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70期--陈介褀
金石大家陈介祺
2012年11月25日 撰稿：王来臣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又字酉生，号伯潜，又号“簠（fǔ）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等，潍县城里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和文物收藏家。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陈介祺曾编写《十钟山房印举》、《簠斋金文考释》等著作，后其以拓本、考释、专著、书札等形式把成果传播到金石学界。他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都有突出贡献。鲁迅曾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封面照片：上图为陈介祺曾收藏过的毛公鼎；下图为正在修缮的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 出身名门曾就职翰林院
陈介祺出生于老潍县名门望族陈家,父亲陈官俊在当时京城任职,曾为道光帝师、皇长子师,饱读诗书,持身端正,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陈介祺少年时随父亲在京读书,博览群书学业有成,后在京城翰林院从政。陈介祺受前辈的影响,青年开始喜欢金石,从收藏金石中自得其乐。
出身书香门第,深受父亲陈官俊言传身教
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当年冬天十月初十,陈介祺出生于潍县陈氏家族。陈氏家族是潍县名门望族,自明清以来,尊孔尚礼,诗书继世,忠孝传家,人才辈出。历来县官、知府、守备、道台、巡抚等等层出不穷,仅品级以上官员即达八十余人。家族中学者、书画家、著作家、收藏家、名医等人才济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陈介祺之父陈官俊(1781—1849),字伟堂,号恕田居士。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充文颖馆协修,后授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历任山西学政、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及户部左、右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63岁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67岁任上书房总师傅。68岁去世,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谥文悫公。陈官俊曾为道光帝师、皇长子师,饱读诗书,持身端正,学识渊博,德高望重。
陈介祺自幼在书香门第陶冶,深受父亲言传身教,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同时陈介祺目睹其父宦海沉浮,也决定了陈介祺的志向不能以从政为宿求。
陈介祺出生时,其父陈官俊时任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纂修。陈介祺七岁时,陈官俊提督山西学政,陈介祺随读任所。次年,陈官俊任翰林院侍读,陈介祺自此随父在京苦读。陈介祺少时:“聪颖强记,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陈介祺十九岁,考入莱州府郡庠,受业于费耕亭,时潍县属莱州。当时名士翟云升特送他隶书折扇祝贺,书曰:“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翟云升比陈介祺大三十七岁,能有如此礼遇,可见他对晚辈的期许。
太平军入金陵,奉命捐巨款得赏顶戴花翎
莱州府郡南边十五里处,有著名的云峰山,又称笔架山,自山麓至山顶名胜众多。北魏时云峰山刻石名满天下,尤其是北魏大书法家兖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其碑文书法飘逸,字态风雅,结构宽博,气势雄浑,为“隶楷之极”,被历代书家所推重,康有为称其北魏“圆笔之宗”。这对于初到莱州的陈介祺来说,无疑是学习最好的教材。当时陈介祺刚刚开始爱好金石,加上翟云升对他的点拨传教,为陈介祺的金石人生打下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道光十五年(1835),陈介祺赴济南参加山东乡试,中得举人。《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乡试时“两主司得卷,疑为耆宿,撤棘(考试结束),始知为世家少年,语人曰:其人不易得也。”道光十九年(1839),陈介祺得曾伯簠,此器为东周初年青铜器,言其居“宝簠斋”,并以簠斋为号。
道光二十一年(1841),陈介祺考取内阁中书,委署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介祺于四月十一日会试中式贡士；四月二十日殿试二甲第三名,成进士；二十八日,由进士朝考三十日阅卷,钦取一等第十名。五月五日,由内阁中书恩用庶常。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介祺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分校。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陈介祺三十八岁时,编写《簠斋印集》十二册,集所藏古印2503钮。咸丰二年(1852),三十九岁的陈介祺以白银千两购得毛公鼎并对铭文作考释。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入金陵,清廷财政告急,陈介祺奉命捐款四万两白银。朝廷赏其顶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
咸丰四年(1854),四十一岁的陈介祺乞假归里,不再复仕后潜心研究金石,经营墓莹田园。
辨伪能力高超 开创独特拓法
晚清时期的潍县是天下金石学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青铜器及各种文物作伪最盛的地方之一。客观环境的复杂,给陈介祺的收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给陈介祺提高鉴伪能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用陈介祺的话说,“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在真伪之辨中,陈介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辨伪方法,并写下了大量的伪辨资料。
陈介祺总结出青铜器“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下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至于青铜器中的“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划中之气,迄今人所能伪哉?”陈介祺认为“潜心笃学,以真者审之,久自能别”。
陈介祺认为“传古首在别伪”,他通过大量真伪古器的对比和分析；通过博学广闻,详研古文字结体、笔划、义理、章法,作字之法和作文之法,提高古文字学养；通过对古器物冶铸工艺和材质配比的研究,逐步积累了一整套鉴伪经验。并从经验上升为理论,使自己的辨伪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保证了自己所藏的大量古文物,没有一件是假的。陈介祺在继承“乌金墨拓”的传统工艺基础上,自己创造了墨色淡如罗纱的“蝉翼拓”和“立体拓”(亦称“形拓”)。陈介祺留下的拓片数以万计,所拓铭文浓淡适宜,连器物全貌、形制、花纹都神韵毕俱维妙维肖,被称为“古今拓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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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
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今山东莱州市莱州镇东南隅村)人。嘉庆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曾任粤西知县,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翟云升长陈官俊六岁,但两人同年举乡试,一直到考上进士,闲暇时互相切磋,友情甚笃。陈官俊在京做官时,翟云升每逢晋京都住陈府。
因为翟云升与陈官俊走动频繁,也便成了陈介祺的良师益友,后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各种缘分成就金石人生
陈介祺的金石渊源,靠得是机缘、人缘、物缘,甚至姻缘。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国学专家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在家庭方面,他早年得到对金石颇有研究的岳父李璋煜的赏识,并给予了很多指点。陈介祺在晚年时,得到年轻后生其女婿吴重熹的帮忙,吴重熹不仅自己在收藏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帮助陈介祺撰写收藏方面的著作。
以“小门生”身份求教阮元,被一代学宗称赞“天机清妙”
陈介祺年轻时即“以诗文名都下”,这在当时文人雅士云集的大清京师殊为不易。陈介祺在京期间,虽主要精力在翰林院从政,但其金石收藏研究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并得到了京城金石界的认可。
清代金石学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收藏与研究进入了鼎盛。乾隆年间曾经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容媛《金石书录目》收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限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6种。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随着各类地下文物的出土面世,给金石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鲜活的评鉴实物。
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国学专家,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对陈介祺金石收藏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有阮元、李璋煜等。
阮元(1764—1849),为清代前中期一代学宗。他竭力倡导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写《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的金石学兴盛贡献颇巨。
阮元提督山东学政之时,收陈官俊为门生。酷爱金石的陈介祺以“小门生”身份求教阮元,阮元赞其“天机清妙”,并给予诸多指导。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亲友写信时还多次提及阮元的教诲,可见陈介祺金石师缘之深切非同一般。
早年得到岳父李璋煜指点,晚年得到女婿吴重熹帮助
李璋煜(1784—1857),字方赤,号月汀,山东诸城人,陈介祺的岳父。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迁四川司郎中,历官常州知府、扬州知府、广东惠潮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成为文化界翘楚。
李璋煜与陈介祺父子同为京官又是同乡,自然来往密切。李璋煜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偏爱金石学尤为称赞,他觉得凭陈介祺的学问功底和悟性,必将在深奥的金石学领域大堪造就。后来,李璋煜将女儿许配给陈介祺。
李璋煜实际上成为陈介祺一生专注金石学的决定性人物,从学识和物质上都为这位得意的乘龙快婿提供了终生赞助。李氏陈夫人在陈府相夫教子四十年,直至1871年与长子陈厚钟同年去世。
陈介祺二十二岁便随从著名古物鉴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他“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陈介祺的收藏包括了毛公鼎、天亡簋(guǐ)、曾伯簠、十钟等在内的影响深远的青铜器,并初步进行了研究考释。陈介祺还收藏了古玺印2503方,并在金石好友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的帮助下拓印了《簠斋印集》十二册。
吴式芬的二儿子吴重熹,是陈介祺后半生遇到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陈、吴是至交,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了吴重熹。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遗著,将吴式芬的《据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陈介祺将吴式芬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
吴重熹多次为陈介祺整理缮写金石文字的著录,陈介祺对其也寄予了厚望,陈介祺曾在吴重熹为他抄写的《潍县陈氏宝物簠斋藏器目》题跋中说:“我对于女婿寄予的希望大且重,仲饴(吴重熹之字)勉之哉,勿以此夺志也。”
吴重熹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深受陈介祺点拨教诲,年轻时就追随长兄吴重周宦游各地恪守庭训,好古而博综经史。
与王懿荣书信频传 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吴重熹是陈介祺的长女婿,吴重熹的儿子吴崶(两淮盐运使)是陈介祺的外甥。吴崶又是国子监祭酒、有甲骨文发现之父称誉的王懿荣的女婿,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们之间自然有了姻亲,因此王懿荣尊称女婿吴崶的外祖父陈介祺为“寿丈”。
王懿荣比陈介祺小32岁,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后陈、王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往复书信和赠送拓片资料的函件达240多封,足见关系之密切。
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由故乡返回京城途经潍县,专门到陈介祺家居住了三天,遍赏陈府丰富的金石藏品,与陈介祺详细研究探讨当面求教。尔后王懿荣又在潍县遍访了收藏鉴赏家。这一切都为王懿荣日后发现断识甲骨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日,陈介祺带着他许多未来得及实现的夙愿,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金石事业。历代专家、学者对陈介祺学术思想和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说:“寿卿(介祺)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他的书札)不特古雅可诵,其学识尤卓有可传。”《清史稿》中记载“介祺积学好古,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鲁迅先生曾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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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祭酒,《清史稿》有传。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幼承家学,6岁入古现村王氏家塾,15岁随父进京。他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代,性“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
王懿荣在京为官半生,有时竟典衣当物搜寻购买古物。王懿荣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人,同他们共同切磋琢磨,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慧眼识才俊培养曹鸿勋
曹鸿勋是陈介祺的义子,也是科举以来潍县的第一位状元,曹鸿勋在陈家读书多年,陈介祺亲自为其辅导学业。为使曹鸿勋学有所成,陈介祺还专门请翰林王之翰做曹鸿勋的老师。曹鸿勋高中状元,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曹鸿勋家境贫寒,为不辍学业勤工俭学
曹鸿勋(1846一1910),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潍县西南关新巷子人。曹鸿勋的祖父为道光举人,曾出任过广东鹤山知县。但曹鸿勋的父亲曹棠却文墨平平无缘科举,只能做些小本买卖(烤火烧、煮地瓜等,也曾开过售衣小铺)养家糊口。曹父老实持重,所谓君子固穷却乐善好施,故在西南关一带有很好的口碑。曹鸿勋出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农历二月初三,他出生时其祖父已病逝12年,他的学识未受祖父的直接影响。曹鸿勋未成年其父便不幸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艰苦,家境贫寒使曹鸿勋幼年就产生了改变窘境的强烈愿望。
当时在儒教盛行科考之风浓郁的潍县,长辈向少儿灌输的思想主要是“学而优则仕”,曹家也毫不例外。例如某街某家孩子面壁十年,得中举人；谁家后生《四书》、《五经》倒背如流,高中进士等。当时潍县的郭家、陈家、张家、丁家四大家族人才辈出,中举中进士者比比皆是。尤其是城里的陈官俊、陈介祺父子都是进士出身,特别是陈官俊官至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曾是道光皇帝及道光长子的老师。幼年的曹鸿勋暗下决心苦读,想读书进取立志科举。
曹鸿勋少时天资聪颖,他在上私塾时即被启蒙老师丁象庭发现。曹鸿勋初学《三字经》、《百家姓》等,就比其他学生学得快、背得熟。由于曹鸿勋与其他学生学习进度差别太大,丁象庭不得不“分层次教学”,对曹鸿勋单独另起炉灶。丁象庭对曹鸿勋这个贫而好学的弟子很关怀,经常留曹鸿勋在家吃午饭。为了不辍学业,曹鸿勋经常找机会勤工俭学。
当时潍县知县张楷枝正指挥绅民修筑东关(即东城)城墙,加固城防主要用于防民变,尤其是防御正在“作乱”的太平天国和捻军,东关西城墙还可防洪,主要阻止白狼河(现白浪河)水入侵。修城者可“以工代赈”“以土换米”。曹鸿勋十几岁就参加了“以工代赈”的行列,他白天背土上城换米,聊补家中无米之炊,读书学习则放在晚上。当年潍县东关有一酆(fēng)姓大户望子成龙,听说曹鸿勋为读书“神童”,酆氏便请曹鸿勋为本家子弟做伴读。曹鸿勋一边带动酆氏子弟学习,一边抓紧自学。
陈介祺收为义子,尽心尽力培养曹鸿勋
曹鸿勋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又有老师的精心辅导,故学业大进。后来曹鸿勋又认识了在潍县颇有学识的塾师陈恩德,陈恩德授课“严”字当头。曹鸿勋在陈恩德的指导下,学习又有长足的进步,三年之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及其它的有关名著史书,对与科考有关的其它书目,如朱熹的《大学衍义》等也广有涉猎。曹鸿勋的读书之多、记忆之牢、理解之深,均超出了陈恩德的预料。陈恩德每谈到曹鸿勋,常发自内心地赞叹:“吾为师多年,所教之徒颇多。单论聪明颖悟,精于学业一项,唯曹鸿勋一人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鸿勋结识了陈介祺。曹鸿勋学习之余,为潍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春联。同治四年(1865)除夕前,陈介祺因事乘车出城,回来的路上想起文昌阁向他求写对联,就掉转车头直奔文昌阁。登入阁内后发现面前焕然一新,迎接的人说:“今年阁上春联都是曹鸿勋所写,此人时年二十岁,虽家贫但好学,不断来此,书法颇佳,故楹联为其所书,请评定。”陈介祺看到曹鸿勋书写的楹联字迹俊秀笔力雄健,点头称赞。
陈介祺十分想见一见这位晚辈,回家后即命仆人驱车接曹鸿勋到家叙谈。陈介祺爱才,见到一表人才的曹鸿勋后问其所学,曹皆对答如流,陈介祺很佩服,送返时以财物相赠。春节之时,曹鸿勋到陈介祺府上拜年,两人一同进餐,陈介祺深感对曹鸿勋相见恨晚,便收曹鸿勋为徒。此后曹鸿勋便在陈介祺的家馆读书,陈介祺后来又把曹鸿勋收为义子,亲自辅导学业。为使曹鸿勋学有所成,陈介祺还专门请翰林王之翰做曹鸿勋的老师。
陈介祺等人捐助川资 曹鸿勋赶考高中状元
陈家优越的学习条件,浓郁的学术氛围,为曹鸿勋创造了一个极佳的学习环境。陈介祺的收藏,使曹鸿勋大开了眼界。到了陈家读书后,陈家的藏书,曹鸿勋也有了机会进行借阅。再加上王之翰的精心辅导,曹鸿勋在学业方面有了超常发展。在科举仕途上,曹鸿勋也是一路顺风。曹鸿勋20岁中秀才,23岁补廪。同治十二年(1873),27岁的曹鸿勋以“拔贡”的身份进京赶考,得一等一名,并得以进入刑部,成为七品之官,正式步人仕途。
曹鸿勋进京赶考的川资多由陈介祺等人捐助,因曹鸿勋的考试是一等一名,从此他便在京城小有名气。两年之后即光绪元年(1875),曹鸿勋于顺天府考了恩科而中举。光绪二年(1876),为庆祝光绪帝承嗣大位,京城举行了一次恩科大考,224名贡生参加了殿试,曹鸿勋赫然其中,结果他以一甲一名及第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曹鸿勋高中状元,轰动了京城。除文章超群外,一手好字即足以使众举子瞠目结舌。曹鸿勋的试卷书法,举子们看中,考官们看中,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拍手叫绝。
曹鸿勋高中状元后,不断有人向他求字,连故宫、颐和园内也多处留有曹鸿勋墨迹。都说潍县史上无状元,曹鸿勋中状元的喜讯传到潍县,潍县城一片欢腾,曹鸿勋破了潍县“天荒”,都说新巷子飞出了“金凤凰”。陈介祺作为曹鸿勋的伯乐,他呕心沥血培养出的爱徒高中状元,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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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鸿勋打破沉寂 成潍县首位状元
明清以来,潍县儒学大盛,私塾、县学,麓台、潍阳、思乐等书院的兴办,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潍县科举业最盛期主要在明清,明清两朝潍县考取举人、进士者甚众,仅清一朝,即出了举人296名、进士81名。但可惜的是,自隋唐至清光绪帝之前,潍县一带竟没有出一个状元。清光绪二年(1876),曹鸿勋打破潍县1200多年的沉寂,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
曹鸿勋是潍县西南关新巷子人。后来在光绪年间新巷子道北,也出了一名状元王寿彭(1875—1929),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寿彭高中状元。曹、王两家南北相对。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仅三米的不起眼的小巷子里,相隔不到30年竟出了两名状元,乡人惊喜便把新巷子称为“状元胡同”。两位状元都是平民出身,家道虽清贫但都自幼刻苦努力、勤奋好学,他们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字写得好,二十岁前即有才名。
海量珍藏为中国近代之最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一个丰实的源泉。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介祺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都有突出贡献。陈介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与江苏潘祖荫并称“南潘北陈”。他以毕生的心血,为保存、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收藏两万多件珍品,俨然一座金石博物馆
陈介祺的收藏理念是“传古”,而传古的核心是传古文字。所以凡是遇有文字的古器物无所不收,经年累月以致多达两万多件,质精量富堪称空前。陈介祺的收藏,俨然一座颇具规模的金石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十钟等346件,其中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青铜器98件。
稀世珍品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咸丰二年(1852)由陈介祺收藏,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此后几经易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院之宝。
天亡簋是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名大丰簋、朕簋、聃簋。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出土,同年由陈介祺收藏。天亡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上面有铭文8行78字,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为其父文王举行大丰祀典,是铸器人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辞。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谐之美。铭文押韵,是我国韵文最早的表现形式,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天亡簋仿制品尺寸是通高24.2cm,口径21cm,方座边长18.5cm,上部最宽处30cm。
兮甲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伯吉父盘。宋代出土,后由陈介祺收藏,上面有铭文13行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记述兮甲(即尹吉甫)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王国维在《兮甲盘跋》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尹吉甫为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此器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兮甲盘仿制品尺寸是口径长51.5cm,高9.5cm。
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的收藏品,因此陈介祺自号簠斋,名其室为宝簠斋,可见陈介祺对此收藏的重视和喜爱。上面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收藏,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铭文记载的是其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道路。该簠由陈介祺曾孙媳郭祖珍捐赠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曾伯簠仿制品尺寸是高9.9cm、口横32.8cm、口纵24.8cm。
陈侯因资敦是东周晚期青铜器,上面共有铭文8行80字,是关于黄帝存在的最早的证据。铭文的大体意思是要发扬父亲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首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铸器人是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间公元前356-前320年。田因齐祖上来自陈国,故称陈侯。陈为舜后,黄帝为舜祖,故称高祖黄帝。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为使藏印传之后人,编辑《十钟山房印举》
玺印的收藏和研究是陈介祺毕生倾力投入的事业,他从19岁开始收藏印章,到他归田时已有二千余方,到陈介祺59岁时已经收藏古印七千余方,尤其是回潍县老家后,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陈介祺成为中国古玺印最早的探究者之一,他收藏的许多印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他说过“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多”。陈介祺对所藏古印“精选细收,去伪存真,去伪去近”,进行了严格的鉴别,除六朝以前古印一概不收,当年陈介祺所藏印章现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为了使自己的藏印传之后人,发挥更大的作用,陈介祺决心编辑一部大型的印谱,这就是《十钟山房印举》。为使印举编辑的更科学,陈介祺总结了前人印谱杂乱无序,查阅不便的教训,提出了新的分类编排方法为“叙姓以韵,同者以钮,回文反文、朱白界道、类中以复别之”。
陈介祺不顾高龄病体,全力投入这一浩繁工程,直至去世前几个月还在为《十钟山房印举》操劳。书成之后,震动了整个金石学界和印学界,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至今仍然是印学界的经典。
与江苏潘祖荫 并称“南潘北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秤锤,量即升、斗)上直接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地则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陈介祺共收藏80件。
古陶文是秦以前遗留在陶器或残陶片上的文字,是继商周青铜器、玺印、石刻文字之后发现的又一类古文字。清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得到了出土于即墨的一件古陶残片,上有文字通过考证,鉴定为三代古陶文。陈介祺称其为“黄金不足比其重”,同时陈介祺自号“齐东陶父”,名斋曰“三代古陶轩”。陈介祺共收集陶文残片4800件,并拓印4043纸,编成《簠斋藏陶》、《陶文释存》等文稿。陈介祺通过研究指出“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人其事”。
陈介祺收藏汉画像石、碑碣119件,如著名的《君车画像石》,收藏有石刻佛造像25种。陈介祺收藏古砖达326件,收藏铜镜200面,自题“二百镜斋”。陈介祺所藏封泥548方,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瓦当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文字瓦当有923件,收藏的古陶残片5000件。陈介祺收藏的泉、镞和各式范达1000余件,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陈介祺所藏珍贵书画精品真迹12卷,收藏包括齐、燕、楚、秦、晋等国的兵器64件。
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
瑰宝毛公鼎命运多波折
毛公鼎最初是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陕西商人苏亿年之手购得,此后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陈家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湖广总督端方。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后,毛公鼎差点落到外国人手里。收藏家叶恭绰花巨资将毛公鼎买下,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对毛公鼎觊觎已久但未能得手。毛公鼎几经辗转,现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以俸银千两,购得毛公鼎深藏于密室
中国西周青铜鼎传世有三件宝,分别是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研究者可以透过鼎上的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祖先的生活场景。其中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圆145厘米、重34.7公斤,腹内壁有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稀世珍宝,郭沫若誉之为“抵得一篇《尚书》”。
经考证,毛公鼎上面的铭文是一篇册命书,在铭文中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兴朝政,遂命叔父毛公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等。毛公感念宣王,于是铸鼎纪事。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奇逸飞动气象浑穆,可谓稀世珍品。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毛公鼎大口圆腹,口沿上有两只大耳,腹下三只兽蹄形足。
毛公鼎在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传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
很多古董商人闻名而来,想花大价钱购买毛公鼎,但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有精明古董商以重金行贿岐山知县,董治官被以私藏国宝治罪下狱,此鼎最后被运到县衙,从而被古董商人悄悄花钱买走。
后来毛公鼎被陕西西安“永和斋”古董商苏兆年、苏亿年所得。
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从此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去世后,其子(厚滋)继续收藏,宣统二年(1910)其孙(陔)售给直隶总督端方,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
一波又三折,毛公鼎最后被运往台湾
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毛公鼎卖给湖广总督端方,后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重金向端方后人购买毛公鼎,但端家不肯割爱出售毛公鼎。此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哗然,当时众多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纷纷要求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在外国人之手。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变卖了一些文物,凑了3万银元将毛公鼎买下。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后任国学馆馆长。叶恭绰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于是毛公鼎又来到了叶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从上海避乱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足不出户。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叶恭绰在上海的姨太太潘氏,因为争财产和家里人大闹了起来,竟把毛公鼎在叶家的藏处捅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叶家搜查,要求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听到消息后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火速赶到上海,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无论如何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叶公超到上海后,刚把毛公鼎妥善藏好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原来潘氏向日本人诬告叶公超是间谍,日本宪兵在叶公超的住宅里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就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叶公超在被关押的39天里,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叶恭绰为救叶公超,叮嘱家人请铸工秘密假造一个古铜器交出了事。叶公超的哥哥也花了重金具结作保,叶公超才于10月下旬出狱。
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叶家因生活困顿,遂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毛公鼎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国民政府运抵台湾,毛公鼎也成为从大陆运抵台湾的重要藏品之一,从大陆运抵台湾的众多珍贵文物被尘封在台北山区北沟库房之内。
现存放于台北故宫 毛公鼎成镇馆之宝
1957年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运台的文物进行了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它253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赴美国进行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定期轮换展出,而毛公鼎则是被作为不更换的展品,被永久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保证毛公鼎的安全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22℃到25℃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能看着实物研究的台湾专家十分珍惜,正因为如此才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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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途中有意外 深夜运送毛公鼎
毛公鼎的流转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火车到了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报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
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毛公鼎,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才将毛公鼎取出,他将毛公鼎取出后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地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原来徐伯璞之所以连夜把毛公鼎从上海带回南京,是怕万一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知道,再闹出什么波折,因为毛公鼎是一个许多人都想攫取的对象。
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1946年的8月1日,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毛公鼎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庆祝蒋介石60岁大寿的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
万印楼见证百余年沧桑
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晚年陈介祺回家乡潍县后,继续从事收藏并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研究中,因其收藏的印篆过万,其故居被称为万印楼。万印楼古建筑历经百余年沧桑,土木、砖瓦等结构不同程度受到损坏,现在经修复已正式开馆供游人参观。万印楼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圣地。
“万印”为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
万印楼始建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是陈介棋回家乡潍县在旧宅上建造而成。现坐落于潍城区东风西街与芙蓉街交叉处,成为陈介祺故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了“万印楼”匾额。当时其旧居规模占地约l公顷,万印楼是陈介祺收藏文物和研读著录之用房,以藏有古玺印过万方而被陈介棋命名为万印楼。陈介祺曾自书一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
万印楼是坐东朝西的民房式建筑,上下两层各四楹,面阁五间,为陈介祺当年庋藏金石彝器之处。楼内所藏古器物甚多,最著名者有万印、十钟、毛公鼎三种,其中“万印”为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
陈介祺19岁开始收集古印,除广东阿伯瑜、昆玉兄弟赠送2700余方外,多是十方八方、三方五方零星得来。万印之中有三代古玺,秦、汉、晋官印和私印,绝大多数是铜制的,只有四十余方是金、玉、银质的,为万印中之精华。
万印楼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圣地,万印楼陈列馆收藏有陈氏家谱,陈官俊所用漆砚1块、陈官俊特制毛笔3支、印章1方,陈官俊手书折页4页、陈官俊画像照片1张、伟堂笔记复印件、陈官俊列传复印件,陈介祺朱批战国策(2本)、金石书体手书扇面1份,陈介祺常用名号印章5方、陈介祺特制专用墨1盒、陈介祺特制专用毛笔2支、陈介祺所用印章印谱2本,陈介祺收藏的部分青铜器照片7张、青铜器拓片1份,《簠斋藏古目》1套(3册)、《簠斋尺牍》复印件散页,出版物《簠斋金文考》、民国影印本《簠斋尺牍》十二册、《簠斋鉴古与传古》,陈介祺早期的小楷复印件、陈介祺书写册页(序)1本,复制毛公鼎、天仁簋、井人钟等古青铜器等,复制陶文、瓦当、汉砖等。
万印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印楼北厅因藏有商周古钟十一件,故又称十钟山房,十钟山房门前上方正中挂“十钟山房”匾牌。这些钟也叫陈氏十钟,因陈介祺的收藏而得名,陈介祺根据所收藏的古钟数目,取其整数名其书斋曰“十钟山房”。
这些古钟是井仁汝钟、兮仲钟、纪侯钟、楚公钟(1-3)、虔秉钟、虢叔旅钟、许倪编钟等,多数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其中体量最大的是井仁汝钟,最有名的是虢叔旅钟和楚公钟,“陈氏十钟”现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1992年,万印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潍城区人民政府投资进行了维修并建立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解放后,陈介祺故居由其后人售与私立新华中学作为校舍。1952年,潍坊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为潍坊市第三中学。1982年,潍坊三中改建教学楼时,拟将故居全部拆除,经有关部门研究和陈氏后裔呼吁,万印楼和主屋及花厅得以保留。1992年,潍城区拨专款依照陈介祺故居原貌对现有房屋进行了基本恢复。1998年和2001年,潍城区文化局和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先后两次自筹资金对古建房屋的外墙、门楼、门窗等进行了维修。
万印楼古建筑历经百余年沧桑,土木、砖瓦等结构不同程度受到损坏。为了保护好历史文化古建筑,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和专家反复论证,目前在保持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依照修旧如旧的办法进行保护修复,彻底解决房顶漏雨及返潮的问题。书法家启功题写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沈鹏为陈列馆题词“源溯先秦 功垂后世”,陈氏家族向陈列馆献出珍藏多年的大量实物和手札、书函资料。1993年,陈介祺故居陈列馆正式开馆供游人观赏,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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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自成一家 还是撰联高手
陈介祺是古文字学家,同时也是风格独具的书法家。陈介祺青年时代熟练“馆阁体”楷书,并苦临颜真卿,在颜体雄浑饱满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柳体的清劲有力。陈介祺在研究铭文的过程中,从“三代金文”的意趣窥见古人用笔之法,这就拓宽了他的书法视野。陈介祺提出“取法乎上,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从而他创造出既有楷书的法度,又有隶书的笔意和钟鼎文的神韵,端庄典雅凝重洒脱的“金石书体”。在书法界陈介祺自成一家,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称赞他的字“古逸绝伦”。
陈介祺对于学书法的对象也甚明确,他“钟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法真力足,则神理自高。先求风姿,俗软入骨,未易湔(jiān)洗矣”。陈介祺认为“六朝佳书,取其有篆隶笔法耳,非取貌奇,以怪样欺世。求楷之笔,其法莫多于隶。盖由篆入隶之初,隶中脱不尽篆法；由隶入楷之初,楷中脱不尽隶法。古人笔法多,后人笔法少；此余所以欲求楷中多得古人笔法,而于篆隶用心,且欲以凡字所有之点画分类,求其法之不同者,摹原碑字而论之,为汉碑笔法一书也。”
陈介祺是书篆和撰联高手,但极少因事赠与外界人士作品,即使同僚乡绅也不例外。陈介祺也有破例的时候,他曾主动给一工匠书赠一楹联。上款题“息舟有独行为余刻石撰此酬之”,落款“海滨病史”,正文“踽凉齐饿者 俎豆古逸民”。说起此楹联,还有一段故事在里边。
据说陈介祺的夫人李氏病故,陈介祺感念贤妻之“从德”,便铸了一块铜板在穴墓上当做盖石。在硬度极高的铜板上刻字非常人所能,当时潍县只有一人身怀此技,他就是韩秀岐。
韩秀岐是潍县东关人,自幼聪颖好学能诗善文,诗文之余攻篆隶镌铜银。陈介祺要在铜墓盖上刻字,多次邀请韩秀岐帮忙,韩秀岐方才答应。镌铜是一项十分费力的活,据传韩秀岐辛苦劳作,双手磨出血泡才告完工。
陈介祺想以金银作为工钱酬谢,韩秀岐不受,陈介祺赠以土地答谢,韩秀岐也不要。实在没办法,陈介祺想到了精神答谢,主动为韩秀岐书写了一楹联。
陈介祺的书法楹联,虽不能说是字字珍宝句句珠玑,却也是有钱难买,许多官宦人家豪绅之辈想买都买不到。对耿直高士韩秀岐来说,陈介祺赠与的楹联是最好的答谢。
海峡两岸专家共话簠斋
2012年8月31日,由台湾玄修印社、台湾教育书法家协会和西泠印社、潍坊市人民政府、山东印社、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城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在潍坊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文物收藏展暨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金石、篆刻界、书法界代表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下面是摘编研讨会上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陈介祺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繁荣
孙慰祖(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陈介祺不仅是收藏大家,而且是一位渊深的金石学家。他的研究风格自成一家,他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收藏理念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繁荣。陈介祺文物收藏和金石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在他身上完美结合,在我们金石学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我觉得这样的学术精神在当时,在今世,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著名金石学家王献唐对其评价为“心细如发,眼明如炬”。陈介祺的学术活动,在当时的潍坊地区影响和扶持了一批后学,簠斋的学术活动也带动了潍坊地区古玩收藏风气,同时也使得大量金石文字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时至今日,依然有大批簠斋研究者及金石研究者、爱好者专程来到潍坊,拜谒簠斋故居。
陈介祺远见卓识影响整个金石界
范正红(山东印社社长,山东财经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毛公鼎是陈介祺一生中最珍重的一件藏品,也是考释毛公鼎的第一人,使毛公鼎成为举世闻名的瑰宝。所藏极具历史价值的重器天亡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铜器,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实证之功。陈介祺所藏极巨,居曰“十钟山房”,所藏钟有11件,皆为文化价值甚大的重器。陈介祺金石收藏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文化与学术价值,与其卓越的眼光与金石价值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其收藏冠绝于一世,远见卓识影响整个金石界。
陈介祺的藏古、鉴古都是以其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前提的,这就使他丰富的金石收藏从今天的立场上看仍然具有深切的学术研究价值。至今,学术界把握三代铜器的价值仍然与陈介祺的观念一脉相承。我们从陈介祺对金石收藏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清代后期潍坊陈氏将负载中国先秦文化与学术价值的大量器物集于其门之内。今天若评价其文化与学术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宝藏。即此一点出发,陈介祺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也便凸显出来。
各种拓片印刷品为文人雅士收藏
简英智(台湾教育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台湾玄修印社前社长、台南大学教授)
毛公鼎对台湾的影响极大,台湾推行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有国之重器、文化法统象征的毛公鼎,自有特别的意义,成为当时安定民心,复兴中华文化的有力文物。是各级学校国文、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
篆刻必学识篆与写篆。陈簠斋所藏精拓毛公鼎、叡钟等金石拓片及秦诏版铭文拓片,在篆刻界崇古以古为尚的思潮下,也成为取资的重要材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了以毛公鼎、散氏盘等全形拓并铭文拓片,为一全开宣纸的精美印刷品,上有孔德成先生篆书题额,风行一时,深为篆刻者喜爱而收藏,也为文雅之士相互赠礼的热门雅物,欣赏之外临写金文、秦诏铭文,亦是一时之尚,产生一些金文大篆书法大家,如李猷、曾绍杰、王壮为、王北岳、高拜石等,其中高拜石、梁乃予写了大量的秦诏铭文书法,跌宕浑朴,笔力挺劲。
《簠斋金文手稿》奠定其文化史上的地位
蔡哲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簠斋金文手稿》为陈介祺金文研究札记手稿,馆方记录手稿出版年代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4)散页手稿,并于1985年编黏成册,又制作为光盘。本书由史语所整理,定名为《簠斋金文手稿》。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陈介祺的研究成果,二是陈氏收藏品拓片汇集。封面有民国七十四年六月编订并设计手装等字。《簠斋金文手稿》,在考释内容、图书存疑、考释文字、辨别伪器、判定时代、判定器性、判定器主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簠斋金文手稿》看簠斋,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崇高地位,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人物。
率先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三大主要类别
林文彦(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教授)
在中国,作为信验作用的玺印和封泥同时产生,历代对玺印关注较多且深,至于封泥,截至晚清,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曾针对封泥比对简牍检署制度,从功用、兴替及玺印和封泥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全面性的考察,创获颇多。同时期偏居一隅的陈介祺先生,辗转获得刘喜海最初所得的蜀中、关中出土封泥几十枚,后在咸丰元年所著录的《簠斋印集》中刊载130余枚封泥,并率先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同列为三大主要类别。
光绪初年,陈介祺又偕同吴式芬据所藏封泥进行考证,在吴氏卒后,敦促其婿、子,合两家所藏辑刊为《封泥考略》,陈氏并于所藏封泥拓本下注相关考证资料,成为最早将封泥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考证运用之发端。
元代赵孟俯自篆后请人镌刻的细朱文印,后世称为元朱文。在封泥尚未广为流传的140年前,陈氏透过宏富收藏、著录传古、洞察鉴古、题记辨伪、考证精研、发微真知,率先提出封泥远较追踵元朱文为佳的创获,实为真知灼见,即便在今日,借鉴封泥也是印人探究朱文印表现形式的一条重要蹊径。
簠斋极具超前意识
陆明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从陈介祺咸丰四年(1854)归里后,至其卒(1884)的三十年中,正是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期,国内爆发了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外国列强纷纷觊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运多厄,清政府摇摇欲坠。在这种背景下,陈介祺不仅为国之命运而担忧,同时堪忧收藏的前景。他无法做到不闻、不问世事,尤其是其逝前的最后两三年(光绪八年至十年),这几年中他投以极大的精力来关注时局,并尽一介书生之力,直陈国事,阐发己见,寄呈于友人及有关政要。簠斋虽僻居潍城,对朝政及时局,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国事,并时时关切着朝廷的安危、国家的命运。
簠斋对赈灾深有体验,除以上所言簠斋撰有《海防说》、《论积谷事目答问》、《担粥厂章程书》外,还撰有《铁路说》、《读张之洞奏疏之后》等,以陈己见,并表达了发展民族实业,走国人自强之路的建议,应该说是极具超前意识的。
推动地方文化发展
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
潍县金石学家最多,一是受地方文化传承影响,二是得益于陈介祺的推动。高庆龄与子鸿裁、侄嘉钰,以及郭启翼、郭麐、王石经等均是潍县知名金石学家,与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等均有学术交流。
陈介祺被认为是古今第一大收藏家,其学术识见是空前绝后的。而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审视,则是有其架起经学向金石学顺畅过渡,而又由金石学向考古学急速转化的桥梁。由于陈介祺的历史性影响,遂使山东在由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化过程中走在历史前列。
具有创造精神的书法家
蒯宪(山东省书协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山东印社副社长、潍坊市书法协会主席)
陈介祺不仅是卓有成就的金石学家,也是一位具有创造精神的书法家。他融篆、隶、楷、行诸体于一炉,形成风格独具的“簠斋金石体”,独步一时,为后人所称道。陈介祺出身晚清官宦世家,幼年即受到严格的正楷训练。我们今天看到簠斋楷书小字,功力深厚且不失性情。簠斋还在颜书下过功夫,如宽博的结构,铺毫的运笔,特别是以园转使笔,表现篆书体势,显得格外自然得体。
陈介祺一生以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为己任,对所获古物之文字摹录、考释,笔记文字多涉及古文字原型,除传达其意之外,更重要的是须依其形构,而其它记录文字则不必用古文字而用行楷书写,这种无数次的篆楷间的书写转换,自然萌发了新生的文字形态。
本期图片 王来臣 提供(署名除外)
部分资料由潍坊市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