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横行胶济线
日军侵占潍县车站后,给中方下了一份霸道的“通牒”:限期撤退驻扎车站附近的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人的蛮横,北洋政府却以“大局”为重指示撤兵,西侵日军畅行无阻。日军每到一处车站便强行接管,控制胶济全线之后,不断向铁路沿线增兵。日兵进村入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还扣押了昌乐知事。日军不断提出无理要求,扩大侵占地盘,强行规定货币必须使用日本军用手票,并在胶济铁路设置宪兵。日本图谋在华利益的野心昭然若揭,此后的8年,铁路沿线人民饱受祸殃……
悍然进兵由潍西侵济南
日本将胶济铁路之名改为山东铁道。
1914年10月3日,中德双方达成协议,胶济铁路完全移交中国政府。同一天,驻潍日军下达最后通牒,派兵占据潍县以西车站。大洋彼岸,驻日公使多方交涉,几尽哀求；潍县这边,日军磨刀霍霍,急欲西进。一切外交手段用尽,终亦难挽局势。中方步步退让,忍辱将潍县至济南的铁路守备部队撤去,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径抵济南车站。
日军由潍西进 要求中方撤军
在潍县,北洋陆军驻潍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等官员,与侵占潍县车站的日军极力交涉、斡旋。
1914年10月2日中午,日军大队长金泽末作等4人到张树元官邸“拜访”,张树元“接待以礼,尽情而散”。
官场应酬强装笑颜的背后,积蓄着愤怒。潍县城内外,北洋陆军屯兵数千,怒火填膺,却不敢擅动。张树元在发给外交部的电文中写道:“此间军心愤极,大有一发千钧之危。”
10月3日下午3时40多分,外交部特派交涉员高逸接到金泽末作的照会,内称:“奉令管理山东德人所有铁道,限十月三日下午四时撤退贵国驻扎车站附近军队。届时无论有无回答,必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倘有事端,贵军负责。” 读了这份霸道的“通牒”,高逸“谒胜诧异”。他连忙电话通告张树元,委托范秘书赴潍县车站向日军交涉。
与侵潍日军交涉,是高逸分内之事,却托他人去办。据高逸自述,是因自己有病在身。
十天之前,高逸由高密回潍县途中患了感冒,一直发烧。日军侵入潍县车站时,高逸已经卧床两天。他勉强支撑身体,奔走交涉,导致病情加剧,再次卧床不起。当时,感冒发烧如果不治,会丢掉性命。金泽末作派员送达照会时,恰巧范秘书来探望高逸。
放下电话,高逸向范秘书做了一番交代,让他赶紧赴潍县车站交涉。等范秘书赶到车站,日军所乘火车已经西开,只剩下留守的几十个日兵。
对日军此举,高逸愤言,日军“行为极其强横,情理均莫能喻”。
关于高逸的作为,有人写信告状,称“筹办中立卢某及外交部特派员高某等,于日兵到某处时俱逗留高密,观望不前,及日兵到潍,伊等又仓皇退至益都,怯懦误事,坐视糜烂”。
孰真孰假,今已难辨。
西行的日军有200多人,由野村大尉带领。据说临行时,野村强迫潍县知事张汝钧陪同。
对于撤退中国在铁路沿线军队一事,张树元不能做主,迅即发电济南请示。为避免兵士激愤爆发,引起冲突,他先斩后奏,将潍县至益都沿线驻军暂时调开。
山东督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接报,立电北京统率办事处:“日军西进势在必行,此刻断难阻止,等该军直抵济南,危不胜言。”他们建议,先与日置益协商,让其电告日军暂不要到省城,“以免牵动地方秩序,否则恐乱党乘机窃动,大局立危”。
这两位地方军政主官想得太天真了。日军西进之举,断非日置益和神尾光臣能够做得了主。 10月4日,统率办事处来电,立即将胶济铁路沿线守备兵撤去。
德管胶济铁路 完全交给中方
10月3日,外交总长孙宝琦派佥事程遵尧前往德国驻华使馆,商谈胶济铁路完全移交中方之事。
程遵尧说明,日本借口胶济铁路为德人所管理,将要占据由潍至济铁路。如果既成事实,不仅破坏中国中立,影响地方,而且在该路服务的德国人也大受损害。
德驻华代理公使马尔参对此极表赞同,最后商定立即着手筹备铁路交接。马尔参一再强调,该路只能交给中国管理,如果日本人参与,或者聘用日本人,德方将继续自行管理。
此事议定,进入具体操作程序,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让他与日本外务省讲清楚,如果日军一定硬占潍县至济南铁路,万一德人将站房、车辆、桥路毁坏,非中国所能禁阻。如此一来,日本接管后,也将无用。另外,对于胶济沿线中国军队,虽已严令不要与日军发生冲突,但近在咫尺,意外难料。总之,想尽办法,打消日军西进济南的念头。
此前一天,陆宗舆去见曾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称,“元老与现内阁意见极深,除井上外几断来往”。所谓“元老”,是指接受日本天皇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9位政界耆宿。
后藤新平告诉陆宗舆,对日军占据潍县车站,元老中的山县有朋甚不以为然。内阁初议占领胶济铁路,山县有朋反对无效,已经不问政事,无法从中调停。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向陆宗舆表示:对日军进兵胶济铁路,心有愧疚,或请其撤兵而调换成铁路员,且西到潍县车站而止。
此言难辨真假,陆宗舆只好暂且相信,继续斡旋。
陆宗舆再晤外务省次官松井庆四郎。松井庆四郎却说,外务省已经训令日置益,拒绝中国政府各项条件。德国人将胶济铁路交中国接管,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承认,毫无商量余地。
陆宗舆心里凉了半截,再三与之辩论,“告以此仅求顾全中立国体面,不背最初亲善方针,贵政府何苦趋于极端”。
这位中国外交官几乎是在哀求,松井庆四郎大概有点看不下去了,称自己也实在愧疚,询问中方有无两全之策。陆宗舆苦笑道,日本政府没有好办法,中国政府除了先前所提条件外,又有何办法?
日军长驱直入 占据沿线车站
在胶济铁路沿线,日军不停调集兵力、运输物资。4日早上7点,从潍县发3列火车驶往坊子；8时,又从潍县开出7辆汽车,载有木柴等物资运往南流。
日军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令中国军人蒙辱。从铁路附近撤兵的当天,“张树元以日兵在潍种种野蛮,兵士愤怒已深,恐有冲突情事,特电中央请示办法”。等来的答复却是,“勿得轻动”。
中国军队既撤,西侵日军畅行无阻。大圩河、朱刘店、昌乐、尧沟、谭家坊子、杨家庄等车站,先后落入日军魔掌。
10月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发来照会,做如下声明:一、接管山东铁路之目的,在于管理、经营全线及附属设施。二、派兵至潍县以西,系为守备铁路线及转运军火。进兵时,如果驮马、车辆等不能装载到车上,即由沿线道路行进,但不出铁路线之外；各车站配置少数兵力,将来派铁路员替代。三、铁路上的中国职员继续使用。
中方认为,日方此项声明均属必要,可与其商定临时条件,但不能视为中国政府业已认可和同意日军占据胶济铁路。尽管默认日军事实上占领,但在法理上决不承认。
10月4日晚午夜,180多名日军占领青州车站。第二天上午10时,日军继续西进。
10月6日,外交部致电靳云鹏、蔡儒楷,可以山东地方名义与日方商订临时处置条件。对于日方所用“山东铁道”之名,应改为胶济铁路；其他条件,再行斟酌商议。
就在这天,日军占据济南车站。
之前的猜测和担心,最终成为现实。靳云鹏、蔡儒楷紧急上报北京,袁世凯无奈接受既成事实。
日军每到一处车站,即强行接管,留兵驻扎,悬挂日本国旗,张贴告示。据载,在潍县车站,即有如此告示:
“因为适有中国人民企图破坏日本军所管铁路暨阻碍火车通运,故尔后严禁中国人民通行铁路沿线及铁路交叉一切之通道,并不准无故接近铁路及煤矿附近。倘有敢犯如上禁止者,定著军律惩办,毫无宽贷。尔等中国人民,留心遵守勿违。特此告示。”
狂妄霸道的日军,俨然将胶济铁路沿线视为自己的领地,任意霸占,恣意处置。
禁阻居民通过铁道路口
侵驻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
外交部佥事史悠明。
《申报》关于中方照会抗议的报道。
青岛战事正紧,为防德军溃逃,兵祸地方,山东督军靳云鹏增兵前沿,进行防堵。日军占据胶济铁路线,粮食物资均靠地方供应,为免日军四处骚扰,各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筹粮购物,应付日军。岂料日军占据铁道线后,竟派兵封堵横过铁道的路口,不准中国人通过。驻潍各方大员向日方交涉无果,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
派兵增驻诸城 预防德军溃逃
9月29日,日英联军开始进攻青岛。山东督军靳云鹏考虑,将来驻青岛德军如果溃退,必然从诸城经过。靳云鹏欲派第五师第九旅第十八团团长上官建勋,带领一个混成营赶往诸城进行防堵。一旦发现溃逃的德军,立即解除武装,进行收容。
10月12日,靳云鹏致电北京统率办事处请示,拟先与日军第18师团司令官神尾光臣商量,再派兵赴诸城。统率办事处答复,可以如此办理,并让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公使接洽。
当天,靳云鹏致电第五师师长张树元,要求他按照统率办事处指示执行。坐镇潍县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得悉后,对统率办事处的答复提出异议。
蒋廷梓认为,诸城在中日商定的行军区之外,我军事行动权可以自由。蒋廷梓与张树元商议,等上官建勋带队开拔时,通知日军驻潍大队长金泽末作即可,无须提前与日方商议。
直接质疑全国陆海军最高指挥机关的决定,蒋廷梓心有顾虑。为稳妥起见,蒋廷梓先向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唐在礼发电,阐明自己的意见。
蒋廷梓写道:“盖凡我主权应办之事,无所畏缩,倘遇事与人接商,将来我之行动必处处受其束缚耳。”
有消息称,日本要求诸城的中国军队撤走。10月13日,外交部佥事史悠明赴德国驻华使馆,与参赞夏礼辅谈起诸城驻军问题,话题从日军围攻青岛开始。
史悠明问:“听说日军放言,青岛德军不抵抗者可以退出,给德军以投降的机会?”夏礼辅答道:“依我个人意见,青岛德军已誓死守城,绝无溃逃可言。”
史悠明连连称赞德国军人勇敢,表示钦佩,接着又问:“假若将来德军非退不可之时,有没有考虑好退路?”夏礼辅回答:“目前的所有退路,届时多不能利用,恐怕能用者为数寥寥。”
史悠明转述日本要求中方将驻诸城军队撤走的传言后,向夏礼辅表示:“如果此言属实,中国政府决拟不撤,仍在诸城防堵,维持中立。一旦德兵有溃围之举,经过该处即可解除收容而保护。”
据载,上官建勋领兵驻扎诸城,还有一项任务:剿匪。张树元曾接到报告,诸城遭受土匪骚扰,市面被抢警信频传。
日兵遍布境内 各地忍愤应付
日军一方面包围、进攻青岛,一方面占领胶济铁路。一时间,潍县至高密铁路沿线、潍县东北境、昌邑全境、高密北境和东境,不时可见日本兵。
为免祸灾,各地只得含愤忍辱,设法应付。
在潍县,日军一切供应,均由潍县商会筹办。日军刚到潍县车站时,人心惊慌。百姓得知官方与日军约定不出车站,不入城内,方才稍安。
据外交部特派交涉员高逸报告,“潍县筹备尚周至”,“商民亦均安堵,应用物品由商店为之营办,亦无挑剔掯价行为”。
昌邑境内,日军遍布城里及北孟、饮马、隅庄等处,县知事王同海邀请派回昌邑的陆军部特派员陈干,以及乡绅傅文通、刘肇唐等一起商议,在城里设立支应局,在各处设分局,负责与日军接洽,办理为日军预储粮草等事。同时遍告各处商店,不得临时关门,不与日军抵抗,免遭涂炭。
这期间,日军在昌邑的流河村、金台村以及潍县的寒亭镇,设立了粮台。每处粮台驻兵数十名,负责为日军筹集粮米草料等,用中国的铜元和日本军用手票搭配交易。昌邑绅民公推蔡世昌,潍县公推于宗汉、王象庚为办事专员,专门与日本人打交道。
日军到达安丘黄旗堡后,第五师驻黄旗堡附近一个营的营长王义山,担负了为日军筹买粮食、物资的任务,“地方尚无骚扰”。
高密境内情况,前面已有交代。但是,令高密知事王达担心的,不仅日本人一方面,还有濠里一带的老百姓。
濠里是高密西部洼地的中心地带。洼地内有南北流向的两条河,称为五龙河、柳沟河。每年雨季,这片大洼便发生水灾,庄稼常常被淹；一旦河水漫溢,墙倒屋塌,畜死人亡。为抵御水灾,当地人在柳沟河西筑起长堤,称为“濠”,濠西一带称为濠里或西濠里。当年德国人侵占胶州湾,修筑胶济铁路时,这一带的老百姓在孙文、李金榜、孙成书等带领下,拔路标,烧工棚,毁路基,袭击施工驻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德阻路运动,惊动朝廷,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
胶济铁路横穿濠里,由于铁路所留涵洞过少,影响水流下泄。一遇水灾,铁路南侧大受其害。王达深知,濠里一带民风强悍,这年水灾严重,如果再遭日军骚扰,老百姓难保不会聚众自卫,酿成事端。
王达未雨绸缪,选派一批在当地有影响的士绅,赶往铁路沿线村庄宣讲,晓谕居民,如果日军到境,不要过于惊慌,不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之后,又令县队下乡,一面广贴告示,宣布日军到境的情况；一面进行查缉,防止“匪徒乘隙造谣,乡愚无端自行惊扰”。
日人指责中方 以后少提抗议
前文提到,日军在潍县车站贴出告示,其中有“严禁中国人民通行铁路沿线及铁路交叉一切之通道”之语。每处横过铁道的路口,都有日兵把守,不许中国人通过。
铁道以南的人们进城,要过铁道,村民下地干活也要穿越铁道。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这可急坏了当地百姓。
张树元等多次向金泽末作交涉。金泽末作答复,可由中日双方订立临时办法,写明由中方担负完全保护责任。否则,还是不能放行。
张树元、蒋廷梓、张汝钧等几经磋商,拟订临时办法四条:一、胶济铁路由我国设立铁路巡警,专司保护,仍照旧日办法,由我派铁路巡警按站设岗,以尽保护之责。二、各站原来设有巡警局,专备警兵驻此休息之所。凡已为日兵占用之警局,应即悉行退还,仍归铁路巡警应用,以资办公。三、铁路巡警既负保护责任,所有横过铁道之交通路口,应即一律照旧通行。凡行由路线往来人等,均应归由铁路巡警盘查诘问。四、所有铁路巡警职务,一切照旧章办理。
10月10日,蒋廷梓、张树元致电统率办事处,请示此办法可否执行。
两天过去了,仍不见回复,他们再次致电统率办事处:“本与金泽约定今日会商,未识此项条件是否可行,迄尚未蒙核复,惟外交办事重在信用敏捷,且此事阻民交通,若不及早解决,恐生冲突。”
10月13日,统率办事处复电到潍:“订条件是认其违犯中立,不如互换函件,只要求其不得阻行人,以利交通。”并要求外交部向日方交涉。
一周之后,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会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抗议,要求其转告神尾光臣,令日军“勿得妄行禁止”。
日置益问:“山东的报告指全铁路而言,还是指某一处?”曹汝霖答道:“该报告没有详细说明,已经令他们重新核查。”日置益回道:“详细报告来后,请即示知。”
最后,日置益竟对曹汝霖说:“贵国对于本国之抗议,本国实难答复,以后请少提出抗议为盼。”
“本国甚不愿提出抗议,而于事实上不能不抗议之处,谅之是幸。”堂堂一位外交次长,曹汝霖如此作答,实在有失身份。
夜闯五师警区悍然开枪
潍县车站附近的日军营房。
北洋政府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
《申报》关于日军增兵潍县的报道。
日英联军紧紧围困青岛德军,青岛之战进入相持阶段。胶济铁路全线被日军所占,部分路段恢复通车。中央派驻潍县各方大员,开始陆续撤回。潍县车站,成为日军东进西调的中枢。北洋陆军驻潍第五师严阵以待,不敢越雷池一步。日军数人夜闯五师警戒线,擅向中国哨兵开枪,中国兵士隐忍未发,日军竟反咬一口,诬称枪声来自中方。
中央所派人员 陆续撤离一线
日军占领胶济铁路后,派工兵加紧检修铁轨,修复被德国人炸坏的桥梁,修理毁坏的火车牵引机头。胶济全线有三处修车厂,分别在四方、坊子、济南。四方修车厂规模最大,但靠近战事前沿,需修车辆只有在坊子、济南两修车厂修理。
到10月14日,济南至青州恢复通车,潍县以东分段通行。
10月14日晨6时,日军首开济南至青州火车,并不卖票。凡欲搭车前往青州,须经日本驻济领事批准。津浦铁路局副局长俞人凤事先征得日方同意,随车前往。
因为首次开行,日军工兵队长自任司机,“颇持慎重态度,以防意外”。车行4个半小时,到达青州车站。当晚7时,返回济南。
俞人凤称,沿途除青州、博山、张店车站驻有日兵外,其余车站均由中国警察看守。青州等车站,贴有两则告示,一则为劝用日军军用手票,一则为招用前胶济路职员。
从潍县到达青州城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随车离开,移驻济南。算起来,蒋廷梓在潍将近一月,数次往返潍县、济南之间。
同蒋廷梓一起回济的,还有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坂西利八郎是一名老牌日本特务,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参加过甲午战争,1902年以善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长调入参谋本部,随后派往北京,后结识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聘为北洋新军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因中俄订有《喀西尼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如聘用外国教官必须由俄国人充任,袁世凯遂让坂西假扮中国人,改名班志超,字康侯。
1904年,坂西利八郎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并执行对华谋略任务,组成对华谋略机关“坂西公馆”,1908年调往欧洲执行间谍任务。辛亥革命后,又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重新组织“坂西公馆”,领导在华日本间谍的活动,并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
史料记载,坂西利八郎于日军侵占潍县车站的第三天赶到潍县,调停中日两军,以防发生冲突。坂西利八郎在潍17天,详细情况不明。
大约在蒋廷梓、坂西利八郎离开潍县之前,外交部特派交涉员高逸赶到济南疗养身体,再返回北京。
高逸9月13日入驻潍县,在潍接近一月。到潍不久即患感冒,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日军9月26日侵占潍县车站,10月4日继续西侵。高逸心中一片悲凉,万念俱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高逸写道:
“事已如此,尺复何言。顾念奉饬来东,职务綦重,曷敢稍涉松懈,奈彼逞强权,情理均非所愿,极至唇焦舌敝,俱属无补空谈。逸卧病旬余,医药俱缺,困难未可言状,一身生命何足惜,所愿大部迅筹良策,挽回此局,是朝夕所祷者。”
高逸后来履历,不见记载。
日兵夜闯军营 企图探查军情
10月14日,近500名日军到达坊子车站,留驻100多人后,开赴潍县车站。
得知大队日军到来,潍县知事张汝钧前往交涉。日军称此次派兵,是仿照1905年日俄战争后“南满换防之例”；原先潍驻的300日军,将调驻青州车站以西路段。张汝钧只好通知潍县商会,为新到的日军筹粮备秣。
10月16日上午8时,日军驻潍大队长金泽末作率部乘车西行,赶往济南。9月26日侵占潍县车站以来,金泽末作在潍驻扎21天。
金泽末作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与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中的张辉瓒,同为步兵科学员。
金泽末作从山东回国后,曾任日军福知山连队区司令官,1920年任日本陆军第19师团参谋长,次年随部侵入东北,驻屯延吉一带,1923年死亡,被追授为陆军步兵大佐。由于死去过早,金泽末作的资料甚少。
这天下午3时,又有一辆火车经坊子、潍县车站西行,16节车厢满载武装日兵。第五师师长张树元获悉,大约有400人之多。
接替金泽末作负责潍县一带铁路守备的,是陆军少佐田边桂太郎。田边桂太郎1901年随部侵驻朝鲜,1904年赴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负伤回国,后再赴朝鲜,1911年晋升大尉。
10月18日下半夜,驻潍县车站的3个日兵,越出中日双方约定的铁路守备界限,闯入第五师警戒线内。
潍县营房距铁路仅200多米。暗夜中,第五师哨兵发现有人,但难辨身份,便询问口令。来人并不应答,连放三枪,急忙逃走,哨兵判断是日本士兵。
因为中方事先有令,若与日军对峙,不得擅自开枪,以免发生冲突。哨兵闻听枪响,迅速卧倒躲避,并未还击。
过了不长时间,第五师哨兵又发现,日军数十人出现在铁路守备线外,“大有作战之势”。后方有无大队日军,因天黑没看清楚。
哨兵立即报告值日官,值日官没得到出动命令,只好坚守警戒线内观察。至黎明时,几十个日兵撤回,中方兵士才松了一口气。
铁轨堆积石块 欲毁日军列车
第二天,张树元派员赴潍县车站日军驻地进行交涉,没有见到田边桂太郎。出来应付的,是田边桂太郎的副官,这名副官并不承认开枪一事。
隔了一天,张树元再次派员前往,声明不再追究此事,只是希望日军严守界限,不再有越出铁路守备范围之事发生,不得侵犯中方的中立原则。
张树元写给统率办事处的报告称,大概田边桂太郎率部刚刚接防,情况不熟,经过再三交涉,“幸尚融洽,或可无虞”。但张树元还是担心,“日人居心叵测,有无意外举动,殊难逆料”。
此事过去一周,外交部才给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发去照会,提出抗议。中方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将潍县以西军队撤走；未撤以前,须严加约束驻军,以免再生意外。
田边桂太郎写给上级的报告却辩称,所谓向中国军营射击之事,纯属乌有。中方的抗议,毫无根据。
田边桂太郎不但不承认开枪,而且反咬一口,说是中国士兵开的枪。他的依据是,中方夜间巡逻的士兵经常鸣放空枪,以互相联络；日兵开枪之事,当是误传。
10月28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日置益时,再次诘问此事。日置益含糊作答:“此事已电本国政府,请饬潍县以西军官,从严约束兵士。”
几天后,第五师一士兵只身出城,趁日本守备兵不注意,向铁轨间堆积石块,以阻挡和倾覆日军列车,被巡逻的日军发现后迅速撤走。田边桂太郎得报,要求张树元尽快查办。
前次日兵擅闯军营并开枪袭击哨兵,最后不了了之,张树元还为日军“开脱”,说可能因为他们刚到潍县,情况不熟。对于堆积石块阻碍火车一事,张树元倒处理得麻利:“允即查办犯人,业已圆满解决。”
此事让日军找到了借口,田边桂太郎声称“铁道如斯妨碍管理,守备必须加严”,进一步加强了铁道沿线的守备。
据报道,日军运到潍县大炮10多尊,有的安放潍县车站西北侧的擂鼓山顶。
四处横行滥杀无辜百姓
侵驻坊子车站的日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日军枪杀村民的原始档案(局部)。
日军控制胶济全线之后,不断向铁路沿线增兵。从潍县到济南,大大小小29个车站,驻兵达到1000多人。而在潍县城东南的坊子镇,竟然屯驻军队1600人。当时中方虽有疑虑,但没有料到,日军已经图谋将坊子开辟为胶济铁路全线驻军的大本营。大量日兵进驻内地,成群结队进村入户,肆意抢掠,杀伤无辜,铁路沿线百姓横遭荼毒。
潍县以西地区 日军不断增兵
10月18日上午,日军700多人乘火车由东而来,进驻坊子。当晚,又有400名日兵到达坊子。坊子一地日军驻兵达到1600多人。
10月19日下午6时许,400多日军抵潍。潍县至济南各车站所驻日军,总数达到1000多人。
面对此况,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心急如焚。他担心,如此多的兵力屯潍县一带,继续西进,恐怕不仅仅用于铁路的守备,当另有企图。张树元立即向北京统率办事处发电:“日军经营西进,不遗余力,居心实属叵测。”“设或藉端起衅,即有变生肘腋之虞,拟请严重交涉。”
北京方面接电,照例进行书面抗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答复:“增驻部队均系铁道队。”并声明决不逾越铁路守备界线。
外交部认为,虽然名义上是铁道队,但“既携兵器,与寻常兵队实无区别”,仍坚持要求增驻日军撤回。
日置益又称,接到国内电示,日军因种种原因,不能不携带武器；配置各站兵士数量,小站约20人,大站约30人；派专门的铁路管理人员,一时尚难配齐,等人员齐全时再行更换,但沿路兵士不能全部撤退。
10月22日,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会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及此事。
顾维钧说:“迭接山东电称,潍县以西日军现在日见增多,自潍至济沿铁路现已加至1600名,坊子地方又突来日军4000人。本国政府阅电之后,不胜诧异。盖因自潍至济沿路大站仅五六处,小站不过30处,即照日政府前次声明之额数,所需军队最多亦仅六七百,现竟至1600余人,不知用意何在。”
顾维钧进而问:“坊子地方又仅系一个小镇,距潍县五六里,照本国所划界线确在行军区之外,日人称在行军区之内。然无论在内、外,离青岛数百里之遥,实无屯军必要,今驻兵四千,尤不可解。日人此种举动,不知贵公使有所闻否?”
朱尔典称没有听说此事,且质疑所报日军数目是否可靠。顾维钧回答:“山东电报说有如此之多,想不致虚报。”
顾维钧所说日军数字,确实有误。实际情况是,自潍至济沿铁路线1000多人,坊子1600多人。顾维钧将坊子日军数量,说成自潍至济沿铁路线日军数量；而坊子日军“驻兵四千”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顾维钧指出,日本人一再失信,是欲借占据青岛之机,将军队布置山东全省,以扩大其势力范围,有着更大图谋。
朱尔典称,“此次日人占据胶济铁路,本公使初以为日人并无充分理由,而观近日各处报告,不能说日人全无理由”。
这次日军进攻青岛德军,英军作为日军的盟军,出兵1500人。朱尔典的立场,当然站在日本人一边。
进村肆意抢掠 枪杀村民数名
日军不断增兵潍县一带,情势急迫。10月23日,驻济南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致电外交部,要求“请速派员前来”。
蒋廷梓称,驻潍县的外交部交涉委员高逸久病不能任事,已转到济南养病,“潍县日军逼处,交涉繁多,外交方面必须有专员驻此,方资接洽”。他表示,在新任交涉委员到来之前,自己将再次赴潍县,应付当前局面。
这段时间,日军重兵屯于潍县境内,抢掠财物、杀伤百姓之事时有发生。仅10月10日到15日六天的时间,驻扎坊子等地的日军就数次到铁路附近东王家、岭上、虾蟆屯等村骚扰。
日兵三五成群,持枪闯入村民家中,肆行搜攫；对于商铺小店,更不放过。一旦稍有不从,即行殴打,岭上村村民刘九重被日兵用刺刀刺伤头部。
张树元派人偕张汝钧向日军交涉,恰值驻潍日军大队长金泽末作离职他调,新来的队长田边桂太郎推说正在办理交接,拒绝会见。
张汝钧只好一面安抚被害乡亲,一面请张树元致函田边桂太郎,要其做好被害乡民善后,并约束部下,禁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0月25日,蒋廷梓赶到潍县,各地日军滋事的报告依然不绝。
蒋廷梓致电日本驻华使馆参赞船津辰一郎,要求其电饬田边桂太郎,严查滋事日兵,交还被害人财物,赔付被伤者治疗费,“以符人民生命财产均应尊重之意”。
蒋廷梓进一步提出,潍县以西铁路段,驻扎各站守护铁路的日军已经不少,坊子在行军区之外,此处屯驻的上千日军,应“即行撤回,免滋误会”。
同时,蒋廷梓致电外交部,多方交涉:“诚恐日久激成事端,是否请向驻济商埠日本代表交涉,转致此处队长,严加约束或请令坂西来此,融通情意,维持和平。”
此事未了,又有6个日兵于10月28日下午闯入西河下村,枪杀村民2人,伤4人。
被杀村民马朋名29岁,马臻35岁,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村民马小早、马明冬、马朋良、聂小进被刺伤或砍伤。
几个鬼子一阵乱砸,毁坏各家门窗25处,抢去刀、斧、土枪、钱财等物品。直到这年年底,此案都未了结。
红露搜抢商铺 拘押昌乐知事
10月27日午后,昌乐车站附近的丰源商号将所存的几箱煤油运往县城,被侵驻昌乐车站的日兵看见,报告了日军小队长红露。
红露性格暴躁,一向嗜酒好财。当天中午,红露喝得酩酊大醉,部下前往报告时,还没有完全醒酒。
醉醺醺的红露闻听报告,即认定丰源商号的煤油是德国人留下的,要强行没收。他叫上10多个日兵,荷枪实弹,闯入县城。
日军挨个商铺搜查,先搜出一批煤油,后又将商铺的洋布等货物悉数抢走。其理由是,这些洋货肯定是德国人所存。商铺主人与之争辩,日兵强横无比,加之言语不通,根本无效。
过了不久,又有20多个日兵赶来,在城门街口分设岗哨,把守盘查。
昌乐县知事黄鋆闻报,赶紧前往,约红露到县商会,“婉为交涉”。红露一点也不听黄鋆解释,强迫他承认昌乐全城商货均系德国人之物,并签字据。黄鋆不从,竟被扣留。
黄鋆字尧阶,河南光州人。他出身贫家,天资平平,却刻苦勤奋,中秀才后多次参加乡试,均未中榜。由于其学识深有造诣,得到福建学使戴鸿慈、浙江学使朱祖谋的器重,延邀到闽、浙担任校勘一类职务,后到山东做县丞。民国初建,黄鋆代理昌乐县知事。
算起来,黄鋆已年过半百。从当天下午5时到次日早上5时,黄知事被日军拘押长达12个小时。
10月28日一早,红露又率兵搜查10多处商铺,将搜到的洋货摆列满街。日军如此不可理喻,黄鋆只好忍气吞声,劝告各商家,不要与东洋鬼子争执,事后将被搜抢货物清单送交县署,以待交涉。
张树元闻报,派员到潍县车站向田边桂太郎交涉。田边桂太郎声称,昌乐此事已有所闻,已派翻译滨中前往,至于扣留县知事一项,并无其事。
张树元再派人员赴昌乐调查。该员到达昌乐时,经翻译滨中协调,日军已经将所搜抢货物交给县署,并退还原主,几十个日兵也退回昌乐车站。
此事上报靳云鹏、蔡儒楷后,两人照例电报北京统率办事处,统率办事处又令外交部进行交涉,仅此而已。
屡对中方提出无理要求
侵驻昌乐车站的日军。
第五师参谋长张培勋。
黄德本与日军交涉的原始档案(局部)。
日军占据潍县胶济铁路既成事实,中方只好以山东地方政府的名义,与日方商定《胶济铁路管理临时条例》。北京统率办事处一再强调,不能以该条例成立,为中国政府业已同意日本管理、经营胶济铁路之要求,不得视为中国代业主出让该铁路固有之权。一句话,不能让日本人占据胶济铁路之事获得法理上的认可。
中方拟定条例 几被日人推翻
既然胶济铁路已难以从日本人手中索回,大总统袁世凯指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以山东地方名义,拟定铁路管理条例,以维持局面。
条例草案由驻潍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会同有关方面拟定,共17条,其中包括:
日军只是对胶济铁路暂行管理,铁路全线保护责任,仍由中国巡警承担,潍县以西驻扎日军500名,不得再增兵力；
日军所驻地点,应以胶济铁路车站为范围,不得越出车站范围以外,将来日方派铁路管理人员接管、全线正常通车之后,驻扎日军兵士一律撤走；
所有中国军队及军用物品暨人民、货物输送、乘车之办法,仍照胶济铁路原来乘车之章程办理,不得留难阻滞；
日军如须购买物品等事,应由日军官长与当地商会接洽,商定办法；
日兵不得借口购买物品逛街游市,不得使用军用手票。
条例定名为《胶济铁路管理临时条例》(简称《临时条例》),张树元将此送交靳云鹏、蔡儒楷审定后,交坂西利八郎送即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征求日方意见。
10月23日,外交部致电询问靳云鹏、蔡儒楷,与日军商量的《临时条例》是否就绪,着重强调:“条例首段声明甚属紧要,切勿露出中央指令商量的意思。”
10月24日,坂西利八郎从即墨返回济南。坂西利八郎此去,由日军第18师团参谋次长明石元治参与磋商。最终结果,张树元主持拟定的关键条款,均被否决。
坂西利八郎回复靳云鹏、蔡儒楷:“胶济铁路日军已派定铁路警备队自行保护,无庸中国巡警保护,且不必驻在铁路范围之内”；“由潍至济,共配日军800名,如无特别事件发生,不再增加兵队”。
关于铁路派专门管理人员接管后日兵即行撤退一条,明石元治的答复是:“非本人所能主张,应由两国政府解决。”铁路通车后中国军队、人民照旧乘车一条,明石元治含糊答复:“该铁路总办到济后再议,大约可以照办。”
靳云鹏、蔡儒楷再托坂西利八郎与明石元治电商,要求由中国巡警护路。随后,靳、蔡致电外交部,说明《临时条例》现在并非正式提出,只不过先疏通意见,等商量就绪后,由双方交涉员签字生效。
在日本,加藤高明私下告诉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各站可以由中国警察保护；可以将日军调驻车站之内,以避耳目。
《临时条例》交涉正进行之时,驻潍日军队长田边桂太郎又横生枝节,要求扩大铁路线两边日军军用区域。
日方欲扩地盘 经过交涉驳回
10月23日,田边桂太郎致函张树元,请其前往商谈,拟划定铁路线外200米作为日军军用区域,张树元没有答应。
田边桂太郎再次来函,张树元派参谋长张培勋前去应对。
张培勋字建亭,河北献县人,保定北洋陆军协和学堂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又入保定军校第二期学习。时年34岁,比张树元小一岁。
对于日军的要求,张培勋辩道,扩大日军军用区域,与日本驻华公使屡次口头声明不出铁路范围之诺相悖。他以“未奉中央命令,不敢擅专”为辞,予以拒绝。
当天,张树元即致电济南、北京报告。靳云鹏接电,即交代坂西利八郎设法阻止；北京统帅办事处则一面指示张树元“不可承认”,一面转令外交部向日方交涉。
10月24日,田边桂太郎要到昌乐、青州车站勘察。第五师二等参谋黄德本受张树元所派,一同前往。
黄德本,字蔼亭,河北大兴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年方26岁。
在昌乐,田边桂太郎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限定在车站与县城之间一线；在益都,田边桂太郎又将青州北城东北角,经夏家庄至青州车站东南的小松一线,划为中国军队警戒线。
日军一个小小的少佐,竟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限定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年轻的黄德本气愤不已,再三与之争辩。
田边桂太郎蛮横无理,坚不松口。黄德本忍气妥协:“我军如此警戒,似无不可,惟我警戒线外距车站之空地,若两军均不往来,以免冲突,方为得宜。而贵军竟留此地行走,虽不碍我行政权、领土权,显系逾越路界,与原议不符。”
面对黄德本的妥协与让步,田边桂太郎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出言不逊,以武力胁迫。
黄德本奉张树元之令,“未便决裂”,“惟有恃以坚忍,以待交涉转圜”。
前次遭到张培勋的拒绝,这回黄德本又强硬反对,接下来,田边桂太郎对潍县以西整个铁路沿线留200米的想法,没有再提。黄德本“亦未与交涉,以免自生枝节”。
坂西利八郎赶到即墨,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如此答复:铁路沿线预留200米空地之事,并不存在。至于在车站旁留有空地,只不过为预防两军冲突,并无他意,而且仅仅系两国军官口说,未曾留存文件。
得悉日军上层意图,张树元松了一口气:日方既不承认,“固属幸事”。
日军无理要求 最终不了了之
田边桂太郎提出铁路沿线预留200米空地,被中方以其上司净法寺五郎的意见驳回,仍然不死心,马上又生出一计。
田边桂太郎提出,要在潍县、昌乐、青州三处车站旁留出一片空地,作为行军区,专为日军所用,中国军队不得进入。
按照规约,行军区内,双方军队均可通过。田边桂太郎生出此等无理要求,张树元再派黄德本前往拒驳。
黄德本质问田边桂太郎:“贵军自留此地行走,不许我军往来,显系逾越铁路界限,与原议各情不符。”
田边桂太郎已与这位年轻的中国军官交过两次手,知其并非平庸之辈。他再次强行狡辩,黄德本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往来数个回合,田边桂太郎没了理。最后,他恼羞成怒,再出“迫协情词”。
这东洋鬼子如此蛮不讲理,黄德本考虑到再争执下去,势必“决裂”,遂报告张树元,谋求上层交涉。
10月26日,张树元再电北京统率办事处,报告此况:“潍、昌、青三处车站旁,现今指留空地,若为双方均不准走,犹有可说。今任该军行动,不许吾军往来,似系藉口占地,能否设法交涉。”
张树元提出,日军参谋长净法寺五郎初到山东,此前自己曾派员前往拜会,对方屡屡托故不见。经过上次交涉,逐渐熟悉,拟派旅长郑士琦再次前往,“如能融洽,再请宴会,以联感情”。
北京统率办事处如何复电,暂且不知；郑士琦是否前往即墨,张树元是否在潍宴请净法寺五郎,也无记载。
之后,山东督军靳云鹏电示张树元,田边桂太郎在潍县、昌乐、青州三处车站旁指留空地一事,既无订定正式条文,则不必进行交涉。一旦交涉,“转令坐实”。他再三叮嘱张树元,竭力维持局面,力避双方军队发生冲突。
中方的拖延之策果然奏效。虽然田边桂太郎态度强硬,也未敢擅自实施。此后,日军虽名义上在潍县、昌乐、青州各站留出空地,但并没有在此区域派兵站岗。
铁路通车却设种种限制
胶济铁路通车后,驶入坊子车站的火车。
交通部参事权量。
日军强迫使用的军用手票。
10月31日,日英联军对青岛发起总攻。为加强前沿地区防备,妥善处置过境溃逃德军,中国政府再次派员赶赴诸城。11月初,青岛之战接近尾声,日本人控制下的胶济铁路开始通车,却对中国人购票、乘车等加以种种限制。11月7日,青岛德军投降,11月16日,日英联军入城。少数被俘德军偷逃匿藏诸城,驻防此地的中国军队将其护送出境。
再派得力人员 赶往诸城助守
日英联军从海、陆两路,将青岛德军团团包围。中方判断,战事既开,德国人如果不能守青岛,势必将逃往诸城,或绕道日照登岸。10月23日,北京统帅办事处电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速多派得力人员前往,按照中立条规,筹备卸装安置等事,免致延误为要。”
蔡儒楷立即安排山东中立处帮办窦学光赶往诸城,与此前调去的第五师步兵第九旅第十八团团长上官建勋配合,应对一切。
窦学光时年41岁,广东南海人,1899年入北京同文馆英文馆学习,曾任中德合作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代理稽查。袁世凯于1914年5月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窦学光任政事堂法制局编译。
上官建勋小窦学光7岁,资历也不浅。上官建勋系河南光州府人,21岁留学日本,先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而进日本陆军联队步兵大队实习,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投效清军,先后率部驻防德州、天津,民国后升任团长。一个月前,上官建勋刚刚获授陆军少将衔。
一位通晓英文、德文,既有上层工作经历,又熟悉青岛情况；一位留学日本,从军经年,经验丰富。两人携手,担此重任,当不负高层期望。
10月31日晨,日英联军对青岛发起总攻。
这天上午,窦学光乘火车离开济南,当天午后,到达潍县。
在潍县,窦学光拜会了驻潍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第二天,窦学光南赴安丘。因连日下雨,安丘南境的渠河等河流,河水上涨,将原先的漫水小桥淹没。窦学光记道:“无桥,车马难过,途中小有阻滞。”
窦学光一路跋涉,于11月5日方抵诸城。他先往县署与知事傅恩棣见面,然后与上官建勋接洽。据傅恩棣、上官建勋称,10月29日开始,听到青岛方向炮声极为猛烈,连窗户和门都震裂了。
青岛方面炮声虽急,但诸城地面尚属平静。窦学光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关于青岛战事,此间尚少消息”,“倘该县之东境或南面海口各处有紧急风声,自当随时迅速前往,应付一切”。
此间,中央特派员蒋廷梓屡次致电外交部,陈述驻潍中立委员高逸因病不能工作,要求派员接替。11月2日,外交部复电:“派陈君临时襄助一切”,并告诉高逸:“潍济交涉,仍盼痊可后继续办理。”这位陈君,史料没有记载其名字。
铁路勉强通车 限用日本钱币
青岛战事正急,日军掌控的胶济铁路济南至胶县段,筹备正常通车。
11月4日,青州、昌乐、潍县、坊子、岞山、高密等车站,贴出了日本临时铁道联队长山田隆一签署的通告,11月5日起,《山东铁路客车乘便券发售章程》(简称《章程》)施行,济南至胶县铁路恢复通车。
日方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还是坚持将胶济铁路的名称改为“山东铁道”。
铁路通车的路线分四段运行,济南至张店为一段,张店至潍县为一段,潍县至高密为一段,高密至青岛为一段,每段票价一元。
《章程》规定,本段内,乘客可以在各站随时下车,但不能再次乘车；本段的车票,在其他段无效。公开发售的车票,只能乘坐三等车厢和货车。
胶济全线售票站点共计14个,在今潍坊地区的有6个,包括青州、昌乐、潍县、坊子、岞山、高密车站。
日本人强行规定,必须用日本的军用票,其他货币一概不收。驻潍县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报告:“须用其军用票及老头票购买车票,中国银洋概不收用。”
日本军用票全称“日本军用手票”,是日本政府作为发放日军军饷的货币,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发行过。1914年发行大正3年版军用票,6种面额,在山东境内使用。
老头票全称“朝鲜银行金票”,是日本1905年侵占朝鲜后,由其控制的朝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曾流入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因其票面印有老人头像,俗称老头票。
驻济南的交通部参事权量报告:“开车前,有日商在站外经理兑换。”在有售票权的14个车站,都少不了兑换日本军用票的日商。
列车每天只开行一次。11月5日,列车首次开行,早上7点从济南发车,到潍县已经是傍晚5点；第二天过潍河后,再换车至胶县。权量称,“华人购票者只十四人,闻普通日人如附车前往,尚须得军队认可”。
日本人言称,该路附售客票,系为便利华人起见。但是,日本人对于购票、乘车等加以种种限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乘车,竟然不能使用中国的钱币!
日军占领潍县以西铁路后,不但不允许中国警察进入站内,反而要求中国警察完全撤走。中方数次交涉,均未奏效,中国警察只得在车站外待命。
这次通车之前,张树元派人再次进行交涉,反复向山田隆一陈述利害:如果不允许中国警察进站,中方何能担负保护之责?山田隆一勉强认可,中国警察始入潍县、坊子等车站内执勤。
德军逃亡诸城 中方派兵护送
11月7日,青岛战事尘埃落定。潍县城内,历经天灾兵祸,人心渐定。
潍县城守巡,由第五师第二十团负责。团长王西垣将各营分扎城厢,昼夜巡逻。每天晚9时,封闭城门。百姓生活秩序逐渐恢复,但历经浩劫的商业一蹶不振。
潍县至胶县间的电线被洪水冲断后,一直没有修好。蒋廷梓催问,潍县电局称,电线等物资已无存货。蒋廷梓致电统帅办事处陈道:“电政与国体攸关,讵可因无存料遂即置诸不理,尤属遗笑外人。”
潍县消息不灵,诸城同样如此。上面来电,须由潍县电局接电后转寄,以至于德军投降后4天,窦学光方获悉消息。
11月15日下午,窦学光赶到诸城天主教堂,会晤德国教士司鼎名,探听青岛的详细讯息。窦学光发现,教堂内有两个洋人穿着挺怪:身穿青洋布面袍,脚蹬军式皮靴。
窦学光心中起了疑问,便询问其姓氏、来路。据称,“一姓尔鲁富,在陉井矿务公司服务；一姓古德来,在天津经商,均在青岛充当续备兵役”。
日军攻下青岛之后,两人被俘。他们趁看守的日兵不注意,偷偷逃出,越过崂山,取道即墨、胶县等地,11月15日早到达诸城。两人提出,愿自己雇车赴津浦路,仍回天津。
窦学光告诉他们,按照要求,凡有交战国溃兵到达诸城境内,须连夜派兵送至临沂,交沂防营转送南京安置。
司鼎名一旁帮他们说话:“他们现在已不是军人,可以自由雇车,取道沂水、蒙阴等境赴兖州,乘津浦路火车回津。”
窦学光答:“既然是溃退士兵,自当按照中立条规办理。但类似情形,或可予以照顾。”
1907年各国在海牙所签《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又称海牙第五公约)规定:“中立国收容逃亡的俘虏,应听其自由；假使准其在境内停留,可指定其居所。”窦学光据此电请靳云鹏、蔡儒楷,转令沂防营统领张培荣,照此办理。
第二天早上,上官建勋派兵将两名德国士兵护送到临沂县,移交沂防营统领张培荣。
长期侵驻沿线祸害百姓
侵驻高密车站的日军。
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
日军强奸妇女的原始档案(局部)。
日军杀伤百姓、奸淫妇女、抢掠财产、掳捕放火,恶行不断。“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暴横之尤,毫无人理”、“惨状何堪”、“惨目伤心”……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激愤之余,慨然陈辞:“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年末将至,劫后百端悉待恢复。日本不但不从胶济铁路撤军,反而增设宪兵,其长期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之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日军侵驻期间 种种暴行难述
日军入境之后,潍县、高密、昌邑等县城及官府防备周密之处,日军不敢妄为。但是,日军散布乡间,防不胜防,抢劫、强奸等事屡屡发生。除前文所述几起枪杀村民事件,史料所载日军暴行难以尽述。
9月20日,小队日军过潍县境。在今寒亭区宋家庄子村,日兵挨家挨户砸门,索食要物,6名妇女惨遭凌辱:“宋刘氏、宋张氏、宋郎氏、张王氏等六人,均被日军强暴致伤”。
9月25日,今属坊子区的东辛家庄长竹永富、张路院庄长李象升、西杨家埠庄长刘在炳称,过路的日军践踏庄稼,拉走牲畜,毁坏器物,损失折合大洋2万多元；范家庄庄长范学勤称,日本人占据范家庄田地,损失租价折合大洋7000元。
9月底,昌邑万家屯村民焦化吉正在翻晒地瓜蔓,被路过的日兵殴打、枪扎,造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而亡,年仅23岁。
10月,数名日军强入昌乐田家庄百端骚扰,将村民田刘氏、田维忠、田守业殴打致伤。
此间,昌邑丈岭荣盛茂号绸缎庄、裕顺公号杂货庄被日军占据,致交易停顿,各损失大洋近千元；昌邑商人杨永祥在岞山车站附近开设的太源杂货栈,吴阅汤在县境开设的福聚昌号,被日军占据,各损失大洋七八百元。
在临近青岛的胶县、即墨、平度等地,日军暴行更甚。10月26日,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率司法部参事林志钧、北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与日本驻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船津辰一郎,赶赴山东调查。
王鸿年一行先后到潍县、高密、平度、昌邑、安丘、昌乐、益都、淄川、周村等地,因青岛战事正紧,东至胶县而返。11月中旬,王鸿年等离开山东。
王鸿年此行,调查案件35起,涉及杀伤百姓、奸淫妇女、抢掠财产、掳捕放火等等,详情在2012年9月24日本报“人文潍坊”《日寇侵吞胶济路》一文中有载。
面对日军暴行,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11月5日,在素称民风彪悍的高密,日军数人至铁路附近的姚哥庄,殴伤村民两人,枪伤一人。愤怒的村民齐心协力,将一个日兵打伤,用绳子绑到村外大庙。姚哥庄庄长闻知,劝村民将其释放。随后,又有10多个日兵赶到该村,抓走5名村民,带往胶县。高密知事王达闻报,赶紧交涉。不料想,第二天百多个日军再往姚哥庄大肆报复,拘捕村民70多人,并焚烧了村庄。
在潍县车站以西地区,时常有人将砖石抛掷铁路线上；入冬之后,一些村民将日军修复的一座桥梁拆毁。
警权尚未谈妥 日军又驻宪兵
王鸿年在潍县、昌乐、益都调查时,日本临时铁道联队长山田隆一及驻各站日军军官,多次向他反映中国人在铁路上抛掷石块,妨碍交通。王鸿年当即告诉他们,德国人在此经营铁路十多年,并不闻有抛掷石块及妨碍交通等事,因为铁路由我国巡警保护。他趁机向山田隆一提出,此后铁路还是应当由中国巡警进站保护。
回京后,王鸿年上书外交总长孙宝琦,力主与日方交涉,全面恢复中国警察在胶济铁路的行政权。
王鸿年认为,“此事关系颇大,一则日军每以妨碍交通为辞,往往入村搜捕犯事人,玉石不分,易生冲突。二则将来日人若藉此为名,增派兵队于路线上,则不但骚扰更甚,恐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王鸿年建议:“此时若能办到巡警入站保护,恢复旧制,固为至善,否则似宜严饬该巡警等,于路线左右照旧站岗,巡逻稽察,以免彼之藉口。并宜于车站稍大之处,派得力巡长常与日军下士等官,或军队等互相接洽,疏通意见,联络感情,庶可以消除隐患于无形,而维持路线各地方警察行政之权,于国于民,两有裨益。”
12月初,驻潍日军又要在胶济铁路设置宪兵。宪兵号称“军中警察”,主要处理军人犯罪事务,并延及平民关涉政治或军事的犯罪行为。已经赶回济南的中央特派员蒋廷梓,令在潍的江绍沅、王金钰交涉此事。
江绍沅、王金钰提出,日本宪兵执行职责,只能限制在铁路路线范围以内,不得越出车站及铁路线,驻潍日军队长田边桂太郎暂时答应照办。
12月11日,王金钰带着坂西利八郎的介绍信,赶往青岛斡旋,力争将日本宪兵队完全撤走。
刚过而立之年的王金钰曾留学日本,1910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一直服务军旅。此行他要见三个重量级人物: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净法寺五郎、日本青岛军政委员长吉村健藏、日军青岛兵站站长高柳保太郎。
12月13日,王金钰见到了高柳保太郎,“接待尚属周到”。再晤净法寺五郎,净法寺五郎托故不见。吉村健藏虽然见上了面,但仅寒暄数语,即下了逐客令:“如无其他要事,请他日再见。”
随后,王金钰拜访了几个与日本人关系较为密切的知名绅商,请他们侧面周旋、打探消息。不久,蒋廷梓等撤回北京。
高密潍县知事 获得特别嘉奖
临近年底,经过水灾、兵祸的胶东地区及铁路沿线一带,一切尚有待恢复。
至11月上旬,潍县、益都、昌乐、安丘、昌邑、高密等地停课的学校,大多还没复课。据报道,此时《申报》记者过益都,“所谓第四师范学校,历经召集学生,犹未能开学”。
11月下旬,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前以山东潍、胶、高密、即墨等县淫雨成灾,业经饬部拨款项交该省巡按使即时赈抚在案。复据该使呈报,登莱一带既遭灾歉,又罹兵燹,哀我蒸民,殊堪悯念,现在地方治安虽渐回复,而严冬寒冷,室家凋零,国家保全,人民深憾未能周至。兹本大总统特捐银二万元,并由财政部筹拨银八万元,派员往该省被灾尤惨各区,确切查明,妥为抚恤,务使普沾实惠,勿任流离失所。”
12月初,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在上海募捐的一批棉衣,陆续运抵。
胶济铁路全面通车后,一时拥挤异常。该路为山东内地通往半岛的惟一捷径,战事结束,西去避难者纷纷返回,拥挤于途。
德国人开始向中方索要赔款。12月29日,德方照会中国外交部称,因中国政府无力照约保护,德华铁路公司在战事中所受损失,应归中方赔偿。其中在潍县及济南界内火车所载各种物品损失19.105万元,德国人在坊子开设店铺及在潍县被日军查封财产0.6万元。
这年底,鉴于高密知事王达“才猷卓越,应变有方”,“办筹中立,对待客军,均能殚虑经营,成绩昭著”,蔡儒楷向中央政府申请晋给四等嘉禾奖章；潍县知事张汝钧“才识阙通,实心仟事”,“该县为战线以西铁路首站,中立事繁,该知事会同委员因应措施悉协”,蔡儒楷申请拟给七等嘉禾奖章。而即墨知事曹倜、胶县知事吴镇涛、平度县知事胡大华,因办事不力遭到惩戒。
日本人曾经信誓旦旦,从德国人手中夺回青岛和胶济铁路后,即行交还中国。岂不知,这只是其图谋在华利益的一个幌子。此后,日军赖在这里八年,铁路沿线地区人民长期遭受祸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