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3期－－红色特工
红色特工
一条隐蔽战线给他们铺上了神秘的底色。
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余则成、詹姆斯·邦德、伊森·亨特……甚至比后者更像“从未当过间谍的间谍”；
他们隐身地下，巧妙地把公开的社会工作与秘密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或出没于敌人的要害部门，或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获取情报。
他们变幻无常，无孔不入，前一天还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儿，第二天便成了风度翩翩的绅士，真实面孔秘不示人。
他们思维敏捷，言语谨慎，意志顽强，以精妙的计谋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阴谋，在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保卫党中央等诸多方面，同日本法西斯以及国民党谍报机构进行着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
……
他们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员张逸仙，中共特工刘英、卢志英、田云樵……昌潍大地上走出的红色特工。在黎明前的暗战中，他们和战友一起潜伏于龙潭虎穴，改写并创造着历史，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逸仙:赴苏联学习成为国际特工
◎共产国际天津地区负责人之一 ◎使命是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
时间：2011年7月17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潘来奎
“滔滔的呼兰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仿佛在娓娓述说着发生在60多年前的那一幕幕动人往事……”走进81岁老人张以让家时，他正拿起哥哥写的回忆父母的书《人间沧桑忆呼兰》，封面上的文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也勾起了老人对父亲张逸仙的回忆。在孩子眼里，父亲是挡风遮雨的伞，但张以让童年对父亲的记忆常和艰辛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姐姐、哥哥被父母从东北送回寒亭老家，由大娘抚养。张以让以为父亲在外面享福，把自己抛弃了。这个误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释怀，原来张逸仙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之一，他和战友们承担着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光荣使命。
实业救国梦破灭
拿起枪杆子抗日
“我生于1894年7月1日，兄弟七人，我是老五。我12岁时，正在小学读书，四兄在病中读了许多大哥从日本寄来的《民报》《天讨》等宣传旧民主革命的书刊。每晚饭后四兄便向我讲述清廷如何腐败，中国已到了危亡地步，男儿应当奋发自励。从这时，我思想上开始孕育着一种民族革命的思想。”在张逸仙的回忆材料中，关于自己的家世描述很简单，但通过只言片语还是能找到他后来投奔革命的思想根源。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寒亭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张逸仙带头掀起了查抄、抵制日货的活动，成立了寒亭国货维持会。后来他又被公推为东明中学校长。
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情况发生骤变后，张逸仙跟随同乡张伯言、曹星五、于祖黄等去东北阜济林木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由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集资创办的，从表面上看是个实业团体，但内部聚集了不少倾向民主革命的革命党人。在这里，张逸仙学习了两年俄语，并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学说的小册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轰垮了张逸仙“实业救国”的梦想。日寇进驻哈尔滨，强迫负责人张伯言合营阜济林木公司，实则想吞并。张伯言断然拒绝后只身回到了潍县老家。
在不愿当亡国奴思想的指导下，张逸仙把多年积蓄的公私财物全部拿出来作为购买枪支弹药的基金。同时，他把愿意抗日的亲友、同志、散兵游勇等汇集在一起，以朱霁青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的名义进行战斗，一度攻破东兴、木兰等地。
为了寻求外援，他到北平和天津拜访张学良将军，受到了不少奖许和慰藉，后来又到南京找蒋介石，却得到了“这件事暂从缓议”的批复。
当张逸仙再次回到东北后，发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亲自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外受日寇的严酷围剿，内部由于没有支援和后盾发生了分化。无奈下，他只好回到哈尔滨潜伏。
在此过程中，张逸仙认识了一名叫杨奠坤的共产党员。杨奠坤是黑龙江人，曾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事工作，1932年春天在一次和日军战斗中负重伤，返回哈尔滨治疗，继任者是他在满洲省委的战友，后来大名鼎鼎的军事家、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杨奠坤比张逸仙小17岁，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民族危亡、国家命运和个人理想抱负。报国无门的张逸仙在杨奠坤的引导下投入到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来。
在苏联接受三个多月特工培训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直接威胁到了苏联远东的安全。日军是否会进一步北上进攻苏联，这是苏联非常关心的问题。为获取日军的情报，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扩大在中国的情报组织，并请中国共产党选派一部分人员参与工作。经过组织考察推荐，1932年冬天，杨奠坤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他一方面根据上级的指示搜集日军的分布和调动情报，一方面发展成员，送往苏联受训，张逸仙成为他重点发展的对象之一。
在张逸仙的回忆材料中，他详细讲述了去苏联学习的过程，“1934年春，杨奠坤同志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原有的党内职务。我们决定一起去苏联学习。我首先把家属安排回山东潍县老家。我妻带着孩子走了以后，我们与组织通妥了关系，由于杨奠坤在一面坡(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尚志市)尚有事情接头，因此他先一天搭车东去。当晚，我会见了一位穿蓝大衫的同志，他告诉我过境的地点和情形，规定的联络暗号是‘米赫伊鲁’，并给我50元满币作路费。”
杨奠坤、张逸仙过境后到了苏联红军营地。一天夜里，来了两个长官模样的军人，进屋后说：“不要害怕，我们是‘米赫伊鲁’。”次日，杨奠坤、张逸仙被人送了三四十里路，又坐了一段火车赶到一个小城镇，走进一座红房子里。他们在此住了十几天，有人送来介绍信和证明文件，每人发了五百卢布和两套军服。他们便乘了15个昼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向莫斯科进发。
距莫斯科西北方向二十几公里，有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山顶上密林高墙中掩映着一幢小楼，这就是张逸仙学习的学校。校长是德国人，叫“缪勒尔”，40多岁，很风趣，工作起来非常严肃认真。在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月，张逸仙等人才正式接受特工培训。总课程是3个月18天，科目有爆破、军用化学、射击技术、秘密工作、驾驶汽车、政治和游击战术。除政治和秘密工作外，其他技术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代号“古斯达夫”
受共产国际领导
出于保密的需要，学校规定学员不得私自外出，不得和外界交流，甚至学员之间也不能随意交往。学员到此后都由校长给起个代号，原来的名字只有校长等极少数人知道，张逸仙的代号为“古斯达夫”。
三个多月艰苦紧张的学习训练生活结束了，张逸仙等二十几名学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毕业考核。在此期间，张逸仙等人全部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为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反法西斯战士。毕业典礼上，校长勉励学员：“你们将来每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随后，学员们逐个表态发言。张逸仙只讲了一句话：“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巧说。”最后大家一起高唱《国际歌》。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校长的话，几乎每个学员都在以后的战斗中取得了非凡的业绩。
学员离校是分组分期出发的，张逸仙与另两名中国同志被分为一组，他担任组长。临行前，每人须写一份“誓愿书”给校长，大体意思有三点：用百分百的努力去工作；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不能说出组织秘密。在校方宣布的纪律中，有一条是学员回国后直接属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指挥，必须断绝与本国共产党的所有联系，不允许跟自己曾经一道工作、战斗过的同志朋友再有任何来往。
千辛万苦回了国
冻掉三个脚趾头
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张逸仙3人在内蒙古满洲里附近住了3天，有人开车给他们送来了皮大氅(chǎng)和毡袜，并把他们送到了一个中转站。第二天，他们换了一身中国衣服，准备了干粮，还带了御寒用的烧酒。一个红军长官交给张逸仙一只信鸽，并说明了使用方法。晚11时，张逸仙等人出发了。
张逸仙他们带着信鸽在枯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大约走了十余里路，前面突然出现一条小河，张逸仙没留神一脚踩进去，等他拖出来一摸，已经穿上了一只“冰靴子”。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陌生地，张逸仙一行只有拼命向前，一直走到天蒙蒙亮，登上山包一看，发现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目的地扎兰道尔，便写了一封信拴在鸽子腿上放飞了。然而，等他们临近中午到达房子跟前，才发现不是扎兰道尔车站，而是日本人控制的国际警察派出所。这不是往死里走吗？张逸仙等人拼命往回跑，一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赶到一个车站。此处已是内蒙古的扎兰屯。3天后，张逸仙等人才到达哈尔滨。这时，张逸仙才发现自己右脚的3个脚趾头已被冻得乌黑坏死，不得不住进医院动手术割掉。待康复出院，张逸仙按照上级预先指示到达天津接上关系时，已经是1935年3月下旬了。
1935年的中国，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以巩固后方，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东北的抗日斗争已处于极为困难的环境中。这时的天津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反而使共产国际特工组织的隐蔽相对较为容易和安全。
张逸仙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之一，他的活动区域还包括哈尔滨、辽宁等地。他的直接领导是一名常住在天津苏联领事馆、会说英语的德国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张逸仙就在东北各地发展了一批新同志，并将在苏联学到的爆破等特工技术教授给他们，同时利用各种渠道暗中购买积聚制作炸药的化学药品和器材，秘密侦察日军在各地战略设施的位置和防守情况。（潘来奎）
成功研制“肥皂”炸药，炸掉日本军用油厂
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友实施百余次爆破，日军损失惨重
万事俱备，代号为“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开始行动了！他和由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员一起，组织炸毁了日军在东北华北一带最大的汽车和飞机燃油供应基地——大连甘井子油厂、连接东北与朝鲜半岛的老岭隧道等。抗日战争开始到1942年间，张逸仙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实施了100多次爆破行动，使侵华日军的战略物资及设施损失惨重，其中仅大连甘井子油厂大爆炸就烧毁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700万元以上的军用物资化为灰烬。一连串的爆炸事件在日军中引发人心动荡，他们把放火者称为“放火团”，当地民众每听到一次爆炸声都会拍手称快，说这是“火神爷”来了。
炸塌老岭山隧道
切断日军运输线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关内大举进犯，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日军所需的军火和战略物资的运输需求日益增加。
1937年初冬时候，张逸仙手下的同志侦察得知，日军正在加紧修建吉林省通化至辑安（注：1965年改为集安）的老岭山隧道。这条隧道一旦贯通，日军的军需物资由朝鲜通过铁路运往中国前线将更加方便快捷，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无疑是一个很大威胁。张逸仙当即决定，炸毁即将竣工的这一隧道。张逸仙辗转到达辑安，找到了抗日战友宋君朋，向其说出了破坏隧道的计划，宋对此完全赞同。随后张逸仙、宋君朋又发展了3个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人，进行短期培训后成立了5人爆破队，分头搞到了大批炸药以及雷管和起爆器。
一天清晨，爆破组一行背着沉重的炸药钻进密林之中，秘密向老岭山区进发。当张逸仙他们翻山越岭到达老岭山隧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5个人在隧道口附近隐蔽下来观察，发现隧道正处在竣工收尾阶段，洞内外静悄悄地，没有干活的工人，只有两个伪军扛着步枪在洞口来回走动，显得非常悠闲。
张逸仙等悄悄摸上去干掉了两个伪军。张逸仙拿起伪军的步枪在洞外警戒，安排另外4人到洞内安放炸药。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张逸仙迅速隐蔽，沿山路望去，只见一辆日军卡车缓缓开来。汽车上，除了开车的日本兵，两侧车门踏板上各站着一名持枪的日军士兵，车厢里站满了中国百姓，他们是被抓来修隧道的民工。
见此情景，张逸仙急了：如果汽车开进隧道，4名正在安装炸药的同志将有危险，几十名民工的生命也难保，爆破工作功亏一篑。他当机立断，举起枪对着汽车“砰”地开了一枪。日军汽车停下后，3个鬼子跳下车来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车上的民工乱作一团。“乡亲们，我们是抗日联军，是打鬼子的，你们快跑吧！”假称抗日联军的张逸仙趁机大喊，让车上的民工逃离现场，以便实施爆破。民工纷纷跳下车夺路而逃，一个鬼子企图阻拦，张逸仙顺手一枪将他撂倒。另外两个鬼子见状以为遭到了抗联大队人马，猫腰窜到了小山的后面，因看不清目标胡乱射击。这时，进洞的4名同志已经将炸药安放完毕，跑出隧道。张逸仙向他们做出了起爆的手势，随着一声“轰隆隆”巨响，地动山摇，整条隧道塌陷下来……
甘井子油厂大爆炸让日军损失700万元
大连甘井子油厂是日军在东北、华北一带最大的汽车和飞机燃油供应基地。1938年4月初，张逸仙接到了上级命令，让去炸掉甘井子油厂！
张逸仙将任务分派给杨省三、赵国文、秋世显3名同志执行，其中秋世显是清末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的侄孙，是张逸仙发展的组织骨干成员。3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对甘井子油厂进行侦查，但在如何将炸药带进厂区这个问题上卡了壳。
原来，日军对油厂戒备森严，对每一个进厂上班的工人都要进行几乎裸体式的搜身检查。在这样野蛮的检查下，想把炸药带进厂区几乎不可能。
面对这一难题，张逸仙经过几天反复琢磨，想到了在苏联学到的化学炸药配方，将其改进研制成功了一种特殊炸药。这种炸药在露天环境中经过充分氧化后会自燃爆炸。
张逸仙将炸药制作成一块块“肥皂”，分发到几个行动队员手中。工人们带肥皂、毛巾进厂上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日本人对此毫无戒心。于是，一块块“肥皂”被堂而皇之地带进厂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到了油罐下面、油桶堆里、石蜡库和油漆库。
1938年4月15日夜，甘井子油厂堆放油桶的露天仓库突然起火爆炸，紧接着几个油罐、油品库也连锁反应燃起大火。整个油厂浓烟滚滚，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炸，日本人鬼哭狼嚎，大喊救火，日方在大连的救火车辆全部开来了，但却面对凶猛的火势有劲使不上，一个个顿足捶胸，谁也无法靠前。
这场大火一直燃烧了近16个小时，烧毁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5名日本鬼子被烧伤。事后统计，日寇当时700万元以上的军用物资化为灰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甘井子油厂一直处于瘫痪之中。
大连甘井子油厂大爆炸与1938年4月的台儿庄战役前后紧密配合，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葱白炸药”显威炸掉日军仓库
自从日军发现“肥皂”炸药以后，对在所属工厂、仓库工作的中国人实行更严厉的盘查，任何人一律不准带肥皂上班，违者严惩。这时上级安排张逸仙炸毁日军周水子军用仓库，如何将炸药带进仓库又成为难题。一天，情报组成员看见有人吃煎饼卷大葱，而日本兵对工人手里的煎饼大葱不做检查。据此，他向张逸仙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把大葱的下半段葱白掏空，装进化学炸药，卷在煎饼里带进仓库。
张逸仙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葱白炸药”被连夜制作出来。几天后一个早晨，周水子仓库上工的汽笛刚刚拉响，就见一个工人光着上身，一边啃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匆匆忙忙奔向仓库大门，即使在日本兵脱下他的裤子进行检查时，嘴里也没有停止咀嚼。一阵阵大葱气味让日本兵不时地皱眉头，于是没好气地一枪托将他捣入门内。当天晚上，“葱白炸药”大显神威，一场大火让仓库内一大批准备运往前方的饼干和5000余套毛料军装全部化为灰烬。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2年，张逸仙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实施了100多次爆破行动，使侵华日军的战略物资及设施损失惨重，有利配合了关内外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接二连三的爆炸让日本鬼子心惊胆颤。日本关东军情报组织在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发出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料及其他贵重物资被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共产国际解散后，张逸仙于1944年3月回到寒亭老家，此时女儿已经出嫁了。他谋到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儿子勉强度日。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张逸仙被怀疑为“外国特务”，后经省委肃反五人小组认定为“该同志不列入肃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平度一所中学当老师。1958年，他64岁时要求退休。教育部门以他参加革命不足10年为标准，发给一年的工资。之后，他退职回家。那时，张逸仙体弱多病，没有工资收入，数月后在贫病交加中辞世。
妻子曾任交通员
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张逸仙从苏联学习归来，就把妻子张琴玲从寒亭接到了天津。张琴玲抛别年幼的儿女，担任该组织的交通员，无论是送爆炸材料，传递情报或传达指令，分发经费，都做得干净利索。
为便于伪装，她通常把炸药放在雪花膏或香水瓶内，雷管则包装成烟卷。有一次，她接受了向大连送爆炸材料的任务，将氯化钾伪装后藏在一个特制的木头“点心盒”内。火车到达山海关，日警对每一个乘客都进行严格检查，张琴玲抑制住内心的紧张思索着对策。这时她发现身后一个小脚女人抱着孩子，正吃力地走着，于是转身说：“大嫂，看你累的！我帮你抱着。”说着抱过孩子，顺手将点心盒递给女人，同时挽住她的右臂，二人大大方方地走向检查岗。鬼子见这是两个没有多少行李的女乘客，又见她们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摸了一把包袱感觉没有异常，于是做出了放行的手势。张琴玲机智地闯过了这一关，及时赶到大连，将“点心盒”交给联络人。
张琴玲患有肺病，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于1942年回到哈尔滨的呼兰潜伏，因积劳成疾吐血病故，年仅30岁。
卢志英：通过莫雄获得“铁桶计划”
◎他和战友将绝密情报密写在字典上及时送出
◎红军以此做出战略转移指令跳出敌人包围圈
时间：2011年7月17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孙锦
在庄严肃穆的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埋葬着一位来自潍坊的革命烈士，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曾经因为成功获取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而使红军主力转危为安，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曾经为了掩护同志而抛弃怀中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卢志英(1906-1948)。7月2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太保庄街道望仙埠村(原属昌邑市)卢志英烈士故居，听卢志英的堂弟卢子滨讲述了卢志英生前的谍海经历。
潜入敌人内部
获得莫雄赏识
卢志英，原名卢子江，1906年出生在今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太保庄街道望仙埠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少年时随人闯关东，在黑龙江谋生。后去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旁听，坚持自学英、法、德、日语。1929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做情报工作。1930年曾在中共南京市委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去西安争取杨虎城将军，发展党的统一战线。1932年又调往南京、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3月，被派往江西德安国民党军莫雄部任参谋长，从事情报工作。
莫雄在国民党军内堪称传奇式人物，他16岁追随孙中山，是坚定的同盟会员，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1930年他在上海巧遇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故友刘哑佛，相互来往中，莫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倾向进步，同情革命。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特许他自组人马立刻上任。莫雄立即去上海找好友刘哑佛商量，请共产党派人到德安专署来同他一起工作。这样，在莫雄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参谋长到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派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卢志英就在这个时候与刘哑佛以及项与年等同志一道“潜伏”进了莫雄的司令部。卢志英是1934年化名卢育生打入莫雄的司令部任上校主任参谋的。卢志英很快以人格魅力赢得了莫雄的信任，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莫雄在《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一书中谈到卢志英就有如下描述：“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给我的影响最深，他遇事冷静、思维慎密，而且点子多，他的到来使刘哑佛等人的工作更得心应手。我与他虽素昧平生，却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他知识渊博，不仅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似乎无一不晓。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的革命启蒙。他向我介绍了几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并热情地讴歌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以后的发展壮大。他讲中国以后要强大，就要走苏联的道路，推翻法西斯专制主义的蒋介石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当他谈到这些时，总是眉飞色舞，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洋溢于眉宇之间。”
智斗山中悍匪
消除敌方疑虑
当时赣北是国民党军事“剿共”的战略要地，特务头子康泽、“剿总”副司令陈诚都住在莫雄司令部所在地临川。他们发现莫雄对卢志英言听计从，不禁对卢志英的身份起了疑心。当时，赣北山里有股悍匪，首领叫于作龙，在附近打家劫舍，涂炭百姓，袭击“剿共”国民党军的后勤兵站，抢夺物资。康泽和陈诚集中了几次兵力要剿除他，以消除后顾之忧，只因于作龙诡计多端，无法缉拿。
卢志英觉得这是取得康泽、陈诚信任的好机会，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鸿门宴”。一日，国民党赣北专署贴出布告：为戡乱保安，本署以建特别侦察队，特招持枪械之乡勇，凡武装头领，均委重职，既往不咎。布告发出的第四天，于作龙的副官便来专署试探虚实，卢志英不仅设宴接待了他，还冒险随那副官进山和于作龙晤谈。狡诈的于作龙与卢志英谈了一昼夜，没有发现任何破绽，终于决定率部投奔莫雄。第二天卢志英带着于作龙及他的“八大金刚”和全部人马下了山。在接风宴上，卢志英一个暗示，伏兵冲入，一阵乱枪，于作龙及“八大金刚”全部被毙。赣北的这股悍匪终于全军覆没了。
卢志英此举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彻底打消了康泽、陈诚对他的怀疑，成了他们的座上宾。卢志英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1948年秋，将傅作义的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同志之一。
获得“铁桶计划”
挽救红军主力
1934年九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当时莫雄任德安专区保安司令，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点名，破格邀他出席。莫雄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围剿’的方针，这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150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为300华里。地图上划分了编了号的格子。某个部队，某个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包围地点……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都有详细的部署……”
被蒋介石特邀参加庐山会议的莫雄，会议一结束，就带着会议文件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全部文件约三四斤重。莫雄把文件全部交给了卢志英。卢志英、刘哑佛和项与年先迅速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接着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他们决定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负责送出情报，经过艰难险阻，这份情报终于火速交到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按“铁桶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包围最后合拢之前，奇迹般成功地跳了出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突出敌人合围，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
为掩护战友他忍痛弃子
◎卢志英打入敌军内部，掌握沪东敌特机关的情况
◎因助手告密被捕，活埋于南京雨花台前的山坡上
卢志英偕夫人和儿子返回中央苏区时，与接应的同志会合，被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追赶，为了掩护战友，他忍痛将自己的孩子挂在树上引开敌人。七七事变后，卢志英接受了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他利用会日语的有利条件，取得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搜集日军情报，向新四军输送药物、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日本投降后，卢志英又在敌战区上海建起情报网，掌握了整个沪东敌特机关的情报。卢志英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同志的黄桥战役。陈毅司令曾称赞卢志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为掩护战友
弃怀中幼子
卢志英拿到“铁桶计划”后，党组织担心他再生意外，便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可就在卢志英一家于临川南郊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不久，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率一支马队追来了。这张大炮跟卢志英素来有怨，发觉卢志英朝“红区”奔去，便擅自带人追赶。卢志英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一座大桥下面的桥洞里。
不料追兵过去不远，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狡猾的张大炮急令部下停止前进，然后调转马头搜寻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二话没说，一把夺过哭声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朝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他狠了狠心，将亲生的儿子挂在了一棵酸枣树上。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当张大炮循声过去，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时，残忍地扣动了扳机……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当场晕倒了。而卢志英却强忍着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
深入敌占区
密织情报网
1936年初，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先头部队行至黔西南苗族、布衣族聚居区时，当地头人不准通过，志英夫妇奉命谈判“借路”。可任凭志英夫妇磨破了嘴皮子，当地头人因害怕担风险也不同意。当看到头人脖子上生了恶疮，张育民便认真给他治疗，并从自己大腿上割下皮肤，移植到头人疮口上，从而感动了他们。头人不仅率众迎送红军过境，还送给了卢志英一条大红毛毯作为纪念，这条毛毯至今陈列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七七事变后，卢志英接受了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他利用会日语的有利条件，取得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接着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起沪丰面包厂，并附设“大中华咖啡馆”，搜集日军情报，向新四军输送药物、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
1938年后，卢志英化名周志坤在宁沪一带，发动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黄桥战役。之后，组织起苏北联合抗日部队，他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由陈毅直接领导，陈毅司令曾称赞卢志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1月，卢志英在盐城面见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接受了去敌占区建立一个独立军事情报系统的新任务，又回到上海。他利用与保岛的关系，仍以沪丰面包厂厂长的身份与敌人巧妙周旋，很快建立起情报系统，并搜集到各种情报。
因叛徒告密
卢志英被捕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国民党“劫”收上海后，迅速开展了一场“肃奸活动”，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企图铲除共产党。
卢志英在上海，无意中得知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竟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当年卢志英帮助康泽铲除悍匪，成为康泽的座上宾之后，郑少石与卢志英关系不错。卢志英立刻通过别人联系上他，请他帮助自己和其他“兄弟”在国民党内谋职。
于是沪东敌特情报机关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共产党。卢志英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成了军统的情报员。
卢志英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解放区。
1947年3月，被卢志英当作得力助手的张莲舫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一次，张莲舫得到卢志英将出席一次会议的情报，急忙密告中统局。1948年3月2日卢志英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被特务秘密逮捕。第二天，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和一个侄孙也被抓到狱中。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亲自出马，时而酷刑相加，时而以高官厚禄诱惑，卢志英都不为所动。敌人又妄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卢志英，但卢志英告诫妻子不能在敌人面前落泪，嘱咐她要好好教育孩子，将来为革命多做些事情。就义前十几天，他托人给妻子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他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
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昏后装入麻袋，秘密地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牺牲时年仅42岁。
儿子著书记录
父亲狱中生活
在卢志英故居里，记者看到墙上挂着卢志英生前的照片。卢志英的堂弟卢子滨从抽屉里拿出一摞卢志英的资料，一本漫画书的复印本吸引了记者。仔细一看，这竟然是卢志英的儿子卢大容为了纪念与父母一起在狱中度过的生活而编写的一本书。书中文字不多配合漫画，将狱中生活真实的展现了出来。
记者看到，书中描写了1947年3月2日，卢大容的妈妈一夜没睡，在等待彻夜未归的卢志英。之后卢大容、妈妈和妈妈娘家的侄孙张军战被关进了“一幢大洋房”。“我们饿了三天啦！每到夜里，远处传来打骂声、手铐声，我感到饥饿和恐怖。”卢大容写道。在坐牢期间，卢大容他们受到了特务的盘问和毒打，特务们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卢志英的信息，但是他们一直咬紧牙关不透露。
直到有一天，他们被押往苏州，在一座古庙的楼上，卢大容见到了爸爸卢志英，开始了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在这个被称为“政治犯感化院”的地方，卢志英并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他不但自己充当卢大容和张军战的老师，还请来两位难友教孩子们英语和算数。“将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不学好本领不行啊。”书中记录了卢志英的这句话。
书中还记录了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被特务押出囚室，活埋在雨花台前的情景。
张英：接周恩来指令青岛除奸
和傅桂兰假扮夫妻执行任务不料被捕
脱险后又返回青岛直到将王复元枪决
时间：2011年7月17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孙锦 刘督宽 陈景蕃
他曾经到苏联红军高级军官学校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曾经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安全，他曾经到青岛参加处决了叛徒丁维尊、王复元，他曾是徐向前元帅手下一位屡建战功的师长，我们称呼他刘英、张英，其实他的本名叫马宗显，是土生土长的潍坊人。7月11日，记者探访了马宗显烈士的故里寒亭区高里街道马家村。
国外深造四年学得一身本领
刘英，1902年1月20日生于潍县双杨店镇(今潍坊市寒亭区)马家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二。他喜欢武术，十几岁就学会了螳螂拳。20岁时，抱着从军救国的愿望，到冯玉祥部队当兵，由于他聪明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1924年被选送到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毕业，又转入斯维斯特高级军官学校深造。他既学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又练就了一身好骑术和一手好枪法，50米以内百发百中。1928年底回国，在中共中央保卫部工作，改名张英，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安全。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在山东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1928年下半年，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复元与其在省委担任内部交通的胞兄王用章(改名王天生)一同叛党投敌。这两个叛徒的出现，给整个山东党的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致使省委机关陷入瘫痪。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决定除掉叛徒，经过一番考虑，选中了张英。
抵达济南被捕跳墙越狱逃走
1929年3月，张英和王兆恭(潍县人，山东省委派至上海学习保卫工作的)来山东执行铲除叛徒王复元的任务。他俩先到达青岛，通过内线与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取得联系，研究除叛工作，参加研究的还有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徐子兴。研究决定，王兆恭先去潍县，约上既有丰富斗争经验又熟悉情况的王永庆同志去济南，做好除叛的掩护和准备工作后，张英再去济南。王兆恭到济南后不幸被捕，为掩护张英顺利完成任务，青岛党组织决定选派一名坚定而机警的女同志傅桂兰(省委工人运动部部长傅书堂的妹妹)假作他的妻子，伴随前往。不料张英和傅桂兰刚到济南住进一大马路的“老悦来”客栈，即不幸被捕。
敌人把张英押至三元宫警察局内，由国民党济南市党部负责人黄僖堂亲自审讯。敌人想从他嘴里得到我党的机密，把张英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于是把他押进了济南第一警察分局的看守所内。
张英强忍伤痛，借口拉肚子去厕所，暗中察看环境，寻找逃走的机会。头两次，都是两个看守跟着，第三次去厕所，敌人麻痹了，只有一个看守跟着，在几次往返中，一个越狱计划已酝酿成熟。深夜，当他第四次去厕所时，就连那个跟着的看守也不耐烦了，只远远地在厕所外守候着。张英见时机已到，不顾伤痛，靠惊人的毅力和平日练就的一身本领，带着手铐跃上丈余高的墙头，跳越到墙外。接连翻越过几道院墙，机智地钻进了路旁一个大院内厕所的脚踏板底下隐藏起来，隐蔽了一夜，躲过了追捕。天刚放亮时，直奔王永庆的住处，王永庆立即给他砸开手铐，换上衣服，帮他离开济南。
脱险后返回青岛枪决王复元爪牙
张英同志脱险后回到青岛，直接到了李村路德胜里王景瑞的家中。组织上把他安置在共产党员王科仁的姐夫曲学尧的住处，也就是青岛石头楼门前邮政局局长、日本人金指谨一郎的别墅中。利用曲学尧在那里当厨师的特殊条件，让他在那里养伤。张英同志在曲学尧那里，一边养伤一边按省委指示对王科仁进行了严格的保卫工作训练。
这时青岛又出了一个叛徒丁维尊，他是王复元的爪牙。徐子兴还向市委提供了丁维尊从动摇革命到叛变投敌的情报，丁维尊新婚的妻子傅玉真(共产党员)也向青岛市委检举了丁维尊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罪行。经青岛市委进一步核实，丁维尊确实出卖过同志，曾在大庙山(现贮水山)等地抓捕共产党员，还伙同王复元在胶县威逼共产党员自首。
省、市委经过研究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处决叛徒丁维尊，斩断王复元的爪牙，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张英、傅玉真等同志执行。傅玉真决心大义灭亲，与张英共同研究制订了除奸计划，积极进行了准备。
1929年8月10日晚，丁维尊已经睡下，张英来到汇兴西里二楼丁家，叩门而入，镇定地对丁维尊说中央来人了，要找他谈话，约他到海边栈桥去遛遛。丁维尊做贼心虚，不愿起床。傅玉真在一旁立即劝他去谈谈，别误了大事。丁维尊望了望他们，感到既然中央来人了，会有重要指示，可以搞到机密情报，向主子献功请赏。于是，他穿好衣服，跟着张英悄悄到了前海沿。丁维尊从张英的谈话中觉察到有异，感到不妙，扭头就向滋阳路口跑。就在这一瞬那间，张英从容不迫地掏出手枪，“呯”的一声，这个叛徒应声倒在血泊里。
携同王科仁击毙大叛徒
丁维尊被处决后，叛徒王复元吓破了胆，于1929年8月14日急惶惶窜回了济南。可王复元是个贪财如命的家伙，他在青岛定做的毛料西服和皮鞋尚未取走，故又于15日晚返回青岛。
尽管他来去十分诡秘，但我党组织通过打入其内部的徐子兴，及时掌握了他的行踪。王复元窜回青岛后，市委当即派张英和王科仁同志跟踪追击。8月16日下午六点左右，叛徒王复元乘人力车去四方路“日需实业所”拿他定做的西服，接着又乘车到中山路108号“新盛泰”皮鞋店取皮鞋。跟随而来的张英和王科仁当即进行了分工：由张英在门外监视警岗，负责掩护；王科仁进店执行击毙任务。自从丁维尊被处决后，王复元像惊弓之鸟，下车四下观看后才鬼鬼祟祟走进鞋店，他看到已在店内的王科仁时立即警觉起来，王科仁假装买鞋，与老板侃价，王复元便拿鞋试穿，王科仁出其不意，向王复元胸部连发两枪，王复元应声倒地。王科仁恐其不死，又向其头部连发两弹，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叛徒命断“新盛泰”鞋店。枪声陡响，中山路上顿时骚乱起来，马路上的警岗叫嚷着向鞋店赶来，这时在门外担任掩护的张英，跨上自行车用手枪逼住敌人，喝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警岗们还没反应过来，王科仁已跳上自行车，二人穿过闹市，趁乱撤离。
张英处决叛徒王复元后，在曲学尧的住处藏了几天，又秘密回到家乡小住，而后回到上海。1929年底，按党组织决定，他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改名刘英。
刘英战绩
◆1931年1月刘英任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参加了磨角楼和双桥镇进攻作战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3月，刘英与师长蔡审熙率红十师，在红十一师的配合下，在双桥镇同敌三十四师进行了激烈战斗，鏖战7小时，将敌全歼，取得了第一次全歼敌整师的重大胜利。4月，红十师和红十一师猛攻独山敌据点，刘英亲自指挥红二十九团，直扑独山镇，经4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和一个营。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1931年5月9日，刘英率红十师在辛集北之浒湾，痛击企图进占辛集的敌五十三师，苦战一夜，歼敌近千，并乘胜攻克困山、胡山、雾山、丘家店等据点。
◆1931年5月，刘英任红十师师长，率领红十师于五月底，围攻了营安附近敌据点桃花镇，于十里铺伏击黄安援敌一个旅，歼敌近两个团。
◆1931年8月初，刘英率部队南下，参加了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作战。18日奔袭蕲北之曹河镇驻敌新八旅，仅一小时将敌全歼，接着乘胜占领了广济城。
◆1931年9月1日在红十一师的配合下，对洗马畈的敌十军发起攻击，一举破敌阵地，歼该部3个团的大部。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成立，刘英调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参加了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等三次战役。1932年2月，在潢光战役中他不幸头部负重伤，留中央分局治疗。
◆在1932年10月敌发动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转移外线作战时，党组织送刘英去上海治疗。途经武汉时，被曾俘获过的国民党士兵认出告密，遭敌逮捕，他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于1933年在武昌城下英勇就义，时年31岁。
牺牲五十年后身份确认
◎我市陈慕虹老人用20年时间查出真相
◎刘英、张英、马宗显原来是同一个人
七十年前，他来山东铲除叛徒,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后便不知下落。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他曾几易姓名，党史工作者辗转周折历时二十年，方查清他的全部历史。在他英勇牺牲五十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徐向前元帅亲笔为其题写了碑文。烈士的光辉一生，已载入革命史册;党史工作者为此而付出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而烈士的直系亲人，在贫病交困中苦撑苦等了几十年，却没能等到这渴望的一天。
怀疑
马宗显资料引人关注
早在1960年，潍坊市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时，潍北双杨店镇的几位老党员反映，双杨店镇马家村有个马宗显，很早就出去当了“八路”，听说还到过苏联。早期入党的庄立安、耿梅村等同志反映，听说1929年在青岛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的张英，就是马宗显。此事引起了征集者的关注。
马宗显、张英、刘英，这三个名字的重合，也就是马宗显烈士身份的确立，花费了原潍城党史办一位老同志20年的时间，他就是今年89岁的陈慕虹老人。
1961年夏，时任征集办公室主任的陈慕虹骑上自行车到了离市区30里外的马家村。来到马宗显的家，看到的是马宗显的妻子张氏和她的身患残疾、30多岁尚未成婚的儿子马玉泉。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空室蓬户，生活异常贫困。“他妻子只有四五十岁，但看起来有六十岁了。她只记得她和马宗显是民国九年(1920年)结的婚，马宗显出去当兵的那年是20岁，之后回家过一趟，从此就没有音讯了。他在外面干什么，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陈慕虹说张氏告诉他们因为马宗显的下落不明，她和孩子都不是整劳力，挣不到工分，村里也没有近亲照应，所以日子过得十分凄苦，边说边痛哭流涕。
陈慕虹说当时他帮助马宗显的儿子找了份工作，希望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但他心里很清楚，要解决她们母子二人的困苦，要先查清马宗显是否就是张英，再弄清楚他的全部历史。
求证
陈慕虹多次查证未果
根椐老党员提供的张英在青岛除叛的线索，1961年秋，陈慕虹去了青岛，根据青岛市党史办提供的线索，又去了济南。在省党史委的支持下，通过省档案馆查到了张英除叛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
青岛和省的档案中，共同提到了一个重要知情人——当年除叛的参与者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同志。经多方查询，1962年陈慕虹终于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找到了王景瑞同志，王景瑞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张英除叛的全过程。
但张英完成任务离开青岛以后的情况，王景瑞却全然不知。知情人的线索断了，只好再把希望寄托在档案上。
陈慕虹说，1962年下半年他又去济南经省委组织部，转至北京，到中央组织部查阅历史档案，调出张英的档案材料8份，但没有一个人原籍是潍县的，更找不出马宗显的踪迹。当时不知道张英又改名刘英，只好无功而返。
揭秘
一封问询信揭开谜团
一晃到了1978年，《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伍豪之剑》以及电影《猎狼》的上映，都在潍坊引起轰动。这些文艺作品依据的，都是发生在1929年山东党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张英除叛的史实。张英的事迹和形象，更加具体鲜活起来，进一步激励和坚定了陈慕虹和党史办的同志把张英问题彻底查清的决心。但1979年二进马家村的陈慕虹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谭绪德却又一次无功而返。
1980年秋，陈慕虹趁出席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的机会，再次向青岛市党史委的负责同志提出了张英的问题，青岛市党史委主任说：“据我们了解，张英曾在徐向前元帅部下任过职，你们可以给徐元帅写封信询问一下。”这令人振奋的信息让他们又有了希望。党史办于1980年11月26日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咨询信函。中央军委办公厅于12月19日以“军办信发字(80)第320号”文的形式发来回信，简要介绍了刘英(张英)同志一生的整个经历，肯定了刘英(张英)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至此，一切都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刘英就是张英，张英就是潍县人马宗显。一个暗藏五十年的身世之谜，二十年的悬念和企盼，由此一一化解，令大家无比兴奋。陈慕虹与谭绪德同志立即赶赴马家村向马家报喜。但令人痛惜的是，这对苦命的母子已先后去世了。马宗显的侄子马国军手捧军委来信痛哭流涕，在场的村干部和村民们，既为马家村出了这样一位烈士而惊喜，也为马宗显家的结局而悲凄。因马家兄弟没分家，政府决定由马国军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县里当时给了300元抚恤金，每年春节，都予以慰问。
妻儿至死都不知
刘英的真实身份
7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寒亭区高里街道马家村寻找革命先烈马宗显的蛛丝马迹。66岁的马风奎说他家和马宗显家是前后邻。马风奎说自己的父亲曾经见过马宗显一面。“马宗显在济南被捕逃跑后的当天晚上回了家，我父亲还跟邻居一起去看他。马宗显在家呆了一晚上就又去青岛除奸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没有一点消息。”马风奎说马宗显回家时劝妻子改嫁，但是他妻子始终没有改嫁，带着儿子艰难地生活。“老太太去世时80多岁，不过他们的儿子马玉泉有残疾，是个罗锅，身体一直不好，30多岁就去世了，也没有老婆。”马风奎说村里知道马宗显家里事情的人非常少。
之后记者又在村中找到了82岁的马玉山老人，他的父亲正是马宗显父亲的哥哥。“他没留下一张照片，那年寒亭烈士陵园管理处的人想弄一张照片放进烈士档案里，结果没有找到，实在没办法就找来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结合他们的样子画了一张像。”马玉山说马宗显杳无音讯很多年，解放以后他的家人曾经登报找过他，但没有结果，后来通过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才知道他化名张英，还用过刘英这个名字，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伍豪之剑》，才渐渐了解到他的事迹，知道他原来是这么厉害的地下工作者。
马玉山和马风奎随后又带记者来到村中，给记者介绍刘英家老房子的位置。“原来那个老房子就在这个走道的位置上，他儿子和老伴相继去世以后，房子好多年没人住，后来就塌了。”马玉山介绍说。
田云樵：成功策反国民党上海守军
◎为上海解放作出杰出贡献，受到聂凤智肯定
◎争取周佛海儿子周幼海营救被软禁的张澜罗隆基
时间：2011年7月17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隋秀平
田云樵，1909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潍县西关。田云樵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了解放大上海，他参与策动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同时策反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守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聂凤智曾表示：“追忆此次对刘（注：指刘昌义）部的策动工作，确为田云樵同志在枪林弹雨中，亲临两地前线奋不顾身所努力进行的成果。”
任省委交通员
经历武平叛变
作为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1931年11月田云樵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田云樵离开家乡潍县到济南开展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耐心等待党派人来联络。1932年春节前几天，地下党派来了接组织关系的同志。来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化名老柳。老柳向田云樵交代了他在济南的主要任务，安排他在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工作。不久，田云樵便承担起山东地下党省委政治交通员的工作。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把党组织交给他的文件，按照规定的地点和规定的联络方式，转交给前来接收的同志。
1932年2月底3月初，老柳向田云樵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天，老柳把他带到一家旅馆里，介绍他认识党中央的交通员老严，并让他与老严保持联系，传递党的文件和其他情报。接到文件或其他东西后，田云樵就立即转交给老柳。通常，老严半个月左右从上海到济南一次。田云樵与老严担任党的政治交通员的工作，使中共山东省委与党中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1932年10月的有一天，老柳的妻子告诉田云樵，老柳到青岛去开会，原来约好的回来日期已过了好几天了，还没回来，可能发生问题了。田云樵连夜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到了青岛，田云樵马不停蹄地去打听老柳的下落。在青岛中学，田云樵找到该校学生会的主席了解情况，得知一个星期前该校被抓走三个人，其中有学校的一个教员；接着，田云樵又到电报局了解情况，得到的消息也差不多。当天下午，他又跑到新民日报社，再次证实了发生的情况。
当夜，田云樵赶火车回到济南。过了三四天，老严来到济南，田云樵马上把自己在青岛了解到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按照老严的要求，田云樵连夜给中央写了报告，详细介绍自己去青岛了解到的情况，第二天一早交给老严带回上海。
由于事发突然，老严临时决定，此次带来的文件不留下了，仍然带回上海去。行前，老严与田云樵约定了下次到济南接头的日期。事实证明，老严的决断是正确的。武平等人被捕后，很快就背叛了革命。
争取周幼海营救张澜罗隆基
周幼海也叫周之友，他的父亲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名声显赫的周佛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周幼海因为是周佛海的儿子，被押往重庆，与母亲一起被软禁在白公馆。1946年3月，周幼海获释。周幼海获得自由后，只得暂时返回上海。这时，他经地下党员也是他人同学张朝杰牵线认识了田云樵。不久，他提出要同田云樵见面。两人认识后，周幼海表达了希望投身革命的坚定信念，要求田云樵能介绍他到解放区去。周幼海的要求得到了田云樵的肯定，并答应向党组织汇报。
1946年6月，田云樵找到周幼海，告诉他说：“上级批准了！你立刻到苏北解放区去。”周幼海兴奋之余，很快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为了避免引起母亲的怀疑，他便称自己在上海发展无望，想到香港谋生，然后设法去美国读书，从他母亲处拿到港币20万元、英镑5000元，还有一些宝石和钻戒。他全部交给田云樵转交给党组织。
在营救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张澜、罗隆基的过程中，已是中共党员的周幼海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圆满完成了任务。张澜、罗隆基是有名的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在人民中有很大号召力。蒋不敢杀他们，一心想胁逼二人到台湾去。张、罗以养病为由，躲入上海虹桥疗养院，静候地下党接应。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土崩瓦解，朝不保夕。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得知张、罗的下落后，就命令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进驻疗养院，将二人软禁起来，如果不能押赴台湾，就下毒手予以杀害。
田云樵和周幼海仔细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设计了两种营救方案：一是打入军统第六稽查大队，利用大队长严锦文既是军统特务，又是反蒋的杨虎的洪门兄弟这一条件策反严锦文；二是武装营救。由于时间紧迫，最终选择了第二套方案。
此时需要先弄清地形，最重要的是，必须通知张、罗，让他们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经田云樵和周幼海精心设计，周幼海与夫人施丹苹以探望周佛海老友罗隆基的名义，前往疗养院。在那里，周幼海向张、罗详细说明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营救计划以及行动路线，为完成任务创造了条件。
策反刘昌义阵前起义
为上海解放作出贡献
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几天，是田云樵最难以忘怀、也最令他自豪的日子。1949年5月25日，他配合人民解放军，成功地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临阵起义，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5月24日晚，田云樵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做好策反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当他得知是第51军时，立刻想到了过去曾经策反过的敌51军军长王秉钺。于是，他立刻向人民解放军81师政委罗维道表示，可以马上对该部队的王秉钺进行策反。罗维道请示了27军聂凤智军长后获批。
田云樵打电话约敌方投诚人员王中民到第二劳工医院。田云樵同王中民谈话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和争取王秉钺放下武器的可能性，要王中民过桥去做王秉钺的工作。王中民一开始犹豫不决，最终田云樵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田云樵与罗维道交换了意见，决定由81师派两个参谋，送王中民至前沿阵地，由造币厂桥过河。王中民到达桥南堍连部后，我方部队停止射击，让王中民安全过桥。对岸国民党部队戒备森严，见人露面就拼命打枪，一时无法通行。王中民到桥堍下的烟纸店买了一张大纸，用毛笔写上“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然后双手举起，一步一步向桥北走去。国民党见此情景也不再打枪了。王中民过桥后就被送到敌连部询问。王中民说，要找老朋友王秉钺。敌连长觉得此人有来头，就把他逐级上送到了司令部。
然而，接见王中民的却是刘昌义。原来王秉钺在浦东与我军作战时负伤被俘，51军军长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刘昌义是东北军出身，后来在西北军中也任过职，和王中民是老相识。汤恩伯仓皇逃走前，交给他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任务，答应多少天内会有援兵。刘心知上当，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得困守苏州河以北地区。
王中民告诉刘昌义，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如果不信，可直接与共产党的代表通电话。刘昌义听了，提出要与共产党的负责人直接谈话。王中民立即打电话到劳工医院与田云樵联系。田云樵、刘昌义通报了姓名身份之后，田云樵单刀直入：“王中民是我们派去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双方约定由刘昌义通过造币厂桥进入我方防区，进行谈判。罗维道向聂凤智作了详细汇报，我方确定由聂凤智为主与刘昌义谈判。25日下午4时许，双方展开会谈，我方有聂凤智、罗维道和田云樵等人，对方是刘昌义和陪同来的王中民等人。刘昌义表示愿意率部放下武器，但有些部队可能会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他历数了各个部队的番号和人数，共有近30个部队番号、10万多人。聂凤智表示：“你的实际情况和处境，我们是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心和态度。至于有些困难，人民解放军可以协助解决。”最后，聂凤智去电请示三野陈毅司令员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已是深夜11时了，大家因紧张谈判连晚饭都没吃。5月26日凌晨1时许，陈毅回电：接受刘昌义投诚；限刘部于26日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3个村庄待命；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刘昌义称26日4时前集中有困难，原因是“现在已过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也难以做到”。聂凤智表示限期推迟到中午12时前集中完毕。随后，田云樵和罗维道等人送刘昌义仍由造币厂桥回到苏州河以北。26日8时许，国民党部队沿苏州河北岸开始向东北方向后撤，人民解放军随即接管了这些防区。田云樵随部队进入造币厂桥以北地区后，听到东面传出枪声，不久就平息了。原来，有一支国民党青年军残部拒不执行命令，占领一座大楼进行顽抗，但很快被我解放军缴械了。1949年5月27日，苏州河北岸全部解放，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解放后，田云樵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处长，后受“潘扬冤案”牵连入狱七年，“文革”后平反昭雪，先后担任上海市新浦机器厂副厂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一局复查组组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