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74期--柳疃丝绸的勃兴与流布
柳疃丝绸的勃兴与流布
2012年12月24日
“唧唧复唧唧，家家有木机”，“飞梭日日到黄昏，生花妙手织柳绸”。这副场景描述的是昔日昌邑柳疃农村家家户户织绸的情景。当地所产之丝绸，很早就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飘逸的柳绸如潍河水的碧波般美丽，柳绸的历史沉淀着柳疃丰厚的文化底蕴。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有些传统产业发展式微，但传统不可轻视，更不可丢弃，让我们再来重温它曾经的辉煌与沧桑。
封面照片：大图为汉砖上的植桑图。小图为元明丝绸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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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歉收,农民织绸补农业
山东素产柞蚕,纺织业也很发达,织成的茧绸最有名,上品则出自昌邑市柳疃镇。昌邑当地并不放养柞蚕,只是受制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恶劣,柳疃一带乡民不得不寻求织绸这一获利还算丰厚的副业,来补贴常常歉收的农业；苏州织造李煦又将织府绸的技艺传回家乡,柳疃从而发展成为“丝绸之乡”。
潍淄流域经济发达,周边地区居民善于纺织
潍坊地处海岱之间,南接泰沂山脉,北面是渤海,泰沂山脉的北侧,由于山海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以潍水、淄水两条大河为主的诸多河流,潍水和淄水是潍坊和淄博的古代人类文明起源的母亲河。
潍淄流域早在史前时期就有着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到了夏代,丝织业已非常发达。据青州市苏埠屯商墓出土的玉蚕证明,早在3500余年前,这里已有了植桑养蚕业,并能生产一种细葛布,用来制作衣物。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是全国桑蚕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齐国相邻的纪国,中心在今寿光一带,其疆域大约在西至临淄东数十里处,南至临朐,东到安丘的范围之内。这一带正是潍淄流域下游的中间地带,有着发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昌邑柳疃镇历史悠久,属龙山文化,公元前717年(东周桓王三年)昌邑置县,曰鄑邑,属纪国,当时柳疃镇故地的政区名并没有考证,但据清乾隆七年《昌邑县志》记载:“鄑城在县西北四十里的海滨”,既然说是海滨,往北就没有其它地方；《莱州府志》又称:“昌邑县……青陆诸山接乎南,胶潍众河经其北,三齐之巨邑,海隅之咽喉。”可见昌邑县故地自东周纪国的鄑邑至今,虽几经沿革,但北边毗连渤海,东边以胶莱河为界,柳疃故地始终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古纪国之所以称纪,可能也是与发达的丝织业有关。纪国的“纪”字,在《说文》中解释:“纪,别丝也,从系己声。”“纪”字从系,表示与丝线有关。倾心于山东地方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的王献唐先生曾说,《经》《传》史籍中纪国的纪,全文都不从系,只作己……其实,己就是纪的初文。《方言》中也描述:“纪,绪也。”卜辞、金文中,己都像一根弯曲的丝绪,正是纪字。由此也可以认定,无论是系,还是己、纪,都与蚕丝、丝织业有关,表明古纪国的居民是以善于丝织业而著称的。
东莱之地出产野山蚕,明代柞绸已享有盛名
柞蚕又称为野蚕。在古代,我国一直是以桑蚕丝闻名于世,柞蚕丝绸既没形成规模也没有能呈现出其个性,因此只能依附于桑蚕丝之中。直到公元26年,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野蚕成茧,农民收集蚕絮,抽丝织绸或做它用,这才有了利用柞蚕的记载。
唐代的房玄龄撰写的《晋书》载,西晋太康七年,距今已1700余年,当时山东半岛的东莱之地,出产大量的野山蚕,且成茧40里地,当地人缫丝织之,名曰山绸。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山东地区的原始东夷人是以“鸟”为图腾的古老民族。他们发明了弓箭等,用以狩猎走兽和飞鸟,在日常的猎鸟中,发现和观察到鸟与虫,尤其是蚕虫、蚕茧的变化,从而发现了茧丝并加以利用。
在山东半岛广大地区,至今流传有许多关于蚕祖嫘女教化人民育蚕、缫丝、织绸的美好神话传说。嫘女,黄帝之妻,北周以后被祀为“先蚕”(蚕神)。而山东半岛东莱的野蚕、茧、丝、山绸在西晋太康七年,就已被记入史书,比嫘女(蚕神)几乎早了近百年,看来东莱的野蚕、山绸的事实,为蚕神嫘女做了这个美妙神话传说的铺垫。由此种种,山东半岛的丝绸,是我国早期丝绸发详地之一。
到了明代,柞绸逐渐显出它的个性和特色,明崇贞年间(1624-1644年)山东出产的柞绸已享有盛名,被外国人称之为“山东绸”,从此柞绸和桑丝绸比翼齐飞,并驾齐驱。有一个故事:明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皇帝说,今年山东一些地方野蚕成茧,缫的丝送到礼部,请率领百官庆贺此事。明成祖高高在上地说:“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虽只一句话就把这位尚书的建议给否了,但可以看出柞丝绸是祥瑞之物,亦可以推断出当时柞蚕的放养很盛。
古青州是柞蚕生产的发源地,通过各种途径,逐渐传往山东省内外各地。明末清初,山东柞蚕放养技术渐成熟,诸城是放养柞蚕技术最早成熟的地区,顺治年间,诸城县石门村附近“山多生槲树林,是土人之野蚕场,按野蚕成茧,昔人谓之土瑞。”并详细记述了柞蚕放养和捻线缫丝技术。康熙年间,柞蚕放养已很盛行,康熙三十年(1691年),诸城人还教烟台栖霞人种植柞树,饲养山蚕成茧。到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弘历命令山东省的抚臣编订《养山蚕成法》,同时下令“素产椿、青等省份将喂养椿蚕、山蚕之法,移咨该省督府,听其依法喂养,以收茧利”。从此中国野蚕养殖史上发生了一个飞跃,到清末民初就形成了我国柞蚕史上的“黄金时代”。期间柳疃抓住这个机遇,得到了迅速发展。
柳疃自然灾害多 村民织绸补农业
明万历年间编纂的《莱州府志》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其“物产篇”中记载昌邑产“丝、棉、麻、绢、布、山茧绸等”,这是关于昌邑丝绸起源的最早记载。柳疃在昌邑城北10公里处,地处莱州湾畔,居潍河下游小龙河航运入潍河口的枢纽点上,自古至今,村稠人密。因盛产丝绸,驰名中外,被誉为“丝绸之乡”。
柳疃虽然处于野蚕故乡这个大地域,但卤地含碱,并不能种植柞树,不产柞蚕,又何以发展成为“丝绸之乡”的呢?这是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这一带“濒海瘠卤”,明末战乱之后,地荒了,人民流离失所,大凡来这里当官为吏的不过一年都说“干不了干不了”,赶紧想法子调离。
潍河水从柳疃以东1.5公里处北流入海,因河堤失修,尤其是下游,洪汛期柳疃周围一片汪洋,平地上河水海水混为一体,土地“窳(yǔ)卤脆薄”,洪水过后“禾稼无收”“歉收”的事情常有发生。1751至1907年156年中,潍河发了11次大水,渤海发大海潮三次,秋季大涝三次。除了涝灾还有旱情,明清时期,连续半年以上滴雨不下的年头很多,往往是当年七八月至次年五月,导致秋作物和第二年的小麦绝产。小农经济根本无法抗拒这样的自然灾害。
当地的恶劣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副业门路,以补农业不足,处于野蚕故乡的柳疃觉得丝绸业获利甚厚,且原料柞茧丰富,容易收获,便开始缫丝织绸。“唧噈咯噔织,两天织一匹,五天一个集,卖了籴粮吃”,就是柳疃丝绸与当地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写照。
昌邑柞蚕丝绸产业的兴起,姜氏的贡献是最大的。清康熙年间的肱股元良、显宦名臣李士桢,本姓姜,祖籍昌邑奎聚街道东隅村,其中姜姓有一支在柳疃镇的姜家寨。李士桢的长子李煦官至宁波知府、苏州织造。
后来,李煦和妹妹将苏杭织府绸的工艺、工具传回故乡,使昌邑的织造技术融入了江南血统。织造府监制的绸子是专供皇室用的,柳疃仿制的府绸虽然不是得天独厚,但以其质地柔软、色泽鲜艳而成为炙手可热的料子,因而当地织绸业渐趋繁荣。天长日久,昌邑境内只有柳疃一带生产丝绸,故外地人多称昌邑丝绸为“柳绸”,府绸就成了柳疃的特产。
到19世纪末,柳疃一带已是村庄如毗邻,织机上万数,国内外绸商云集,并有二十码单老宽、五十码长绸、三十码粗老宽等多种茧绸出口国外。齐英华 刘祜 刘少武
商号林立,千家万户织绸声
小龙河是柳疃镇区主要景点,柳疃的旧时商业是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而繁荣,随着丝绸业的衰退而萧条下来的。柳疃丝绸业兴盛的年代,小龙河两岸、十字街两旁商号林立,逢三排八大集日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切商业,亦无不仰承鼻息,随以周转,县城商业视之反若集镇”。
道光年间织绸业渐趋繁荣,绸庄达到上百家
柳疃织绸业渐趋繁荣,清道光中叶以前,柳疃街已有不少贩卖丝绸的商号,柳疃街北头曾有座镇武庙,山墙根下立有一通石碑,镌刻捐资商号30余家,可见当时的盛况。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昌邑市龙池镇瓦城村的赵连运,来到柳疃开设了“福盛店”茧庄(复兴店前身),这是柳疃街上的第一家与丝绸有关的商号,随后,龙池镇的齐恩明也来开设了“广盛店”,时隔不久“双盛店”、“公聚栈”、“合盛栈”等丝绸商号相继开门营业。继此,柳疃丝绸商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小绸庄达到上百家。
柳绸的原料大都来自胶东半岛的牟平、海阳、栖霞、莱阳和鲁中南山区的诸城、莒县、沂水等地,再就是辽东半岛的柞茧也源源运来。
丝绸商号多采取“放活”的方式,他们把买来的原料,发放给周边机户,有缫有织,机匠受雇于机户,付出的是劳动力,机户则根据丝绸店的来料和要求,加工出需要的丝绸产品,而拥有较大资本的丝绸店,则用放料取货,以货出售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到了月底或季末,根据工日费用和产品质量的优劣等级,结算账目。这可是一个“双赢”的买卖,机户可做无本的家庭手工业,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丝绸商号不用置办设备就成产绸的厂家,机匠只管一门心思好好织绸领钱就是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丝绸商号、机户和机匠三位一体,社会加工工贸相联的生产形式,是商业资本开始投资于生产的萌芽。这种产销相联的经营方式对柳疃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末民初从业人数约10万,成立邮局通信息
到清末民初,柳疃柞丝绸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以柳疃为中心的数百个村庄,几乎家家织机声,村村有半屋(是沿袭古代的空调半地下机房),老幼会络籰(yuè),青年能缫织,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年出口柞绸60万匹,日上市量有“三千六百匹神绸”之说。仅复兴店一家绸庄,年销售量就有8000多匹。走在街上侧耳细听,隐约能听到千家万户织绸木机“咔嗒咔嗒”有节奏地响着,这景象在山东乃至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丝绸业的发展,柳疃成为中外闻名的丝绸之乡,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地的商人云集而来。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内陆与沿海诸港口的沟通,使胶鲁接壤腹地的柳疃成了一个丝绸交易的繁荣商埠,顿时柳疃南北大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绸庄、货栈、炼坊、染坊等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钱庄、金银首饰店、当铺、中药铺应有尽有,车马行、镖局匾额硕大醒目,街巷住户也开设起各项服务性的行业,通宵达旦,张灯结彩,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酒馆饭店的猜拳行令声,茶馆说书唱曲的卖艺声,融汇街市,回荡不息。逢三排八是大集,邻村织户和外地商人天不亮就出动,云集柳疃,大做丝绸交易。东至胶东各县,西到鲁中南山区,都有织户前来赶集,车拉驴驮,肩担手拎,把手工织成的丝绸送到绸布庄,换回钱买点柴米油盐。柳疃集上,满大街都是抢眼的绸子,店里摆的是绸子,往外运的是绸子,自朝至夕,络绎不绝。
当时,全国丝绸业有两处集散地,一处是淄博的周村,一处则是莱州府治下的柳疃镇。因海上走私昌盛,经渤海湾泊来的东北、烟台等地的柞丝和日本的人造丝,以及金银、首饰、药物、香料等物品,在柳疃形成集市。柳疃本就是丝业荟萃之区,机户如林,商贾骈坒,除各直属清政府的省份外,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商贩也络绎不绝,可见当时柳疃一区区集镇,却已成为衔接全国经济的枢纽之地。
商业的繁荣,需要与外界互通信息,1902年,在小龙河畔,柳疃大集的北端成立柳疃邮局,据传聘请了一名意大利人负责,还给他配备了公车——二人小轿,至于这位意大利负责人是什么名号,并没有记载。
邮局开业时,门头挂虎头匾,门口两边挂着四条红黑棍,排场很阔气,从此柳疃与各地通邮,商品信息逐步灵通。当时东南亚和欧洲诸国,只知柳疃而不知昌邑,一些在异国背绸包袱的华侨往家写信,地址只写中国柳疃就能邮寄到家。柳疃邮局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胶潍走廊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丝绸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一大产业。随着柳疃丝绸的出口远销,柳疃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集镇,昌邑也随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率先成立商务会 管理各大小店铺
大大小小的店铺这么多,事务纷杂,市场需要管理才能更有序,而昌邑县从清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间,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方面没有专设管理机构,都属县政府财政局兼管,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成立商务会,把有一定资本、设固定门头的商号和商户,进行注册登记,并按清政府农商部颁发的章程,由社会上名气较大的人负责筹备组织商务会,通过商务会负责进行工商管理。
1911年,柳疃率先成立了商务会,会址设在柳疃街东侧,并呈报北京国民政府农商部注册,以此来管理工商业务,当时入会的商号计有63家。商务会的大门向西,石阶数层。进了大门分内外两院,办公室设在内院。进内院必须要通过一个石框圆门口,门口上额有石刻“蠡隐”二字,“蠡隐”之义,是范蠡隐居在此。
范蠡是战国时期越国大夫,曾辅佐越王勾践为国雪耻,治国安邦,是国家的栋梁,后激流勇退泛舟于五湖,期间三次经商致富,三散家财,堪称实业家之楷模。商务会的人自比范蠡,其意有二,一是颂扬自己的事业,利国利民；一是说商务会这个地方藏龙卧虎,住的不是庸碌无能之辈。当时商务会大门上的对联常是:“经营莫忘陶公(范蠡)业 交友常存晏子风”、“道莫渔盐无大隐 须知货殖有商贤”之类。
商务会会长由入会会员推举产生,再呈官府备案,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个,董事20人。1916年,柳疃商务会在街北小龙河上,树起“万善同归”石碑,刻了140余家商号、炼坊、绸店等,足见当时柳疃丝业的发达和兴旺景象。
为了适应丝绸业迅速发展的形势,1915年1月,昌邑县商务会成立,会址仍设在柳疃商务会原址。入会者加县城商号达71家。随即改选了商务会的领导机构,选出会长一人(第一任会长是昌邑市柳疃镇姜家寨村的姜述贤),副会长一人,董事20人。到1923年,董事增补到26人。又于1929年,改组成立了新商务会,会址仍设在原址,入会商号达100家,选出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五人,执行委员15人,监查委员七人。
商务会本来自己雇佣镖局,保卫安全,镖师住在商务会。1922年,海匪来绑票,先控制了商务会,把镖师全给绑了,防他们抵抗,然后派一帮匪徒持枪挟持商务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传达,让各商号掌柜的到商会集合。就这样,绑走了20多名商号掌柜。直到海匪上了船,县城驻军才虚追一阵,从此镖局威风扫地,全部人员被解雇。商务会又向省府请求保护,省政府派了一个连驻扎柳疃街。
商务会虽不是官方组织,但受官方的保护,如果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对商号进行敲诈勒索,或有合同失约纠纷,则由商务会出面向官方提出起诉,官方即同商务会来为商号做主撑腰协调处理。此外,商务会还为商号制定公约罚规,组织安全警戒、防火、防盗等可行措施。商务会活动所需经费,由入会商号摊派。当然,官府亦通过商务会对商号征收特别税金和筹办地方事宜所需资金。
会长不是随便哪家商户的老板就能当的,推举会长是有条件的:首先得有钱有势,本身就是财东经理；其次还得有政治资源,与官府交往过密,能够称兄道弟,取得官府信任；第三,具有经商的谋略和才能,能够深谋远虑,把握市场的风云变换,在社会上还得有较高威望,得让商务会里的其他商户服气。这些条件具备了,才有资格做会长候选人,进而坐上会长的交椅。柳疃商务会从1911年建立至1937年终止,历经26年,共八任会长。
齐英华
贸易兴旺,柳疃银价成标杆
随着柳疃丝绸的发展,柳疃集成为丝绸荟萃之区,商贾骈坒,买卖兴隆,成了昌邑乃至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白银交易活动频繁,柳疃街白银市场随之产生。柳疃银价也比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博得了外来银商的好感,不仅全国各地享有信誉,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朝鲜等皆有金融往来。
设立银子市场,柳疃银价成全国风向标
19世纪末,柳疃以丝绸交易为主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大量柞绸的输出,换回源源而来的白银,使白银市场繁荣,买卖兴旺,远近银商来往不绝。
在中国货币史上,正式以白银为交易货币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是在明朝中后叶,当时白银是以各种形状和重量的银块出现的,其中包括外国和我国铸造的各种银币。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在客观上便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币制改革,很受民众欢迎,但“当局者始窃窃忧之”,随后即提议自己铸造银元,以抵制外国银元输入。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正式设置钱币制造局,开始自己铸造银元。
柳疃街有银子交易似乎要更早些。同治十三年(1873年),柳疃街上的商号觉得好好招待财神爷才能发大财,于是商量着各商号量力捐钱,并开会决定,每当财神过生日的时候,都得请戏班子搭台唱戏。历年来因白水真人(古钱币的别称)佑护,凭借着一些有才之士的照顾,财源滚滚来,足够用的。于是各商号商议着设置个银子市场,修间神龛,供奉财神爷。一切商量妥当,立了庙碑,写了碑文。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柳疃街在一个内有房屋、四周有墙的大院里设了银子市场。
清代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没有广泛流通的银铸币,一直停留在秤量货币阶段,对于银两的使用还要区别是实银还是虚银,实银是确有其物,虚银则是实银的价值符号,是一种计量单位和记账单位。实银的种类很多,成色、重量等不一而足,重量的标准是“平”,全国各地的标准都不一样。
柳疃白银市场所用重量标准称为“昌平”,“昌平”96.2两等于“烟平”100两,“烟平”100两等于“申平”98两。“昌平”比外地“规平”都大,银价也比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博得了外来银商的好感,在全国各地享有信誉。柳疃的银价也成为全国白银价格的风向标,烟台、青岛、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白银市场的交易,无不闻柳疃白银价格动向而变动。柳疃已成为昌邑的金融中心,潍县、烟台、威海等地的一些钱庄,来柳疃办理存款、放款业务。
当时清政府允许各省自铸银元,柳疃“以区区市镇,而有炉房八家,其输入者可知矣。”逢三、八柳疃大集,银商络绎不绝,济南“义聚隆”钱庄,青岛“利元”银号,烟台“福顺德”钱庄,潍县“德盛昶”汇兑庄,都来柳疃办理内外汇兑业务、白银交易,数目相当可观,最多时能成交十几万两。带大批的银子到柳疃交易,着实不太安全,在没有运钞车的那个年代,雇镖车是上策,北京的“永顺”镖局和“永泰”镖局都曾不远千里押镖而来,车上插个小旗,镖师作清兵装扮,包着头,初期是背着腰刀,及至后来,刀换成枪,天刚蒙蒙亮,镖车来了,镖师叫号“呕噢——噢——”这是一种暗语,宣布是哪家镖局到了。“镖车之来,十数里衔尾相接”,可见柳疃进银子之多。
与国外有金融往来,后期曾出现期货交易
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发《币制则例》,规定国家货币统一采用“元”单位制度,暂时结束了“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每枚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合六钱四分八厘。虽然1911年6月开始大量制造,但是国家收支仍以银两为货币计算单位。柳疃白银市场上的交易,仍以“平”计量。大宗交易用银锭,有大元宝、元宝、小元宝、银锞等,制钱铜币也还在市面上流通。
这时,柳疃白银市场上的交易,已经不单纯是白银了,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朝鲜等皆有金融往来。墨西哥的“鹰洋”、孟买的“站人洋”亦流通于柳疃的金融市场。
由于各地银价不一,铜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各异,因而出现一批银钱贩子,此买彼卖,柳疃周围包括昌邑县城、昌南、潍县及莱州的沙河、平度的新河等地的贮银宏富之家,骑着马,赶着驴来这里竞相角逐,竟至利用白银市场以玩银子取乐,出现了“撞银子”的赌博游戏。所谓撞银子,是银子市场买空卖空的一项绝活,籍以哄抬银价,从中渔利,同样也是一项金融投机生意,一旦撞不着,据说,有好多吞大烟寻死的。
在银价不稳定时,柳疃的白银交易,后期曾出现过“期货交易”。买卖双方言明数量、价格及听价日期,立一凭证交给担保人,当时不作货币交易,到了规定之日,再看银价的涨落来确定谁挣谁赔,按照凭证来找补差价。期货交易,容易形成投机取巧,或是牟取暴利致富发家的,或是本利折光倾家荡产的,容易出现纠纷,甚至出现非正常人命死亡的。
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发了《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货币单位为“元”。银块的使用面逐渐缩小,但大宗交易仍以银两作计价标准,而银元则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保持着“两”、“元”并存的局面。
1915年,以柳疃为中心,成立了“钱业联合会”,柳疃的“泰元”、“天源永”、“福盛茂”、“利盛泰”,昌邑城里的“德祥合”、“福聚信”、“德源祥”、“裕成祥”,岞山的“瑞丰祥”、“华丰楼”、“天增长”、“源裕兴”,饮马的“德盛泰”,北孟的“宝和泰”,姜泊的“忠诚义”共15家钱庄经商务会注册加入了“钱业联合会”,并行“本票”、“庄票”和“乡票”,视同现金在昌邑、潍县境内流通。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柳疃金融市场告终
上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把山东当成掠夺对象,极力扩大经营,倾销大量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人造丝的输入数量成倍增多,柳疃丝绸受其排挤,年产值下降,与19世纪末相比,降低了一半,加上军阀混战,土匪迭起,地方官吏鱼肉百姓,致使财政混乱,金融腐败,信用不立,借款的多,放款的少,铜币几乎绝迹。此时柳疃的金融市场陷于恐慌冷落。
1930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为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先后发布了许多令禁条禁止“制钱”和“铜元”出境、禁止现洋出境等。他的作法,维护了金融市场上正当的交易,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防止了白银和铜币的外流。但由于“制钱”和“铜元”几乎绝迹,又缺乏辅币找零,各地粗制滥造,任意发行“乡票”、“土票”。虽然国民政府下令取缔,限期收回,可韩充耳不闻,并在1932年,以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发布特许训令,准予各县商号发行纸钞暂时发行,受此影响,柳疃金融市场的紊乱,达到极点。
1933年,在国内经济专家、学者反复争议商讨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实行废两改元后,各地银行兴旺发展起来,银钱业也伴随着增多,柳疃金融市场骤然活跃起来。柳疃的银钱业,多数与丝绸商集股经营。因而,潍县、烟台、威海、莱州、平度的钱庄纷纷来柳疃开展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柳疃的商号发展到400多家,其中经营丝绸者即300家之多,昌邑全县交易额500万元,柳疃一地即占200万元之多,仍不失为昌邑县金融和商业中心。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山东总计封存3000多万元。各地银钱业,有的倒闭,也有的转改他业。据报载:“烟台钱庄一落千丈,掖县钱庄萧条,青州钱庄仅存一家,昌邑钱庄销声绝迹……”柳疃的金融市场就此告终,那时,柳疃丝绸生产也正处于衰落期。 齐英华
技术输出,大批织工“闯东山”
柳疃不仅是丝绸产品的集散地,也因当地人掌握织绸技术而吸引着柞蚕原料产地来挖人才,最典型的是“闯东山”。昌邑柳疃一带人“闯东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末年,一部分掌握了纩丝和织绸技术的人便直接把东山的柞蚕茧购回昌邑来,自己纩丝,自己织绸,自己运到北京去卖。
绸商为赚取厚利 带人去胶东办厂
胶东一带属山丘地形,柞树几乎遍布全境,19世纪中叶,虽然牟平“车声聒耳、户户机杼、山蚕遍野”,但缫丝织绸的技术还是相当落后的,用的基本上都是老工艺、老方法、老工具,比如用丝坠手工捻线,捻出的线粗细不匀,又因用老式织机织绸,织出的绸疙疙瘩瘩,所以又叫“疙瘩绸”“捻丝绸”,纩纺中用的还是手摇缫丝车,而早在1815年,柳疃织绸工人就使用了坐纩,每支纩三人,一人摇纩,一人抬头,出丝均匀,效率高,所织的绸平滑。
1923年,辽宁柞蚕产量已超过山东,他们来到柳疃聘请缫织技术人员,柳疃某些丝绸商号也去辽东开设丝店,并将辽东的柞蚕运往烟台织绸出口。此时正是胶东烟台一带柞丝绸业最盛时期。当时,柳疃丝绸已艺扬四海,蜚声国内外,烟台的栖霞、桃村、海阳一带的纩丝厂意识到要赚大钱,光纩丝不行,得织绸,要织绸,就得求助于昌邑柳疃一带的师傅们了。他们往往开出高薪,到柳疃一带聘请技术熟稔的织绸师傅。
同时,柳疃街的绸商店主也意识到,销售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被生产商挤压,获利甚微,只有建厂才能让利润最大化。为了便于织绸,赚取厚利,他们就到盛产柞蚕丝的栖霞、桃村、海阳一带,即“东山”就地办起工厂缫丝织绸,继而又在烟台等出口丝绸的城市办工厂安织机,雇佣的厂主多是昌邑人,90%以上的织绸工人都是柳疃人。
柳疃的织绸工人 拖家带口“闯东山”
“东山”人办厂,纩房扩大,上新设备,买新织机,需要织绸工人；昌邑人把厂开到“东山”,也需要织绸工人,每年他们都要来柳疃一带广撒“英雄帖”,招聘织绸师傅。
“东山”专营缫丝业的称作纩房,专营织绸业的称为机房,专营炼绸业的称为炼房。办厂不出人只出钱的是东家,受东家委托主持厂务的称为西家,也就是掌柜的、总经理。指导工艺技术的称为“领作”,也有少数是掌柜兼职“领作”的。东家既有本地人,也有昌邑人,还有极少数是外籍人,多数西家和“领作”都是昌邑人。
那个时候,柳疃一带的织绸工人看到招聘启事一贴,便纷纷收拾行李,去胶东织绸,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年龄小的约九岁,年纪长些的约60岁,三秋、三夏农忙季节都返家忙农田里的活儿,每年春冬两季的农闲时节,成帮结伙地闯“东山”,没有车可以坐,每次都是步行五六百里地。
当时柳疃一带有七八千技工赴胶东烟台一带和辽东缫丝织绸,其中约有4000人去过胶东,而有些工人嫌每次来回麻烦,费时费力,干脆把家眷也带了过去,在当地安家落户。这大大加速了辽宁和胶东柞蚕业的发展,直至1949年建国后胶东的许多缫丝织绸厂,仍然是柳疃一带的昌邑人为技术骨干。
昌邑大批织绸工人“闯东山”推动了胶东丝绸工业的发展,又因胶东是柞茧产地,从1912年到1926年,胶东一带的纩房和机房约有1200多处,工人4000多名,仅烟台、昌平、罗平、西夏、芝罘四个地区就有绸厂19家,织机6450台,成为柳疃丝绸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挤占了柳绸的市场份额。
织绸工人生活艰辛 为争利益多次罢工
“闯东山”的织绸工人生活很艰辛,还常受到东家和掌柜的盘剥,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罢工斗争,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唐家泊罢工,一次是青山村罢工。
烟台栖霞市唐家泊村丝绸厂比较集中,胶东织绸工人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职工会,昌邑人马洪钧是职工会的领导人。1916年,同兴东丝绸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遭拒,一气之下将东家打伤,东家找来警卫,关闭厂门,严禁进出,还抓了两名工人。马洪钧派人到各厂坊联系酝酿罢工,各厂纷纷响应。可东家觉得有县衙撑腰,拒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很多工人着急了,不能进厂,只能住在旅馆里,没有钱,只好赊着。马洪钧到栖霞县城找到昌邑人林冠令,一起到济南找林冠令的亲戚——张宗昌部队一名重要将领林显祖,递了条子到栖霞县衙,这才有了了断:县长命令释放扣押的工人,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补偿工人罢工期间的误工费。当地其他厂坊也照作了。
1926年春天,牟平青山村的罢工历时四五个月,是诸次罢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青山村住的都是宫氏一族,素有习武传统,武风很盛。这次罢工首先从桃村一带厂坊发韧,工人到青山村各丝绸厂联系,却被引诱到村外河套里。殴斗中,双方人数不断增加,青山村上千村民拿锨、锄等农具参与,工人们搬起石头、扯来树枝搏斗。工人们白天不能停战、夜间不能回厂,渐渐体力不支,数十人轻伤,六人重伤。以职工会领导人吴方兰为首的三名罢工工人,一次次向牟平县衙报案,却一次次失败,于是伙同其他人找到烟台同乡会会长刘宝芝给予协助。刘宝芝陪他们去烟台道衙求助于尹锡五(昌邑人,曾任孙中山护国讨袁东北军第一师第二旅长),尹锡五指示牟平县长从速解决,牟平县长不接茬儿,尹锡五大怒,即刻派出30人的马队和250名步兵,坐阵青山,这才摆平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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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了一辈子绸 如今已成往事
传统的柳疃织绸工艺用的是木机,机器是纯木手工打造的,当地人称其为“笨机”,上面的主要零部件有近20种,蚕丝要通过这种“笨机”织成丝绸,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昌邑市柳疃镇西玉皇庙村80岁的刘祥国,就是用这种“笨机”织了一辈子绸。
刘祥国15岁时闯“东山”到烟台丝织厂织绸,及至后来回到老家,也与邻村的几个老友一起织过一阵子木机。刘祥国说:“‘笨机’织绸比现在的机器繁琐多了,正常人一天能织10米绸,干活快的最多也就能织20米。”
如今的刘祥国,背略显驼,耳朵也背了,可是他的双手依旧很灵活,这是当时扔梭练就的技艺。刚学艺那会儿,他每天得花五六个小时练习“扔梭”的动作,直到手腕酸麻；织绸还有一项绝活儿就是打结,哪根丝断了,得接起来,练习打结时,刘祥国长时间弓着身子,站在木机前,师傅对他要求很严,为了防止他起身,就用一根绳子从他脖子后绕过来,再将绳子的两头拴住他的脚。
为织绸,刘祥国劳碌了一辈子,但让他引以为豪的是,因为曾是一名织绸的正式工人,至今还享受着待遇,每年镇上都会给他3000多元“退休金”。
“没有织的了,没有织的了。”刘祥国的这几句叹息,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柳疃丝绸的现实写照,织绸的人少了,柞绸原料也没有了。
齐英华
乡民离家,柳绸行销全世界
回想当年,戈壁大漠之上,长河落日之下,伴随着一路驼铃叮叮当当,我国的丝绸发展慢慢地从古代走到了现代。昌邑柳疃“茧绸之名,溢于四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带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话,正是柳绸对外销售多条路径的写照。
柳疃乡民为了生存,拓展东行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汉武帝命陕西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大月氏,打通了“西域的通道”,以丝织品换回西域各国的货物。从此以后,作为世界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中国,将丝绸为主的各种物品经河西走廊、新疆,运往西亚及欧洲各国,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就是通往西面的“丝绸之路”。
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太监郑和出使西洋(当时称今加里曼丹至非洲的海洋为西洋,即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前后共七次历时28年。郑和每到一地,以瓷器、丝绸、铁铜器和金银换取当地特产,与亚非各国加强联系,建立友好关系,促进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上南行方向的“丝绸之路”。
这两条西、南方向的“丝绸之路”,都是在当政者支持下,有财力、人力作后盾,还有政治、军事、权力之争为目的的行动。而柳疃东行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形成,是普通乡民为了生存而自发的民间行为,这条丝绸之路虽然被学者和专家进行过认证,但在普通民众间还不被知晓,其原因主要是没官方的指令,就不可能受到重视,几乎没有有关的文字资料记载。但是这些平凡的齐鲁儿女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追求,却顽强地与天斗、与人斗,最终拓展出这条丝绸之路。
中国历史上鼎盛的唐王朝,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交通辐射网。《新唐书·地理志》载,通四夷之路有七条,其中的第二条就是从长安至山东半岛的沿海重镇登州,然后从“登州海入高丽、渤海道”。《吉林省文物志·交通线》记:“登州为山东蓬莱。唐武则天元年设治,管辖蓬莱、牟平、文登、黄县各地。登州是隋唐时期著名港口,通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皆始于此”。这条通道,是东夷各地和辽东,乃至高丽、东瀛通往长安的朝贡道,在长安汇集后,形成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四夷和世界各地的七大干线之一。这条通往长安朝贡道上陆路与海路交通的转换点,正是山东半岛盛产“山绸”的地方。这里早于唐朝300多年之前的西晋生产的山绸,到了唐朝应该更加繁荣、壮大、驰名。过往这里的商贾、文人志士、达官使者、僧侣名望等往来不绝,他们亲临这里,将这里盛产的“山绸”以及盐、铁、海产品,有关的先进文化技艺如风筝、蹴鞠等,从山东半岛西行陆路,带向唐都城长安,再在长安集散后,由其他六条通四夷之路运往西域等四面八方；也会从登州登船,由“登州东北行”,越渤海,到辽东各地,朝鲜半岛和日本。当年山东半岛的“山绸”,为中国的丝绸——东方的绚丽彩霞,增添了浓浓的一笔。
销往北洋东洋南洋,近代丝绸之路有多条
因为清王朝经济的需要,柳疃丝绸从乾隆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在国内的销售有两条路,商人买来原白丝绸,经过加工漂炼后,一部分叫“西庄绸”,即经洛阳、开封、西安,出西口,贩至新疆、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运往北京的叫“京庄绸”,有些后来转运到张家口染色后,售往蒙古、俄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他们特别喜爱“轻薄如纸,柔软如棉,不褶不皱,活颤拂扬,离皮离汗,坚固耐穿”的柳绸,争相贩卖以取丰利。据记载,“各洋行便蜂拥昌邑……低价收,高价转销国外,从中获取大笔利润。”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衰败、外交软弱,为摆脱贫穷,昌邑人民将自己生产的柞丝绸等手工业产品,面向东方、南洋等地,并与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产品抗争,为此,他们前仆后继付出了不知道多少血和泪。
“柳疃丝绸的出口,最早是销往俄国……估计在19世纪末前后。”下北洋的人中,有的背包袱零售,有的在中俄边境做丝绸生意,有的直奔莫斯科,有的娶回了俄国媳妇,有的因“十月革命”两三年回不了家。
后来,又有好多人下东洋(日本)、下南洋。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柳疃丝绸通过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口岸,扩销到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直到民国七八年时,出洋已蔚然为时尚,昌邑城北、城西村庄下东洋的人较多,而昌潍交界处下南洋的较多,盛极一时,这就是昌邑历史上著名的“背包袱”,这些人成为昌邑的第一批华侨。这些背包袱卖绸的人,无论他们是对富裕生活的渴望,还是因为生活贫困所迫,都为柳疃丝绸走出山东、享誉世界而前仆后继,顽强地开拓了一条条丝绸之路。
“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
昌邑一带至今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话,就是对背包袱的出走情形的概述。这里所说的昌邑人“走京”,是指有一定资金的绸商,将柳疃绸贩到了北京,开门市卖绸赚钱,柳疃镇高隆盛就在北京开了一家绸布庄。下关东,大体分为,因贫穷或自然灾害、人祸等,走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地域,靠双手劳作,以农业为生活；另外是依靠自己的丝绸手艺,或兴办丝绸工厂,或为技工师傅；还有做丝绸生意为主的经营商人,他们或固定在关东或从关东入俄国,到莫斯科转欧洲各地,也有从张家口、蒙古入俄国、欧洲等地。走南,是昌邑人将柳疃绸带到“一溜五印度”(昌邑地区当时的口语说法,泛指今南洋群岛等地)去,再在当地出售,有能力的租门市卖绸,称为“坐庄”,但绝大部分人背着装丝绸的包袱,走街串巷沿户叫卖,称为“行庄”。
无论是“走南”、“走京”、“下关东”,背包袱的人都会遇到语言、民俗、气候、信仰等的不同,还有路途遥远,体力透支,饮食不习惯等带来的不可言喻的磨难。但是他们始终以诚信敦厚,勇于冒险和人心机巧的性格,不惜撇家舍业,割舍亲情,甚至为此付出生命,才拓宽了柳疃绸的销售渠道,从而促使昌邑的柳疃绸名振全世界,并使柳疃丝绸业得到空前状大发展。至清末民初,柳疃已形成了柳疃集日上市3600余匹神绸的红火畅旺景象,柳疃及附近经营丝绸的商号达到400余家。
“出口方面从前主要是印度,其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销欧洲大陆法国最早。近来英国、美国也需要。日本就不待说了。其用途作为服装面料,现在飞艇、汽车也开始应用。近来法国、意大利又进口山东的柞丝原料,用其织绸,名曰‘里昂山东绸’和‘意大利山东绸’,来贩卖销售,但其价格低廉方面无法和山东绸比。”通过日本人田原天南1914年的这段叙述,可见柳疃丝绸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声誉。 刘祜 刘少武
背包卖绸,曾有万人下南洋
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南裴村杨茂春家族几代人下南洋的史实,就是昌邑一带下南洋背包袱的代表和缩影。杨茂春家族在南洋几经磨难和艰苦奋斗,当他们取得成功后,曾影响带动了昌邑及附近潍县、平度、安丘等地的众多人下南洋,从而拓宽了柳疃丝绸在海外的销售市场。
柳疃丝绸下南洋,记载徐氏是第一人
乡民蹚出的几条销售柳疃丝绸之路,以下南洋人数最多,规模影响也最大。估计,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下南洋卖丝绸的不下万人。从《潍坊市志·综述·清》中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昌邑县柳疃街丝绸业大兴,外地商人争相到此经营,有商号百余家。岞埠村(今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岞埠村)徐忠绍、徐长庚等,首次携柳疃丝绸远销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这是关于柳疃丝绸下南洋的最早记载。
徐长庚故居在岞埠村西南,大门紧锁,两扇门上刻着一副对联:“水能性淡为吾友 竹解心虚即我师”,只有大门外挂着的“徐长庚故居”的牌子,似乎还见证着那段往事。岞埠村一位老人说,其实,真正下南洋致富发家的是徐长庚的弟弟徐长明,徐长明挣钱后,就回村盖了这所大房子,因为当时不兴分家过,兄弟俩住在一起,外人说起来,都说是徐长庚家的房子。后来这房子成了昌邑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长庚故居。
按照《潍坊市志·综述·清》的“首次”说法,无疑,徐家是昌邑丝绸下南洋的第一人,不然也不会有这么令人羡慕的老宅子。
杨氏兄弟背包卖绸,双双病逝在南洋
而真正把昌邑丝绸生意在南洋做大的,则当属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南裴村杨茂春一家了。杨茂春曾孙杨立训、杨立业说,他们的祖先是四川梓潼县,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到寒亭,明朝永乐年间由寒亭杨家埠迁到双台。
光绪二年(1876年),杨嵩山、杨岱山兄弟俩来到柳疃当丝绸工匠,很快便把浆丝、牵机、织绸等一套工艺学到手。当时,兄弟俩听去北京卖绸回来上货的商人说,外国人在北京争购柳疃丝绸,很容易赚钱,而且柳疃丝绸在南洋很受宠,二人便商议去南洋做趟丝绸买卖。
嵩山、岱山兄弟俩筹集本钱凑足路费,每人包了两大包袱丝绸,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踏上了由青岛开往南洋的英国客轮,这是二人初次坐船,有些晕船,一边强忍呕吐,一边还要关照货物,经上海、汕头、香港到新加坡,三个多月后来到了印尼。
当时南洋诸岛,如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岛、新几内亚岛、苏拉威西岛及周围无数小岛,都在荷兰、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俗叫“一溜五印度”。印尼首府雅加达是南洋主要海港和商埠,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杨家兄弟到达之后,住进广东人开的一家饭店里,略微熟悉环境之后,开始沿街串卖丝绸。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报价还价全靠打手势,一天下来,卖不了几尺绸,有时还因为打错手势遭人误解。慢慢地两人学会了几句做生意的外语,便每人背了一个包袱走街串巷上门送货。那段日子,跑一天,累得浑身酸痛,还要受当地人的白眼,虽然挣钱不少,但除去吃住费用,剩下的并不多。
三宝垄,在雅加达以东400公里,是中爪哇省的首府和商港。明朝郑和(原名马三宝)下南洋时在此登陆,由此而得名。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三宝垄买卖好做,兄弟俩商量到那里去一人,或许能多挣点。岱山便到三宝垄卖丝绸,隔上几个月,兄弟俩碰碰头,筹划一下。经过一年多,带来的上等绸基本卖完,只剩下次品了,打算甩卖之后回国上货。
山东南洋远隔万里,路费本钱匮乏,又因日本侵占琉球,经常在海上骚扰,海上交通不时受阻。贩卖当地货利润太低,兄弟二人十分窘迫,竟沦落到了本利皆空的地步。杨岱山郁闷成疾,于光绪七年逝于三宝垄。杨嵩山悲恸欲绝,料理完弟弟的丧事,立即返回雅加达,打算回国,东山再起。但因天气炎热,不服水土,又值瘟疫流行,杨嵩山也染病不起,光绪八年(1882年)夏天,在巴达威病逝。
茂春运回二老遗骨 扎根南洋开设绸庄
杨氏兄弟虽相继逝去,但他们带来的柳疃绸的声誉却响遍了整个印尼。杨岱山之子杨茂春,字曦和(1858-1927),因自幼家道贫寒,仅勉强就读私塾,全靠母亲纺棉花挣钱过日子,不到20岁时,过继给伯父嵩山为子。自岱山、嵩山二位父辈下南洋后,杨茂春便当了家,每当除夕时,就看见母亲向南叩拜,他不解其意,有一次他问母亲,得知他的父亲和伯父带着柳疃丝绸下南洋,病逝在南洋了。闻此噩耗,杨茂春悲恸万分。后来他卖掉二亩(老亩)地,又借了一笔外债,两次去南洋搬回二老遗骨安葬。
杨茂春先后两次去南洋,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他有着过人的交际和沟通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了南洋群岛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了解了南洋诸岛人们对柳疃丝绸的渴求欲望,又凭借父辈的故交人脉关系,结交了几位华侨朋友为他出谋划策。杨茂春意识到,父辈之所以失败,主要是销售和货源脱节。因此,他回国后一面筹集资金,一面结交伙友,组织售运一条龙,拓展南洋丝绸之路。
杨茂春先与柳疃丝绸织户协商好,织户供应丝绸货源,并聘请中人,订立合同,言明先付半价,卖货后再付清,并按本付利息,一年后当交不欠,他用家中三亩地做抵押,取得了织户的信赖和支持。
1885年,27岁的杨茂春与堂兄杨茂德、侄子杨玉成等带了一批丝绸,远渡重洋到达爪哇岛,在雅加达、三宝垄两地背包袱串卖。后来,又在雅加达租赁了一间门头房,办起了“源兴泰”丝绸庄,生意逐渐兴隆。一年之后,运来的丝绸卖完了,一盘点,获利不少。杨茂春立即预定了回国的船票。这次回国,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与织户们结账,二是在柳疃街成立了自己的丝绸庄“源兴恒”,专供外商用货。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杨茂春又让侄子杨玉成在广东汕头成立“源兴泰”分号,作为向南洋运货的中转站。他们从柳疃订购丝绸,运到青岛,再装船运往汕头,然后由汕头运往南洋。此后,杨茂春又约了邻村的人入伙。到南洋后,他们有的当二掌柜,有的当会计,杨茂春自任总经理,源源不断的柳疃丝绸运往南洋,生意越发展越大。看到下南洋的人不断往家汇钱,邻近村庄的许多老乡也到南洋入伙卖绸,他们有的去开店面,有的仍然背包袱串门叫卖,下南洋背包袱赚钱一时成为昌邑西乡一带的高潮。
此后,杨茂春又让杨玉成到非洲开辟丝绸销售新市场,杨玉成沿非洲东海岸到达南非的德班,开了一处丝绸庄,专供当地购货。两年后,因货运线太长而撤回。
杨氏叔侄随着生意的兴隆,获得了不少红利,不但扩大了商业资本,增设了店铺,柳疃丝绸的声誉也大大提高了。杨茂春61岁时返回南裴故乡,生儿育女安享晚年。尔后,杨茂春的侄孙杨其泮等人,又相继去南洋,继承祖业。到了清末,经过几代人下南洋卖柳绸发了家,家族最辉煌时,曾经置地300亩(老亩,一亩相当于现在1.5亩,笔者注),房屋成片,阶高檐深,占据了南裴村一条小街,人称“杨家胡同”。
由于杨茂春一家的影响,昌邑、潍县、平度、安丘各地的老乡们纷纷下南洋卖丝绸,民国初年,曾形成高潮。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到南洋卖丝绸的不下万人,他们遍布“一溜五印度”,有的甚至远到澳洲、非洲。
“九·一八”事变后,海上丝绸之路受阻,“七·七”事变后,南洋华商遭到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的扼制和掠夺,杨氏叔侄及部分下南洋的人,只能陆续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绕道回国,也有留在当地成家立业或远走欧洲的,由于销路受阻,柳疃的丝绸生意渐渐衰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南洋群岛,丝绸之路断绝,华侨改从别业。
齐英华 刘祜
历经沧桑,柳绸列省级非遗
外国人造丝涌入、柳绸出口遇阻,原料基地被日本攫取,加之不改良技术,20世纪初,柳疃丝绸业开始衰退,挺过一个个难关,迈过一道道坎,及至建国之后才枯木逢春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如今柳绸的传承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坚守着这份产业,柳疃更是发展成为村村织机响,户户织布忙的纺织重镇。
上世纪初柳绸逐渐衰退,原因有五方面
实际上,从1916年起,柳疃的丝绸业就开始衰退,据称是五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国人造丝涌进；二是俄国闭关拒绝外货输入,柳绸失去北洋国外市场；三是受南洋各岛日英属地复行重税,暗示抵制,销货市场顿形疲滞；四是辽宁柞茧原料被日本攫取；五是织绸技术不改良,再加施浆过多,质量下降。
从国内而言,织户没有进行织绸技术的改良,绸店商号又尽量压低收绸的价格,迫使织户偷工减料,开始加大用浆,有时十几两丝就可织一匹八九斤重的柞绸,织出绸摸起来手感硬实,可经不住漂炼,放到水里一泡,稀得像蛛网了。商人唯利是图,绸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制止,反而百般支持,导致用浆之风日盛,这导致柳绸质量下降声誉受损。有一个未经考证的例子,有一家炼坊在河边洗绸,洗完后发现绸子少了一匹,原来是被河中戏水的鸭子吃掉了。为啥?原来鸭子把绸上的浆当食吃了呗。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使当时在我国蚕丝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东北柞蚕业沦于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使中国丧失了70%以上的柞丝。事变前,蚕丝业发达的烟台每年从东北运入柞茧达10万笼,占当地柞茧消费量的2/3以上；事变发生后,烟台纩丝原料断绝,偶尔有东北柞茧运入,还要征收关税。由于原料断绝,成本提高,烟台丝厂和绸厂几乎全部停工。辽宁柞蚕基地被日军掠夺,所收的蚕茧都运往日本,再把丝绸产品返销到中国,这样以来,柳疃丝绸业不仅失去了柞茧原料来源,遭到严重摧残,还在世界上多了一个劲敌。柳疃不少农户拆卸了木机,改作它用,拆掉半屋,随时准备逃难。
从国际市场来说,国际生丝市场的涨落成为中国蚕丝业发展重要杠杆,人造丝的迅速发展是造成中国蚕丝业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人造丝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对华丝需求量的减少,另一方面日本人造丝大量涌入,避关偷运我省沾化、利津、羊口、下营,再销往内地,冲击华丝的国内市场,致使华丝后院失火。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十二年,进口人造丝8000余担,至十八年则增至14.4万余担,其价格低,销路旺……自输入人造丝以来,因其治工容易,成本低而获利重,各处织机逐渐改用人造丝。”
俄国实行闭关政策,拒绝一切外货输入,柳绸失去北洋市场,而南洋各岛日英属地又提高关税,抵制中国丝绸。
柳疃丝绸对于当地农民而言至关重要,关系着日常生活,无论老少男女都能操作“笨机”,在农闲时织绸补贴家用。柳绸市场衰退,为照顾民生,官府不得不拨专款,用变相补贴的办法,提倡出口贸易,“民国九年,东海关税务司以昌邑茧绸凡出口者一律免税”,帮柳绸的生命得以延续。应美国总统胡佛邀请,1933年柳疃丝绸参加了芝加哥百年进步世界博览会。
建国初期又起死回生,丝市绸市再度兴起
建国之后,濒临灭绝的柳疃丝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交通通畅了,从东北回家探亲的人多了起来,他们往往不带路费,而是带上几捆丝,就能赚回路费,当然也有专门跑这条线贩丝的,“关东丝”源源不断运到柳疃,有了原料,“笨机”现成,织工遍地,机户骤然兴起。
绸商纷纷来柳疃开店,1950年,柳疃的丝市、绸市、捻线市已形成规模,相继成立了建昌绸厂、恒兴染坊、联成染厂等十多家商号,农闲季节逢三八集日,各类丝绸上市2000余匹。
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建新染厂、联成染厂、义兴染厂、华兴炼坊、成记炼坊、长兴合炼坊、建华戈丝厂、复兴信炼坊等八家私人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成立了昌邑县供销社丝绸经营店(昌邑县丝绸厂的前身),那时用的还是“笨机”,把活放到各村,手工纺线,手工织绸,主要生产销往少数民族地区的丝绸。
1970年,“笨机”退休,丝绸厂引进铁木机,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转到真丝绸,生产品种分出口绸、内销绸、少数民族绸三大类。1997年昌邑丝绸厂分为一厂、二厂,2000年8月企业改制,2002年,一厂成为现在昌邑市华裕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裕公司”),柳疃的丝绸就是以这两个厂为基点,重新发展了起来。
柳绸已申报为省级非遗 华裕公司担起传承重任
在柳疃大集的东南角,有一处新建成的厂房大门,从外往里看去,花团锦簇,红花绿树,这就是华裕公司的厂区,柳疃镇“丝绸之乡”的美誉在这里展现。2006年底,柳疃丝绸技艺已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魏耀琳是华裕公司的总经理、厂长,他1974年进厂,从学徒工、挡车工开始一步步干到维修工,在一线干了20年,再到车间主任、副主任、厂长。38年撮弄丝,他深谙其中的艰辛。
上世纪80年代末,柳疃当地人结婚都用丝绸做被面,甚至衣料也会选几身丝绸的,而今都是弃丝绸用棉布,人们夏季爱穿人造棉,丝绸逐渐退出当地人的生活,村织布厂生产的也是棉布,放眼全国,丝绸产品的市场明显萎缩了。
这时华裕公司生产的已不再是柞丝绸,而是桑蚕丝。1990年-1995年时,华裕的发展达到鼎盛,员工达1000人,分三批引进了60台剑杆织机,出口份额占总产量的90%。
丝绸生产是一个产业链长又十分紧密的产业,从蚕种、蚕桑、缫丝、织绸到印染、服装、针织、贸易等,横跨农、工、商多个领域,之前国家对丝绸外贸实行统购统销配额制,丝绸业波澜不惊,但自1997年开始,市场统购统销放开,丝绸厂家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加之2001年金融危机,2002年,华裕刚改制那会儿,60台剑杆机开了不到40台,周转料几乎为零,如今80台织机全部运转,仓库里的周转料有几十吨。能挺过来,就意味着企业的基础是很雄厚了。
2006年,国家为扶持西部经济建设,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种桑养蚕重心西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日益减少,桑田变大厦,整个昌邑地区已找不到桑树,种桑养蚕费时费力,几乎没有养蚕的,要进丝还要跑到广西、云南等地,这导致丝价翻倍；近几年人工成本增加,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到影响,只占市场份额的70%。从全国来说,丝绸产业都处于低谷,尤其是东部省份,目前山东省内也只有八家厂子,威海、文登、临朐各一家,淄博三家,昌邑两家。
在华裕公司的一间收藏室里,放着一套“笨机”,全木制的,榫卯结构,抽丝、牵机、络籰、织绸、晒绸各道工序一目了然。而在现代化的厂房里,机器一开,只管织就是了,生产效率极高。
“现在华裕公司有近400名员工,柳疃丝绸的这块招牌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魏耀琳说,柳疃俨然发展成了纺织重镇,除了丝绸厂,织棉布的厂子比比皆是,哪个村里不得有个十家八家的,正所谓“天上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 齐英华
本文参考《潍坊市志》、《昌邑县志》、《昌邑文史资料》、《柳疃镇志》等文献及部分关于丝绸的论文,昌邑市委宣传部、昌邑政协文史委及徐先德、李洪帅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