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方面对日进行抵制
日本帝国主义威逼利诱,“二十一条”交涉终告失败。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国人共愤,袁世凯窝囊之极。国内一些大城市持续抵制日货,胶济沿线大部分城镇虽没有爆发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浪潮,但对日商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
拒绝日军租地 停止粮食供货
北洋政府“二十一条”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出,举国大哗,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抵制日货,全国掀起反日浪潮。
袁世凯担心因外交失败引发局势动荡,坏了他的好事——穿龙袍,坐龙椅,当皇帝,遂于1915年5月14日颁发密谕,告诫百官,忍辱负重,努力图强。不久,教育界将5月9日确定为国耻纪念日。
据驻坊子日军第八旅团司令部调查,胶济铁路沿线一带形势平稳,惟济南城出现排斥日货之声；驻潍县第四十联队第二大队长高田报告,潍县城出现少许排斥日货的声音,但大体上处于“静稳状态”。
5月26日,北洋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一方面告诫官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一方面希望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
“讲信修睦”,即不要惹出麻烦,以免日、德、英、美等列强翻脸,影响袁世凯称帝美梦的顺利实现。但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地方军政官员“不顾大局”,对列强侵犯中国权益的行为进行抵制。
前面提到,日军侵驻各地,限于场地狭小,无法进行射击训练。5月中旬,高田拟定潍县射击场的构筑方案,得到日军第八旅团司令部批准。6月初,高田开始在潍县车站占据区附近租借土地。他们威逼利诱,“做通”地主及社长的工作,然后向潍县知事张汝钧交涉。
张汝钧收到高田的函件,一口回绝。高田无奈向第四十联队长田边桂太郎报告,因“知事顽执”,租借土地之事未获允许。
此事上报到第八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宇宿行辅指令田边桂太郎,与日军驻济南武官贵志弥次郎中佐联系,让他就坊子、潍县两处射击场用地情况一并向山东都督靳云鹏交涉。靳云鹏对日妥协,两处射击场用地批准一处,日方却仍不满足。
6月6日,潍县知事张汝钧下发通令,对一租给日本商人房屋的房主及中间人实行各拘留一日的处罚。
据高田报告,日驻潍县部队的粮食及副食品一部分运自日本国内,一部分由潍县商会负责筹集。此时,潍县商会要求将以前账目结清后,不再经办此项业务。但据调查,潍县商会依然开展商业经营。显然,商会是有意为之。
禁吸日本香烟 限制日商租房
坐镇潍县的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也对日采取了限制措施。
6月10日,日军密探侦得,张树元6月9日召集团长、营长开会,要求全体官兵支持潍县公署禁止日本人在城厢居住的举措。但是,各将士若在街头与日本官兵相遇,不管对方如何,须首先行军礼致意。
平日里,两国官兵相遇均相互敬礼,或日方先敬,中方还礼；或中方先敬,日方还礼。双方内心虽都有戒备,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互留面子。据日方称,在中日交涉紧迫之时,日军官兵对敬礼、还礼之事有所“疏漏”。
这一政策可谓“外松内紧”——不管日方态度如何,交往中以礼相待,暗中采取抵制措施。
张树元下达口头命令,第五师官兵如果购买、吸用日本牌子的香烟,发现一次,罚大洋10元。
很快,位于潍县车站附近的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潍县支店经营陷入困境,老板松本时应一时叫苦不迭。
官兵禁止吸日本烟,当地居民拒买日本烟,潍县城厢的大小商家,再不敢从松本时应这里进货。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海外最大的烟草公司,成立于1906年,最初经营朝鲜半岛、中国东北等地烟叶,后在一些地方设厂制造卷烟,向中国内地逐渐扩张。随着日军的入侵,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胶济沿线各城市设点开店。
对日本商人租住城厢民房一事,潍县知事张汝钧一直抓住不放。
日本人望月幸三郎在县城南门外开一饮食店,租用刘某房屋。6月13日,县公署将刘某传去,刘某答应三两日内办妥。租期满后,望月幸三郎并未退租,县公署将刘某传去拘留。几名保人前往作保,宽限三日。到6月19日,刘某再次被拘留。
6月18日,张汝钧拟写告示,在潍县城内外广为贴布。
告示援引《外交部咨送约章成案摘要》所载“洋商只准在通商口岸贸易,内地各处并非通商口岸,均议定不得设立行栈”等约章,指明“中外商民自应遵守”此约,而“潍县本属内地,城关各乡各处自不得租赁洋商开设店铺,致背约章”,要求“商民房主人等,一体知悉,应即遵章办理,不得违背,致干咎戾”。虽然告示称为“洋商”,其实指向十分明显,针对的就是日本人。
双方高层交涉 中方难以招架
潍县禁止日商在内地租房居住、经商,日本人在潍县乃至济南交涉不成,便逐级上报,最终官司打到了北京。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是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进行“抗议”；然后于6月25日派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前往外交部当面交涉。
接待小幡酉吉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两人交锋激烈。
小幡酉吉称,接到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训令,认为中国地方官此举显系排日之意。小幡酉吉提出,日本政府准备派遣军队,对日商进行保护,所以请中国外交部即发训令,责成地方官取消前项命令。他还引用加藤高明的训令相威胁:“中国地方官如藉口执行条约,则取消行军区之事无从考量。”
曹汝霖回道,潍县虽定为商埠,但开埠手续并未实行,所以不能由外国人在此任意居住；地方官不准当地人租赁房屋给日本人是按约办理,本部不便发训令要求地方官取消此“按约办理之举”。
小幡酉吉追问:那么贵部不答应发训令,取消地方官的命令吗?
曹汝霖认为,取消行军区问题与此问题毫无关涉。对日方欲以兵力实行保护之言,曹汝霖反问道:如果本国政府执行条约,贵国政府即发兵进入内地,那么中国人民会怎么看?这不是导致两国人民感情之恶愈演愈烈吗。贵国政府时常讲亲善,此等之举,所谓两国亲善者何在?
曹汝霖费尽口舌,说了两三分钟,小幡酉吉还是那句话:不肯发此项训令吗?
曹汝霖见对方如此油盐难进,不可理喻,无奈道:容我与陆征祥总长商议。但据本次长分析,外交部不便发此训令。
小幡酉吉转而逼问:黄县等处尚未开放,外国居住者不在少数,为何要限制日本人?
曹汝霖答:黄县等处有无外国人居住,没有得报告。但在潍县,如果有其他外国人居住经商,即允许日本人照此办理。曹汝霖提出,可以先让潍县日商迁到济南商埠,中国政府将筹备潍县开埠。
小幡酉吉不听此言,仍然要求训令地方官取消限制,同时筹备潍县开埠。曹汝霖只好再次搬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来应付:“容与总长商议,再行奉复。”
小幡酉吉紧追不舍:“何日见复?”曹汝霖回道:“与总长商议后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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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突袭铁路受损
雨季来临,益都、昌乐、潍县、高密等地再次遭受洪涝灾害。据日方资料记载,胶济铁路不少桥梁受损,驻各地日军房舍遭害,电杆倾倒,电线折断。关于这场水灾,中方资料难以查找,但据此推断,铁路沿线地区居民受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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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河引桥被毁 建桥材料冲走
在胶济铁路沿线地区,1914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带来的沉痛创伤尚未弥平,一场暴风雨复又来袭。
7月25日至29日,连续数天,风雨交加,淹禾冲田,摧木折树,毁房浸屋。民国《寿光县志》载:“夏六月,风雨暴作,禾偃木拔,弥水溢。”
史载,从7月25日起雨水就一直不断,26日晚雨水增大；27日早上6时,潍河河水开始上涨,到正午时,河水涨高3米多,午后又涨1米。
上年夏秋,胶济铁路潍河大桥曾因战事与洪水损毁。日军占领后,在潍河大桥附近临时架设木桥,乘坐胶济列车的旅客到达潍河附近后,下车徒步过河,再换乘潍河对岸停靠的列车继续前行。
此后,日军开始设计建设潍河新桥。到1914年6月18日,潍河新桥引桥建成；主桥桥墩6月30日完工,桥梁架设于7月上旬基本完工,虽已具备通车条件,尚余部分附属工程。洪水突然袭来,临时架设的木桥被冲得无影无踪,刚刚建成的新桥也面临危险。
日本山东铁道管理部守桥人员发现,汹涌的河水不断冲击潍河新桥引桥的桥墩。潍河西侧一面,水势稍缓；东侧一面,洪流湍急。东侧引桥桥墩经不住巨洪撞击,出现下陷。到晚上8时左右,东段引桥上铁梁出现弯曲。晚10时许,东段引桥离岸40米处,一段桥梁被冲入水中。
1915年6月29日下午5时许,河水再次暴涨,潍河新桥西侧引桥也发生危险,铁梁大部分被冲走。2个小时后,河水又涨高数尺,西侧引桥桥梁剩余部分全部冲毁。
潍河临时木桥被毁后,日军待水势稍缓,开始架设木制浮桥。7月28日下午2时许架设完成,之后河水再涨,浮桥又被冲毁。
7月28日夜,暴雨不断。日军估计河水还要上涨,岸边的建筑材料恐怕难保,遂增派12名士兵,于29日凌晨4时许赶往潍河岸边保护。他们赶到时,河水尚与材料存放地有一段距离。到早上6时,河水又有上涨,但还没有浸到材料存放地。
这一天上午一直是东北风,下午1时多突转为西北风,河水本来北泻,西北风逆向侧刮,将河水推向东岸。东岸存放的建筑材料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现场30多名日军及工程人员紧急抢救,但已来不及了,建筑材料悉数被洪水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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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线路受损 营房多数漏雨
这场水灾,潍河大桥受损最严重,胶济铁路沿线其他路段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据日方记载,7月26日,胶济铁路丹河大桥西侧堤坝被洪水冲毁,所幸没有伤及桥墩,列车运行无碍。
7月27日,胶济铁路线上警报频现:
青州车站与普通车站间的一段铁路,洪水没过轨道以上大半米,路基砂石流失严重,严重影响了列车运行。
芝兰庄车站以东400米处铁道路基、路轨被大水冲毁。下午2时多,从青岛西行的一辆火车行至此处,被迫停车。晚上9时多方修好通车。
丈岭车站与太保庄车站之间的小铁桥受损,一个桥墩被冲坏,山东铁道管理部马上派员抢修。
太保庄车站与岞山车站之间、潍河与黄旗堡车站之间的小铁桥,同样出现桥墩被毁情况。
7月29日,白浪河西岸铁路大桥桥墩附近堤坝坍塌,潍县西开列车停运。当天,山东铁道管理部组织人员抢修,第二天下午修竣,列车恢复通行。
这些天,胶济铁路沿线的通讯线路同样遭到损害。
7月27日,潍县车站与昌乐车站之间电话中断；高密至龙口间通讯线路多处电杆倒伏,直到30日方恢复通讯。
7月29日,潍县车站以西部分通讯线路,电杆被洪水浸泡,又遭暴风,倾倒若干,潍县以西通讯再次中断；坊子车站至高密车站之间,出现同样问题。
据日本青岛守备军电讯队报告,胶济铁路及高密至龙口通讯线路,除了电杆倾倒、电线刮断之外,漏电事故频发,其中以7月28日和29日两天最为严重。
胶济铁路日军守备部队的各处营房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在潍县车站附近的第四十联队第二大队本部,洗浴房倒塌；驻尧沟车站守备兵的住所漏顶,床上浸水。第二大队所属其他各车站,守备士兵房屋大多漏雨。
驻坊子等地的第四十联队第三大队报告,7月27日至29日三天暴风雨,多处营房漏雨。
驻高密的第四十联队第四大队报告,第十二中队营房坍塌,第十一中队营房部分被损；铁路沿线各处守备所,或多或少都有损坏；台子(在今刘家台子村附近)守备所雨水浸床,守备日兵转移到蔡家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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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河新桥出险 运煤列车坠河
8月初,潍河新桥基本修复,但尚未正式通车。青岛日本海军军舰需要煤炭,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令山东铁道管理部由坊子煤矿调运煤炭。
由坊子发出的运煤车,开始潍河新桥建成后的首途。由于7月连日大水冲击,铁桥桥墩松动,加之运煤列车过重,导致桥墩塌陷,铁轨弯曲,以致断裂,列车车头及后挂运煤货车20多节全部跌入潍河。据《申报》报道,“伤人若干,尚未探悉”。
之后,大谷喜久藏下令停止所有列车运行。山东铁道管理部派工务课长中村督率工兵队及雇工日夜赶修。
8月10日,潍河新桥修竣,验收后于第二天正式恢复通车。潍河新桥中断期间,往来旅客需在桥一侧下车,通过临时搭建的木桥,再登对岸的列车。恢复通车后,乘客“无须徒步下车,负箧上渡桥,绕越候车之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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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人被杀 疑为同行火并
11月21日,昌乐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日本商人被杀事件。
事发凌晨4时,被杀者名叫川口留治。据调查,川口留治身带洋钞2000多元,借住昌乐车站附近一乡民门房一间,准备收购制钱(官制铜钱),倒卖获利。
日军侵占胶济铁路后,大批日本人涌入内地,大肆收购中国制钱。他们或坐地倒卖,或组织运回日本,沿线地方官府试图查禁,但他们依仗日军保护,有恃无恐。
凌晨时万籁俱静,瘆人的叫喊声将邻居惊醒。《申报》记者采访得知,邻居“情知有异,急各开门察视,则该日人早已血流满地,倒卧而死。凶犯亦已不知去向,凶刀则抛在尸旁”。
邻居惊骇之下立即去找村里的地保,地保连忙报告昌乐知事黄鋆。黄鋆听闻大吃一惊,一面带人赶往现场,一面告知驻坊子的日本宪兵队。
中日两方会同勘验,发现川口留治心胸等处有刀伤三处,当是其披衣开门时被刺；遗留在现场的凶器为日本制尖头牛刀,“锋利雪亮,似非华人所有”。邻居也称,他听到叫门者操口音系日语无疑。川口留治所带洋钞均被抢去。初步判断,凶手为日本人。《申报》称,中日官员“正在各自分头侦查,搜集证据,以便交涉”。后情如何,再无报道。川口留治被杀,看来是自己人黑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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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匪欺压群众奋起抗争
日军侵占胶济铁路,沿线百姓惶惶不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政治腐败,地方政府治理乏术,官吏欺压百姓,鱼肉乡民,财主豪绅为富不仁,肆意盘剥,土匪、盗贼四起,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生活越来越不安宁。群众被逼无奈,自发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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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砸盐店事败 抗税斗争获胜
外寇入侵,政治腐败,官吏不治,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土匪盗贼四起,社会混乱,百姓遭殃。
在昌乐,岳国栋、刘苍山、杨吾吾、王洪雁、陈子诚等土匪各霸一方,到处抢劫民财,绑架、杀害无辜,无恶不作,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据《申报》报道,1915年春荒时节,益都县店子村一带,聚集贼匪五六十人,盘踞附近,任意抢掠,“被灾之户,已有数家”。后又窜至张店附近,随意扰害。《申报》记者担心,“如此蔓延,沿铁路一带居民,恐无安宁之日”。
官府压榨,奸商不仁,地主盘剥,民不聊生。群众被逼无奈,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民国初期,昌乐县内有营邱、都昌、鄌郚三处盐店。盐店老板利欲熏心,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群众怨怒难平。
3月下旬,马宋村村民刘兰号召乡亲,与邻县百姓联合起来,聚集数百人,准备打掉营邱盐店。正在筹谋之时,有人向昌乐县公署告密。
昌乐县知事黄鋆得报,立即派员,会同巡警连夜赶到马宋村,包围了刘兰家,将刘兰逮捕。刘兰的妻子也一并被押走。
刘兰夫妇被官府关押后,遭毒打凌辱,并残忍地将刘兰的左耳割掉,将刘兰妻子的鼻尖削去,“以为记号”。已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基层官府竟依然施此酷刑,令人震惊。
10月17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昌乐又爆发了一次抗捐斗争。
民国初期的税捐,除了地丁正税以外,还有附税、地丁附捐。各种杂税更是多如牛毛。民国《昌乐县续志》记载,当时的杂税有牲畜税、屠宰税、酒类税、牙杂税、牌照税、印花税、营业税、油业税等等。杂税附捐有牲畜屠宰捐、契纸捐、牙杂行捐、油业捐、城内屠户捐、五月会牛驴行捐、草行捐、鸡子行捐等等,不一而足。昌乐县公署又再加收捐税,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这天是一年一度的隋姑山山会。隋姑山在今昌乐县乔官镇内,相传为隋炀帝之妹隐居成仙处,山上建有隋姑庙,当时香火极盛。前来赶会的群众一呼百应,痛打了征收捐税的乡绅于洪君,以及前来督税的县公署官员。
县知事黄鋆惧怕民众的力量,只好作出让步,取消了加收的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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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匪惹起民愤 村民激其火并
这年夏天,在昌邑县上演了一场群众智斗官与匪的好戏。
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九,夏至的前一天,正是麦熟时节。昌邑县公署及警察所的11名署员、警员到西金台村办案,名义上是“捕匪”,实际是借机敲诈勒索。
金台分西金台、东金台两个村。官府所说的匪,即以关印、铁匠杭为首的一帮地头蛇。他们都是西金台村人,开始小偷小摸,后来发展成明夺明抢。成气候之后,关印、铁匠杭约束手下: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准在本村作案；要打富济贫,不准欺负鳏寡孤独、偷盗穷人的东西。
他们计划先抢东金台财主李桂芳,再抢后赶仙庄财主李严庆。可是,第一次赶到李桂芳家抢劫便遭失败。他们见财主家高墙大院,又有土炮抬枪,不敢再惹。众人又恢复分散作案,随意偷抢。后来,这些人与本村的一青年妇女混在一起,酒后竟将她在东金台的小丈夫杀掉。此事告到官府,因无确凿证据,不了了之。这帮地头蛇“名声”大震,远近皆惧。
对于民国以后的署员、警员等,当时民间还是习惯称为衙役。百姓去官府告状,衙役来查捕时,有人便与土匪串通,向其通风报信。衙役抓不到土匪,就向其近亲近邻敲诈几个酒钱,揣入腰包。最初,衙役中午到西金台村的广生店吃饭,饭钱记账,随后逼迫几个土匪的近邻近亲分摊。该村月来店老板李月来瞅出了门道,千方百计把衙役们拉到他这边,大酒大肉招待,从中获利更多。人们恨匪、恨官,也恨这些为虎作伥、借机大发不义之财的无良商人。
这次11个衙役来西金台,照旧有人向关印通报,他们早早躲到潍河边,衙役们则照旧来到广生店大吃大喝。人们愤恨之极,便想借关印他们之手惩罚这些衙役。有人赶到潍河边报信,说11个衙役只带了一支枪、几把刀,激关印等出手。
关印手下有人说,先到村里买些饼,吃饱了再干有劲。关印担心吃完饭后衙役就走了,领着一伙人赶到月来店,将月来店团团围住,高声喊杀。有的去撞响大庙里的钟,有的点起火扔向月来店。
店老板李月来见店外有人围来,早悄悄溜了出来。正喝酒捞肉的衙役们被这阵势吓傻了,他们开了几枪,便躲到桌子底下。结果,10个衙役被擒,只有一个不喝酒的出店幸免。
李月来见势不好,跑往昌邑县城报案。关印等将抓到的10个衙役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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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被劝逃匿 官兵未敢报复
事后,10个衙役的尸体咋处理成了难题。关印手下有的说拉到潍河滩里喂鳖,有的说干脆一烧了事。于是有人到村里一家杂货铺提来火油桶,堆上木柴烧掉。
午后,关印命手下撞钟,传呼全村人在家庙里聚齐,有人的去人,不去的出枪出钱。关印安排一批人蹲守潍河河崖,准备迎击县城来的官兵；一批人到后赶仙庄,让财主李严庆捐枪捐款。
逃走的那名衙役赶回县城,报告了知事张尔文。县城没有驻军,也无地方民团,张尔文手中无兵可派,只好向驻潍县城的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求援。
整个下午,西金台村平安无事。傍晚,潍河边准备阻击官军的人撤了回来；去后赶仙庄筹款要枪的,只扛回几杆抬枪、土炮,李严庆一分钱没出。
西金台村为明洪武二年(1369)李姓从四川迁来立村,李姓为第一大姓。事发第二天,即6月22日,关印把李氏家族的族长李致彤请到家庙里,商量如何对付官兵。
李致彤认为,凭关印他们的实力,难以与官军对抗,提议他们赶快躲逃,愿走的凑给路费,家里的事情由自己应付；不愿走的从村里除掉名字,敷衍官府。
一部分人坚持要打,李致彤便谎称有人从北乡来,亲眼看到县城来了成百上千官兵。闻听此言,关印他们才达成一致意见,与李致彤商定30多个“匪徒”的清册,以应付官府。随后,关印他们从村南逃走。
这天,张树元将情况报告山东都督靳云鹏。6月23日一大早,张树元所派兵队赶到西金台村。据说,张尔文向张树元报称,事件是因衙役激起民愤引起的,金台还是好人多。他请求张树元只抓匪首,协从不问；不要伤害百姓,千万不要再激成民变事件。张树元答应了张尔文的请求。
上面有了指示,官兵没有实施村民所担心的报复行为。由于李月来诬告李氏族长李致彤是领头闹事者,官兵抄了李致彤的家,逮捕了李氏父子。
李致彤被带到昌邑县城后,张尔文一经询问,就判定他不是匪魁祸首。张尔文责问李致彤,身为族长为何坐视不救?李致彤回答说,自己一个老百姓,无权无兵,但村中出了这事,深知有罪,恳请知事大人理解西金台村百姓的难处。接着,李致彤交出30多名匪徒的清册。张尔文允许李致彤保释回家。对李月来的诬告,张尔文也没再深究。
此后,这一带匪患被除,官吏下乡骚扰勒索之事也一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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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义协团鲁山举义旗
在官与匪的压迫下,诸城县一批农民忍无可忍,毅然揭竿起义,占山为王,携起手来自保家园。他们响亮地提出“铲除匪霸,安民保家,打倒土豪,废租减息”的口号,坚持斗争半年多。但是,由于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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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村民聚集 捣毁土匪巢穴
在诸城东境的青云村,有一座青云寺。青云寺盘踞着一伙30人的土匪,匪首为安茂贵。青云村北10里左右的林家村,驻有北洋陆军第五师第十八团的一个连。
安茂贵与第十八团驻军暗中串通,受其庇护。有了靠山,这些土匪有恃无恐,在附近十几个村庄抢粮劫财,绑票勒赎,老百姓恨之入骨。
青云村西偏南不到十里,是西树山村。西树山村百姓屡屡遭匪祸害,一些村民吓得白天都不敢下地干活。土匪就在第十八团驻军眼皮子底下逞凶,当地群众已经对官方失去了信任。西树山村村民管延钖发起倡议,附近村庄数百村民响应,准备捣毁这处为害百姓的匪巢。
1915年三四月份的一天夜里,管延钖率领数百人的队伍,手持大刀、长矛、土枪,以及铁锨、铁叉、铁镢等农具,悄悄包围了青云寺大庙。
面对突然袭击,土匪毫无防备。安茂贵等被浩大的阵势吓住了,趁夜色仓皇奔逃。最终7名土匪被活捉,安茂贵趁乱侥幸逃脱。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大庙,捣毁了匪巢。接着,管延钖带领群众赶到安茂贵的老家——离此不远的胶州(今胶南市)花沟村,将安茂贵家的财产分给了穷苦百姓。
安茂贵从青云寺逃走后,直接到了诸城县城,躲进县公署。不久,第五师第十八团将安茂贵招纳,派他到辛兴村一带招兵买马,随军驻防此地。
安茂贵因“招兵有功”,摇身一变成了第十八团的一个副连长。这年5月,安茂贵带兵换防,与一个叫辛启元的连长驻守林家村。披上了“官服”、有了纱帽翅的安茂贵,愈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不仅要群众送粮、交捐,而且逼迫他们经常“进贡”,送蒸猪蒸羊、鸡鸭鱼蛋,极尽搜刮之能事。
安茂贵与琅古尧村大地主丁士三等勾结,扩充势力,稳固阵脚,鱼肉乡民之行更甚。同时,他派人四处打探消息,寻觅管延钖行踪,伺机报复。
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三,端午节的前两天,安茂贵率兵偷袭西树山村,管延钖不幸遇害,参加行动的部分村民被抓捕。
管延钖带领群众捣毁匪巢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当年5岁的管士先从小就听父辈们讲述。80多年后,管士先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使管延钖等人的壮举为更多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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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押土豪丁氏 逼其削减地租
管延钖遇害后,当地群众并没有停止反抗,林家村村民管介三很快拉起了一支更有组织的队伍。
出身贫穷的管介三,很早参加了“双理”。清康熙年间,即墨人羊宰创办在理教,但其宗教特征并不浓厚。民国建立后,在理教宗教特征愈行淡化,更像一个民间公益组织；随着一些帮会首领的加入,在理教与帮会组织关系密切,其内部称在理教为“双理”。
身在“双理”,管介三结交的朋友日多,附近南灵治村的范德文、胶州燕窝村的伍座周与他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得悉安茂贵偷袭西树山村、杀害管延钖的消息,义愤填膺,决定联合起来,为管延钖报仇。
7月21日,农历六月初十,管介三与弟弟管德三及伍座周、范德文等,联系附近各村庄的百余名村民,汇聚鲁山,建立义协团。他们在山顶插上绣有“义协团”三个大字的杏黄旗,公开招兵聚义。
鲁山座落在诸城与胶州之间,海拔仅仅260多米,面积也不大,但沟壑纵横,地处偏僻,山前为齐长城,山上有太平天国时期修建的围墙以及娘娘庙、天王殿遗迹。他们采取宋江聚义梁山泊的办法,在鲁山上安营扎寨。众人公推管介三为首领,响亮提出“铲除匪霸,安民保家,打倒土豪,废租减息”的口号。
管介三与弟弟管德三等早就练就了一身武艺,义协团成员中舞枪弄棒的也有不少。管介三组织大伙一边练兵习武,一边整修工事。
他们将已经颓废的庙宇重新修葺,作为义协团的指挥部；将原来的石围墙加高加固,四周修上大门,墙外挖掘壕沟,作为山寨。他们还从山下运来几门清末时期的生铁大炮,安装在围墙北侧,建起炮台,炮口对准安茂贵军队驻地林家村方向。
义协团旗帜高扬鲁山山巅,周围村庄的贫苦农民自带干粮和土枪、土炮,陆续赶来加入义协团。不到一个月,队伍发展到七八百人。山寨只能容纳百余人,其他成员白天上山训练,晚上回家。
义协团首次行动的目标,是与安茂贵密切勾结的大地主丁士三。
丁家占有土地七八百亩,琅古尧村全村百姓和附近不少村庄的农户都租种他家的地。佃户如果交不上租子,丁士三便指使手下砸锅封门,十分猖狂。一天晚上,管介三带人摸进村,将丁士三之父押到鲁山上作人质。丁士三慑于义协团的威力,被迫答应减少地租,将家里囤积的粮食分给穷苦农民,并供给义协团一批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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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官军围攻 寡不敌众失败
丁士三之父外号大秀才。大秀才被释放后,暗中吩咐儿子丁士三,到林家村与安茂贵秘密联络。丁士三带上银元,趁夜赶往诸城县城,买通官府,派兵进剿义协团。
管介三虽有一身武艺,但生性鲁莽,乏智少谋,管德三、伍座周、范德文等几个副首领各有想法。管德三虽是管介三之弟,但有野心,企图揽权,而伍座周平日很少上山。山寨稍稍稳固,首领之间生出间隙。整治财主大秀才,义协团表面上获得胜利,便放松了警惕。
10月26日,从昌邑县城开出的十八团一部,会同驻林家村的辛启元、安茂贵所部,约500多人,分两路进击鲁山。一路由连长辛启元带队,从琅古尧村向南正面进攻；一路由副连长安茂贵领头,从花沟村一侧迂回上山。傍晚时分,官兵与义协团交上了火。当时,伍座周不在山上,管德三见官兵人多势众,心中胆怯,自称下山调兵,从鲁山东北麓撤走。管介三和范德文率众迎敌。
管介三指挥大部分成员从山寨北面迎击辛启元部。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应战仓促,几门生铁大炮锈蚀严重,一炮也没打响；土枪、土炮射程短,杀伤力太小,加之队伍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根本不是官兵的对手。
官军枪弹如雨,义协团前沿阵地伤亡极大。管介三焦急万分,一边高喊,为大家打气鼓劲；一边靠前指挥,带领义协团成员拼死阻击。
范德文率领百余人守卫山寨南大门,与冲上山来的安茂贵部也展开了激战。
义协团先是放土枪、放抬杆,又用石头砸。官军冲上阵地后,范德文带领大家挥舞大刀,手持长矛、铁叉、铁锨等与敌人展开搏斗。范德文身材魁梧,一把大刀扼守南大门,不幸中弹牺牲。据说,范德文一连砍死、砍伤20多个官兵。
义协团利用有利地形,趁夜数次击退官军的进攻。战至第二天拂晓,义协团伤亡严重。管德三下山后没了动静,也不见伍座周率军来援。管介三只好趁天还没大亮,带领剩下的队伍从鲁山南坡撤退。
官军发现义协团要撤,尾追而来。义协团部分人员凭借茂树密草、山谷沟壑,撤下山去。管介三因负重伤,倒地不起,官军赶到时,已经没了气息。
在这场战斗中,义协团30多名成员被俘。他们先是被关押在琅古尧村,后遭杀害。凶残的安茂贵气急败坏,下令将管介三的人头割下,悬挂在林家村东边的椿树上示众,后有村民趁夜取下偷偷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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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牢中赵化溥以苦作乐
年近花甲的赵化溥,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在济南被逮捕,几经刑讯,当年初秋押解寿光,投入牢笼,囚禁两年。赵化溥以乐观态度面对囚困,吟诗作文,甚至为狱友授书讲经。其狱中之作《囚记》,记载了这段他毕生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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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独处囚牢 赋诗以抒胸臆
1915年2月13日,农历大年除夕,寿光监狱里的囚犯只剩下赵化溥一人。
赵化溥原名华圃,字小农,早期同盟会会员,家在寿光县斟灌城里村,清末副贡,曾在沂水、汶上县任教谕等职,诗文皆精,学问深厚。此年,赵化溥已经59岁。
赵化溥入狱后,寿光知事李书田敬重其学养和为人,对他有所关照。赵化溥初到时,狱中犯人不多,李书田安排他独居一室,允许在室内放置小桌和杌子,送去《明儒学案》《训俗遗规》《弟子规浅解》《初等修身教课书》等书,让他在狱中为囚犯讲授。
民国《寿光县志》载:“李书田字子畲,直隶枣强人,优贡生,性喜书,尤酷好古文辞。廉俸所入,聚书甚多,人皆称为儒吏。”李书田借给赵化溥的书,均系他个人所藏。
后来狱中囚犯分笼关押,李书田也让赵化溥自占一笼。囚笼用木头做成,可关10多人。囚室中再置囚笼,是为防止犯人越狱。囚笼低矮,人在其中不能直立,赵化溥便将做饭用的风箱扁放,权当小桌,用以读书写字。
除夕这天,监狱长饶云荪让狱卒将赵化溥所写对联贴上大门。一曰:“一岁分为两岁,新年却是旧年。”一曰:“凡人遵正朔,此地即名山。”前一联,赵化溥暗喻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换汤不换药,名“新”实“旧”；后一联,化用“有意焚香,何须远求圣境；诚心向善,此处就是名山”,述写赵化溥当时的心境:视囚为家,以苦作乐。
除夕夜半,饶云荪率狱卒私祭狱神皋陶,以祈福祉。赵化溥提笔拟写《窥囚》一诗:“到此尘心净,经秋复历冬。老槐屯战蚁,古柏困蛰龙。庭阔方如井,墙高峻若峰。新春已周月,争先是年终。”
“老槐屯战蚁”一句,赵化溥自注:“暗指吕子人、赵仲玉而言”。吕子人、赵仲玉(即赵中玉)都是早期同盟会员,两人均参与组织青岛震旦公学,赵化溥长子赵魏入震旦公学时与两人相交,赵化溥父子视两人为同志加好友。武昌起义后,赵魏领导青州举义未及发难,被清军发现并枪杀；吕子人率齐鲁北伐大队赶往南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队伍；赵中玉组织义军,占领诸城,宣告独立,旋被清兵镇压。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转往东北,继续组织武装。
“古柏困蛰龙”一句,赵化溥自注:“狱中柏在槐荫之下,枝柯蜷屈,不能上展。”赵化溥以蛰龙自喻,被困牢笼,抱负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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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铃夫困乏 编成摇铃之歌
狱中提囚、放风、作息等,均由铃夫摇铃。铁铃高挂树上,铃夫在下牵绳摇响。
放风、作息时间固定,但提囚无定时,若提取要犯,催得更急,铃夫一刻也不敢松懈。铃夫有时乏了,倚在树上打瞌睡,狱卒大声喊叫,并上前敲打,铃夫惊醒,急忙摇铃,铃声急促响亮,十分惊人。赵化溥编《摇铃歌》,教铃夫颂唱,解无聊,驱困乏。《摇铃歌》分为清、高、和、平四段,代表四种不同铃声,歌曰:
“二炮响,震地惊,摇铃的,起了更。难友快快睡,说话莫高声,听罢了羑里琴,再去见那周公。怕的是胡思乱想,心神不宁,清!清!
“换三更,一声号,梆子锣,同时敲。难友才睡稳,铁铃慢慢摇。老虎卧在陷阱,神龙屈入深牢。怕的是音绝响歇,梦上九霄。高!高!高!
“四更天,半夜多,听铃响,惊睡魔。梦见古时人,将相入坎坷,缧绁中有公冶,监狱里出萧何。怕的是鸿惊雉飞,惹起风波。和!和!和!和!
“交五更,天将明,摇铃的,成了功。难友穿衣起,个个叫开笼,有的说臭虫多,有的说要出恭。怕的是铃夫贪睡,禁卒动刑。平!平!平!平!平!”
此歌虽系供铃夫解闷驱乏所用,但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性十分明显。
5月27日,因狱中来了一些新犯人,囚笼不够用了,便让赵化溥挪出囚笼,移居小东屋,与狱卒同住一屋,“待遇”又提高了。
被捕一年多来,赵化溥白天有时能见到蓝天、白云,但日落必入囚笼,不见星斗。赵化溥住进小东屋当晚,望见满天繁星,喜不自胜,口占《出笼》诗一首:“镣锁郎当响不停,自由缓缓步中庭,今宵最是惊心处,一别周年北斗星。”
8月23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正是处暑。立秋刚刚半月,晚上已有初秋的凉意。赵化溥灯下读书、弹琴。稍息,“徘徊狱庭,观花望月乐而忘倦,不自知其为囚中人”。兴趣盎然,他再赋诗一首:“星稀雾重思悠然,万里澄空望九天,箫管缠丝声破竹,琴音绕指响流泉。贪看花影忘归坐,为爱月光不忍眠,随遇而安心便乐,世人何必远求仙。”
赵化溥有感于狱中“天阔地窄”,所以有“万里澄空望九天”一句。“箫管缠丝声破竹,琴音绕指响流泉”,乃指赵化溥让家人捎进去狱中的箫早已破裂,用丝缠裹,弹奏《石上流泉》曲。狱中三处地方种有花草,一在狱神庙前,一在小东屋门外,一在小西屋门南,赵化溥方有“贪看花影”的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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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长上门求助 始得与人通信
大约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赵化溥脱去镣铐,上床披衣而坐,“忽闻狱门外微有声息,知有事,不敢遽睡”。正在迟疑之时,监狱长饶云荪推门进来。
赵化溥的床贴东墙南北向放置,北头与琴桌相接,桌西头有一只杌子。饶云荪进门后,便坐到杌子上。
饶云荪突然到来,让赵化溥尴尬无比。原来,赵化溥“贿赂”狱卒,做了一双活镣,白天戴上,晚上脱下来。赵化溥想下床迎接,但脚上没有镣铐；镣铐就在床下,无法再戴。他只好倚老卖老,欠欠身与饶云荪打招呼。
所幸,饶云荪是来求赵化溥帮忙的。他拿来一张《大东日报》,递给赵化溥看。报上有一新闻,揭露饶云荪作恶的劣迹。他请求赵化溥给《大东日报》报馆经理王志勋写信,进行更正。
王志勋为寿光纪台人,早期同盟会员,第一届国会众议员,系赵化溥的儿女亲家,赵化溥只好答应饶云荪。
赵化溥脚上没有镣铐,不能下床,便裹着被子,挪到桌子边,歪着身子盘着腿,提笔给王志勋写信。赵化溥称,“即刻缴卷,若面试者然”。又自嘲道:“官有求于囚,囚虽不敢有德色,而脚镣可以不上,床亦可以不下也。”
9月19日,王志勋复信赵化溥,以周文王被囚羑里作《周易》、司马迁残受宫刑编《史记》来鼓励他,“祸患之来,固属形骸之不幸,而精神实受别样之炉锤”。
对所请之事,王志勋解释,饶云荪系因一己之私,“拘同心居主人,致动公愤”,与监狱工作并无关系,而且远近皆知,无法更正。但是,可以帮助其在山东高等审判厅、检察厅进行疏通。
王志勋透露,赵化溥之所以得到与其他囚犯分居的待遇,是知事李书田到省里活动的结果。王志勋称,将来饶云荪对寿光做出贡献,报纸予以宣传,尚为不迟。
给王志勋写信,是赵化溥入狱后破天荒第一次,因为狱中禁止通信。监狱长有求于囚犯,赵化溥心中暗生“报复之乐”,又得以与外界通信；奉命给囚犯上课,又让赵化溥重享教书授业之趣。
赵化溥在自传中记道:“狱囚四十余人,每日饭后,群集槐阴下,为之讲说,除‘乱党’而外(官呼民党为‘乱党’),无一实心听讲者。”
监狱中囚犯五花八门,只有一些国民党员认真听他讲课,赵化溥由此得以与这些志同道合者暗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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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潍县淘金遇挫
胶济铁路沿线商贸重镇潍县,1914年遭遇战乱及百年不遇洪涝灾害,商业一蹶不振,元气难复。1915年,中国银行试水潍县,本想发个大财,未料事与愿违,昔日繁盛的市面如今一片萧瑟。苦心经营大半年,毫无起色,只得以“来日方长”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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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都求顺不顺 潍县求发难发
1915年1月6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益都办事处开张,这是该行首次进入今潍坊地域内营业。此时,中国银行将满3岁。
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民国建立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总部位于上海,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分行。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进入益都,即遭遇滑铁卢。当时的《华商报》报道,该行上半年业务报告称,自1月6日开业至4月15日停业,“益都市面极其闭塞,各项生意皆未开作,惟稍作零星兑换及收兑本行券而已”,他们“自谦”地总结此段为其“营业之冷静时期”。
选择1月6日开业,可能是取“顺”的意思,不料出师不利。好歹捱了3个月,遥望前景,一片黯淡,他们只得宣布停业,准备迁往潍县。
自益都停业到潍县营业的一段时间,该行总结为“营业之筹备时期”。他们一面在益都清理对外账目,整顿器具,一面在潍租赁门面,联络各界,“毫未营业,而纷忙殊甚”。
经过10多天筹备,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潍县办事处于4月28日开业,地址在东关大街。有关史料载,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潍县办事处成立于1914年,此说有误。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潍县办事处亦称中国银行“潍号”(简称中行潍号),这次选择28日开业,则是想沾“发”的吉祥寓意。
中国银行青岛分行之所以先选益都,没有直接到潍县,是因为决策者的市场研判出现失误。
他们认为,上年潍县处在日军行军区之内,遭受兵害,潍县城厢“驻扎陆军至万数之多,风声鹤唳,市厘屡惊”；又加之百年不遇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几处重要商业区受害尤重,许多商铺一夜之间夷为平地。而益都处在日军行军区之外,既未遭兵扰,亦未遇巨灾,商业没有受到冲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益都县商业极不发达,铺开摊子后才发现,“市面之冷落”令其大失所望。
初到潍县,中行潍号全体职员憋着一股子劲儿,决心“去枯集菀,旗鼓新张”。他们分工负责,一一拜访城内各商家,“招徕生意,不遗余力”。
经过老板和员工的一致努力,中行潍号业务一时“纷至沓来”,不久归入平淡。6月底结算,仅仅稍有赢余,距离他们到潍的初衷,相差实在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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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卖卢布赚钱 仅仅昙花一现
中行潍号业务昙花一现,并不奇怪。
有资料称,当时潍县城内有钱庄14家。这些钱庄,1916年以前“均以发行京钱票为营业,其目的在于拆息”。
京钱票,又名“京票”,为清末发行的钞票之一。当时市面流通的钱票,可谓五花八门,包括袁大头(民国银元)、京票、大洋(清代银元)、铜元、羌帖等等。
中行潍号开业之前,市面上的中国银行兑换券、交通银行兑换券,均比袁大头低四五厘甚至一二分。中行潍号营业后,潍县商人再不用跑到济南、青岛去兑换,在家门口上就能办业务。“各持券人,初获兑现之所,纷纷兑取”。
潍县市面上的羌帖,是沙俄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纸币,主要在东北和新疆地区流通,民间称之羌帖。当时,羌帖作为一种外来货币,控制了我国北部及东北部的金融,并向内地延伸,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地也开始流入。
在潍县,羌帖市面兑换价要比其他城市低。一些精明的商人便在当地收买羌帖,带往北京、天津一带售卖,换成中行兑换券,再带回潍县兑换成现洋,赚取差价。
开始,中行潍号每天应付兑换券在一万元左右。由于兑付灵活,商民纷到中行潍号存储。不长时间,潍县市面羌帖价格被抬高,异地倒卖已经无利可图。中行潍号门前热闹了一阵子,又冷清了下来。
鉴于银行业务“日见岑寂”,中行潍号开始寻求新的对策。他们认为,中行潍号开局不错,信誉颇佳,“商民亦均敢存储”,可以趁此时机,一鼓作气,扩大中行兑换券的发行。但上半年决算期很快来临,全体员工使尽全力,中行兑换券发行数才由2万元增至4万元。
中行潍号短暂的“繁盛”,主要由金融产品交易托起,市场一变,马上萎缩。潍县商贸低迷不振,中行潍号业务难有起色。
潍县商贸沉寂,原因有四:其一,经历上年兵、水双灾,潍县“各商家均一意保守”,“均不敢放手做各项生意”。其二,胶济铁路归日本管理后,运货限制极严,运费提高,致使潍县货物进出口数量大减。其三,潍县从前与外商交易均在青岛,兵燹后青岛原状未复,潍县出口货便改运济南,但济南外商没有几家,运去货物滞销,仅猪鬃一项,与上年同期就减六七成。其四,维持国货之声日高,“凡属舶来品几无问津者,市面生意亦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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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保守经营 银行亦受影响
进入下半年,潍县商业仍然不见起色。中行潍号的《业务报告》以“市面极其平静”来概括。其原因,乃“水灾兵燹之后,加以欧战未息,各业均受影响”。
在潍县,商界“保守主义”现象毫无改观。存货者不敢多存,恐遭意外之险；办货者不敢多办,防有滞销之虞；出入款项更加谨慎,绝不像往年那样“纷觅投资之途,争先恐后”。一句话,大家都在等待观望。
市场低迷,并不代表没有市场。据中行潍号调查,年终大盘点,潍县各业均属“有盈无绌”。在潍县城,没有赔本的买卖,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获利最丰的,当属油料商和颜料商,利润高达400%。煤油以及染布用的化学染料,全部依赖进口。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炽,海运不通,进口受阻,各商家的存货价格陡涨。但是,一旦存货售尽,现贩现销,暴利将一去不返。
获利稍次的,是经营洋布、洋线等进口商品的商家。而各家钱庄,虽均有盈余,但获利不大。
不去冒险,便无风险；守住钱袋,见好就收。在这特殊时期,潍县商人的精明与保守,毫厘毕现。
潍县的出口产品,绣货(刺绣产品)的量最大。但是,连年“水火刀兵之灾时有所闻”,从事刺绣的人越来越少,“九千绣花女”风光不再。潍县经销刺绣产品的商家——绣货庄,由过去的100多家,减少到三四十家。
绣花的少了,绣货庄便减；收货的商家少了,绣女便不敢再多绣。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以致一向依赖绣工谋生的家庭,多半困苦异常。
中行潍号总结道:“可见市面之盛衰,非独关于商业一端。其与人民之生计,亦有密切之关系。”
这样的市场形势,中行潍号的业务当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银行放款,中国银行总部章程极为严格,中行潍号不敢放开胆子去做；定期存款,数量也不多,他们想方设法吸存,但越来越难。
盘点下来,中行潍号下半年获利仅700余元。他们自己解释,是取“至稳极妥之道,力求沾润”；若去冒险,“利虽似丰,而伏害滋大”。
“来日方长”——中行潍号寄希望于将来市场转暖。岂料1916年风云再起,中行潍号又受冲击,遭到重创,被迫收摊撤走。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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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帝制浪潮逐渐涌起
袁世凯称帝步伐日益加快,国内反袁之潮暗涌。潍坊地区在外革命党人暗地潜回,活动于胶济铁路沿线,积极组织反袁起义。刘梅五不幸被捕牺牲,赵化溥狱中赋诗以哭；李统球投敌卖党求荣,尹锡五坊子教训叛徒。及至年底,护国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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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潍县遭捕 押解寿光就义
这个时期,潍县、高密、昌乐、寿光、昌邑、诸城、临朐等地革命党人,或避走海外,或远赴东北等地,或隐蔽身份,秘密活动,筹备反袁举义。
1915年6月2日,革命党人刘梅五化装成农民,到潍县银号兑换钱币,不慎被捕。刘梅五名保福,寿光胡营人,早年赴东北,延吉常备军随营学校毕业,系早期同盟会员。史载,刘梅五“趫武有膂力,步履如飞,虎目鸢肩,如剑客豪士,略读书识字”,喜观“稗史杂剧至古侠烈”。
1911年11月,刘梅五参与策动山东独立。袁世凯闻讯派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赴济,破坏独立。独立失败后,刘梅五暗伏于济南普利门之上,抛掷炸弹,袭击从此路过的吴炳湘,虽未炸中,但震惊全城。1913年,刘梅五在济南将杀害赵魏的瑞增击毙,为烈士报了仇。
刘梅五被捕后,屡遭酷刑而不屈。1915年8月,他被解往寿光监狱关押。
民间传说其功夫超群,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监狱长饶云荪怕他越狱,竟无师自通,设计了一种刑具,名曰“木狗”,用以折磨刘梅五。
木狗用槐木制成,厚约十六七厘米,长半米,重约15斤。其形状与囚犯所戴枷板相同,共有两块,中间有两孔,仅可容纳两条腿的腿腕。囚犯戴上后扣紧,用3条粗铁轴穿上。然后让囚犯坐于地上,木狗下垫铁砧,用大铁锤猛砸铁轴,将铁轴两头砸扁,牢牢箍住木块。这样,只有锯断木块或铁轴,才能将木狗摘下。饶云荪还厚着脸皮说:“英雄入吾狗中,而牢将牢不可破。”
刘梅五戴上木狗,寸步难行。赵化溥亲眼看到,“禁卒负之入狱,典狱尾于后”。出入囚室,狱卒背着刘梅五,监狱长在后面尾随。狱中有人偷笑,不解其故。
革命党人邓天乙得知此况,筹划武装劫狱。邓天乙系广饶早期同盟会员,曾在潍县广文学堂读书,此前被孙中山任命为胶东招抚使,负责组织和发动山东的反袁武装斗争。
寿光县知事李书田获悉有人要劫狱,急忙上报,于9月30日在寿光城小西门外将刘梅五枪杀。此年,刘梅五仅24岁。
赵化溥狱中闻知噩耗,以“移菊”为主题,含悲写下《哭刘梅五》一诗:“威严肃杀毙群芳,秋风秋雨渐履霜。独有黄花容不改,几经遣徙晚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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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涌入内地 日方增派宪兵
胶济铁路沿线,日军往来不断。
9月2日,新任日军步兵第四十联队长石浦谦二郎大佐,守备军副官小泉中佐、中井少佐,乘台北号轮船抵达青岛。不久,石浦谦二郎赴坊子上任。
10月5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大谷喜久藏抵达济南答访。第二天,“拜会”了自潍县暂返济南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
大谷喜久藏赴济时,没有在潍县车站停车。回青岛途中,专列在潍县车站稍驻,驻潍第五师第九旅旅长郑士琦登上专列,“拜会”大谷喜久藏。
大谷喜久藏带随员13人,包括青岛守备军参谋长奈良武次,驻济南参谋贵志弥次郎,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幕僚小泉六一、副官町田德助、宪兵队长峰幸松、骑兵队长饭田定固、第四十联队中队长清水芳太郎、第二十联队中队长中村照治,驻青岛外交官兼领事盐兴三吉,胶济铁路工务课课长中村谦介,以及下士1人、上等兵2人。大谷喜久藏下车答礼,与郑士琦握手即别。郑士琦在车站客厅准备的茶点也没派上用场。
10月29日,驻坊子第四十联队的一个大队由宫部少佐率领,抵达济南接防。驻济第四十联队第一大队交接完毕,准备回国。
12月中旬,日本政府鉴于胶济铁路沿线日本侨民日渐增多,中日间交涉事件日益频繁,决定在沿线各车站增派宪兵。
据《申报》报道,自青岛至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日本人总数已达28507人,“老幼男女,工人小贩,至为不齐”。他们多赤手空拳而来,“视胶济一带为金窟银坑”,落地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少数日本人在当地扎下根,有了固定业务和经营场所。譬如潍县,就有经营药店的1人,卖烟草的2人,游戏业1人,镶牙的1人,鲜鱼业1人,酒商1人,药商1人,理发业1人,旅馆兼饭店3人。
大多数日本人生计既艰,而语言又各不相通。有些日本人以与中国、俄国、德国三战皆胜而自夸,“好饮嗜酒,醉后则意气益豪,狂歌于市,与当地居民间的冲突常因之而起,中日交涉遂益日渐从生”。
日本青岛守备军改组了宪兵队,在高密、坊子、潍县、张店、济南等9处大站设宪兵分队,其余车站设宪兵分队派出所。每个宪兵分队36人,派出所9人。高密宪兵分队长为生田中尉,坊子宪兵分队长为佐藤大尉。
日本增设宪兵,其目的是“保护日侨”。中日间发生冲突,多由日本人惹起,但受到“处理”的,往往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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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称帝日迫 反袁声势渐起
袁世凯称帝的企图日益暴露,国内反袁志士开始筹备举义,兴兵讨袁。
《申报》北京专电称,据来自即墨的消息,“胡匪千余人,有由青岛乘船分赴各内地架枪情事”,到4月12日,“匪已增至三万余人,青岛尚有续来者,每红旗一杆,匪二十名,旗上大书讨袁军先锋”,已经“电致潍县张师长,迅派军队追剿”。
所谓“胡匪”,即革命党人在东北组织的讨袁队伍,成员包括一些啸聚山林的“义匪”。东北土匪惯称“红胡子”“胡子”“胡匪”等,北洋军阀政府将东北的反袁队伍一律蔑称为匪。
来自即墨的消息,夸张到极点。从东北赶往山东的革命党人为尹锡五(昌邑人,其简历见本报2016年8月28日B4版)等,也就几十人至百十人,何来三万?张树元派兵赶往胶东,部分革命党人被捕。
4月20日,投靠袁世凯的革命党人李统球,带随员及京畿军政执法处侦探数人,赴山东查拿革命党人。4月23日,由济南至潍县与张树元接洽。第二天,李统球赶赴青岛。
尹锡五得悉李统球行踪,早在列车上等候。李统球刚上火车,尹锡五等便来到李统球跟前。李统球知事不好,慌忙掩饰。尹锡五命令李统球到坊子下车,来到一旅馆。尹锡五厉责李统球的卖党求荣行为,将其困禁两天。李统球表示痛改前非,写下保证书,承诺“永不卖党、泄露党中秘密”。尹锡五将李统球放走,李统球慌忙返济,狼狈回京。
综合当时报纸消息,从这年4月到年底,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一直有革命党人活动。
被囚寿光监狱的赵化溥对局势极为关注,但狱中禁读报纸。11月16日,赵化溥以高价买通运水夫,偷偷送进几份报纸。他欣喜之余,提笔嘲讽道:“官权虽大,尚不敌金钱之魔力也。”又戏作《阅报》诗,最后两句是:“静中偷看文明纸,万里云阴一隙天。”
12月初,山东督军靳云鹏、山东巡按使蔡儒楷联名电呈北京政府,促进帝制。山东商务总会、潍县商会等各团体分别呈上“劝进表”,推戴大总统袁世凯为皇帝。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上演帝制丑剧；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转过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袁战争,席卷潍坊大地。
资料来源:《申报》及昌邑、诸城、昌乐等地文史资料选辑、有关日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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