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潍坊】总第125期－－早期共产党人牟鸿礼
2014年1月19日 本期撰稿：牟兰贞 孙兆颖
潍坊是山东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既光辉灿烂又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自潍坊党组织建立到新中国诞生的20多年战斗风雨中，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人物，牟鸿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建立了潍北第一个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反抗苛捐杂税……在他短暂的生命中，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演绎了一位革命者说不尽的故事。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循着他的足迹，再次感受革命者的不屈不挠和英勇顽强。
回家乡办工厂发展党员
牟鸿礼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就有满腔爱国热情。1923年夏，牟鸿礼考入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学习。1925年春，他经在该校任教的潍县籍党员宋伯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牟鸿礼修业期满，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潍县开展革命工作。他开办工厂做掩护，借卖手巾、带子为名，宣传革命思想。
结婚后外地求学,妻子在家劳累病倒
牟鸿礼,字修五,1906年出生于潍北牟家院村(今属寒亭区高里街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牟鸿礼自小就有满腔的爱国热情。1919年,他在高里小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到潍县安固、大柳疃、柳科、高里等集市上宣传进步思想,每到周末就到二十多里外的台底集上讲演,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北洋军阀独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牟鸿礼兄弟三人,他三叔牟恒令婚后无子,英年早逝后,寡居的妻子替夫过继牟鸿礼为嗣子。虽然牟鸿礼给三婶当了儿子,但他的大部分日常生活还是在亲生父母那边的大家庭里。
1923年夏,牟鸿礼和本村同学牟铭勋一起考上了济南工业染织学校,思想要求进步的他想去济南求学,而此时他刚娶了媳妇。
离开家乡求学,家里种地的事儿自然要留给父亲和兄长,这可遭到了父亲的阻拦:“读书走了,谁替你在家干活儿养活刚过门儿的媳妇?”新媳妇任意芳平日少言寡语,这当儿却站出来说话了:“家里的活儿我干他应该的那一份儿,让他走吧。”为了让丈夫外出读书为自己挣份儿“功名”,她和家庭中的男人们一起干着地里的庄稼活儿。
秋收的季节,地里的庄稼活儿太忙太累,任意芳早产了,大出血让她一连昏迷了8天,牟家的人失去了她活过来的信心,没想到8天后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她告诉三婶,自己梦见在一片荒野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焦急中一个慈祥的老妇人来到她面前。老妇人一手托着灯盏,一手端着一碗水说:“喝完这碗水回家吧。往前走,别回头看。”任意芳醒了,早产的儿子也活了下来。三婶说,梦中的老妇人是咱们的保护神,是“神娘”,怕是在济南读书的鸿礼要有大出息了。从此,老屋里就摆上了“神娘”的供桌。
办染织厂做掩护,在家乡成立党支部
牟鸿礼入学后,不仅努力学习,而且追求进步思想,在1925年春,他经在该校任教的潍县籍党员宋伯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牟鸿礼修业期满,受党组织的派遣,和一起入党的同学牟铭勋回到家乡潍县开展革命工作。从此,在渤海湾南岸的这片土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为了适应地下革命工作发展的需要,牟鸿礼从此也有了薛礼德、李若水、孟铭三、李修与等一连串的名字。牟鸿礼从三叔牟恒令那继承过来的老屋,成了党员活动的联络点。为掩盖自己的身份,牟鸿礼还向他三婶提出把西屋当小工厂,办起了乡间小染织厂,借卖手巾、带子为名,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农民觉悟,发展革命力量。
牟鸿礼和牟铭勋介绍自己的同学耿梅村入党,成立了潍北第一个三人党支部——牟家院党支部,牟鸿礼任党支部书记。为应对白色恐怖紧急危机,牟鸿礼在老屋正房里靠东屋山的地方修了暗室和通往菜园的地道。
这一年,潍县庄家村(今属奎文区梨园街道)的庄龙甲在茂子庄村王全斌家的场院屋里,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1927年冬中共潍县地执委改称潍县县委),庄龙甲被选为书记。牟鸿礼任农民委员,兼任潍北区委书记。
在潍县地执委的组织发动下,潍南的广大农村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
组织群众闹革命,想方设法购买枪支
牟鸿礼在潍北工作期间,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有时到茂子庄、虞河崖参加会议,往返百余里；有时为检查指导工作,一晚上奔走五六个村庄。为救助受难受苦的同志或群众,他曾几次变卖自己的家产。
潍北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短工罢市”,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剥削；贫苦农民进行了“吃坡斗争”,割了三家恶霸地主的麦子,帮助一部分贫苦群众度过了灾荒；近二百多名发网工人和猪鬃工人的斗争,减少了资本家的中间剥削。
1927年,“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暂时还未冲击到潍县。为防不测,当年入冬后上级党组织作出要时刻准备形势恶化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红色武装队伍,武器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潍县县委召开会议,研究迅速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决定采取三个办法弄枪:一是花钱买；二是挑选部分党员建立武装小组,从散兵游勇中夺枪；三是派党员打入军阀部队进行策反,拉队伍带出枪支。
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从同学刘韶九处借来手枪一支；宣传委员王全斌通过二姐王全荣动员家庭出资200银元购买手枪两支。牟鸿礼从本村大户人家借到了120块大洋,托人从日本洋行买回一把匣枪上交。后来,他又说服父亲,卖掉了家中的大车和牲口,又卖了妻子的陪嫁才还了40块大洋,剩下的80块大洋成了牟鸿礼终生的债务。
1928年1月初,在庄龙甲家中,建立了由王永庆、王兆恭、成希荣等人组成的特工组。
特工组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首先夺取了去望留镇压集会的两个警备队员的匣子枪,不久又夺取县税务局一个队长的一支短枪和两排子弹。与此同时,特工组频频出击,先后从江浙一带败退来潍的士兵中,夺取长短枪30余支。到1928年春,潍县党组织已有长短枪40余支。
潍县县委决定将特工组扩建为潍县赤卫队。这支队伍在中共潍县县委领导下,在1928年1至7月期间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抗捐抗税、截获军粮、武装暴动等一系列革命武装斗争。
煤场设联络点与敌周旋
1928年，国民党成立起潍县地方政权，搬出潍县东南乡有名的大恶霸李朝英组织独立旅，成立潍县公安局，建立反动武装，我党地下组织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潍县城里的阜通煤场，掌柜李永升是牟鸿礼的同村老乡，牟鸿礼说服李永升，把潍县县委联络点建立在了煤场中，使这里成为了地下共产党人的活动“大本营”。
济南发动工运被捕,送监途中巧妙脱身
1928年春天,潍县县委发动了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捣毁大柳树镇(今属潍城区)的反动税局。
潍县北部地区的党员奔走相告,把潍县县委秘密印发的《为大柳树镇反牲畜税事告农民兄弟书》贴上了固堤镇(今属寒亭区)民团的大门口,吓慌了国民党反动派。
事后不久,上级党组织安排牟鸿礼去济南鲁丰纱厂做“工运”工作,在一次发动工人罢工时,他不幸被捕落入虎口,敌人将他押解送往兵营监狱。
押解途中,一名警察要到路边小解,让牟鸿礼倚着一棵大树坐在地下,另一名警察则持枪在旁边监视。牟鸿礼急中生智,趁警察不备,挣脱身上的绳索,突然跳起来一头撞倒了警察,一溜烟跑进了路边的高粱地。
当两个警察摸起枪反应过来时,牟鸿礼已经跑得没了踪影。牟鸿礼辗转找到山东地执委,进行了有关情况汇报,由于他在济南暴露身份难以立足,上级党组织又安排牟鸿礼回到潍县开展革命工作。
说服阜通煤场掌柜,安排党员打入敌方
随着时间的发展,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成立起潍县地方政权,搬出潍县东南乡有名的大恶霸李朝英组织独立旅,成立潍县公安局,建立反动武装,我党地下组织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潍县县委领导党员群众,跟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潍县城里的阜通煤场,掌柜李永升是牟鸿礼的同村老乡,他人缘好,平时好接触识字明理的读书人。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在潍县城开办“教师训练班”,煤场成了北乡教师常去的地方。
抓住这个机会,牟鸿礼说服煤场掌柜,把潍县县委联络点建立在了煤场中,使这里成为了地下共产党人的活动“大本营”,牟鸿礼自己时而乡下,时而城里,飘忽不定地来这里主持着县委的工作。
根据上级的指示,这时期除了用撒传单、贴标语、群众集会等形式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壮大组织力量。
牟鸿礼和耿梅村等人从有思想觉悟的老同学中选择入党对象,首先吸收了潍县北乡的管文山入党,后又介绍了阙庄一带的于效愚、于画舫(于清书)等人入党,派他们打进“教师训练班”,配合原在“训练班”内的党员李春萱等人,了解敌情动态。
新入党的同志各自回村开展工作,管文山回到北乡的柳科村找到了贫农兄弟张德善,张德善一听说是领导砸大柳树税局子的共产党,就咧开嘴笑了,说:“可找到了,非干不可。”他马上就提出来要加入党组织的要求。
张德善入党后,很快又发展了管元新等人入党,成立了柳科村党支部。于画舫回到村中,发展农民党员,并利用当村中小学教师的有利条件,发展了少年党员于一川、于芝荣等人,成立了阙庄党支部。两个党支部的成立,使潍北党的力量进一步强大。随后,于一川介绍黑埠子村的张天心入党,黑埠子、河南村(今属寒亭区)一带也有了党的活动。
这时期潍县的党员和团员发展到300多人,建立起10多个党支部,成为了省内我党组织最强的县份之一。
探听到庄龙甲遇难,藏头诗蕴含战友情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不断领导组织的群众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和害怕,潍县的公安局长李朝英一段时期内曾贴出告示,悬赏通缉牟鸿礼。
同志们劝牟鸿礼从“阜通”煤场的“联络站”撤离,暂避风头,牟鸿礼坚定地说:“闹革命就会有危险,遭敌人抓捕不是什么奇事儿。只要挺身和他们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牟鸿礼有时化装成长胡须的长者,到乡下党员家中,不停地同敌人周旋。
1928年秋,庄龙甲因患病接受了县委的决定,到安丘县南流镇杞城庄去治疗,住在我党的一处秘密联系点。
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0月10日,敌人将庄龙甲从杞城庄抓到南流镇,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10月12日,庄龙甲惨死在敌人枪弹和铡刀下。
为了弄清真相,牟鸿礼装扮成小商贩,亲赴南流镇进行实地调查,对庄龙甲的遗体作了适当处置。不久后,在党员庄禄海家里召开的党团员会议上,他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最后说:“革命的浪潮一个过去了,另一个更高的浪潮就要到来,同志们应该重整队伍,奋勇前进,迎接新的斗争。”当大家问他关于庄龙甲的消息时,他说等了解后再告诉。会议间隙,牟鸿礼找来用过的香烟纸盒,写下了这样的藏头诗:
老子英雄儿好汉,
庄稼不收年年盼。
死而复生精神存,
在与不在何须言。
南北东西人知晓,
流芳百世万古传。”
“老庄死在南流”,他将战友和兄长牺牲的消息“藏头”在了诗篇中。
10月下旬,牟鸿礼、马宣元等经过秘密串联,恢复了潍县党的组织活动,在东曹庄成立了中共潍县特别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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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龙甲
庄龙甲,字鳞森,1903年出生于潍县东南乡庄家村(今属奎文区梨园街道)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是中共山东省早期的党员、中共潍坊早期组织创始人,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创建了潍坊地区最早的革命武装——-潍县赤卫队,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庄龙甲在17岁那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结识了以王尽美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1925年,庄龙甲在一师毕业后,回到家乡,积极在学生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至1926年春,在坊子、南屯等地成立六个党委,三十多个支部,发展党员二百余名。
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济南,山东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庄龙甲等人决定,利用党内同志担任高密至坊子段列车司机的有力条件,夺取日军军粮。经过周密安排,当满载着军粮的列车驶入坊子以东地段时,埋伏在铁路两旁的数百名群众,在赤卫队的掩护下,肩扛人抬地将车上的面粉一抢而空。
1928年10月10日,庄龙甲在杞城庄被捕,敌人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仍然坚持革命信念。10月12日,正逢南流镇集日。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人多的机会杀害庄龙甲,恐吓群众,借以进行反动宣传。庄龙甲在赴刑场的途中,仍然抓住每一分钟时间,向赶集的群众宣传革命。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庄龙甲向敌人宣告:“今天你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人民的革命烈火,一定要把你们这些反动派彻底埋葬!”
临危国民党团长助脱险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牟鸿礼向驻潍的国民党团长张明洲，讲明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救民的方针政策，受感化的张明洲与牟鸿礼成了朋友。有一次，牟鸿礼被国民党警备队包围了，张明洲派手下的士兵护送牟鸿礼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感化国民党团长,紧急关头顺利逃脱追捕
为了抓到牟鸿礼，敌人使尽了招数，他的老家牟家院村夜间经常遭到搜查。在县城的马路上和店铺前面，经常会有人奇怪地突然大喊一声:“牟鸿礼！”那是便衣警察在试探看有没有人回头，如果有人好奇地回头一看，就可能会被当做牟鸿礼抓走。
有一天，牟鸿礼刚从外地回到联络站，他正在屋里看文件的时候，有个叫张明洲的国民党团长走进了阜通煤场。张明洲原来在张宗昌的队伍待过，跟煤场掌柜李永升在济南就认识。
张宗昌垮台后，张明洲被派到潍县驻防，听说李永升在潍县开煤场，就找上了门。张明洲好像知道点儿李永升与牟鸿礼的“交情”，也许是早就听说过牟鸿礼的名字，落座后径直问李永升：“你认识牟鸿礼吗？”
李永升心里发慌，但表面故作镇静说：“一个村的，还能不认识？”“我想见见牟鸿礼。”张明洲说。李永升慌了:“牟鸿礼整天不知道在哪里，公安局悬赏通缉都找不到人影儿，要见他比什么事儿都难。”当时就在隔壁的牟鸿礼听得清清楚楚。
张明洲走后，李永升劝牟鸿礼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免遭毒手。不料牟鸿礼却镇定地说:“明天你请张明洲来，我要见见这位团长大人。”第二天，掌柜李永升请来张明洲，牟鸿礼开门见山地说：“张团长，我就是牟鸿礼，你现在就可以抓我去领赏了。”“牟先生别误会，张某不是那种无义小人。”张明洲为牟鸿礼的大胆勇敢所感动。
牟鸿礼分析了眼下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形势，讲明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救民的方针政策，推心置腹地用一桩桩事实给张明洲讲道理。分手时，张明洲紧握住了牟鸿礼的手说：“牟先生，相见恨晚。敝舍在城里十字口18号，以后若有用到张某之处，一定尽力而为。”
几天后，反动当局得到“线报”，说牟鸿礼当晚就住在潍县城里。天刚亮时，国民党警备队包围封锁了煤场联络站，表示一定要抓到牟鸿礼。牟鸿礼机警地翻墙出走，翻过几座大院儿，甩掉了后面追赶的人，闯进了张明洲的宅院。张明洲果然说到做到，他给牟鸿礼一番乔装打扮后，让手下的士兵护送牟鸿礼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为适应形势发展,去青岛接受新任务安排
1929年春节的前几天，由潍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牟鸿礼、马宣元两名同志吸收了于画舫、刘兆荣、庄鹤云、张德善、孟广和等同志在潍南曹庄开会，成立了潍县第二届县委。县委书记由牟鸿礼担任(这段时间，牟鸿礼常驻东曹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其余六名同志担任县委委员并分了工。刘兆荣、孟广和是铁路工人，负责坊子党的工作。于画舫、张德善负责潍北党的工作。马宣元、庄鹤云负责潍南一带党的工作。
1928年底，山东地下党组织发生了一件大事，负责省委组织工作的王复元叛变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全省上下党组织陷入一片危急之中。
事情震惊党中央，1929年三月，周恩来亲自派人赴青岛锄奸，此次铲除叛徒王复元，挽救山东党组织的行动被命名为“伍豪之剑”行动。执行锄奸任务的中央特派人员张英带助手王兆恭由上海乘沪青列车来到青岛，为配合除奸，省委调集王复元不认识的精干党员重新组建青岛市委。
夏天，上级党组织调牟鸿礼到青岛市委任代理书记，化名孟铭三，耿梅村陪同。牟鸿礼向父亲告别时，老人老泪纵横，不舍地说:“为什么要走，不走不行吗？是为了那80块大洋的事儿？我给你还上，倾家荡产也给你还上。”牟鸿礼无法把上级组织的秘密决定告诉他父亲，只是叮嘱一定要想尽办法还清债务，即使还不完，哪一天他回来再接着还。
牟鸿礼离开家乡后，敌人先后逮捕了马宣元、孟广和等县委委员和田化宽、郭家瑞等党员。只有牟鸿礼调青岛，于画舫调省委而幸免。潍南(旧时指潍县县城以南的潍县地区，包括今奎文区、坊子区等)基层党组织大部分被破坏，损失很大。
在这个时期，潍县是中心县委，负责潍县、昌乐、昌邑、安丘等县的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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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梅村来信中 念念不忘欠账
当年生死患难的老战友耿梅村，在给牟鸿礼孙女的来信中，回忆起了这样一件小事：
“联络站在阜通煤场那段时间，鸿礼的日常生活没有规律，吃饭有时在煤场，有时便到南沙滩的一个小饭铺吃。几百米宽的白浪河，把潍县城和东关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河岸是平坦广阔的沙滩，沙滩上是集市贸易的地方，有许多用泥巴墙建造的简易店铺，有土产百货，也有饭铺。我们常到一家饭铺吃饭，鸿礼同志也常去。
那时我们吃饭的费用也不是很充足，因为在那里吃的次数多了，成了熟客，没钱时吃饭可以记账。一天傍晚，鸿礼和我又到那个饭铺吃饭，正赶上没钱，吃完以后，鸿礼对掌柜说，以后一起算(账)。刚要出门，国民党员张耘南正向里面走，碰了个对面。张耘南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我们就和他较量过，是老对头，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们正准备动手对付他，然而张耘南却出乎意料地向我们点头微笑，侧身让路，横着步子进店去了，没敢动手。
从此以后，为了避免遭敌人毒手，我们再没去那个饭铺吃饭，大概五六角钱也没再去还。鸿礼对我们去吃过饭的(人)都嘱咐，这笔账必须还，只能革命胜利以后了。胜利以后，哪个活着哪个去还。不幸，如果都不在了，那就只好算他(饭铺掌柜)是为革命立过功的恩人了。革命胜利了，物是人非，哪里还找到什么饭铺？徘徊在茫茫沙滩上，往事涌上心头，只落得个惆怅满怀。”
出谋划策协助张英除奸
为铲除叛徒王复元，张英与青岛市委的同志周密计划后，就一起赶往了济南执行锄奸行动。行动失败后，形势也变得错综复杂。最后，牟鸿礼成为了这次锄奸行动的实际组织者。牟鸿礼与张英等人，再次经过谋划，张英与侦察员王科仁在青岛，将王复元击毙。
执行锄奸行动,与张英意外重逢
牟鸿礼担任青岛市委书记期间,经组织安排,接待党中央派来山东协助锄奸的张英。两人见面后,牟鸿礼喜出望外,没想到执行任务的张英竟然是自己家乡的校友。张英,原名马宗显,潍县北乡马家村人,17岁以前就读于高里小学,此时,牟鸿礼也在这一学校读书。
在学校时,两人虽然是隔级同学,但意趣相投,成为交往密切的挚友。后来,张英参加冯玉祥部队,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遣去苏联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担任警卫工作。
据牟鸿礼的妻子任意芳后来回忆,就在牟鸿礼为党买下匣枪不久,马宗显来到了牟家院村牟鸿礼的家中。
那时马宗显已经化名为张英,刚从苏联回国,等待上级党组织安排任务。这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老屋里的暗室和通往菜园的地道就是他建议修成的。在牟鸿礼的家里,两人经常切磋武功,练习双手打枪、攀爬、用钢丝开铁镣等。
后来,革命的使命使两人各奔东西,谁都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重任在肩的特殊环境中再度相遇,战友相逢,心情说不出的激动。
想妙计杀叛徒,可惜计划出漏洞
张英与青岛市委的同志周密计划后,就一起赶往了济南执行锄奸行动。意想不到的是,济南方面加紧了戒备盘查,规定单身过往客人不准赁房宿店,大家一时没了主张,锄奸行动也陷入了困境中。
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牟鸿礼与省临委(山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景仁(亦名王景瑞)反复商议,终于想出了办法,找一位聪明坚定的女同志装扮为张英的妻子作掩护,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后来由王景仁辗转找到共产党人傅书堂的胞妹傅桂兰,来完成了这一装扮成张英妻子的任务。
夜晚时张英提着藏有手枪和子弹的两匣高级糕点来到了火车站,挽起发髻扮成了新娘子的傅桂兰,挽着张英的胳膊上了火车,一对肩负特殊使命的“新婚夫妇”赶往目的地。也许,当时的张英还不知道,假扮夫妇的主意是他的校友牟鸿礼想出的妙计。
这对特殊夫妻到济南后,住进一家叫“老悦来”的客栈,张英即按照预先计划向省委机关发出密信:“青岛无生意,今来济南,请兄多助。弟住一大马路老悦来客栈16号,请兄见信即来会晤。”不料,省委机关被严重破坏,密信恰巧落于叛徒王复元的手中,他带领特务赶往客栈,张英和傅桂兰一起落于敌手。
监牢中,张英用早藏好的钢丝打开镣铐,越狱逃回青岛,傅桂兰被囚禁几年后离开人世。
丁惟尊有嫌疑,其妻子大义灭亲
敌人对我党的锄奸计划,觉察出了风声,形势也变得错综复杂。最后,牟鸿礼成为了这次锄奸行动的实际组织者。
张英回到青岛后,从外围了解到锄奸行动的党员丁惟尊极有可能叛变投敌。牟鸿礼最先知道了这一情况,是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揭发丁维尊无耻的叛党行为。
傅玉真和丁惟尊都是高密人,加入党组织后到青岛从事地下工作,工作中两人结为夫妻。结婚后傅玉真发现丈夫与王复元过从甚密,王复元叛变投敌后,两人还有来往。之后,在高密和丁惟尊熟悉的几个“关系”先后惨遭毒手,傅玉真越发证实了自己的丈夫已经变节投敌,她找到了牟鸿礼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
牟鸿礼仔细分析情况后认为,丁惟尊与王复元是老熟人,丁叛变投敌,对张英来山东锄奸极为不利。牟鸿礼介绍傅玉真与刑伤已愈的张英见面后,共同认为,处决叛徒王复元,必须事先铲除丁惟尊这一毒瘤。事后又叮嘱傅玉真,要时刻保持冷静,提高警惕,暗中监视丁惟尊,有情况随时向党组织秘密汇报。然而丁惟尊叛变后行踪诡秘,飘忽不定,一时难以下手。
经过深思熟虑后,牟鸿礼认为,只有做通傅玉真的思想工作,才能顺利处决变节投敌分子丁惟尊。经牟鸿礼努力,最后终于做通了傅玉真的工作,她同意协助锄奸工作人员执行任务。
几天后,牟鸿礼得到傅玉真报告,丁惟尊当天夜晚回家。当晚接近12点时,张英突然叩门,说是中央来人,约丁惟尊去外面谈重要机密问题。做贼心虚的丁惟尊支吾推托,傅玉真假意从旁规劝,表示反正天热睡不着,正好出去听听上面的消息。丁惟尊不知就里,反而认为这是获得情报向特务邀功请赏的好机会,随同张英来到青岛滋阳路上后,张英抬手一枪,结束了丁惟尊的性命。
先后两次行动 终将叛徒铲除
处决丁惟尊以后,铲除叛徒王复元的“伍豪之剑”行动也刻不容缓,可很多困难摆在了牟鸿礼和张英等人面前。
牟鸿礼等人仅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王复元的照片,未见过其人。当时,济南的省委机关已遭到敌人破坏,一时找不到认识王复元的人,要在青岛处决这个叛徒谈何容易。
牟鸿礼想到傅玉真和她的娘家嫂子李淑秀,在“大义灭亲”处决丁惟尊的过程中,两人都经受了严峻考验,成为党内可靠的积极分子,牟鸿礼指示她们主动和王复元拉近关系,让王复元这条“大鱼”来青岛上钩。
王复元到青岛后,到傅玉真的家中假献殷勤,说惟尊是被共产党暗杀的,要给丁惟尊报仇,还说要傅玉真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工作。傅玉真以丁家人不放心成了寡妇的她为理由,故作推托。王复元表示,如果傅玉真自己愿意去,第二天上午就给她办手续。
王复元走后,傅玉真马上找到牟鸿礼汇报了相关情况。牟鸿礼认为这是锄奸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他指示傅玉真,第二天他亲自在傅家边上的茶馆里等待,傅玉真借提水为由到茶馆通报王复元的到来,送客时傅玉真可以向自己暗示指认王复元。
第二天,王复元如约到了傅家,牟鸿礼身着灰色大褂手里拿着草帽站在茶馆门口,张英隐蔽在附近。傅玉真提着水壶来到茶馆,挨近牟鸿礼时轻声地说:“来了。但不是他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傅玉真和嫂子李淑秀从家里往外送客人,傅玉真紧贴着王复元身边,大声地说着话向牟鸿礼和张英暗示情况,两个人稳稳地认出了王复元。遗憾的是王复元如惊弓之鸟,没说上几句话就钻进一辆吉普车溜走了,当天就回了济南。
正在大家着急时,牟鸿礼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眼线”得到消息,王复元又回到了青岛。原来王复元在青岛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定做的皮鞋没有取走,他要到店里取皮鞋。牟鸿礼通知张英后,张英迅速和侦察员王科仁赶到中山路,在皮鞋店中结果了这个恶贯满盈叛徒的性命。
妻子赴青当起得力助手
1929年秋天，任意芳从潍县前往青岛，以妻子的身份掩护牟鸿礼开展革命工作。丈夫给他安排了两个任务，在家守护平安信号，对着暗号接收情报。她捎去的小笸箩，在关键时刻还发挥了重要作用，牟鸿礼拿着它安全地送了几次情报，而具体干了什么，他只字不提，任意芳也从不过问。
即使为了一元钱,也绝不能违反纪律
1929年秋天,在青岛火车站,一个年轻的乡下妇女抱着四五岁的儿子在风雨中站立着,儿子的脸冻得发红。她就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的妻子任意芳。
任意芳虽然等得焦急,但并不埋怨丈夫的迟迟不露面,她早就习惯了这样。“嫂子!”一声招呼从背后传来,任意芳闻声回头,惊喜中认出了是丈夫牟鸿礼在潍县发展的地下党员于画舫,她跟着于画舫往前走。
到了一个拐角处,于画舫跟任意芳说:“牟鸿礼来青岛后改名叫孟铭三,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叫他‘老孟’。”路边包子铺伙计的叫卖声伴着诱人的香味儿一起飘过来,一路上没吃饭的孩子在怀里直喊“饥困”,于画舫去为孩子买了两个包子,可不懂事的孩子又要求叔叔给他买肉吃。于画舫迟疑了片刻,从随身带的钱袋里掏出了一元钱……
谁也不知道于画舫拿出的一元钱,是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心里说:“暂借一下吧。”于画舫当天接受了牟鸿礼的两个任务,上午去“关系人”处拿经费,下午去火车站接任意芳母子。
事情让牟鸿礼知道后,他严肃地批评了于画舫:“带钱去火车站,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私自动用经费更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一元钱的欠缺,一分钟的耽误,关键时刻会让我们的同志掉下脑袋来。”
任意芳住下来后,牟鸿礼给了她两个任务,一是在家守护平安信号,二是他不在家的时候,对着暗号替他接收情报。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刚来不久,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送来一个箱子,说是她先生定做的衣服。等牟鸿礼回来打开时,是满满一箱苏联货币。牟鸿礼告诉妻子,这是党的活动经费,要用生命去保护它。
妻子捎的小笸箩,牟鸿礼派上大用场
潍北一带容易发生内涝,别的庄稼不容易生长,而高粱秸秆高,抗内涝,所以种高粱成为了首选。人们常把高粱秸砍来做成“篾”,这样的编织充当过儿女的洞房装饰和嫁妆。
红白相间的篾编成了炕席和围住灶烟熏黑了的墙壁席,洞房里红红的美了许多。女儿出嫁时,娘必用篾亲自编笸箩作为嫁妆。一对儿笸箩,象征着福禄鸳鸯。有盖儿的笸箩,严严的像盒子,用红色的篾编了“万字不到头”的纹儿、“双喜”纹儿、“山田日月”纹儿,笸箩是新媳妇藏私房钱的用具。抗日战争前夕,这样的一对红笸箩拿到集市上能换回一口袋红高粱。
任意芳年轻时是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嫁到婆家前亲手编了五个好看的红笸箩,四大一小。出嫁后不久,四个大的红笸箩为了给牟鸿礼筹集革命经费,全都卖了,自己只剩下一个最小的。
去青岛的时候,小笸箩也一块捎着了,因为里面积攒了几个任意芳摇纺车挣来的私房钱。这种笸箩是夹层儿的,有一天晚上,牟鸿礼让妻子拆开笸箩的夹层,在里面放了张纸条儿,再让她照原来的样子缝好,拿起笸箩匆匆出了门。
过了几天,牟鸿礼又拿着笸箩回到了家中,像是干完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儿,抹着头上的汗水对妻子说:“这回你的笸箩可真派上了大用场!”至于什么事派上了大用场呢,这些“老孟”从来不让妻子插嘴问,就是从脸色上也看不出半点事来。
潍县县委遭破坏,回乡主持县委改组
牟鸿礼离开潍县后,潍县县委决定利用传统节日桥西山会的机会,组织武装暴动,准备夺取高里民团(高里是潍北重镇,1930年前后,国民党县政府在镇上设有小型武装力量,称“民团”)枪支,建立革命武装。
事前,潍县县委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徐宝铎任司令。暴动队由阙庄、吕家、河套、埠头子等十几个村的100多名党团员和200余名群众骨干组成。
暴动队缝制了红白布各半的袖标,篆刻了“游击司令部”印章,印制了二十面党旗,暴动武装除8支短枪外,每人准备了一把斧头。到1930年农历二月十九当天,赶山会的群众人潮如流,暴动队员携带武器,随着赶山会的人群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但是情况发生突变,国民党县长亲自率领县大队和骑兵赶到会场,布下阵势,严加戒备,地主民团也在会场外巡逻。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暴动委员会”立即开会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停止暴动”。并迅速通知暴动队员立即解散,各自回家,由于准备不充分,暴动没有成功。
事后不久,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神情沮丧地对革命同志说:“家里还有两棵大梧桐树,回家卖掉换成经费回来咱再一起干。”不久,身为县委书记的曹克明叛变投敌,带领敌人逮捕共产党员,潍县县委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3月下旬,省临委书记任国桢和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来潍巡视工作,主持县委改组。改组后,潍县县委委员4人,耿寿图任潍县县委书记。
潍县是牟鸿礼的故乡,到潍县完成任务的间隙里,牟鸿礼总是走到野外向他的村庄方向望去,有时月色渺茫,有时雨雪霏霏。有一次,牟鸿礼在阙庄村党员于砚田家里召开县委改组会议,阙庄村离牟家院村只有十几里路,可是他开完会就匆匆赶去了下一个工作联络点。他常常跟同志们说起自己的家乡,说牟家院村十几里外的西北方有一处叫做“禹王台”的古迹,台上镌刻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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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工作报告 明显反对左倾
牟鸿礼在青岛,陪同省临委书记任国桢巡视了全省范围内的工作,事后他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内容涉及五个方面:一、过去工作的总结。二、今后工作的布置。三、工农群众斗争的情形。四、工作路线和策略路线。五、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英文缩写)的工作。
1930年4月,牟鸿礼接到去中央的调令。当时,他正与有关同志筹划和领导着青岛的“赤色五月”罢工斗争。
此前,中共中央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指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后简称五一),要求包括青岛在内的重要城市,必须极力组织广大群众进行示威行动。
4月上旬,上级党组织在筹备“赤色五月”工作中指出,青岛为中心城市,青岛的沧口、四方、台东为中心产业区,市郊农村为重点,在这些地方都要迅速筹备有关行动的工作。
4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作出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赤色五月”的决议案。决定在各厂利用一切机会推动斗争进行,扩大五一的宣传。在成立各厂五一筹备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市统一的筹备组织。要求在“赤色五月”中,发展党团员60人,赤色工会会员100人,并准备5月1日示威游行和集会。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牟鸿礼,对错误倾向有所觉察。5月10日,他向中央递交了《山东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报告》,他分别介绍了青岛的情况、潍县的情况、烟台的问题、济南的问题等,字里行间明显表示出反对“左倾”的主张。
1929年秋天,任意芳从潍县前往青岛,以妻子的身份掩护牟鸿礼开展革命工作。丈夫给他安排了两个任务,在家守护平安信号,对着暗号接收情报。她捎去的小笸箩,在关键时刻还发挥了重要作用,牟鸿礼拿着它安全地送了几次情报,而具体干了什么,他只字不提,任意芳也从不过问。
被害25年后家人才知晓
1930年,任意芳从青岛回潍县后,就失去了和牟鸿礼的联系,也找不到打听他信息的渠道。直到1955年,任意芳才知道1931年牟鸿礼任开封市委书记,在市委机关开会时被捕,当年5月9日被敌人残酷杀害。25年的等待,任意芳只等到了烈士荣誉证书和400元烈士抚恤费,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言不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丈夫行前一句话,她在心里藏了好多年
青岛大港路上繁华地带的一处“日本洋房”,二楼是牟鸿礼和妻子任意芳在青岛的“家”,也是青岛市委秘密的办公机关,地下室里设有青岛市委的秘密印刷厂。平时的白天,明亮的窗户上插了个大红的纸蝴蝶,晚上的楼道里会点起一柱香,这是任意芳的工作,有了这些东西,便是这处“日本洋房”里的平安信号。
这是个不眠的夜晚,很少在家的牟鸿礼坐下来陪妻子,他告诉任意芳,这一走怕是三年两年回不来,说不定直到自己的“事业”成功了,才能回家,到那时不是坐着汽车就是坐着飞机回家。
牟鸿礼还再三嘱咐妻子要好好把儿子养大,要好好替他孝敬父母和年纪轻轻就守寡的三婶,自己也是三婶的儿子。当然还说到了那把匣枪的债务,临时还不完就往后拖几年再说。
任意芳曾向牟鸿礼说过这样的事,为还这笔债,她跟着村里的男人们去为盐商背过盐,路上要过一条河,小脚儿的她跪着爬过独木桥再爬回去,往返好几次才把一布袋几十斤的盐背过河去。想起这些事儿,牟鸿礼非常感动。直到分别时,牟鸿礼才道出了任意芳娘俩儿这半年青岛之行的真实原委。
为了不让外界对牟鸿礼一个独身男人住在“日本洋房”里引起过多的注意和猜疑,“上边”要给他派来个做伴儿的假媳妇,牟鸿礼担心弄假成真,对不起远在家乡的妻子,请示“上边”后,才把任意芳娘俩儿从潍县接来了青岛。而这次,牟鸿礼奉命调去中央。任意芳哭着说:“这一回要去哪儿?”“很远的地方。”牟鸿礼严守着党的秘密。
任意芳说:“不走不行吗?”好久,牟鸿礼才斩钉截铁地说出一句话来。听了这话,任意芳脸色变得煞白,第二天,化过装的丈夫把抱孩子的她送上了回潍县的火车。
1944年,长大成人的儿子牟士宗要去抗战第一线,参加八路军的“潍北独立营”,任意芳告诉儿子说:“走吧!还是你爹那时候在青岛说得对。”“爹说了什么?”“不走就得掉下头来!”任意芳说得掷地有声。
谁也不会想到,潍北最早的共产党人牟鸿礼,竟是用这样的话最后跟妻子告别的。
四处查找无音讯,25年后收到烈士证书
1929年到1932年期间,潍县地下党先后发生了曹克明、任玉书两次叛变,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陷入了“冰点”。
张德善死在了敌人的监狱中,张子斌、耿寿图、于全家这些常来牟鸿礼家的人都被抓进了省城济南的大牢,牟芳令去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本村的牟铭勋也没有了消息。任意芳回潍县后,就失去了和牟鸿礼的联系,也找不到打听他信息的渠道。
全国解放初期,任意芳忽然接到牟鸿礼的同学耿梅村从外地的来信,全家人喜出望外,不料来信也是询问牟鸿礼的信息。信中说,1930年底,耿梅村在东北某地曾接到过牟鸿礼的两次来信,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此后多年再没有牟鸿礼的信息。
当地政府也十分关心有关牟鸿礼的情况,但一直也没有查到他的最终下落。1955年,田野里的高粱快红穗的时候,消息传遍了牟家院这个小村庄,牟鸿礼有消息了,潍县人民政府通知家人去接洽有关事项。
牟鸿礼的儿子牟士宗用独轮车推着母亲任意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县政府驻地。到了县里,县里的主要领导跟任意芳谈了很久后,她才知道牟鸿礼1931年任开封市委书记,在市委机关开会时被捕,当年5月9日被敌人杀害。后来一位县领导双手递上了烈士荣誉证书和400元烈士抚恤费:“大娘,400元,您这是规格最高的抚恤了。”任意芳刚过50岁,生活的风雨令她已是满头白发。
儿子怕老人支撑不住,赶紧扶住了母亲。任意芳却出乎意料的平静,抑制住了自己眼中的泪水。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儿子推的独轮车上,50多里的路程她沉默着一句话不说,不时自顾自地摇摇头。她早就预感到丈夫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但又不相信这一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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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舍的老屋
牟家院这个小村庄,除了儿子,任意芳最留恋的就是家里那黑旧的老屋。
在这老屋里,曾经有她的丈夫牟鸿礼,后来又有了儿子。牟鸿礼从济南回来“闹革命”的那些年月,虽然是整天提心吊胆,但对任意芳来说,丈夫回来了,这老屋才算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
牟鸿礼在老屋里修夹壁暗室,任意芳摆放的供桌正在暗室入口处,做了最好的掩护。再后来,于画舫给任意芳画了一张神态庄重的美人图挂在了供桌上方,“神娘”也有了自己的形像。三婶儿和任意芳香烧得更勤,祈祷“神娘”保佑她们的顶梁柱牟鸿礼每天都平安无事地回到老屋。
三婶儿过世后,牟鸿礼长时间没有了音信,一家之主的公爹让任意芳母子和人口众多的牟鸿礼二哥家换房居住,任意芳带着儿子和刚过门儿的媳妇住到了公婆的宅院中,那段时间任意芳离开了老屋。
搬家那天,任意芳特意带走了老屋里的那盏高脚长明灯。多少年后,儿子牟士宗才明白,这高脚灯是他三奶奶和母亲特意给他父亲牟鸿礼留着的平安灯,白天放在供桌上照着“神娘”的画像,晚间点在窗台那里。父亲牟鸿礼每天回来,远远看见了老屋里的灯光,才放心地走进小院儿,如果灯灭了,那就是有了危险情况的信号。
战友接过旗帜继续革命
牟鸿礼离开潍县后,他的战友牟铭勋任潍县县委组织委员,虽然潍县党组织几经破坏,但仍建有11个党支部,有党员80多人。牟铭勋曾任潍县工委书记、昌潍联合县副书记等职。1938年10月8日,被敌人逮捕,当晚于潍河滩就义,时年33岁。于画舫是牟鸿礼亲手领上革命道路的年轻共产党员,1931年4月5日凌晨,于画舫壮烈牺牲在济南。
接过旗帜,牟铭勋赴沪寻找党组织
牟鸿礼离开潍县后,他的战友牟铭勋接过了他高举着的旗帜。1931年3月至1933年7月,他任潍县县委组织委员时,虽然潍县党组织几经破坏,但仍建有11个党支部,有党员80多人。
1933年,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7月13日带领捕共队来潍县捕杀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刘良才,省县两级组织均受到严重破坏,潍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2月,牟铭勋冒着漫天大雪,自筹经费,先乘火车去青岛,然后乘船南下,开始了寻找党中央的漫漫路程。在茫茫大上海,他终于找到了当时的上海中央局。如今在历史的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山东牟铭勋关于潍县情况的报告》。
报告中显示,牟铭勋来到荆科村,此地以前是党组织活动的大本营,1932年遭敌人破坏后,一般的同志意志消沉了,有个女同志一见他,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丈夫是1931年旧历5月被捕的,11月死于狱中。
牟铭勋又到了小官庄支部,这个支部1932年被破坏后,好几个同志都离开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个会,一共到了5个人,只有耿锡章还算是一个很坚决的革命同志。
他到了昌乐,费了许多劲方找到了孟广松。他是一个贫农,他说昌乐的工作无法开展了,自党支部被破坏后,党员消极的消极,比较好的也不行动了,甚至还有人直接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天牟铭勋又跑到了潍县城,四处筹借路费,但毫无着落。牟铭勋碰到一个同志,得知潍县捕共队到处找他,并了解到破坏全山东组织的叛徒叫宋鸣时。
最后,牟铭勋终于联系上了一个社会关系,借了13.5元钱,于12日到了青岛,13日上了船,15日到了上海。
牟铭勋从上海返回潍县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以他为书记的鲁东工委,工作范围涉及昌乐、益都、寿光、广饶、坊子等地。鲁东工委制定了工作大纲,决定把工作重点向坊子一带的煤矿铁路工人中转移。牟铭勋在那里组织了反对工头剥削的煤矿工人罢工,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
牟铭勋第三次赴上海汇报鲁东工委的工作时,遇上敌人破坏中央局,他装作瞎子算命先生逃过了抓捕,回到家乡后,因为敌人的通缉,无法立足于潍县,他只身去了东北,鲁东工委从此瘫痪。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牟铭勋不远千里返回家乡,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曾任潍县工委书记、昌潍联合县副书记等职。1938年10月8日,被敌人逮捕,当晚于潍河滩就义,时年33岁。
革命的战友们,都勇敢地奋斗着
于画舫是牟鸿礼亲手领上革命道路的年轻共产党员,牟鸿礼离开青岛后,省临委机关遭到破坏,他只身返回家乡。
于画舫参加了潍县县委改组会议,并继续担任潍县县委委员和秘书工作。1930年3月,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叛变后,带人逮捕了于画舫,并将其押送到了济南,关进第一监狱。
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知道了于画舫曾在省委工作的一些情况。开始,敌人认为于画舫是个“公子哥”,对他百般利诱,但他毫不动摇。后来,敌人对于画舫施以酷刑,打得他遍体鳞伤,并给他戴上头号镣铐,他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于画舫被判为死刑,他妻子抱着3岁的小女儿来探监,他擦去妻子的泪水,抚摸着女儿的脸,深情地与妻子诀别:“好好抚养孩子,长大了为我报仇。以前潍县县委机关人员常住咱家,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同志们。”
1931年4月5日凌晨,于画舫壮烈牺牲在济南纬八路五龙沟刑场,时年26岁。女共产党员王金华,在白色恐怖严酷的日子里坚守着对党的信仰,敌人抢走了她家里的土地,杀害了她的丈夫,她把两个女儿卖掉当童养媳,筹集经费坚持进行党组织的活动。
1938年1月26日,黑暗的夜色中,位于潍北中部的蔡家栏子村不时发射出联络的信号枪弹,天还没亮,参加起义的战士共300多人奉命到这里集结,军旗飘扬,军歌嘹亮,庄严宣布:“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正式成立!当天下午,指挥部以支队长王培汉的名义贴出第一张布告,布告开宗明义,“本军来到此地只是为了抗日”。支队长王培汉,政委鹿省三,政治部主任王一之,300余名战士编为三个中队,慷慨激昂地走上了民族抗日的战场。
当鹿省三来到潍北发动“七支队”起义时,耿锡章、吴益斋、牟星桥等地下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导和骨干。正像亲自经历过这场起义的老战士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七支队”胜利起义,潍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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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鸿礼在开封的工作报告
1983年11月,《开封党史资料》第3期登载了一份历史档案里的资料:《牟修五(关于)开封工作报告》。报告是牟鸿礼任职开封市委书记时写的,写成于1931年3月17日。
(1)过去的批评:过去市委可说是受了相当的损失,如不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中去领导斗争,建立组织,还只空喊武装暴动,冒险式的游行示威,以致负责同志被捕逃跑关系断绝,成了无政府状态(市委也没有了),群众组织更是谈不到了。所以我个人来了四五天,只由CY的同志交代了两个不起作用的同志,一个是兵工厂的卫兵,一个是学校的工人,至于铁路同志一个也没有正式交代出来,更谈不上起作用了。至于其它的交代可说是半点儿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对于政治经济情形,过去工作之主要方式及群众的统计工作,一方面是没有交代,一方面是现在市委还未建立起来,情形都不能很详细的报告,只有以后重新开步走了。
(2)最近的工作:我听了省委传达的四中全会决议之后,诚恳地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正确,只有在工作中去执行,坚决执行由厂外空喊暴动而积极转变为厂内活动,实际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加强阶级基础。从现在这半月的事实上,已证明了四中全会的正确。铁路已成立了赤色工会,机务处三人,内有一人已准备介绍入党,情绪都很高涨。最近已发动分煤斗争,事实是黄色工会给工人买的煤迟延不发,以致工人无煤烧。我们准备在这一斗争之下,把赤色工会扩大起来,以推翻黄色工会,制定赤色工会纲领,召集群众会议,成立工厂委员会(旧的同志尚未找到)。
本期图片由牟兰贞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