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大局止兵戈
历经曲折 各方面开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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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底定,各方开始进行善后谈判。东北军驻诸城部队自行改为诸城护国军,与东北军脱离关系,单独与当局接触；居正派代表赴济,在黎元洪特使主持下与张怀芝开谈。原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长马海龙不接受调遣,东北军下令对其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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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者获得升职 护国军另寻出路
1916年6月25日傍晚,从诸城退走的第五师一个连途经昌乐大柳树一带,“恣意抢掠”。阿陀、营丘、马宋等处所设粮柜银钱遭劫,掌柜被绑,营子庄刘家被绑走数人。他们又在姜家坊子庄拦路劫夺行人钱物。
也是在这一天,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陆军部呈请,将黄德本授为陆军炮兵中校、王玉魁为陆军工兵中校、何克功为陆军炮兵少校,应照准,此令。”这三人都是领兵攻占安丘、临朐的第五师将官。
次日《政府公报》刚发出,陆军部急电印铸局要其设法取消。印铸局赶紧通知送报员按数追回。《政府公报》将此令撤下,重新印刷,次日再行投送。
尽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6月27日的《申报》还是原文登出。《政府公报》撤掉了此令,《申报》却没有撤稿。《顺天时报》援引某政客的话说:“该部此举,乃掩耳盗铃之手段。”
6月27日,《顺天时报》刊出《岱东司令李长乐致黎大总统电》,署名“岱东民军司令李长乐”,这是李长乐第一次以岱东民军司令的身份在报纸上“露面”。
李长乐这封公开电向黎元洪提出,速令济武将军张怀芝将军队撤出安丘、诸城境内,以安民心而维大局。安丘、诸城两县,是马海龙、李长乐带队攻下,李长乐认为,两地皆属岱东民军的势力范围。
李长乐直接以司令身份,而不是副司令或代理司令名义发电,显然已将赴上海磋商军队善后的马海龙排除在领导人之列。但在东北军的编制中,马海龙还是第一本队第二支队队长,李长乐为副队长、代理队长。
7月初,经护国军军务院批准,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正式编为护国第七军,吴大洲任军长,薄子明任副军长。日本东方通讯社电称:“周村之民军向者虽亦标榜护国军,然与南方护国军未有直接联络,近以兵力充实编成完备,已经军务院认为第七护国军矣”。诸城的岱东民军(即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改编为诸城护国军,马海龙任司令,李长乐为副司令,正式脱离了东北军。
7月3日,山东护国军代表与张怀芝代表在济南开始谈判,第二天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均守原驻地点,不得互相侵越；山东护国军驻地周村、淄川、博山、岞山、诸城。据此分析,马海龙已放弃了安丘,岞山杜仲三所率山东第四支队亦归向山东护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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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乐正式升任 马海龙遭到缉捕
山东护国军直接与张怀芝谈判,东北军则由黎元洪特使徐朝桐主持,与张怀芝交涉。
根据居正指示,东北军代表刘廷汉提出以下条件:停战期内双方不得有一切军事行动；北洋陆军夺取的临朐、淄川、安丘、邹平、长山各县须归还。东北军将山东护国军曾经占领又被北洋军侵夺的淄川、邹平、长山列入谈判范围,还是将山东护国军(即山东第一支队)作为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对待。
7月6日,黎元洪颁布大总统令,为统一官制,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原济武将军、署理山东军务张怀芝任山东督军,原山东巡按使孙发绪为山东省长。
7月9日,马海龙、李长乐发出通告称,鄙人不自量力,前次竟蒙众公推举为司令,光复山东诸城、安丘等县,至今两月,所谋善后事宜遗误颇多,扪心自问,惭愧无比,恳望我海内外旧日同志以及诸城、安丘父老兄弟,不以鄙人为不才,时赐教诲,不胜感激。通告署名为“诸城护国军马海龙、李长乐”。这封通电,有一些“告别”的意味。
7月10日,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连下两道命令:
第一道,将第一本队第二支队长马海龙革职。副队长李长乐升任队长,兼诸城守备司令。这说明,东北军还没有最后放弃诸城这支部队。
第二道,因马海龙“背约违命,通款敌军,实属罪大恶极”,决定对其进行缉捕,令侦探长吕介福在潍县车站严密查拿,并派员赴高密,通知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兼胶高即招抚使吕子人就近缉捕,“毋令漏网”。
对于马海龙遭缉的原因,据当事人裴鸣宇之子裴源所记,马海龙所部多数是东北地区的土匪,有掳索城中财物之为,且怀疑马海龙私下与段祺瑞联系。
恰在这天,《顺天时报》刊登诸城方面的5封电文,斥责张怀芝“增兵寻衅,破坏共和,希图扰乱”。前两封,一是致黎元洪、国务院及各省都督、将军及各报馆电,一是致张怀芝电,发出日期均为6月30日,署名“岱东民军司令李长乐”。后三封,一是致黎元洪电,二是致唐绍仪电,三是致各界公电,发出日期不详。其中,两封署名“鲁诸城司令”,一封署名“鲁省诸城护国军司令部李长乐”。这三封电报,当是7月初岱东民军改为诸城护国军后所发。特别是最后一封,表明马海龙已经实质上不能掌控诸城护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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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鸿回忆文章 所记述带有偏见
对东北军驻诸城的马海龙、李长乐部,孟昭鸿在其《诸城丙辰独立始末》中,有不少带有偏见的描述。
该文“招募民军”一节写道:“招兵之示一出,境内外之游手好闲、武断乡曲者,以及流氓、地痞、罪囚、命犯,纷纷入城应募,而四乡颇安枕焉。”
参加东北军的贫苦百姓,被孟昭鸿污之为游手好闲、流氓、地痞等；不说东北军纪律严明,而将境内治安状况转好,归于这些人参加了东北军,从侧面印证了东北军安境保民之成效。
“自治局成立”一节中写道:“民军入城,即提通济义仓发商生息之本利。商董朱培基逃匿,商会遂举邰振初、张子良为代表出为办理,并同居民筹地亩捐,以通济义仓为局所,命名自治筹备局,举王荐秋为局长。筹捐之法,以50亩以上者,每亩铜元50枚；50亩以下者,每亩铜元35枚。与司令部交涉,凡系军队所需,该由商会与自治局支领,勿使军队自行下乡筹措,司令部认可。然其捕拿绅富,自行勒捐,时有所闻,自治局亦莫如之何也。自民军入城始,至九月二十二日(农历)止,共计钱七十七万七干余缗。”
孟昭鸿所说“捕拿绅富,自行勒捐”,是因为少数地主豪绅违命不缴东北军安排的筹款,对其采取严厉措施。孟昭鸿也不得不承认,东北军禁止军队下乡筹饷,纪律颇严。
该文还写道:“民军自独立以来,时有抢掠。而奸淫之事,向为绿林中所最忌,故一无所闻。惟自承认以后,大事婚娶,赁铺彩舆,日不暇给,后经司令严禁始止。再,民军肆扰,鸡犬不宁,四乡遂谋赠送旗匾,以防其害,而抢掠之风果为之一敛。其匾额有‘民不能忘’等文云云。”
此段叙述,字里行间充满矛盾。孟昭鸿欲挑东北军的刺儿,却无法绕过对东北军的“赞誉”。
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中年改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修堂,诸城城里人,清季邑庠生。早年参加诸城辛亥独立,失败后远离政治,醉心学问,专注史、书、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移居青岛,为山东有名的金石鉴赏家、古文字家、训诂学家和乡土诗人,着有《放庐诗集》二卷,编成《汉印文字类纂》《汉印分韵三集》,撰有《诸城辛亥独立始末》《诸城丙辰独立始末》《诸城庚午围城日记》《避难纪略》《避寇纪略》等文史文章及《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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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初现 东北军自行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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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入潍不到俩月,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善后谈判正在进行,军队面临政府编遣,居正报告孙中山,决定先行对东北军进行整编。整编后的东北军共计1.4万人,包括总司令部及所辖两师一旅和直属部队,分驻潍县、高密、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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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进行整编 护国军未列编制
6月底,东北军开始着手整编。到7月中旬,全军基本整编完毕,其主要将官如下:
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长萧汝霖,参谋处参谋长暂缺,副官处副官长陈中孚,军法局局长贺治寰,经理局局长周道万,因粮局局长陈中孚(兼)、军械课课长颜立才。
东北军第一师师长朱霁青,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尹锡武,第二旅旅长赵中玉；第二师师长吕子人,第二师第三旅旅长修竹坡,第四旅旅长慈镇西；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长王柏龄；警备队司令邵元冲；宪兵队司令贺治寰(兼)；华侨义勇团团长夏重民；警卫队长兼警卫营长史俊卿。
居正、陈中孚、朱霁青、吕子人、尹锡武、赵中玉、邵元冲、王柏龄、夏重民等将官,本报《人文潍坊》曾有介绍；颜立才、修竹坡、慈镇西、史俊卿的资料难以查找,其他三位将官简况如下:
萧汝霖(1989—1925)字培垓,湖南桃源县人,早年跟随宋教仁等密谋反清,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任宋教仁秘书,后为长沙《军事日报》主笔,抨击袁世凯政府；湖南独立失败,逃亡日本；1915年回国,被袁世凯政府逮捕,后经唐绍仪多方营救出狱；1916年参加中华革命军东北军,1925年任湖南第二师司令部秘书,不久遭湘军暂编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捕杀。
贺治寰(1886—1954)字济苍,江西永新县人。早年官费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上海沪军都督府外交部官员；曾创办《晨钟日报》《赣民日报》,后任江西军政府次长兼都督府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四局局长。加入东北军后,历任总司令部秘书、军法局局长、宪兵司令等职。1950年后,任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民建南昌市分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周道万(1874—1924)号象垣,江西万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江西光复后任德兴县知事；参加湖口讨袁起义失败,流亡日本,曾在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居正手下任职,后随居正回国组建东北军。1924年任粤军总司令部秘书,年底病逝广州。
在整编中,李长乐带领的诸城护国军没有列入东北军编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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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队在潍组建 第二师增添新勇
7月5日,三架飞机主体及部件在潍县火车站卸下。标志着孙中山在日本一手创办的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正式迁至潍县。
飞行学校到潍,即改编为东北军华侨义勇团航空队,队长由华侨义勇团团长夏重民兼任(详情本报2011年11月27日、2016年8月28日《人文潍坊》有载)。
对于华侨义勇团及航空队,居正有诗赞曰:“东北军兴草创新,飞机大炮举惊人。华侨义勇殊奇特,万里来归讨贰臣。”
在吕子人任师长的第二师中,有一支不久前加入的队伍,编成第二师第四旅第七团。吕子人回忆:“在这以前,刘大同从日本来青岛,与他同来的有班麟书、蔡子升、王献之、李宜亭、卞寅宾、孙尧天、齐歧南、李子侠等,也在青岛聚集了一部武力,准备讨袁,无所归宿,经交涉由第二师收编为一个团,由王献之为团长。”
据现有资料,与刘大同一起回国到青岛的8个人中,去向明确的有3人,到潍县加入东北军的只有王献之。
班麟书是长山县(今淄博张店)人,早期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诸城辛亥独立,后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与刘大同一起回国后,赶往周村,加入山东护国军。
蔡子升即蔡自声,高密人。1914年初被当局缉捕逃亡日本(详见本报2016年5月29日B2版),在东京见到孙中山。这次回国,蔡自声留驻青岛,任西镇小学校长。
王献之即王宪之,兖州人,时年32岁,早期同盟会员。1913年在山东从事讨袁活动失败,赶赴东北。后又去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据《国父年谱》记载,1915年12月,王宪之作为中华革命党本部(驻东京)工作人员,曾办理“为山东同志保留枪械”一事。东北军改编时,王宪之任第二师第四旅第七团团长,第七团所辖第一营营长为李创基,所属连长为张振海、傅星桥、姜华阳、李振堂；第二营营长李天鉴,连长为王福田、牟凤舞(寿光人)、王凤瑞、孔子政；第三营营长刘赞廷(安丘人),连长为江镇中(安丘人)、顾永喜、刘新义、李秀德(潍县人)。
其他几人,李宜亭即李鸿炳,是荣成人；孙尧天为莱阳人；卞寅宾、齐歧南、李子侠履历不详。这5人到青岛后,去向不明。
东北军整编后,全军共计1.4万人左右。其中东北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约2000人,驻潍县的第一师约6000人,驻高密的第二师约5000人,驻昌乐的第一混成旅约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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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番号有错误 寿光县城未攻克
关于东北军的整编,钟冰这样记述:“4月中旬,居正接到孙中山的指示,内容大致是:1、东北军的整编,必须严格重视质量；2、东北军完成整编工作后,每个单位必须有严格的训练计划；3、东北军总司令部增设民政处,负责处理各县的民政工作；4、东北军的人事,由总司令全权处理,并准备进攻第二目标；5、在5月20日左右,派廖仲恺来慰劳。整编后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一师师长是朱霁青,师部设在潍县；第二师师长是吕子人,师部设在高密县；第一独立旅旅长是赵中武,旅部设在即墨县；第二独立旅旅长是尹锡武,旅部设在寿光县；警卫团团长是石俊卿,团部设在潍县；聘请刘廷汉为总司令部高等顾问,俟病愈后另候委任。取消各纵队、各支队的名义,并收回符号。各师各旅一律发给新制服新符号,同时充实各师各旅的武器。”
以上所述除了时间错误外,还有数处错误。一、尹锡武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二、寿光并未被东北军占领；三、没有独立旅的番号,第一混成旅旅长由司令部参谋处参谋王柏龄代理。
兵员数额相差多
军队财力亦不实
关于东北军的兵力,据上海《民国日报》报道,第一本队兵士8000人,重炮4门,机关枪6架；第二本队兵士1.2万人,重炮4门,机关枪4架；第三本队兵士7000人,重炮无,机关炮四门、机关枪10架；第四本队兵士5000人,重炮1门,关炮2门,机关枪4架；第五本队兵士9000人,重炮2门,机关枪6架；第六本队兵士4000人。以上4.5万人,均驻潍县城内外。尚有丁家道口驻第二支队,兵士7000人,机关枪4架；昌乐、潍县交界点驻第六支队全部,兵士3000人。
以上部队编制,指的是东北军整编前夕的情况,但部队番号大部分错误。当时东北军番号为两个本队、五个山东支队。这里所说的东北军人数,高密驻军没有计算在内,就有5.5万人,与实际人数相差甚大。
关于东北军的财力,该报道称:“未起义前,闻由南洋汇来50万,日本汇来30万,另订购军械60万。克潍后,潍县各界共筹40万,克高密后,高密各界共募20万,尚有其他诸城共约80万。故吾鲁省革命军财力之充足,诚不可以言语形容。”
实际上东北军财力来源有限,财政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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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失信 善后事遇到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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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张怀芝擅自违反停战令,派兵侵占临朐、安丘两县。此后,居正乃至孙中山多次交涉,终未解决。7月上旬,居正再次致电抗议,也没有得到直接回复。黎元洪致电居正,邀请其前往北京商谈；段祺瑞却授意张怀芝,对东北军可以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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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侵占两县 屡抗议一直未了
北洋军违背政府停战令,夺取安丘、临朐,进逼潍县城一事的交涉,一直未了。7月10日,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给最高层连发两电,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一封电报发给孙中山及黄兴、唐绍仪。居正报告说,我军此前奉黎元洪大总统令,停止军事行动,但张怀芝派兵袭夺我军领地临朐、安丘、临淄等处,杀掠无数,近来又进逼潍县城,其行为既违政府停兵罢战的命令,又负您诸位维持大局的良苦用心。居正表示:“中央之法令不行,国宪议会,难免危险；袁派爪牙不去,调和妥协,终属空谈。”他建议“以武力保证和平”,以求长治久安,询问此方案是否可行。
一封电报发给大总统黎元洪。因为此前居正已经给黎元洪发过电报,所以这次电文极为简洁。居正道,前奉大总统命令立即止兵,而张怀芝违命称戈,夺我安丘、临朐、临淄等地,近更进逼潍县,朝夕来扰。前电陈情,未予解决,恳请速令怀芝返还侵地。
两封电报,均提到临淄。5月13日,薄子明率领的东北军山东第一支队一部攻取临淄,临淄知事携眷潜逃。临朐、安丘被北洋军侵夺期间,临淄也被北洋军占取。尽管东北军山东第一支队已经改称为山东护国军,脱离了东北军的节制,但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还是从大局着眼,一并进行交涉。
7月11日,居正接到临朐县保卫团团长谭荣堂的报告,控诉第五师所部侵夺临朐县城后的种种罪行。除了前文述及的程文蔚、聂心印惨遭凌迟,80多家商号、店铺被抢之外,临朐县知事钱汝济7月2日又贴出悬赏告示,捕拿赵松年等17人,并抄没其家产。赵松年的家人纷纷出逃。临朐城关受害的居民,更是不可枚举。谭荣堂指斥,北洋军的暴行“较之强盗,殆有甚焉”。
随后,居正与赵中玉联名在《民国日报》《顺天时报》刊发披露临朐惨状的公函,述道:“种种惨状,言之寒心,不得不据实报告。恳速设法,以救无辜,实为公便。”赵中玉刚刚在东北军改编中被任命为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这封公函落款的职务仍为东北军山东第五支队司令。
7月11日晚些时候,居正致电山东督军张怀芝,强烈谴责其军队在临朐的惨无人道行为,逼问张怀芝是否查办,以便决定东北军是否进兵讨伐。对居正之责,张怀芝没有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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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电招晋京 段祺瑞背后捣鬼
7月12日,张怀芝向居正、吴大洲转去黎元洪的“邀约电”:“大局粗定,建设需才,二君深明大局,夙具良谟,尚乞玉驾,北来慰我景仰。”
两天后,《民国日报》《申报》即刊载日本东方社13日济南电:“黎总统电招山东民军首领居正并吴大洲急速来京,大半为议民军善后之策。”又一天,《申报》以“鲁事有解决希望”为题,披露山东藉参议员张鲁泉等见到黎元洪的谈话内容:居正、吴大洲不日可得调京之命令,其民军可核实编制,受张怀芝指挥。
大总统要请居正、吴大洲晋京晤谈,并没有报纸报道那样简单。东北军屡次要求北洋军交还安丘、临朐,停止袭扰潍县城,却毫无解决迹象,居正没有对进京没有立即答复；此前,山东护国军与山东督军达成的议和协议也生变数,吴大洲以“军队新成,诸务繁杂”为由,辞谢进京之邀,仅仅派张鲁泉、于均生(潍县人)、丁惟汾、左汝霖等作为驻京政治代表。
在京的李统球、左汝霖、丁恩涛等发起旅京山东国民协会,商讨山东军事善后。李统球是济宁人,早期同盟会员,后投靠袁世凯,上年4月曾带人到山东查捕革命党人,在坊子被尹锡武发现并驱逐；左汝霖是莱阳人。1912年烟台光复,成立山东军政府,左汝霖任烟台镇守使,与杜佐宸(任山东军政府巡警道)交往密切；丁恩涛是潍县人,履历不详。随后,旅京山东国民协会发出宣言书,大意为:
现在张怀芝保守省城,此前与革命军小有冲突,几酿大变,祸在眉睫。倘其鹤蚌相持,恐怕让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大好河山,将非我有,山东当局与革命军两方面均已洞悉此中险恶,息战言和。若再相煎太急,势必致糜烂地方,破坏大局,将使神明华胄沦为异域,良可哀痛。
国人呼吁和平,而当局却无诚意。7月14日,居正获悉北洋政府国务院曾致电山东督军张怀芝,其中有居正“迭次反复,立于剿除”之语,气愤异常。据报道,黎元洪得知此电“大骇诧”,交国务总理段祺瑞阅看,段祺瑞心中有鬼,嗫嚅未答,敷衍说一定查明。
7月21日,居正给中华革命党南洋各埠筹款局委员长邓泽如写信,东北军特派因粮局度支科主管钟冰赴南洋募款,请邓泽如帮助劝募,并告诉邓泽如,如有愿回国效命疆场者,东北军极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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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在潍情况 多半属捕风捉影
7月21日居正致电邓泽如,派钟冰赴南洋筹款。钟冰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写廖仲恺赴潍慰问、蒋介石到潍整军的全过程,特别是对自己陪同廖仲恺视察东北军的情况,记载甚详。廖仲恺、蒋介石到潍大约在7月20日前后,此时钟冰赴南洋,钟冰与廖仲恺、蒋介石在潍可能没见面,也可能短暂见面。
据钟冰回忆,廖仲恺5月25日抵达青岛,他受派随许崇智前往迎接。事实是,7月下旬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由上海乘船抵青岛,转火车来潍县(详见2016年8月28日B2版)。
钟冰又记,廖仲恺到潍后,在欢迎东北军大会和慰劳大会上作了讲话。廖仲恺到潍后,可能开慰劳大会,但不会是欢迎东北军大会。因为7月下旬廖仲恺到潍时,东北军入城已经两个月。
钟冰接着写道:“居正派钟冰、石俊卿带了两班士兵,换了便装,伴同廖仲恺到即墨县和寿光县,慰劳第一独立旅和第二独立旅。他们到即墨县的那天,恰巧海阳县民团反正献城。”东北军从未占领即墨、寿光,海阳也没有反正、宣布独立。
钟冰写道:“6月7日晨,居正接到东北军驻北京秘密特派员杨怀仁的急电,报告叛国贼袁世凯在昨天死亡。同日下午1点,居正又接到杨怀仁的第二次急电,报告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廖仲恺等7月下旬到潍,袁世凯6月6日病亡时,廖仲恺还在上海。
钟冰写道,廖仲恺与居正、许崇智谈论今后的局势和对策时说:“目下,袁世凯死了,黎元洪是位看印总统,大权都在老段的掌握之中。段是日本的忠实奴才,未来的种种变化,谁也不能逆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居正说:‘对于未来种种的变化,我和汝为都十分注意,我们希望你随时指示。’许崇智问:‘我们准备派萧汝霖、钟冰向先生报告东北军工作的情况,行吗?’廖说:‘很好,很好。我十分欢迎。’许崇智又说:‘介石喜欢和人争吵的缺点还是如此,到这儿只有九天,已和好几个同事闹过了。’廖仲恺说:‘今天午后,我又劝过他了。’”萧汝霖任东北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长,他汇报工作理所当然,钟冰是经理局度支课主管,相当于科长,当无汇报资格。
从钟冰记述的内容看,钟冰与廖仲恺在潍县并没有见过面,否则其所述与事实不会有如此大的出入。这些内容应当是他事后听同事所说,又加上自己的想象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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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暴露 革命军内部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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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讨袁、维护共和号召下由各个山头组成的东北军,后期开始出现分化。杜仲三投向已经另立门户的山东护国军；马海龙将所部改称护国军后,又单独与当局接触,商谈编遣事宜；马海龙离开期间,吕子人前往诸城执行任务,遭到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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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三恣意杀戮 押潍县执行枪决
7月中旬,东北军将杜仲三执行枪毙,其部下约600人解散。这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军律》5月25日颁布后,也是东北军建军以来执行的第二例军人违法案,杜仲三成为东北军处决的最高将领。
杜仲三,有资料又写作杜仲山、杜终山、杜宗鉴,曾任东北军山东第四支队司令。
杜仲三的资料极少,应当是潍县本地人。裴灵椿回忆尹锡武的情况时写道:“他在潍县半年之久,仅杀了一名任第五师谍报的杜宗鉴,还是他在问明杜紫庭之后才执行枪决的。”杜宗鉴即杜仲三,杜紫庭即杜佐宸。据裴灵椿所记,杜仲三有通敌嫌疑；东北军枪决杜仲三,需征求潍县临时议会会长杜佐宸的意见,杜仲三当是潍县杜氏家族人。
此外,5月底东北军第一次发饷,有一份自青岛到潍部队的名单,其中没有山东第四支队。这说明,山东第四支队系东北军到潍后组建,将官士兵多为当地人。
丁惟汾回忆,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吕子人率部攻高密时,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令第四支队参谋丁天鹤督杜仲三之部与协”。让参谋监督司令,这位从当地人中选拔的支队司令,显然不太受信任。
高密克复,杜仲三部驻扎南关,与吕子人产生间隙,居正将其调往昌邑岞山。岞山营地西接潍县境,紧靠胶济铁路岞山车站,北洋陆军曾在此驻扎。6月底,杜仲三归向了山东护国军。
据旅京山东国民协会报告,潍县、昌邑的棉布、丝绸销往北京,通过铁路运输。东北军起义后,交通断绝。罢兵议和后,铁路货运逐渐恢复。“不料,有不法之徒,啸聚十数人,在岞山站以检查为名,暗行劫掠”。
山东国民协会代表左汝霖调查后,电告东北军第二师师长吕子人。吕子人向居正汇报,居正以其“恣意杀戮”,命吕子人围捕。
此事在革命志士高语罕笔下,有另一说法。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从事反清活动,1915年在上海参与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结识。他在《新青年》杂志刊文写道:“杜终山者,周村护国军岞山第七支队司令也……潍县克复杜之功为多,惟不免有越法跄闲之处。盖其人本来自草莽,无足责备。既使罪必至死,亦应商请周村总司令部撤委严办。乃潍县某司令,因与周村方面党派私嫌,竟假手某国将杜诱捕,解送潍县执行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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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诸城执行任务 吕子人遭到扣押
诸城护国军司令马海龙在上海斡旋,代理司令李长乐之兄涉嫌转移财物,被副司令刘玉亭查获。刘玉亭将李长乐拘押,自任代理司令。
7月24日,吕子人与参谋璩济五、裴鸣宇率骑兵数十人、步兵200多人抵达诸城。吕子人此行,是奉居正之命改编马海龙部,缉拿马海龙。接下来发生的事,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诸城人孟昭鸿所记。据孟昭鸿称,此时,马海龙在上海未归。吕子人率部进城后,骑兵驻城里,步兵驻东关。吕子人不打招呼即来,刘玉亭不知其到诸城的目的,“均待以客礼”。
第二天,刘玉亭部下在诸城东门“查得由高密来函”,其中写有“诸城既占领,尚须由高密发军队否?”一句,刘玉亭顿时生疑。稍后,刘玉亭又得到吕子人命步兵当晚入城的信件,于是密令全城戒严,派兵包围吕子人所部驻地,缴去武器；将吕子人监视于护国军司令部,通缉璩济五、裴鸣宇。
数天后,王宪之、刘冠三、刘大同、彭郁臣、丁惟汾等闻信赶来,进行调停,吕子人率部返回,李长乐也随吕子人被押往高密。
二是裴鸣宇之子裴源的记述。裴源听父亲讲,吕子人奉命与参谋裴鸣宇、璩济吾率队抵诸城,驻扎城外,命令刘玉亭部就范。不料吕子人竟接受刘玉亭之请,将军队全部开进城内；又答应马海龙部参谋长王静山的请求,准许代理司令刘玉亭进城。
这天晚上,刘玉亭派兵将吕子人所带军队团团包围,开枪射击,“胁其缴械”,裴鸣宇藏到一居民家幸免。刘玉亭悬赏捉拿裴鸣宇、璩济吾,裴鸣宇逃回诸城城里家中,得知父亲已经被抓走,不顾自身安危,赶往护国军司令部,要求释放父亲。
刘玉亭部总稽查李某拔出手枪,顶着裴鸣宇的额头,进行辱骂。随后喝来两名士兵,持枪押着裴鸣宇,来到一水湾岸边,欲行枪毙。裴鸣宇临危不惧,镇静如常,斥责道:“岂有不经审判宣布罪状而杀人,则与匪何异?!”李某无言以对,只好将裴鸣宇送军法处收押。后来刘冠三、刘大同居中调处,将吕子人、裴鸣宇送到潍县,危机化解。
裴鸣宇(1890—1983)原名裴曾绰,字孟裕,诸城城里人。裴鸣宇学生时代即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任北伐同志会会长,后赴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又随居正回国组建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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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刊发文章 其观点有待商榷
前面提到,高语罕曾在《新青年》杂志刊文,题为《青岛茹痛记》,系高语罕1916年6月下旬赴青岛时所写,其中对东北军与山东护国军存在偏见。部分内容照录如下:
“居正,一书生耳,不晓军事,且于世故人情,不甚练达。徒以从中山先生之后,附骥尾而益彰。此次西南起义,居遂勾通某国,以青岛为根据,高树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旗帜于山东。盖欲遥与西南神圣之护国军并驾齐驱也。闻自某国归时,借得某国巨债挟之以行。现已用去钱一百万,而其本部卒、伍不满三千,其枪械不满千余,可用者三之一耳。初起义时,止数百人,已为山东北军所败,不能成军。退回胶济车站,托庇于某国保护之下。某国之宪兵,助之复战。北军不敢还击,故退向他处,潍县于是归入民军掌握,而居正亦俨然称总司令矣。”
“潍县一弹丸之地耳,以其边近日本管理之下之胶济铁路,故得安然不受危险之攻击。且得安然旁落沿铁路之各地,然部内收纳胡匪甚多,约束大难,骚扰之事,终不能免,居司令无如之何也。”
“初起义时,某国浪人百余名,结队以从,名曰义勇团。潍县既复之后,骄恣不法,罄竹难书。吾国胡匪之所不忍为者,此辈皆安然为之。某司令岂毫无所闻者,以畏其上国之威,吞声饮泣,不敢过问耳。”
“潍县司令部内,住有军官学生多名。闻此等军官学生,受人招待之时,皆变易姓名,不知何故。或谓恐北军侦知,家属受累,或谓山东革命军名誉不好,恐遭讥评,未卜孰是。此辈学生到潍县后,某司令皆置之闲散,半系某司令不能用人,半系某国人之在司令部者,恐此辈学生受有完全军事教育,且富国家思想,一掌兵柄,将不利于己之所为,故从中作祟,极力破坏。”
“尤可笑者,某司令在潍县设一厂,大门悬一牌,曰山东××军兵工厂。募某国机器工匠多名,修理废枪,制造炸弹,并独出心裁,发明一种大炮,木身,头腰尾三部围以钢,箍中绕铁丝。又一种木壳大炮,名曰加斯炮,其威力大小,尚难预测,而所费已巨万矣。问之军事学家,则谓徒耗金钱,无裨战阵。某司令不晓军事,可见一斑矣。”
“惟差强人意者,闻潍县实储有飞机数架,预备侦察敌情,抛掷炸弹。惟此项飞机,多系华侨自行购备回国,从事革命,诚盛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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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冲突 昌乐县局势紧张
《顺天时报》相关报道。
于普源。
驻昌乐东北军一部派兵下乡维持赋税收缴秩序,因误会与乡民发生冲突。在民团首领及富绅大户的煽惑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聚集,一些土匪也乘机加入。一次小冲突,引发数千人多次围攻东北军的大事件,局面变得难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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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误会军民冲突 数千人围向县城
8月中旬,驻昌乐县城的东北军混成旅第一团军费断档,急需资金。团长兼昌乐守备司令俞奋与昌乐县军务知事凌霄决定,拟将全县下忙(即下半年田赋)暂时挪移一部分,充作军饷,维持军队日常开支。
东北军攻取昌乐县城后,即命原昌乐县知事黄春煦留任。不久,东北军派凌霄任昌乐县军务知事。原驻昌乐的第一本队第三支队,东北军7月初改编时编为东北军混成旅第一团。
东北军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少数兵士不守纪律、扰害绅民的事情也有发生。早在东北军入城之初就有苗头,居正曾于6月5日下发《命昌乐军队严禁勒索令》指出:“本军驻扎昌乐军队,俱已发给饷糈,此后不准该队兵佐有勒索供应情事,倘敢故违,一经查悉,定予严办。”俞奋、凌霄担心出问题,便派兵士负责护卫催缴人员。
8月20日,农历七月廿二,东北军赶往北展村护卫收缴时,造成群众误会,引发军民冲突。
据《顺天时报》报道,这次事发,系因该县富户早已搜刮一空,近来又重征赋税,不管富户还是贫民,皆难忍受,加上好事者煽动,人民抵抗之心愈加坚决。
8月24日、25日两天,在王家河、龙泉院、黄家洼等村一带,当地民团又与东北军开战。在民团首领及富绅大户的煽惑下,民团愈聚愈众,多达千人,而东北军下乡催款者仅200多人。民团武器装备差,但人多势众。东北军毫无防备,很快被击败,双方互有死伤。
此后,北展、乔官以北邻近县城几十个村庄的民团纷纷参加,当地着名土匪贾六也加入其中,加上各地饥民,聚集了数千人。连续几天,民团队伍节节进攻,进至距县城七八里处。
一次小规模冲突之所以演变成大事件,积蓄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是一个重要因素。东北军举义之初,高举讨袁大旗,军纪严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袁世凯死后,地方上以为,军队在这里已没有存在必要；军饷应由政府拨付,不能再让地方负担。时间一长,地方上因负担不减有怨言；东北军前途未明,一些将士思想产生混乱,加上兵士素质良莠不齐,行为难以约束。而民团首领的煽动、土匪等不良成分的加入,使局面变得难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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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调解未果 张怀芝束手无策
俞奋、凌霄侦得大批民团围近,令附近居民将田地里的玉米、高粱、谷子收割尽净,准备作战。同时派兵七八百人,出城驻扎县城南郊的七里沟村附近,部署外围防御。
旅济昌乐同乡推举老家临朐的钟蓬山,面谒正在济南的居正。钟蓬山表示,他愿以第三方身份前往调停,居正极为认可,当即致电俞奋、凌霄,要求他们接待好钟蓬山。
9月1日,钟蓬山等从济南乘火车赶往昌乐。钟蓬山到达昌乐县城的第二天,各民团又向东北军展开攻击,激战数小时,双方皆受损失。钟蓬山穿梭于民团与东北军之间,极力调停。无奈双方情绪激烈,钟蓬山唇敝舌焦,不见一点效果。
事发后,昌乐县公民代表钟廷栋也向山东省议会报告了昌乐情况,请求干预。省议会议长张公制接到报告,立即函告山东督军张怀芝。张怀芝复函省议会,要求他们召开会议进行表决,决定武力镇压还是调停解决,把皮球踢给了省议会。张怀芝同时致函居正,要求驻昌乐军队撤回县城,“静候查办”。
这边,居正再电俞奋、凌霄,要求他们克制行为,不要使局势失控,同时查办肇事者。然而,各地民团几欲围攻县城,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东北军驻七里沟部队不敢轻易放弃外围防线,骤然撤回城内。
那旁,张公制遵照张怀芝要求,召集各议员开会,进行专题讨论。
一位姓李的议员主张派军镇压民团。有人反驳说,昌乐乡民横遭摧残,房屋成为废墟,疗疾扶伤都来不及,已无抵抗能力,绝无镇压的必要；“民军之任意杀劫,残酷不仁之行动,其义师之资格久已扫地”,官府如果昧着良心,装聋作哑,并且要去以武力镇压,未免黑白不分。
接着,议员于普源起立发言:“鄙人对于一般之毁谤民军殊为不然。昌乐事件之真相,吾虽不敢臆断其双方是非,然证之民军素日之举动,决不至此。”他说,以我的老家潍县为例,第五师退出潍城时,将城内殷实各家劫夺一空,残酷行为,不堪言状。民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各业安堵。所以,对东北军昌乐驻军的非议,敢断言并无其事。
议员国进修接着于普源的话,陈说北洋陆军攻取临朐、安丘时劫掠之举,以及各处革命军的仁义行为。
讨论结果,以此事件不在省议会职权范围而致函山东督军署,请督军张怀芝自行决定。省议会又将皮球给张怀芝踢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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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密切关注 各报纸竞相炒作
9月4日,张公制按照省议会讨论的结果,致函张怀芝,陈述昌乐之事纯属军事问题,省议会纯为民意机关,不敢越俎代庖；但公职所关,山东省议会责无旁贷,又不能坐视不问,仅仅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张公制建议,东北军领袖居正现在济南,军队编遣行将解决,革命军与政府军双方猜疑已释,张怀芝尽可与居正直接磋商。如果错在东北军,居正当负查究之责；如攻击东北军者确系土匪,张怀芝则有剿抚之权。双方责任明确,解决问题并不太难。“倘再延搁推诿,则养痈成患,谁执其咎?”张公制最后表示,本会同仁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其实,居正这些天一直在处理此事。9月5日,居正下令成立昌乐交涉委员会,专门处理昌乐冲突事件。任命军法局局长贺治寰为昌乐交涉委员长,副官长兼因粮局局长陈中孚为特别交涉员,黄春煦为理事,军法局判事罗孟融、李茂才为判事,军法局书记长刘鸣秋为书记；同时下达《命审办昌乐交涉案令》:“昌乐交涉案提归潍县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办结。”
通过潍县特别法庭审理,有关当事人肯定受到了军法处置。那么,他们为什么受到处置?结合当时报纸报道分析,可能当事人下乡执行任务时,缺乏克制,擅行动武,威胁恐吓,甚至开了枪,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据《申报》报道,昌乐县教会人士王意德出面进行了协调。据说,地方民团提出的条件,其中两项东北军方面答应照办。其一,民团及昌乐各方死伤100多人,东北军出钱抚恤家属；其二,双方交战中损毁房屋400多间,由东北军代为修缮。双方商妥后,冲突遂告平息。
冲突期间,毗邻冲突地区的安丘县边界各村担心波及,派代表赴安丘县城,请求驻安丘第五师军队派兵弹压。据报道,山东督军张怀芝闻报后,电令安丘驻军不得越境,以免给东北军留下把柄。
一次小冲突,最终酿成数千民团、群众围攻东北军的大事件。东北军方面处置失措,对外宣传跟不上,不仅在当地失分,外界舆论也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以至于《申报》等报纸不见对东北军有利的报道,皆为负面消息,诸如“乡民死伤无算,房舍尽付一炬,黄口孺子亦横遭惨祸”,“焚毁数村”,“难民奔走,纷集如蚁,哭声遍野,惨不忍闻”,甚至出现“将童稚累叠炮口轰为齑粉”、“虏农夫多人剖心以祭”等捕风捉影的污蔑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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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编遣 曲同丰逐地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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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事件尘埃落定,居正晋京斡旋也有了效果,黎元洪派山东善后专使曲同丰赴济,办理军队编遣事宜。居正下达一系列命令,先行撤销部分机构,压缩队伍,遣散人员。曲同丰先后到高密、潍县、周村,点验军队,准备拟定编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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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达成一致 东北军准备编遣
9月2日,由山东善后专使曲同丰主持,各方代表在济南开会,筹商编遣事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山东护国军总司令吴大洲,东北军第二师师长吕子人,山东督军代表朱泮藻,山东省长代表崔炳,省议会会长张公制,国会议员张鲁泉,学界代表庄心如等等。
开会前,吕子人与张公制及各议员交谈许久。吕子人意见,军队编遣没有问题,但对他们在高密筹借的30多万元军饷,拟请政府偿还,以昭信用；如政府难以负担,可向捐款者发放荣誉状,以示奖慰。
会议达成以下协议:一、不等中央编制命令即开始办理；二、由曲同丰协同督军、省长代表赴各处点验,结束后即按陆军部规定发饷；三、军饷之外的其他费用,核实后酌量发给；四、所借外债请示中央决定。
至于如何编遣,由曲同丰主持拟定方案,各方面没有异议。曲同丰初步考虑,潍县、周村、高密三地军队共留一旅,其余遣散。
9月4日,居正在济颁布一批任免令:免去军法局长兼宪兵司令贺治寰的宪兵司令一职,任命钟冰为宪兵司令,任命警卫步兵队队长石俊卿兼任卫队队长,任命警卫骑兵队队长吴怀仁任混成第一旅骑兵营营长。
9月5日,居正再发出一系列关于军队善后的命令。
一是《停发津贴等令》。总司令部及各机关办公人员8月份津贴停发,将来军队遣散时与路费合并发放；军服一律停办；招待所立即取消,人员遣散,每人酌给路费,最多不得过20元。
二是《取消华侨师团筹备处令》。东北军7月初整编时,编成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后来拟改编为华侨师团,并设立了华侨师团筹备处。这次命令下达后,华侨师团筹备处撤消,所有人员兼职者仍旧任本职,未兼职者酌给路费20元,予以遣散。
三是《筹借临时军费令》。东北军总司令部机关及直属部队、第一师维持现状及遣散人员费用,在曲同丰未点验之前,由因粮局局长陈中孚向潍县商会筹借,事后偿还。
四是《发还红十字会物件令》。前文写道,红十字会济南分会驻潍办事处成立之初,因所发告示有靳云鹏字样,东北军总司令部认为其有通敌嫌疑,要求他们解散,并没收了一些物品。此次居正下令,将这些物品一律发还。之后,潍县的红十字会工作重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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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电示方针 曲同丰到潍点验
9月8日下午,曲同丰接到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电报,召其回京,面询山东省民军善后问题。鉴于各地军队名册即将报齐,点验之事不宜再拖,曲同丰复电段祺瑞,可否暂缓回京,先行点验。
段祺瑞回电同意,并交代解决山东时局的基本方针,其要点是:一、解除山东督军与民军首领的争端；二、平定民军解散部队的骚扰,保持治安；三、重要交涉悬案,等中央政府解决；四、议定准备善后费用等项,曲同丰点验结束后回京报告,再行决定。
9月11日早上8时,曲同丰乘火车离开济南,先往高密,对东北军第二师进行点验。随曲同丰行动的计有24人,包括曲同丰带来的军需秘书、副官等7人,山东督军署派员12人,省长派员2人,省议会派员3人。
居正回到潍县,继续着手军队收束、遣散。9月10日,居正下达《搬迁临时病院令》,要求9月11日中午前,东北军临时病院工作人员搬入已撤销的招待所内,住院病人转送南关外红十字病院医治；药品、杂物等一时不便搬移者,归并一室,暂为保存。
9月11日下午3时40分,曲同丰一行到达高密车站,吕子人等东北军第二师将士、日本高密守备队将官等数百人在车站迎接。下车后,曲同丰骑马入城,至旅馆稍事休息,于下午5时30分许赶赴吕子人住处,吃晚餐并讨论点验方法,晚9时许回到旅馆。第二天上午9时,曲同丰至南关操场进行点验。吕子人将各旅、团、营长召集一起,曲同丰代表北洋政府进行谈话、慰问；曲同丰随员一一检点各部兵士,至中午点验完毕。下午3时,曲同丰一行赶往潍县。
为迎接曲同丰点验,9月12日一早,居正就命令骑兵营营长吴怀仁准备10匹军马,上午12时前赶到总司令部听从调遣；同日,下达《准备飞行令》,要求华侨义勇团航空队管理主任胡汉贤率领飞行教练员和队员,13日早上8时到飞机场演示飞行,以备曲同丰参观。居正在最后加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含义颇深。
曲同丰率队于傍晚到达潍县,晚上与居正研究点验方案,9月13日上午点验完毕,下午再往周村。昌乐、百尺河、景芝镇等处军队,由曲同丰带来的随员点验。
9月16日,曲同丰回到济南。日本东方通讯社济南电称,点验结果,高密5000人,潍县8000人,周村1.2万人,加上其他各处军队,总计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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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报端发声 再驳斥裁撤民军
1916年9月20日,中华革命党的舆论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刊发社论《鲁省民军解散感言》,对北洋政府借口军费负担过重裁撤讨袁军队之说,进行批驳。
社论说,“潍县、高密总师诸人,原以鲁省近逼京畿,异军突起,足制袁氏之死命,故间关险阻,以扼其亢。袁氏既死,民国既复,兵无所用,苟政府能善为之所,留不至于糜饷,裁不至于弃材,则无一不可听从。故数月以来,或入京接洽,或就地协商,恳恳不辞者,皆上以全国家节饷用材之策,下以慰荷戈恳执戟者之心耳。其为私人计者,方求脱卸之不暇,尚焉计势力之存否、裁留之几何耶?”仅将潍县、周村、高密“合三部之众,截留一旅”,“不能不慨然叹息者也”。
北洋政府之所以裁减讨袁军队,理由是军费已超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不力行裁汰,将因巨额军费而亡国。社论指出,如果担心因军费亡国,则国内可裁者不止讨袁军,其他“淫掠无纪”的军队,即使不考虑军费负担,也应同在裁汰之列。
社论认为,当今世界,军事不进步几乎不成其为国家。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与全国人口总数密切相关。一般认为,人口不足3000万的国家,不能列入一等国者。社论接着算了两笔账:其一、世界各国军队人员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法国最大,1.9%；德国1.18%,日本0.47%。其二、每个国民负担军费数额,折算中国银币,英国16.03元,法国14.38元,德国13.2元,日本3.66元。英国个人负担军费数额最大,与日本大相悬殊。世界各国军费占财政收入比例一般不超过30%。英国国民负担虽重,而力尚有余。日本军费高达财政收入的30%,近来日本政府欲增加2个师团,提交议会,很难通过。由此得出结论,以中国人口之众,按全国人口1%的比例确定兵额,即可建立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
社论驳斥以军费过大为由,单独裁撤民军的说法,指出目前保留一定规模军队的必要:“目睹各国,猛晋未已,亟起直追,犹虞不及,而况并今之所有,而亦迫于现势,岌岌不保耶噫。”
资料来源:《申报》《民国日报》等民国初年报刊,孟昭鸿、钟冰、高语罕、丁叔言等的回忆文章,有关日文资料。
本期图片由刘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