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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19 14:41
鄌郚总编

家乡的老物什

  家乡的老物什
  在潍北乡村,偶尔还能见到早年用过的老物什:独轮车、油灯、石碾子、石磨、水桶、水井、粪篮、粪筐、斗笠、蓑衣、风箱等等。在一段时期内,它们是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它们见证了历史,承载着那个岁月的特殊记忆。许多老人将其珍藏至今,借它们怀念当年的艰苦岁月,感念如今社会的进步,生活的美好。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陈红莉 李海滨
  编 辑:李海滨 台 可
  校 对:付秀美(B1-B4) 李艳红(B5-B8)
  美 编:张智杰
  本期撰稿:刘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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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轮车支前修河贡献大
  木轮独轮车。
  橡胶轮独轮车。
  马车。
  独轮车俗称手推车,是一种人力推动的小型运载工具。当年昌潍支前民工从潍县到淮海,又到长江边,就是用它推着粮草、弹药等紧跟部队。解放后,昌潍人民除生产生活离不了独轮车外,还靠它参与了许多修河工程。
  独轮车始于汉朝 火线支前运军需
  据史料记载,独轮车发明于汉朝,最早的独轮车车架、车轮都是木头的,是一种家用工具。
  笔者到潍北一些村落采访考察时,老人们说起独轮车,故事颇多。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昌潍地区的老百姓推着独轮车支前的经历。
  潍县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一路西进,打济南,战淮海,渡长江。昌潍地区的领导根据战争需要,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支前大军,随军西进。支前大军推着沉重的木轮独轮车,驮着军用物资,跟在部队后面“吱呦吱呦”日夜前行,其中的艰辛难以言尽。木轮的独轮车比较笨重,要不停地往轴芯里注油,即便如此,它转动起来依然发出刺耳的“抗议”,叫人身累心亦累。
  当年潍北湖淋埠村(现潍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湖淋埠村)的徐学信、李发胜及华疃村的栾世成、李若平,潍北袁家埠村(现寒亭区寒亭街道袁家埠村)的袁振东以及现寒亭区朱里街道陈家地方寺村的陈姓六兄弟等,都是当年支前大军的民工,他们生前说起淮海战役、横渡长江,总是满怀自豪。昌潍的支前民工从潍县到淮海,从淮海到长江边,抬着担架,推着粮草、弹药,和独轮车日夜相伴。支前大军凯旋时,许多民工老乡却永远留在了支前路上。独轮车被推回了老家,家乡人见车思人,抚摸着独轮车倍感沉痛。
  木轮换成橡胶轮 修河推土全靠它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独轮车的木轮被橡胶轮取代,隔些日子用气筒往车胎里打点气就行,这下可轻便快捷多了,人们推起小车健步如飞。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困难,生产力发展还很滞后,独轮车在农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生产队分粮草,家家户户要用它推回家;社员们出坡干活,推粪、送粮、运庄稼和挖河运土等,它也是最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
  那时,如果谁家的独轮车被生产队借用了,还要记工分的。所以,社员们家庭再困难,也要借钱置办上一辆。有的人家办喜事,就用独轮车往家里推新娘,车上一边是红红绿绿的新被褥,另一边是手撑红伞、羞羞答答的新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昌潍地区派出大批民工参与修河工程。据寒亭区刘维布生前回忆,1969年春,他和潍县南村公社肖家营村的肖通医生,南村公社副社长徐秀和与施工员牟瑞明、孙华滋等人被派到德州地区陵县官道孙公社刘家村修建徒骇河(亦称徒海河)。当时潍县的任务是修建好宽200米、深20米,长1200米的工程。从初春修到9月底,没有机械化作业,全靠独轮车推泥土,民工劳动强度非常大。
  刘维布住在刘家村的刘大爷家,工地上独轮车不够用时,老人就把自家的借给施工队。刘维布发现刘大爷的两个儿子因聋哑问题婚事无人问津,便与肖通每天给他们针灸、按摩,教他们学发音。工程竣工时,刘大爷对刘维布等人恋恋不舍,用独轮车推着行李一直把他们送到德州火车站。火车行驶至潍坊火车站,双杨公社华疃村的一位徐姓民工为保护独轮车从火车上摔了下来,重伤骨折。
  运粮推煤昼夜行 赶集串门留记忆
  1973年春,昌潍地区又派出大批民工到无棣县修章卫河。华疃二村栾尊让老人回忆,他们推着独轮车到公社驻地双杨店,公社用大货车把民工和独轮车一起送到无棣县。他们用独轮车推河泥,从春天一直干到6月份才竣工。潍北庞家村(现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庞家村)老书记庞立良回忆,1987年,他在村里担任民兵连长,奉命带领本村210名民工参加全区的白浪河治理,也是手推独轮车运河泥,硬是把原来“鸭蛋”形的河道给取直了。当时他和几个民工住在高中同学徐增义家里,徐增义每天帮他擦洗独轮车,给车轴加油,庞立良感激不尽。
  老人们说,当年潍北没有电,他们就用独轮车推着粮食步行10多公里,到老潍县城北关的磨坊磨面,到坊子推酒糟喂猪,到潍坊西工地推运煤炭,用来烤烟和暖地瓜苗,经常一走就是几昼夜。路途遥远,晚上回不了家,就只能在独轮车上和衣而睡,与星斗和冷风相伴。
  当时还有许多少年用独轮车推着裹着小脚的祖母走亲戚、赶集。
  ◎相关新闻
  赶车老人授技 要保护好马和车
  潍北华疃村栾钦之老人几乎赶了一辈子马车,对马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说当年自家老人教他赶马车时(当时为木轮马车),先给他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早年有个赶车人拉着满车货物,从河道口下坡时不慎摔倒,这时驾辕的马立即用嘴将他叼了起来,救了他一命。赶车人对马感激不尽,从此干活时不再用鞭抽打马儿,只是吆喝马儿行走,并一直把此马养至老死。
  老人们讲,马有灵性,车有“车神”,要好好爱护。栾钦之早年在南京新街口给资本家(义河东)赶大车,回乡后也是车把式,他不仅自己爱护车马,还用这个故事教育年轻人。
  本版图片由张建国提供
  资源匮乏照明用油紧张
  煤油灯。
  罩子灯。
  早年夜间照明用豆油做燃料,用酒盅或蛤蜊皮做灯盏,用棉花绳做灯芯,用火镰和火石敲击取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胶济铁路货运能力增强,“洋油”流入潍北乡间。解放后,老百姓才真正用上了国产煤油。
  点豆油灯很麻烦 解放前全靠洋货
  豆油灯有很悠久的历史。据潍北袁家埠村(现寒亭区寒亭街道袁家埠村)的袁之良老人回忆,当地早年夜间照明时,都是用自家的豆油做原料,用酒盅或蛤蜊皮做灯盏,用棉花绳做灯芯。点燃豆油灯也非常麻烦,用剥了皮的高粱杆或软纸做引信,拿着火镰猛烈敲击火石,靠敲出来的火星点燃高粱杆,再吹燃当做火种,点亮油灯。
  豆油灯亮度低,成本高,抗风能力弱。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胶济铁路货运能力增强,有一种“美孚牌洋油”(即煤油)流入潍北乡间,当时很时髦的罩子灯也随之进入市场。罩子灯下部有油瓶,上部有玻璃灯罩,亮度高,不怕风吹。但罩子灯用油多,成本高,一般百姓家用不起。后来又出现了自制的洋油灯,构造简单,用小瓶盛了洋油,瓶盖上钻孔装上灯柱,在灯柱孔里放入棉花绳做灯芯。
  自制洋油灯比罩子灯省油,成本低,亮度好,抗风能力又比豆油灯强,普及到农家。但在日寇侵占潍县至潍县城解放期间,由于铁路交通受阻,洋油停供,百姓又用起豆油灯。直到1948年潍县城全境解放,潍北乡村才恢复洋油灯的使用。
  解放后,随着我国油田的大力开发,老百姓点灯用油的问题已陆续解决,直至“文革”前,百姓依旧叫煤油为洋油,叫火柴为洋火。“文革”时农村供销社专门贴出告示,洋油改叫火油,洋火改叫火柴,谁说错了就不卖给他,这才渐渐地甩掉了“洋”字。
  “文革”时缺煤油 百姓深夜排队买
  潍北华疃村的一些老人都曾记得,“文革”期间当地一度煤油奇缺,百姓照明有的点蓖麻子或棉籽油,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听说村供销社新进一批煤油,人们奔走相告,决定第二天早起去买。华疃村的一位老人回忆:
  晚上正睡得香,姥姥突然叫醒了我,说明天早上村里供销社要卖“洋油”,让我赶紧起床到供销社排队。
  我急忙提上“火油”瓶,匆匆向位于华疃村一大队的供销社奔去。到了一看,供销社门口早已人山人海,连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上也坐满了孩童。天刚放亮,一位公社干部缓缓打开了供销社的两扇大门,他先是朝外望了一眼,接着皱了一下眉头,便安排供销社职工按顺序和定量(每家半斤),提着油提子卖“火油”。谁知刚“供应”了几个人,排队的人便一哄而上,疯也似地向前拥去,场面有些失控。干部见事不妙立马关了大门,外面的人都大喊大叫了起来。
  等了好一会儿工夫,干部又从门缝中露出了脑袋,大声说:“你们这样拥挤,我们怎么卖!”这时有个中年妇女大声说:“找个有本事的就行了!”那干部愤愤道:“你说谁有本事,请他站出来卖油!”大伙哑然。接着干部又说:“今天这油没法卖了,各人回家等消息吧!”
  几天后,供销社把“火油”分到了村里的各个生产队,生产队按户分配,我家终于分到了点灯的“洋油”。在漆黑的夜里,灯又亮了起来。
  可见当时煤油的紧张程度。
  晚上读书写作业 煤油灯熏黑鼻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北白浪河以西一些乡村没有通电,照明基本靠煤油灯。那时经常见一些孩子鼻孔黑黑的,一看就知道是写作业被煤油灯熏的,老师或大人们总是夸上几句,小学生腼腆中会露出几分得意。
  笔者当小学生时,生活在潍北华疃村的姥姥家,在那村里的学校读书。1964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同学们都去学校集合,班主任李霞飞老师一遍遍向我们强调注意事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老校长傅春明大步走到主席台上讲话。然后,学校对各班级评出的“三好学生”进行表彰奖励。校教导主任张廷奎老师一一宣读着“三好学生”的名字,当他读到“一年级乙班刘剑侠同学”时,笔者的心情一下子紧张和激动起来,也忘记了是怎样走到主席台前的,只记得傅校长微笑着躬下腰把一本连环画和一支“友爱牌”铅笔轻轻放到笔者的手里。
  这本连环画是正方形的,书名是《黄继光》,内外彩页,每个字下边都附有拼音。捧着这本书,我感到它非常神圣。
  颁奖结束后,各班开始表演节目,我们班的节目是演唱《大庆讲故事》。放学后,笔者小跑着回到家,把奖品拿给姥姥看,姥姥夸笔者是个好孩子。晚上,笔者又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遍遍翻阅那本书。姥姥笑着说:“穷汉子得了一头驴,白天晚上数毛毛!”
  那个晚上,笔者兴奋地翻来覆去,几次起床点上煤油灯阅读那本“奖品”,书的内容记得也很牢。
  农家靠石磨石碾子磨面
  石碾子。(资料图片)
  石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北的农家人吃的是黑黑的地瓜面窝头,用沉重的石碾子和大石磨磨面,隔几日就磨一次。地瓜面窝头不好吃,可要把那些硬梆梆的地瓜干磨成粉,还要到村里那间黑乎乎的碾子屋里推碾子。改革开放后,石磨变电磨。后来农民也到超市买面粉了。
  推碾子经常排队 乡亲们互相帮忙
  石磨和石碾子都是多少年来磨制面粉的重要工具。石磨由两个石盘组成,靠上面一层转动磨出面粉;而石碾子是靠石碾在碾盘上转动磨出面粉。石磨和石碾子替代了用石臼捣米的原始做法,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北白浪河畔的农家人吃的是黑黑的地瓜面窝头,就大萝卜咸菜。家里平常很少能吃到炒菜,鱼肉荤腥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偶尔吃上几口。家里少量的小麦和玉米之类,得等到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时才能吃到,吃大白馒头或饺子是人们每日的期盼。
  清贫的日子里,推着沉重的石碾子和大石磨磨面,每隔几日磨一次。黑地瓜面窝头不好吃,把那些硬梆梆的地瓜干磨成面粉也挺麻烦,还得到村里的那间黑乎乎的碾子屋里推碾子。碾子老屋不知走过了多少风雨岁月,破旧的窗台上早已长满了青苔,透过房顶能看到白云行走的天空,破旧不堪的墙壁透着风。
  碾子老屋里推碾子磨面的人总是络绎不绝,经常排队。乡亲们都很热情,为加快磨面速度,好让自家尽早碾上粮食,凡是来得晚的,都先帮着早到的推碾子。碾子屋里尘土飞扬,人们的衣服蒙上了一层灰,尘土总喜欢钻人的脖子,又痒又脏,十分不爽。等帮别人碾好了面粉,轮到自己推碾磨面时,劲儿也用的差不多了,感到碾子好沉好重啊!
  电磨省力受欢迎 捎着干粮去排队
  笔者姥姥家有一台大石磨,每年春节前准备做馒头时,笔者就跟姥姥或舅舅推着大石磨,一圈圈地转着,石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叫人心烦。不多会儿,笔者就头晕出汗浑身发软。咬着牙把小麦磨完就站不住了,便蹲在地上吐酸水,由此落下了见到碾子或石磨就头晕的毛病。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潍县市郊和白浪河以东的一些村子有了电磨,笔者就跟随大人们,或约上小伙伴,带上地瓜面窝头、大葱,用独轮车推着粮食去磨面。由于路途遥远,一走就是老半天,到了磨房还要排队,一等就是一两天,独轮车便成了我们夜间和衣而睡的“床铺”。那时笔者还经常跟着姥爷和舅舅推着独轮车离村远行去磨面,半夜三更走夜路,忍饥受饿也常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党的强村富民政策像缕缕春风吹进了潍北乡村。地瓜面窝头渐渐被大白馒头替代,肉鱼也悄悄摆上了老百姓的饭桌。不久,村里也安上了亮铮铮的大电磨,家里需要面粉了,开起农用车装上粮食就去磨面;再后来,直接变成了粮食、面粉交换,老百姓心里轻松又甜蜜。
  如今乡村一出门就是粮油超市,大家吃腻了细的换粗的,专拣有营养和绿色环保的面粉吃。
  树叶干野菜救命 全靠石磨碾碎吃
  据当地人说,1960年,潍坊发生了震惊昌潍地区的“高里事件”,当地老百姓由于缺粮少米,发生了饿死人和大量浮肿病人死亡现象。据潍城史料记载,当时的潍坊市高里公社有16个大队,7466户,27827人。1959年因“一孔桥会议”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使该公社社员吃饭问题出现严重危机。
  自1960年1月至4月15日,该公社非正常死亡社员977人,其中社员发现浮肿病人2798人。最严重的后沟大队浮肿病人达129人,因浮肿病死去60余人。
  “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得知后,立即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
  1960年10月,山东省医学院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抢救性救治。首先对浮肿病最严重的高里公社派驻医疗总队,对相邻的双杨店公社等派驻医疗分队。
  当时,刘维布是潍坊市双杨店公社医院的院长,负责迎接从山东省医学院干部刘萍为队长和徐彩珍老师为领队的14人医疗队。据刘维布回忆,当时省医疗队到潍坊的初衷和重点是防疫问题,但到达潍坊农村后才发现,问题并不简单,面前不仅有大量的农村社员衣食无着,且还有大量的水肿病人急需治疗。于是,省医疗队即刻向上级写出报告并提出要求:赶紧向潍坊调拨一批豆类,将治疗水肿病人与减轻老百姓饥饿同步进行。当时是灾荒年,医疗队就发动老百姓用胡萝卜叶、地瓜叶和一些树叶、植物叶做小豆腐吃,但这些东西很快就吃光了。
  到1961年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潍坊市被列入山东省12个重灾县区之一。为了度过灾荒,山东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派出精壮劳力到安徽淠史杭三河灌溉工程大潜山干渠,接替已开工的施工任务。而原安徽水利大军上山给山东民工采集野菜。
  当时,山东12个重灾县的12000多名青壮劳力告别家乡,饥肠辘辘踏上了南下安徽修建水利之路,从安徽运回一批干野菜,用小石磨磨碎豆腐挽救生命。当年笔者的奶奶也得了浮肿病,被安排到高里公社戈翟村的水肿病疗养院,每天喝少量豆浆,很快痊愈。
  木桶变铁桶水井常掏泥
  木桶。
  铁桶和扁担。
  早年潍北地区用的水桶是木制桶,用木板一片片组装起来,周围用铁箍固定。木制水桶(潍北地区百姓称“筲”)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铁皮水桶大量走进普通百姓家。铁桶轻便美观,使老百姓减轻了担水负担,很受欢迎。
  木桶挑水又笨又沉 铁皮水桶轻便美观
  水桶、扁担和水井都是老百姓吃水的必用之物,但其演变过程相当漫长。
  据潍北一些老人回忆,早年潍北地区所用的水桶并不是铁皮桶,而是木制桶,是用木板一片片组装起来的,周围用铁箍固定。
  木制水桶,潍北地区老百姓称其为“筲”,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打完水后要放置于阴暗处,防止干燥,否则会裂纹漏水。尤其春天气候易干燥,用筲打水总是漏水严重。干筲很轻,一旦装满水就变得非常沉重,每只净重都在8斤以上,再加满水,用扁担一挑,差不多百斤。直至1955年国家实行农业合作社后,开始见到极少量的铁皮水桶、水车等。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铁皮水桶才大量走进普通百姓之家。铁皮水桶轻便美观,使老百姓减轻了担水负担,很受欢迎。
  扁担歌颂新气象 掏井师傅很吃香
  “小扁担,三尺三,邻居哥哥井台站,有心跟哥说句话,人多嘴杂怎敢言?小扁担,悠悠颤,邻居哥哥去支前,盼哥前线立大功,早日回家得团圆!”这是当时潍北地区刚刚解放时,乡间流行的一支小曲,意在歌颂潍北地区的青年农民踊跃支前和敢于自由恋爱的精神,在当时有非常积极向上的意义,所以流传很广,很多老人至今还会唱。
  那时候吃水的水井每隔几年就发生泥土积淀,不仅堵住泉眼,而且还由于水太浅造成水质浑浊。这时,村干部或村里的热心人便开始组织人员掏井。掏井前要组织一些小青年从井里往上提水拔泥,还要从邻村或本村找几个懂掏井的专业师傅,负责下井挖泥。这时,组织者就会提上小竹篮挨家挨户讨要份子,一个份子或几角钱,或几枚鸡蛋,各家各户因为吃水掏井,都是愉快交钱,很有些意思。
  有时也会发生一点有趣的小插曲。有一年夏天,潍北某村从邻村找了一位很专业的掏井师傅,掏井前村里酒肉伺候,可这位师傅有点嗜酒,喝高了。被村里人簇拥着来到深井前,望望黑洞洞的水井,他却胆怯起来,不敢下井了,还提高嗓门叫了起来:“你们怎么不下井啊?熊人!”村里人大笑,只好改日再掏。第二天,掏井师傅摇头自笑,村里从此多了个笑料。
  井台边常有热闹 能听曲子和故事
  人们几乎每天都要从井台打水,这里人流不断,好生热闹。大姑娘小媳妇担着水桶到了这儿,往往会唠着东家长西家短,大老爷们见面后会唠上一段村里或国家的大事,而小学生则喜欢在水井旁的小树林嬉戏,捉迷藏、抓知了,非常有趣。
  笔者家乡的那口水井边,生长着很多的枣树和柳树,那里绿树成荫,鸟儿啁啾,非常迷人。
  每年夏天的中午,笔者就和小伙伴全子、福子、安子等相约到水井旁的湾塘里游泳,捉蝌蚪、逮小鱼。
  暮色四合,村子的周围渐渐暗了下来,静了下来。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到大街的水井旁听乘凉的老人们讲故事、唱小曲儿,那些故事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十分有趣。
  笔者记得华疃村前街上有一位热心老汉,每天晚上都提着马扎蹒跚着脚步,早早地来至华疃村那个叫西北庄的街上,唱古曲《赶考的学生叫清洋》。老汉边唱边解说:说的是古时有一个赶考的学生叫清洋,在赶考的路上爱上了一位大家闺秀。
  老汉连唱了几个晚上,十分委婉动听,大家都没听够,可有一天晚上被大队革委主任发现了,主任当众把老汉训斥了一顿,说他宣扬封资修,还责令他第二天到大队部跟年轻人学唱语录歌。人们不欢而散,好几天晚上很无趣。
  就在无聊之时,华疃村一位叫栾尊路的大学生,从清华大学放了暑假回家。他按父亲的嘱咐,没有到公社或村子参加造反活动,而是到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儿挣工分。他和社员们边劳作边讲着北京城里的热闹事儿,社员们屏息静气认真听着,干活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工时间。
  吃过晚饭,栾尊路就和父母一起手提马扎来至街口,给乡亲们唱歌讲故事,他唱《小放牛》《俺是公社的饲养员》《又见到了当年的老八路》等等,都是乡亲们爱听的。那些日子,乡亲们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到大街上乘凉听歌。树上的知了停止喧嚣,柔和的夜风将歌儿送出老远,引着前村后街的人们都来享受。小孩子们躺在老人早已备好的草席上,在蒲扇的凉风中,尽情享受着乡村夜晚的那份静谧与美好。
  现今村里都喝上了干净甜美的自来水,古井也早已被填充,在街口水井旁乘凉已成为一种美好记忆。可现在村里的老人们说起水井的趣事,依然滔滔不绝,鲜活如昨。
  出门就背筐随时抢粪肥
  粪叉子。
  粪篮。
  早年出门背粪篮子被当作一种美德,干部们也不例外,书记还带头拾粪,在拾粪热潮中,还经常发生哄抢粪肥的事。“文革”期间,社员出工休息时捡到遗漏在地里的粮食,也用粪篮子背回家。
  出门就带粪篮子 书记带头掀热潮
  “勤上坡,懒赶集,粪篮子不离腚光皮。”这是早年流行于潍北乡下农村的顺口溜,也是老人们教育后代的一句“名言”。据潍北袁家埠村(现寒亭区寒亭街道袁家埠村)袁之良老人回忆,早年出门就背上粪篮子被当成一种美德。粪篮子是村里人的“标配”,办事劳作都得背着,如果谁家年轻人出门背上粪篮子或担上粪筐,必会受到长辈的夸奖,如果出门不带这类东西,就被认为是游手好闲十分懒惰的人。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上级号召人人背粪篮子,当时寒亭公社(现寒亭区寒亭街道)的副书记李守正住在该公社北纸坊村的老百姓家里,坚持做到“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袁之良亲眼见到李守正出门就背上粪篮子,到了田间地头把粪篮子一放,就帮着老百姓种地。百姓佩服得五体投地,生出一股敬意来。其他干部见状,纷纷模仿,都背上粪篮子与农民一起劳作,连附近学校的老师和小学生也背上粪篮子参加农业建设,出现了全民热火朝天大干农业的局面。老人们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叹不已,连竖大拇指,夸共产党的干部有水平,有能力,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当然,在全民大捡粪便支援农业生产的年代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据一些老人回忆,也有个别农村干部搞空架子,不切实际地开展工作,只要看到谁背着粪篮子,就在大小会上表扬谁。结果有一天开会时,有个平素经常背着粪篮子专门围着干部转,却没捡到多少粪便的社员得到了表扬,而捡到很多粪便的社员却没有被提到名字。社员们气不过,见到那个喜欢围着干部转的社员就说风凉话:“背着粪篮子撵干部,假装些积极的!”后来此话被潍北乡村专门用来讽刺那些不踏实做事的人。
  挥拳抡锨抢马粪 多少年后留趣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在潍县双杨店公社华疃村(现潍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华疃村)上小学。那时小学生放了学不能尽情玩耍,家长让孩子们出门拾粪。笔者记得和小伙伴全子、福子等放了学总是背上粪筐,拿上粪铲,沿村头那条县级公路(寒亭至双杨)走向白浪河畔。公路上还有许多身背粪筐的中老年人和学生,如果偶尔见到公路上的牲口粪便或公路沟底下人的粪便时,大家会一哄而上,挥锨抡拳头抢粪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次,全子在公路上和外村的一位老人抢拾一溜马粪时,愤怒的老人竟边骂着边将粪铲挥在了全子脸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印痕。小伙伴们一边还口骂着一边极力逃窜,村里老人们经常拿这事说笑。
  小伙伴建子更是有趣,有一次他见到邻村朱马村(现寒亭区高里街道朱马村)一匹拉车的马儿正排便,他一抬手把粪筐堵在马的屁股上,赶车人不让他抢粪便,他便抡着粪铲和赶车人边较量着边抢,惹得过路人捧腹大笑。
  还有一次,小伙伴们跟村里的社员到潍坊白浪河沙滩的骡马市大集捡拾牲口粪便。由于本村人多势众,见到牲口粪时就结伙哄抢,气得外村那些拾粪人直翻白眼。有个叫狗蛋的社员和人家抡起了拳头,最后村里人把市场管理员请了出来,狗蛋只好向人家赔礼道歉才算完。当人家要求狗蛋退还马粪时,狗蛋灵机一动,抄起粪铲边挥边逃,惹得被打者也笑了起来。
  粪篮子装“赃物” 遮遮掩掩背回家
  “文革”期间,“造反派”掌权,农村跟城里一样,也大搞“斗私批修”。社员们出坡劳作前,要先做“三首先”(祝领袖万寿无疆,唱语录歌,学习语录),“造反派”认为这样社员们就没了私心杂念,除了认真干活,连集体的一根草也不会拿回家。可出于生活的本能,朴实忠厚的社员们见收成后的麦地里或地瓜地里有些遗漏的庄稼,便利用劳作后的休息时间,弯腰驼背地捡拾那些东西,带队的生产队长对此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过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遗漏的庄稼不去捡拾会白白浪费。与其让那些庄稼在风吹雨淋中慢慢烂掉,倒不如让社员捡回家补贴生活。可“造反派”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说什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上纲上线。但农村社员就是靠种地吃饭,视粮食为生命。此时,粪篮子倒成了社员们的保护伞,他们把捡拾的麦穗或地瓜悄悄装在粪篮或粪筐的底部,上面盖上一层杂草,杂草上再盛上一点牲口粪便,伪装得有模有样。下坡回家时,“造反派”看到上层的粪便,便不检查,还连夸社员是一刻红心的贫下中农呢。
  在那个年代,很多社员出坡从不空手,就是没有粮食可捡,树枝、杂草、野菜、粪便等,见到就往篮里装,很潇洒地背回家。男社员背粪篮子,女社员担粪筐,成为当时的农村一景。
  谚语知天气斗笠不离身
  蓑衣。
  斗笠。(资料图片)
  在缺乏雨具的年代里,斗笠和蓑衣与人朝夕相伴。人们只能利用气象谚语观察天气,免受风吹雨淋。茅草能编制蓑衣,被老百姓当作好东西抢收,而它的花骨朵是一种美味,根也很香甜,曾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人们用来充饥。
  斗笠与人不分离 为做蓑衣抢收茅草
  因为早年没有正规的雨具可用,斗笠(潍北当地称“苇笠”)和蓑衣便为人们遮阳挡雨。对潍北的老人们来说,它们曾是朝夕相伴的老伙计。
  当年在农村劳作,斗笠和蓑衣真帮了大忙。尤其是斗笠,夏天防晒,雨天遮雨,无论晴天下雨都带在身边,与人形影不离。
  当时一只斗笠的市场价是5至6角钱,主要由潍县北部和昌邑县北部交界处的渔桐埠、王家埠和张家埠等村加工生产。尽管价格便宜,可那时赚钱很难,很少人家有余钱,总是一个斗笠一家人轮换着戴。后来,公社供销社从南方新进了一批竹皮斗笠,每顶价格在一元钱左右,可老百姓手里没钱,只能眼馋,这种斗笠只有即将结婚的新媳妇或有工作的人才可能购买。
  那时蓑衣每件两元钱左右,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潍北泊子一带生产蓑衣,用茅草做主料,需要一定的编制技术。一些本地人为节约资金,就学着编制蓑衣,虽然不如人家专业编制户编得好看,但穿在身上也能遮雨防寒,很受大人孩子的喜欢。所以,当地的茅草成了“香油壶”,秋天人人争着抢着收割,农村出现了见茅草就抢的景象。
  凭谚语预测天气 先人智慧不可小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农民靠天吃饭,对天气变化尤为关注。那时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乡亲们只能靠观察景物或动物的异常,而得出“天气预报”。
  那时,笔者的姥爷每逢下雨天出坡,总是头戴一顶破旧的斗笠,身披蓑衣。一个炎热的夏日,笔者和小伙伴随大人们到白浪河畔的地瓜地里薅杂草。正津津有味地听着生产队长讲李宗仁从台湾架机回归的故事,突见一团团白云在头顶悠悠集结,不一会儿天空像蒙了一层灰土布,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燕子也尖叫着向天际冲去。西邻栾僧之家的大黑狗也反常地边冲燕子狂吠边撕咬起地里的杂草。这时,小伙伴景子挥舞小铁铲喊了起来:“燕子钻天狗吃草,这场大雨脱不了!”他喊着喊着便雷声大作,倾盆大雨哗然而至。
  还有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云向西轻轻飘去,生产队长栾栋成肯定地说:“云向西,披蓑衣,今天就把那片秫秫(高粱)砍回场院!”笔者问姥爷“披蓑衣”是啥意思?姥爷告诉我是下大雨的意思。另外还有“云向东一阵风,云向南雨连绵,云向北一阵黑”等谚语。
  这些气象谚语挺实用,笔者先后学会了“要问(天气)阴不阴,摸摸老烟筋。”“东北风混帐龙,旱了不下雨,涝了不开晴。”每天早、晚看天气的谚语是:“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坷垃云,晒煞人;星星稀,笑眯眯,星星密,大雨至。”若平时看到水缸外面泛潮,在田野的路上遇到蛇爬行或听到蛤蟆叫,就知“水缸出汗蛤蟆叫,长虫(蛇)过道鱼儿跳,必是大雨到。”每逢月初的谚语是“不怕初一下,就怕初二阴。”还有节日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来年)十五雪打灯”等等。后来,笔者曾三下工厂三进机关,这些气象谚语都派上了用场,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近年来,电视机普及到千家万户,天气预报准确率大大提高。乡亲们把从电视上看到的天气预报与本地的气象谚语结合起来,抗灾能力明显增强。收获庄稼用上了联合收割机,所收的粮食晒几个太阳就可收仓;早年的气象谚语就像暖地上的雪花悄悄离去,留给家乡人的是深深地乡村记忆。
  “骨提”细嫩甜蜜 茅草根曾充饥救命
  生长在河堤、沟旁的茅草,不仅能编制蓑衣,而且全身都是宝。春天到了,茅草开始发芽生长,逐渐有了茅草骨朵儿,潍北当地叫做“骨提”。“骨提”呈乳白色,细嫩甜蜜,饱含汁液,非常好吃。每年春天,潍北大地田野外的河堤上,水沟旁,全是一拨拨寻觅“骨提”的孩童。孩子们唱着“骨提、骨提,上山拉犁”,嬉笑中,“骨提”就被拔了出来,孩子们一边吃着一边拔,好生惬意。不一会儿,“骨提”拔了一大把,再拿回家让老人品尝,总能得到几句表扬。
  秋天的时候,茅草能长出近一米长,它的根很甜很香,三年困难时期不知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后来,老百姓的生活好了,可烧柴还有些困难,人们就挖茅草根,晒干当柴烧。
  最可爱的是茅草花,秋天,洁白的茅草花煞是美丽,风儿吹来,茅草花随风飘飘洒洒漫天飞扬,它带着人们的思绪,带着人们的祝福与憧憬,追求新生活。
  鸡毛勒风箱做饭之必备
  灶台左侧为风箱。
  在漫长的岁月里,风箱曾是农家人做饭的必备工具。潍北地区最好的风箱是雷家庄生产的,门道很多,外村的人不好仿制。风箱里面的鸡毛磨损脱落,需要经常维修,维修师傅修一次收取5角钱。为了省钱,村民常自己攒鸡毛,讨价还价后能便宜2毛钱。
  雷家庄风箱质量好 30元一只不易仿制
  风箱曾是农家人做饭的必备工具,寒亭区原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庆华老人说,制作风箱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用楸木或梧桐木。这两种木料不易变形,其他木料做的风箱易变形,还透风撒气,风力就大大减弱。
  潍北产风箱最好的地方是雷家庄(现寒亭区开元街道雷家庄)。据说有一年,潍北某村的几个木匠见雷家庄制作风箱赚了大钱,也想试着做,发笔财。可当他们将自己制作的风箱推入市场后,用户反映风力太小,要求退货。这些木匠分析原因,认为除木料选择不当外,里面还有扣缝、上鸡毛等诸多门道,他们的祖传技艺不示外人,不易学,最后只好放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只风箱的市场价格在30元左右,雷家庄风箱一直供不应求。
  风箱还是捉拿老鼠的好工具,老鼠进去很难走得出来,被风挡推着来回走动,民间便有“老鼠走进风箱——两头受气”之说。
  风箱还是中国人的一项“专利”,在国外没有。据说,清末八国联军进中国时,见中国人用风箱做饭,甚是惊奇,围着风箱左看右看,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木制品竟有这么大的风力。八国联军撤退时竟抢走不少风箱。
  农家为省钱自己攒鸡毛 修一次少花两角钱
  由于风箱内部是用鸡毛勒上的长方形框架,拉动风箱时,鸡毛框架形成风力,鸡毛很容易磨损脱落,修理风箱在当年的潍北地区是一个很普遍的行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修一次风箱的费用是5角钱。在潍北农村那艰苦的岁月里,修风箱是一项刚需,这钱省不得,所以,修风箱的师傅总是不愁找不到客户。
  有的人家5角钱也很手紧,就把自家积攒的鸡毛拿去。经过一阵讨价还价,师傅只收3角钱。笔者那时住在华疃村姥姥家,每年冬季一到,经常见到些维修风箱的师傅在大街上边走边高喊:“扎固(修理)风箱来!”雪花飘飘,寒风刺骨,那声音里带着些许急切。农家立马抬出坏了的风箱,师傅就随意找个墙旮旯,伸出干枯的大手,哆哆嗦嗦地一边修着风箱,一边为围观的孩童讲有趣的故事。
  潍北一些老人回忆,小时候看修风箱也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那时农村冬季里基本没有文娱生活,待在家里要受老人规矩的约束,与其在家里憋闷着,倒不如到大街上玩耍一阵,有人陪着说话,遇到修风箱或换破烂的师傅,还能听故事,何乐而不为呢?那些小伙伴有的流着鼻涕,有的腰扎小绳,有的歪戴破旧不堪的棉帽子,有的穿着露着脚指头的破军鞋。尽管如此,小伙伴都很快乐,有说有笑。那是潍北乡村冬季里难忘的记忆。
  “慈伦大抱鸡”毛长有力 鸡毛好风箱质量高
  潍北的一些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养鸡的价格很低,每斤鸡毛才2角钱左右,买一只整鸡也就1.5元左右。但乡下许多赊小鸡的人家养鸡多为下蛋,一来换购生活用品、补贴家用,二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潍北地区有不少乡村农户喜欢寿光北部出产的“慈伦大抱鸡”。据说该品种的鸡长得快,个头大,生性好斗,十分凶猛,抗病能力强。潍坊西北一代“慈伦大抱鸡”至今仍远近闻名。
  笔者小时候,每年春夏时节村里都会来一些赊小鸡的,赊的正是“慈伦大抱鸡”。母鸡产蛋量多个大,公鸡能长到半米多高,腿有高粱杆那么粗,非常威武。那时常见那些红冠子绿尾巴的大公鸡在街上“遛弯”,一边仰头“喔喔”叫着,一边伸直脖子发疯似地追逐女人和孩子,吓得人们满街跑。
  前段时期,笔者到寒亭北部和寿光市东北部地区做调查时,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叫“斗鸡台”的村落,非常出名。该村位于寿光市城区东北10公里处,据传那里曾有夏朝诸侯斟灌国国王修建的一座台子,用于斗鸡玩乐,该村也因此得名。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的斗鸡台占地数顷,台高数丈,雄伟壮观。夏后相执政时,也经常到斗鸡台斗鸡取乐。因为当年从上到下盛行斗鸡,所以对鸡的需求量很大。为及时提供斗鸡,地方官员还在斗鸡台西南约5公里处建了一些养鸡基地,位置正是今天寿光境内的北慈村和伦家村一带,所以此地鸡种就叫“慈伦大抱鸡”。虽然只是传说,但从中可以探视一下此地养鸡的历史。
  除了个头大以外,“慈伦大抱鸡”的毛也很有特点:毛长、有力,正适合用在风箱制作上,能保证风箱质量,延长风箱的使用寿命,这也是该鸡种受当地百姓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愿“慈伦大抱鸡”这一品种一直保存下去,成为潍坊地区的一个特产。
  本文部分内容由袁之良、徐恩来、李月亮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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