吃饭不讲究色香味,但对吃饭时间却要求严格。中午11点45分,晚饭6点20分。他早起散步,每天清晨坚持外出散步四十分钟。他认为散步这项运动简单有效,不用花钱,还能促进消化。
“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合,如足如手。”朋友是支撑他感情世界的半壁江山。臧克家对朋友热情、真诚、宽容。舒乙(已故着名作家老舍之子)说他的“热情无人能比”。臧克家的小女儿郑苏伊说:“‘朋友’这个概念,在爸爸脑海中是神圣的、高尚的,不容玷污的。他珍视友情就像珍视自己的眼睛。”
他心怀老友,对众多如足如手的老友,他心中“老有”。诗歌里“老有”,家书里“老有”。在这些文字里,频频出现着老友的身影,讲述着他跟老友的交往,深情回忆着跟老友的交情。他为老友的健康而欢欣,为老友的离去而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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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为文堪称楷模 骨灰安葬家乡诸城
臧克家的为人为文,堪称现当代我国文学界的楷模。他对朋友们的来信,每信必复。在北京文艺界的同乡中,臧克家跟季羡林、王愿坚、陶钝、崔嵬、孟超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臧克家晚年备受疾病的折磨,健康情况大不如前。他有时也感叹长寿非福,但是祖国人民,世界风云,永远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
“国强人不老,百岁是儿童。”任岁月流逝,始终不改的是诗人的那颗赤子之心。
2002年12月27日,臧克家因病重住进了医院。
2004年2月5日晚上8时35分,一代诗坛泰斗——臧克家终于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享年99岁。2月18日,臧克家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2004年4月2日,臧克家的骨灰在85岁的郑曼及臧克家的孩子等亲人和中国作协领导的护送下,路途迢迢地来到了诸城臧家庄安葬。
臧克家的文学活动长达七十余年,他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中国“农村诗歌”的开路人和奠基者,臧克家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眼睛始终“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1933年他以第一部诗集《烙印》登上文坛,一洗当时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的柔靡、颓废的诗风,为新诗注入了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也以此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
臧克家说:“诗人,我们这一代的真诚的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应该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的前面。”
臧克家用自己的诗歌,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的奋斗,他从1925年发表诗作,创作生涯长达80年之久,创作成果之丰富,影响之巨大,可以说他自身的创作历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新诗史。
臧克家以新诗名世,诗风质朴凝炼、含蓄深沉；讲究诗的节奏、韵律；抒情形象生动、丰富、含蓄。他以自己丰硕的无人替代的新诗创作赢得了“世纪诗魂”、“世纪诗星”、“世纪诗翁”、“诗坛泰斗”、“农民诗人”的高度赞誉。
本期图片均为潘欣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