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潍坊】总第124期－－孙家口伏击战
2014年1月12日 本期撰稿：李文奇
1986年，作家莫言发表以孙家口伏击战为原型写成小说《红高粱》，在我国文坛上引起轰动。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也家喻户晓。抗日战争时期，曹直正与其弟曹克明带领400多名游击队员和自愿参战的村民，在高密孙家口村伏击日寇，歼敌39名。这是山东抗战史上的第一个胜利，然而这段历史之前却鲜有人知，甚至连伏击战的领导者都被误读为他人。今天，我们把孙家口伏击战的激烈场景再次还原，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缅怀那些誓死扞卫家乡的勇士。
曹梦九组建队伍积极抗日
高密的抗战史,要从县长曹梦九说起。1935年9月至1937年10月间,曹梦九任高密县长,为官清正廉明。他任职期间,高密县境内土匪横行,为加强高密治安,在全县建立了完善的联庄会组织,经过他的治理,土匪在高密销声匿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曹梦九闻讯,立即组织成立了300多人的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之后,高密全县上下的抗战积极性均被迅速调动起来。
任职高密县长清匪平乱稳秩序
曹梦九(1886—1957),绰号“曹二鞋底”,今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村人。作为高密县长,曹梦九的一生颇为传奇:他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割据一方的军阀是拜把子兄弟；在山东从政期间,他曾在曲阜、平原、高密等地任职,对“黄赌毒”严打,同时又主张废除各种刑罚。
曹梦九任职期间,高密县境内城乡土匪横行,抽鸦片、吸老海、聚众赌博到处可见,社会秩序混乱,生产落后,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曹梦九声称:欲治乱,必先清匪、戒烟、禁毒、禁赌。在查禁中,其措施严厉,效果显着。
早在1934年初,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以省政府名义,命令全省举办联庄会,其大意是:以增进人民自卫能力,辅助军警维持治安为宗旨。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残疾除外),均有充当会员之义务。会员有警听调,无事各营本业。各级联庄会执行任务以不出境为原则,但边境各庄镇与邻县毗连之联庄会有协助之责。曹梦九为加强高密治安,在全县建立了完善的联庄会组织,“曹县长,惩匪凶,竖高竿,挂红灯,发现土匪就敲钟,联合起来保太平”。
1936年夏天,曹梦九总结了清匪经验,他认为个别缉拿的办法奏效不大,于是,想出了一个得到韩复榘支持的将高密土匪一网打尽的绝招:曹梦九以韩复榘在山东招收特别侦察队员为名,以自带长短枪各1支、杀过人为条件招收人员,诱捕惯匪80余名,运送济南,交省政府枪杀。
从此土匪在高密销声匿迹,一度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
修订《高密县志》不忘关注百姓
曹梦九为官清正廉明,最厌恶行贿受贿、请客送礼、奢侈腐化等恶习。他生活俭朴,为人正直,不贪不占,不赌不嫖。每当因公务下乡检查,他都是自带烧饼、咸菜和开水,拒迎送,不吃请。到了区乡公所,不坐办公室听汇报,而是边走、边看、边询问,十分注重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的疾苦。
对城乡民众告状打官司,不论有无状纸,曹梦九一律受理。他审理案件秉公执法,除重大案情外,都在大堂公开审问,当众判决,以示公正。曹梦九不欺压普通平民,反而支持他们。凡穷苦人或平民与有钱有势的打官司,他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其逻辑是:自古以来都是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欺侮普通老百姓,哪有普通老百姓敢欺侮有权有势的?所以,高密的老百姓公认他是一贯主持公道的清官,称他“曹青天”。
曹梦九对欺压老百姓的土豪劣绅从不畏惧,敢顶敢斗。甚至连一向无法无天、臭名昭着的土匪头子张步云,也差点儿被曹梦九枪毙。其他土豪劣绅见到不可一世的张步云在曹梦九面前都是这种情况,更是不敢兴风作浪,高密的人民群众过了一段太平日子。
曹梦九主政高密期间,做过不少大事儿,其中之一就是修订《高密县志》,而与以往修订县志者不同的是,曹梦九在修订《高密县志》时,不但关注官员,同时也关注百姓,要求把老百姓也写进县志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今可以在《高密县志》里读到许多当地百姓的故事,甚至莫言在创作一些小说时,也曾参考这些县志里的故事,例如在曹梦九主持修订的《高密县志》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二十三年,德人入青岛据之。二十四年德人修胶济铁路；二十五年德人筑路至县境,民间不知为清廷所许。县民孙文率徐元禄、李金榜等聚众抗拒,夏六月清廷命山东大吏杀孙文,李金榜下狱。”而这一段记载,则被莫言用于《檀香刑》中。
曹梦九还热心公益事业,节省行政经费,在县东岭盖了一处盲人院、一处麻疯院,为那些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栖身。动员商绅出资建了一座“保康桥”,一直使用了70年。
成立抗日游击大队 训练上千自卫队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于是抗战军兴。
高密县长曹梦九闻讯,立即组织成立300多人的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委派东北讲武堂毕业、时任蔡站明德小学校长的蔡晋康为副大队长。同时,他在县城南营房设立民团训练处,分期分批训练了区乡自卫干部和民丁千余人,并加强了对十大区联庄会的领导。他通过民团训练、绅商界集会、民众大会、戏院、学校等公共场所,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购买武器,准备抗战。
经过曹梦九县长的努力,高密全县上下的抗战积极性均被迅速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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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慷慨陈词 动员抗日救国
1937年初秋,高密县立中学大礼堂内,在全县教师抗日救国动员大会上,曹梦九未讲话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随后说:“都认识这个字吗?是个‘耻’字!今天,我讲的是国难当头的大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制造借口,发动了‘七·七’事变。他们狼子野心,一次又一次地欺负我们。清末中日之战,清帅宋庆率60万大军抗日,结果一败涂地,签订了《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帝国主义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于日本,这是我中华民族之大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这又是一次大耻。‘一·二八’事变,日本舰队在上海强行登陆,我方军民浴血奋战数月,最后终归失败。日本又强迫我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是我中华民族又一次大耻!"
曹梦九又在“耻”字前后,分别写了“明、教、战”。顺而成文为:“明耻教战”。“日本帝国主义屡欺我中华民族,还嗤笑我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对我们进行了最大的侮辱。今天日本竟然制造了‘七·七’事变,又一次地公开侵略,凡我中国国民应懂得‘食毛践土’的大正义。国难当头,就应拼上性命,保卫祖国。今天大会完结后,望你们各自回去,组成五、六村为一组,或七、八村为一组,轮流到各村宣传抗日这个大道理。倘若日军侵犯我高密时,我就立即发给你们枪支、弹药,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让他们认识到高密志士是勇往直前、敢于抗击侵略者的!”
(根据与会人员回忆整理)
曹直正回乡探亲受邀参战
大敌当前,各股力量本应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内部却纷争不断,内讧不止。因不堪多方敲诈勒索,曹梦九辞官为民。韩复榘被枪决后,韩的手下张步云即率部由鲁北窜至诸城、高密一带,假借抗日之名,征粮逼捐,大肆报复。他拒绝改编,于1938年1月派队伍包围了南郭庄。南郭庄联庄会以曹克明、曹绍先等为骨干力量,在与张步云的斗争中壮大起来。在国仇前,为避免与张步云部发生更大冲突,曹克明的全部武装挺进到高密西北部的周戈庄一带,寻机抗日。
不堪敲诈勒索,曹梦九辞官回老家
当时驻守高密的陆军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打着抗战招牌,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以筹备抗日军费为名,公开向曹梦九敲诈勒索。曹梦九推辞称高密县民穷财困,难以支付。李汉章明知曹梦九是在拒绝,却不形于色。之后改变手段,令高密县政府抽调壮丁在县城修筑防御工事(地下交通沟),并威胁说:“不出民工修建,就是不支持抗日,想当汉奸!”面对此情此景,曹梦九只得抽丁挖壕。时值秋收大忙,农民也很忙,加之时间紧,活又重,稍不顺眼,李汉章的士兵就对农民连骂带打,群众个个叫苦连天。同时,城区居民也因房屋被拆、树木被伐,怨声载道。曹梦九深感自己为民父母,有失民望。
时值韩复榘在黄河北岸抗战失利南撤,曹梦九与韩复榘失去了联系,这时曹梦九的顶头上司——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厉文礼,也以抗日为名,向曹梦九要300名荷枪实弹的兵,补充他的部队。曹梦九只好召集绅商代表商议对策,绅士李仞千概算了一下,雇300名带枪的兵,需十万多银元。大家听到这个数目,莫不唉声叹气。曹梦九说:“他(厉文礼)是来榨高密百姓的油啊!”当即拍案而起,表示要顶住不办。几天后,厉文礼又来电催办,并威胁说:“抗命就是想当汉奸,汉奸岂配当县长!”曹梦九也毫不相让,说厉文礼想发国难财、想当汉奸。
曹梦九是两面受责,八方受挤,进退维谷,于是决定辞官为民,于1937年10月将县长职务移交给县公安局长张汉,自己返回老家。
联庄会逐步壮大,曹克明成为骨干
第八区南郭庄(也称曹家郭庄,1945年7月划入今诸城市,现名南戈庄)联庄会在会长曹仲芳的带领下,以曹克明、曹绍先、王泽后等为骨干力量,在与张步云的斗争中壮大起来。
南郭庄一直很重视教育,学子众多。其中,曹直正(字子祥)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在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某部任职；其族弟曹克明,系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毕业,曾历任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潍县县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委常委等领导职务。
曹克明何许人也?莫言小说《红高粱》开篇曰:“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莫言笔下的这位“传奇英雄余占鳌”即小说里的“我爷爷”,他的原型就是曹克明。
曹克明的身份较复杂,他是高密县八区南郭庄人,在北京读书期间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开展工作,担任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带建立贫民会,组织农民开展斗争。随着贫民会员增多,中共高密县委决定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农历八月廿一日晚,暴动开始。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烧毁了南郭庄的四门和几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当夜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村政权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的消息一传开,高密县当局组织联庄会马上反击,贫民会抵挡不住,不到一月就宣告失败,曹克明也逃离高密。
1930年春,曹克明被捕叛变,加入国民党之后回乡参加当地的联庄会。在曹仲芳的带领下,曹克明利用联庄会拉起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此时曹克明在本村从事联庄会工作,系实际上的负责人。
张步云拒绝收编 枪杀曹氏十余人
曹梦九辞官后,张汉由于与厉文礼关系密切的缘故代理了县长,但难孚众望,与时任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蔡晋康矛盾重重。蔡晋康一气之下,把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拉到诸城,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的改编,成为第四十四游击支队,任支队长,在诸城一带抗日。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不战而逃,被国民政府扣押枪决,韩手下的第二路游击司令张步云即率部由鲁北窜至诸城、高密一带,假借抗日之名,征粮逼捐,扩充队伍,并大肆报复。他拒绝厉文礼的改编,袭击欲与曹克明部联络的厉文礼部孙秀峰等人,还于1938年1月派队伍包围了南郭庄,打垮了村联庄会,活埋了曾围剿过他的联庄会长曹仲芳,枪杀了曹氏族人10多人,抢走了粮食、衣物、农具、牛羊等大批财物,放火烧了南郭庄,并继续搜捕曹直正、曹克明等人的亲属,迫使曹直正的妻子董女士不得不领着孩子四处流浪。
1938年1月13日,侵华日军十二军五十九师团伊黑部队600余人占领高密城,代理县长兼公安局长张汉率部撤到高密、平度交界处开展游击斗争,邻近的胶县、平度县城也已沦陷。
避免与张部冲突
迁驻地寻机抗日
此时在武汉,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曹直正已被康泽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少将联络参谋兼第十三游击支队(驻地在山东省博兴县)参谋长,辗转经过敌战区赴山东,既为赴十三支队参谋长之任,也为点编别动总队下属部队,兼得回高密探亲的便利。
张步云火烧南郭庄事件发生后不久,曹直正到诸城点验完别动总队第四十四支队蔡晋康部的战备情况后,回到了家乡。此时,曹克明已经全面负责南郭庄村和联庄会的工作,出面收拾残局。该村父老对黄埔军校出身、正规部队指挥官、又来自国民政府的曹直正寄予厚望,极力鼓动他率领曹克明的队伍攻打张步云,为亲人们报仇。面对家乡的一片狼藉,在国仇家恨之间如何选择?作为军人的曹直正大声拒绝了乡亲们:“国仇不报,何以家为?”
当时,高密县八区一带已被张步云进占,曹克明带领的南郭庄联庄会如继续在本地活动,势必会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在国仇前,为避免与张步云部发生更大的冲突,曹直正星夜集结曹克明的全部武装及部分家属、伤员,连夜越过胶济铁路,挺进到高密西北部的周戈庄一带,寻机抗日。
摸清日军规律策划伏击战
当时,日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村民叫苦连天。游击第六总队的官兵们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个个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要求与敌人拼个死活。面对大家的热情,曹克明决定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为周全起见,他请曹直正指挥战斗。两人徒步对胶(县)平(度)公路逐段进行勘察,最后决定在胶莱河古渡口——孙家口村打一场伏击战。
目睹日军恶行,游击队官兵纷纷请战
在高密周戈庄,曹直正协助曹克明以南郭庄联庄会余部为基础,改编了昌邑县第十区(即现在的崔家集镇,今属平度)区长董希瞻、昌邑县东平乡乡长于旭斋等人领导的多支地方武装,吸收了当地部分自愿参军的农民群众,队伍扩展到400余人,被厉文礼收编为山东省第八行政区第六游击总队(团级),曹克明任中校总队长兼莱阳县长。
曹克明因战乱暂不赴莱阳上任,在高密、平度、即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曹直正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曹克明部的军医郑荷汀到别动总队十三支队担任上校军医处长,郑荷汀持信奔赴博兴县上任。
当时,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村民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游击第六总队的官兵们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个个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要求与敌人拼个死活。面对大家高昂的抗日热情,曹克明决定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杀杀敌人的威风。
但是,曹克明部官兵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不仅装备差,而且多数人连枪都还不会放,根本没有战斗力。曹克明时为一介书生,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恰巧曹直正尚未离开,考虑到曹直正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曹克明就请曹直正指挥战斗。
曹直正对曹克明的构想很感兴趣,但考虑到曹克明部的人员战斗素质的问题,他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以地形优势来弥补战斗力的不足。
两人徒步勘察,选定伏击地点孙家口
曹直正与曹克明徒步对胶(县)平(度)公路逐段进行了勘察,决定在胶莱河古渡口——孙家口村(时属平度县老七区,1957年2月划入高密县,现由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辖)打伏击。
为何选择孙家口村?原来,孙家口村北距平度县城35公里,南距胶县县城25公里,西南距高密县城30公里,正位于三县交界处,战斗打响后,3处的敌军都不易迅速增援。
孙家口当时有80多户人家,这一带系胶莱河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易涝,过去农民以种植耐涝的高粱为主,俗话有“平度州,十年九不收”之说。
胶莱河自东南向西北绕孙家口村而过,附近没有其它通路,只有村北一座近40米长、2.4米宽的石桥,桥很低,而且桥面窄。从胶莱河北堰口开始向南的一段长72米的引桥是下坡,而到河南堤孙家口村口的长52米的引桥则是上坡。桥面狭长,桥下有水,引桥两旁乔木成林,灌木丛生,两端堤高坡陡,形成了天然屏障。河南上坡的尽头是个直角,车行到这里,必须向右转90度的弯才能沿街西行；然后,再向左转90度的弯才能出村驶入胶平公路。
在入村口处,许多民房建在两侧高坝上,犹如楼台高阁,而街道却低洼难行。因此,从胶莱河北堰口南行至出孙家口村约六七百米的道路,只能单车低速缓行,又有许多坑洼和陡弯,很适于打伏击。
在选定伏击地点之后,曹直正和曹克明又认真地观察了日军的行动规律。他们发现,日军为了沟通胶县与平度的直接联系,以武力迫使沿路两侧村庄的群众每日出工、备料,为他们修复胶平公路。凡逃跑躲藏者,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被开枪射杀；走得慢或干活不快者,就会遭受痛骂和毒打。
公路修好后,日军除责令沿路村庄的百姓为其看守维护外,还用全副武装的士兵乘汽车不断沿公路往返巡逻。
日寇在巡逻车上耀武扬威,恐吓中国人,以公路两侧的村庄、树木、坟头、石碑作目标,动不动就开枪扫射或炮击。更有甚者,他们还拿田间劳作的农民和过往行人当靶子打,比试枪法,开心取乐。1938年3月初的一天,一股日军由胶县去平度执行巡逻任务,公婆庙村(1967年改名为东风村,现改回原名)一位60多岁的李孙氏大娘正在自家的菜园里干活,当她听到汽车鸣叫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她只喊了一声:“啊,鬼子来了!”话音未落,一个日本兵抢先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李大娘倒地惨死。当时,车上的日本兵一见打中了她,一齐手舞足蹈,嬉笑而去……
人们整天提心吊胆,奔波躲藏,导致春耕春种和生活无法进行。
攻破长直镇据点 为打伏击战热身
通过勘察,种种情况表明,敌人的巡逻车总是有规律地往返于胶平公路上。
第一天由胶县穿过孙家口驶向平度,次日再由平度返回胶县,以确认道路畅通。他们自恃有精良的武器,在这一带又没遇到过什么抵抗,时间一长,就失去了警觉,因此总是大摇大摆,无所顾忌。
侦察好了地形、摸清了情况后,为确保战役成功,曹直正和曹克明又去联络高密东北乡的地主抗日武装冷官荣部和胶县自称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地方群众自卫组织姜黎川部,要求他们密切协作,阻击南北方向的援敌,并得到了两部的同意。
南北方向的援军问题解决之后,即墨县长直镇伪军据点成为来自战场东面的最大威胁。但是,此时周围再无友军可资利用。
曹直正于是利用事先联络好的伪军作内应,指挥游击第六总队一举攻破长直镇据点,缴获捷克式步枪40余支,既拔除了钉子,又锻炼了队伍,作了战前热身,更鼓舞了士气,为取得孙家口伏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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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黎川
姜黎川,1915年生,又名汉铮,胶县大店村人。抗战前任《青岛时报》编辑,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秘书。抗战开始,在平度、胶县、即墨三县边界拉队伍,自立番号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在孙家口伏击战中担任警戒、阻援任务。日寇侵占青岛后,姜黎川慑于日伪南北夹击之势,派人与中共胶东特委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积极抗日。1939年接受沈鸿烈收编,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一旅,开始同中共搞分裂。1941年沈鸿烈调重庆,李仙洲接管山东军政大权。李以姜黎川通共为由,另培植亲信攫取姜的军权。姜黎川甚感危急,便第二次同中共合作抗日,并接受中共重任,担任南海专员公署专员、胶东参议会参议长。1942年秋,姜黎川又暗中同李仙洲勾结,同年公开提出与共产党决裂,接受李仙洲改编,改番号为鲁苏豫皖边区第二挺进纵队,疯狂地进行“抗八(路军)反共”。其部队1945年在胶县被解放军打垮,姜黎川退出军队,任青岛市参议长。全国解放后去香港。
放铁耙埋重兵静候敌军
1938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五)上午,敌人的5辆巡逻车由胶县穿过孙家口去平度。曹直正与曹克明根据以往规律判断,敌人应在第二天上午再经这里返回胶县。敌车过后,曹直正、曹克明就着手部署兵力,疏散群众,经过一番紧张的部署,到4月16日拂晓,已经全面就绪。曹直正规定,只要一听到战斗打响,北起前双丘,南至公婆庙,都要迅速地在公路上放铁耙设路障,以防敌人的汽车逃窜。同时,他们还严密地封锁了消息。
孙家口石桥历史悠久具有传奇色彩
孙家口位于高密城区东北30公里处,在胶莱河南岸,郭杨河北岸。明代洪武年间,孙姓在此立村,因地处运粮河岸,为河口地带,故名孙家口。
电影《红高粱》中有个地方叫“青杀口”,《酒神曲》中这样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由此可知此地是个凶险所在。 其实“青杀口”的原型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红高粱》中伏击日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87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孙家口石桥为背景,拍摄了电影《红高粱》。因当初电影名为《九九青杀口》,因此该桥又被叫做“青杀桥”或“青纱桥”。桥面上刻有“中国桥”3个大字,据传是拍摄电影时演员所留。
胶(县)平(度)大道(公路)穿过该村,村北胶莱河上的石桥为唯一的过河通道。该石桥为胶莱河上较大的古石桥,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石条铺面,石柱为墩,墩下为枣木桩,造型浑厚古朴,构造科学严密,为明代普通民桥中的佳作。
古时建桥,交通不便,财源不足,人力有限,因而人们多把美好的愿望化作了传说。传说修建该桥时,有一神仙赶着一群绵羊行走到此,命群羊留下歇息。一夜之间,那群绵羊全部变成了建桥用的青白条石。第二天,神仙招募民工开始建桥。建桥是重体力活,民工们每顿喝的都是高粱面粥,吃的是胡萝卜咸菜,但大家不仅不觉得饿,并且浑身有用不完的劲。
石桥建成后,神仙化成清风飘去。民工们再看剩下的食物时,高粱面粥变成了熬红的生铁水,胡萝卜咸菜都变成了生铁橛子——大家都是在用铁撑着干活,难怪石桥建得又好又快!
疏散群众部署兵力做好伏击战准备
做好准备工作后,曹直正与曹克明又深入孙家口及其周围村庄,向村民说明要打击敌人,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动员他们离家几日,以防受到伤害。当地人民深受敌害,反抗情绪激昂,纷纷表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配合部队作战。有的青年听说要打敌人,还自愿要求参战。
1938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五)上午,敌人的5辆巡逻车由胶县穿过孙家口去平度。曹直正与曹克明根据以往规律判断,敌人应在第二天上午再经这里返回胶县。
敌车过后,曹直正、曹克明开始着手部署兵力,疏散群众,并把群众献出耕田用的铁耙每三支一组,耙齿向上,用铁丝拴牢,待天黑后放在村内和村南的路上,作为阻挡汽车的路障。
游击第六总队共有两个大队,约400人,最有战斗力的为第一大队,大队长是王子久上尉,大队附是于旭斋中尉。为便于作战,曹直正将部队临时编成3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卢兴宣中尉,第二中队中队长由总队附、第二大队大队长董希瞻少校兼任,第三中队长由第二大队分队长许殿英中尉担任。
曹直正命令董希瞻、许殿英率二、三中队担任主攻,于16日拂晓前沿公路从前双丘到孙家口村内一线布防,分头埋伏在胶莱河两岸的堤坝边上和孙家口村沿街两侧的民房中；第一中队官兵由于旭斋率领,换穿便服,扮作普通农民,在胶莱河以北的田地里耕作,以迷惑敌人；友军冷官荣部100余人进抵平度县万家庄,准备阻击来自平度方向的援敌,并追歼逃散之敌；友军姜黎川部400余人布防孙家口村南,准备阻击胶县方向来的援敌,并负责在战斗打响后,立即切断胶县通平度的电话线,防止日军联系,并追击残敌。
整个战场东起马家花园(属平度),西至王家丘(属高密),北起前双丘(属平度),南至艾丘(属高密),方圆五六公里,共设下两道防线。其指挥部设在王家丘,战斗由曹直正和曹克明亲临指挥。
经过一番紧张的部署,到4月16日拂晓,已经全面就绪。主攻的董希瞻部主力已进入伏击阵地——孙家口村中,他们贴墙卧地、上房爬树,严密隐蔽好,特别是在南引桥两旁的树丛中、在正对引桥入村口对面的孙振林家5间房顶前坡,都埋伏了重兵。铁耙拴成的路障,也已经一排排地横摆在村内街道上。
曹直正还规定,只要一听到战斗打响,北起前双丘,南至公婆庙,都要迅速地在公路上放铁耙设路障,以防敌人的汽车逃窜。同时,他们还严密封锁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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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殿英
许殿英,平度县招凤庄沟南村人,字文会,曾在董希瞻所属的鲁八区游击第六总队第二大队任分队长,孙家口伏击战中任第3中队长,担任主攻任务,战斗中臂部负伤。战后,中岗弥高的怀表、手杖和战刀都归其所有。后来,许殿英曾先后在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第三纵队唐俊峰部、第九纵队阎珂卿部任支队长和暂编支队长等职,后去台湾。
于旭斋
于旭斋,1888年生,昌邑县于家屋子村人,名开修,字旭斋。18岁从军,曾参加过护国战争。后因军阀割据,地方糜烂,受命返里,组织地方团队,保卫家乡。北伐成功后,任昌邑东平乡乡长。1937年秋,响应国民政府倡议,组织部队随曹克明进行敌后抗日。孙家口伏击战后,还曾在安丘进击伪军。1939年于昌邑牛栏、白里、孙家子袭击来犯敌伪。后部队归陆军暂编十二师,任第三团营长,曾在海阳、莱阳与敌大小数十战。后奉命赴阜阳领运弹药,经日寇要隘多处,由该营殿后,致伤亡惨重,因其上级无妥善慰勉,愤而去职。投靠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任新编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升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新编第三支队长。抗战胜利后,任昌邑县保安大队长。在许世友部解放昌邑的战斗中,他与守军顽固抵抗,后去台湾。
激战六个小时歼敌39名
4月16日8时左右,日军的8辆汽车从平度返回胶县。第一辆车驶过石桥时,轮胎被尖利的铁耙齿刺破,汽车一下撞进路边房后的沟里,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正在敌人乱作一团时,埋伏的游击队员们立即窜上房顶,迅速投下一排排手榴弹。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4时,约6个小时,共歼敌39名,缴获汽车等一大批战利品,曹克明部因此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记功嘉奖,并获奖金5000元。
轮胎被刺汽车撞进沟,敌军乱作一团
4月16日8时左右,日军的8辆汽车从平度返回胶县。第1辆车为尖兵车,车上架设着一挺重机枪,有日军官兵9人,其余7辆车则没有刻意做防备。在路上,他们还劫持了一辆从平度去青岛的车随行,平度县城南关的谢维俭先生乘坐该车,也目睹了战斗情况。
日寇的汽车在平度县兰底村稍作休息后,继续南返,约10时驶过前双丘。日寇看到田野里依旧有耕作的人,就没有起疑心。一会儿,车队爬上河堤,进入北引桥。这时,汽车开始减速,排成一线缓缓前进。
第一辆汽车驶过石桥,按惯例加油爬坡冲向村庄,后面的车也尾随前进。第一辆车在村内向右急转弯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有铁耙路障,本能地做左转弯的临时紧急处理。但为时已晚,轮胎被尖利的铁耙齿刺破,汽车一下撞进路边房后的沟里,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
紧随其后的4辆汽车此时也已过桥,拥挤在村口处,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其余3辆车尚在公路上,还未过桥,也随之停下。
这时,于旭斋连忙命令游击队员把铁耙放在路上,以挡住日军汽车的退路。远远落在后面的客货车一直磨磨蹭蹭,一发现情况,便在远处刹住了车。
正在敌人乱作一团时,只听董希瞻大喊“打!”埋伏在孙振林家附近的游击队员们立即窜上房顶,迅速投下一排排手榴弹。
随着一阵阵猛烈爆炸,车上的日军非死即伤,幸存者不过一二。
埋伏在村内和引桥两旁树丛里的游击队员也居高临下,投下手榴弹,并排枪齐射。顿时汽车被炸瘫痪,敌人被打得血肉横飞。特别是第一辆车,车厢内的鬼子兵全部被炸死,重机枪失去作用,为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各种招数杀敌
由于游击队员们的射击技术较差、土造手榴弹威力小,虽然占据了多面夹击和居高临下的优势,这突如其来的第一波攻击仍然没有全歼敌人。
这时,剩下的敌人跳下车来,凭车顽抗。一名日军军官挥舞着指挥刀,从前车处窜到后车处,哇哇怪叫,命令残敌以汽车和围堤作掩护,进行反扑。
在烟雾弥漫中,一个敌人爬进路旁一家车子铺里,疯狂地向游击队员进行射击。因为没战斗经验、不注意隐蔽,有10多名队员不幸中弹牺牲。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凶猛,游击队员们一个个倒下,而且残敌正向汽车底部等一些更加有利的射击位置移动着。分队长、高密县和顺屯人马福生急中生智,他一面命令队员加强火力掩护,一面带领另外10余名战士,每人抱着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冲向汽车,把火种投到汽车底下。顿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熊熊的大火把敌人烧得从汽车底下钻了出来。游击队员立即冲上去短兵相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残敌多数被歼。
有一个敌兵,冲进原来游击队员埋伏的孙振林家院内抵抗,连续射伤了5名游击队员。游击队员们包围了院子,敌兵子弹打光后,端着刺刀拼杀出来。一名游击队员从其身后挥手一刀,砍下了敌人的头。
激战中,剩下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且战且退,四处逃窜。
村内车队中,有两个敌人趁乱跳入路旁的水沟,顺水沟逃到孙家口村南,被游击队员发现并击毙了一个。剩下的那名敌兵逃到公婆庙村后,被村民王道利发现。王道利呼喊了一些群众,一起站在村头围子墙上,围住了敌兵。
敌兵一见群众人多势众,冲不出去,就钻进路旁的湾里负隅顽抗。公婆庙村的老猎人王道祥手持猎枪,带领孙召亮、孙坚荣等群众,提着掘地用的铁叉子也迎了上来。敌兵趴在湾里射击群众,而王道祥的猎枪射程短,够不着敌人。
这时村民张福臻等站在上风头,用铁锨扬土,使敌人睁不开眼,无法瞄准还击。王道祥等想捉活的,命敌人投降,可这家伙不肯放下武器。孙召亮、孙坚荣从旁边摸了上去,举起叉子,一起向湾里投去。只听得一声惨叫,敌人从地上跳起来。老猎手王道祥趁势一枪,敌人立即倒地毙命。
还有3个日寇冲出包围圈后,顺着河堤向东南鼠窜。当他们逃到马家花园村北时,被负责警戒的游击队员和临时聚拢来的群众阻住。敌人迅速钻进了坟地,凭借坟头顽抗,打伤了2名游击队员。毫无作战经验的游击队员既打不中目标,也无法靠上去消灭敌兵。
这时,一位曾在东北军当过团附、有一手好枪法的退伍军官马欣瑞赶来,他借用游击队员的水连珠枪,“砰砰”几枪,便击毙了两个敌兵。剩下的一个敌兵则受惊逃出坟地,继续鼠窜。平度县刁家丘村会武功的老人吴传宗带领他的儿子赶上去,用刀劈死了敌兵。
还有3辆汽车被阻在孙家口村外,日军看到被伏击,立即跳下车,各找掩体,与游击队员们交火。
伏击战大获全胜 曹克明部受嘉奖
战斗一直打了6个小时,还有3个敌兵在顽抗。
下午4时,于旭斋命令第三中队长许殿英与分队长艾其祥从正面向日军匍匐前进,以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自己则率领几名队员悄悄地绕到敌兵后面去。
敌兵见正面有游击队员逼近,急忙开枪,射伤了许殿英的手臂。
这时,已经转到敌人身后的于旭斋大吼一声,跳起来冲向敌人,用手枪将3名日军全部击毙。
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4时,约6个小时,共歼敌39名。
这次战斗共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41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级军刀1把),军用地图1份、《阵中要务》令1份、其它文件一宗,军用汽车1辆,烧毁敌汽车7辆,还俘虏伪军10余人。
据悉,这次战斗的战利品曾送到当时迁驻在安徽阜阳的山东省政府展览,曹克明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记功嘉奖,并获奖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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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瞻
董希瞻,1912年生,昌邑县十区(三泊)董家大庄(今平度市崔家集镇)人,名轼堂,字希瞻。系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在西北军当过学兵,后离开西北军回家,任昌邑县崔家集小学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25岁的董希瞻兼任昌邑县第十区区长。1938年,董希瞻随曹克明组军抗日,任山东省第八区游击第六总队总队附兼第二大队大队长。
孙家口伏击战后,董希瞻将开走的汽车埋藏于地下。曹克明要董希瞻交出所得的汽车、枪支等战利品,被他拒绝,从此两相交恶。董希瞻只得投归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第三纵队唐俊峰部,担任第二支队长。后又投归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任山东八区保安第七团团长。1940年被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担任鲁苏战区独立第二十九支队上校支队长。1945年担任山东挺进军第十九纵队少将司令,后改任烟潍保安总队少将司令。不久,辞职隐居青岛。青岛解放时去台湾,后去美国经商。
日寇一军官战斗中被击毙
战斗中,游击队员打死了一名日方军官——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战斗当天,一名敌兵落网,这名敌兵连夜逃回胶县城里,向其主子报告了巡逻队被歼的情况。次日一早,从青岛前来进行收尸和报复的大队敌军包围了孙家口,进村后逐户搜查,到处抓人。并扬言:“限三天之内,将尸送至胶县城交付皇军。否则,就将全村屠平!”
日寇援军次日进村收尸,限定交付时间
战斗当天,有个日本兵趁夜逃回胶县城,他是这场伏击战中唯一一名逃掉的日本兵。他在车队中没被打死,狡猾地隐藏在孙家口村孙美礼家的高粱秸草垛中。游击队第一次参加战斗,没有经验,打扫战场不够彻底,因此没有发现他。当时也有人提出,被击毙日军为单数,不符合常规,应该是差了一个未找到。但当时的布阵已经是天罗地网,大家谁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漏洞,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那名落网的敌兵4月16日夜间逃回胶县城里,向其主子报告了巡逻队被歼的情况。敌军官听后惊恐万状,连忙向青岛的日军报告,请求支援。
4月17日一早,从青岛前来进行收尸和报复的大队敌军包围了孙家口,进村后逐户搜查,到处抓人。幸亏对此早有准备,外出躲藏的群众尚未回村,因此敌人在村里搜索了半天,只抓到了4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经过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当场将老人全部杀害,其中1人事后幸得生还,但仍受了重伤。
日军还到孙家口村北的前双丘村搜索,同样一无所获。愤怒的日军把孙家口数百间茅屋放火烧毁,并扬言:“限三天之内,将尸体送至胶县城交付皇军。否则,就将全村屠平!”随后,他们搬上搜罗到的日军尸体回营。
之后,冷官荣责令孙家口、公婆庙等周围各村的群众把公路挖断、桥梁拆毁,以迟滞敌人的报复,便于临时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而阴险狠毒的敌人为了麻痹群众,也暂未出城报复。
击毙日方军官中岗弥高,尸体扔于井中
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伤亡30余人,自愿参战的群众伤亡10余人,其中包括曹克明的五胞弟曹正德和族弟曹焕德、曹平德3人。
战斗中,游击队员打死了一名日方军官——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他是从板垣师团部来胶东休养并视察军务的,其身份由中将军服、缴获的文件和将级军刀证实。
游击队员打扫战场时,将大部分敌兵尸体埋在了胶莱河两岸,中岗弥高的尸体被扔在前双丘村农田的一口井里。
战斗结束后,曹克明部撤回根据地周戈庄休整,缴获的汽车被董希瞻开至其所在的游击第六总队第二大队,藏于地下。
此前,别动总队第十三支队司令周胜芳中将多次派李铁煤等人赴高密,催促曹直正到博兴县就职。后来,周又派已经就任十三支队军医处长的郑荷汀骑自行车到高密,催促曹直正返队任职。
郑荷汀恰巧于4月17日即战后第2天到达孙家口,曾经看到被烧毁的7辆汽车仍摆在村内及河北岸的公路上,并遥闻远处锣鼓喧天,是当地军民在以唱大戏的形式欢庆胜利。因周胜芳再三派人催促,伏击战后不久,曹直正即离开高密,到博兴上任。
孙家口伏击战的胜利,是国民政府地方游击队、地主武装、地方群众自卫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以弱胜强的伏击战典型战例,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胶东敌后军民反侵略战争的斗志和勇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后不久,日军被迫从平度县城撤走,龟缩在胶县、高密等县城的巢穴里,不敢轻易出动,而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伍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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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毙中岗弥高 绝非空穴来风
孙家口伏击战打死了日寇中将中岗弥高一事,上上下下多有争议。持异议者多认为,日军中将只有“中冈弥高”、并没有“中岗弥高”,也有人认为是中冈弥高的学生持其名片被打死,由此断定打死日军中将为误传。
经查,中冈弥高官位为陆军中将,正四位,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3期、陆军大学校24期毕业；94岁时死去。综合其经历,此“中冈弥高”非彼“中岗弥高”。
击毙中岗弥高的说法绝非空来风。众所周知,日寇侵华期间,一般在中国的重要县派驻七八名日兵,在普通县派驻两三名老弱病残就足以维持其统治。 抗战时期,高密、平度、昌邑三县交界地带驻有四支游击队,其中包括实力强大的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四支游击队共有兵员1万多人。日寇派了一支18人的队伍从青岛出发,准备从高密的蔡家庄火车站下车,到高密西北乡去“扫荡”他们。消息传来时,日寇尚未到达火车站,这1万多人就从离火车站几十里远的驻地溃散。在当时徐州会战前方战事吃紧、兵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在已经被多次巡逻反复确认为安全无事的地区,竟然派出40人、8辆卡车的队伍,应该保护的是一个高级军官,而不会是一个只穿了中将军服、挎将级军刀的无名小卒!另外他身上的军服、军刀和文件等物证加上比较可信的人证,都能确定他就是日寇中将中岗弥高。
冷官荣
冷官荣(1899--1946),字仙州,也写作冷冠荣,原平度县七区王家丘村(现属高密)人,兵痞出身,1924年为民团队长。1927年民团改编为平度县警备大队时,冷官荣弃职为匪。1937年七七事变后,冷官荣拉起抗日游击队,在孙家口伏击战中担任警戒、阻援任务。后来投靠蔡晋康,任山东独立游击第二大队大队长。后被赵保原收编,任独立二团团长。冷官荣以抗日为名,盘踞一方,鱼肉百姓。当地群众曾给他及其部队编了个顺口溜:“冷官荣游击队,鬼子来了往后退,闻风三十里,枪响一百一。”1944年经汉奸王泮亭介绍,冷官荣投降日军,任伪平度县自卫第二团团长,盘踞兰底镇。1944年7月,兰底据点被八路军五旅十三团和南海军分区部队拔除,冷官荣逃向平度城。平度解放以后,冷官荣投靠赵保原,任辎重营营长。1946年解放胶县城时,冷官荣被击毙。
日军报复制造公婆庙惨案
4月25日黎明,日军的报复行动悄悄开始。约100多名日军,分乘4辆卡车,从青岛直扑孙家口。行经公婆庙村时,敌军发现公路、桥梁都被破坏,无法通行。敌军官恼羞成怒,命令敌军迅速下车进攻公婆庙。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敌人屠杀公婆庙村民108人,另有28人因重伤不治身亡,杀伤、烧伤70余人,烧毁房屋800余间,牲畜、粮秣、农具等损失不计其数。
百余日军三面包抄,公婆庙村成火海
3天的期限过后,敌人仍然没有动静。
4月25日黎明,约100多名日军,分乘4辆卡车,从青岛直扑孙家口。行经公婆庙村时,敌军发现公路、桥梁都被破坏,无法通行。敌军官气得发疯,命令敌军迅速下车进攻公婆庙。
此时,被敌人折腾得精疲力尽的村民,大多数还没起床。一位早起拾粪的老人在村东围子墙外发现了一些黑影正向村里移动,撒腿便跑。
敌人误认为是村里有游击队埋伏,未敢妄动,相距很远,便向村里开枪射击,并从东、南、北三面向村内包抄过来。
群众一听到枪响,立即扶老携幼逃难。仓促之间转移,人们慌乱无序,致使两条大街上的人流水泄不通。多数人向村西的田地里跑,家住村北的人则翻越围子墙向西北面的杨家丘方向跑。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未见还击,只听村里乱作一团,断定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冲进村里。
这时天已大亮,穷凶极恶的敌人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2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敌人封锁了村口,闯入群众家里搜查。在搜查中烧杀奸淫,无所不为。
在西门里,一群日军把四五十名群众围住,赶下了西围子沟。
一个日军挥舞着指挥刀逼问:“是谁打死了皇军的?皇军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不说就统统地枪毙!”人们面面相觑,无人开口。
一个日本兵走到村民张西德面前,用刺刀威胁他,会武功的他飞起一脚,把枪踢掉。敌人恼羞成怒,一齐拥上前去,把张西德五花大绑,凶残地用刺刀剥开他额头上的皮,耷拉下来盖住眼睛,并边问边刺,直到张西德气绝身亡。
敌人见一直问不出中岗弥高尸体的下落,就端起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农民扫射。
中午,敌人借风势从村西南角开始放火,将全村的房屋都点上了。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公婆庙村变成了一片火海。
躲藏在外的群众遥望村中烈焰冲天,心中痛如刀绞,但又不敢回来扑救；少数人急着回家救火,正中了敌人的毒计——敌人分别埋伏在村口和巷尾,用刺刀和机枪等着回村救火的群众,见到他们就杀。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敌人屠杀公婆庙村民108人,另有28人因重伤不治身亡,杀伤、烧伤70余人,烧毁房屋800余间,牲畜、粮秣、农具等损失不计其数。
劫后,人们形容公婆庙的情景是:户户发丧,人人悲鸣。家家露天栖息,个个少衣缺食,妻离子散去讨饭,田野荒芜无人犁。
周围村庄难逃厄运,七名村民被烧死
敌人血洗公婆庙后仍不甘心,下午又兵分两路,到周围村庄进行报复。
西路的一小股敌人在杨家丘烧毁房屋10间,在王家丘烧毁民房91间,在谭家村杀死群众1人。北路的大股敌人,带着在公婆庙捉到的王道朴、张天祥、张天考、孙学彦、王兆奎之弟、张奉先之弟及外村一个来卖鸡蛋的小贩共7人,到孙家口去寻找中岗弥高的尸体。因为敌人听汉奸报告说,尸体被扔到一个井里,就押着这7个人来到孙家口村后、河北岸的一口井边,逼着他们下井打捞。
一直没有打捞到中岗弥高的尸体,鬼子就把这7个人浇上汽油点了“天灯”,活活地烧死。
临行前,敌人又在前双丘放了一把火,该村160多户房子化为灰烬。
据说,惨案发生后,国内的《中央日报》曾经发表文章,严厉谴责日军暴行。日寇的血腥报复,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更加坚定了抗日保家卫国的信心,抗日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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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战的领导者 曾被误读为他人
孙家口伏击战及公婆庙惨案一直存在于高密的史志和政协文史资料中,虽说不是默默无闻,但也影响不大。特别是孙家口伏击战,于20世纪60年代时,因种种原因,曾被误读为是老猎人王道祥领导的；改革开放后,逐渐明确为曹克明领导了孙家口伏击战；近两年来,经高密市政协文史工作者多方调查和考证,其主要指挥者曹直正的身份也越来越清晰。
高密籍着名作家莫言以孙家口伏击战为原型写成小说《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在我国文坛上引起轰动,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
1988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2013年9月17日,由山东电视台拍摄的5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在高密开机,孙家口伏击战再次引起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再次通过本文呈现给读者。
本期图片均由李文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