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收藏在潍坊
潍坊的金石收藏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宋代金石学肇兴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在潍坊驻足的众多金石学者播下了金石收藏的种子。自清中期开始,潍坊涌现出众多金石学者,形成金石收藏群体,为世人瞩目。他们的艺术鉴赏品位、学术研究高度、学术思想深度,都是潍坊历史文化中的菁华。收藏在潍坊有扎实的民众基础,改革开放后,潍坊民间收藏活动愈加活跃,发展迅速,现已拥有庞大的收藏爱好者队伍和较为完善的交易市场,收藏作为一项新生产业不断成长壮大。在文化产业日益勃发的今天,本期希望通过简述潍坊金石收藏的发展过程,对民间收藏活动略加概括,藉以回望前路,激励当代潍坊人继承前贤的金石思想,在新时期重铸潍坊金石收藏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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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乃考古学前身
董其昌所着《骨董十三说》。
赵明诚《金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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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作为一种文化,上承唐宋的文雅之风,下接明清的仕人逸趣。古物收藏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崇拜,肇兴于宋代的金石学,是现代收藏与考古学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曾在清中期以后达到鼎盛。收藏活动在古时为上层社会专有,今天已成为参与者众多的民间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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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文字证史 清代成为显学
收藏二字,本义为收集、保藏。在当代寓意为对珍宝、古玩、艺术品等物品的搜集、储存、分类与研究的行为,名词含义也指收藏品。收藏行为由来已久,从远古先民藏兽骨、贝壳,到商业繁盛之后藏珠玉金银,人们无所不藏。“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时敏在明末时任太常寺少卿,他欣赏江北收藏家袁枢的藏品后,题写了《烟客题跋·题自画关使君袁环中》:“环翁使君,既工盘礴,又富收藏。李营丘为士大夫之宗,米南宫乃精鉴之祖,故使荆关董巨真名迹归其家。”这里的收藏接近于今天的定义,是较早的文字出处。
古代金石学是收藏、考古学的前身。金石的含义,古人释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象征钟鼎与碑碣,泛指古代镌刻文字、纪颂功德的青铜礼器与碑刻。金石学以古代遗存于钟鼎碑碣上的文字考证历史,涉及文字学、史学、图书学、书法及美术学等范畴。最早的金石学者仅搜集带有文字的铜器、石刻,随着金石收藏门类日益广泛,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收藏遍及古代铜器、碑刻、砖瓦、印玺、兵符、竹简、封泥、甲骨等器物。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广泛兴起金石收藏热潮,金石学者通过对金石文物的搜集、考释,归结整理文字资料,以物证史、证经补史。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刘敞的《先秦古器图碑》是最早的金石学着作,代表着金石学的发端。古人出于对《集古录》和《金石录》的推崇,把欧阳修、赵明诚作为金石学的开创者,称金石学为“欧赵之学”。宋代以后,金石学渐趋衰微,从清代开始复兴,后与乾嘉学派结合,逐渐趋于鼎盛,并成为一门显学,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拥趸。到清末受西方考古学影响,金石学在实践中已具备现代考古学的雏形。
历史上的收藏家,或嗜古文,或爱书画,或藏吉金,皆为尊崇并陶醉于古代文明中的一群人。如宋代赵明诚、欧阳修,元代祥哥剌吉公主、赵孟頫,明代董其昌、项元汴,清代陈介祺、潘祖荫,民国庞元济、张伯驹等,一代代前贤穷毕生精力,让承载着文明的历代古物传承华夏,更让古物收藏从一股儒雅的风气,发展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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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品种门类庞杂 历史上有多次变化
清乾隆年间,古玩一词开始盛行,即古代文玩之简称,意即可供鉴赏把玩及收藏摆设的古代雅致器物。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先生兼任国家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他借《尚书·旅獒》中“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句,建议将古玩改为文物。
北京市文物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文物鉴定专家邱震生先生根据叶老的意见,首先将北京市的古玩业改称文物业。
1953年末,中央财经委员会在《私营企业统一分类规定》中,将古玩业正式定名为文物业。从此在我国官方,将古玩改称为文物,国有古玩店铺统一称为文物商店。
民间收藏品种类别在历史上有多次变化,唐宋之际人们注重奇石、铜器、法书、碑刻,元明时期兼重玉器、书画,清初开始涉及前朝瓷器、古籍、文房用品等,到晚清、民国时期,收藏品种类已与今天相差无几。
如今的收藏品门类庞杂、包罗万象,除前人瞩目的铜器、玉器、字画、书籍、陶瓷、文玩之外,又包含了在历史中衍生的其它物件,增添了商标、烟标、酒瓶、家具、邮票、火花、钢笔、化石、钟表、名酒、钱币、扑克、照片、打火机、核雕、首饰、刺绣、奇石、唱片、报纸、杂志、玩具、民俗用品等等,分化为古玩艺术品、仿古艺术品和现代艺术收藏品几大类,共同构成了当代丰富绚烂的收藏世界。
收藏包含许多特定词汇,如古物、古玩、骨董、古董、古器、文物等,都寓意为积淀着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的承载物。收藏品在清乾隆以前多称之为骨董或古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言“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之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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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收藏无缘大众 皇室与文人是主体
在清代以前,收藏一直是上层社会的小众行为。收藏需建立在怡情悦性的基础之上,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包括对收藏品的断代、辨伪等等,都要求具备历史知识及器物常识,古时的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皆与收藏无缘。
综观整个收藏史,历代主流收藏者首推皇室。封建王权阶层以其无可匹敌的征纳力度,广收民间奇珍,充实皇家宫室禁苑,收藏了流传于世的最顶级艺术品。
皇室之外,收藏的另一重要群体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自宋代“崇文抑武”,以“士大夫治天下”,文人尽得时代之幸,具有较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们在现实需求之外,衍生出对古代器物收藏与鉴赏的情趣,寓意于物,作为精神寄托。
宋代收藏家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与皇家收藏不同的是,古代文人阶层更受限于诸多因素,不可能对珍奇之物广而求之,他们的收藏范围相对较窄,在稀有的古铜器、玉器之外,收藏法书碑帖及书籍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常见、最普遍的行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炙手可热的一股民间潮流,日益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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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群起铸金石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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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研究在国内鼎盛一时,潍坊涌现出众多金石巨匠,在晚清时期形成潍坊金石收藏群体,他们以宏富的收藏成果、严谨的学术考证和丰富的着述享有极高的话语权,成为国内金石收藏相关领域的学术引领者。当时的潍坊一度成为闪耀华夏的金石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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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熔铸金石收藏之血脉
潍坊的金石收藏文化渊源深厚,金石学自宋代发端,又复兴于清代,期间曾在潍坊驻足的众多学者,如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苏轼、周亮工等,均在金石收藏方面有建树,熔铸了潍坊的金石收藏之血脉。
史上众多金石学者与潍坊有重要交集。金石学的开创者欧阳修、赵明诚均曾在潍坊境内居住。欧阳修于宋神宗熙宁三年来到青州,任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他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着作之一,他在《六一居士传》中自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于宋徽宗大观年间寓居青州,经十余年,二人携手游青山访古寺,阅古籍赏金石,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赵明诚在青州撰写了代表金石学发端的着作《金石录》,赵明诚去世后,由李清照陆续补订完成。
北宋文豪苏轼是宋代知名收藏家,嗜藏砚石,他于熙宁七年任知密州军州事,在诸城居官三年,留下众多诗词名篇。
明清之交的着名文人、金石学家、收藏家周亮工在潍坊境内两度为官,曾任潍县县令、青州海防道。周亮工诗书画印皆为时人叹服,精擅金石、印学,引领一时之风气。任青州海防道期间,他游历各地,拜访诸城李澄中、乐安(今广饶县)李焕章、寿光安致远、安丘张贞等知名文人,汇聚文士在青州讲学。周亮工才高学厚,注重奖掖后人,对潍坊境内金石、印学、收藏、诗词、文学、书画等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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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金石收藏家群体崛起
得益于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与出土器物汇集的地缘优势,自清代金石学复兴之后,潍坊成为孕育金石学者的摇篮。
潍坊从清中期直至民国初期,金石荟萃,学者云集,安丘有张贞、张在辛、赵录绩等,诸城有李璋煜、李仁煜、刘喜海、王锡棨、王绪祖、郑时、孟昭鸿等,潍县有陈介祺、高庆龄、高鸿裁、郭麐、王石经、宋书升等,青州有李文藻、段松苓、孙文楷、傅洪等。其中张贞、张在辛、李文藻、陈介祺、刘喜海、李璋煜、高庆龄、高鸿裁等人海内闻名。
张贞是周亮工的得意门生,他与其子张在辛、张在戊、张在乙等,集金石学、印学、碑学之大成,创立了安丘印派,成为能与浙派、皖派比肩于海内的重要印学流派,一扫此前北方印坛的荒芜,筑起山左印学的高峰。
李文藻是乾隆年间国内闻名的藏书家,他藏书成痴,在“竹西书屋”藏书数万卷,见到稀有书籍必“手自校雠”,订帙成册。他所着《琉璃厂书肆记》描绘了“收藏圣地”琉璃厂在乾隆年间的面貌,对琉璃厂书肆及人物刻画详尽,为后世留下了第一手史料。学者翁方纲盛赞李文藻“为学无所不赅,齐鲁间藏书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寇池北书库着录皆罕传,君慨然以裒辑为己任,曰所藏书目、曰所见书目、曰所闻书目,皆详其序例、卷次,志其刊钞”。
李璋煜曾在京城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鼎力于古文研究,倡导金石文化,影响并培育了众多金石学者。同邑王玮庆、王锡棨、王绪祖、王维朴祖孙四代家学深厚,致力于金石收藏,集藏丰富,名噪一时。
高庆龄、高鸿裁父子以古玺印及古砖瓦研究着称海内,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捃》为史上第一部地域性古印谱,对研究山东地区战国至汉魏官制、舆地、文字以及印信沿革有重要价值；高鸿裁以四十年之精力,集藏秦汉砖瓦刻石,文字、纹饰类别繁复,蔚为大观,汇成《上陶室砖瓦文捃》,被学者王献唐誉为国内古砖瓦收藏研究第一人。
陈介祺与刘喜海皆治学严谨,富藏精鉴,令后人难望其项背。他们在金石收藏、史学、古文字、书法、印学等诸方面的理念、认识及观点,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直至今日仍指导着后世学人。
王石经、郑时、孟昭鸿在金石研究之外均精研篆刻,学有专长,也是晚清及民国时期的着名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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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金石文化兴盛 业内学者交流广泛
潍坊金石学者与国内众多学者互为文字交。陈介祺年少即能释读古文字,被阮元赞为“天机清妙”。《十钟山房印举》自序言:“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在都见叶东卿(志诜)世兄所藏,与李方赤(璋煜)外舅所有,吴子苾(式芬)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者,二十年遂好日笃。”吴大澂与陈介祺一生未谋面,却书信往来频繁,互为知己。
《清代学人列传》载,王懿荣“笃好金石文字,得诸城刘氏旧藏,故收蓄颇富。与潍县陈编修介祺商订古文,书疏往还不绝”。吴式芬、许瀚、何绍基曾共同为陈介祺审定《簠斋印集》,吴式芬卒后,陈介祺将自己所藏封泥汇入吴氏遗稿《汉封泥考》,定名《封泥考略》并助其付梓刊行。
刘喜海、陈介祺与戴熙、吴式芬、李佐贤、吕尧仙等结为金石之盟,各家所藏古钱均拓印互赠,久而汇成详实的金石资料,李佐贤据此编成《古泉汇》六十四卷。李璋煜、许瀚、陈介祺、刘喜海、何绍基、吴式芬等曾共助书法家翟云升所撰《隶篇》成书,传为文坛佳话。刘喜海与古泉学家鲍康、戴熙为友,多次将所得古钱及拓本寄赠,对二人的古泉学研究深有影响。刘氏与鲍康为三世之交,情谊深厚,对其帮助尤多。潘祖荫与陈介祺、刘喜海皆有深交,与陈家为世交,曾与王懿荣、宋书升为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捃》作序。王石经治印被潘氏推为“天下第一”,所着《甄古斋印谱》收录了他为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盛昱等人所制的印章,并由吴大澂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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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精于鉴古传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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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收藏宏富,着述等身,是清代金石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他在藏古、鉴古、传古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在鉴古方面,他首倡的古陶文研究,对文字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传古方面,作为清代金石学界的“拓印圣手”,陈氏复活了“蝉翼拓”,并使“全形拓”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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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文研究第一人 释读断代多数准确
古陶文是刻画、模印在古代陶器上的图文,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后密集见于战国及秦汉陶器上。古陶文对考证汉字的产生、演变有突出意义。因陶器粗陋,出土时大多残破,古人不甚重视,因而清代以前极少有人涉足陶文研究。陈介祺首倡古陶文研究,带动了古陶文收藏考释之风。
据统计,陈介祺藏有带陶文的完整古陶器70余种,另有陶文残器近5000片,据此汇成我国第一部古陶文研究稿本《簠斋论陶》。陈介祺在同治十一年(1872)得到第一件有文字的古陶,从而发现古陶文,当即欣喜若狂,《簠斋论陶》中说,“自余得三代古陶后,都中潘伯寅(祖荫)司寇、济东道李山农(宗岱)、东武王念亭(希祖,王锡棨长子)争收之”。
陈介祺拟制了齐东陶父、有周陶正之后、三代古陶轩、古陶主人等印鉴,足见其对古陶研究的痴迷。陈氏所藏陶器“以齐地为多,临淄为最,邹、滕次之,亦有关中出土者”,邹城、滕州隶属战国邾国治内,他在古物搜集中认识到,列国故城附近遗藏众多,即遣人赴齐国即墨、临淄等地搜购。每得古陶文,必拓印释读并作题记、断代,拓片分赠鲍康、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等。他提出“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对古陶文的来源及功用进行了考证,今天来看,他对多数陶文的释读及断代是准确的。他的论述对于后继者有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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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擅传拓 复活“蝉翼拓”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回到故里,闭门谢客,潜心研究金石。他的传拓技艺为国内众多学者所钦服。吴大澂认为,“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于长者(陈介祺)；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叶昌炽在《语石》中指出:“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刻石,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椎拓,但以棉包轻按,曲折坳垤,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褚德彝称赞陈氏“其捶拓款识,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陈氏所着《传古别录》中,详细记载了多种拓印技法,至今仍为学界所重视。
蝉翼拓,是用极薄的横纹纸与松烟墨,不和油蜡,以色泽青浅、淡如蝉翼的墨色体现原物形状,望之如云烟缥缈,又如淡云笼月,清晰而洁净。蝉翼拓法据传源于宋代,后逐渐失传。陈介祺多年与拓工一同实践,积累经验,成功复原了蝉翼拓。陈氏用极薄的绵纸,将捶拓用的布包棉花改用秕谷,以淡墨点拓,秕谷的尖端拓出星星点点的墨色,形成净透的效果,如蝉翼通透,毫发毕现,于墨色有无间显现机理,形成清净淡雅、神完气足的韵味。既可表现纤细如发的铜器款识及纤毫的雕工,又能呈现凹凸有致的层次感,逼真传神,在当时被誉为神来之笔。
陈介祺还创造了多种拓法的结合,在制作北魏曹望憘造像拓本时,他将人脸用蝉翼法拓出,使五官细节清晰可辨,服饰、车马部分则用浓重的乌金拓,产生多重层次的效果,拓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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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借鉴 完善“全形拓”
清代以前,拓法皆为平面拓,无法表现器物的立体结构。嘉道年间,浙江嘉兴人马起凤首创全形拓法,用以捶拓三代彝器。全形拓也称为立体拓,以类似几何造型的方法,在纸上复合表现器物的整体形态,近似于把原貌转移到纸上。因当时国人不解西方立体构造之法,此法常造成比例失真。嘉兴人释六舟(达受和尚)也曾实践全形拓,他的拓法虽相对成熟,但器物细节仍有粗糙之处。直到陈介祺将全形拓法加以改进,使其趋于完善。
陈介祺所处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渗入国门,对他影响很大。他接触到全形拓法后,经过与拓工的摸索,首先参考西洋透视法“画影得形”,以绘画法拟定较为准确的图稿。然后首创采用“分纸拓”法,依照图形,将铜器的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各部纹饰、铭文分别拓好,并以墨色的浓淡表现前后变化,最后用蘸水的笔划掉多余白纸,按较为严谨的图稿比例,将各部分拼在一起,形成全拓。
据潘祖荫《陈簠丈笔记附手札》,陈氏自言“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然后“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
陈氏的分纸拓法,以准确的图稿作参考,结合西洋透视法,并以墨色浓淡体现光影效果,不仅图像立体感大为增强,效果逼真,更使拓图比例符合实际,因而拓图赏心悦目、韵味十足,令时人叹为观止。
陈介祺对纸张和墨的使用也很严格,纸张为定制的洁白罗纹纸,质地薄细绵柔,用墨“不拘浓淡,以浓不浸入画里,淡而笔锋逼真为妙,全在视纸干湿之候及调墨轻重也。纸干则墨燥而粘,纸湿则墨走而模糊；以干湿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现为止”。陈介祺拓制了大量铜器、陶、玺、石刻等,他的毛公鼎拓片在当时已极难得,至今更为藏界所重。据记载,陈氏一生制拓多达万件,许多今已不传的器物仰赖陈氏传拓,得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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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海纠正鉴藏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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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域及观念局限,清代包括陕西在内的许多地方,古物鉴藏理念曾有不足之处,刘喜海纠正了许多收藏陋习,倡导了合理的古玩鉴赏标准。他还潜心于古钱币研究,成为卓越的古泉学家,他首倡的南宋铁钱研究为古泉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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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任上重视铭文 修正铜器鉴藏标准
关中一带自古出土器物众多,在道光年间众多仕宦、学者往来求购铜器、石刻、玺印等。在古铜器收藏方面,关中一带金石藏界曾存在错误理念:只以纹饰精美和造型完整者为贵。许多有铭文铜器因无花纹或纹饰简单而被轻视,部分有铭文款识的残破铜器被弃置。
刘喜海曾任甘肃巩秦阶道,又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任陕西延榆绥道。在陕甘时,他倡导古铜器收藏以带铭文者为贵,明晰铜器铭文对考证古文的重要价值,并对有铭文的铜器加价购买,无铭文者一件不收。于是“自燕庭宦秦,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由此完全改变了当地不合理的鉴藏标准。
由此一来,有铭文铜器得到广泛保护,然而受利益驱动,民间仿刻铭文却从此泛滥,自此陕西古物作伪之风愈演愈烈。鲍康提到,“从此古器几无完肤,虽寸许铜造像,亦必于背上补镌年月。有苏兆年、苏亿年兄弟,最善搜抉,重趼百舍,求之荒郊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张氏,精于镌刻,虽尊彝腹中深处,亦能以长削随方就圆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复使锈蚀,经年取出,巨眼亦不易辨矣,时人呼为‘张二铭’。”
苏氏兄弟为陕西古玩商,往来南北贩卖彝器,同时擅长伪刻工艺,私刻古诏版、度量器等出售。张姓匠人刻制的伪器数量更多于苏氏兄弟。鲍康曾与刘喜海谈及此事,“余谓燕庭曰:‘苏、张之害,流毒至今,丈实启之。’燕庭亦大笑。”故宫曾存有一件西周兽面纹盂,出土时无铭文,现有铭文53字,即为陕西作伪者仿照出土的春秋曾伯霓簠改刻,该铜器刻字后又经腐蚀,破坏了原氧化包浆,使外观观赏性大打折扣。直至今天,陕西的文物作伪产业仍规模庞大,其传统概源于此。这些衍生的事情,应该是刘喜海当年所不能料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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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古钱收藏 创中国古泉学
古钱收藏在南北朝时即有涉足者,古钱又称古泉。清代以前的古泉学“门庭冷落”,研究范围相对较窄。清代中期以后,古泉研究逐渐深入,诸多金石学者致力其中,使古泉学逐步走向成熟。刘喜海以丰富的钱币收藏阅历、相关研究专着,以及对宋代铁钱的拓荒式研究,成为我国现代古泉学的重要奠基人。
据《刘喜海年谱》,他在弱冠时已涉足古钱币收藏,且陆续买到不少罕见古钱。后来做地方官期间搜求古钱币近乎痴迷,翁树培《古泉汇考》(经刘喜海补编、批校)记载了刘喜海多次获得珍稀古钱的经历:“己亥八月十四日,得此布(差布五百)于长安市上。”“道光己亥八月二十八日,喜海得是布(第布八百)于长安永和斋。”“道光己亥嘉平,又得(幼布三百)一品于长安苏姓。”“喜海于己亥秋日得一鎏金开元钱,甚精。”
刘喜海的钱币收藏上至战国,下到元明,并有周边国家的各类泉品,不仅有王莽六泉十布全套,还有得壹元宝、靖康通宝、建炎重宝、天策府宝、招纳信宝、大蜀通宝、孝建四铢、康定通宝等珍稀古钱,几乎包含了清代以往的珍稀古钱币品类中的大半。更有秦汉铸钱所用泉范等,皆为罕见之物,他的收藏成就让后世收藏者难以逾越。他甚至影响了当时的交易价格,据鲍康《观古阁泉说序》,“庚子试礼闱,不第,旋秦……是时,秦中出土古泉甚多……未几,燕庭观察兵备延榆,青园(刘师陆)丈出守保宁。二公时时道出长安,必淹留累月而后去,大力搜括,闻风兴起者又从而附之,泉值日以昂十倍。”
据《古泉汇考》,围绕“鱼钱”的考证,刘喜海勘误道,“此即唐鱼符也。秦中不识,误以为鱼钱,芝山未及深考也。”针对齐刀币文字误读为“齐归化”,他又说道“此种原识原图疑均有舛误”。对于新发现的大蜀通宝,他考证道,“此泉见于《泉宝录钞》,附于蜀钱……其泉文字色泽与‘广政通宝’颇相似,蜀之有‘大蜀通宝’亦猷南唐之有‘大唐通宝’,而史失载耳”。他对邻国钱币也有精深的研究,“天感元宝一枚,其铜制、字体确是安南国所铸,且得于粤东,当是‘天感圣武’‘天感至宝’四字号,正举二字铸钱如宋太平兴国、大中祥符之铸太平祥符耳。惜无书可证,记此俟考”。
刘喜海之后,古泉学逐渐成长为独立学科,到民国时期得到迅猛发展,涌现出方若、张叔驯、丁福保、戴葆庭、罗伯昭、马定祥等钱币收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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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两宋铁钱 填补历史空白
刘喜海一生收藏古钱币4600余种,其中的南宋铁钱系列以往谱录未记载。南宋时期,因连年战争出现铜荒和钱荒,于是试行在四川使用铁钱,以邛州、嘉州等地为铸钱之所,并延续多年。南宋铁钱大小不一,文字种类繁多。因四川地域相对闭塞,清代以前几乎没有对于宋代铁钱的研究和着述。刘喜海在四川时得以收藏诸多宋代钱币,其中铁钱占大部。《古泉汇考》记载了他获得铁钱的诸多经历:“喜海于丙午春日,得景德大铁钱三枚,即张乖崖铸于嘉、邛二州者也。”“(端平元宝铁钱)十二种皆丙午春日得于西蜀。”“道光丙午,余秉臬三巴,得宋时铁钱数千,详加遴选,奇异之品,更仆难终。如嘉定之洪宝、真宝、全宝、新宝、至宝、崇宝、永宝、安宝、万宝、正宝、兴宝、珍宝；端平之惠伍东、定伍北；嘉泰、庆元之幕文,皆从来选钱家所未闻未见,即《永乐大典》中亦止载圣宋重宝、嘉定重宝二种。洵获古之快事,若使当日(翁)宜泉比部见之,必为我狂呼叫绝也。”他对古钱币新发现的兴奋之情溢于笔端。
宋代铁钱成为刘喜海钱币收藏中一个纷繁复杂的品类,他悉心研究,并详加考释,着述刊载,辑成《两宋铁泉拓册》《嘉荫簃铁泉拓册》等。刘喜海对于宋代铁钱的研究,为开历史先河之举,为钱币学界开拓了新的方向。
后鲍康在刘喜海的影响下,开始对铁钱深入研究,并终成一代古泉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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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文化催生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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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金石文化的兴盛,促进了本地民间文化的长足发展,并促成民间文化创意产品的生发,潍县红木嵌银工艺和铜印章即为金石文化的衍生品。其中的红木嵌银工艺已成为潍坊的一项特色产业和地域名片。潍县铜印章工艺发源于清末,留存至今的铜印章实物虽然年代并不久远,却已成为收藏市场的“热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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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首创木器嵌银 题材广泛美观实用
潍县红木嵌银工艺以硬木为基材,表面经过打磨后巧妙构图,通过细线雕刻,由嵌入的金银丝组成人物、鸟兽、花卉、书法、博古图等各类图案,外表饰以天然漆,加工成各类观赏或实用器具,华贵而古雅、精致而美观、坚固而耐用。自清代诞生以来,从最初的小型工艺品,发展到今天的大如屏风、橱柜、桌椅、床具,小如念珠、镇尺、笔架、手杖、碗筷、印盒等各类器具。
古时镶嵌工艺材质遍及金、银、铜、象牙、松石、宝石、贝壳等,镶嵌器物有铜礼器、铜镜、带钩、车马器、杯盘勺罐等。清道咸年间,潍县手工艺匠人姚学乾、田镕叡等人为陈介祺制作古物陈设及收藏所用木盒、支架、底座等,他们借鉴镶嵌工艺理念,首创在木器中嵌入金银丝。
据《潍县志稿》,姚学乾出身银匠,“游陈介祺之门,凡所蓄鼎彝古文及花纹,皆能摹勒。为潍邑嵌银之开山祖”。
田氏兄弟创新工艺 嵌银产品远销海外
姚学乾、田镕叡之后,姚氏徒弟、田镕叡之子田智缗将这一工艺不断创新提高,《潍县志稿》载,田智缗“嵌银丝器具极工……姚仿汉扣金银器最精”。
由于市场销售向好,潍县嵌银业逐步发展壮大。光绪年间,田智缗与其子田循宽在潍县东门里开设“扣雅斋”,其制品之精到,海内驰名。光绪十六年(1890),潍县人田皎叡(字晓山)、田昞叡(字菊畦)兄弟精通嵌银工艺,在济南后宰门街附近设立雅鉴斋,经营嵌银工艺品三十年。
田氏兄弟增加了翎毛花卉、山川人物等题材。传世所见田晓山的红木嵌银器构图文雅可鉴,以双勾法所作竹枝挺拔,花卉劲韧。田氏将金银丝巧妙结合,他的一件作品中,菊花花瓣、竹叶和小鸟改用金丝作勾线,映衬银色竹枝、山石、花草。
宣统元年(1909),潍县又有“协兴成”“永兴成”嵌银铺设立。民国元年(1912年),潍县乡贤、清末举人刘金第(字东侯)、刘金符等人开设“桐荫山馆”,并在济南、北京设分馆,对工艺又有所改进,并对品牌的开拓和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潍县嵌银业的黄金时期,店铺、作坊发展到20多家,并在北京、丹东、南京、上海、济南等地设立销售点。潍县本地有协兴成、永兴成、桐荫山馆、扣雅斋等9家门市,除文房用品外,开发了手杖、帽架、座屏、书箱、烟具等器物,远销海外。1915年,田昞叡兄弟嵌银作品“西湖十景”参加巴拿马博览会,获“最优奖”。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嵌银业渐衰,多数经营者停业。上世纪50年代,十几位老艺人组成“嵌银合作社”,1958年转为潍坊嵌银厂。改革开放后,产品种类和工艺得到发展。如今,潍县红木嵌银漆器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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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伦始创潍县铜印章 复活子母印流传至今
清末以后,民间流行铜铸印章。铜印分为字印一体铸成、铜铸印体后刻制印款两类。当时潍县所制铜印章多为青铜质,方形印台,直钮、桥钮或狮钮,径不足半寸,印文多见阳文,为整体铸造,印体虽小而轮廓分明,比例恰当,小巧精致。潍县铜印章系潍县铜艺匠人创制,以铜狮子印最着名。狮子作半卧状,狮背面及侧面鬃毛纹路清晰,口鼻眼耳皆有神韵。
据考证,潍县铜印章的创始人为胥伦,也是潍县仿古铜的创始人。胥伦为铸铜匠人出身,他通过观察古代铜器、印玺,经过创造构思,仿制出设计精巧,古意盎然的铜器、铜印。据《潍县志稿》《山东历史人物》及李葆恂的《归学盦笔记》记载,胥伦“少游陈介祺之门,尽见所藏三代彝器,遂精铁笔。陈氏有万印楼,秦朱、汉白充韧其中,魏、晋以下概斥去,不与摩挲赏玩。”于是胥伦得以“悟古人铸印之法,先以蜡为模,刻纽篆文,毫发无憾,然后以精铜写之,一铸而就。俟微冶,再以刀石刮磨,使铣泽莹润而印成矣”。
胥伦在长期摸索中复活了古时工艺复杂的“子母印”。子母印又称套印,是一种由两枚或多枚套合在一起的印章,套合时外观呈现一枚印章的状态,中间小印章取出各有印文,多为兽钮。子母印发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六朝。史载胥伦“非重值未肯一作,人以是恶其贪。”虽然胥伦“嗜金”,但其手艺为时人叹服。
胥伦晚年在陈介祺推荐下曾去北京铸印,铸铜印于是传到京津、河北一带。史载胥伦“晚挟技游京师,王懿荣为之延誉,盛昱亦激赏之,一时名士名印,皆出其手”。胥伦得以与翁大年、王石经齐名。
胥伦曾说:“印不难精工而难古雅,制纽尤难于制印也。”胥伦之后,其子胥伯元承继其业,“子母印”得以流传。潍县解放后,陈介祺家族后代捐赠给政府的收藏品中即有胥伯元所作套印。胥伯元将这项技艺传给外姓之人,民国时,潍县铜印已成俏销品。建国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将潍县铜印加以保护发展,使其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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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市场隐身破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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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以来,潍县商埠文化的兴盛,使得收藏之风在社会上层渐靡,后由于历史原因,收藏风气几度兴废,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扎根在潍坊大地。旧时的潍坊没有形成专业的收藏交易市场,改革开放后,伴随民间收藏活动走向火爆,我市逐渐形成专业而开放的民间收藏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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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有古玩交易 战乱年代价格便宜
原潍坊市文物商店退休干部谭庆贻回忆,建国前潍坊没有专门的古玩市场,但有从业者和交易行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地较为知名的古玩经营者有郭星五、台继五、刘品三等,潍县解放前后,又有陈荣铨、郭景仁等间或从事古玩生意。
建国前古玩业者大多在家中经营,交易仅限于熟人之间,买家大多是本地富商,收藏的范围涉及瓷器、玉器、铜器、字画、清代官员衣帽服装等。民国时期在本地受关注的收藏品主要是高档瓷器、古旧名人字画、珠宝玉器、硬木家具,以及文玩精品、竹木牙角雕、多宝阁等杂项。
据潍县相关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潍县大集在通济门外向南有不成规模的古董摊位。棋盘街一带有“老婆市”,上世纪30年代前后,“老婆市”成为“破烂市”,间杂古董买卖。某些趋于破落的旧仕宦家庭被迫变卖家当,因顾及体面,由家中老年妇女出面售卖。日本全面侵华后,民生日益艰难,破烂市规模日益扩大,后来潍县大集的南沙滩广场也成为破烂市。
市建设局离休干部陈瑞曾回忆,潍县解放前后,沙滩大集破烂市规模空前庞大,古玩几乎无人问津。潍县解放之后,沙滩大集鸳鸯岭附近,有“地主”身份的家庭女眷售卖衣物、家具、字画、瓷器等。他曾在大集见到古时的《张黑女墓志铭》拓片、古陶瓷器以及明清文人书画作品,当时的古玩价格极便宜。
谭庆贻回忆,“文革”前后,民间古玩收藏品交易完全停滞。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位于白浪河小石桥附近的潍坊大集旧货市场重现繁荣,其间出现古玩交易。本市收藏爱好者邱大军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小石桥北面坝崖一带开设古玩店,那时经营古玩属于“半地下”状态,他的月收入可达几百元。那时参与个人收藏的多为国家干部,市内文化系统参与者较多,单件成交超过百元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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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收藏品市场形成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潍坊大集北迁至白浪河北宫桥西侧的河沿一带,向北延伸至现卧龙街白浪河桥附近,在干涸的河道中交易。南面靠近北宫桥头附近,民间自发形成破烂市,这里售卖旧货,其中夹杂少数摊位兼卖古玩。后来北宫桥头附近形成了一些固定古玩摊位并持续多年。据古玩商家解先生回忆,当时古玩价格相对便宜,如康熙官窑青花罐价格不过百元,郭味蕖的扇面要价仅几十元。同时期,十笏园附近出现了几家古玩店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收藏队伍逐渐庞大,这时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出现囤积炒作邮币卡类收藏品的“炒家”,伴随着邮币卡在90年代中期炒作火爆,我市有跟风炒作批量收藏品的商贩,往来于京津沪与潍坊,倒卖收藏品。
1990年前后,奎文门对面白浪河西岸向南,有沿河公园名为“芳菲园”,被辟为花鸟鱼虫市场,芳菲园北侧靠近桥头一带,成为我市最大的古玩收藏品市场。几年后芳菲园改造,花鸟虫鱼市场迁入民生街白浪河桥西侧路南的原“同心园”,在同心园西北角围墙内形成了新的古玩收藏品市场。同心园拆除后,市场一度搬迁到广丰家具城以西的信丰古玩市场。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家文博事业管理政策逐步放开,民间古玩交易活动持续火热,我市逐步建设了一批专业、公开的集藏品市场。在福寿街虞河桥东侧以北、广丰家具城以西建成店面与地摊同步存在的古玩市场。我市部分县市区也形成了专业的收藏品市场。
后来,我市陆续建起几大古玩交易市场,仅城区内已有齐鲁古玩城、广丰古玩市场、虞河古玩城、十笏园文化市场等,其中齐鲁古玩城和十笏园文化市场逢周日集日也有地摊交易。青州、高密、临朐、诸城等各县市区也建成规模不一的专业收藏品市场,仅青州市内已有多处大型古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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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货郎推动民间收藏走向火爆
晚清时期金石收藏热潮中,潍坊藏家广搜博求,即诞生了一批古玩商贩。活跃于潍坊的古董商有陕西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潍县人赵允中、范春清、孙海平、高文瀚、杜锡九,临淄马庆灏等人,他们奔波各地,搜罗古玩,坐地起价,货卖识家,赢取厚利。陈介祺所藏毛公鼎即购自苏亿年。潍县古董商们常年为陈介祺收购古玺、封泥等。光绪年间临淄一带大量出土古玺,因无人辨识被当作废物,熔炼为铜打造器物。马庆灏遍走各铜庄,在废铜堆中捡出古玺,每次可购得数十百钮,大多高价卖给了陈介祺。范维清赴河南收购古玩,在安阳偶然发现新出土的带有文字的甲骨,购买几十片带到京师,被王懿荣发现,促成甲骨文的重现天下,轰动金石学界。古玩商贩的收购行为,使众多流散古玩得以汇集,助推了金石收藏活动的繁荣,也最大限度保护了民间流散文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市出现建国后第一批古玩货郎,走街串巷收购古玩,转手获利。这时国内收藏活动开始萌芽,众多在民间沉睡了几十年的古玩,被集中发现、收购、集藏。古玩货郎常年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一次行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据上世纪80年代初经营古玩的王先生介绍,那时潍坊城区周围,古玩商贩有几十人,他们利用工余时间收购古玩玉器,乘火车到青岛文物商店出售,除去路费,每次有30多元利润,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最早的古玩货郎曾查阅地方志书,到明清文人家乡搜购,后来发展到走遍潍坊各村乡,“拉网式”收购。上世纪90年代,农村也出现众多收购者,原昌邑双台镇、安丘黄旗堡镇曾经出现古玩货郎“专业村”,多数村民参与古玩买卖。当时民众的生活还不富裕,低廉的花费可以买到有价值的物件。那时的潍坊一度成为国内重要的古玩集散地,北京、天津、广州的古玩商纷至沓来,竞相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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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文物店开张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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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由国家创办成立的文物商店,是我市古玩收购及经营活动的主体,潍坊文物店的前身来自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在多年工作中收购到众多珍贵文物,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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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 收购文物层层递交
建国后,民间古玩收藏和研究交流活动接近停滞状态,在很长时间里,古玩收购和经营职能归于官方的文物商店。据谭庆贻介绍,建国后我市文物收购部门成立时间较晚,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即潍坊市文物店的前身。
建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昌潍地区在益都县率先试点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础上,于1956年针对全地区的民族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同年推行公私合营政策,众多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紧接着,昌潍地区响应国家号召,从1958年7月开始大炼钢铁运动,4个月后的1958年年底结束。那时新设立了隶属于昌潍地区采购站的五金废品收购部,由于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有关部门认识到了一部分古物的价值,以及从满足一部分群众有出售古物的需求出发,由地区有关领导倡议,在1958年下半年成立了归属于土产杂品公司的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其主要业务是收购古玩瓷器、玉器、珠宝、各类杂项等。另外负责从本地区民间收购文物后,区分门类,再层层向上递交,最终交售给北京土产首饰品公司。当时本地部门内提出的口号是“死宝变活宝,多出口创汇,支援国家建设”。
新设立的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当时并没有挂牌经营,工作地点只有一间狭小的平房,设在老潍县城里(今潍城区)大十字口一带,在后来的几年内,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古玩收购门市部,这即是潍坊市文物店的前身。据谭庆贻回忆,我市在建国前从事古玩生意的郭星五先生,曾在胶济铁路沿线经营古玩,有丰富的古玩鉴定知识,眼力很好,能鉴别各类古玩,并对古玩实际价值有较高的把握能力,尤其精通珠宝玉器和狐皮、貂皮、獭皮等皮货的鉴别。经上级批准,郭星五被聘请为该门市部顾问,谭庆贻担任会计及店员。
当时的收购门市部内只有一个临街的窗户,店里把一些珠宝玉器悬挂在玻璃窗内侧,路人透过玻璃便可以看到。机缘巧合,当时有一位地区领导骑自行车路过门市部,由于他对古玩收购工作有一定的认识,认为门市部场地太小,古玩工艺品成堆摆放也不安全,于是经过广泛协调,令地区土产公司腾出一部分房间,将收购门市部进行搬迁,地址是当时的城里大街(现东风西街)位于曹家巷以西路南的手工业管理局平房。搬迁后,店面变得相对宽敞,可以将字画上墙悬挂,瓷器也可以摆到架子上。各类古玩杂项包括字画、家具得以布置有序,美观且安全。1960年,收购门市部重新搬迁到原东关大街(现东风东街)中医院附近的原潍坊百货店门市部,即现东风东街泰华城以东路南的安丘巷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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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文物店挂牌成立 从事鉴定收购经营
1961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文物商店,同年,在烟台市召开了全省文化会议,副省长余修出席,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文物店,国家成立文物总店,并在我省部分地市成立文物店,其中设立省文物总店。会议决定在济南、青岛、潍坊、烟台分别设立地级文物店。初期先成立三家文物商店,分别是青岛店、烟台店和位于济南西门里大街由文物出口门市部改名的济南文物店。
当时的青岛店规模和影响较大,青岛本地市民可以去直接售卖,省内各地的古物持有者也可以去青岛店内销售。接下来的几年,曲阜、淄博、泰安等地也都成立了文物店。
1962年3月,昌潍地区正式批准设立文物商店,即在原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的基础上挂牌成立昌潍地区文物商店,成为从事文物鉴定及收购、经营的专业机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潍坊文物店又搬迁到邻近潍坊火车站的健康街以北、和平路西侧的开发公司招待所楼上。今年,因经营原因,潍坊文物店撤销,人员合并到十笏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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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文物店收获颇丰 收购文物级别价值高
据谭庆贻回忆,珠宝玉器门市部收购的古物几乎包含了古玩的所有门类。当时的政策是,清乾隆年间以前的古物一律保留,乾隆以后的古物,选择部分精品保留,非精品对外销售。由门市部仔细甄别挑选,达到国家文物级别的,选交上级文博部门包括昌潍地区及山东省博物馆。不够文物级别的,包括民国仿前朝的瓷器、各类老旧工艺品杂项等,通过国家进出口公司销售到国外,换取外汇。
潍坊珠宝玉器收购门市部主要收购高档瓷器、字画、珠宝、玉石、杂项、硬木家具等。初期收购方式为等市民送货上门,估价成交,后来也组织到县市区及农村收购古物,从1958年开始,就收到众多优质文物,第一年利润即有2万元。留存的文物有清代“四王”、元代倪瓒等名人的书画作品。雕工精美的明清犀角杯、玉山子等在那时比较常见。古玩珠宝之外,门市部还兼收各类名贵中药,有沉香、珍珠、奇南香、犀角、羚羊角、鹿茸、麝香、牛黄等,还包括刺绣、漆器、紫砂壶等民间工艺品。那时古玩成交价格很低,一件30厘米高的白玉赏瓶,价格只有200元。
“文革”开始后,藏有众多古物的潍坊文物店成为众矢之的,工作陷于停顿。当时的文物店有关负责人担心文物被损毁,迅速将店内文物藏匿到位于现潍城区城隍庙内的一间库房内,将文物店清空,并重新放置了桌椅、报架,功能改为阅览室,对外声称文物已销毁,让“造反派”们扑了空。“造反派”们愤然将“潍坊文物店”牌子摘下来,又将文字向内翻过来挂上,写上了“砸烂旧世界”几个大字。“文革”结束后,潍坊文物店恢复营业。
潍坊文物店多年来曾收购到众多级别、价值较高的文物,比省内其他地市文物店工作成绩显着,因而在全省文博系统有较高的地位。文物店的主要职责是收购民间文物,加强文物管理,防止文物流失。1981年前后,我省某出口公司私自把达到级别的文物当作普通工艺品出口,被发现后,从青岛海关查抄了整整一个仓库的出口文物,这些文物后来由省内几个文物店分配,潍坊文物店被分配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多。
本期图片由谭真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