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80期－－胶济铁路的回归
胶济铁路的回归
2013年2月4日本期撰稿：刘愉
9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被德、日占据20多年，横穿潍坊大地的胶济铁路，主权终于回归中国。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那段在屈辱中不懈抗争的历史。
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山东，掳走德国占据已久的青岛以及插入齐鲁腹地的胶济铁路。1915年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欲壑难填的日本政府并不满足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又擅自设立民政机构，强行夺取中国政府在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和司法权。此举一出，全省激怒，国人共愤。山东各界推举安丘人王讷等代表进京，呼吁迅速交涉，取消日本民政机构，伸张民意，维护国权。尽管日本恃强蛮横，北洋政府态度暧昧，交涉最终无果，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寇再伸黑手的图谋。
1921年岁暮，胶济铁路收回露出曙光。谈判陷入困境之时，昌邑人陈干临危受命，挑起大梁。他抱定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坚守底线，戳穿日方的卑鄙阴谋；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巧妙化解日方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收回青岛与胶济铁路“鲁案”谈判的中流砥柱。中国代表与日方大战71个回合，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1923年元旦，胶济铁路交接仪式举行，至1月底全路接收完毕。
封面图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车停靠坊子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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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插手民政 激起国人愤慨
日军侵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后,丧心病狂地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威逼下,签订了由“二十一条”改头换面而成的《民四条约》。之后,日本又得寸进尺,在胶济铁路沿线地区设立民政机构。这些民政机构,将日军内部事务之外的一切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务全部包揽,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严重侵犯。
坊子民政署成立,除几名商人外无人捧场
日本从德国手中将胶州湾(即青岛地区)及胶济铁路掳去将近三年之后,一个经过周密筹划的阴谋浮出水面。
1917年9月29日,日本以175号敕令公布《日本驻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条例》,宣布在青岛守备军司令部设立民政部,负责军事以外的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民政部下设青岛、李村、坊子3个民政署。
10月1日,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公布《青岛守备军民政部事务分掌规程》。按照这项《规程》,原来负责对青岛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青岛军政署、李村军政署撤销,其军事之外的管理职能分别由青岛民政署、李村民政署承担；自胶澳租借地界线至济南,铁路沿线区域内的行政司法事务由坊子民政署负责。
同日,青岛守备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本乡房太郎发布告示。在这份告示中,本乡房太郎厚颜无耻地写道,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大战,“将来终局实难逆料,其战祸惨害颇甚剧烈,幸我占领地一带已行军政三年于此,尚未被其余波,是以我帝国政府鉴及四围情势,特在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治下设置民政部”。
本乡房太郎假惺惺地称,“溯察中日两国本有唇齿辐车关系,休戚利害均应分任,凡我占领地内之人民,须要深悉此意,相依相扶,互相心理,亲交友爱,厚处善邻,务期各增福利,永保东亚和平。本司令官专诚秉衡,愿为我良庶民众共谋安宁,增进幸福焉”。
在本乡房太郎的具体运作下,青岛守备军民政部以及下属3个民政署随即挂牌。
坊子民政署位于茂林街(今一马路)西段,大门外悬挂写有“坊子民政署”五字的标牌,门侧有一黑板,标示近期银价。大门内有两个门,其一为民众控诉所,百姓可在此进行诉讼；另一个门通往坊子民政署办公处。坊子民政署设署长、副署长各一人,分总务、财政、诉讼三科,首任署长为林恒四郎。
据史料载,10月6日,林恒四郎率员抵达坊子,随后组织坊子民政署“成立披露会”,邀请潍县政商各界前往开会“祝贺”。“成立披露会”召开时,除潍县商界去了几名代表外,其他无一人到场。
消息层层上报,北洋政府竟认为是误传
王梦松刚刚上任潍县知事,一件件挠头的事接踵而至。7月25日夜,王尔庄63岁的农民王春五实在饿极了,与儿子去铁道边的地里偷南瓜,被巡逻的宪兵怀疑割电线,遭枪击重伤；过了一天,廿里堡附近两名村民横穿铁路,日本宪兵大白天将他们当做盗电线者开枪击伤。在潍县境内近百里的铁路线上,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王梦松管辖区域内,县城东南30多里的坊子,成为胶济铁路全线日军守备队的大本营；近在咫尺的潍县火车站,周围也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天地。耀武扬威的日本军人,蛮横无理的日本官吏,肆无忌惮的日本商人,到处制造事端,王梦松忙得焦头烂额。
王梦松履任才满百天,一件引起国人共愤的事端发生了——日本竟在坊子设立民政署。接到林恒四郎的邀请函,王梦松知此事关系重大,立即上报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怀芝。不长时间,张怀芝也从报纸上读到了日本在青岛、李村、坊子三地设立民政署的新闻。
消息层层上报,并未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视。10月15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在给外交部的复函中竟认为,“查青岛百里环界以外,坊子等处系数内地,且胶济铁路问题尚属悬案,其性质又实与青岛不同,日本断无在坊子、济南设置民政官之理,报载各节当系误传”,指令外交部“向日外部正式声明”。
看来,王梦松这名基层官员的报告,此时还没有传递到最高层。直到11月初,外交部再次向日方进行书面交涉时,才称“据潍县知事报告,日本在青岛、李村、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
上文中所说的“百里环界”,是指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中“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界限的简称。该条约规定,胶澳租借地(即青岛地区)以外、百里环界内地区,“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惟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如有中国饬令设法等事,先应与德国商定,如德国须整顿水道等事,中国不得拦阻。该地中派驻兵营,筹办兵法,仍归中国,先与德国会商办理。”
百里环界西界在胶济铁路上的界线,大致在高密蔡家庄站与昌邑塔尔堡站的中点。日本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承继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胶澳租借地外、百里环界之内区域,主权依然属于中国。百里环界之外,当然不能容忍他国染指。
当局交涉不力,山东各团体联合抗议
当局态度暧昧,日本人有恃无恐,山东各界群情激奋。11月初,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以及各地方团体召开联合会议,决定致函省长,通电各省议会,推举代表进京,组织联合团体等等。11月9日,以山东省议会名义在报端向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教育会、商会,上海护军使、各报馆,天津各报馆发出《反对日民政署之通电》。日本在山东设立民政署的消息瞬时传遍全国,国人一片愤慨。
11月18日,山东60多个团体在济南集会,宣告成立山东各团体联合会。到会代表一致推选王讷、许德一为联合会总代表,王者塾等6人为干事,决定召开山东公民大会。
山东各团体联合会总代表王讷,字墨轩,安丘人,时年37岁,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时为《新齐鲁公报》主笔；许德一,字名世,日照人,为山东教育会会长。干事王者塾,字乐平,出生于原诸城县王家楼子村(今为五莲县西楼子村),曾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即后来与王尽美、杨明斋一起被誉为在山东播撒共产党火种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的王乐平。
随后,山东各团体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日人在济南、坊子、张店等设民政署,经山东各机关先后电请迅与日政府严重交涉,乞未见解决,而日人民政署之布置反极力进行,全省人民至为愤激,现由各团体组织联合会合力抗争,誓死抵御,务期取消已设立之民政署而后已。生死存亡,关系至巨,特电陈恳请饬部迅与日人交涉,俾得早日收回主权,而息民愤。”电文署名为“山东各团体联合会王讷、许名世、胡冠臣等”。
山东公民大会定于11月25日在济南大舞台举行。这天一大早,大批巡警就封锁了大会会场,交涉中发生争执。最后,与会者不得已在会场前的空地上集会。王讷、许德一宣布联合会发起经过,王讷、王乐平等14名代表发表演讲,会场上群情激昂,感染了聚集而来的众多市民以及执行封锁任务的巡警。
在京遭到敷衍王讷拍案大怒
1917年11月底，山东省议会推举朱紫垣、陈浚川为代表到京活动；12月初，山东各团体联合会推荐王讷与王乐平赴京。此后，山东教育会、商会等再派代表进京。散发宣传品、组织集会演讲、通电全国各界各省……来自山东各界的代表与山东旅京人员，汇成一股呼吁取消日本民政机构、伸张民意维护国权的合流，安丘人王讷成为赴京代表的中坚。
各县纷纷上书，呼吁从速取消民政署
胶济铁路穿过高密、昌邑、安丘、潍县、昌乐、益都县境，其中高密、潍县、昌乐、益都四县贯穿地域最广，且火车站紧靠县城，铁路沿线区域，均属于坊子民政署管辖范围。日本强行掳夺地方行政、司法权，激起众怒。
“日本现在青岛添设民政部，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视租借为领土，等公法于弁髦，辱国侵权，莫此为甚”。11月18日，潍县商会及绅、学各界全体致函山东省督军兼省长、省议会，要求政府迅速交涉，令其取消民政署，“以伸民意而保国权”。
安丘绅商各界、高密农学商界、益都学绅商界代表分别于11月20日、11月29日、12月8日致电国务院、参议院以及大总统，指斥日本政府之作为“侵我国权，蔑弃公法”，誓言“一息尚存，决不认受”。
“自非病狂麻木，莫不仰天泣血，愚等僻处古青，不寒而栗”。青州学生联合会的贾守攻等12月27日发往山东学联的函中，尽抒悲愤之情：“吾东人心未死，民气犹存，神明之青，誓不作倭人之奴”，决心“抱定宗旨，筹付对待，总期愚公移山，有志竟成，包胥复楚，人定胜天”。
远离胶济铁路的临朐、寿光、诸城等县，闻此消息也无不激愤，同仇敌忾。12月20日，寿光绅学商农界代表在致电中疾呼，如果日寇阴谋得逞，“将来凌辱我人民，吸收我膏血，使圣贤礼仪之邦为朝鲜沦亡之续”，“若非趁此时机严重交涉，如国体何，如公法何，如山东之人民生命财产何？！”“寿光辖境与铁道毗邻，瞻顾前途，不寒而栗”。
寒风中散发传单，市民军警为之动容
1917年12月6日清晨，京城街头。凛冽冽寒风中，一个孤单的身影不时被来往的行人围住，他一面向驻足者散发《为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事泣告全国父老》等宣传材料，一面用嘶哑的声音激情演说。
这便是刚刚到京不久的王讷。这天，他与王乐平赴外交部、国务院，面陈日本在山东擅立民政署之事。两人利用职员上班前这段时间，分头行动，在街头向众人散发印刷品，进行演讲，“来往行人及守卫军警皆为之动容”。
这天上午，在外交部招待室，王讷与王乐平见到了上任外交总长才六天的陆征祥。王讷报告了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的情况，历数日本人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蛮横行为，力陈期望政府严重交涉、从速解决。王讷直言，“山东人民愤恨异常，如政府无充分之交涉，日本无好意之对付，将不免发生意外变动”。
陆征祥简单介绍了与日方交涉的经过，称“对于此事异常注意，连电驻日公使章宗祥严重交涉”，但“在京日公使总无正式之答”，劝两人暂回，等待消息。见陆征祥言语“恳切”，王讷与王乐平只好告辞。午后，王讷又与省议会、教育会、商会的代表及旅京同乡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三天后，300多山东旅京人员齐聚山左会馆，召开旅京山东学会成立会议。会上，王讷作为山东各团体联合会代表，报告了日民政署设置经过及山东人民抗议的情况。
建议专设外交员，将近俩月后方才落实
面陈外交总长过去了10多天，对日交涉依然没有任何进展。12月18日，王讷直赴国务院，晋见国务总理王士珍。王士珍不在，秘书恽宝惠告诉他，总理已经将此提交国务会议，并令外交部迅速办理，决未搁置不理，“因尚未解决，无从答复贵代表”。
王讷质询，日本在山东设立民政署，其所持理由称专为日本侨民。试问，只要有外国侨民居留地，就设民政署，在全国有这样的先例吗？至于日本人荼毒我山东人民的罪状，更是数不胜数。
恽宝惠问王讷还有何请求，王讷建议：“沿铁路一带的县知事，暗于法律，不习外交，无骨气者撤换之；沿路各重要州县，应特派外交员专办交涉，司法机关应早日提前办理。”
王讷认为，日本在坊子等地设立民政署后，百姓有了纠纷，只图方便就近前去告诉。倘若中国地方官善理诉讼，老百姓又何苦向日本人申告。“此釜底抽薪之计划，至为重要，业经代表共同讨论，请求转告总理提交会议”。
建议提出后接近两个月，在胶济铁路沿线重要州县设立外交员之事，方才落实。1918年2月16日，国务院任命胶济铁路沿线14县交涉员各一名，全部都有在日本留学经历。其中派驻高密的杜汝舟、昌乐的王文声，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派驻潍县的朱云峰、益都的郭玉基，毕业于日本宏文书院；派驻安丘的张华年，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
外交部推三阻四，王讷怒闯次长办公室
在国务院询问交涉进程无果，王讷又接着来到外交部。在外交部接待室，办事人员开始说陆征祥总长外出公干，由总长的秘书代为接见。过了一会儿，又安排次长接见，王讷答应。
王讷持名帖来到外交次长陈箓办公处，一办事人员对他说，陈次长公事太忙，由他的秘书代见。王讷气愤不过，拍案大叫：“误国政府！”遂直闯入次长办公室。
被推来阻去、等了半天的王讷怒气未消，一连质问秘书：“次长有何等大忙之公事？恐怕莫忙于土地、主权一起丧失的交涉问题。”“次长昏迷至此，国事哪得不误？”
秘书连称，我们也是中国人，岂无心肝宁做误国贼。昨天山东交涉署报告刚到，等再据此磋商，稍有就绪，便迅速报告。
王讷又问：“交涉署已经设立数月，地方州县岂无一字报告？何以至今日贵部尚无完全的报告？”王讷愤言：“地方政府既不紧急报告，贵部又不紧急调查，是真视山东为无有。如再延宕搪塞，代表等无家可归，应有最后对付当局方法。”
秘书承诺，愿负完全责任，即转达总次长迅速办理，并再三嘱咐王讷：“贵代表切勿疏忽，并转告吾地方人民，切勿横生交涉，此时实未至决裂地步，至要至嘱”。临走时，王讷扔下一句话：“一两天再来问讯办法”。
对外交涉迟缓 日方百般拖宕
王讷等山东代表在京的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界、各省以及旅外人员的积极响应。各省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山东同乡会，旅居南洋等地的山东同乡，纷纷致电致函外交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要求政府进行严重交涉。北京《晨钟报》等国内重要报纸，不断进行报道和评论。然而，日本恃强蛮横，北洋政府态度暧昧，对日交涉状况并不乐观。
北洋政府秘商向日本贷款，不愿得罪对方
北洋政府交涉行动迟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的中国政局一团乱麻：1917年7月1日，张勋在京拥戴溥仪复辟，次日，大总统黎元洪电告在南方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其职责，自己躲避到日本使馆，后住进天津英租界，从此息政。与冯国璋同为“北洋三杰”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喧宾夺主，独揽军政大权。孙中山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护法运动。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坚持诉诸武力，南北双方在湖南、湖北等地摆开战场。
得悉日本在山东设民政机构消息时，南方战事正酣，段祺瑞又正与日本秘密协商向其贷款，当然不能因为“小事”影响了大局。
1917年12月20日，王讷通过报纸披露在京情况：“昨日已有章公使复电，正在积极交涉，虽无满意之答复，亦无绝对之噩耗，代表当竭尽呼号奔走之力，督促当局”。“昨日接到报告沿路情形单，刻又印刷数万份送给当局及一般国民。是日适值中央公园开游艺会，代表等即携带印刷物赴园分发。”章公使，即中国驻日本全权公使章宗祥。
王讷等在京活动一直没有进展，致使很多人对他们产生误会。在京代表收到的信函中，有的责备王讷及王乐平。12月22日，王讷通过报纸作出解释，“各省来电来函纷纭，山东为最……复函不能遍及。讷等绝不稍怠，致误时机，为吾全省全国父老羞”。
事实也如王讷所言，在京代表一刻也不敢懈怠。12月23日王讷、王乐平等赴外交部询问未果；24日午后，王讷与翻译王少右会晤日本参赞芳泽；同日，陈翰轩、张季襄两代表又赴外交部询问……
事发两个多月，才派专员赴坊子实地调查
全国各界呼吁，各省上书，山东代表在京宣传、质询……民心使北洋政府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现有资料分析，直到1917年12月中旬，国务院、外交部才分别指令山东省长公署以及济南道尹兼山东交涉员唐柯三，前往坊子等地现场调查详情。此时，距10月1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宣布在坊子等地设立民政署，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唐柯三接令后马上赶赴坊子、张店等地，查明坊子民政署确已设立，张店设坊子民政署宪兵事务所，并未挂张店民政分署的牌子，两地均未发现日本人贴出的有关民政署的告示。在发往外交部的电文中，唐柯三称“详查日民政署，并无失慎情事”。
1918年元旦刚过，唐柯三奉外交部之令，再次进行调查。这次得出的结论却与上次完全不同：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对于行政司法之实施，均颁行特别法令。其设置之本部及颁发文告之区域，虽在青岛，而坊子等处日人所设民政署，与青岛为本枝之统系，即为同一之布置。”
唐柯三在1月5日发往外交部的电函中报告：“关于我国主权，至重至巨。为此译录各种文件，呈送钧部察阅核办。并乞将坊子等处民政署交涉情形，迅赐训示。”
其实，早在坊子等民政署设立之初，山东各界人士已经窥破日本人的野心，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直不断上书、致电，在报端呼吁，进京质询。可叹直到这时，这位外交部在山东指派的交涉员才从梦中睡醒。
省议会议员调查，悲叹国权尽丧谁谓非亡
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怀芝接到国务院的指令后，指派山东省议会前去调查。随后，山东省议会议员、日本法政学校毕业的刘云亮率人赶赴坊子、潍县、张店、青岛等处。
在坊子、张店，刘云亮等发现，这里的商户大都为日本人，中国商店寥寥无几。日本人设立的坊子民政署，“牌匾高悬，俨然地方官厅”。百姓遇到与日本人交涉的事项，往往直接到坊子民政署设立的民众控诉所诉讼。
坊子民政署署长林恒四郎曾承诺，严查当地赌博，禁止赌局。刘云亮等调查发现，“日人之放赌，实受日官之保护，并无禁止之事”。
刘云亮等认为，“既设民政署，复于民政署外悬一木牌曰‘民众控诉所’，则凡有民刑诉讼，皆可接受审理，是不设法院而获得中国之司法权”。在其所写《调查日人设置民政署情形报告》的末尾，几位调查者愤而疾呼：“呜呼，国权尽丧，谁谓非亡。”
刘云亮等赴现场调查的时间，不比唐柯三首次调查晚，但直到1918年1月14日，外交部才收到国务院转来山东省长公署呈报的《调查日人设置民政署情形报告》，这比唐柯三首次调查报告晚了半个多月，比唐柯三第二次调查致外交部的电函晚了9天。
中方一再做出让步，日本人恃强霸道蛮横
上层交涉不积极，地方官也深谙其旨。1918年1月16日，外交部秘书施履本赴济南面见张怀芝。张怀芝称，“日本改军政为民政，自系缓和办法，对待较易，故山东政府并不反对。惟国权所关，应由中央主持办理”。
外交部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一再向日方声明：“胶济路性质与青岛不同，当时日军占领该路，我政府即未承认，此时改军政为民政，自亦无承认之理。请将百里环界之外之民政署实行撤销……”
言下之意，对青岛民政部及所属青岛、李村民政署中方予以承认，但位于胶济铁路线中段的坊子民政署，难以认可。即使退让到这一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仍然耍横，于1月17日答复章宗祥，“日军占领该路，中政府虽未承认，而事实上已经占领，自难无故撤销”；“将军政改为民政，亦不过于军政范围内略为变更”，“今中政府请将民政撤销，是与请撤销军政无异，此时恐难办到”。
久等仍不见交涉进展，王讷于1月24日再次致函外交总长陆征祥：“日人对于民政署之交涉，绝无诚意，决不取消，闻之痛心，思之发指。”王讷进而质问：“阁下总掌外交，对于国权关系问题，匿不宣布，是何用意，岂竟默认之耶？山东地位，关系全国，举足左右，为楚汉轻重。即令无关国体，犹当力谋其治安，以维大局，况关乎国权之损失乎？！”
致函没有回音，王讷五天后再次来到外交部。王讷问陆征祥，“为何交涉数月之久，尚不宣布究竟是否圆满解决？”陆征祥回答，“日政府决不退让其所持理由，既然承认宪兵队，当然承认民政署，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未宣布”。
忙于秘密交易 交涉不了了之
驻扎坊子的青岛守备队举行“联欢”——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恣肆行乐。
王讷撰写的《警日篇》。
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资料图片)
以“北拒苏俄”为由,秘密协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伸向北满的黑手抓得更牢；以撤销现行民政机构为条件,秘密达成《山东问题换文》,日本攫取将来胶济铁路中日合办经营等更多利益。北洋政府与日本暗地里进行交易,而将对日本在坊子等地擅设民政机构的交涉束之高阁。王讷等只好返回济南,等来的最后消息,依然是“迄无结果”。
奋笔疾书,揭露日本亡我中国之嘴脸
在京期间,王讷目睹北洋政府之龌龊行为,为唤醒民众,抵抗日寇侵夺我国权的恶劣行径,奋笔疾书,写就五千余言的《警日篇》,由在京的山东代表王肇铨、陈浚川校勘,朱紫垣审定,交由北京共和印刷局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哀莫大于亡国,祸莫大于灭种”,在《警日篇》开篇,王讷悲愤地写道。“中国近年以来,以不暇御外之故,受日本之辱者非一日矣”,王讷历数日本恶行,撕开其伪善画皮:“自台湾为所吞并,后种种侵占,指不胜屈,我国民无不愤激,无不痛恨,而日本之贪心未已,挟其吞并之野心,施以假亲善而最卑劣之政策,以谋中国。”
除了直接侵占台湾、东北等地之外,一批又一批日本人涌入中国内地,“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建学校,办报纸,搞调查。中国人之一举一动,一嗜一好,无不在日人调查之中；中国之一省一县,一乡一村,无不在日人垂涎之内”。自日军侵夺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浪人迭至,一方面拉拢军人政客,制造矛盾,互相残杀；一方面勾结土匪,到处劫掠,制造混乱”。其罪恶目的,昭然若揭。
1918年1月下旬,山东各界部分代表返回济南,王讷等继续留京,等待交涉结果。
再赴坊子,建议扩充铁路警察署权限
1918年2月2日,外交部佥事许同莘、内务部佥事李升培奉命再赴山东。佥事,为北洋政府各部低于司(局)长、略高于科长的职位,佥事常兼任科长。许同莘,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下担任文案委员；李升培,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巡警学堂与中华大学法科,曾任京师警察厅行政处长、司法处长。
在济南,许同莘与李升培先与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怀芝会晤,后又与山东省政务厅长、济南道尹兼山东交涉员唐柯三接洽。2月4日,两人乘火车到达坊子。
许同莘、李升培发现,“坊子地属潍县,距城35里,相隔太远,县知事难以兼顾,地方行政毫无布置”。日本在此设立民政署之后,并不在接受诉讼上花费精力,而是暗中调查户口、钱粮、物产。
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之后,禁止沿线中国警察行使职权,中国政府原设在坊子的铁路警察署虽未撤走,但已形同虚设。许同莘他们认为,日本民政署另有图谋,对诉讼之事不太上心,铁路警察署署长张毓瑞任职多年,颇有责任心,沿路中、日人民遇细微事故,每每找警察署解决。从某种程度上讲,铁路警察署承担了地方警察的职责。因此,两人建议,就此扩充铁路警察署权限。
2月5日,许同莘与李升培东行高密、胶县,6日抵青岛。返回济南途中,两人在潍县停留半天,与潍县知事袁翰交谈坊子情形。袁翰称,他已暗中禁止百姓到坊子民政署诉讼。
焦点变更,擅设民政署问题又被搁置
许同莘、李升培赴高密调查的同时,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正与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商谈”中日军事联合行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美、日两国于1918年1月派出军舰武装干涉,日本趁机提出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建议。英、法两国正与德国交战,无暇东顾,对日本加入对抗苏俄的军事行动表示赞成。然而美国却担心日本独吞西伯利亚,极力反对。为堵塞美国反对之口,日本拟将中国捆绑进去。2月5日,田中义一主动上门,以“个人”名义拜会章宗祥,投石问路。
之后,中日双方开始秘密磋商。5月中旬,《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通过该协定,北洋政府企图借日本之力“北拒苏俄”,日本却又藉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
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内容披露后,各地掀起反对浪潮,中日军事协定问题成为焦点,日本擅设民政机构问题被推到次要位置,王讷等留京代表只好返回济南。
终生遗憾 赴京交涉毫无进展
进入1918年夏秋,一战形势日趋明朗。日本为达到战后继续霸占山东的目的,加紧进行阴谋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未被中国国会批准,并且事后声明是被迫签订,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未承认有效,从国际法来看是不合法的,成为日本政府的一块心病。1916年,日本诱使北洋政府签订了《济顺、高徐二路借款合同》和《山东问题换文》。1917年,又背着中国与英、俄、法、意、美五国达成一系列密约和协定。
1918年9月,日本又一阴谋出台:在其操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处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其中规定,胶济沿线日军集中到青岛、济南,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撤销现行民政机构。这个换文貌似对中国有利,实际上日本又通过此攫取了超过《民四条约》的新权益。根据《民四条约》,日本所获取的仅仅是当年德国所占的“遗产”范围,该换文却规定除青岛外,济南也要大规模驻军；原中德胶路章程规定,中国将来有收买胶济铁路之权,该换文却规定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合办经营,等等。
至此,日本在山东的民政署问题,又与胶济铁路中日合办经营的实施纠结在一起,无法单独解决。山东各界遂将日本民政署的撤销,寄希望于战后山东问题的总解决。
11月底,在济南的王讷等收到了来自外交部的函。函称,“日本在坊子等处设民政署一案,迭经本部暨驻日本章使向日本方面严重交涉,迄无结果……”此时,一战结束已有半月。资料显示,这是山东代表收到的来自北京的最后一份答复。
尽管撤销日本所设民政机构的目标没有达到,但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阻止了日本进一步在铁路沿线的济南、张店等地设立民政署的企图。日本在济南仅设了民政事务官,直属青岛民政部管理,负责铁路沿线张店至济南段民政事务,坊子民政署管辖范围由此缩小。
北京之行,成为王讷的终生遗憾。此后,王讷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25年谢绝仕途,以诗书画自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病逝于济南。
谈判关键时刻 陈干挥戈上阵
鲁案谈判的主会场——北洋政府外交部大楼。
鲁案谈判期间的陈干。
胶济铁路沿线撤军前驻扎在坊子的日军。
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在英、美、法等国操纵下,欲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提案被否决,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
华盛顿会议露曙光,胶济铁路将由中国赎回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最终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但顾维钧、王正廷等中国代表顶住压力,顺应民意,拒签合约之举,赢得了国际舆论广泛同情,为日后重新提出和解决山东问题埋下了伏笔。
巴黎和会落幕,山东问题悬而未决,这回轮到日本着了急。1920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案。2月5日,山东万余人齐集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一直反对,并向全国发表宣言。3月,山东籍军人吴佩孚、张宗昌、王占元等48人联名通电,表示“宁化虫沙,不为鱼肉”。小幡酉吉数次催促中方,要求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屡次碰壁。
台前幕后,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对垒；中、日双方外交人员,较量着智慧和耐力。5月20日,《中德和约》签订,德国声明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见“中日直接交涉”图谋落空,转而提出,日本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中国必须将租借地辟为商埠,山东铁路、矿山由中日合办。
此议再次遭到中方拒绝。美国建议,年底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北洋政府决定将山东问题提交此会议。10月5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商议对华盛顿会议的意见,再次推举王讷等二人为山东省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王讷等山东代表最终没有能够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欲将山东问题(又称山东悬案)提交大会解决,遭到日方强烈反对,美、英两国也希望中日双方在会外谈判。力争无效,中国代表团只好妥协,接受“边缘谈判”的方式,即中、日单独谈判,美、英派代表列席,决议案提交大会。
历时近2个月,经过30多次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约定胶澳租借地归还中国,开为商埠；德国所占公产交还中国,日本占有者估价收回；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沿线矿产由中日合办,等等。
铁路沿线日军撤走,由北京派来的巡警接防
解决山东问题,收回胶济铁路,希望就在眼前。早在条约签订前的1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就倡导成立了救国赎路基金会。5天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任会长的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成立；2月1日,交通部通电全国,提出“拟将该路归为民业,由人民筹款赎回自办,并号召人民筹款赎路”。华盛顿会议结束的第20天,胶济铁路筹款大会在济南召开,靳云鹏、吴佩孚、田中玉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3月3日,总统徐世昌任命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山东省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为会办。从此开始,“山东问题”成为历史名词,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回收事宜概称“鲁案”,进入工作程序,称为“鲁案善后”。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条约签订四个月内,双方在北京互换经两国批准的条约正式文本,外交上简称为“换文”。《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只是原则性约定,要真正实施交接,还需根据此约进一步谈判,商定执行的详细办法,即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细目。换文之后,才能开启细目谈判。日方的策略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王督办究竟如何督办,督办什么,从哪里下手?日本特命全权公使小幡酉吉等着看他的笑话。老朋友顾维钧的点拨提醒了王正廷:撤兵。《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明文规定,“本约签字日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尽”,“至迟不得逾六个月”。
这一招击中了小幡酉吉的软肋,突破口由此打开。3月26日,中日双方签订《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4月3日,驻坊子的青岛守备队第一大队、坊子宪兵分队解散；5月3日,驻高密的青岛守备队第二大队、高密宪兵分队解散。到5月6日,胶济铁路全线警备由京师警察厅派来的590名巡警接防。直拖到这年的8月15日,驻坊子的青岛守备队司令部才解散撤走,离规定撤兵完毕的期限已经超过了11天。
受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举荐,陈干走上谈判桌
军队虽然撤走,但日本并不甘心轻易舍弃享用八年的肥厚利益。青岛和胶济铁路如何交接,还需中日双方进行磋商、谈判,日本将赌注押在了谈判桌上。
在《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限定互换条约正式文本的最后期限,中、日双方于6月2日履行换文手续。此约规定,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交还中国,“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也就是说,必须在12月2日前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细目。
6月7日,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上任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日方委员长为面善内荏、凶狠骄蛮的小幡酉吉。
谈判分两组进行,第一组称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负责青岛行政交接谈判,又称行政委员会,中方委员为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第二组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二部,负责胶济铁路问题谈判,又称铁路委员会,中方委员为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两委员会下又设若干分委员会,负责各专门问题,如海关、盐田、矿山等等。除以上人员外,中方有佐理员40多人,日方也有30多人。
6月26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开会式在外交部大楼举行。6月29日,第一部第1次会议6月29日召开；翌日,第二部第1次谈判会议接着进行。此后,两部会议压茬进行,王正廷率两部委员逐会与小幡酉吉等对阵。
遵照日本政府旨意,小幡酉吉从谈判开始就设下了圈套。他在具体问题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设置重重障碍,使谈判进行得极其艰难。往往在某一个问题上,几次会议来回拉锯,没有丝毫进展。
两部谈判,重点在第一部。到8月底,第一部谈判举行了19次会议,第二部谈判只举行了9次。第一部委员、61岁的山东籍北洋老将军何宗莲,因病一直没有到会；外交部参事唐在章9月初因故离会,9月4日的第一部会议,与会的委员只剩下徐东藩,王正廷差点成了光杆司令。
谈判中途,即损将缺员。在此用人之际,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推荐了一名人选:陈干。陈干,字明侯,昌邑白塔村人,时年41岁,正值壮年,为两湖巡阅使署顾问。对这位小他7岁、资历匪浅的民主革命者,同为山东老乡的吴佩孚极为器重。
9月5日,陈干接受大总统徐世昌的任命,迅速赴京。在谈判一度陷入困局的关键时刻,陈干作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的新任委员,披挂战袍,挥戈上阵。
负重据理力争 主权寸土不让
日寇侵占期间,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黄旗堡车站。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王正廷。
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第21次会议录(局部)。
在鲁案谈判的两个部中,第一部所负责的青岛行政交接谈判任务最重,其谈判进展如何、是否成功,对包括收回胶济铁路在内的整个鲁案谈判,起着决定性作用。陈干半路杀入,很快就显示出他的外交才能和远见卓识,成为第一部谈判的顶梁柱。他坚持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准绳,主权不容商谈,他运用机智、灵活的外交手段,巧妙化解日方设置的谈判障碍。
面对内部龌龊,规劝无效愤然公开揭露
到9月初,整个谈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每次开会,老辣、狡猾的小幡酉吉都狮子大张口,提出种种过分要求。中方代表予以反驳,小幡酉吉一会儿声色俱厉,一会儿又假装“亲善”,软硬兼施,胡搅蛮缠,谈判一时僵住。王正廷决定调整战略,从9月7日起停止两个部的会议,改由各分委会赴青岛等地现场审核,分委会达成协议后提交报告,再行召开两部会议。
陈干上任前,吴佩孚与他相商接任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时,就已开始为鲁案谈判作准备。他将一切繁务全部抛开,“不分昼夜,专研究此事”。9月5日上任后,陈干阅读前期的谈判记录,听取分委会意见,现场了解情况,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谈判思路和原则: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准绳,主权不容商谈。这些主权包括地方行政权、土地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对外开放权等。
陈干查阅谈判记录时发现,徐东藩与日方订立青岛土地续租草约,协定“永远租借”。陈干认为,“今既名为归还,而反改为‘永远租借’,与收回性质太抵触”,是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
当时日本在青岛占有的土地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产”,也就是日人接收的德国租借时期强征的“官地”；一部分是商人所买、所租的所谓“私地”,除了日军侵占青岛8年强买、强租的土地外,在土地权谈判前夕,日军又借“土地整理”之名,将大量“官地”低价出售给日本人,从而变成“私地”。
“公产”除日本领事馆等所占房产外,全部移交中国无疑。而所谓“私地”,日本人企图“永远租借”,中方代表竟然认可。陈干当即直赴徐东藩办公处询问,徐东藩开始支吾搪塞,拒不承认。陈干一一指出案卷记录所在,徐东藩无言以对。
这年35岁的徐东藩曾留学英国,在外交部任参事多年,对国际法深有研究,与王正廷交往颇深。谈判中,王正廷对徐东藩多有倚重。作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徐东藩位次也排在长他6岁的陈干之前。陈干向王正廷反映,王正廷“默言,似有含糊意”。
见此状况,陈干在青岛邀集鲁案交涉同仁开会,报告发现徐东藩擅订草约情形,全体哗然。此后,陈干赴济南时,由山东商会召集各界召开市民代表大会,宣布徐东藩“卖国罪状”,全省轰动。
“地皮”写入外交文本,可谓陈干一大创造
王正廷“似有含糊意”背后隐藏的,是他对徐东藩擅订草约的默许。作为鲁案谈判的领衔者,他当然不会不知情。
陈干再次向王正廷劝言,王正廷这样解释:“租者,不能永租；买者,可以永租。德国租借99年,不过是空名词,切不要认真,实际上与割让给人家是一样。只要买,就是人家的既得权,改为永租反较之好一些。”
闻听此言,陈干感到既可气又可笑:“德人租借99年,你认为不要当真,应视如割弃一样,此种条约解释,我实在不懂。当年人办事太糊涂,何不写‘割弃’二字?‘只要买就是人家的既得权,改为永租反较之好些’。这个大人情,我绝不敢领。”
陈干多次直陈,王正廷固执己见。下一次谈判会议举行之前,陈干将草拟文件中所有的“地产”字样,都改成了“地皮”。秘书将此报告王正廷,王正廷未置可否。谈判桌上,小幡酉吉大惑不解,质疑中方:原先已达成一致,为何又要如此改变。
徐东藩闭口不言,王正廷将视线转向陈干。陈干平静地解释,本国人买地,虽统称为“地”,但买去的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青岛当地话称买地为买地皮。所以,“外人买地,只能曰‘地皮’,而不能曰‘地’；台湾、香港由敝国割弃给贵国和英国,领土主权完全付与,较之青岛租地则截然不同,贵委员长必明此旨”。
小幡酉吉无言以对,只好默认。在日后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了解事项》文本中,出现了“日本政府声明将来胶澳商埠租用地皮规则……”,“在该商埠外国人关于地皮享有之权利及利益……”等语。将俗语用于外交文本,不能不说是陈干的一大创造。
苦劝谈判主导者,坚持抹去“永远租借”四字
除了“永远租借”的问题,陈干认为,王正廷与日方草拟的《胶澳商埠章程》中,“租期以50年为限”之约极为不妥。租地年限规定,当时各国法令不同,欧美各国是以100年为限,所以此前李鸿章对外签订租地合同都是以99年为限,包括与德人签订的租借胶澳(即青岛地区)的条约。日本民法是以20年为限,20年以上就是“永租”。
得知王正廷近期要从青岛赴河南洛阳,陈干致函吴佩孚的秘书郭梁丞,对“永远租借”和“租期以50年为限”提出异议、阐述理由,让他转呈吴佩孚。
“日人占领青岛后拓展范围,将青岛附近二百数十村落土地强逼以官价没收,由彼开放,租期均以10年为限。今已转瞬8年,为期将满,父老含痛茹辛所盼者即在此时,今更变本加厉为之延期50年之久,是断乎不可。彼云‘永远租借’四字,我必为之变通。”信中陈干言辞恳切,期望王正廷抵达洛阳拜会吴佩孚时,吴佩孚劝其打消原议。
多方劝言,促使王正廷下定决心,抹去“永远租借”,削减租地年限。陈干提议,按照原先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在青岛实行的租期,将50年削减为10年。王正廷心存顾虑:50年变10年,幅度太大,恐怕日方难以接受。
在与王正廷同赴济南办理鲁案的路上,陈干对这位谈判的中方主导者苦苦相劝。到济南后,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也认为50年租期太长,劝王正廷改租期为30年。陈干认为30年还是太多,提醒王正廷,租期问题不能不格外审慎,苏州、福州两地给日本人的租地都以30年为期,结果日本人援引该国民法,进而要求改为“永租”,至今争执未决。
在最终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租地”一章中,这样表述:“中国政府对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批准交换前,日本官宪所许可出租之地,租期满了以后,以同一条件,准其续租30年。”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附件的规定,涉及今潍坊地域内的坊子将校集会所及附属家产,坊子宪兵队下士及上等兵宿舍,潍县宪兵分遣所厅舍及官舍,坊子、高密、青州的日本小学校和医院,于铁路沿线开埠地决定时,中日两国政府商议使用方法。在此期间,继续由日本政府保管。
虽然“永远租借”四字抹去,但租期没有达到预想的20年以下,陈干自叹回天无力。
癸亥新春前夕 胶济铁路回归
1923年1月,胶济铁路中方接收完毕后,中日双方有关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撤迁之前的日本坊子寻常小学校。
胶济铁路接收周年纪念章正面图。(资料图片)
从暑热之时到冰雪寒冬,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大战71个回合,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1922年12月1日,在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签署；数日之后,《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签订。1923年元旦,胶济铁路交接仪式在青岛举行。到1月31日,胶济铁路全路管理权及行车权由中方铁路局完全接办。
日方以“附属产业”为筹码,逼迫高密等地开埠
陈干发现,前期谈判对于地方行政权,即青岛的行政权,小幡酉吉始终避而不谈,却反复在一些琐事上纠缠,借此故意拖延时间,企图使谈判在限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再将此案搁置为悬案,日本继续从中渔利。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一节第一条的规定,日本应将胶澳德国旧租界地行政权交还中国。所以,谈判首先应当对此确认。陈干认为,王正廷因个人产业之私,有求于日本人的资金扶持,因此一味地迎合日方。陈干向王正廷劝言,小幡酉吉的用意十分明显,如果再在细枝末节问题上逐条理论,正中他下怀。他建议,须首先将青岛行政权提出予以确认。
在王正廷看来,陈干的加入,更多是代表山东民意,行伍出身的陈干对外交未必十分在行。喝过洋墨水、在对外交涉中屡立战功的王正廷,并没有采纳陈干的建议。屡次劝言无果,陈干再次致函郭梁丞,通过他反映给吴佩孚。
吴佩孚将此函抄寄王正廷,王正廷追问陈干。陈干直言:“我曾向公密劝再三,见而不纳,是以迫不获已转告玉帅,求其规劝我公……”吴佩孚字子玉,陈干尊称其玉帅。
王正廷依然听不进去,陈干直书吴佩孚,陈述交涉谈判应先收行政权,再磋商细目。离谈判截止日期剩下不到一个月,陈干心急如焚,书劝王正廷,“为吾国计,只有将琐屑之事暂为抛开”,先将青岛行政权提出,“只要将此关节打破,余可顺序而就”。
未将青岛行政权提出予以确认之前,王正廷已与日方草拟了前文提到的《胶澳商埠章程》。对此,陈干坚持自己的观点:“应以收回为先着,开放为次着。胶澳开放为华府条约规定,但主权纯属中国。自辟商埠,并非与外人合办商埠,事前无接洽必要。”
华府条约,即为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对王正廷“青岛尚未收回,竟暗中规划开放内地”之举,陈干在致吴佩孚的信中直陈,“交涉解决后,即权归地方”,“绝不应在此交涉期间,先将商埠章程提出讨论”。
同时,在第二部的谈判中,日方以移交胶济铁路沿线一切附属产业为筹码,要求中国将沿线的高密、坊子、潍县、青州、张店、淄川、博山、周村开辟为商埠。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大哗。
陈干戳穿“开放”阴谋,日本侵吞内地梦想破灭
对于内地开放一事,陈干致信吴佩孚,表示自己将极力争辩。陈干认为,“内地多一商埠,即多一土匪区域。欧战后,西洋金融紧急,远东投资者甚寡,结果为日人多开辟一居留地,于我国有何利益?”
对于日本人的伎俩,陈干看得非常透彻:借开放内地,将胶济铁路空名交还；再借胶济铁路两国合办,发展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线。如此这般,先是借胶济铁路吞并山东,继而藉高徐、济顺两线控制中原,割据江北全部。
“铁路跑火车,卖票是他的,看守火车路是我的。结果我们练警察,为他们看守铁路”,“纯用欺骗手腕,名为归还青岛,而处处操以实权,更进一步借以开放内地。实乃昧心外交,弟绝不赞许”。在转寄吴佩孚的信中,陈干一再表明心迹。
陈干屡次劝说王正廷:“青岛交还为自辟商埠,非合办商埠。若事事从外人心理上注意,诚不见其可”,“闻将开放胶济道附近为某国居留地,此事绝不可行”,“如因为收一青岛而去一山东,虽愚者不为”。
在谈判桌上,陈干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谈判时王正廷过分地妥协,让陈干气愤难平。陈干曾致书王正廷:“外交之事,绝不可负气,绝不可勉强。凡在范围内,干一定服从；凡不在范围内者,干一定不服从,即将干免职亦绝不含糊”,“为期无论如何急迫,吾等不能不从容处之。盖恐仓促之中倘有疏失,将何以对国家?”
在陈干不懈坚持和努力下,日本企图侵吞内地的阴谋破产。1922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胶澳商埠暂行章程》,开放内地之事暂且搁置。
历经近20载 胶济铁路回归中国
经过近半年的艰难谈判,《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于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1922年12月1日签署；12月5日,《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签订。12月10日,青岛交接仪式举行。青岛接收后,陈干被选为鲁案协定善后委员会委员和胶济铁路理事,后因其设想屡遭阻碍,愤而辞职。
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交接仪式在青岛举行。到1月31日(农历腊月十五),离农历癸亥年春节仅有半个月之时,胶济铁路全路管理权及行车权由中方铁路局完全接办。从德占时期至1923年1月,历经近20载漫长的岁月,胶济铁路终于回归中国。
然而,根据《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中国需向日本支付4000万日元(3200万银元)的巨额赎金。胶济铁路的这项赎金,用国库券形式支付,期限15年,以铁路财产及营业收入作担保,还要按年息6厘计息。
1923年2月中旬,铁路沿线日本学校迁走。各校迁散时,高密日本小学校教员3人、学生33人,坊子日本小学校教员6人、学生99人,青州日本小学校教员2人、学生15人。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日本职员、部分商人及其家属陆续撤回国内,但因日本在山东保留了大量的经济、政治权益,因而留驻的日本人仍然不少。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铁路沿线的坊子、淄川、金岭镇三矿,由中日双方合办。1923年8月,中日合资成立鲁大公司,中方投资入股者多为山东籍的京津遗老及军阀、政客等,如靳云鹏,张怀芝、王占元等人。日方投资者则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东洋拓殖、大仓、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合组的山东矿业会社。鲁大公司名义上是中日合办,实际上被日本垄断资本家控制,坊子煤矿等依然没有逃脱日本人的魔掌。
青岛收回,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撤销,日本又立即设立青岛总领事馆,后设济南总领事馆,以及坊子出张所、张店出张所等派出机构。日本外务省书记生堀内孝,成为首任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坊子出张所主任。
这一切,为数年之后日军以种种借口再次侵入山东,埋下了隐患。
本期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刘愉翻拍提供
资料来源:《中日关系史料》、《陈干集》、《日本与山东问题》、《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日本侵略山东史》、《胶济铁路史》、《胶济铁路接收纪要》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