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师崔嵬
崔嵬(1912-1979),诸城人,着名电影艺术家、剧作家。崔嵬出身贫苦,当过童工,因反抗工头而遭解雇。在青岛、青州读书时,他因发表进步文章、支援学潮被开除,遭到当局追捕。1932年,崔嵬在青岛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海鸥剧社,展露出艺术才华。由他改编、演出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引发全国轰动。抗战期间,他满怀热情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创作演出了许多戏剧。建国后,他投身电影事业,代表作有《小兵张嘎》《青春之歌》《北大荒人》等。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艺事业,1979年2月7日因肝癌逝世。
-
思想激进遭当局追捕
-
诸城王家巴山村的穷孩子崔嵬,有一身编故事的能耐。因为贫困灾荒,父亲卖田卖女,带着全家奔赴青岛讨生活。崔嵬在青岛的工厂体会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也得到了同乡王统照的照顾,得以进入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发表进步文章,被学校开除,遭到当局追捕。
-
出生于农民家庭 穷孩子会说故事
1912年,崔嵬出生于诸城北乡王家巴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王家巴山村以王姓为主,是相州王家的分支。民国初年王家就有了电影放映机,他们常在打麦场上放电影,崔嵬对电影的喜爱、好奇,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崔嵬原名“崔景文”,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崔鼎新请人给起的,崔嵬是后来改的名。崔嵬有三个姐姐,家中生活艰难。崔鼎新曾发誓,一定要让儿子上学,让世代文盲的崔家也像王家的孩子一样读书识字,长大了好有出息。
逢年过节、麦收秋收之后,村里都要请戏班。崔嵬与伙伴们着迷地围在场院里看戏,过后,再一起模仿演员们的唱腔和动作。
崔嵬最爱跟着大人们过河去赶相州集,他好奇地到各个书摊听一听,或跟在砸牛骨头的艺人后头,听他说一段。那艺人常常边走边根据不同的摊位,叮铃当郎地敲着挂满铃铛的牛骨头,现编现说:“上一集,我没来,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财神跟着你走四方。”来到一个卖梨的摊前他又唱道:“走一阵儿,迈一阵儿,碰着个大爷好脾气儿……说的个大爷笑哈哈,下腰就把那甜梨抓,不是抓俩是抓仨……”有时流浪艺人也来村中唱道情、说评书,晚上在打麦场上唱,也有的白天到村民家中唱,要点饭吃,虽然崔嵬家日子艰难,但他总是恳求母亲多给他们一点地瓜干或菜团子。有时打听到那说唱的人晚上住哪个牲口棚或草料窝,崔嵬就去缠着人家再说一段。还没听完的就自己想象补充,再讲给小伙伴们听,还表演着,小伙伴们听得入迷。后来,听得长篇多了,如《说岳》《杨家将》《大八义》《小八义》,他都能讲上来,他的发挥更是经过用心编排的。在村子里,崔嵬成了会说故事的孩子。
许多年后,崔嵬不无调侃地说,那算是自己最初的朦胧创作,不是用笔墨纸砚,而是用心,用情,用口舌,用肢体语言。后来,崔嵬在上海买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他对友人说,其实它们已经在心里收藏了十多个春秋。
-
姐姐被卖全家闯海东 因保护小工友被解雇
1922年秋,眼看庄稼成熟了,突然一场冰雹把崔家仅有的几亩薄田砸得一片狼藉,残存的禾苗在半月之后又被暴雨山洪冲了个净光。崔鼎新只好把大女儿卖给了诸城臧家当童养媳。这给崔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直到晚年,他想起这段往事仍哭得非常伤心。
卖了姐姐还是混不下去。崔鼎新又卖掉了全部田地,带着两女一子闯海东(诸城人把去青岛谋生叫“闯海东”),这一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崔嵬10岁。在亲戚的帮助下,崔鼎新在四方机车厂宿舍院看大门,扫院子,做勤杂工。崔嵬的母亲在街上摆香烟摊。过了一段时间,崔鼎新攒了点钱,勉强把崔嵬送进四方小学读书,崔嵬课余还要帮助母亲摆香烟摊。
1925年,13岁的崔嵬上完三年级,终因家中贫困辍学,进入了英国人办的大英烟草公司(后为青岛颐中烟草公司)当童工。入厂后的第二年,好友路平憋着尿却上不了厕所(工人上厕所需按票排号),路平憋得手发抖,操作机器时拇指与食指被烟刀切了。一声惨叫,童工们一下炸了锅,都围了过来,工头挥舞着鞭子喝斥大家不准停工。崔嵬不顾一切冲过去抱起小工友,并捡拾散落在机器下面的断指,结果手被工头一脚踩住,背上落下了热辣辣的鞭子,崔嵬情绪失控,去夺工头的鞭子,被工头打昏。结果是他和路平一起被解雇。
-
在王统照帮助下入学 发表进步文章被开除
崔鼎新一心想让儿子继续上学,但没有钱,很难找到学校。这时他想起了与故乡一河之隔、相州村的老乡王统照。当时王统照在青岛铁路中学教书,崔鼎新领着儿子去观海二路拜访,交谈中崔嵬的正直、仗义,博得了这位作家的好感。在王统照的关照下,崔嵬顺利考进了青岛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并减免了许多费用。
在学校和在王统照的书房里,崔嵬开始读到《语丝》《洪水》等进步刊物及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1928年,读初二的崔嵬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小说、散文,笔名“疯子”,发表作品有《琴影》《光荣》《狗的惨剧》《火车中》等等。青岛也叫琴岛,《琴影》这篇小说把一个女人比作青岛,描写她从德日殖民者手中重返祖国怀抱的故事。
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管了青岛。当时崔嵬已在礼贤中学小有名气,带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性的小说在社会上也广有影响,引起市政府的注意,学校在压力下开除了他。青岛市教育局通令所有市内公立、私立中学均不得接他就读。在父亲崔鼎新的请求下,王统照推荐崔嵬到原青州十中读书,王统照的同窗好友在那里当校长。于是,崔嵬带着王统照的亲笔信赶到青州。原青州十中主张教育救国,对贫困学生不收学费。在这里,崔嵬接触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邀请他参加读书会,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师生们的称赞。
因当局与校方严禁学生参加进步活动,进步师生发起了反迫害运动。寒假快到了,青州守善中学爆发学潮,十中读书会的学生组成救援队到守善中学,与当局发生了流血冲突,崔嵬一马当先。事后一些骨干分子被开除,包括崔嵬,当局还特别下令拘捕这些骨干。崔嵬不敢回青岛,趁着夜色扒上了一列西去的货车到了济南。
-
参加剧社展露戏剧才华
-
19岁的崔嵬在青岛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海鸥剧社,展露出艺术才华。国难当头,由他改编、演出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引发全国轰动,因一篇揭露当局罪恶的稿件,崔嵬被迫逃往上海,他创作的话剧《察东之夜》,多个剧团争相演出,反响强烈。一时间,崔嵬被尊称为“国防戏剧家”。
-
创作导演进步剧目 点燃岛城戏剧之火
1930年,崔嵬在原青州十中楮校长的指点下,考入了赵太侔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赵太侔在美国学过舞台美术,回国后任北平艺专话剧系主任。半年后,剧院因经费没有着落而停办了。崔嵬在王统照的介绍下又去威海找了一份工作。
1930年冬,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后,赵太侔任教务长,原实验剧院的杜建地、李云鹤都来青岛投奔。这时,19岁的崔嵬也从威海回到青岛,在青大中文系当旁听生,同时在《青风报》当记者。青岛大学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由王弢(后改名王林,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任书记。
1932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左翼剧联青岛小组成立,对外叫“海鸥剧社”。崔嵬与杜建地、李云鹤都参加了,剧社由俞启威领导。
这年春天,海鸥剧社在青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剧目有《工厂夜景》《月亮上升》,崔嵬担任两剧的导演。演出时,轰动了岛城,礼堂里座无虚席,上海的《文艺新闻》以《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为题作了报道。
演出不久,学校爆发了大规模罢课,一些学生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和学校的开除,党支部书记王弢逃离学校去了北平。青岛大学被改组为山东大学,俞启威继任了山大党支部书记,他是当时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把海鸥剧社发展到社会上,在青岛最大的剧场“大舞台”(今永安戏院)公演了《SOS》《乱钟》等剧目。崔嵬针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与杜建地一起创作了话剧《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他集编、导、演于一身,显露出艺术才华。
崔嵬还到一些基层单位组织业余戏剧活动,先后在文德女中、铁路中学、市立女中(今青岛二中)等学校辅导排演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父归》等剧。他还在电报局等单位协助组织职工剧团。崔嵬把戏剧之火点燃岛城,他辅导过的青年中不乏后来的名流大家。
-
改编《放下你的鞭子》 街头出演引起轰动
1932年冬,俞启威准备到崂山农村去了解地形,并宣传抗日,他先找崔嵬商量。当时的崔嵬已经成了一个高大的青年,他收到上海的朋友寄来的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是陈鲤庭写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反压迫、反剥削的舞台剧。
崔嵬等人读了剧本,觉得可以改编一下演出,不幸的是这本杂志在传阅中被弄丢,于是,崔嵬与杜建地重新构思,把两个主要人物——卖艺人改为父女,语言风格换成当地的方言俚语,内容改为抗日的。崔嵬把话剧改编为广场演出的活报剧,剧名改为《饥饿线上》。
1933年正月初二,崂山北侧的王哥庄街头来了几个卖艺人,引来了一群渔民围观。一个老汉拉着胡琴,一个姑娘唱着小曲,姑娘又冷又饿,唱着唱着倒了下去,老汉拿起鞭子抽打。观众中一个青年挤进去,拉住老汉的手说:“放下你的鞭子!”老汉泪流满面:“俺也不忍心打自己的闺女,俺在东北的家乡让日本鬼子占了,逃难来到青岛,靠卖唱赚几个钱吃饭。”青年领着老乡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原来,这是崔嵬他们演出的活报剧。演老汉的是崔嵬,演青年的是俞启威。围观的渔民或痛骂或流泪,大家的心中被激起抗日的波澜,老百姓纷纷把花生、瓜子、年糕等塞到演员们手中。
此后,该剧在东北、广州、北平等地演出均引起轰动,剧名恢复为《放下你的鞭子》。抗战初期,崔嵬的故乡也到处在演这部街头剧。
-
含泪编写《察东之夜》 获称“国防戏剧家”
1933年春天,由于叛徒出卖,青岛地下党遭到破坏,俞启威被捕。
这一年,青岛西镇(今青岛台西地区)的贫民窟脏土沟发生了一场大火。崔嵬了解到,是反动当局要撵走贫民,而贫民无处可去,当局便纵火撵人。他在报上发表了《脏土沟大火下不堪卒听难民口中语——呜呼!杀人放火者谁?》揭露了事实真相。反动当局大怒,刊登此文的《青风报》受到警告,崔嵬被开除,并上了抓捕名单。他又一次被逼离开青岛。这一次他去了北京,考入民国大学,为北师大导演《婴儿的杀戮》等,为唤起民众谋求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因演出效果强烈,崔嵬引起当局注意。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趁乱逃过盯梢的眼睛,登上南下的火车去了上海,这是1935年的8月。
孤身到沪的崔嵬参加了月明影片公司旗下的东方剧社,任编剧和演员。该社由地下党金山等人领导,张庚、丁里、孙维世等都在这里,崔嵬与丁里同住一间狭窄的阁楼。
这年12月,从北平传来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消息,激奋之下的崔嵬写了《失去家乡的母女们》,上演后令观众悲愤心碎。1936年,崔嵬首次参演电影,在《十字街头》中饰卖糖小贩。当时,国民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允许汉奸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消息传来,崔嵬涕泪长流,奋笔写下了话剧《察东之夜》,发表后,多个剧团争相演出,反响强烈。一时间,崔嵬被尊称为“国防戏剧家”。
崔嵬的导演才华和他的表演示范能力令大家佩服和爱戴。陈荒煤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排戏时他一人示范几个角色,忽而男角忽而女角,演到悲惨处,听讲的演员都流泪了。”有一次,崔嵬去给工人排戏,为了躲开盯梢的“尾巴”,绕一大圈路,一天没吃饭,女工们凑钱买了两碗面来,看着让他吃完。
-
前线慰问引发抗战激情
-
1937年,崔嵬奔赴绥远慰问抗战将士。《放下你的鞭子》引发台下官兵共鸣,现场口号声震天响。“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中国剧协成立了13支救亡演剧队开赴全国各地演出,崔嵬参加了一队。在西安,他在话剧《旧关之战》中饰演李振西团长,精湛的演技博得台下一片掌声。
-
赴前线慰问将士 《鞭子》引发激愤
百灵庙是位于今呼和浩特西北170公里处一座有名的寺院,曾是战略要地。1936年,日伪及蒙古政府军组织了两个军九个师加一个日械装备的炮兵团进击绥远,谋图华北,不想三战皆败于国军名将傅作义麾下将士。时任35军军长的傅作义在骑二师的协同下,历经35天歼敌无数,一举拿下百灵庙,将日军赶出绥东察北。此役是“九·一八”以来首次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各地人民团体相继赴前线慰问,各界捐款多达200多万元。上海地下党以救国会的名义组团赴绥远(今蒙古)慰问抗日英雄,崔嵬赶写了话剧《张家店》。1937年1月9日,一行8人乘船北上,经青岛、天津到北平。在北平,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慰问团,5天后该队已扩充到30余人。
一路抗日歌声奔向塞外,车到绥远,傅作义将军派人将慰问团接到旅店。当时,日寇正在周边集结准备反扑,傅作义是非蒋嫡系,也要防蒋系汤恩伯的钳制,处境并不乐观。大家商量后,立即分头做小型演出,在军营、医院进行慰问。
1937年1月23日晚,演出在公共大礼堂举行,傅作义、汤恩伯等都到场了。开场,由崔嵬指挥合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歌声壮怀激烈,台下官兵开始拍手唱和。傅作义听后要过节目单,在《救国军歌》上画了个圈,嘱咐副官传下命令:即日起,从士兵到官长务必人人学会这支歌。于是这支歌从35军,从前线,唱响了抗日烽火的长城内外。
那晚,当节目进行到《放下你的鞭子》时,身穿破皮袍,一副东北难民装束的崔嵬上场,饰演老汉。他泪流满面地说起家乡沦陷,四处流浪的悲惨遭遇……台下官兵们由同情变为愤怒,有些官兵本来就是东北人,边看边流泪,全场喊起了震天响的口号。演出结束,傅作义、汤恩伯等三位将军到后台致谢。这次慰问开启了去前线演出抗日戏剧的先河。
回北平后,北平学联、作协等群众团体发起再赴绥远追悼烈士的倡议,其中自然少不了崔嵬。
-
创作话剧《保卫卢沟桥》 参加救亡演剧一队
回到北平,崔嵬在香山与张瑞芳一起演《放下你的鞭子》,台下一片啜泣,纷纷解囊相助,这些钱都捐给了抗日救援组织。当局要抓捕崔嵬,党组织及时安排他化装离开去了上海。到上海后,崔嵬又带着《放下你的鞭子》,从城市到乡村开展抗战宣传。
1939年10月,金山带领抗战剧团到新加坡,与电影演员王莹在街头演出此剧,画家徐悲鸿观看后大受震撼,创作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时过67年后,此画在香港以7200万港元成交。
1943年,王莹与留美学生在美国街头用英语演出此剧并演唱抗日歌曲,深深打动了美国民众和华人,他们还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和各国使节演出了该剧。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夏衍代表中共党组织建议,原上海剧协改为中国剧协,立即创作一部反映卢沟桥抗战卫国的话剧迅速推上舞台。在场的剧作家们讨论决定创作一个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由崔嵬、凌鹤、宋之的分别执笔,各写一幕,崔嵬还在戏里扮演连长。8月7日正式演出,此时北平已经沦陷,国难当头,《保卫卢沟桥》一剧引人注目。这一天,演剧队正在演出,忽听枪炮声大作,原来日军以10个师团28万人的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后,上海沦陷。
两天后,中国剧协成立了13支救亡演剧队开赴全国各地作救亡演出。崔嵬参加了一队。他们离开上海先后到南京、武汉、开封、郑州、洛阳等地,边演出边创作了《血祭九·一八》等剧,崔嵬一边参加编剧,一边当演员。
-
《旧关之战》出演李团长 悲壮演绎感染观众
1937年10月,演剧队到达西安,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崔嵬与王震之根据刚刚发生的战事写了话剧《八百壮士》,宋之的写了《旧关之战》。
旧关即娘子关。一个月前,38军教导团在此阻击日军20师川岸师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进攻。该团原是杨虎城储备干部的机构,3000多士兵都是下士以上军衔,军官的军衔也比普通团高,人数和装备与旅相当,团长李振西的地位同旅长。这一战最为惨烈,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李振西带头冲锋,最后以自损3000人(全旅仅剩300余人)歼敌3000人,关隘仍在我手中(后此关在47军一个师接防后失守)。
《旧关之战》在西安首演时特邀李振西来观看。崔嵬饰演李团长,剧中有一个情节是李团长受伤,卫生兵让他坐下来换药,他一把推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土才算是真的受了伤,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才算是真正的受了伤,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外伤是不会好的!”说完端起阵亡士兵的枪带领大家向前冲去。演出结束,台下掌声与热泪交织,李振西上台紧紧握着崔嵬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的戏替我告慰了阵亡的3000英灵,我要尽快整训人马,早日杀回抗日前线……”《西京日报》发通讯描述演出:“该队队员演技优越,时有出神入化之妙……观者咸以为真实,深得观众不少热泪与悲伤的呼唤,情绪甚为高涨……”这年12月,崔嵬作为队长带领演剧队赴陕州、临汾演出。他们来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首长都来观看了演出,朱德还宴请了他们。贺龙师长特地派人送来骡马、枪支、大衣等物品。
演剧一队的盛名早已传到延安,1938年2月,应中宣部之邀,崔嵬与丁里赴延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建工作。演剧一队的使命也就此结束。
-
进京会演剧目全部获奖
-
1939年,崔嵬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主任兼文工团导演。1942年冬,崔嵬调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任社长,在炮火中为剧社社员作掩护。1949年夏,崔嵬南下指导中南区戏剧改革。在1952年10月全国戏曲会演中,中南区节目全部获奖,因此有了“1952年是崔嵬的戏剧年”之说。
-
奔赴晋察冀根据地 培养五六百名剧社骨干
来到延安,崔嵬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如陈荒煤、张庚、吕骥等。4月2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参加了典礼。崔嵬担任戏剧系教师。不久,崔嵬创作了话剧《被糟蹋了的女人》。7月,崔嵬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敌后抗战局势严峻,根据中央的安排,鲁艺部分师生随抗大一、二大队,陕北公学等单位组成一个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崔嵬随队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长途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鲁艺师生编为独立旅第三团,吕骥与崔嵬分别任正副团长。独立旅三个团9月底到达阜平县,改建为华北联合大学,鲁艺组建的团改为文艺学院,崔嵬任戏剧系主任兼文工团导演。这时传来了八路军120师陈庄大捷的消息,贺龙师长率部与晋察冀军区围歼日军混成第八旅一部千余人并击毙敌旅团长少将一名。为给120师演出,崔嵬连着两个晚上和吕骥创作出小歌剧《参加八路军》。
首场演出大受欢迎。当时正在扩军,演出后当场就有报名参军的,演员们激动地流着眼泪抱住崔嵬以示祝贺。转过年来,120师要开赴晋西北的战场,贺龙邀请崔嵬随军为战斗剧社作指导,可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笑呵呵地拒绝了调动崔嵬的要求。贺龙临走前送给崔嵬一匹枣红马。
1940年的头十个月里,戏剧系送走了一、二两队结业学员,又接收进了4个队的新学员,1941年春天又招进4个队。曾导演过电影《智取华山》《董存瑞》的郭维说:“根据地的话剧表演、导演、编剧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这个功劳是与崔嵬分不开的,在冀中军区几个剧社中,五六百骨干基本都是崔的学生……我就是崔的学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刚从反扫荡中突围出来的崔嵬与大家一起学习,把讲话精神运用到创作中去。这年8月,联大文工团深入民间收集素材,创作排演了《灯蛾记》,各个剧社争相上演,影响深远。
1942年冬,崔嵬调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任社长。
-
顶着炮火保护社员 战斗结束与何延结良缘
导演郭维和鲁威在回忆火线剧社的老社长崔嵬时说,在冀中的日子里,“前边有敌情,他当尖兵,后边有敌情,他当后卫”。炮火硝烟中的火线剧社和那个手提短枪行走在千里长堤上的硬汉子崔嵬的形象永远留在了大家的记忆中。
两百多人的大剧社只有两个班的警卫武装,过封锁线全靠晚上。1943年,火线剧社和抗敌剧社在马兰峪遭到敌人的合击,四面枪响,两个剧社混到了一起。抗敌剧社的演员何延回忆说:“当时我和胡朋、田华……不知怎么就跑散了,这时崔嵬一边指挥大家往一个山沟跑,一边挥舞着手枪,指挥着十几个战士利用地形拼死抵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稳定。”胡朋回忆说:“看到火线剧社的崔社长,他招呼我们不要乱跑,让我们跟着走,而走在最后头掩护大家的就是崔嵬。”“几百人在天亮前全部安全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无一伤亡,全赖崔嵬的指挥若定。”鲁威导演说。崔嵬对地形熟悉,因为每到一地,他总是先转一转,看好周围的地形才休息,所以,敌人来了他知道哪里可以转移。
那次突围,何延对崔嵬产生了深深的敬爱之情,觉得他值得托付。不久后二人结了婚,何延调到火线剧社继续当演员。
1947年华北局调崔嵬去华北大学工作,剧社的同志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热泪与他告别。
-
戏剧改革有章法 参与会演全获奖
1949年夏,崔嵬随军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曲艺改进处处长、中南文艺学院院长、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南文化局长,主管六省二市的文化工作,两张任命书,一张是周恩来的任命,一张是毛泽东的任命。
崔嵬领导的中南区戏剧改革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因为他改得有章法,能够服众,按剧团同志的说法是“对这些剧团的培养他是扎扎实实下了功夫的”。1952年10月,全国戏曲会演的大幕在北京拉开,崔嵬以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队进京参加会演。在所有参加会演的代表团中,中南区代表团的一组剧目最受欢迎,他们选送了汉剧《宇宙锋》、桂剧《拾玉镯》《抢伞》、楚剧《葛麻》《百日绿》、湘剧《琵琶上路》《打猎回书》及昆曲、湖南花鼓、粤剧等剧种的12个剧目。这些剧目大部分经过崔嵬亲手改编,导排,在这次会演中全部获奖。由此,组委会特别决定,中南区代表团要携带获奖剧目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巡回演出一个月,戏曲界因为这次前后三个月的会演有了“1952年是崔嵬的戏剧年”之说。这时,他的恩人王统照已经是山东省首任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看到当年上学的小伙子这么有出息,王统照自然也感到欣慰。
-
投身电影塑造经典角色
-
1954年,崔嵬饰演了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成功塑造了宋大帅的形象,获称“崔大帅”。1959年,在电影《北大荒人》的拍摄中,为了鼓励剧组人员克服冰天雪地的困难,年过五旬的他率先跳入冷水中。电影《红旗谱》的导演凌子风,曾在北影楼前“抓住”崔嵬,要求他一定要饰演朱老忠这一角色。
-
辞官投身电影事业 崔大帅叫响电影圈
1954年,崔嵬被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电影《宋景诗》。宋景诗是山东农民起义领袖,是大帅。此片导演是大名鼎鼎的郑君里,在选择饰演宋景诗的演员时,他力排众议,否决了包括赵丹在内的很多推荐人选,决定让崔嵬担任。他给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去函,陈述种种理由。陈荒煤也认为郑君里说的有道理,他和崔嵬是老朋友了,可考虑到崔嵬现在的职务很高,责任重大,就先征求崔嵬的意见说:“你那个大局长不干行吗?来跟我一起搞电影吧。”崔嵬天真坦然地笑笑说:“你还不知道我这块料?那就把我调来搞电影吧。”
崔嵬随剧组一起到鲁西南体验生活,找老农了解当年的情况,设计角色的行为语言,体悟其心理脉络。一个勇猛威武、多谋善断、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宋景诗渐渐在心中明朗起来。崔嵬的表演真切自然,在与地主斗争时荡气回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宋大帅。随着《宋景诗》在全国打响,“崔大帅”的名号也在电影圈不胫而走。当时北京市长彭真希望他到北京任文化局长,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希望他去干自己的副手……他最终还是调到了北影,继续从事电影事业。何延调入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师。1957年,《宋景诗》被《北京日报》等单位举办的评选活动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影片。
-
老兵传神获赞誉 为鼓舞剧组跳入冷水
《海魂》的编剧之一是崔嵬当年在青岛相识的黄宗江。1957年,中国影坛的“南赵北崔”在上海开始了唯一的一次合作。
《海魂》写的是台湾海军的故事,影片以青岛充当作为拍摄外景地,于是崔嵬重返青岛。后期,摄制组还在市礼堂(今光大银行)举行文艺演出,答谢岛城市民,这次他在青岛待了两个月。
在电影《老兵新传》里,崔嵬饰演从部队转业的农场场长战长河,获得诸多赞誉。作家老舍写文章说:“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大家看看吧,这部片子的情节、优点何在?都不在话下,我推荐的是崔嵬独具风格的演技,他不是在那里扮演老兵,他叫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位老兵。”《老兵新传》是我国第一部同期录音的宽银幕立体声影片。炎热的夏天,在棚里拍摄不能用电风扇,老演员高博说:“寒暑表拿到室内一会儿就是45度,棚内象个蒸笼。”
1959年,北大荒农垦局文工团进京演了一台话剧《北大荒人》,该剧反映了农垦战士的奋斗精神。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特别邀请崔嵬去看戏,实则请他帮忙,建议他搞成电影。将军的信任和对农垦战士的景仰,使崔嵬下决心完成这一任务。他带领创作人员迅速改编了剧本,成立摄制组,于1960年7月到北大荒拍外景,转年2月又到完达山森林继续拍摄。当时天气严寒,下到水里像刀扎锥剌一样,演员们都心有余悸。崔嵬是导演还兼剧中老猎人的角色,他率先下水拍自己的戏,上岸后冻得浑身发抖。他已年过五旬,喝两口烧酒,暖暖身子继续拍,这种创作态度给了剧组莫大的教育和鼓励。剧组人员克服困难,终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崔嵬经常说:“电影工作者要先有剧中人同样的精神,才有可能去表现他们。”
-
与导演对天盟誓 两头兼顾饰演朱老忠
梁斌的《红旗谱》,这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自1957年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
1960年,北影厂要把《红旗谱》搬上银幕,指定曾在晋察冀生活过的凌子风来改编执导。剧本改好后,很多人找凌子风要求演朱老忠这个角色,可凌子风的回答都是“不可以”。在他的心目中,朱老忠非崔嵬演不可。凌子风在文章中说:“崔嵬当时正在导演《青春之歌》,而且在我之前就已经开拍了,抽不出空来。不行,非他演不行,我在北影厂的办公楼前找到了他。”崔嵬本苦于分身乏术,可凌子风一把抓住他:“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非你演不行!”崔嵬无奈:“好吧,请老战友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可凌子风依旧不放他走:“尽管你老兄的人格我信任,但此事干系重大,我们俩必须郑重起誓,才能心里踏实。”崔嵬闻听哈哈大笑,于是两人当街跪地,对天盟誓,全不顾过往行人的目光。从那以后崔嵬两边兼顾,最终两部影片高质量的完成,都成为“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的力作。
影片《红旗谱》风格粗犷激昂,表演、摄影、美工、音乐都散发着一股浓烈浑厚的冀中平原的乡土气息。崔嵬一人饰演朱老巩、朱老忠父子,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交口称赞。老舍把他和金山、赵丹一起视为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他曾这样评价崔嵬:“不管他演什么戏,他总是他,而他又恰好是他所扮演的人物。很少看出他作戏的痕迹。他是那么从容不迫、亲切可爱,把他放在一个故事里,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可爱的剧中人。”在首届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上,老舍送给崔嵬一联条幅:“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可以说,这个评价准确地概括了崔嵬的表演特色和气质。
-
执导《青春之歌》全国获赞
-
1958年,崔嵬担任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为选女主角林道静费尽心思,对于若干人选均不满意,还拒绝了老友白杨、张瑞芳的毛遂自荐,最终根据角色特点,选择了23岁的谢芳。周总理看完电影,握着崔嵬的手表示祝贺,称赞拍得很好。电影在各大城市的很多影院24小时滚动放映,昼夜不停。
-
费尽心思选林道静 从角色出发用谢芳
小说《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一部长篇力作,1958年,这本书一出版,就迅速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小说展示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爱国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史,写出了当年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成长、成熟。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响应文化部关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号召,决定投资把《青春之歌》搬上银幕,安排崔嵬担任导演。之所以选崔嵬,是因为他的综合艺术素养,并且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在北京搞过抗日宣传活动,十分熟悉运动的背景。他与书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走过同一条道路,也曾和大刀、水笼头进行过搏斗,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但有个重要的问题:让谁来演林道静?推荐信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因为文学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林道静,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角色的选择。崔嵬接触过很多人推荐的姑娘,但却没有一个让他十分满意。对推荐信的归类统计显示,推荐人选基本集中在白杨和张瑞芳两位演员身上。白杨非常希望演这个角色,通过夏衍、陈荒煤和她的姐姐、编剧杨沫表达了这个愿望。杨沫还向北影厂厂长汪洋表示:希望能让她妹妹白杨来演这个角色,还说:“说笑话吧,我是为她写的呀!”可崔嵬认为白杨与张瑞芳两位年龄都偏大,一位38岁,一位40岁。他对老朋友张瑞芳说:“瑞芳呀,如果时光再倒退15年,林道静非你莫属,谁也抢不去。”白杨从外景地回来,穿一身蓝旗袍,围长围巾来见崔嵬,一见面就爽快地说:“怎么样,像不像林道静?”“有几分像,可我觉得你更像她的白姐姐……”
崔嵬最终也没有顾及情面用白杨和张瑞芳,而是从角色出发,最终选择了他在中南当局长时某剧团的一位演员、23岁的谢芳。谢芳的父亲刚被打成“右派”,不顾别人好意相劝,崔嵬还是大胆启用了她。后来两位明星对他的选择也表示理解和尊重。
-
重视慷慨就义片段 配乐令导演激动流泪
在崔嵬和陈怀皑的导演阐述中有这样一段:“确定电影以林道静的命运为主要线索,有了总体的定向,情节选择和结构便围绕着林道静这个核心人物进行。”女共产党员林红在牢里坚持斗争,影响了一起坐牢的林道静。林红这个角色是由秦怡来扮演的。最后慷慨就义是很重要的一场戏,这段戏的音乐崔嵬非常重视,电影作曲是写过《牧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歌曲的女作曲家瞿希贤。
那天崔嵬去瞿希贤家,进门就问那段音乐构思得如何,让她先弹两段小样。瞿希贤家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式走廊,钢琴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瞿希贤把变奏引申的《五月的鲜花》弹出来,弹着弹着一回头,看见昏暗的通道里,崔嵬正沉浸在音乐中,随着节奏以烈士赴死的步履走着,在走廊那一头忽然回身叫道:“好!就是这样,不要动了,这样定稿最好!”瞿希贤看见崔嵬眼里浸着泪花,这是她与崔嵬结识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个硬汉流泪。
影片中有些场景发生在秦皇岛,可崔嵬却选择了青岛为外景地,林道静跳海遇救一场戏选在王哥庄附近的仰口海滩。
-
虚惊一场终得上映 总理对影片非常满意
“一·二九”学生游行的场所选在崇文门大街,按场面的设计,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文化部副部长、北影厂厂长汪洋及交通、公安等部门的领导在现场组成一个总指挥部,部队、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有一万多人。
1959年夏,崔嵬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他主演的电影《老兵新传》获奖。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又赶往青岛补拍《青春之歌》的外景。这时,电影厂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样片。最先审看的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他认为影片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全厂压力很大,以为白忙了,没敢告诉在青岛的崔嵬。幸好几天后北京市委彭真等领导们集体看片,一致赞扬,影片获准国庆十周年在全国发行放映。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赞:“影片拍出了国际水平。”得知崔嵬他们在青岛为了节约资金晚上住在乱糟糟的澡堂时,陈毅颇为不满地对随看的夏衍、陈荒煤说:“不好,不好!崔嵬是大艺术家,工作辛苦,他们住在那么杂乱的地方怎么工作得好?见鬼喽!”遂责令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即刻打电话给青岛市委,协助解决剧组的吃住问题。
周总理在小放映室内与崔嵬、杨沫等一起观看《青春之歌》,看完后他握着崔嵬的手表示祝贺,称赞拍的很好。电影公映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很多影院24小时滚动放映,昼夜不停。影片在日本也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
-
当选二十二大明星 获百花奖最佳男演员
1961年6月,中宣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和教训。7月1日,游香山的最后一天,大家和总理进行了一次座谈讨论,总理突然郑重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片,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
四大电影制片厂把名单送来审核,最后挑选出中国明星22人,其中有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谢添、崔嵬、陈强、张平等,俗称“二十二大明星”。1961年年底,他们的大幅照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电影院悬挂。
1962年《大众电影》第一届百花奖评选揭晓,崔嵬因在《红旗谱》中饰演朱老忠获最佳男演员奖；他导演的《杨门女将》获最佳戏曲片奖。
-
忍着病痛坚持赴滇拍摄
-
1963年,《小兵张嘎》开拍。小演员们不会演戏,导演崔嵬让他们在玩中表演,效果真实自然,影片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十年浩劫中,崔嵬遭到批斗、关押,肝炎加重,拍摄《平原作战》才得以出狱。三中全会以后,他带病坚持拍完《风雨里程》,临终时要求捐献遗体。
-
白洋淀上拍《小兵张嘎》 小演员玩着表演真实自然
1944年,出席晋察冀边区英模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小武工队员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名叫燕嘎子。徐光耀根据他的事迹写了小说《小兵张嘎》,后改成电影剧本交给北影厂,希望能让自己的老师崔嵬来导演。
崔嵬几经修改终于定稿,1963年,《小兵张嘎》准备拍摄了,可嘎子的扮演者还没确定下来。一个多月里,选演员小组从粗选的几百个小孩中精选了80多个,谁知崔嵬看后却一个也不满意。他希望嘎子应该虎头虎脑,难看一点不要紧,只要“嘎”就行。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找到理想的人选。
后来,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演江姐的于蓝送来了一个孩子的照片,这是她在蒙古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叫安吉斯。崔嵬派导演助理袁月华和黄建中赶到呼和浩特,领回这个十二三岁的淘气小子,他一眼就看中了。
在白洋淀外景地,副导演组织小演员排戏,可孩子们不会表演。崔嵬便让演嘎子和胖墩的小演员都脱光膀子,赤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起玩儿,让演玉英的李小燕练划船,小演员们可开心了。十几天后,3个小演员都晒得黑不溜秋的,崔嵬说:“要的就是这个黑劲。”他跟小演员们一起游泳,组织他们和当地的孩子摔跤。有人担心孩子玩野了,戏还不会演,他说:“真野了,演嘎子就不难。”
电影开拍了,第一场戏是嘎子和胖墩在大堤上摔跤。开始的几次崔嵬不满意,让他们顺着河堤跑步去,直到跑出一身汗,才让他们停下接着摔跤。他俩居然像水银灯下的老手似的,专注、自然,不顾及周围的一切,围观的孩子们一个劲儿地乱喊助阵。摄影机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
有一场戏是嘎子拿木头枪去下罗金宝的枪,罗猛一回身把嘎子摔到地上。崔嵬与演罗金宝的张莹讲好,让他来真的,但却对嘎子说先来一下试试,不当真。当罗金宝把嘎子摔在地上时,嘎子摔痛了,猛爬起来冲着罗金宝发火道:“不是说先来一遍假的吗?怎么真摔呀!”一脸不服,正与剧情相符,这个镜头就这样过了。几场戏的样片送到厂里,小演员们生动真实的表演得到厂领导们的普遍称赞。影片按崔嵬的意见用黑白片子拍,效果比彩色的更有表现力,画面流畅而富有韵味。此片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堪称红色经典之作。
-
受迫害掏大粪肝炎加重 借调八一厂拍《平原作战》
1966年“文革”期间,正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崔嵬被揪回北影厂,天天被迫游街、批斗、挨打,他拍的《红旗谱》《青春之歌》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崔嵬被关押在劳改队,天天抬大桶掏大粪,劳动强度很大,恶劣的环境使他的肝炎又严重起来,后转入卫戍区,再后来转入秦城监狱。女儿崔敏去了北大荒建设兵团。
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国家要把样板戏搬上银幕,自然需要好导演。在周总理的几次过问下,崔嵬被释放回厂,出狱后因检讨不深刻,没让他去拍片,又到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1971年,身在北大荒的崔敏接到哥哥的来信,说父亲的老战友、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克中伸出援手,让她在征兵时去昆明当兵。这年冬季,崔敏终于结束了北大荒受歧视的生活。1973年元旦,崔嵬的儿子崔智去爬香山,不幸从山顶跌落而亡,这给崔嵬带来莫大悲伤,很多人来安慰他,侯宝林也推着自行车来看他,他只有默默流泪。
这年晚春时节,电影《海霞》的编剧谢铁骊和导演钱江来找崔嵬,告诉他一个喜讯,他又可以拍电影了。他们推荐他担任《平原作战》的导演,获得了上级允许。
8月,崔嵬被借调到八一厂拍这部电影。当时对于导演有特别的要求,如唱腔音乐、调度、剧本三个不准动等。1974年3月底完成拍摄,5月通过审查上映,获得好评,但他的肝病却更加严重了。
-
病中拍《风雨历程》 临终要求捐献遗体
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崔嵬壮心不已,但身体越来越差,《李自成》《西安事变》《智取生辰纲》等一系列拍摄计划都因他的身体原因搁置。崔嵬最后的一部作品是电影《风雨里程》,那时因病情不断恶化,医生不让他去昆明拍片,他坚持前往,带上氧气瓶、救急药登上海拔几千米的高地,病倒了又爬起来,终于完成了拍摄。1979年元旦电影上映时,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很多老首长、老战友来医院探望,徐向前元帅听说他发烧不止,托人从海南捎来了西瓜；王愿坚在他的床前更是别有一份心情:“现在政策好了,你还年轻,要抓紧时间多写些作品呀!”王震最后一次来到他病床前,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说话困难的崔嵬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家的房子还没有落实政策,我的书还堆放在廊檐下没有地方放……”崔嵬当时只住着一间半房子。病危通知书下达后,医院不再限制探视人员,北影安排了几辆大轿车,载着全厂职工来向老导演告别。崔嵬的遗嘱是把遗体交给医院做病理解剖,把病灶制成标本供医学研究,那是他最后唯一能做到的奉献。1979年2月7日,一代大师与世长辞,终年67岁。
崔嵬去世后,胡耀邦、王震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央给他定的称号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艺术家。在电影与戏剧领域,在表演、编剧、导演专业上,崔嵬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故乡为他而骄傲,中国影剧艺术界为他而骄傲。
本期图片由马新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