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昌邑
时间：2011－9－25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郭长波
哪一个宗法家庭的“太上家长”形象，能比曹雪芹笔下“多福多寿多儿孙”的老祖宗更深入人心？红学家周汝昌认为，贾母原型是曹雪芹奶奶、李煦妹妹李氏。曹雪芹爷爷曹寅任江宁织造时，李煦任苏州织造，两人同是康熙的耳目近臣，又都监管盐务，李、曹两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煦何许人也？昌邑人李士桢之子！原来《红楼梦》与昌邑是这么有渊源。
贾母原型与李氏家族有关
《红楼梦》中史太君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红学家认为她的原型应当来自李士桢、李煦家族。李士桢、李煦是谁？原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江宁织造的时候，李煦当的是苏州织造，李煦是广东巡抚李士桢的长子。作为康熙帝的心腹耳目，曹寅、李煦两人及其两大家族的交往非常密切，曹寅的妻子李氏是李煦的妹妹。基于这个原因，李士桢、李煦家族自《红楼梦》成书以来，就被红学界所关注。李士桢本姓姜，其家原居昌邑城里之东隅，即今奎聚街道东隅社区姜家大湾北埃。目前为止，关于《红楼梦》中贾母原型主要由以下几种说法，一是曹寅之妻、李煦之妹李氏，一是李士桢第二房夫人、李煦之母文氏，一是曹寅之母孙氏。文氏、孙氏同为康熙帝的乳母，被诰封为一品夫人。孙氏享寿74岁，文氏享寿93岁，《红楼梦》中贾母享寿83岁，这与孙氏和文氏享寿的平均数接近。因此又有红学家指出，贾母的原型是孙氏和文氏的结合，又因文氏享寿93岁，故应当以文氏为主。这四种说法中，除去“曹寅之母孙氏说”之外，其余均与李士桢、李煦家族有着密切关系。
有红学研究者认为贾母原型为李煦母亲文氏
红学研究到现在，一个重要的共识就在于《红楼梦》的写作是基于生活原型的。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研究者们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相对应，分析原型。在分析贾母原型孙氏时，有学者指出，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贾母元宵节猜灯谜时为贾政出了一个谜语，“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是荔枝。据此有红学家提出，贾母本姓孙，“荔枝”是贾母的名字，贾母的真名叫“孙立枝”或“孙丽芝”，故而贾母的原型应为曹寅母亲孙氏。但是曹寅的母亲孙氏从年龄上看，她只活了74岁。孙氏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曹寅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上的《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中说道，“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这里说出了孙氏的死亡时间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因此，从时间上推论是不支持贾母原型为孙氏的，因为孙氏没有过八十大寿。所以“孙氏说”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文氏为李士桢的第二房夫人，李煦的母亲。至于贾母原型文氏说，持此种观点的红学家认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元妃省亲时，大观园中买了12个戏子。这些戏子被遣散时，贾宝玉要了芳官——这个芳官，本名秦玉；而贾母则要了文官。贾母要了文官，是《红楼梦》的作者在透露给我们某种信息。贾母的文官，在12个戏子中，是名字比较奇怪的一个。12个戏子中的宝官和玉官的名字，取自“宝玉”一词；芳官和龄官的名字，取自“芳龄永继”一语。而其她人的名字，都是根据植物系统取名(如葵官、豆官等)，只有文官的名字，既不和别人的名字成双成对，又不是属于植物系统的，而是很别致的一个。正因如此，持此种观点的红学家们认为史太君的原型是李煦母亲文夫人，故把史太君身边的戏子取名文官。
当然，文夫人的年龄也是这种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李煦在《李鼎蒙允追随哨鹿谢恩折》里说：“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同年十一月，李煦又上了《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依此推断，文夫人活了93岁。《红楼梦》中贾母庆贺了八十大寿，这对于文夫人是可以实现的。
再者，有些学者提出脂砚斋即是文夫人的女儿李氏，后来《红楼梦》的作者与李氏在北京相遇，两人在一起讨论《红楼梦》的情节时，当然会在一起回忆老太太文夫人的当年故事。这些史料以及推断都成为一些红学家认定贾母的原型为文夫人的依据。
周汝昌认为贾母原型为曹寅之妻、李煦之妹
贾母原型的“文氏论”和“孙氏论”虽然都有红学家支持，但是受众并非很多。很多红学家认为，贾母的原型当为曹寅之妻、李煦之妹李氏。周汝昌先生持此种观点，刘心武等学者也坚持这种观点并进行了阐发论述。
这些学者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忠实于生活原型的。因此曹寅去世后，曹府中唯一存在的长者李氏便演化成了《红楼梦》中的贾母史太君，所谓的史姓也只是李姓在小说中的转化。
《红楼梦》里交代了史湘云是贾母娘家的人，并透露她有两个叔叔，都是封侯的，地位很高，一个是保龄侯史鼐，一个是忠靖侯史鼎，且书里也说得很清楚，史鼐是哥哥，史鼎是弟弟。而李煦恰有两个儿子，长子李鼐、次子李鼎，此二人就应当是贾母两个侄子史鼐、史鼎的原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依据而已。
《红楼梦》中在写荣国府过春节、闹元宵的时候，提到了府里请了说书人来说书，贾母说她们都讲得不行，她就破除陈腐旧套，给他们讲说书应该怎么说，又给她们讲起当年她家里怎么演戏。在讲演戏时，贾母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西厢记》的《听琴》，一个《玉簪记》的《琴挑》，还有一个戏叫《续琵琶》，《续琵琶》是写蔡文姬的故事，里面要一面操琴，一面唱《胡笳十八拍》。
《西厢记》我们都知道，是元代王实甫的作品，《玉簪记》是明代高濂的作品，这两部在明清非常流行，这不算什么稀奇。但是这《续琵琶》确实少见，这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剧本，甚至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公开演出过、且后世也没有继续演的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恰恰是曹寅写。曹寅的妻子是李煦的妹妹，两家有姻亲关系，而这个剧本又是曹寅写的，他人不可能熟悉。况且，清顾公燮（xiè）的《丹午笔记》中提及李煦家“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说明李煦家中豢养着戏子。
据此推测，贾母的原型极有可能为李煦的妹妹李氏，否则曹雪芹写这一笔的时候，不可能写到这样一出很偏僻的、曹寅写的剧本。
曹寅作为历史原型，在《红楼梦》中被淡化了，作为贾代善出现。曹寅生了一个儿子，即是曹顒（yóng），康熙帝因为曹寅母孙氏以及其和曹寅的密切关系，在曹寅去世后，让其子曹顒承袭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并与李煦一起监管两淮盐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顒去世。在得知曹顒去世后，康熙帝很快下旨，让李煦在曹荃的儿子中选一个过继李氏，就这样，曹頫（fǔ）就过继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子。后来曹頫被抄家革职，当时李氏仍健在，目睹了曹家衰败一切，这与《红楼梦》中贾母的经历非常相似。由此，部分红学家分析，无论是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母生活中的言词，还是贾母的经历，都与李氏有着惊奇的相似。
从这个方面分析，《红楼梦》中贾母的原型极有可能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妻、苏州织造李煦之妹、曹雪芹的祖母李氏。
鲁迅先生曾说过，他的小说人物是“拼凑起来的角色”，“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曹雪芹笔下的贾母应该也一样。然而，作为贾府的最高权位者、封建社会的高级统治者，她的身上有很多李煦之妹、曹雪芹的祖母李氏的色彩。
李士桢被清军俘虏入旗籍
李士桢(1619-1695)，字毅可，本姓姜，清代大臣，历官至浙江布政使、江西巡抚、广东巡抚。李士桢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于今昌邑城中姜家大湾北埃，幼治经业，“族人皆以远大期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第二次攻入河南、山东等地，昌邑失陷，史称“壬午兵燹（xiǎn）”。在此次兵燹中，23岁的李士桢被清军掳去。第二年初，清军班师，李士桢随军来到辽东，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认为义子，遂由姜氏改姓李氏。李士桢虽一生仕宦在外，但始终未曾忘记自己是姜氏家族的成员。他一生为官，勤政廉洁，受百姓爱戴，为姜氏家族赢得了声誉，同时也为族人树立了行为典范。李士桢用自己的声誉与行动，亲睦宗族，促进了姜氏家族的团结与发展。
昌邑李士桢本姓姜，明末被俘入旗籍
北宋靖康年间，姜氏始祖姜喜为避金乱，自东牟宁海彤岭迁入昌邑北岔河庄(今高戈庄)，姜喜后裔姜文庆后自登州府黄县亦迁入昌邑柳疃镇阎家庵村一带定居。昌邑姜氏数百年来一贯秉持耕读传统，尤以医术见长。自元末姜叔宝为地方医官，家族医声大盛，入明以后更是数代御医。自六世姜镗始，家族以科举入仕，姜镗官至南直隶凤翔府通判；九世姜默若，即李士桢祖父，幼喜读书，习科举之道，后为邑庠生。姜默若生三子，姜沱、姜淘、姜演，姜演即为李士桢父亲。
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第二次攻入河南、山东等地，昌邑失陷，史称“壬午兵燹”。在此次兵燹中，李士桢的父亲姜演、兄姜士枟、族人姜惺法、姜恂法等皆壮烈殉难，23岁的李士桢（时为姜士桢）被清军掳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清军班师，李士桢随军来到辽东，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认为义子，遂由姜氏改姓李氏。
为平定三藩及稳定东南局势立下功劳
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在八旗中选举人才，李士桢以贡生的资格参加廷对，中取第十六名，授长芦(沧州)盐运判官。当时清兵大举南下，沧州百姓惶恐不安，李士桢大力调护，人民赖之以安。顺治七年(1650年)，李士桢升任河东盐运副使，顺治八年(1651年)升两淮盐运同知，顺治十年(1653年)升安庆府知府。安庆为水陆要冲，清军南下征剿，必过安庆。为减轻军队给当地百姓带来的不便，李士桢竭力调剂，使政务井井有序，而自己却“心血几枯”。李士桢在任操履清洁，没有敢因私事求于他的；在处理案件上，公正严明，断案如神，深受百姓爱戴。
顺治十四年(1657年)后，李士桢先后任陕西延安府知府、广东按察司副使、山西阳和道副使、山西布政使司参政等职，后因裁缺去职。康熙三年(1664年)，李士桢补江西湖东道，康熙六年(1667年)，升河南按察使，康熙十二年（1673年）升任福建布政使。上任福建时，因耿精忠叛乱，滞留浙江，后蒙保荐，改任浙江布政使。李士桢在浙江布政使任上六年有余，时清王朝正值非常时期，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相继叛乱，清廷调兵征剿，胜负未卜。李士桢留任后，赞画运筹，悉中军机，足饷足食，营办军需，给清军以充足的后勤保障，为平定三藩立下了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年(1681年)，李士桢内升京堂，不久出任江西巡抚。尚之信叛乱平定后，广东局势不稳，须干练大臣抚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李士桢调任广东巡抚。
李士桢在广东上任伊始，面临的是尚之信等叛乱刚刚平定，官员冗滥，军伍骄躁，民生凋敝的一副乱摊子。为整顿吏治，李士桢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励官方、肃武备、端士习、清钱粮、慎刑狱、革火耗、禁私派、除私税、严保甲、弭盗贼、厘盐法、饬海防、省讼词、劝输将、汰冗役、省差扰十六条为政方针，对于整顿广东兵火之后的混乱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东在藩国驻统之日，创立总行，垄断商业，他们把持市场，强行勒索，贱收贵卖，使一般工商业者及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对此李士桢发布文告，严令查除，缉拿不法藩商，听任人民自由交易。同年六月，面对尚之信驻藩时留下的盐政弊端，李士桢连续五次下檄整顿盐政，清理被占灶田，清查水客之弊，重定买卖规则等。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广东盐政得到恢复。
此外，这一时期李士桢可值称道的工作还有很多，如加强海防，使所属沿海27县，3万多内迁人民重复故业；疏请豁解琼州积年所欠租粮；倡修抚台衙门等。李士桢在广东任内大刀阔斧的工作，使广东遭到严重破坏的政局、经济迅速好转，对于三藩叛乱后，东南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李士桢举荐了潮州知府林杭学。因林杭学曾投效吴三桂，故此事受到了左都御史王鸿绪的弹劾，李士桢乃引咎辞职。而《广东通志》中称“弭盗贼、建学宫、立义学，延师课士，修府志，任十余年，百废俱举”，由此可见李士桢荐举，原本无可究责，王鸿绪抓住林杭学曾跟随吴三桂为由，弹劾李士桢，实在因当时“谈藩色变”所致。另李士桢与权臣鳌拜交往过密，则是此次被参辞职的幕后原因。
李士桢离任之日，士民罢市，奔走相告，夹道送行，并为他立祠于五仙门外，又入祀省城名宦祠。致仕后，李士桢定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栽花置草，作文读书，过着简朴的生活。后康熙帝南巡北归，曾驾临李士桢宅第，慰劳再三。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75岁，葬于通州红果园。著有《李大中丞政略》十卷。
昌邑姜家修族谱，李士桢阅后亲为作序
虽然在壬午兵燹后，李士桢认李西泉为义父，改姓李氏，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家昌邑姜氏家族，并为团结宗族，倡修族谱，促进姜氏家族的发展做出了努力。
《昌邑姜氏族谱》由六世祖明凤阳府通判姜镗创修，再修于九世的姜默若、姜默钝，壬午兵燹毁于战火。康熙十七年(1678年)，姜扬波与姜士楧主持重修族谱，得到了李士桢的大力支持。李士桢在《昌邑姜氏族谱·序》中说：“一日以从兄扬波所集宗谱相视，遂各抚然挥涕，知所本源……迨调抚粤东，适弟士楧、侄孙舜龄省余于署，复将前编出而会同，遂逐一考订，方厘然称可观也。”李士桢阅完族谱后，亲为作序，并撰写了《宗训》二十七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李士桢欲组织在广东刊刻，后因故推迟，至二十六年(1687年)罢官而未果。
李士桢在关注姜氏家族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教育自己的儿女不忘本，至其子李煦时与姜氏家族交往更为密切。康熙三十六年(1701年)，李煦遵父亲遗愿，于苏州织造府刊刻《姜氏族谱》，并请了著名文学家尤侗及同乡进士、江西巡抚张志栋作序，李煦也亲为作序。
李煦任苏州织造四迎圣驾
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广东巡抚李士桢长子，历仕至户部侍郎兼苏州织造。李煦生在世家大族，自幼受到其父李士桢的良好教育，母文氏为李士桢的第二房夫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出任苏州织造。由于李煦、曹寅二人身居织造要职，又同时监管盐务，再加上两家的亲戚关系，致使李、曹两家之间变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特别是康熙末年，经过李煦、曹寅二人在官场及经济上的积累，两家成为名噪一时的豪门贵族。李煦任苏州织造达30年之久，期间四迎圣驾，是康熙皇帝的耳目近臣。雍正帝继位后，李煦因江南亏空案被罢官免职，随后又被发现曾为雍正的政敌、康熙第八子胤祀买过侍女，被发配关外，无屋栖身，无资耕种，敝衣破帽，食不得饱，孤苦之情难以名状，两年后溘然长逝。
受命于危难之时，年轻李煦政绩斐然
康熙九年(1670年)，十六岁的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674年)，期满学成后，李煦即被授任为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康熙十六年(1677年)补授广东韶州知府，是年二十四岁。
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月，吴三桂进犯广东，总兵苗之秀，副将吴启镇相继叛变，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则踞广东，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名号，倡兵作乱。一时人民流离失所，城乡一派凋敝。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军莽依图带兵抵达韶州征剿，尚之信归正，李煦即于此时到任韶州。
大乱之后，一切有待恢复，李煦乃招集流亡百姓复业，并抑制骄悍不法兵士，清还侵占民房，力行教化，修复学校，短时间弊绝风清，以致歌谣载道，称誉他“全无白璧之瑕，久有青天之誉”。初任地方官，且受命于危难之时，年轻的李煦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才能。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李煦的父亲李士桢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李煦以回避例，调浙江宁波府知府，韶州人民依依不舍，为他立了去思碑，并建遗爱祠于湘江门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李煦到达宁波之后，仍如韶州，抑制悍兵，锄除不法之徒，加强防卫，消除盗匪之患，重视文化教育。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捐奉银重修月湖书院，并延请老师，教育无力从师学习的民间子弟，故颂声大作。当地人士将歌颂李煦德政的诗文刊刻成集，到处传扬，还为他立了生祠。
任苏州织造达30年，期间曾经四迎圣驾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李煦返京充任畅春园总管。由于他做事干练，谨慎敏捷，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出任苏州织造，任职达30年之久，期间四迎圣驾，是康熙皇帝的耳目近臣。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李煦至苏州赴任。他首先清理了织造事务中的陋规和弊端，削减浮支费用，做到匠不扰民，官不累匠。两淮盐税收入，是当时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需得力的官员整顿主持。以往巡盐御史每年一更替，任期过短，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康熙帝特命李煦与曹寅兼监察御史管理两淮盐政，并令它们交替管理，以十年为期。李煦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先后五次司理盐政，他悉心办公，对盐务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三藩之乱后，盐政凋敝，致使两淮盐税历年拖欠，为恢复盐务，康熙曾恩准借用库银百万两，代两淮盐商缴纳税款。但两淮盐务凋敝日久，非一日可解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李煦为恢复盐政，奏陈豁免两淮盐商所借的库银，得到了康熙帝的恩准，令李煦与曹寅五年内每年以盐务节余银二十三万两代盐商偿还，此举对加速盐业的恢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李煦、曹寅因江南水涝成灾，食盐大量积压，销售运输困难，请将前一年应纳盐课银两提出，分作五年征纳，同时还请求缓增新的盐引数额，以减轻盐商负担。同时他严查私盐，整顿盐务秩序，使两淮盐务有序运转，成为全国盐业的样板。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为巡视淮、扬一带水患及治河工程，下诏南巡，四十二年(1703年)又南巡，四十五年(1706年)正月、三月复南巡，皆先后驻跸（bì）苏州、江宁织造衙门。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正月，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江宁织造曹寅加授通政司通政。同年三月，又因李煦、曹寅各捐银二万两修筑康熙敕建的宝塔湾塔，按例议叙，曹寅加以通政司通政使衔，李煦加大理寺卿衔。
为胤祀买过侍女，雍正继位后被发配关外
康熙第四次南巡，江南三织造为了应酬、逢迎，动支库银，亏空很大。尤以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为甚，李煦计亏空库银五十余万两。江南亏空案暴露后，康熙深知其中情由，一面私下谕令李煦、曹寅设法补完，一面派张鹏翮（hé）审查此案，同时，还千方百计为曹寅、李煦开脱。他谕大学士：“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此后又命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赔亏空。康熙谕旨中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故将伊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然后又复命李煦巡盐，以利于完补亏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李煦亏空补完，使康熙去了一块心病，他非常高兴，加升李煦户部右侍郎衔。李煦感激无比，在谢恩折中说：“知蒙万岁垂念亏空补完，特敕议叙，授奴才户部右侍郎之衔，闻自天命，感恩无地矣……亏内帑（tǎng）五十余万两，身家性命，自知难逃国法，乃我万岁不究不追，着盐运李陈常代补，继复命奴才巡盐，以余银补帑，则奴才欠项之补完，皆出圣主之恩赐，在奴才并无寸功，而特加户部右侍郎之衔，殊出梦想之外。”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崩。雍正帝继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十，即令两江总督查弼纳复查李煦亏空一案，并借李煦奏请不合，罢官免职。经查，李煦除完清亏空外，前后尚欠剩余银两等项三十八万两，雍正下令查抄李煦苏州、京城各处家产，共抵银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尚欠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查弼纳又查出李煦上述所欠银两中，应减去商人少缴的秤银三十七万一千八百四十两，由科隆多领衔上奏，此项应由商人追赔，商人首领陈哲功等也情愿担赔。此项银两原本应由两淮盐商凑取，缴给李煦时，即少缴秤银，以致李煦出现亏空，应向盐商追赔，偿还李煦所欠。至此复查李煦亏空一案完结。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煦曾受总督赫寿之托，为雍正的政敌、康熙第八子胤祀买过侍女五人，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事觉，李煦再次入狱，交刑部议处。刑部议斩，雍正改作发配关外的打牲乌拉。打牲乌拉在今吉林省，当时发配到此处的人无屋栖身，无资耕种，又困于徭役苦寒，远离乡土，音信不通，多半有去无回。李煦发往此处，实与斩首无太多差别。在此千里无人烟的地方，两年来李煦仅与佣工两人相依为命，敝衣破帽，食不得饱，二子远隔京师，亲人无一在侧，孤苦之情，难以名状。雍正七年(1729年)，李煦溘然长逝，时年75岁。
曹雪芹的祖母是李煦堂妹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曹雪芹祖母李氏为李煦的胞妹、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女，是山东昌邑人。但《李士桢墓志铭》记载得却很清楚，李士桢有六子一女，长即李煦，一女嫁的却不是曹寅，而是周承诏。乾隆《昌邑县志》中又言及，有女嫁于昌邑金台生员李锦章之子李枝仙。文献中没有记载李士桢有女嫁于曹寅，那么嫁给曹寅的这位李煦之妹又是谁的女儿呢？后来，有学者在朱彝尊的《竹垞文稿》发现了一篇墓志铭，墓主人叫李月桂，历官光禄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参政、广西按察使，而这正是曹寅真正的老岳丈。在李月桂的墓志铭中明确记载了李月桂的三女儿嫁给了苏州织造曹寅，说明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李煦本家的姜姓之女，更非其胞妹，而是李月桂的女儿。
曹雪芹祖母李氏是李煦的堂妹而非胞妹
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出自李煦家族，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曹雪芹祖母李氏为李煦的胞妹、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女，是山东昌邑人。那么，李氏是不是李煦的亲妹妹呢？
李煦本姓姜，其家原居昌邑城里之东隅，即今奎聚街道东隅社区姜家大湾北埃，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以前我们研究曹雪芹祖母李氏的家族，总是围绕李煦进行的。李家与曹家是世代交好，正如《红楼梦》所述，两家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李氏的生活背景也与《红楼梦》中的史太夫人相仿。李煦奏折里说“闻臣妹曹寅之妻李氏”，曹頫也说“奴才母舅李煦”。因此，红学家往往想通过考察李煦的生平来了解一些李氏的情况。
但《李士桢墓志铭》记载得却很清楚，李士桢有六子一女，长即李煦，一女嫁的却不是曹寅，而是周承诏。乾隆《昌邑县志》中又言及，有女嫁于昌邑金台生员李锦章之子李枝仙。文献中没有记载李士桢有女嫁于曹寅，那么嫁给曹寅的这位李煦之妹又是谁的女儿呢？
周汝昌先生依据杜臻作的《李士桢墓志铭》分析，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是李士桢之女、李煦胞妹，这点他在《红楼梦新证》里已有论证。后来，有学者在朱彝尊的《竹垞文稿》发现了一篇墓志铭，墓主人叫李月桂，历官光禄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参政、广西按察使，而这正是曹寅真正的老岳丈。墓志铭中说：“公讳月桂，字含馨，别字仙崴，沈阳中卫人。曾祖某，明中卫指挥使。祖某，从世祖章皇帝入关，历官凤阳知府。考某，妣王氏……娶刘氏，继妻陶氏，俱封淑人，子男二人：文焕、文炳，俱荫生。女五人：一嫁涂中坦，荫生；一嫁张益，贡监生；一嫁曹寅，官内户部，督理苏州等处织造府；一嫁迟维玫，湖广新田知县；一嫁安定隆，候选知县。”在李月桂的墓志铭中明确记载了李月桂的三女儿嫁给了苏州织造曹寅，说明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李煦本家的姜姓之女，更非其胞妹，而是李月桂的女儿。曹寅之妻李氏与李煦同姓李，并以兄妹相称，却又非同族兄妹，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李士桢的义父李西泉和李氏的父亲李月桂有某种亲缘关系。
据《李月桂墓志铭》称，李月桂祖父曾做过凤阳知府。依照墓志铭提供的线索，查阅《(光绪)凤阳府志》可知，在清顺治初年，曾经出任过凤阳知府的李姓人士有李世琏和李以易，李世琏是奉天生员，李以易是山东举人，分别是入清后的第四任和第六任的凤阳知府，任职时间都在顺治十年左右。从籍贯来看，李世琏应当就是李月桂的祖父了。李世琏有李士桢的义父李西泉和李月桂的父亲这两个儿子，所以李士桢和李月桂是堂兄弟。
据墓志记载，李月桂有文焕、文炳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大概没什么风雅，所以我们见不到曹寅和他们交往的史料，反倒是和隔得远一房的李煦关系甚密。所以李煦说的“臣妹”，实际上是堂妹。
李曹两家数代交往入清之后关系更为密切
李家与曹家的交往在入清之后非常密切，但这并不是突发与孤立的。李、曹两家在入清之前或有交谊，入清之后只是更加密切而已。
李煦从叔李月桂家族为沈阳中卫人，在明代入军籍，世袭指挥使，其曾祖曾任沈阳中卫指挥使一职。而曹家也属军籍，据《辽东曹氏宗谱》记载，明初曹俊以指挥使调沈阳中卫，随后曹俊长子曹升作为辽东长房袭指挥使，曹升以后至七世曹懋勋皆世袭指挥使一职。后来，曹懋勋不知何种原因“降千户”，丢掉了指挥使世职，由其它支派承袭。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记载：“曹玺……大父(亦即祖父)世选，令沈阳有声。”曹世选和李月桂的曾祖几乎属于同时人。有学者据令沈阳有声”推测，曹家的沈阳中卫指挥使在辗转传承的过程中最终由曹氏第四房的曹世选承袭了。按照明代武职官制，武官可以有多个人同时担任，这里面有的是实职，有的是世袭的虚职，实职中也是数人各有分工。因此，无论最后是否由曹世选承袭了曹家的指挥使一职，曹氏家族一定有人曾经和李月桂曾祖同在沈阳中卫指挥使任上共事，所以李、曹两家在入清之前应该有过交往。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随着与明朝的不断交战，后金在东北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一举攻破沈阳城，效忠明廷二百余年的辽东曹氏遭遇天崩地裂的巨变，曹世选战败被俘，旋即成为后金国王府的“包衣阿哈”(家庭奴隶)，隶属满洲正白旗。居住在沈阳的李氏家族应该也在此时加入了旗籍，成了满洲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李月桂的伯父李西泉随后做到了满洲正白旗佐领。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壬午兵燹后，李士桢被清军自昌邑掳到了辽东，被李西泉收为义子。
据《李士桢墓志铭》与《李月桂墓志铭》记载，李士桢与李月桂同于顺治四年(1647年)考中贡士，曹寅的祖父曹振彦获贡士很有可能也在这一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三人有同榜之谊。顺治六年(1649年)，李月桂出任忻州知州，后参与了平定姜瓖之乱。而同在这一年，曹振彦的儿子曹玺补侍卫，随同曹振彦一起赴山西参与平定姜瓖的叛乱。顺治七年(1650年)，李月桂任山西河东运副、兼管盐政，曹振彦以贡士出任山西吉州知州。顺治九年(1652年)曹振彦升阳和府知府。至此，李月桂和曹振彦同为山西府道一级的官吏，二人在一省内共事五六年，其间必然有些交往。
除去这些之外，李、曹两家所担任的官职都有些相似。曹振彦做过阳和、大同知府及两者都转盐运使，而李月桂曾任过河东转运使、两淮都转盐运使、两浙都转盐运使，李士桢阳和道副使、河东转运副使、两淮盐运同知等职务。也就是说，从顺治至康熙初年，山西、江浙管理盐粮的这几个差缺，点来点去，总是会落到曹、李两家。至李煦、曹寅时，更是如此。
到康熙时，曹玺出任江宁织造，李士桢任广东巡抚。而此时，李士桢的妻子文氏与曹玺的妻子孙氏同为康熙帝的乳母，李煦的堂妹又嫁于曹寅，这使李、曹两家的交往便更为密切。由此可见，李煦与曹寅的交往是李、曹两大家族交往的延续。
康熙视李煦和曹寅为家人
密折是皇帝授予地方重臣的一种权利，康熙帝通过密折了解地方政务、施政意见、官员隐私，乃至于地方天气变化、粮食收成情况等琐碎事情。李煦、曹寅作为中层官吏，不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并且有密折专奏的权利。《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收录的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比封疆大吏都要多，并且内容多设计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皆非本身的职责。除去政治上的事情，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的交流。康熙帝不仅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李煦，而且作为皇家机密的起居，康熙帝都会告诉李煦。康熙帝不仅视李煦为自己人，也视曹寅如“家人”。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李煦，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重病时，康熙更是赐药治疗，由此也可看出曹寅、李煦与康熙帝之间的密切关系。
李煦拥有密折资格政治天气粮价皆报与康熙
从康熙开始，清朝逐步实行密折制度。密折是皇帝授予地方重臣的一种权利，康熙帝通过密折了解地方政务、施政意见、官员隐私，乃至于地方天气变化、粮食收成情况等琐碎事情。《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录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两人给康熙帝的诸多密折，为研究二人与康熙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织造府是清代内务府广储司的下属，主要负责为皇室提供丝织品及江南珍稀物品，一般由五品的郎中或员外郎管理。在苏州、江宁这些江南中心城市，知府都是从四品，与织造同级别的官员就多如牛毛了，他们职小位卑，一般不具备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资格。
但是，《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收录的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比封疆大吏都要多，并且内容多设计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皆非本身的职责。李煦、曹寅作为中层官吏，不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并且有密折专奏的权利，这说明他们在本职之外在江南还承担着一定的政治使命。
李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接替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上任后，他并不习惯向康熙帝奏报本职之外的事情，所以在奏折中说：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康熙帝给其批复说：秋收之后，还写奏贴来。自此以后，李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康熙帝上密折，上奏的内容从天气变化、粮食价格这些琐碎的事情到地方政治、官员隐私等，其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从现存的李煦奏折来看，李煦自己除经常有密折外，还会同地方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及漕总等会疏具题，与江宁织造、杭州织造共同会议也由李煦具题；甚至地方巡抚的密折都由李煦代呈。除此之外，李煦密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晴雨册》的进呈。查李煦现存的96份奏章中，有30次夹送《晴雨册》。在行文上，有的时候叫《苏、扬晴雨册》，有的时候称某某月晴雨册，康熙五十年四月初四送了《晴雨册》，到四月十二日又有《复迟送晴雨录》。一旦不按时上报，康熙帝都不放心，异常牵挂，如康熙帝批复五十年二月二十九《苏州织造李煦奏报苏州米价甚平并进晴雨册折》说：“知道了。《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不合明白，回奏。”
李煦在江南是康熙帝的耳目，也是他的心腹。一些不便公开传达的事情，康熙帝会交予李煦处理，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月给李煦的朱批中说：“另有上谕一封，尔使人密送到巡抚处去，不可迟误。”而李煦对政局的看法也可能会左右康熙帝的决定。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科场案发生，年末朝廷派钦差大臣来扬州会审，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结束。在这期间，李煦十次密奏会审进程和江南民意，最终康熙帝抛开会审结论，依李煦的意见处理了此事。
除去政治上的事情，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的交流。如康熙帝在三十一年(1692年)七月李煦的请安折中说：“朕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今已大安，如平时一样。”康熙帝不仅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李煦，而且作为皇家机密的起居，康熙帝都会告诉李煦。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月十二日给李煦的批复中便提前告诉了自己的行程计划：“七月尽间，即哨鹿起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因家人途中遗失进折，自请处分并补缮折，康熙朱批道：“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这两件事即充分说明了康熙之与李煦，实非“外人”可比。
曹寅病重康熙赐药再三叮嘱李煦药的用量用法
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曹寅年轻时曾担任过康熙的伴读及侍卫，因此康熙与曹寅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有总角之交。康熙帝曾对李煦说“曹寅与尔同事一体”，从现存的曹寅奏折看，曹寅给康熙帝奏报的内容也与李煦有相似之处，诸如《奏报盐场情形折》《奏进晴雨录折》《奏农田歉收及盐引滞销折》《奏为婿移居并报米价折》《奏报熊赐履家产及生活情况折》等，这些也多是关于地方天气变化、农业收成、粮食价格或是地方官员情况等。当然，从《江宁织造曹寅覆奏奉到口传谕旨折》等奏折分析，曹寅有时也会替康熙帝传达口谕。
康熙帝不仅视李煦为自己人，也视曹寅如“家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初六，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李煦、曹寅看成是“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噶礼公开弹劾。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李煦，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命李煦亲自主持将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
李煦、曹寅与康熙的密切关系在曹寅病故扬州这件事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十八日，李煦密奏康熙帝：“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康熙帝得到曹寅病重的消息后马上给他赐药，并再三叮嘱李煦药的用量和用法，在最后又连用了四个“万嘱”告诫李煦不要用错药。由此也可看出曹寅、李煦与康熙帝之间的密切关系。
康熙帝对李家和曹家的照顾是看在李煦与曹寅的情分。苏州和江宁作为江南重镇，一品、二品大员的衙门不在少数，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苏州织造府和江宁织造府，极少住在那些大员的衙门中，这当然是康熙帝对于李、曹两家的格外恩典。这种恩典，到了曹頫一辈就疏远和淡漠了很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李煦、曹寅与康熙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他们能够从康熙初年开始以一个正五品的织造在江南那种高官云集的地方获得极其特殊的地位。虽然李、曹二人后来都做到了正三品衔，但他们的地位与他们的品阶也是不相符的。康熙对李家、曹家的恩典是基于李煦和曹寅的，随着曹寅的去世和雍正帝的登基，皇室对这两家的恩典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变故。
《宗训》成为姜氏家族家训
姜氏家族作为昌邑的世家大族，自康熙十七年(1678年)重修族谱时，便对家规家训非常重视，时任广东巡抚的李士桢亲为家族订立宗训，作为族人的行为约束。
昌邑姜氏家族一直以忠恕、诚信教育子孙。李士桢制定的《大中丞宗训》在教化族人、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昌邑地区各家族家训的制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在这些诫条的教育下，姜氏子孙洁身自好，处事有爱敬之心，行为得体，举止合乎礼数，受到乡党称赞，享誉乡里。李煦事发之后，其弟姜焯鉴于李煦的经历，作了《群生自造化说》，悬于祠堂，后来亦作为宗训收录于族谱当中，对其家族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胞弟修族谱李士桢所作《宗训》成姜氏家族家训
康熙十七年(1678年)，李士桢的胞弟姜士楧与堂弟姜士龙等倡修族谱，李士桢为其增订《宗训》凡二十七条，成为昌邑姜氏家族的家训。
在《宗训》中，李士桢开篇即提出，要使一个家族父兄子弟敦谨孝睦，纲常不乱，唯有家训可以做到。因此他在制定家训时首先提出了《尊谱》《避讳》《祭祀》及《祭荐定期》四条，这四条的核心内容即敬畏祖宗。敬畏祖宗是对宗族先人的缅怀以及家族血缘亲情的寄托，姜氏族人把这种寄托表现在了修建宗祠和续修族谱上。
昌邑姜氏宗祠自嘉庆年间族人出资在昌邑城南隅十字街修建，先后经历了道光、同治、民国年间的三次重修，形成了分为东西中三部分的“回”字形建筑。而《昌邑姜氏族谱》更是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李煦于苏州织造府一刻后，先后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六修，详细记录了姜氏家族的渊源发展。
家族伦理以孝悌为核心，民间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因此李士桢在订《宗训》时，继敬畏祖宗之后即提出《孝悌》《宜家》《亲睦》三条，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查乾隆《昌邑县志·贞节》中收录姜氏节妇数人，皆以矢志守节、孝敬翁姑而受人称道。其中李士桢女嫁于金台李枝仙后，枝仙病逝，姜氏时年二十岁，便立志守节，担负起了教育幼子、赡养翁婆的责任。姜氏作为李士桢之女，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李士桢的家教及姜氏宗训对姜氏后人在处理家族关系上的影响。
“耕读传家”是古代社会的传统，“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门联常常见于乡村老屋。李士桢在制定宗训时对这一点尤其重视，提出了《读书》《力耕》《勤俭》三条，教育族人以读书为本，耕读传家。这一点在李煦事发后，对族人的影响尤其突出。李煦之后，族人深感宦海之险恶，谨遵《宗训》中“凡我子孙，除耕读之外，或务商贾贸易，亦可经营谋生。至于吏役之事断不可为！虽穷死，不可当衙门”之教诲，或在家耕读务农，或致力工商经营。如李煦族侄姜熹、姜煌的后人，皆性耽诗书，教授不倦，无意官场，耕读传家；清末至民国时期，以昌邑姜泊“五大功”姜于孝、姜于顺家族（“五大功”是姜泊姜氏十九世姜濯、汶、浴、治、汾兄弟五人经营的功茂、功裕、功增、功盛、功泰五个商业字号的统称），姜家寨姜振彩家族为代表的民族工商金融集团，其经营范围更是横跨半个中国。
为子以孝，待人以诚。诚信忠厚为修身之本，这是模塑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昌邑姜氏家族一直以忠恕、诚信教育子孙，在宗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急公》《忠恕》《诚信》《礼仪》《廉静》《羞恶》《谦让》等条目，告诫子孙诚实、忠厚、孝顺、廉洁是家族成员应具备的品格，待人接物“当务诚朴”，忠君爱国，做忠良之士。
家训族规作为一种家族性的礼俗规范，它是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效方式。家族成员朝夕相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因此，宗训中加入了《酗酒》《赌博》《淫昵》《比匪》《律讼》《骄悍》《怙爱》《市侩》《吏胥》及《女禁》数条，以对家人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赌博、偷窃、游手好闲、从事贱业者，严厉禁止。在这些诫条的教育下，姜氏子孙洁身自好，处事有爱敬之心，行为得体，举止合乎礼数，受到乡党称赞，享誉乡里。
李士桢制定的《李大中丞宗训》在教化族人、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昌邑地区各家族家训的制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作为古代社会中宗法的典范，《姜氏宗训》在当下家族伦理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李煦被抄家姜焯作《群生自造化说》告诫子孙
乾隆五年(1740年)，八十二岁的姜焯鉴于堂兄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于倦还庐次作了《群生自造化说》，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要求后人以此为戒。这篇文章在以后续修《昌邑姜氏族谱》时被收入《宗训》部分，与《李大中丞宗训》一起，成了昌邑姜氏家族的家训。
《群生自造化说》全文如下：
按：造者，事之始；化者，事之终。自造化者，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群生尘世，喜乐者安荣，避忌者忧患。然安荣原非高远难求之术，不过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行此庸德。其安其荣，造化本无安排，总是善恶之报，如影如形，皆因此造，自然此化。可怜下愚痴民谬认“道在人为”四字，遂妄自行险侥幸。噫！其涸也，可以立而待也。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因此参透‘自造化’三字精切，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群生当急切参其旨趣，不可须臾离也。岂不胜遗金玉与子孙万万乎？
姜焯在文中提出，祸福都是自己行为所导致的，人活在世上，都追求安乐，躲避忧患；但是安荣与忧患都是善恶的报应，因此说“道在人为”。随后，姜焯认为，君子修身养性、平心静气，安分守己，以待天命或合适的机遇；而小人则不知天高地厚，冒险行事，妄图得到非分的收益，因此他提出“妄自行险侥幸”，即放纵人欲者，必然会出现“乐极生悲”，一塌糊涂。他说“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所暗指的即是其堂兄李煦家族的衰败。鉴于前事，姜焯提出了“自造化”三个字作为对家族子孙的告诫。
姜焯作为姜氏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群生自造化说》对族人、尤其是整个家族在乾隆以后的发展转向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李煦之后，姜氏族人安分守己，谨遵祖训，或教授生徒，或耕读乡里。仕宦为官者多出自姜士楧一支，即姜焯、姜焞、姜熹、姜煌及其的后人，历宦康、雍、乾三朝，此后出仕为官者甚少，多安守家业，或耕读传家，或从事商业。自姜焯之后，为官者，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不过于追求高官厚禄，顺其自然，皆知进退；而经商者，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最后将生意做遍大半个中国，并南下海外，开拓了东南亚的市场。
对于姜焯的《群生自造化说》，有学者根据其创造年代为乾隆五年(1740年)，遂与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至十二月废太子之子弘皙等谋反一事联系，结合《红楼梦》中秦可卿原型可能为弘皙女儿，提出姜焯的文章即为《红楼梦》中秦可卿死时对王熙凤嘱托家事的遗嘱。当然，这只是少数红学爱好者提出的一家之言，是否应这样理解，仍需要再做考证。
姜氏祠堂百余年多次重修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姜氏族人在城里中心地段购地，建先祠一处。姜氏祠堂经过多次重修，占地面积974平方米，建筑面积418平方米，分为东西中三部分，呈“回”字形，分为东西中三部分。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瓦覆顶，脊饰吻兽。姜氏祠堂布局严谨，尤其是正厅以及大门的建筑结构、柱、梁、椽、枋之间的合理搭配，代表了较高的建筑技术、艺术水平，是潍坊地区宗庙建筑的典范之一。姜氏祠堂中藏有与昌邑姜氏有关的碑刻数通。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通即姜氏十二世孙、官至徐州知州的姜焯书写的“旃檀寺”碑以及广东巡抚李士桢曾祖姜民望的墓碑，为研究昌邑姜氏家族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经过多次重修姜氏祠堂成潍坊宗庙建筑典范
姜氏祠堂是昌邑姜氏大宗祠，位于今昌邑市奎聚街道南隅十字街1号，现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姜氏族人为合祀祖先，阖族议定，在城里中心地段购地，建先祠一处，共集资520缗。建北厅五间，正厅五间，东西厢各三间，大门一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以及四周墙垣。清道光八年(1828年)、同治八年(1869年)，姜氏家族两次集资重修姜氏祠堂。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昌邑豪绅、姜熹支下十七世孙姜续焘动员县内的26个村中的姜姓富绅63人，共集资金一万千钱有余，对祠堂进行全面整修。正厅以及两厢落地重修，祠堂大门以及围墙拆除重建，大门加宽加大，并在西跨院新建北屋五间，南屋五间，以做族人会议厅和看守用房，始形成今天的风貌。
现在的姜氏祠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974平方米，建筑面积418平方米，分为东西中三部分，呈“回”字形，分为东西中三部分。中院有大门1座、耳房4间、东西厢房各3间、正厅5间，为祭祀及厨、库用房；西跨院有北屋5间，南屋5间，为族人会议和看守用房；东院为预留空地。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瓦覆顶，脊饰吻兽。正厅前出廊檐，檐下有精美木雕；明柱六根，柱顶梁端自东向西分别篆刻“福、营、邱、分、派、寿”六字。东、西厢房前出厦檐，卷棚式硬山顶。大门十柱落地，精雕石鼓门枕。姜氏祠堂布局严谨，尤其是正厅以及大门的建筑结构、柱、梁、椽、枋之间的合理搭配，代表了较高的建筑技术、艺术水平，是潍坊地区宗庙建筑的典范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昌邑姜氏祠堂收归公有，先后用作展览馆和昌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驻地。1986年昌邑成立昌邑县文物管理所，城关派出所自姜氏祠堂迁出，祠堂经重修后又成了文物管理所的驻地。
1997年，昌邑市博物馆成立，昌邑市文物管理所从姜氏祠堂迁往昌邑市博物馆，昌邑姜氏祠堂便作为昌邑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归昌邑市博物馆管理。2007年公布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祠堂藏碑刻数通 其中有姜焯所写“旃檀寺”碑
姜氏祠堂中藏有与昌邑姜氏有关的碑刻数通，为研究昌邑姜氏家族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通即姜氏十二世孙、官至徐州知州的姜焯书写的“旃檀寺”碑以及广东巡抚李士桢曾祖姜民望的墓碑。
“旃檀寺”碑青石质，长113厘米，宽45厘米，厚13厘米。横题“旃檀寺”三大字，上款题“乾隆甲子五月重建”，下款题“邑人姜焯八十六岁敬书”。查乾隆七年本《昌邑县志·卷七·寺观》记载：“旃檀庵，在县南辛置村，密安大师涅槃之所。”该碑原在新置三村村委院内，现在昌邑姜氏祠堂保存。
姜焯，李士桢胞弟姜士楧长子，李煦堂弟，字曦陆，幼有异禀，十七岁即补为邑弟子员，为廪贡生，不久即出任济南府陵邑训导，后升广东感恩知县。在感恩县任职十四年，政绩突出，后又摄理崖州，署理昌化知县。因政绩卓越，姜焯保升徐州知州，诰赠奉直大夫加一级。姜焯自海南历官至徐州，均以廉洁能干而为上司器重，苏州、常州、松江等地难办之事，江苏巡抚均托他处理。公务之余，他又纂修了《昌邑姜氏族谱》，重修文庙、考棚，纂修《徐州志》，维修苏堤、黄楼、放鹤亭等名胜。后姜焯因年老上书请求致仕，未被批准。雍正二年(1724年)致仕，居昌南惺惺山，号“甘泉老人”，乾隆九年(1744年)卒，享年八十六岁，归葬南店祖茔。姜焯后代自康熙至乾隆，凡三朝，仕宦不绝，人才辈出，享誉乡里。
姜民望墓碑青石质，方首，下部断残，残高78厘米，宽64厘米，厚18厘米。碑阳周饰浅浮雕草叶纹，中残题“皇清诰赠光……”上款残题“公讳民望，字天彦……”下款残题“乾隆九年岁次甲子……”碑阴无字。盖碑原在昌邑南店姜氏祖茔中，被发现后运往姜氏祠堂保管。姜民望为昌邑姜氏八世孙，自幼承袭家学，随其父研习医术，后为御医，供奉内廷。姜民望即李士桢曾祖，后因李士桢贵，入清后追赠光禄大夫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夫人宫氏例赠夫人。
近年来，《红楼梦》研究再掀高潮，李士桢、李煦父子暨昌邑姜氏家族也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昌邑所存与李士桢、李煦及其家族相关的史迹及文物不但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含金量很高的文化旅游资源。
姜家大湾
姜家大湾位于今奎聚街道东隅村西北部，原昌邑旧城中部偏东，其西50米即为姜氏祠堂。姜家大湾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90米，是昌邑城内主要排涝湾塘。明代为昌邑学者史载勋家族所有，名为“寄绿湾”。康熙年间，史姓将之卖于南隅刑部侍郎张志栋家族，此后一直为张氏家族所有，因湾地约十余亩大小，村人亦呼为“十亩大湾”。姜士桢六世祖姜镗始自姜家泊村迁居湾北崖居住，后姜氏繁衍聚居，被称为“湾埃”支，该湾遂被称为“姜家大湾”。民国时期，主持倡修昌邑姜氏祠堂的姜续焘，其故居即位于大湾西北角，二刻族谱所示“本宅”位置即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尚存。
姜家大湾原为昌邑南隅张志栋家族所有。张志栋(1648—1714年)，字敬修，康熙癸丑(1763年)科进士，擢翰林，历任广东、浙江、江西巡抚，迁大理寺卿，晋刑部右侍郎。张志栋为官勤勉，中正耿直，后因故罢官，督修通永河，积劳成疾，卒于工地，归葬昌邑豹埠营凤凰埠。张志栋兄长张志禧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长子张勿我、次子张勿迁分别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进士，形成了一门四进士的独特家庭。张志栋家族与姜氏家族交往甚为密切，姻亲稠叠。据《昌邑姜氏族谱》记载，李士桢子孙中，娶张氏为妻者不少。张志栋亦曾为李士桢《抚江政略》《抚粤政略》作序，文中称李士桢为“同里戚属”。一刻《姜氏族谱》时，李煦又请张志栋作序，又言：“予邑汇珍姜君与予少相善也，结为婚媾。其兄中丞公毅可与予兄亦为姻戚。”由此亦可见姜氏、张氏两大家族的密切关系。
本期供图郭长波（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