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进驻潍县城
2017年7月2日总第291期
1916年5月23日中午12时,第五师退出潍县城的最后期限已到,张树元请求延缓一日退兵,次日焚毁兵营才退向城北。5月25日,潍县城绅商代表迎接东北军进城。东北军实施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的措施,这里成为中华革命军山东乃至北方讨袁行动的大本营。在昌乐,东北军一部进城驻扎,却遭到警察和民团的抵抗。东北军不断围攻,5月24日夜才拿下昌乐城。东北军总司令部迁入潍县城后通电全国,誓言坚决反袁讨贼,扩大队伍,乘胜出击,派兵占领临朐县城。6月6日,袁世凯病亡,6月9日、10日,孙中山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东北军停止军事行动,等待大局解决。东北军驻潍县、高密、昌乐、诸城、临朐、安丘各部静止待命,张树元却乘机夺取了临朐、安丘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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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兵营 第五师退往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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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23日中午12时,第五师退出潍县城的最后期限已到,张树元请求延缓一日退兵。第二天,气急败坏的张树元下令将第五师军营焚毁,抢光银行存款,搬走电报局机器,销毁一切账目,退向城北。一时间,潍县城内外烟火熏天,狼藉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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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师烧毁营房 火与烟直冲霄汉
1916年5月24日上午10时许,张树元下令打开潍县城北门“望海门”、东关北门“游麟门”,第五师开始向北撤退。
丁惟汾记道:“中国银行银币20余万两,电报局机械重器,俱掠夺之,计簿俱毁灭之；城西兵营建筑宏壮,冠于全省,俱火之矣。”
《泰东日报》报道:“至下午五钟放火于西门外兵营,刻火势甚猛,烈焰冲天。潍县人民目睹袁军之凶暴,嗟怨载道,人心激昂。”
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称,张树元之所以下令将潍县城内外营房、官产付之一炬,系表示“不复再来,免惹外交棘手,而授敌占据之决心”。
自以为辱、气急败坏的张树元,不甘心给东北军留下一枪一弹、一厘一毫。焚烧第五师兵营及官产命令下达后,第20团部分将士坚决反对。第19团团长王翰章率部赶到第20团驻地,强行压服。
大火燃起,绅民皆惊；兵士退逃,满城大乱。当天下午5时许,第五师官兵全部撤尽。坂西利八郎随着纷乱的队伍向北走,“回望城内外时,正火光熊熊,直击霄汉。一路不见革军踪迹,惟随后困于城内之居民扶老携幼、分投避难者,约有数千名之众,甚为惨目”。
坂西利八郎一路不见东北军的踪影,理所当然。东北军主力分布在潍县城南部,其他各方向仅有少量兵士。张树元困于城内,根本搞不清围城的东北军有多少人马,当时报纸曾报道数千乃至上万,其实总计不过一千多人,后来还分兵去了安丘、诸城、高密等地。
第五师撤出潍县城,各方传言纷起,有的报道称,“五师退时,其部下兵士多有携带武器投降革军”；有报道援引军界消息说,“五师移出城外,闻图战事上便利,以退为守,部下军士完全带去”；有报道言,“张树元已将潍县让与民党,中央电阻无效”。从前文所引北京统率处给张树元的电报看,第五师退城,北洋政府无奈同意,有保全军队以图将来之意。
当晚,张树元率部退至固堤,露宿一夜。扎营后,张树元下达动员令,一旦东北军进入潍县城,即发兵包围并实施炮击。
第二天清晨,张树元派人护送坂西利八郎至昌乐车站。坂西利八郎乘车赴济南,转往北京向袁世凯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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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慌不择路 为避难逃往四乡
坂西利八郎随第五师出城北走时,见避难者亦纷纷出城,估计“现潍城全城俱空,已无一居民”。
所谓“全城皆空”,纯属妄猜,但不少居民投亲靠友、四处避难,确是事实。被困20多天的当地居民,绝大多数对东北军发起的“正义之战”毫无认识,担心的只是兵荒马乱、生活难保；一旦再次开战,炮火无情,恐怕遭受祸殃。
当年9岁的田仲济,也随全家搬到了乡下。70多年后,已成为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的田仲济回忆道:“驻军不战而退,让出了县城,城内的许多居民搬到了军队退据的乡下。记得我家搬迁用的运输工具就很特殊,是由两根比轿杆还长的杆子,捆成驮轿,前后用两匹马驮着,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乘驮轿。”
田仲济的表妹、不满9岁的沉樱也到了乡下。沉樱在散文《杜鹃》中写道:“不知是哪一次内战,总之是十岁以前的事,全家避乱到乡下去住,恰好是春天,我才在那时候、那地方第一次认识了,并且享受了春天。”
《杜鹃》写于1939年的重庆,已是着名作家的沉樱,藉此抒发对日寇铁蹄下故乡的怀念之情。1949年,远赴台湾的沉樱将此文改写为《春的声音》,原样保留了“不知是哪一次内战”一句。
当年幼小的沉樱,自然不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由于种种原因,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讨袁斗争被封存近一个世纪,极少被人关注。即使已成为着名作家,沉樱也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
田仲济回忆,“住在农民的房舍中,面对一望无际的田野。在那村庄中我没看到沉樱一家,可能他们住在别的村子里”。“那次,战争实际没打起来,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又回家了”。
田仲济老家住在西关,“出家门顶多二百米就是田野了,不仅有田野,还有河流,还有荷塘”。因此,他对农村的一切并不感到新鲜。沉樱原名陈锳,家住在胡家牌坊一带,平时所见,“到处拥挤着房屋和街道的城市”,对陌生的乡村自然感到新奇。这场逃难,成就了沉樱一篇散文名作《春的声音》。
第五师退出潍县城后,最初的驻扎之地有多种说法。坂西利八郎说是在固堤；张树元发给北京统率处的电报中称退集庞庄,即今庞家村,丁叔言、裴灵椿都记得是庞家村；陈恒庆所记为“驻北鄙阙庄,县官随之而去”；东方通信社济南电:“退向潍县东北三十里之寒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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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元献城情节 经不起仔细推敲
关于张树元最后“献城”的情况,钟冰《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始末》一文记道:“潍县西城的老百姓都活动起来了,要求商会和富绅们快快去劝张树元投降。商会方面推出李炳炎,富绅方面推出丁士良,来见朱霁青。丁士良说:‘我们代表潍县西城的老百姓,请求贵军不要攻打西城了。若是一个炮弹打进城里爆炸,老百姓一定要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保证张树元师长在三天内出城投降。’”
关于王柏龄,前文已经说过,他是东北军军官,并非第五师人员。史载,潍县方面参与议和谈判的有于普源、郭绍汀、刘嘉隽等。李炳炎、丁士良二人,查不到其身份。
对于“献城”的细节,钟冰还写道:“2月28日上午8点,丁士良、李炳炎和张树元的献城代表王柏龄、陈滔提前来了。会谈的结果是:(1)潍县西城四城门的守卫,在3月1日零点交由我军接收。(2)驻在潍县西城的第五师第一旅步兵第二团及第三团,都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听候点名；骑兵第一营在3月1日上午8点开始听候点名；炮兵第二营、警卫营、第一营都在3月1日上午9点开始听候点名。在集合点名时,都不带武器。军乐队全队官兵都在3月1日上午7点携带乐器到总指挥部听候点名。(3)驻在潍县西城各部队的武器,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由军械局点收。(4)军粮、被服等各项军需品和留存的公款,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由军需处点收；各处军用房屋,在3月1日上午8点开始由副官处点收。(5)第五师司令部的各项文件、军用地图等,由王、陈两参谋在3月1日上午9点亲自送到参谋处,由周朴参谋及钟、江两秘书点收。(6)第五师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等军官,如愿参加讨袁,可向参谋处申请。(7)潜逃的官兵,必须补造详细名册三份；私携武器潜逃的,也须注明某种武器和子弹的数目。”
钟冰的这段叙述,存在三方面的错误:第一,时间错误,一看自明；第二,第五师所属部队番号全部错误。第五师驻扎潍县一带的是第十旅,下辖第十九团、第二十团。第三,接收协议不存在。东北军与第五师签订的《议和规则》中,规定了第五师退出潍县城的时间,没有写明武器、物资、款项、文件、资料等须留交东北军。实际情况是,第五师撤出时将所有能够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一律焚毁,根本不可能存在钟冰所记的此类交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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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旗高扬 东北军开进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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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师撤走,潍县城四门大开,绅商代表出城迎接东北军。东北军入城后,发宣言,贴告示,颁军律,安民心。遭受北洋军阀压制迫害的革命党人,终于扬眉吐气。五色旗飘扬潍县城上空,这里成为中华革命军山东乃至北方讨袁行动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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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白旗出城迎接 先锋队率先入城
5月24日,第五师兵营大火半夜始息。第五师撤走,一些绅民也随之扶老携幼,出城逃避。留驻城内者整夜难安,唯恐睡梦中大战再起。
潍县早期同盟会员杜佐宸、李咸升、张树芬等,亦喜亦忧。喜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公开活动了；忧的是第五师焚营毁房,全身而退,是不是会卷土重来。
自袁世凯取消国民党,潍县早期同盟会员及国民党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丁叔言回忆,杜佐宸、李咸升、张树芬等“藉办东关公学馆号召,以学校为机关,致力于秘密工作甚积极”。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后,潍县国民党员陷于无组织状态,但“各党员仍抱负革命主张,努力迈进”。孙中山派居正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接管潍县,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
当天下午,杜佐宸、李咸升、张树芬与潍县绅商于普源、郭绍汀、刘嘉隽、丁叔言等聚在一起,讨论眼下急办的事。诸如,第五师兵营已毁,东北军官兵住所如何安排,总司令部设在哪里,如何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等等。大家推举潍县巡警局长刘曾撰临时维持秩序；推举丁叔言等6人为代表,明早出城迎接东北军入城。
28岁的丁叔言一直倾向三民主义,崇敬孙中山。1912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北上返回上海,从济南乘胶济列车在潍县车站停驻,丁叔言带领部分学生前往欢迎,见到了孙中山。
5月25日上午8点半多,丁叔言一行6人,举着临时用白布制成的白旗,出南门东转,沿通往潍县车站的大道,来到东北军总司令部驻地杜家庄。
走近村庄,丁叔言见庄前站着哨兵,“着便服,戴草帽,帽束白带,上书‘中华革命军’”。丁叔言见东北军士兵这副打扮,不像正规军队,“以为甚奇特”。
丁叔言讲明来意,哨兵通报后,丁叔言等人被领到东北军总司令部,首先出来接见的是副官凌印青。凌印青是东北人,他用啤酒招待丁叔言等人。
东北军总司令决定,派第一本队第三支队作为先锋队,率先入城。这天上午11时30分,第三支队百多名官兵在丁叔言等引领下,从南门进城。东北军将士一个个精神饱满,但服装并不齐整,丁叔言感喟:“革命军人,重精神不重形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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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移驻潍城 五色旗街头飘扬
东北军先锋队进城后,立即张贴《东北军宣言》《东北军军律》《东北军保护名胜古迹文告》《东北军安民布告》《东北军四言安民告示》等一系列文告,宣传东北军讨袁护国的政治纲领,颁布军律,恢复秩序,安抚民心。
当日,居正发电上海,向孙中山报喜。孙中山非常高兴,回电赞赏并告诉居正,一批青年将赴潍县参加东北军。
东北军进入潍县城,国内多家报纸及通讯社予以报道、发布消息。《民国日报》报道:“潍县城袁军全部已撤退,故城内各界代表于本日(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出城迎迓民军。”《申报》报道:“党人全军闻于二十五日清晨将该县占据,现正在城内整理一切。又派兵一队,至铁道沿线沿河一带设防。”《顺天时报》报道:“潍县已于二十五日开城让归于革军。”日本东方通信社5月25日济南电:“今日民军完全收管县城,并于城头高树革命军旗帜。”
5月26日上午,东北军总司令部从杜家庄移驻潍县城。总司令部与东北军主力入城时,是否举行欢迎仪式或入城式,记载不详。亲历者丁叔言记道:“时队中无军乐,临时借诸东关公学,学生参加为之鼓吹焉。”东关公学学生奏乐欢迎是在什么场合,没有说明。
陈恒庆记:“邑父老乃欢迎民军入城。计其人数,不过四五百耳。只有洋枪,并无大炮。”陈恒庆所记东北军人数,比较准确。当时,东北军总计不过1200人,分兵安丘、诸城、高密、昌乐、济南等地后,在潍将士也就三分之一稍多。东北军有几门大炮,只不过是自制的木架铁筒炮,威力不大。
东北军总司令部驻地,史料记载不一。丁叔言说,“借南门里余之闲房为司令部”；裴灵椿言,“居正进城后,军部驻扎考院”；居正称,“余整队进驻,以丁家花园为总司令部”。
分析三人说法,当以丁叔言之说为准。裴灵椿所说驻扎考院的,可能是东北军的部分士兵。居正所说丁家花园,一般指十笏园。但南门里丁氏家宅,里面也有花园。作为外地人,居正称此为丁家花园,当在情理之中。
“攻城不下合围城,旬日相持拔敌营。略地齐东徇鲁北,中华赤帜树风声。”——东北军终于拿下胶济铁路沿线重镇潍县,居正后来赋诗记之。
中华革命军军旗为青天白日旗。为“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孙中山于5月23日下令,改用南方护国军的五色旗。从5月26日起,五色旗飘扬潍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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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礼炮纯属编造 投降事并不存在
钟冰回忆,东北军将要入城时,“居正决定,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3月5日上午8点举行入城典礼。同时又指示军需处,速发新制服、新符号给第五师的军乐队”。
钟冰此前提到,第五师的军乐队投降了东北军,前文所述丁叔言回忆,否定了这种说法。
对于入城当天情况,钟冰这样描述:“3月5日上午7点,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提前举行庄严隆重的入城典礼。在入城前,连续不断地鸣放礼炮。首先入城的是中华革命军的二十面大旗,其次是军乐队,后面是三大队东北军步兵,一大队炮兵,一大队骑兵,居正、许崇智等都是骑马在最后。站在大路两旁的中小学生和老百姓们,人人都是满面笑容地握着中华革命军的小旗,大家都在不断地高呼‘欢迎中华革命军’、‘欢迎居总司令’等口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丁家花园。就在当天,居正打电报给孙中山先生报捷。”
许崇智此时未到东北军,前文已经数次指谬。入城欢迎情况有所夸大,“鸣放礼炮”“军乐队”等皆属子虚乌有。
钟冰继而写道:“东北军总司令部第一次会议是在3月18日、19日两天举行的。出席的有居正、许崇智、萧汝霖、周道万、江和峰、钟冰、周望陶、刘廷汉、朱霁青等九人,贺际昌等都因外勤缺席。”
钟冰回忆,时间皆错。按他所写时间推算,东北军总司令部第一次会议召开,大约在入城后的第13天。照此估计,会议应当是6月6日召开,许崇智不可能参加。而且,总司令部第一次会议不可能入城13天才迟迟召开。
钟冰回忆:“会议结束后,刘廷汉问居正:‘驻在潍县的第五师队伍的改编工作顺利吗?’居正说:‘都改编好了。可是这一部分队伍,私带武器潜逃的官兵有600多人。’……刘廷汉又问:‘诸城、胶县、莱阳、栖霞、掖县五处城市怎样?’居正说:‘除了胶县外,驻在诸城等四县的第五师队伍都反正了,各县的新任县知事都是我委派的。’刘廷汉又问:‘听说上海新来一位邵元冲要干什么司令,有这件事吗?’居正说:‘关于这件事,我已向先生请示了。’”
第五师全部出城,不存在东北军对其改编问题；驻诸城第五师官兵在东北军占领前已经调走,哪有反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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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连战 革命军再取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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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城内第五师驻军撤走,东北军一部进城驻扎,却遭到警察和民团的抵抗。东北军连续不断围攻,守城队伍弹尽力竭,趁夜溃逃。退到潍县城北的张树元贼心不死,派兵偷袭潍县城,被东北军一举击溃；泰武将军靳云鹏难撑局面,托病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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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攻入城内 昌乐县知事落网
5月24日,第五师退兵潍县城之时,昌乐县城战事正急。
此前一天下午,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派第一本队司令朱霁青从潍县抽兵收复昌乐,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兼胶高即招抚使吕子人派兵收复日照。昌乐、日照城内已无第五师驻军,日照于当天下午和平进入,昌乐城收复却经历了一天两夜苦战。
第一本队第三支队长俞奋率部逼近昌乐县城,昌乐县知事黄春熙与警佐陈其昌组织几十个警察和部分民团,登城抵抗。从5月23日傍晚到24日下午,东北军数次发起攻击,均未能破城。5月24日夜,守城队伍“众寡不敌,子弹已尽,实难支持”。东北军一举攻入城内,黄春煦、陈其昌被抓。当晚,陈其昌趁看守不注意,乘夜潜逃,赶往济南。
《青岛报》载:“周村吴军近拨一支队,约百三十余名,于二十日往取昌乐。该县不允,遂至战斗,现正与县知事交涉一切。”《申报》载:“又闻周村民军一队,约七十余名,于二十四日直赴昌乐。该县知事不允相让,击至一日之久,城内以兵力单薄请停战。交涉谈判数日,于二十七日即开门让入,该县遂被党人完全占领。”以上报道皆有误,攻打昌乐的并不是周村吴大洲所部；5月23日攻城,翌日即克,没有延至27日。
东北军第三支队入城后,队部设于昌乐县警察署。
据昌乐商会称,“该县上忙钱粮业经解完,县库仅余百元,城中早已搬运一空。”当时征收田赋分上、下两期,上期农历二月开征,五月截止,叫上忙；下期从八月到十一月,叫下忙。东北军入城前,昌乐上半年征收的钱、粮已经上缴,县库所存寥寥无几。
知事黄春煦被俘后,诚心归附东北军。居正决定,昌乐县知事仍由黄春煦担任,命其组织县公署职员,恢复办公秩序。
前文述道,马海龙率部占领诸城,曾引起第五师乃至北洋政府最高层的交涉。这次攻克昌乐,对方却无反应。双方签订的《议和规则》规定,协议期内第五师军队所驻城邑,东北军不得再攻；但地方人民希望归顺、东北军接收时,第五师不能干预。第五师驻昌乐部队早已撤走,昌乐城并非其所驻城邑,东北军攻之有据。到5月23日中午12时,第五师撤兵最后期限已到,仍不退兵,违背《议和规则》,东北军有权向潍县城进攻。居正在潍按兵不动,先攻昌乐,旨在敲山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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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企图偷袭 东北军将敌击退
在济南,山东护国军与靳云鹏代表谈判破裂后,山东护国军大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子明建立山东护国军军政府,发兵袭击济南。
5月26日,山东护国军军政府正式建立,吴大洲仍任都督,机构设置仿照泰武将军行署,设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务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等8个机关。
5月27日午夜过后,济南城内再起爆炸声,“巡警在睡梦之中大半惊醒,倾耳听之,机关枪弹随时并发,连环不绝,累累如贯珠；同时,快枪之声轰轰然、隆隆然,齐震于耳鼓。至天将晓,炮声始息”。这次夜袭,是东北军还是护国军,尚未知晓。
同一天晚上,张树元侦得潍县城内东北军并无多少兵力,派兵从潍县城北发起攻击。东北军早有准备,很快将偷袭者击退。
张树元并不知道,东北军入城安妥后,马上“悬旗募兵,招待设所”。“乡民、学生应募者极为踊跃”,“第一日于城内即招至五百名,北宫募到三百名,一日间即得八百名”。
也是这一天,驻诸城的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突袭到达北杏村的沂防营一部。
沂防营为全省六路巡访营之一,由清末巡访营改编而成,属地方警备部队性质。北杏村当时属莒县,今属诸城。沂防营派出探访队此行,目的是袭击被东北军占领的诸城县城。此时,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长马海龙赴青岛养伤,李长乐临时代理队长。
沂防营600多人抵北杏,白天四处抢掠,晚上酒醉而眠。李长乐令刘春阳带精兵120人,趁敌熟睡,放火烧营,突然猛攻,毙敌近百人,缴枪百支、子弹千余发。居正闻捷,大赞李长乐。
到5月下旬,东北军各部及山东护国军已经占领潍县、周村、高密、安丘、诸城、昌乐、日照、长山、博山、淄川、新城、平度、即墨等10多个县、镇,并派兵不断袭扰济南。
靳云鹏一直在拥袁反袁问题上犹豫不决,曾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世凯取消帝制,被人告密而遭袁世凯忌恨。5月27日晚,靳云鹏托病赶往天津,次日入北洋医院。5月29日,张怀芝奉命赶往济南；当晚,靳云鹏进京。5月3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署督理山东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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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起义无其事 敌将被毙更荒唐
东北军攻占昌乐县城,在钟冰的回忆文章中,是由第五师将官起义而获取的:“刘廷汉原是敌军第五师的团长,同盟会的老同志,于2月8日率领驻在昌乐等五个县的队伍同时反正。”
刘廷汉字俊三,湖南芷江人,生年不详。《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载,刘廷汉参加东北军之前的履历为:“1904年赴长沙,结识黄兴,加入华兴会,后转入同盟会。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炮兵科。1909年毕业后分发广东,曾任济字营炮兵管带。1911年黄花岗起义时,曾谋在军中响应,因事泄未成。武昌起义后,在粤首谋响应。二次革命时与陈其美等谋在上海举兵讨袁,任吴淞要塞司令,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回国,谋在南京举义,失败后再去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1915年1月24日,刘廷汉曾去孙中山寓所拜见。东北军在青岛初建时,刘廷汉为第一本队司令。他怎么会成了第五师的团长?率领驻昌乐等五个县的队伍同时反正,更是无稽之谈。
钟冰写道:“东北军第一纵队队长刘廷汉为了预防敌人的种种阴谋破坏,2月3日开始,扩大了昌乐等五县的戒严区,各县城门口都增加守卫士兵,另外又增设了便衣队。各县县公署和警察局方面,暗地里都派人监视。”
“2月7日早上,昌乐南门口忽然来了20多个手拿武器的暴徒,一拥而上抢夺站岗士兵的武器。便衣队的排长看到暴徒抢夺武器,立即将之包围,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暴徒16人,打伤了9人,抓住未受伤的3人。守在南门城楼上的值日连长听到城外有枪声,带了一排士兵跑步到城外,看到这种情况,就会同便衣队捆好了3个未受伤的和9个受伤的暴徒,并连同缴获的28支匣子枪都解到团部。刘廷汉和团部军法官审讯后,又到城外检验了打死的暴徒,看到3个认识的脸,其中2人,一是第五师的旅长,一是第五师的团长,恍然大悟,遂严厉镇压了12名未死的暴徒。他一面电话报告了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又打电话给安丘、寿光、昌邑、益都等四县的军事负责人员,先后发出了临时紧急命令。”
第五师第九旅旅长郑士琦及第19团、第20团的两名团长,均随张树元撤到潍县城北,在昌乐打死第五师的一个旅长、一个团长,无异于天方夜谭；寿光、昌邑、益都均在北洋军手中,东北军并没有攻克。
通电全国 发誓言反袁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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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总司令部迁入潍县城后,任命新的潍县军务知事,办理民政事务,恢复城内秩序；通电全国,誓言坚决反袁讨贼；加强昌乐城守备,颁令约束官兵行为；组织得力人员,广泛招募新兵,扩大讨袁队伍；乘胜出击,派兵占领临朐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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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入潍以来 第一次发放军饷
东北军入城后,总司令居正委任邓葆麟为潍县军务知事,同时设因粮局,负责筹措军费,原第二本队司令陈中孚任局长；设经理局,负责管理饷需,周道万任局长。一切渐归于就绪,居正于5月底发布训令,第一次为东北军将士发放军饷。
训令指出:“查本军军兴以来,不及一月,克复地方已有多处,此皆由士尽知方、将皆用命所致。刻下为期已届一月,除将应发饷糈概行发给外,念诸将士勤劳国事,征战有功,着加发恩饷一月,以示赏赉而资激劝。”
根据东北军发饷明细,可以计算出东北军的人员数量、驻扎地点等。
第一本队第二支队长马海龙率该队约200人,驻诸城县城；第一本队第三支队长俞奋率该队约80人驻昌乐县城；第一本队司令朱霁青率本部及第一支队约370人,驻潍县城；山东第一支队司令薄子明率该队约150人,驻扎周村镇；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吕子人率该队约200人,驻高密县城；山东第五支队司令赵中玉率该队约200人,驻潍县东关；山东第六支队司令尹锡武兼管另一部游击队在安丘附近,归赵中玉节制。
按以上统计,东北军正式列入编制的总人数约1200多人；未列入编制的(包括新招兵员及游击队)人数不详。这1200多人,是东北军初建时的员额。
这次发饷规定,5月4日从青岛出发的人员,发两个月饷；5月4日后增加的兵员,暂发半个月饷；周村、高密、诸城及尹锡武兼管的游击队,由各司令官自行筹款发饷。总司令部及各司令部办公人员,每月暂发津贴20元,其中5月4日前加入的发给一个月,后加入的发半个月。自发饷后,各部队米粮由总司令部经理局发给；蔬菜、柴火、油盐、炊事零用等,归各部队自备。
东北军第一次发饷章程还详细规定了各级军官及士兵的饷额:东北军本队司令200元,山东支队司令150元,大头目60元,副头目40元；已有编制的,部队长100元,队长60元,小队长40元,司务长30元,分队长15元,兵士10元；未列入编制的,临时队长(率员50人以上)60元,临时小队长(率员20人以上)40元,兵士10元。第一个月,均发双饷。
按大米价格计算,当时的1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至80元。那么,东北军本队司令军饷约1.5万元左右,普通士兵的军饷为七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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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城宣布戒严 东北军誓言讨贼
5月下旬,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分拨部分兵力增驻寿光,寿光县城宣布特别戒严。白天仅开启县城东门,入夜四门皆闭；进出人员一一盘问,来往邮件严格检查。
5月27日,上年初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的刘大同赶回青岛。刘大同家乡安丘已由革命军收复,宣布独立；山东讨袁势头正旺,形势向着有利革命军的方向发展。有报纸披露,刘大同回山东,“将统一山东之革命军,而自为其中心人物,以求结束”。
王宣宸、丁叔言、孙慈涵等组织的潍县红十字会,分别与驻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及济南分会联系,获得认可。孙慈涵、周东曜赶赴济南,向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报告潍县情况,济南分会决定成立济南分会驻潍办事所,并派员到潍协助。5月30日,驻潍办事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168人。经过投票选举,丁叔言当选为所长,孙慈涵、丁文初为董事,办事所设在东门里。
5月31日,济南分会派人到潍。因靳云鹏刚离职,带来的告示没来得及重印,其中仍有靳云鹏的名字。东北军总司令部发现后,认为红十字会有通敌嫌疑,下令解散。他们反复解释,但“误会莫释,只有服从”。
5月31日,居正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名义,在《民国日报》《申报》《中华新报》等报纸上发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通电》:
“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平和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驻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尚希鉴察。”
通电发给孙中山,早期同盟会员、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中华民国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贵州都督刘显世,广西都督陆荣廷,浙江都督吕公望,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惠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朱执信,以及“各师长、旅长、民军各司令”,表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全体将士坚决讨伐袁世凯、誓死扞卫共和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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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通令严整秩序 再发兵攻取临朐
因昌乐县原知事黄春煦留任,昌乐县公署招用了原班人马,为加强昌乐的守备,居正于6月5日任命第一本队第三支队长俞奋署理昌乐县守备司令。
俞奋别号子厚,江西广丰人,早期同盟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2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革命军司令官,1916年随居正回国组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与此同时,居正任命王素为东北军征兵委员长,要求他组织人员赴昌乐东部一带征兵；令俞奋派兵对征兵局加强保护,“协同进行,以期早日成军”。
针对东北军驻昌乐军队中出现的一些苗头性问题,这天居正又连颁两道命令。
一道是《命昌乐守备官兵严守纪律令》,提出四项要求:“一、不得干预该地民政事宜。二、不得干预该地收买制钱事宜。三、对于该县知事及县署警察所办公人员,宜表尊敬亲爱,不得勒索轻侮。四、须严约所部,倘有不守纪律、不遵约束兵佐,该队长随时密呈本总司令,当从严惩办。”
另一道是《命昌乐军队严禁勒索令》:“查本军驻扎昌乐军队,俱已发给饷糈,此后不准该队兵佐有勒索供应情事,倘敢故违,一经查悉,定予严办。”
同日,居正派刘廷汉会同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兼胶高即招抚使吕子人,负责办理胶州招抚事宜。
鉴于东北军一些兵士随便着军服、携武器乘坐火车,有违中日有关“条约”,影响外交,居正颁布通令,严加约束:
“胶济铁道沿线附属地带,早经外人宣布为中立之区,凡我军属人员,如何尊重国体,慎固邦交,免贻讥议。乃闻竟有携带武器、佩服腕章搭乘火车,暨自由出入该地者,殊属不成事体。为此严行通令,凡军队兵士及办公人等,如有要公,往来该地及附乘该国管辖铁道他行,所有腕章、武器及关于我军标识等物,务须严饬一律解除,毋稍疏玩,免受侮辱,而碍邦交。其有特别必须要务,须附乘该国火车,拔队前往者,应即呈明本总司令核准,派员妥为交涉。至由青岛来本军人等,则由驻青机关向该国铁道管理部办理,不得径自通行,致受外人干涉,有失军人体面。”
6月6日,居正派兵攻打临朐县城,临朐劝学所乡视学员程文蔚、聂心印积极活动,作为内应。城内已无北洋驻军,临朐知事凤文祺、警察所一等警佐武金蓉等弃城逃走,东北军顺利入城。
擅开战端 北洋军侵占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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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袁世凯病亡,消息第二天才传到潍县；6月9日、10日,孙中山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东北军停止军事行动,等待大局解决。东北军驻潍县、高密、昌乐、诸城、临朐、安丘各部静止待命,张树元却乘机派兵,夺取了临朐、安丘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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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罢兵等待 北洋军磨刀霍霍
袁世凯病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讨袁目标骤失,讨袁军与北洋军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各方开始考虑善后事宜。6月8日上午,在济的东北军、山东护国军及各方面代表,陆续赶到济南山东饭店,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据《申报》报道,东北军代表余钰,山东护国军代表夏述唐,以及邱子厚、刘大同、班麟书、王宪之、丁子作、江堑、曾与吾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赞成早日息战,达成和平,并派员赶往上海,向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要人汇报请示。
6月9日、10日,孙中山向潍县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东北军停止军事行动,等待大局解决。《申报》报道,6月9日,济武将军张怀芝也召集主要军官密议,决定“维持现状,讨伐民军暂止进行”。
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接到孙中山“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的电文后,于6月11日直接致电黎元洪:“袁氏多行不义,遂受天诛,我公首创共和,望膺大统,九土群生,如获澍雨。惟大局已溃,收拾为难,正本旧从公患难,祷祝之余,愿闻良猷。”
同日,居正致电在上海的唐绍仪、温宗尧咨询:“袁氏已膺天谴,收拾残局,重建新猷,我公有何主张?务希赐教。”唐绍仪为早期同盟会员、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温宗尧时任肇庆军务院(南方各省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中华民国军务院)外交副使,两人都是孙中山反袁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督军:非有中央命令,不得再启战端,不得发行军用票及其他债票,不得私自向各地募兵。
6月12日,居正再次致电孙中山询问:“黎继任,南军对于内阁有何主张?”南军,指南方各省的护国军。孙中山接着回电,还是原来的意见:“袁死,政局已变,我宜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候商黎大总统解决。”
《顺天时报》报道,张怀芝对于山东的革命军“视为土匪,仍主武力解决,毫无和平之希望”。连日来,向山东东部开拔的军队络绎不绝。
此时,寿光县羊角沟驻军已陆续调往潍县,“图寇乘机复燃”。军队他调,羊角沟附近村庄时有匪警。正值晒盐、运货旺季,各商家担心警力太弱,遭遇危险,联名致电济南,请求拨派军队,前往驻扎,以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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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师侵占两县 张怀芝强词夺理
就在此间,张怀芝密令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向东北军占领地区发起攻击。
6月11日夜,驻青州城的第五师第十九团一部突袭临朐,驻守临朐县城的东北军部队仓猝迎敌。激战一昼夜,东北军寡不敌众,撤出县城,暂时驻扎。曾作为内应,迎接东北军入城的临朐劝学所乡视学员程文蔚、聂心印,竟被残忍地处以凌迟之刑,双双遇难。
据撤出县城的临朐保卫团团长谭荣堂报告,北洋军入城后,“肆行抢掠,杀戮无辜”。除程文蔚、聂心印被凌迟外,“其余学界在城内者,或被腰斩,或受燔灼,或受枪毙,现均暴露城外,莫可辨识”。
6月12日晚间,北洋军抢了源丰当店及同源、裕成福等商家,第二天又掠鸿文书社、萃文石印局以及隆顺、元成、泰益、和恒等,共计抢掠80多家。“种种惨状,言之寒心”,谭荣堂控诉道:“较之强盗殆有甚焉。”
6月12日,张树元派二等参谋官黄德本指挥第二十团的一个营,开往安丘。驻安丘的东北军一部毫无防备,力战不敌,被迫退出。北洋军进城后,屠戮200多人。
同日,居正得报临朐之耗,侦悉第五师派兵安丘之举,致电张怀芝进行质问:近据报告,贵部进击临朐,复窥安丘,侵我占领地域,显然与黎元洪大总统“静待大局解决”的电令不符,请即令该队退驻原防地,不要再启战端,盼速电复。
两天后,张怀芝才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的名义电复居正。复电先说袁死黎继后,全局问题自应静候中央解决,“俾释阋墙之閧,同修御侮之谋,重见太平,正是此日”,然后指责道:居先生似不应另有动作,致苦我民。黎元洪大总统接任后,东北军仍然占领临朐、博山,进迫胶县,扰乱济南。由此观之,破坏和平,不自我始。
张怀芝威胁说:居先生如果愿留磋商余地,应速令袭击济南的军队撤回,并从临朐、博山两县退兵,我自当暂停军事行动,以待大局解决。何必燃萁煮豆、残贼同胞?
东北军占领临朐县城,是6月6日下午或晚间。袁世凯6月6日上午10时许病亡,东北军司令部6月7日才知道消息；吴大洲部占领博山,是在20多天以前；居正派刘廷汉、吕子人与驻胶县北洋军接洽,希图和平解决,尚未有结果；进入济南的山东护国军一部,计划5月7日夜发动袭击,但得知袁世凯死去的消息后,即取消行动计划。张怀芝授意,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名义发出的这封电报,反咬一口,强词夺理。燃萁煮豆、残贼同胞的,正是张怀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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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觉生据理驳斥 两报纸刊文抨击
安丘、临朐事发后,居正(字觉生)第一时间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立即致电黎元洪交涉。6月15日,居正再次直接致电黎元洪,要求其“严电约束,以维大局,否则民怨所萃,士气难遏”,并表示:“正虽不才,既兴吊伐之师,敢辞戎马之劳。谨率所部,以俟后命。”
同日,居正再电张怀芝,驳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来电并指出:贵将军不顾大局,擅构兵戎,夺我临朐,掠我安丘,屠戮无辜,行同盗匪,事实昭彰,怎么能隐讳?鄙人不忍大局糜烂,尤其不忍山东大地一块土有所残缺,所以按兵未动,致电贵军。岂料贵将军藉词搪塞,诚不知是何居心?
居正告诫张怀芝:贵军倘若不顾地方安危,意图破坏,鄙人当一面将此事实公开于报端,诉诸于中央；一面整军秣马,相见于疆场。衅非我开,曲直是非,国人所共见。
对于张怀芝之举,《申报》刊发评论《张怀芝之罪》批评道:“大总统就职后,首电前敌各省罢兵,南军领袖亦电饬按兵勿动,停止进攻,以待解决。诚以袁去,已无用兵之理。故首饬停战,以示和平之诚意也。人民所苦者战祸,故息事宁人,亦首以此为望也。乃首电张怀芝突然与民军开衅,倘从此再起纠纷,其责又谁任耶?”
《民国日报》则以《不杀张怀芝无以谢鲁人》为题,刊登“山东来电”:张怀芝军队袭攻安丘、临朐时,毫无纪律,杀掠甚众,鲁人大愤,革命军尤为激昂。已致电国务总理段祺瑞,严词诘问,并称如不立撤张怀芝,战祸复开,则全由张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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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士兵抢劫民财 东北军执行军律
1916年6月12日一早,一张张布告贴上潍县城街头。布告名为《执行军律之布告》,落款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十二日”。
布告写道,据兵士从福举供称,张寿山、刘占庭、王乃桢三人,前在东关调查户口时,抢劫民家银元八百数十元,归后曾分给众人有十元二十元者,又私吸洋烟。王乃桢前与日本人私买制钱分红,又曾勒索商会,每日给菜钱二十七千文,又曾抢劫民间白银十一锭,强占民女二人。经总司令发交军法局审讯,三人实属罪大恶极。
当天下午5点,三人被绑赴南关,执行枪决。据载,这是5月25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军律》颁布后,也是东北军建军以来执行的首例军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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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悔改 张怀芝再攻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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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变化之后,东北军为进一步维护地方秩序,帮助建立起潍县临时议会。东北军止戈待命,专意地方建设,北洋军却得寸进尺。继侵占临朐、安丘之后,张怀芝又派沂防营、江防营联手行进袭诸城,遭到东北军驻诸城部队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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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组临时议会 担负起地方责任
6月10日左右,居正以东北军总司令名义发布《潍县提倡自治布告》,重新组织潍县临时议会。
“民主国家,首重民权,民权行使,首在自治。”布告回溯以往,清末各地曾经筹办自治,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专权,将共和政体法令摧残殆尽。居正指出,“本军志除暴逆,崛起山东,暂住潍城,期清蓟北”,袁逆虽亡,但党羽未去,潍县已为革命军完全占领,“亟应传集四乡士绅,研究自治,规设方法”。
潍县自1909年筹办自治,1910年设地方自治公所,成立县议事会。民国建立后设立县议会,不久流产。居正要求潍县军务知事邓葆麟,“传集各乡士绅,尅日至潍,共同商酌自治进行事宜,用伸民权而固民政”。
几天后,潍县临时议会组建,地点在布政司街。鉴于“议长非老成持重、热心革命,而为军民双方所信仰者,不克胜此重任”,大家一致推举潍县早期同盟会员、57岁的杜佐宸为议长。“军事之协助,地方之维持,民意之代表”,皆由潍县临时议会负起责任。
第五师破坏和平,擅行军事攻击,屠戮军民,扰害百姓,潍县临时议会不能坐视不问。6月15日,潍县临时议会成员召集会议,当即拟就电文,发至北京。电文如下:
“黎大总统钧鉴: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潍邑于五月四日中华革命军居司令与驻防第五师相持两旬,续经议约,北军退城,双方停战,革命军入城以来,保守秩序,静候解决。自袁总统告逝,我大总统就职后,海内生灵,喁喁向治,庶几争端可息,和平可望,乃第五师忽于近日返攻革军所驻之地,以致潍民惊骇,恐再有战争,致遭糜烂,为此吁恳我大总统,迅赐设法维持,免致涂炭,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潍县临时议会全体同叩。”
6月16日,黎元洪再次谕令前敌各将帅停止战事,立即撤兵,退回原驻地点。
同日,两广(广东、广西)护国军驻沪军事代表钮永健也致电黎元洪,要求制止张怀芝的行为。此电指出,革命军因尊重政府息兵止戈的意旨,停止军事行动,张怀芝却乘机举兵挑衅。此端一开,假设革命军进行正当防卫,再动干戈,责任将由谁负?
岂料张怀芝无动于衷,《申报》北京电称,张怀芝袭取安丘后,即率队谋袭潍县。虽经黎总统严电禁阻,仍急急备战；日本东方通讯社济南电称,数日以来,山东官方军队胁迫革命军根据地潍县,每夜以步骑兵攻北门,随即被革命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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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芝我行我素 再派兵围攻诸城
安丘、临朐之事未了,张怀芝又派兵进攻诸城。
东北军占领诸城后,因知事黄维谦早已弃城逃走,遂于6月9日任命诸城泊镇(今为青岛市黄岛区泊里镇)警佐邢九龄为县知事,王秀南为财政科科长,王香谷为总务科科长,杨墨溪为民政科科长,李锡堂为司法科科长。5月27日,张怀芝命沂防营统领张绍荣派兵进袭诸城,半途而败。6月15日,张培荣率沂防营及江防营一部,再次围攻诸城县城。
这天上午,驻诸城的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又称岱东民军或诸城护国军)骑兵出城巡逻,在县城西十里堡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敌众我寡,骑兵伤亡数人,撤回城内。
很快,张培荣率大队人马赶到,从东、南、西三面围攻。从中午到傍晚,枪炮声连绵不绝。入夜,敌军攻城更急,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代理队长李长乐率部下顽强阻击,敌军仍未破城。
李长乐侦得敌军有4个营之多,其中沂防营3个营,江防营1个营。另外,第五师一部将从安丘赶来。李长乐与副队长刘左玉决定佯败出城,扮作第五师援军,从背后偷袭敌人。
6月16日黎明,李长乐亲率100多精兵组成的突袭队,换上与第五师军装颜色差不多的衣服,乘敌军暂息攻城吃早饭的时机,悄悄从城东门溜出,绕道向北行进数里,再从大道上向南折回。
正在休息的敌军远远望见从北而来的这支队伍,以为是第五师驻安丘一部赶来增援,没有在意。等突袭队进至跟前,开枪攻击,他们方知上当,仓猝应战。刘左玉从城南面攻击,敌人腹背受击,逃至孔戈庄,关闭圩子门,不敢再出。第二天,张培荣率部退到县城西南40里的枳沟。
张培荣率部退逃时,沿路抢财物、劫妇女,勒绑绅商。诸城城西一带,绑掠净尽。据李长乐调查,沂防营兵士抢掳妇女160多人,江防营每个士兵抢妇女1人,沂防营统领张培荣抢女子3人。张培荣部下将官郭朝褒、郭四,祖上均为诸城、莒县一带土匪,“现作该军鹰犬,抢劫妇人尤横”。
清末兵部尚书徐会澧的弟弟徐达泉被沂防营绑走后,生死不明；臧姓富绅被绑,勒钱9600余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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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防营袭扰抢掠 第五师再攻诸城
6月17日,居正闻报诸城遭袭,再次致电张怀芝,指斥北洋军首掠临朐,继陷安丘,又攻诸城,以致人民怨愤,士卒激昂,劝张怀芝摒弃前嫌,归还侵地,维护和平大局,并警告他,若饰辞纵兵,东北军将兴讨贼之师,直取济南城。
同时,居正命驻高密的山东第三支队司令兼胶高即招抚使吕子人派人赶往枳沟,将张怀芝传达6月16日黎元洪停战令的通知送交张培荣,并让其出具收据。
江防营很快撤回,张培荣率沂防营屯兵枳沟。张培荣不敢明目张胆攻击驻诸城的东北军,便想方设法进行骚扰。
枳沟离县城40里左右,沂防营兵士出动劫掠30里外,东北军巡逻范围为县城方圆10里内,每天双方兵士遭遇,常常发生冲突。李长乐派兵出击,沂防营兵士则迅速逃窜,一路抢掠,百姓涂炭。
6月19日,第五师驻安丘一部赶到,在诸城县城北部列阵,以炮轰城,“城内商民被害者不计其数。”李长乐命部下开炮还击,第五师军队不见沂防营、江防营前来协同,自知力单势薄,收兵撤逃,“沿途各庄又为抢掠一空”。
第五师驻安丘一部逃走后,心又不甘,屡屡越境侵入诸城程戈庄、石桥子、彭旺一带抢掠。第五师日照驻军则进至泊镇,绑去赵姓父子及商家8人,限3日内交钱10万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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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命令严肃军纪 颁通令预防疫病
为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执行,东北军总司令部决定,扩充宪兵力量,设立宪兵司令部。6月18日,总司令居正委任军法局长贺治寰兼宪兵司令,宪兵队归宪兵司令训练节制。
鉴于“各部队捕获嫌疑人犯,不送本部,并有私刑惨打、儿戏人命等事”,居正于6月19日颁布命令,要求驻潍县城的第一本队司令朱霁青、驻东关的山东第六支队司令尹锡武“严饬所部,恪守纪律。倘敢故违,再有前项情事,一经察觉,除严究当事者外,并向该管长官等以约束不严之罚。”
已到夏日疾病高发季节,居正6月19日发布通令指出,“暑气熏蒸,霍乱赤痢,容易发生,苟众军之队林立,群居杂处,所住房屋,大都因劣就简,设一旦疫疠发生,传染必速,究不先事预防,为害殊甚”,拟定卫生要则10条,令第一本队司令朱霁青、山东第五支队司令赵中玉、山东第六支队司令尹锡武、第一本队第三支队长兼昌乐守备队司令俞奋,“通饬各队,一体凛遵,以重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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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心不死 张树元袭扰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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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城,张怀芝所派军队未撤；在潍县,第五师又不断进行袭扰。张怀芝心怀叵测,张树元贼心不死,激起各界公愤。黎元洪派特使赶到潍县,与东北军协商结束军事问题。迫于压力,张怀芝不得不派员赴潍,但因其屡屡食言,已难让人重拾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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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残暴至极 张怀芝激起公愤
诸城战火未息,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又奉张怀芝之命,在潍县不断进行袭扰。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济南电称,近日以来,潍县方面时有第五师部队出没。6月16日晚上8时许,第五师步兵、骑兵五六十名在北门外出现,向城头开枪,进行威吓,不久即退去。
对于张怀芝的行径,上海《新中外报》刊发评论,标题直书:张怀芝实在可杀。
评论历数张怀芝派兵乘虚攻击东北军,夺取安丘和临朐,进攻潍县的行径,揭露其纵容兵士,沿途骚扰,奸淫掳掠,形同盗匪的恶行,指出:“凡军队经道之处,庐墓为墟,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糜烂不堪。”
该文最后斥道:“日来虽由中央政府电饬,停止进兵,而张怀芝别具肺肝,悍然不顾,其用意不使山东全省糜烂,数百万生灵荼毒净尽不已。似此惨无人道,实为国民公敌。”
在上海的山东籍商绅闻知张怀芝恶行,义愤填膺,集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发通告邀集同乡,派代表入京,请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速将张怀芝军队撤调；利用舆论,声讨张怀芝的罪行,“以冀扫除此残酷无伦之害民贼”。
诸城、莒县、日照、安丘、胶县、昌邑等八县绅商联合会代表联名致电黎元洪,质问“此项军队是否中央命令,或擅自暴动”,指斥北洋军“如此暴乱行为,屡发于停战期内,不惟法律难容,抑亦民国不许,各县人民深滋疑惧”,请求黎元洪速令山东全省各军队,勿再妄行举动,使无辜小民连受横祸。
6月21日,居正再致电张怀芝指出:接高密来电,贵将军已令所属部队停战,但仍炮袭诸城；又接安丘绅商来函,贵军屠戳无辜,先宫刑,后凌迟。居正正告张怀芝:这些地方驻军做出如此不信不仁之事,如果说是违抗命令,那么他们已经背叛你张怀芝；如果是奉命行事,那么张怀芝你本人就是祸首。贵将军若不严惩所部,东北军兴兵伐罪,责无旁贷。
6月22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济南电,再次揭露北洋军之罪行:“张怀芝视民党为土匪,不顾大局之平和,妄逞干戈”,“官兵入城后之行为,实驾土匪而上。如临朐县之良民数百名惨被杀戮,重要之商店劫掠一空,最惨者,切断人民之手足,不使之即死或抉其心脏,残虐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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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开始议和 黎元洪特使抵潍
6月中旬,东北军各部开始分别与北洋政府当局接触,为军队的将来做打算。
前文述道,东北军本来就是由各个山头的队伍聚合而来。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曾言:“山东豪杰集胶州,乌合编成借箸筹。”其中“乌合”一词,尽管有自谦之意,却也是实情。吴大洲、薄子明所部,原为东北军山东第一支队,早已脱离东北军,改为山东护国军,归属南方护国军。总司令部驻潍县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与司令部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俨然成为两大派别。
东北军其他各部,也开始“分崩离析”。首先意图脱离东北军的是马海龙为队长的东北军第一本队第二支队,进入诸城不久改为岱东民军,又称诸城护国军,但东北军司令部一直未予承认；其次是驻高密的山东第三支队,该支队司令兼胶高即招抚使吕子人虽然没有另立名号,但在某些方面也开始自行动作。
6月17日,马海龙与其参谋长王静山赶到上海,与各方磋商军队善后事宜。参加这次磋商的包括张怀芝所派代表洪受之、陈子光以及南方护国军代表、北京政府代表。吕子人也派高子培、赵华叔参加,独独缺了东北军一方。另外吴大洲、薄子明早就与张怀芝及北京方面单独接洽。
其他方面力量也在分别活动。刘大同5月底从大连赶回青岛后,一直在各方之间斡旋。据《顺天时报》报道,刘大同声望与居正不相上下,人颇长厚,潍县东北军与周村山东护国军中的不少将领对他印象不错。刘大同“力任调停,近已渐就融洽”。
6月中旬末,黎元洪派特使徐朝桐抵达潍县,与居正接洽东北军善后,商讨军队编遣。徐朝桐转达黎元洪意见,居正于6月20日致电黎元洪:“徐君莅潍,备承抚爱,感激无涯。我公若严束济将,正谨率所部祗承命令。现极力维持地方,慎办外交,请纾廑念。”
居正言下之意,黎大总统你若是有诚意,很简单,只要严格约束济武将军张怀芝不再恣意扰乱,居正我肯定带领所部接受大总统命令。居正又把皮球一脚踢给了对方。
张怀芝自己做了个局,引发各界共愤,一时难解。6月25日,他致电向早期同盟会员、曾任第一届参议院议长的张继求援:“速请驾来东,协理维持,以苏民困。”
日本东方通讯社济南电透露,张怀芝“因恐世人非难纷起,极力谋与民军妥协,特派密使分赴上海、潍县、周村等处,与民军首领谈判”,但“一般舆论颇疑其无诚意”。张怀芝屡次食言,已难再让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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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桐在潍情况 颇有些令人怀疑
徐朝桐潍县之行,史料难寻详细记载。钟冰在回忆录中有载,但可信度不高。
钟冰写道:“黎元洪接到居正的贺电后,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他在辛亥起义前已经认识居正了,他还有一个幻想,希望将来东北军正式改编后,这部分兵力暗地里由他指挥,比起目下的光杆大总统强得多了。他嘱咐他的秘书长饶汉祥拟了个回电,说明专派徐朝桐在最短期内到潍县来慰劳东北军。”黎元洪所想如何得知?纯粹是钟冰的猜想。
钟冰又写:“7月9日,黎元洪的特使徐朝桐和随员、警卫等五人,在由济南到潍县的火车上碰到了萧汝霖、钟冰。”“当晚,居正、许崇智、徐朝桐在总司令的办公室会谈。徐朝桐说:‘我奉黎总统的委派专程到潍县,有三项任务:第一是代表黎总统慰劳贵军；第二是代表黎总统欢迎居总司令到北京一行,有许多问题可以面商；第三是代表黎总统征求各师长各旅长和其他同仁们对于国事兴革的卓见。我在这儿约住两星期。’居正说:‘在潍县方面的慰劳大会,明天就可以举行。慰劳第二师、第一独立旅和第二独立旅三处的部队,我想派萧汝霖伴你去……’”徐朝桐抵潍是6月中旬末,居正提到“慰劳第二师、第一独立旅和第二独立旅”,当时东北军并无此番号。东北军7月4日才开始改编,编为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
钟冰文称:“他又问居正:‘贵军在北京的宣传工作,真是高明。谁在那儿主持?’居正说:‘宣传员有20多人,都是热心爱国的青年人,领导人是萧汝霖的弟弟,6月初失踪了,由杨怀仁代理。’徐朝桐说:‘北京的每个角落里,经常发现贵军的宣传品,从来没有见到过护国军的宣传品。还有人说,这宣传品是飞机散发的。’徐朝桐说:‘5月末,贵军宣布袁世凯罪状的公告,竟在新华门附近出现了,真是轰动一时。据闻梁某竟撕下了公告献与袁世凯。他看第一行写着‘宣布叛国贼袁世凯十大罪状’,脸已变色,再看第二行写着‘我命令你速自杀以谢天下’一句,竟气得发抖,马上将这公告撕得粉碎。’”此时东北军航空队尚未组建,根本不可能派飞机赴京撒传单；袁世凯读到东北军的公告更是无稽之谈,当时文告绝不会出现类似“我命令你速自杀以谢天下”的大白话。
资料来源:《申报》等民国初年报刊,钟冰、田仲济、陈恒庆、丁叔言等的回忆文章,有关日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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