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59期－－东汉末年的北海风流
东汉末年的北海风流
2012年9月3日 撰稿：韩钟亮
这里说的北海，是历史上的“郡国”之名。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始设北海郡，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又改郡为国。其时北海国下辖18县，其中13个县在今天的潍坊市境域之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潍坊其实就是曾经的北海。在汉末三国时期，短短70年左右的历史一瞬之间，北海竟出现了一大批或叱咤风云或风流绝代的人物，其灿若星辰，竞相辉映。这是时代的奇迹，也是“潍坊人”的骄傲。现在，就让我们翻阅这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数一数这串光彩熠熠的名字吧！他们是：“高志直情”的鸿儒孔融，以“经神”著称的经学大师郑玄，“侠肝义胆”的高士孙嵩，“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志行忠方”的邴原，“渊雅高尚”的管宁，以及在魏、吴、蜀三国身居高位且卓有建树的王修、是仪、滕胤……本期我们重点介绍孔融、郑玄、孙嵩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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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孔融被赞“必为伟器”
除了作为历史上的“郡国”之名,“北海”作为地理名词,其意因时而异,还多有所指。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它指的是渤海；秦汉以后,又成为塞北大泽之统称。据有关史乘记载,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始设北海郡,治所在营陵(今昌乐县东南)；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又改郡为国,治所在剧县(今寿光市纪台)。其时北海国下辖18县,其中剧县、营陵、平寿、都昌、安丘、朱虚、高密、淳于、东安平、平昌、昌平、下密、夷安13个县,就在今天的潍坊市境域之内。要数北海风流人物,当然应该首推曾经担任过北海国相、人称“孔北海”的孔融了。
孔融让梨,成为“孝悌”的楷模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系孔子第二十世孙。凡读过《三字经》的人,大概没人不晓得“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据说,有一天邻人送一筐梨于孔家,诸兄将大的选去,融在旁,从容取一小梨。众人曰:“你如何不取大的?”融对曰:“诸兄年长,正宜用其大的。我乃弟辈,焉能犯上而取僭(jiàn)越之罪也!”这个故事影响很大,但它仅见于《孔融家传》,正史中并不曾记载。不管怎么说,千百年来,人们是一直以孔融为“孝悌”之楷模的。
救张俭被投入狱,孔融与兄争死
如果说“让梨”讲的是孔融之“让”,那么下面这则轶事,讲的却是孔融之“争”——争死!
东汉末期,宦官制造了“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党人张俭遭到通缉,到处都在抓捕他。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此时,孔融十六岁,有一天他独自在家,突然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这人就是孔融哥哥孔褒的朋友,名叫张俭,因得罪了中常侍侯览而正受到追捕。张俭逃难至此,本来是想找孔褒掩藏的,但见孔褒不在,便显得惶急无状。这时小孔融却说:“我哥虽在外面,难道我就不能救你吗?”遂将张俭藏匿起来。
不料事后泄密,张俭虽得以逃脱,孔氏兄弟却受牵连而被投进了监狱。面对审案的法官,孔融主动承担罪过。他说:“藏俭者,融也,故当坐罪。”然而孔褒却道:“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担其罪。”
法官见状,无法裁断,只好取证于他们的母亲,其实是征求他们母亲的意见。岂料母亲凛然作答:“家中事从来是长者说了算的,就让我这做母亲的担罪吧!”
就这样,孔家“一门争死”,令“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即“议定”)之”。最后的结果是,朝廷以“诏书”形式,令孔褒坐罪伏法。
晋谒李膺机敏应对,被赞“必为伟器”
孔融因争死得到了“大显其名”的机会。于是在州郡,在朝堂,人们又纷纷传扬着下面一段有趣的轶事。
据说孔融十岁那年,曾跟随父亲(故泰山郡都尉)孔宙进京,打算拜访一下声名显赫的河南尹李膺。然而不成想,这位李大人“简重自居”,曾特意给门吏下达过命令:“凡有来客,非当世名人(即名士)或通家之好(即亲戚姻旧),一概不得通报。”彼时孔融当然还算不上名人,且他的家庭跟李膺也无甚瓜葛,于是孔宙就觉得很无奈很尴尬似的；倒是小孔融脑瓜奇灵,他眼珠一转,对门吏说,我就是李君的通家子弟,你快通报去吧!想不到还真“混”入了大门。而当李膺望着这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疑惑而问“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的时候,小孔融则从容答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老子(李聃),其同德比义,相为师友,则融与君岂非累世通家乎?”
小孔融的聪明回答,让李膺以及在座宾客莫不惊叹。只有一位迟到的名叫陈炜的太中大夫不以为然,当下以讥诮的语气说:“人小而聪,大未必奇!”不料话音刚落,小孔融反唇相讥说:“以君所言,君应早慧乎?”一句话引得满堂喝彩。李膺遂抚掌大笑道:“此子高明,必为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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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未成。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杜密
在说孔融的时候,有个人我们不能不提。他就是杜密。杜密字周甫,颖川郡阳城县人。他与孔融同时,但比孔融年长,又曾于孔融之前做过北海相,故论“资格”应是孔的“前辈”。杜密是由泰山郡太守调迁北海国相的。他后来去官还家,再后来复出,官升至尚书令、太仆,一时威名赫赫。然而好景不长。因为他作为士族代表人物,联手李膺等著名“党人”对抗宦官集团,不久即被罢官逮逋,一年后自杀身亡。在当时,杜密的地位和名气都很大,仅次于李膺,故时人与之连称为“李杜”。
据《后汉书》记载,杜密在任职北海相期间,有两件事办得挺好,为人称道。第一件是公正严明,惩罚奸恶。凡在县里任县令或县长者(注:汉代一县之执政者,大县称“令”,小县称“长”),纵然是朝中宦官的子弟,只要犯了“奸恶”之罪,一概逮捕法办,绝不姑息。第二件是举贤荐能,提携后人。杜密是发现郑玄的“伯乐”。
孔融北海为相受民爱戴
孔融年甫“弱冠”,便成为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先是“州郡礼命”,请他出来做事,而他一概拒绝。其实,这是两汉时代“名士”们对待官位的通常态度,哪有不“拿捏”一下而一请就到的呢?果然过了不久,孔融便被司徒杨赐辟为椽属；紧接着大将军何进又“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再后来,他又被辟为司空椽,拜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适逢董卓当权,孔融因屡有“匡正”之言与之龃龌。时值黄巾起义风起云涌,而北海最为“贼冲”,董卓为排斥异己,遂将孔融调离京师,远赴北海担任国相(即“郡守”)一职。是年孔融三十八岁。孔融在北海为相六年,他“收合士民,起兵讲武”、“立学校,表显儒术,举贤良”,深受百姓爱戴。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的史实与传说
如《后汉书》所记,孔融一到北海,即“收合士卒,起兵讲武”,并“驰檄飞翰”,向相邻州郡寻求救援。但因黄巾军兵多势众,孔融至少两次为其所败,处境极其凶险。第一次,孔融大败后退保朱虚(今临朐东南古城村)；第二次,则出屯都昌(今昌邑城西)。
孔融驻屯都昌时,曾为黄巾军管亥部包围,情势相当紧迫。无奈之下,他只好“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耶?遂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见《后汉书·孔融传》)
这也就是《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的故事。这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而罗贯中也并非虚构:太史慈的确因为其母亲受过孔融的照拂而感恩在心,于是单枪匹马前往北海救援,后又受命星夜出城,求救于平原相刘备。
据民间传说,刘备率关羽、张飞大败管亥解北海之围后,曾经在北海城高埠上阅兵点将；而这“高埠”,就是今天“老潍县人”皆能见证的关侯庙。如今台、庙俱在,就在十笏园之西北角。而据《潍县志》记载,此庙气势巍峨壮丽,高廊宏敞,悬山连殿,斗拱绝妙,“是潍城一大观也”。又称:“潍邑县治之左,有汉将军汉寿亭侯之庙,其由来旧也,地台高数仞,经纬数十丈,故老相传以为汉儒北海郡守孔文举练兵台也,上有论古堂与其生祠在焉”。
孔融举贤良,为郑玄专设“郑公乡”
我们今天尚能通过典籍了解到,宋政和四年和明成化十五年,曾分别在潍州公署后北城和潍城海道四巷路西建造过孔融祠,清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又重建了“北海孔公祠”,而且,历史还给我们留下了风雨磨蚀不去的纪念石碑和孔融塑像。由此不难看出当地老百姓对于“孔北海”的仰慕、爱戴之心。
其实,人民仰慕孔融、爱戴孔融,并不单单因了上面提到的他在北海期间“收合士民,起兵讲武”；更重要的,还是“立学校,表显儒术,举贤良”,如此种种。而关于“表显儒术”和“举贤良”,我们从史书中了解到,当时受他举荐的贤良,其著名者有郑玄、彭璆(qiú)、邴原等人。再就是郡人甄子然、临孝存,乃知名儒士,遗憾的是早已亡故；孔融“恨不及之”,无奈“命配食县社”,让其灵魂享受到人间的香火。
另外,孔融还发布文告,规定“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凡生活在北海这块地方的,概由公家出钱备棺殓葬。事实上,也正是因了诸如此类的善举,“孔北海”才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据《后汉书·郑玄传》所记,当孔融任北海相时,其“深敬于玄,屣履(拖着鞋子)造门”,亲到郑玄府上拜访。他为郑玄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郑玄唯一的儿子郑益恩举为孝廉；第二件事,即以国相名义发布告示,为郑玄特立一乡,名“郑公乡”。在孔融亲拟的这份文告中,他说:“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其文词可见他对郑玄评价极高。而且他还认为,以“郑公之德”,岂能“无驷牡之路”?因之“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他对郑玄的这份礼遇,的确非同寻常。
孔融对郑玄如此推崇敬重,郑玄自然无比感动,欲投桃报李。适逢黄巾军管亥部围困都昌,孔融的情况相当危急。郑玄得知消息,即派独生子郑益恩驰赴救援。交战中,郑益恩竟不幸殒身。由此可以说,郑、孔之间的情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呢。
孔融“高志直情”,却难以称为英雄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孔融在当代和后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总起来看,他并不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也谈不上“军事家”。《后汉书》评价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张璠(fan)的《汉纪》则认为孔融“不识时务”,这都是中允之论。且看孔融在北海六年,而北海是大郡国,论当时条件,他比刘备要好得多,比曹操也差不了多少；然而曹操、刘备都成功了,而孔融却“迄无成功”。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有一位叫左成祖的人,系“清隽之士”,但孔融并不信任,甚至还稀里糊涂将其杀死。在这件事上孔融的确有失“民望”啊。
上面我们提到,孔融在北海曾两次遇难；其实还有一次,不过来犯者不是“黄巾”,而是袁绍之子袁谭。那是“建安元年,(孔融)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才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孔融却能“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据《后汉书·孔融传》)。我看孔融这是假装的从容、淡定。他根本无法与“空城计”中的诸葛亮相比。事实上孔融也的确遭受了惨败,致使北海城于夜间陷落,他无奈“乃奔东山(即今潍坊市潍城区西的孤山)”,而妻子被袁谭所俘虏。
由此可知,孔融尽管在北海威信极高,但也有诸多遗憾。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刘备、曹操之类的“英雄”或者“奸雄”。然而正如《后汉书》撰者范晔所评论的:“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慨而忤雄心”,“懔懔乎,皜皜乎,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看来他志向很高,性情直爽,而人格品质又可以和琨玉秋霜相比——关于这些,在孔融后面的经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孔融被曹丕尊为“建安七子”之首
曹丕即魏文帝,对孔融的文才相当推崇,称其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列其于首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孔融的作品“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并把孔融比作杨雄、班固之俦。更有甚者,还特别发布文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孔融的遗作,“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由此可见其对孔融的崇爱之情。事实上,孔融也正是凭着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而为后世矗起一座辉煌的丰碑。所以,我们把孔融列为“北海风流第一人”,应该不会错的。
孔融的代表作,当然是其散文,如《与曹操论盛孝章书》等流传后世,脍炙人口；但他的诗歌也很好,颇有特色。现在,且让我们来读一读孔融的《临终诗》吧。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同冥窒。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花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该诗的头几句,是作者沉痛而惋惜地宣告了“事败”,即挽救汉王朝事业的失败；并且检讨了自己不慎小节,多言多失,以致造成了河溃山坏般的重大损失。中间几句是痛斥那些制造谗言陷害他的小人,同时又哀叹满朝官员,大都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最后他则以极其沉痛的笔调,做了无可奈何的结笔:活在世上多有所虑,倒不如以死来解脱苦恼。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现在一切都让它了结去吧!……这首《绝命诗》,是孔融为汉王朝提前唱响的挽歌。它真实地显示了发生在孔融身上的悲剧是多么的沉重!
上面的《临终诗》,选入了《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还有一首《离合郡姓名字诗》,也是孔诗的代表作,在此一并录下,以飨读者:
渔夫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行施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予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翼未张；龙蛇之蛰,俾也可忘。坆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我们知道,“离合诗”乃杂诗的一种。这首诗是在诗句内拆开某一合体字的结构,取其一半,再和另一合体字的一半凑成他字。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关于此诗,不要说我们今天难于模仿,即便当时人物亦须细细揣摸,慢慢领会其中的奥妙。但我们借助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大体了解到:此诗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包括他在北海的六年,其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但从“六翮不奋”开始,则暗喻了祢衡遭逐、董承受戮及他自己被“闲居”等一系列曹操所做的罪恶；此后他又表示自己不求名利,不言世务,“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地徐徐前进。此诗显示了孔融笔力高超,他人难及。恰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孔融反对曹操禁酒遭灭族
孔融是在建安元年之末离开北海去朝中任职的。来到许都,他先是做将作大匠,后迁九卿之一的少府。起初他与曹操的关系还算不错,曾有诗赞操“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孔融发现曹操已将献帝架空,特别是建安五年那场宫廷血案之后,两人的关系便急遽恶化。最令曹操不能容忍的,也许是关于“酒禁”的争论。最终,“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三番五次嘲讽曹操 孔融曹操关系恶化
孔融与曹操关系恶化的表现,比如孔融曾上过一篇《宜准古王畿(jī)之制》的表文,主张“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意即京都周围,千里以内的地方须归朝廷直接管辖。其目的非常清楚,那便是尊崇献帝,扩大汉室实权,限制曹操势力之膨胀。须知曹操当时正封着“吴平侯”,而武平属陈郡,距许都仅三百里左右。曹操读过这份表文一定会想:孔融岂不是要我徙封搬家,到边远地方去享受食邑吗?……
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决漳河之水攻克邺城。冀州秩序尚未安定,其大公子曹丕便急不可耐地闯进袁氏内宅,对袁熙的美妻甄氏动手动脚。曹操听到消息不仅不予以阻止,反倒亲派车仗为丕迎娶甄氏。此事传扬开来,士大夫多所诟病,但都敢怒而不敢言。而唯独孔融,按捺不住怒火,竟给曹操写去一信。信中有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说得没头没脑,曹操莫解其意。待数日后,操与融路上相遇,遂借机请教:“武王以妲己赐周公之句,未知出何经典?”孔融便呵呵一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这才晓得孔融是用自造的“典故”嘲讽了自己。
还有一次,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凯旋途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写出了千古不朽的诗篇。是时文武百僚远出接驾,能赋善诗者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唯独孔融,此刻却给曹丞相呈上一函。曹操原以为这也是歌功颂德的诗赋呢,岂料展开一看,却写着:“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供楛(hù)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曹操当然明白信里的意思,无非讽刺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就像古代肃慎氏不向周武王贡献楛木箭、苏武在北海边牧羊时丁零国民偷窃他的牛羊似的。(此等草芥小事,怎值得大动干戈!)
粮食短缺,曹操禁酒遭到孔融反对
据《后汉书·孔融传》说:建安年间,因天灾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曹操“表制酒禁”,而孔融反对禁酒,“频书争之”。这里说的“书争”,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展开辩论。且请看孔融传世的《与曹丞相论酒禁书》:
“夫酒之为德久矣。故先哲王,类帝禋(yīn)宗,和神定人,以齐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斛,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卮鸿门,非豚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酺(pú)醩(zāo)歠(chuò)醴(lǐ),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这封“书”气势恢宏,言词激烈。起题即提出“酒之为德”,随之对准曹操所持有的“酒之为祸”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他说:天上有“酒星”,地下有“酒泉”,人间有“旨酒”,可见酒于天、地、人,皆重要无比不可或缺。且让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吧:如果尧帝没有饮过千钟酒,那他就不可能建立太平社会；如果孔子不能饮百斛酒,那他就不可以被称作圣人的。再说樊哙,如果没有豚肩和酒,他就不会在鸿门宴上奋起舞剑；义士们私养“赵氏孤儿”,后来让他坐上王位,全仗那一卮酒所激起的雄气。而汉高祖若不醉酒,就没法斩杀白蛇开创一代帝业；汉景帝若不醉“幸”唐姬,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兴；再说袁盎(即爰盎)呢,若没有醇酒的力量,他肯定不能逃脱性命；于定国若没有一斛的酒量,大概也无法清醒正确地断案执法。所以说,高阳酒徒郦食其著功汉朝,全都是他能饮酒的缘故；相反的,屈原不能饮酒,方使他在楚国遭遇窘困。由此看来,酒啊,它是不可以为政治上的错误担负罪名的呢!……
曹操收到这封“论酒禁书”,当然要予以回答。今天我们已无缘一睹曹操的回信,但却能有幸读到孔融的“再答”。在“再答”中孔融说道: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如果说孔融的第一封书信,其文字还能让曹操当“花枪”来欣赏的话,《再答》的文字却如蘸了毒液的利剑,一下子就刺中了曹操的命门。且看:“而将酒独急着,疑但惜谷耳。”说得没错,曹操之所以禁酒,就是为节约粮食,用于战争。但这话谁都不能讲,因为严格说来,这似乎牵扯到了“军事机密”。若干年后,杨修也正是因“鸡肋”为口令而猜到了曹操的意图,结果被曹操斩首示众的。于是曹操先让御史大夫郗虑向孔融发难,“以微法奏免融官”。
过了一年多,孔融复拜太中大夫。其虽处“闲职”,却未收敛锋芒,而是高调处世,让“宾客日盈其门”；并且他还沾沾自喜曰:“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分明就是向曹操的挑战。更有甚者,兴之所至,他总要想起被王允砍了脑壳的蔡邕(即蔡文姬之父)。鉴于斯人已去,无法再生,他竟别出机杼,找了一个与蔡邕面目酷肖的“虎贲士”(即卫士),让其穿上蔡邕生前常穿的衣服,然后入席参加酒会……如此怪谲之举让曹操愈加不快,从而下定了除掉他的决心。
于是在《后汉书·孝贤帝纪》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关于孔融之死,《后汉书·孔融传》还说:融有一子一女,“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得巢毁而卵不破乎!’”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后汉书》接着说:在孔融的孩子们寄居的那户人家,主人有吃剩的肉汁,男孩因又急又渴,很想饮一点肉汁,却不料女孩,就是他的妹妹,竟呵斥道:“你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难道你还想尝尝肉的滋味吗?”于是那男孩不得已“号泣而止”。没过多久,就有人将孔融子女的事情报告曹操。操颇感震惊。震惊之余,他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遂将只杀孔融一人,改变为“灭其族”。
孔融“罪状”被说成不忠不孝
说到这里,孔融的故事应该彻底结束了吧?但很遗憾,仍没有。因为孔融的“死因”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这牵扯到犯人的“罪状”问题。史书上闪闪烁烁,似藏又露,令人费解。有论者认为,孔融是因为反对禁酒而被灭族的,但有意思的是,“罪状”里却压根没提一个“酒”字。在《后汉书·孔融传》里,倒是有着这样的记载: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召合徒众,预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立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容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这就是说,由路粹(这也是大文人,但论“文名”不及孔融,亦不在“建安七子”之列)整理的罪状,所列举的孔融之罪共有四条,其中最重的是一、四两条。其一:孔融在北海任职期间,曾经有“召合徒众”谋反汉朝的言行。其所谓的“卯金刀”,指的就是“卯金刀”所组成的繁体汉字“劉”(刘)。该条“罪状”的意思是,“孔融认为他乃孔圣之后,天意欲令孔氏取代刘家天下”云云。但这话一听就叫人发哂,因为它绝对不像孔文举所说的话,倒颇像“黄巾贼”的口吻。其四,单就“子之于母”、“父之于子”的关系,在哲学的意义上讲孔融和祢衡都没有错。曹操自然也读过几本古书,他不会不晓得孔、祢之论仅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而已。王充在《论衡》里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然而曹操一定要将其列为罪状,原因无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以孝治天下”,而孝,有时看得比忠都重要。孔融实际上就是魏国创建者曹操以“孝”杀人的第一例。于是荒谬而滑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罪犯,不是在其生前被告知他触犯了哪条律法,而是在死后“接”到了如上那份“罪状”。其实这“罪状”压根就不是为孔融写的,说到家,它无非是安抚那些为孔融抱不平的人罢了。
这一次曹操做得相当老道。他首先授意路粹写了一封检举信——就是上面的“书奏”。该“书奏”中所列之孔融四罪,不仅无一字与曹操或禁酒相关,而且桩桩件件都涉及到了“忠”、“孝”二字。须知古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最为重视的便是忠孝,而国家法律以最重刑罚所捍卫的亦是忠孝。抓住了犯人的不忠不孝,那就是击中了蛇的“七寸”。所以这份新版的检举信应该说相当精彩。
但“精彩”者不唯如此,还有后来的“宣判书”,即以国家名义向全国军民所颁发的“文告”。且看《魏书.崔琰传》注引的《魏氏春秋》:“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椽属,皆使闻见。”此“文告”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孔融之罪乃“违反天道,败伦乱礼”；二是所颁发的范围重在军队(“诸军将校椽属”),而非郡县。看来曹操之“惧”,主要在乎军人。
然而,纵使曹操苦心孤诣,在杀掉孔融后作了一系列补救性措施,而他也自认为这些措施天衣无缝,会将他的罪恶包藏得严严实实；但这毫无作用。事实上在他所建立的魏国灭亡不久,敢说话的史家就开始怀疑,孔融之死该是他得罪了曹操的缘故。而社会发展到宋代,有一位气质秉性与孔融差不多的大文豪,就是苏轼,对于孔融之悲剧痛心疾首,对曹操之卑劣则恨得咬牙切齿。他写过一首《孔北海赞》:“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三十)
鲁迅先生在《而已集》中对孔融事件亦有很长一段评论。先生在揭露了曹操杀孔融是因其“专喜和曹操捣乱”之后,再以他特有的幽默说道:“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郑玄为“儒生所仰 群士楷式”
郑玄,字康成,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秋七月初五,出生于北海国高密县西南(今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后店村)一个比较贫苦的家庭。其八世祖郑崇,在汉哀帝时做过尚书仆射,因正直敢谏,被奸佞迫害致死。到了郑玄父亲的这一代,已家道中落,境况大不如前了。在北海相杜密的帮助下,郑玄开始游学生涯。之后,回到故乡高密,他避开尘嚣,“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到了灵帝朝之末,郑玄已经是“儒生所仰,群士楷式”的大名人了。他虽无意仕途,最终却有“大司农”官衔。
拜马融为师,然而三年不得见老师一面
郑玄先是师从京兆人第五元先(复姓第五,名元先,一说名元),弄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之精义；又跟随东郡人张恭祖,受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学罢,他感到“山东无足问者”,遂负笈西行,游学关西,拜著名学者扶风人马融为师。
其时马融门下有业徒400余人,但能升堂入室当面聆听其教诲的,却不过五十几位。据说马融平素“骄贵”得很,架子摆得挺大,讲学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依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致使郑玄虽在其门下,却三年不得谋面。说实话,马融只是通过其高徒(譬如卢植),将学问“转授”于郑玄罢了。但郑玄并不计较马融的“骄贵”态度。他在马融的居处附近自建了简易的庐舍,勤奋研习,毫不懈怠。
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时光。某一日,马融会集他的高等学生,考论“图纬”(两汉时的图籤、纬书之学),演算浑天问题。不料诸弟子竟无人能释疑解惑。马融听说郑玄擅长算术,遂将其召见于楼上。这是郑玄第一次跟师傅坐得那样近,然而却不是他聆听教诲,而是向师傅解释疑义。郑玄遂运用他学过的数学知识,转动算具进行演算,居然“一转便决”,瞬间就解出了结果。于是举座皆惊,“众咸骇服”。不过,谁也没想到,“演算”刚刚结束,郑玄便向马融“辞归”——向师傅提出了“学成归乡”的要求。分别的时候,马融望着郑玄的背影,心绪极其复杂。他不禁喟然长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将把我的学问带到关东去了)!”……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世说新语·文学》里的一段记载。据说,马融见郑玄执意辞归,不禁心生叵测,“恐玄擅名而心忌焉”,便亲自骑上马追赶,想把郑玄杀死。而郑玄亦疑有追袭,乃想出一计。遂坐于桥下,在水面上摆弄他的木屐。不久马融追至,“转式逐之”。其“演算”所得出的结论,乃是“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由此而断定“此必死矣”(意思是郑玄必然已死掉了)。于是马融便不再追赶,而郑玄亦得以逃生。这故事当然有趣,但其实经不住推敲。近有当代学者考证,彼时马融已是88岁高寿的老人,显然他不可能亲自骑马,去干杀人的勾当,何况那又是自己的门生呢!
却说郑玄在外游学十多年,于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回到了故乡高密。但因为家境更加贫困,不久又到附近的东莱(今山东即墨),一边种地务农,一边收徒讲学。随着名气的越来越大,其时追随郑玄的徒弟,已有“数百千人”之多了。
然而命运多舛。两年之后,到了灵帝建宁二年,其时宦官当权,“党锢”祸起,郑玄因为早年曾得到北海相杜密的提携而遭受株连,遂被抓进监狱。出狱之后,他避开尘嚣,“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其时任城人何休发表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毂梁废疾》,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郑玄持有不同观点,于是针锋相对,撰写出《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与何休辩论。何休读了郑玄文章,竟惊而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后汉书》就此评价说:郑玄之论“义据通深”,从此“古学遂明”。事实上正是《发墨守》等三部论著,奠定了郑玄“经学大师”的地位。
他无意仕途,最终却有了“大司农”官衔
说话间到了灵帝朝之末,郑玄已经是“儒生所仰,群士楷式”的大名人了。彼时在朝中掌握实权的大将军何进(就是《三国演义》第二回中“谋诛宦竖”的那位“国舅”),为了显示自己的“礼贤下士”,便“辟”郑玄入府,做大将军的椽属。行文下来,青州和北海的长官们明明知道郑玄无意仕途,却也不敢违迕国舅爷之命,只好“迫胁”郑玄遵从。郑玄亦无可奈何,“不得已而诣之”——很不情愿地去拜见何进。何进大喜,破格儿“专设几杖”,“礼待甚优”。尽管如此,郑玄却拒不接受朝服,仍然坚持以平民的装束与何大将军相见。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勉勉强强地仅在大将军府住了一宿,第二天就悄悄逃走了。
继何进之后,袁隗(即袁绍的叔父)又上“表”朝廷,让郑玄担任侍中。郑玄却借口“父丧”,没有到任。此时郑玄行年63岁,正偕其弟子们在徐州依附陶谦。适逢孔融赴北海为相,其深慕康成先生之名,遂“屣履造门”,探视郑宅；并告令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此表示敬慕之意。
根据民国版的《高密县志》,我们知道,孔融在其《告高密县修郑公宅教》中曾这样说过:“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傥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他的意思是:要求地方上一定修缮好郑玄家的房屋墙宇,并保护好他的林木,以等待郑公回家安居。
此外,孔融还特意为郑玄发布了一则《告高密僚属教》:“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就是说,援引古时周朝人尊重师辈称作“尚父”之例,自今而后,大家称呼郑玄,一律为“郑君”,而不得直呼其名。
其实,器重郑玄的不只何进、袁隗和孔融,另外至少还有徐州牧陶谦,即《三国演义》第十二回中向刘备三让徐州的那位陶恭祖。时值黄巾军寇掠青州,殃及高密,郑玄避乱徐州,陶谦待之“以师友之礼”。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客居徐州数年,于建安元年返回高密。刚刚踏上家乡的土地,却不料途中与“黄巾贼数万人”相遇。于是一件惊险、幽默而又发人深思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从前文中了解到,就是在黄巾军围困北海的那一年,郑玄之子郑益恩因援救孔融而不幸殒身；而当年郑玄也正是为了躲避“黄巾之祸”而逃离高密的；他现在又不幸与“贼”相遇,这难道是宿命使然吗?……郑玄自忖凶多吉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贼”们一旦晓得了这位路人不是别个,正是郑玄,非但未加之利刃,而且“见玄皆拜”；这且不说,“贼”们居然还互相约定:既然郑玄先生是高密县人,那么从此以后,我等便再不会进入县境骚扰啦!……由此可见,黄巾军对郑玄是何等的尊敬啊!
郑玄既然已经是海内闻名而为天下人尊敬的大儒了,所以他不可能在家乡即所谓“郑公乡”里呆得太久的。果不其然,盘踞冀州的汉大将军袁绍,不久就派来了使者,邀请郑玄到他的身边“做客”。
正如史书所载,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又表其为“左中郎将”。但郑玄皆未接受。后来,朝廷又公车征郑玄为大司农(属于中二千石的高官),而且为吸引郑玄痛痛快快地进京上任,还特批安车一乘,并令沿途各地“长吏迎送”,其足见皇恩之隆重。但此时郑玄年迈多病,力不从心,在家拜受后,乘车至许昌(另有一说,他连许昌亦未至),又托病向献帝请求回归故里。不管怎么说,“大司农”的官衔他是有了,故此世人即以“郑司农”称之。
是杜密改变了“乡啬夫”郑玄的命运
郑玄幼承家族遗风,聪明好学,向有“神童”之誉。他酷爱读书,喜欢书数(八九岁能算乘除)；且不图虚荣,而务实学。据说,十二岁那年,曾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做客。适逢正腊,同列十多人都穿着漂亮衣服,夸夸其谈,唯独郑玄神情漠然,不太合群儿似的。后来母亲私下责备他,而他回答说:“此非我志,不在所愿!”——这一句话就显示了他非同凡俗的志向。
郑玄因家境清贫,十八岁时曾经做过“乡啬夫”(即乡一级的管理诉讼或者赋税的小吏)；但他一心向学,不屑为之,不久即编造了个“有病”的理由,得以“休归”。为此,曾惹得父亲几度发怒,然而终究无可奈何。
大概就在这时候,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县视察,发现“乡啬夫”郑玄非常聪明,具备“异器之才”。为解决其家贫无力求学的困难,杜密先是在北海郡给郑玄安排了职务,以吏俸资助他求学,送他到太学里受业深造。从此郑玄开始了游学生涯。
就这样,北海相杜密以其识珠慧眼,改变了一个小小“乡啬夫”的命运,使其后来“蜕变”为名闻千古的“经学大师”。
郑玄创立郑学被称为“经神”
郑玄在经学、文献学、教育学、法律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集汉代经学之大成,遍注群经,兼融今古,创立“郑学”,使注疏学达到了顶峰,且开创了后世“义疏”之先河。当时郑玄即被学者称之“经神”。
培养弟子上万,传刘备曾拜郑玄为师
在遍注群经的基础上,郑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郑玄为《周礼》、《礼记》、《仪礼》作注,著有《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当时即被学者称之“经神”。《后汉书》编撰者范晔则评价他“经传洽熟,成为纯儒”；刘勰认为“郑君之释《礼》,要约明畅,可为式矣”；清代大学者戴震则认为,郑康成的《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
他又是汉代杰出的文献学家。如果说孔子第一次整理和编订了《六经》,那么郑玄则是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和注释了几乎全部儒家经典。他从校勘入手,广罗众本,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校勘原则和方法,为后代学者提供了范例。他尤长于训诂,其丰富的成果,为训诂学的研究贡献了珍贵而典型的例证。
不仅如此,郑玄还是汉末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继承了自孔、孟以来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又吸收了汉代学者的思想学说,在经注中表现了对教育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对儒家经典有关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精辟论述,充实和发展了教育理论。
他从事经学教育三十余载,培养弟子上万,其中不少成为了大官或名士。如御史大夫郗虑、尚书崔琰、魏郡太守国渊,以及刘备的骨肱重臣孙乾等。《三国演义》称刘备亦曾拜郑玄为师,却不确凿。不过,蜀国大将姜维和魏国大臣王基,则应该是郑玄的“再传弟子”。
此外,郑玄在自然科学领域亦有辉煌成就。他精通天文、历法,能正确解释经书中记载的天象和天文仪器。尤令人惊叹的是他在力学方面的探索。据1993年4月1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我国东汉学者郑玄,早于英国的胡克1500年,发现了弹性定律(胡克定律)。其证据是郑玄的《考工记·弓人》一文,“正确揭示了胡克定律中力与变形成正比的线性关系”……郑玄的这一成果已被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力学词典》。因之有学界权威认为,“可将胡克定律改称为郑玄——胡克定律”。
总之,郑玄是一位通才、大家。他知识面广,学问渊博,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工具书《辞海》上,许多字词的涵义都是以他的解释为准。
“一饮三百杯”,郑玄好酒能饮流芳百世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郑玄不仅是经学大师,还是一位好酒能饮的“酒儒”。
明代大学问家袁宏道在其《觞政》中评价:“郑康成,饮而儒”；意思是说,郑玄愈饮愈显儒雅。而也是在这篇文章里,袁宏道还评价“孔北海,饮而肆”。这就是说,与郑玄比较,孔融则愈饮愈放肆无忌。
关于郑玄能饮的记载,可见于《后汉书》的《郑玄传》:其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者邀请郑玄。郑玄到达冀州之后,袁绍“大会宾客”,玄最后至,却被“延升上坐”。《传》中提到这则轶事时,描写郑玄“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不仅称赞了他的形体容貌与风度,而且说到了酒量。按古代“一斛”为十斗计,东汉时的一升,约合今天的0.1981公升。这就是说,已经七十多岁的郑玄,一次大约饮酒20公升。虽说古时的酒含酒精量低,与今天的“烧酒”不可同日而语,但20公升毕竟也是不小的酒量。
另据《世说新语》注引的《郑玄别传》说,袁绍聘请郑玄到冀州作僚属,过了一段时间郑玄请辞,袁绍于城东设宴,为之饯行,事前嘱咐众陪客,一定要让郑玄喝醉。于是,“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史之容,终日无怠”。后世文人善饮者多慕郑玄之名,譬如“酒仙”李白就曾有诗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当一饮三百杯”,此“一饮三百杯”,指的应该就是郑玄。
在郑玄初到冀州的那次宴会上,袁绍身边众多幕僚,俱是豪俊雄辩之才,他们虽早闻康成之大名,然而出于妒嫉与不恭,蓄意让其当众出丑。于是纷纷提出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与郑玄辩论。然而郑玄“依方辩对”,侃侃而论,使众人闻所未闻,“莫不嗟服”。
座中有一位袁氏幕僚,忽然间站起,先向郑玄自我介绍说:“在下应劭,字中远,故泰山郡太守。”然后又说:“我欲拜先生为师,北面而称弟子,如何?”不想郑玄却笑笑,含蓄作答:“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颜回)、赐(子贡)之徒,不称官阀。”结果弄得这位“故太守”面带惭色而退。
根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所注引的《郑玄别传》,我们知道,在郑玄返回家乡的前夕,袁绍又安排了一次宴会为他送行。文中提到:“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这又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它看上去平平常常、轻轻松松,可如果你特别留意于“欲玄必醉”四字,那你将看到这里面埋伏着杀机,闪烁着刀光剑影!
原来古时朝廷或者权臣摆宴,往往要特别任命“酒监”、“酒史”,而让其遵照一定的法则,维持酒场秩序。因为摆筵的主人赋予他“以纠座人”的职责,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在酒场上为所欲为。如果某位酒客违反了饮酒的“游戏规则”,在礼数上出现了某些差错,那么此人很可能就惹来杀身之祸。(譬如在东吴暴君孙皓的宴会上,不知有多少不胜酒力的官员,仅仅因为达不到“饮酒七升”的限数,就“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据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一场在冀州治所邺城东郊所举办的“饯行宴会”上,72岁的康成先生一定凶多吉少!
然而,这场“饯别宴会”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据《郑玄别传》的记述:宴会从早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所有送客者一一用酒杯表示了他们的“情意”。郑玄共饮酒三百余杯,而“酒监”(或“酒史”)认真负责地观察了郑玄自旦及暮饮酒的全部过程,发现他不论是“酢”,抑或是“酬”,杯杯不拒,且举止儒雅,丝毫显不出疲倦的神态。袁绍等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送郑玄上车,目送其高大身影渐渐远去。
老迈郑玄被逼随军时辞世
郑玄是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去世的,享年74岁。这年春天,袁绍与曹操相争,暴发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之后,袁绍令其子袁谭强逼郑玄随军。郑玄纵已老迈,且疾病缠身,却也不敢抗命。不幸的是,他“载病到元城县(今河北大名),病笃不进(食),其年六月卒,(享)年七十四”(《后汉书·郑玄传》)。然而,曹操曾做诗,说郑玄“行酒伏地气绝”,即是在“行酒”的过程中突然跌倒猝死的,用今天的话则是非正常死亡。如此种种,郑玄死因引发诸多猜测。
被袁绍逼迫带病随军,途中郑玄不幸辞世
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天,郑玄曾作一梦,梦见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睡醒之后,他“以籤合之,知命当归,有顷寝疾”。
“寝疾”,就是卧病。照理说卧病者应该静静休息调治；但很遗憾,他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此时,袁绍正与曹操相拒于官渡,一场“军阀”间的大决战即将开始。袁绍为了壮大己方的声势,遂令其子袁谭(时为青州牧),采取“绑架”似的手段,逼迫郑玄随军。郑玄迫不得已,“载病”上路。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时,他病情加重,已不能进食,遂于六月不幸辞世。
曹操称郑玄行酒时跌倒猝死,为非正常死亡
关于郑玄的死因,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表示了怀疑。譬如鲁迅先生,在其《而已集》中曾说到:“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查阅《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在裴松之的注中,就会发现如下的几句话:
“《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词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
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认为郑玄是在“行酒”的过程中跌倒猝死的,因之这应该叫“无病而卒”,拿今天的话说,就叫“非正常死亡”。若果如此,则死因无非两个:一是有人投毒,二是郑玄本人饮酒过量引发了致命的疾病。不管哪个原因,人总是死在酒席上的,因此“作东”的袁绍当难辞其咎。
但是,曹操此人诡谲狡诈,世所公认,故又焉知此话不是他故意编造,意在栽赃于袁绍呢?
死后葬于剧东(今青州市郑母镇),后迁葬潍坊市峡山区后店村西。郑玄墓现在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有清乾隆十四年镌刻的“郑康成先生之墓”石碑。墓西南有郑公祠堂三间。祠前阶东,立着金承安五年重刻唐万岁通天元年使承节所撰后汉大司农郑公之碑。阶前偏西,有一株老柏树,相传为郑玄手植,虽早枯死,但姿态如虬龙,尤可见当年气势。现在此地已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
郑玄之孙在“高贵乡公”时代被司马昭鸩死
前文说过,郑玄唯有一子,名益恩,因救孔融而遇难。郑益恩之死无疑是郑玄的极大悲剧,但聊可自慰的是,益恩留下了“遗腹子”,使郑家的香火有了希望。郑玄翻看婴儿的小手,“以其手纹似己,名之曰‘小同’”。(《后汉书·郑玄传》)
据说,郑小同“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气量”(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在魏文帝时期,郑小同曾被拜为郎中,但他“长假在家”,并未莅任；齐王曹芳主政时,官至侍中；曹髦(máo)即位后,其更见信赖,常为髦讲授经业；甘露三年(258年)赐爵关内侯,诏为五更；但后来,在“高贵乡公”时代,却被狠毒的司马昭鸩死。因此郑小同应该是为魏国而尽死节的忠臣。
从民国版的《高密县志》我们知道,“高贵乡公”曹髦曾颁布过《养老诏》,《诏》中说:“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此处所谓的“三老”、“五更”,指的是当时各级政府所选出的致仕而德行兼备的老人,政府为之设专席,让他们帮助治理。王祥乃史上有名的大孝子,其故事妇孺皆知,而郑小同能与之比肩,此足见其德高望重。
另据耿天勤先生主编的《郑玄志》:“小同有二子,长子名慎修,次子名自修。慎修痛父以谏遭害,遗命后人终不仕晋。所以郑氏后代多躬耕农桑,隐居不仕。现在,郑玄嫡孙郑学善仍生活在潍坊市峡山区后店村,从事农业生产。”
◎相关链接
郑公祠
郑公祠位于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后店村,砺阜山之南,峡山水库东岸,潍河即从郑公祠西侧北去。史书载,郑公祠位于潍水之曲,砺阜之阳,其东面、南面良田千顷,周围湖光山色,风景宜人。历史上“郑祠老柏”就是“高密八景”之一。
郑玄死后即葬于今青州市郑母店,后墓坏移葬今址,墓前有祠。当时郑墓周围7里内都是郑氏家族的墓区,即郑家茔。此后历代王朝亦都崇郑,并为其重修扩建祠庙。唐贞观、万岁通天年间,宋真宗时代,清雍、乾时期,以至民国,皆曾整修过郑公祠。此祠在乾隆年间颇具规模,分前后两大殿,殿堂气宇轩昂,全祠占地约80余亩,有房屋99间,高墙大院,草木茂郁,香飘烛照,古柏参天,环境着实幽雅。阳春清秋,盛夏雪冬,文人墨客多会于此。每年逢农历的三月三、九月九,祠院周边的百姓,则扶老携幼前来祭拜。
现祠前东西两侧尚存石碑两通,一为金永安五年(1200年)之《大金重修郑公祠碑记》,一为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重修郑公祠碑》。现存建筑仍保持其清末民国整修时原貌。
孙嵩救赵岐于危险受敬重
孙嵩,北海安丘(今安丘市)人,字宾石。《后汉书》未有传,但我们能从郑玄、赵岐以及《三国志》中邴原的传记中,了解到孙嵩生平的大体脉络。其中,在《后汉书·赵岐传》写道经学家赵岐因得罪宦官党羽,惧受祸,变姓名逃匿北海卖饼。孙嵩看出赵岐不是普通人,把他带回家中,藏于复壁之内三年。孙嵩搭救赵岐的故事在民间影响深远。直到建国前,在孙嵩故里仍立有孙嵩和赵岐的高大塑像,这反映了当地民众千百年来对于两位高士的敬思之情。
曾陷入党锢之祸 与郑玄同时被捕
在《后汉书·郑玄传》中,有“及‘党事’起,(玄)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的记载,由此可知,孙嵩亦曾陷入了“党锢之祸”,且与郑玄同时被捕,甚至有可能他们就关在同一处监狱里。
另外,《三国志·邴原传》注引的《原别传》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邴原)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嵩。嵩辞(注:此处的“辞”有“责备”之意)曰:君乡里郑君(指郑玄),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嵩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孙嵩比邴原年长,且其学识在北海当地的士子中应该很有影响,因之张口说话难免带有一点“训教”的口吻；二是孙嵩对郑玄崇拜之至,奉为“师模”,再联系到他曾与郑玄同陷“党锢之祸”的经历,则可断定,他应该就是郑玄的门徒。
而就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当邴原仍坚持己见,并说明了到外面求师的道理时,孙嵩则“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这段话又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孙嵩不仅是北海名士,也应该是兖州、豫州一带广大地区的士子中的名人。其二,孙嵩为人真诚,这个“辞谢”则表示他勇于承认自己见识上的偏颇；其三,他乐于助人,一副热心肠,否则不会主动提出为邴原写“介绍信”(当以书相分),以便让其外出游学时,能得到兖、豫两州那些士人朋友的帮助。
得罪宦官赵岐隐姓埋名 被孙嵩藏于复壁内三年
而如果说“当以书相分”显示了孙嵩的乐于助人,那么下面的故事,则说明他对待朋友有一副侠肝义胆。
据《后汉书·赵岐传》:延熹元年(158年),宦官中常侍唐衡的哥哥唐玹(xuán)做京兆尹时,赵岐(字邠卿)在其手下担任功曹。鉴于以往赵岐有过“轻侮”唐玹的言行,故唐玹恨之入骨。赵岐察觉唐玹欲加害于己,便“逃避之”。唐玹遂将赵岐的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自那时起,赵岐隐姓埋名,游历于江、淮、海、岱之间,后在北海郡一带的集市上做卖饼营生。是年孙嵩二十余岁。某一日,嵩乘车在集市上游逛,忽发现一位卖饼者——恰是赵岐——气度非凡,估计不是寻常人物,便停下车子,招呼他登车说话。赵岐大惊失色,一时不知所措。
孙嵩待赵岐上车后,放下帷帐,遮掩住门窗,而后命令侍从将车子停于避人之处,方才低声说道:“我看先生并非是卖饼的商贩。刚才相问一句,先生即顿然色变。莫非有什么仇怨,或为躲避祸害而亡命于此吧?……请不要怕。我乃北海孙嵩,字宾石,家有百口,以族户之势定能救助你呢!”赵岐素闻孙嵩之名,晓得可以信赖,即以实情告之。孙嵩便将赵岐带到家里。
嵩先进门,禀告母亲说:“今日出行,不想邂逅了一位可以生死相依的朋友!……”待征得母亲同意,方将赵岐“迎入上堂,飨之极欢”。然后,赵岐藏匿于孙嵩家的“复壁”(夹壁墙)之中,住了好几个年头。这期间赵岐创作了《厄屯歌》二十三章,就是记述他“厄屯”于复壁中这段经历的。
赵岐改变刘表对孙嵩“不为礼”的态度
后来“诸唐(包括唐玹及其弟中常侍唐衡)死灭”,赵岐蒙赦复出,时“三府”并辟,他先后出任并州刺史、议郎、敦煌太守、太仆等职；又曾充当朝廷使臣,因说服袁绍、曹操、公孙瓒等“罢兵安人”而名扬四海。而孙嵩,则为躲避北方战乱而离开家乡,南依荆州牧刘表。从《后汉书·赵岐传》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嵩寓居荆州,“表不为礼”,就是说刘表对他并不尊重,故其处境应极尴尬。不过,后来赵岐以“钦差”身份出使荆州,得以在刘表面前说了一番孙嵩的好话——“称嵩素行笃烈”,使得刘表改变了对孙嵩的“不为礼”态度,从此待以上宾。于是赵岐与刘表联名上奏朝廷,表孙嵩为青州刺史。但遗憾的是,“孙嵩已年近花甲,又体弱多病,不久便在荆州辞世。赵岐听到噩耗,老泪纵横,以病弱之躯主持了孙嵩的葬礼,并派人将其灵柩送回故里安葬。”(见齐鲁书社《潍坊历史名人》一书中贾德民先生文章)。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有关孙嵩的史料。尽管史料不多,但孙嵩搭救赵岐的故事却在民间影响深远。据贾德民先生文章说,直到建国前,在孙嵩故里——今安丘市牟山西北的寺庙中,仍立有孙嵩和赵岐的高大塑像,这反映了当地民众千百年来对于两位高士的敬思之情。
孙嵩墓为“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
尤为可喜的是,1959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配合安丘牟山水库工程,于凌河镇董家庄村北发掘出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画像石墓(该石墓后迁于安丘市博物馆院内),经专家考定,此应为孙嵩之墓。画像满布墓门和三个墓室,内容丰富,构图复杂,形象生动,技法多样,可谓“集汉画像石艺术之大成”。画像分别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及凹面阴刻等不同技法,瑰丽多姿,琳琅满目；特别是墓室中轴线上的三根石柱,用高浮雕和透雕技法刻出了众多神话人物及各种神兽,被誉为“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据《后汉书·赵岐传》记,赵岐生前“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据此推测,与赵岐同一时代且有生死之交的孙嵩,其“寿藏”亦为墓主本人预先设计,这也符合逻辑。若果如此,孙嵩的艺术造诣可就非常之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