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大家王愿坚
2014年3月17日 本期撰稿：马新义
王愿坚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的多篇短篇小说被选入中学、大学课本，其中《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对一代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小说大都是短篇，有的甚至只有千把字，但却有着生动鲜活的人物，寓意深刻的思想，而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反映中国早期革命的斗争历史。有人评论他的创作时说，王愿坚在艺术的方寸之间，写出了一部部瑰丽多姿的革命“诗史”。
.................................................................................
年少受父亲影响爱上文学
王愿坚1929年3月出生在诸城相州,父亲王振千是个读书人,平时常给他讲一些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和述异志怪的故事,由此激发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从小就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孩童时代的文学基础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患重病“致死”被扔村外,幸被伯父捡回
1929年3月,在诸城相州镇一户姓王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瘦小的男孩,孩子的父亲此时年纪已大,这孩子是他的第二个男孩。由于当时兵匪四起,时局混乱,王家的家境也日渐艰难,所以这孩子的出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多少欢乐。且孩子出生后就病了,日夜啼哭,两片小嘴唇一张一合地喘息着,憋得脸都发青,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四处求医问药非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加重,到了第五天,瘦小的孩子竟再也哭不出声来。看孩子不行了,慌乱中这位父亲含着泪水把以为已经死去的孩子扔到了村外的土坡上,擦把泪水回了家。
时值春寒未尽的三月,孩子的伯父王翔千在济南忙于革命工作,因遭到敌人的通缉匆匆逃回故乡,这天傍晚赶回村,在村外路旁,他无意中发现了土坡上的孩子。
在那种年头,穷苦人家生了孩子养不起,有病无钱医治,死个孩子本不是稀罕事。王翔千朝那孩子望了望又朝前面走去,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心的驱使,这位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一起组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现暂避回诸城的革命家又停住了脚步,他怀着一线希望向孩子走去,来到孩子身边,他轻轻地把手放在孩子鼻子上试了试,竟然发现孩子还有一口气,他惊喜地把孩子抱起来,走回家去,着急地想把这个弱小的生命送还给生他的父母。不料,一打听,原来是弟弟王振千扔的孩子,他亲手捡回的孩子,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他抱着孩子走进弟弟的家门,向弟弟发起火来:“孩子还没断气你们就扔了,难道你就穷得连个孩子也养不起了吗?”
振千夫妇挨了哥哥一顿怒骂,悔恨和惊喜之中急忙接过孩子,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愣着干什么,你想让他等死啊?还不快去请大夫!”哥哥大声呵斥着。王振千这才如大梦初醒,这位比哥哥更博学多才、在相州学堂任教的知识分子没敢回半句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跑去。于是,这个小生命得以生存。
邻居们听说后无不啧啧称奇,说:“这孩子死里逃生,必有大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愿坚。邻居赞美王翔千救了侄子一命,并不知当时他正做着党的秘密工作,为拯救劳苦大众四处奔波着。
父亲常给他讲传说故事,激发文学兴趣
王愿坚的父亲王振千常给孩子们讲一些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和述异志怪的故事,以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有时他从文学名著中摘一些有趣的情节,有时讲一些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如《没有头的强盗》《神锥子》《张三捣鬼》等。那些神话传说、鬼怪妖魔的故事给少年时代的王愿坚开启了一个个神奇的窗口。相州是一个繁荣的古镇,在相州大集上说书卖艺的、拉洋片的等杂耍不少,只要有空,少年王愿坚就到集市上去听民间艺人说大鼓书。
那时说书艺人下了集还不走,一群痴迷的听众围成一个场子,听了一回再听下一回,这使放了学的王愿坚有机会趁中午可以多听一点。那些表达了人民的理想与希望的古老神话、杀富济贫的侠义传说常使他神凝意往。但是五天一个集,已经不能满足他听故事的欲望了,他就找书自己读。这时他们家已经败落,但父亲毕竟是读书人,家中有些藏书。王愿坚找出这些书,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一些字还不认识,但却能大致读懂其中的故事,十三岁以前他就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也读了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那时他对这些名著的理解并不深,但父辈的讲述给他的影响,对于一位少年的启蒙作用是巨大的。灿烂的民间文学像涓涓细流润入他的心扉。他从小就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对于一位初踏人生之路的少年来说也同样是一种文学与美学的熏陶。这一段的文学基础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冬,日本鬼子侵占了相州,占领了王氏私立学堂的全部校舍。像相州的许多孩子一样,王愿坚不得不到日寇监管下的学校里去读书。学校里挂起了太阳旗,日寇规定:学生一进校门就必须向太阳旗敬礼,年仅10岁的王愿坚不能忍受这种屈辱,宁肯挨日本教官的耳光也不肯向太阳旗低头。在家中,日子也不好过,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这在王愿坚那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有一天,鬼子闯进了王愿坚的家,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着王翔千的名字,父亲王振千这才知道鬼子是来抓哥哥的,仓促中他告诉妻子:“快去告诉哥哥,让他不要再出头露面了!”父亲被抓走后,愿坚的母亲找到哥哥报了信,王翔千很快躲起来,逃过了鬼子的搜捕。事实是,这时王愿坚的家已成为我党敌后工作的一个联络点,在县委工作的孙朴风、赵志刚等人常到他们家碰头开会,如果王翔千在家他们就会到翔千家中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或布置任务,这时常由王愿坚在大门外担任放哨的任务,这种斗争环境使他对革命有了一些初步感受。
日寇侵占相州 离家躲避战乱
这时候,愿坚的哥哥懋坚已参加了革命,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家中只有姐姐妹妹和母亲。为了躲避战乱,愿坚的母亲就把他送到了离相州十里路的老梧村的一个亲戚家。这里离公路远,又是丘岭地,岭上、沟里到处有茂密的树林,可以躲藏,比相州安全得多。
说起这段生活,王愿坚曾说:“这一段躲避战乱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在老梧村我的亲戚家有一个大胡子的老人待我特别好,他常领我到村东旁汉王山去玩,这座小山因为东汉的刘秀讨伐王莽时曾在此驻扎而得名,山上有座清凉寺,寺前有座古老的宝塔,平时听大人说话口头语‘他在哪里?(塔)在老梧村’,这次才真的见到。记得那时汉王山上还有棵巨大的白果树和数不清的古柏,大胡子还指着寺中的一块古碑说那是宋朝的宰相、文学家宋郊(宋庠)亲笔题写的。在庙里,我望着各式各样的神像和美丽的壁画直发呆,加上老人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仙女一夜之间建起宝塔的传说,西山石佛寺那大石佛连皇帝下令搬迁都搬不动等种种动人的传说,使我感到神奇而入迷。这也是一种故乡文化的陶冶啊!”
在老梧村躲了几个月后,打听到父亲被放出来,王愿坚才又回到相州。
炮火中感受诸多动人故事
1944年7月,15岁的王愿坚和堂弟王愈坚来到部队当了兵。对于15岁的王愿坚来说部队上的一切都很新鲜。在战斗的炮火中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使王愿坚产生了创作欲望。1945年,他编写了叫《回头》的小话剧,这是他的处女作,内容是反映战士自觉遵守纪律,缴获了东西归公的故事。这个剧在部队演出后受到欢迎,王愿坚还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战士。
应考作文构思巧妙,少年时代初露才华
1943年,14岁的王愿坚读完小学,考入新恢复的诸城中学。据其堂弟王愈坚回忆,这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一个“秋”字,应试的学子们按这个“秋”字各人破题作文,有引经据典作为题材的,有以景抒怀感叹秋色的,可谓多姿多彩。王愿坚则是抓住了“去年的秋是一个秋,今年的秋也是一个秋”这样一个立意,抒发自己的志向情怀,这篇作文受到了主考老师的好评,在以后的讲课中,老师也常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分析构思技巧。这件小事足可见证少年时代王愿坚初露才华的天资。
那时,王愿坚家经过战乱已经处于败落的地步,在中学,他和多数穷学生一样,每个星期都要回家背干粮,相州到诸城县城四十里路,成为王愿坚人生之路上最早的长途跋涉。在学校,没有炒菜,吃饭时,是一边啃着咸菜,一边喝着冷开水下饭,虽然过得清苦,但知识的长进也给他带来更多的乐趣。
在学习方面,他是一个勇于钻研、勤于思考的人。苏东坡在密州时建的超然台是诸城著名的文化胜地,因苏轼在这里写过一些名篇而名闻天下。每有闲暇,王愿坚便和同学们结伴登上超然台南望峰峦起伏的常山、马耳山,北眺一脉碧波北去的潍水,寻诗觅句,追怀先贤,品味苏东坡诗词的意境。
少年王愿坚对知识的追求有着追根究底的执着。有一次,同学孙铁民突然问王愿坚:“‘逻辑’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外来词,在当时,有一般私塾学底的学生根本答不上来,王愿坚当然答不出,他顺口按照谐音回答说:“大约是‘罗而集致之’的意思吧。”同学觉得也有些道理。回到寄宿地,王愿坚因为自己回答得盲目而深感不安,他决心搞个明白。费了好大的力气,他终于在书中查到这个词目的正解,这时已经是深夜了,他躺下睡不着,想着尽快给同学送去这个正确的解答,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大会儿,最终还是爬起来,在灯下写出了解释这个词的纸条,出门摸着黑,穿过了半个城区走到同学孙铁民家门口,喊醒了已经熟睡的孙铁民,告诉他一个解释问题的纸条已经从门缝中塞进,让他留意收起,这才坦然地回去休息。
这一段时间,王愿坚家中缺吃少穿,已经难以为继。有一件事愿坚终生难忘,父亲这位教书先生为了全家的生活,无计可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拿着自己心爱的砚台出去卖了,临行前,被王愿坚看见了,他问父亲拿砚台干什么去,父亲只好说了实情,但他告诉愿坚:“这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办的,以后你们可不能做这种事,这可是读书人离不了的东西啊!”
在诸城,他只读了一年初中就因家庭困难退了学。
离开家乡投奔部队,兄弟二人结伴参军
1944年7月,15岁的王愿坚和堂弟王愈坚一起,跟随在县委工作的孙朴风(后为山东省技工师范学院院长)到驻在山区的县委参加了工作。不久,就被送到山东军区的驻地日照县参加了八路军。
相州是敌占区,鬼子控制很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王愿坚与堂弟愈坚和料疃村的孙炳华三人跟随孙朴风离开了家乡。故乡的夏夜,田野里响着此起彼伏的蛙声,给死气沉沉的黑夜增添了一丝生气。他们四个人不敢走正路,只在满坡的青纱帐中穿行。下半夜,走到相州西约20里远的乔戈庄村前的一片高粱地里,突然听到有响声,似乎是弄枪的声音,为防不测,四个人分头跑开。孙朴风毕竟有斗争经验,处变不惊,就虚张声势地大喊:“三班长,到左边,二班长,到右边!”不一会儿,他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那弄枪的人不过是一个看瓜的农民,经一番喊叫看瓜人也被吓跑了。王愈坚被吓得乱跑,扑通掉进苇塘里,弄成泥猴。原来,慌乱中他把苇子梢当成平地了。王愿坚则跑到一个水沟里躲起来。孙朴风着急地找着三个少年,到处喊着:“愿坚!愿坚!”不想王愿坚误听为“汉奸”,吓得又奔跑,直到天亮才找到他。而孙炳华却跑散了,找不到一起,只得回了家,后来在地方工作。这是王愿坚革命生涯的一段小插曲。
在县委住了没有多久,王愿坚就找父亲的学生、当时诸城县的县长,要求到部队上去。过了没几天,有一个通信班长要到驻日照县的部队去送文件,县长把王愿坚兄弟俩交代给了通信班长,让他把他俩带到日照去。于是,兄弟二人每人背上了一个小包袱,里面都是叠好的三角纸,县长嘱咐说:“这个可要带好,这是稿子,是要在报上登的,你看报纸上那些文章就是这样的稿子印的,可马虎不得呀!”从这时起,王愿坚才知道什么是稿子。
他们从诸城出发,为了绕过敌占区,走莒县、莒南,然后去日照。三人拐弯抹角地走了七天才到达目的地。到部队后,通信班长把兄弟俩送到一个地方,交代给了一名部队干部。
战斗生活经历 激发创作热情
在军区,领导安排兄弟俩先在干部学校学习。对于15岁的王愿坚来说部队上的一切都很新鲜。谈起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我不过是个小毛孩子,记得有一次军区一个什么战士剧社演出一个外国话剧,我们去看,开演后前边有一个人挡住我,我就大喊:‘前边那个大胖子挡着我’。旁边的人捅捅我说‘前边那是首长’。我问啥叫首长,那人又说‘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就叫首长’。我的话被前面那人听见了,他回过头把我拉过去,笑着说‘你到前边来,我抱着你’。于是他把我抱在怀里,可我又大声嚷道‘还有我弟弟’。那位首长又回过身去把我弟弟抱过来搂在一起看戏。后来,开大会时我看到台上讲话的人正是抱我的那个人,周围的人说‘他是罗荣桓司令’。”
这些事情过去了好多年,王愿坚仍记忆犹新,他说:“这些事对我感受很深,所以永远也忘不了。一个作家可能接触过、了解过许许多多生活材料,但只有那些对他感受最深的才有用。”
在战斗的炮火中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使王愿坚产生了创作欲望。1945年,他编写了叫《回头》的小话剧,这是他的处女作,内容是反映战士自觉遵守纪律,缴获了东西归公的故事。这个剧在部队演出后受到欢迎,王愿坚还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战士。当时的《海滨日报》还发表文章赞扬。
深入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
1947年,王愿坚先后担任了纵队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在战壕里他通过切身感受,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一捆麦瓤》。报道很快就被新华总社采用播发,解放区的一些主要报纸都发表了。部队也曾给予他很高的荣誉,王愿坚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战争生活经历使王愿坚的心灵得到净化,更加坚定了他用笔来描绘军队和人民的英雄事迹
创作中得堂哥指点,注重生活体验和积累
王愿坚参军后参加了一些战斗,后调山东滨海军区三分区宣传队、野战军八师宣传队工作。1946年,在部队进行过泗州战斗后,上级提出来要提高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某团一连有一个排长很讲战术,这个排长带领全排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接连打胜仗,根据这个材料,针对部队中轻敌蛮干的思想,王愿坚编写了一个名叫《模范指挥员》的独幕话剧,宣传提高战术水平的重要性,受到了部队领导机关的表扬。不久后,这个小戏还印成了书,发给王愿坚300元奖金。
1947年,王愿坚先后担任了纵队报社的编辑和记者。
王愿坚的创作也受到过堂哥王希坚的影响,就在他已经担任随军记者的时候,王愿坚给出过书、已经很有名气的堂哥王希坚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自己写的一篇战地通讯。在信中,王愿坚问希坚怎样才能写好文章,怎样才能当一个作家。王希坚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写作给予了鼓励,同时也向他指出,不要把作家这个名称神秘化、神圣化了,希望他能够全身心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及时地用自己的作品反映现实,不要急于写出什么长篇巨著。
王愿坚收到这封信后开始并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堂哥在“打官腔,说官话”,但后来王愿坚说,事实证明希坚说的对,不深入群众生活,没有真情实感,不为现实服务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这件事对王愿坚启发很大,印象很深,直到晚年也不忘。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不久的那段时间,当时天气很冷,一天王愿坚跟连队的战士一起蹲在战壕里,冻得浑身打哆嗦。正在这时,首长和机关的同志们背着麦瓤来了,有了麦瓤,铺在地上睡觉就暖和多了。王愿坚挨过冻,有切身感受,很感激领导,就在战壕里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一捆麦瓤》。
报道很快就被新华总社采用播发,解放区的一些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这件事使他明白了堂哥的话并不是无用的官话。同时,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也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创作准备。
这期间,王愿坚在战争中不断锻炼成长,部队也曾给予他很高的荣誉,王愿坚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结合亲身经历写出《党费》,讴歌老区人民
1944年秋,日寇扫荡时,王愿坚得了伤寒病,因年龄又小,行军跟不上队,上级决定暂时把他寄养在一名农民家里,给这家的大娘当儿子,当时叫做“打埋伏”。
过了几天,王愿坚的病情好转后爬起来,觉得肚子饿得很,大娘就把两个地瓜面窝窝头塞到他手里,自己抱起两岁的小女儿走到里屋里。当王愿坚吃完窝头的时候听到里屋那小妹妹哭得厉害,进屋一看,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起花生皮嚼烂了送到小妹妹嘴里。
这个亲身的经历为后来王愿坚写《党费》提供了母子和“我”的关系,夺咸菜的细节就是由地瓜面窝窝头演化出来的。
有一次,王愿坚观看山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剧中的大娘在战争年代曾用儿子的生命换得一个八路军伤员脱险。多年以后,这个小八路当了首长去寻找大娘时明明认准了,但贫困中的大娘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沂蒙山区的人民那种无私的、博大的胸怀使这位首长自愧不已。剧情深深震撼了王愿坚的心,好像每一句台词都是对着自己来的。谈到这些时,他泪流满面地说:“永远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谁忘了谁是王八蛋!”他很少说这类不太文明的话,但那次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战争净化心灵 坚定创作决心
在战争年代里,王愿坚有多次在雨雪里行军,有多次穿着湿透了的军装站在冷风里发抖。那时候,心里想着,要是能爬上一个热炕头睡一觉多美呀!就是烧起一堆火,大家围着烤一烤也好啊,可是,这些当时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有一次在沂蒙山的“反扫荡”中,王愿坚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悠。唯一的干粮就是巴掌大的一块豆饼,饿急了就小心翼翼地啃几口,生怕啃多了,熬不到找到部队的日子,渴了,就到河里喝几口河水。就这样一直在大山里转了四天才找到部队,他饱尝了饥肠辘辘是什么滋味。
战争生活经历使王愿坚的心灵得到净化,更加坚定了他用笔来描绘军队和人民的英雄事迹,他已经不满足仅仅用通讯报道来反映战争,决心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更好地讴歌英雄形象。
《党费》让他找到写作突破口
随着一篇篇作品的完成,王愿坚觉得,这些文章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毕竟是粗浅的,对那些听来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如何加工、雕琢,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这使他感到压抑。他苦苦地思索着、探讨着,寻找着突破口。
面对如何加工素材,陷入苦苦思索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王愿坚在创作道路上也有过苦恼的徘徊阶段。在写《党费》之前,尽管他写了一些作品,但那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毕竟是粗浅的,对那些听来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如何加工、雕琢,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这使他感到压抑。在创作道路上的雄关险隘面前徘徊,他苦苦地思索着,探讨着,寻找着突破口。
1952年,王愿坚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当时有一个机会使他在闽南革命根据地听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叫卢春兰的妇女,她和几个人凑了一些咸菜往山里给游击队送,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敌人带回村里,又把全村的群众赶到一起,架上机枪威胁说:“如果不讲出是谁组织的就开枪把全村人都杀死。”就在敌人要疯狂进行屠杀的时候,卢春兰从容地站出来承认她就是组织者,于是敌人就把她推到一座土楼顶上,架上柴火,活活把她烧死了,烧前她还唱起了歌。这个故事加上他在莒南上莲子坡的经历就是小说《党费》最初的故事和人物原型。
读过《党费》的同志对照以上材料就可以从中看出,王愿坚在动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被原材料所限制,生活的原材料与小说之间距离是很大的。
素材融入自身生活,终找到突破口
王愿坚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抗日战争也仅仅是赶上了个“尾巴”,而他为什么能够把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写得那样真切感人呢?王愿坚说:“我的突破口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和我同在文艺社工作的陆柱国等同志,在艺术上给予我很大帮助,使我在业务上有了些提高,我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路子。虽然红军时期的斗争生活我没有经历过,但那时的斗争和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斗争形式、生活情景、人的精神状态等主要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那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去理解听来的故事。所以说,我还是写的我自己的生活感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写某一个人你就必须把自己化成那个人,要不,你就没法写。”这应当是他宝贵的创作经验。
在上莲子坡大娘家养病40多天,人民对军队的血肉深情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曾深深地感动过他,有了卢春兰的故事,他就再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上去,融合起来之后去改造这个故事,这样,故事就变得有了生命。
小说通过用咸菜交党费这样一个细节,细致地刻画了黄新对党深刻的爱。作者不是一般地写一个群众支援游击队的故事,不是平庸地描摹生活,不满足于一般的主题思想,而是深挖了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从一个短短的细节中,开掘了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写了革命落于低潮、处于困危中时一个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一个党员与党的关系。
从写这个故事,王愿坚找到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突破口,即:在创作方法上,把收集来的原材料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以融合,并从血泪交融的故事中发掘动人思想,提炼意义深刻的主题。在创作思想方面,他也开始了新的飞跃。在这之前,王愿坚的创作思想仅仅停留在“把自己听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这样一个高度上。通过写《党费》以及《党费》发表以后所受到的鼓励,使他对创作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这时他才开始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烈、前辈,不仅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铺平了革命的道路,而且也留下了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记录他们是怎样用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革命道路,怎样在斗争中创造了精神财富,这是作家的历史责任。认识的提高,使他更坚定了做一个革命传统的收集者和宣传者的决心。
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突破口,王愿坚就坚定地顺着这条道路走了下来。1956年起,王愿坚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许多多的革命老战士,听他们讲故事,替他们写回忆录,前后共访问过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达百余人之多,听他们讲了大量的故事,做他们的记录员。
这样,除了在回忆录中写出来的,还有大量的背景、故事、生活细节,他近乎贪婪地倾听着、感受着、记录着。
与女同事喜结良缘
王愿坚的爱人翁亚尼是浙江人,1949年中学毕业后在宁波参军,参军后被分配到宁波《麓水报》当编辑,当时王愿坚任编辑室副主任。翁亚尼作为一个当时在部队为数极少的女中学生在机关很引人注目,随着年龄长大,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最后有位同志就托王愿坚来介绍。那天,在办公室里,王愿坚对翁亚尼说:“吃完饭咱们俩出去走一趟。”翁亚尼以为是谈工作,饭后就一起到驻地外散步,王愿坚这位受人之托的大媒人苦口婆心地讲了一遍那个委托人的优点及热情,翁亚尼仍然笑着拒绝了。从此,王愿坚与翁亚尼接触多起来,他们一起谈工作,谈各自的家庭,想不到爱情的红线竟把这位当过媒人的编辑室副主任与翁亚尼连接起来,翁亚尼在回忆当年时说:“当时我与他结合也并非偶然,我对他印象极好,他人品好,正派,有才华,当时在周围的青年干部中是比较优秀的,又有共同的志向,所以就走到一起来了。”
1952年7月,王愿坚与翁亚尼一起调北京,到北京后二人同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7月到北京,12月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就结婚了。
作品中充满诗意真情和美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而王愿坚又是追求的什么呢?王愿坚说:“这个问题,咱不妨拿炒菜做个比方,同样的鱼肉、青菜和佐料,在一百个厨师手下会做出一百种不同味道的佳肴。创作也是如此,我整个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一个追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不自觉到自觉,不断发展的。炒菜的厨师追求各种不同的色、香、味,我自己努力追求的是美、情和诗意。”
《七根火柴》创作过程印证艺术追求
读者从王愿坚的作品中不难看出,美、情和诗意正是他可贵的艺术特色。如果拿他的作品比做音乐的话,那么这音乐的基本旋律和主要音调就是用血与火谱成的,充满诗情的壮美乐曲。
《七根火柴》的创作过程很生动地印证了王愿坚的艺术追求。在老首长们讲述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一位首长谈起长征时说,一爬上雪山顶,他看见前面山下坡的雪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举起望远镜也没有看清,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名战士的遗体,身子埋在雪里,一只手伸在雪外,手里拿着一个党证,这肯定是先行部队的战士,这无疑是他牺牲前拿出的党证。这个细节在写材料时一直没有用上,但却时常在王愿坚的心中萦绕,他苦苦地思索如何加工这个故事。
1958年春天,王愿坚整个的思想都沉浸在创作的热潮中,琢磨怎么样改造这只手的故事。在他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随着战友的视线望去,只见雪地上露着一只手,手心里托着鲜红的党证……”可是,怎样才能使这个细节变得更有意义呢?让烈士为后来人着想,这才有境界,要不,让他在党证中夹着几根草药?那时缺药,他把自己珍藏的几根草药留下给后来的部队?也不是很合适,他着魔般地思考着。“创作就是这样,当你入迷地思考一件事情时,思想的撞击就像一堆冒着烟的烂草,越是深入思考,烟就会越来越大,忽然一阵风吹来,一下子冒起了火苗,于是就燃起了大火,这就是灵感。”王愿坚如是说。就在他为那个党证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时候,忽然他产生了顿悟:为什么不换一个环境呢,为什么不可以拿到草地上呢,在寒冷的草地上行军露营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呢?火柴,对!在党证里夹上几根火柴,那是他珍藏的最宝贵的东西,自己不行了,留下给后续部队,让那些缺少火柴的部队重新点燃希望之火,可以取暖、做饭,可以带来光明,可以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燃起燎原大火。
一下子,这个细节得到了升华。那天,他完成了《七根火柴》的写作,高兴地回到家里,爱人翁亚尼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写完了《七根火柴》我好轻松!你知道吗?当我写卢进勇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化成了那个战士,而当我描写那只手的时候,泪水湿到了稿纸上,当我打上了最后那笔引号以后,我觉得似乎完成了许多无名战友的嘱托,心头感到一阵轻松。”
每一篇作品中善用浓墨重彩写人情
王愿坚所写的作品虽然大都是短小的故事,有的甚至只有千把字,但是这些作品的容量是巨大的,他善于从革命的历史中捕捉那些富有诗意,体现着人的灵魂美,充满着革命深情的生活片断。他把一把咸菜、一根火柴所迸发出来的闪光的思想捕捉住,用这些音符来谱成主旋律。那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如同拨动人物心弦的音响,在读者心中引起巨大共鸣。他善于表现生命垂危的人们的崇高灵魂；在白色恐怖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人民的铁骨铮铮；在革命遭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的坚定豪情。他所注意的是这个,所讴歌的是这个,他把生活的原材料加以浓缩,使之更强烈,让生活里的诗,变成艺术的诗,这样就构成了他所谱写的“音乐”悲壮的主旋律。他所写的题材多是非常严肃、非常残酷的,但他写得很动情,“无情就没有文学”,王愿坚始终遵循着一条非常朴素的美学原理,那就是:“我自己不感动的我就不写,我写了就是为了感动别人。”
在《党费》《三人行》《亲人》等篇中,王愿坚都是用浓墨重彩写了人情,但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之情,是人类最美的人情。王愿坚感慨地说:“文学就是人学,写人如果没有情怎么能够打动人心?自己不感动的,就不能感动别人,在我的作品中那些使读者受感动的地方都是我含着眼泪写出来的。”“作家必须首先自己对所写的人物有强烈的感情,自己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写好,作家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正是因为这样,王愿坚在选择题材时总是选择那些与自己的生活相通的东西,不相通的东西,按他的说法是“真情实感不够,本钱不够,我就不写,写也写不好”。
力求作品 美于生活
王愿坚对美的追求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写人民的美、军队的美、斗争生活的美,他从生活中收集着美,而力求在作品中写得比生活更美,就是这样,多年的追求形成了他自己的美学理想。
继《党费》之后,王愿坚连续发表了16篇中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描写了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故事；《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歌颂了长征；《普通劳动者》《妈妈》等,则是描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老一代革命者保持革命本色的动人事迹。
王愿坚善于把听来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加以融合,捕捉一件小事中所发出的闪光的思想。他没有赶上长征,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经历中,他多次深入老革命根据地,并沿着雪山、草地、大渡河的长征路线去追寻革命前辈们的英雄业绩和艰辛崎岖的战斗历程,塑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表现了苏区人民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他的作品是血与火谱成的乐章,充满革命的人情美和诗情美,是当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