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怀
齐蜀
文章是笔墨间的山水，山水是天地间的文章。世上有多少山水美景，人间就有多少锦绣文章。
一
在哲人眼里，山水是哲理的凝固，是人生的外化。登山临水，足可以透视宇宙奥妙，参悟人生玄机。
儒家的山水观总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山的崇高恰与君子之德相类，水的流变正与君子之智相通，于是，山水便成了仁德与智慧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孔子非常喜欢登高望远，他曾登东山而小鲁，也曾登泰山而小天下。有一次，孔子让学生畅谈各自的人生志向，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其他人的说辞很不以为然，却唯独对这位爱游山玩水的学生大表赞同。又有一次，当子贡向他请教“君子之所见大水必观”的原因时，孔子兴致颇高，不厌其烦地向他的学生作讲解，说道：“夫水大，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氵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由是，山水便被赋予一种高大的人格力量，成为仁德君子的化身了。
到了道家那里，山水则获得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诠释。信奉以静制动、以退为进的老子，从流水的柔顺中悟出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人生至理，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他那富于辩证法色彩的哲学智慧，启迪了后世无数思想家，形成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的道家学派，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庄子在《秋水》篇里，讲了一个充满哲理的寓言故事：黄河发大水的时候，河伯看到两岸之间不辨牛马，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等到他顺流而下，见到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时，他不禁望洋兴叹，茫然若失。北海的主宰北海若对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 氵矣，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这个寓言故事，以其深刻的哲理性，使每个读到它的人都不免陷入万古沉思。
关于进与退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挠着历代的文人学子，使他们每每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屈原，这位失宠的楚王同姓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他希望神明能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就去太卜郑詹尹那儿找答案。但一肚子智慧的郑詹尹也解答不了他心中的迷惑，对他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于是屈原披发来到汩罗江畔，与渔父进行完那场有名的对答，然后再吟咏完他生命中最后一篇辞赋，最终投进了波涛汹涌的江水。关于这个“进与退”的老问题，也曾有过形而上学的评价。他们以为，儒家主张积极进取，道家主张消极无为，二者形同冰炭，势难调和，人们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两极选择，绝无中间道路可走。其实，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诚然，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张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但有时也免不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观色彩。孔子意欲挽救周朝礼坏乐崩的命运，不辞劳顿，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那套学说，却总是四处碰壁，无人赏识，累累若丧家之犬。面对滚滚东去的流水，他禁不住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声孤独的叹息，让人觉得理想的遥不可及和做人的万般无奈！而道家固然主张消极遁世，却也不乏圆融机敏的处世智慧：“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样高超的人生艺术，难道不是体现着积极有为的生命意识吗？
二
山水是历史的见证。历史上的一切风云变幻，仿佛都浓缩其间了。中国的历史最悠久，中国人的历史感也最深刻。也正因如此，古今的文人大都喜欢登高山而临深渊，一面欣赏山水美景，一面凭吊历史兴亡，恰如王安石所咏：“千古登临，对此谩嗟荣辱。”读着这类借咏山水而实叹兴亡的诗文，人们不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帝王的山水情怀总是千古一律的。他们把山水看作是江山社稷，是自家的苑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炫耀这一点，他们还让那些御用文人们极力渲染他们对山水的占有欲，于是铺张扬厉的汉赋大量涌现，领一时之风骚。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左思的《蜀都赋》，司马相如的《上苑赋》，这类大拍马屁的文章，极尽夸张之能事，将帝王拥有山河的自足感发挥得无以复加，表达得淋漓尽致。始皇修复长城，汉武驱逐匈奴，昭君出塞大漠，文成和亲吐蕃，目的无非是为了保住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好江山罢了。秦始皇开疆拓土，至于海滨，面对茫茫大海，叹曰：“天尽头矣。”这位千古一帝的感叹，是充满自鸣得意的占有欲的。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大都登临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他们的祭祠朝拜，与其说是在崇拜泰山，勿宁说是在崇拜自己。因为他们从巍巍泰山身上，看到了作为帝王的无上威严，所以才会甘愿拜倒在它的脚下。他们是在向上苍祈祷，希望自己不可一世的威风，能象泰山一样万古长存。
但是，江山永固的梦幻是很容易破灭的。亡家破国的惨剧，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断绝过。那些无能的君主们，在外来势力的有力冲击下，节节败退，丢地失城，山河破碎，可是只要能够偏安一隅，守住仅有的半壁江山，他们仍然觉得威风八面，于是照旧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歌舞升平也改变不了覆亡的命运，是梦总是要醒的。宋代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在忽必烈铁骑的追击下仓遑逃窜，实在逃无可逃了，只好让他的臣子背伏着，在海南投海自尽了。明朝末年，当李自成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心胆俱裂，他斩断了女儿的臂膊，怨他不幸生在帝王之家，而他自己呢，也在煤山自缢，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大明江山的统治。蜀国的皇帝刘禅，被后人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亡国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终日沉迷于酒色乐舞，西晋皇帝问他感觉如何，他答曰：“此间乐，不思蜀。”而终日醉心于花间低眉浅唱的李后主，亡国被俘后诗风大变，每当他月夜伫立窗前，翘首遥望故国，总禁不住发出阵阵沉痛的哀鸣：“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精忠报国是臣子们的山水情怀。为皇帝开疆拓土，戍守边关，成就了无数的边塞诗人。“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这首《燕歌行》雄浑激越，气势非凡，表达了一代臣子忠君报国，征战沙场的共同志向。“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塞外的别样山水，也曾激发了另一位边塞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岑参“誓将报主静边尘”的心愿，与高适实在并无二致。“处江湖之远”无缘报国的呢？按照范仲淹的说法也是“忧其君”。少年气盛的王勃，省亲途经洪州时登临滕王阁，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不禁“遥吟俯畅，逸兴遄飞”，油然而生报国之心。可惜虽是“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却“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于是明白“盈虚有数”的道理，只好以“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来宽慰自己。而宋代的陆游，念念不忘“上马击狂胡”的人生抱负，“平生万里心，执马王前驱”，“头颅自揣已可知，一死犹思报明主”，“书生忠义与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这样的心迹在他的诗作中随处可见。但报国无门，郁郁而终，临死前写下了这样令人哀惋的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富于悲壮色彩的还是岳飞，他曾拥有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凭借这样一支铁军，他本可以直捣黄龙，凯歌而还的，只可惜奸臣当道，昏君扯肘，最终冤死在风波亭，他的那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凌云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了。
从本质上说，臣子的忠君并不能改变大厦将倾的必然命运，改朝换代的悲喜剧，还是照例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轮番上演。每当一个朝代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属于前朝的臣子们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信奉“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他们宁可做遗民，或遁迹山林，或流亡异乡，也不肯屈膝投降，他们把这看作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气节。最典型的例子，早的可举不食周粟而隐逸首阳山采薇度日的伯夷和叔齐，迟的可以明亡后客死日本的朱舜水为代表。关于“气节”问题，人们看得很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变节行径，人们是很难宽恕的。《梅花岭记》里杀生成仁的忠臣史可法，与屈膝事清的才子钱谦益，人们对他们的褒贬，可谓泾渭分明。同样不肯做清廷顺民的还有一大批，象写过《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和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一度是忠于明朝的仁人志士的一面光辉的思想旗帜。然而，这些以气节自励的大儒们，好象很难抵得住朝廷的怀柔政策，大多数还是或早或迟地做了满清的顺民。看来，要做真的遗民，实在并不容易。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我看来主旨倒不在于揭示明王朝的覆亡根源，乃在鞭挞侯朝宗之流的变节行为，甚至是李香君这个人物的设置，也不过是为了反衬变节的可耻罢了。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满清统治者很快就将这出戏禁演了。
三
英雄的山水是崇高的。正如荷迦兹《美的分析》所说：“层峦叠峰包含有一种逼人的魅力，汪洋大海则以其浩瀚无边而动人心魄。”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则把人与自然对等看待，以为大自然一视同仁，在造就了千奇百怪的山山水水的同时，也孕育了形形色色的风流人物。于是地灵人杰，人杰地灵，二者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曹操这位“横槊赋诗”、能文能武的一代枭雄，曾对山水多次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于戎马倥偬的间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看到“山岛竦峙”、“洪波涌起”的壮观景象时，他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观沧海》。但他在这里吟咏的可不是自然山水，而是他心中的山水，也就是他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与他同时的刘备，以皇室贵胄自况，也曾写过一首托物言志的小诗，使曹操看出他并非池中物，所以，“煮酒论英雄”时，这位奸雄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的风流人物，就象深邃夜空上的璀璨繁星，格外引人注目，引得后世无数评说。杜牧好言兵，常怀用世之心。当他任黄州刺史的时候，自然光顾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想起这场关系魏蜀吴三方命运的着名战役，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几百年后，又一位旷世才子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轼不止一次地来到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或与友人泛舟夜游，或独自一人伫立岸边，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虑及自身的命途多舛，不禁生出“人生如梦”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写有大量凭吊山水怀古伤时之作，但他感慨的并非兴亡交替的无常，而是壮志难酬的命运。“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类“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怅然悲叹，是很能引起壮志难酬的英雄们的共鸣的。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英雄梦并不是伟人们的专利，就连贩夫走卒，囚徒草寇也概莫能免。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的名言则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名与利的诱惑下，谁不想出人头地呢？陈涉本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徒之徒也”，当他给人佣耕的时候，却念念不忘异日富贵，别人嘲笑他不自量力，他则说：“嗟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他被发配渔阳的时候，这位历史上有名的造反派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众人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拉开了秦朝覆灭的序幕。从此，“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水浒传》里的宋江也不例外。他本是郓城县做押司的芝麻小官，不但执法犯法，私通贼寇，而且杀妻犯案，终于沦为配军囚徒，正所谓英雄末路，潦倒穷途。一日上得浔江楼独酌，看到“倚青天万迭云山”，“翻瑞雪一江烟水”，不由得引发出他的勃勃野心：“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结果，他上梁山落草为寇，干他那“替天行道”的勾当去了。
有别于王侯将相和绿林好汉，侠客算是另一类型的特殊英雄了。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介乎二者之间，又极容易向二者转化。如果甘愿为朝廷效忠卖命，侠客就是国家的“顶梁柱”；而不愿做奴才和鹰犬的，就成了朝廷的“眼中钉”。对这类人，统治者的基本立场是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必除之而后安，一旦霸业已成，往往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为什么会这样呢？诚如韩非所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那种独往独来，不受管制的作风，那种动辄怒发冲冠、拔刀相向的做法，实在是太难以让人放心了。谁敢担保，他们有朝一日不会反戈一击，搞到自己头上呢？但是，他们的忠于言诺、解人困厄的大侠风范，毕竟不是世俗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因如此，作为史家的司马迁才会在他的《太史公书》中特设一篇《游侠列传》，高度评价他们的作为。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武侠小说了。读者的喜爱武侠，与其说是着迷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不如说是折服于难能可贵的侠士风范。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有不平事？”只要人间还有不平事在，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就永远不会失去市场。
但只要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明白古人眼里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了。二十四史所载，多是王侯将相的功德碑；传奇小说所唱，也无非是向往发迹的黄梁梦罢了。那种弘扬阳刚之气，讴歌崇高之美的英雄史诗，从来就没有真正产生过。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充溢英雄精神的文字恰如只鳞片羽，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些散落于先秦典册的上古神话：精卫填海，夸夫逐日，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先民们凭借蒙昧时代有限的想象力，呼唤能够战天斗地的英雄，为我们留下了这弥足珍贵的零星片断，创造了闪耀着英雄主义光彩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农耕文化的过于发达，现实功利的过于强大，中国曾经先后孕育过至高无上的祖先崇拜、圣人崇拜、帝王崇拜，而像西方那样成熟的英雄崇拜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因此，即使到了元末明初，虽然出现了歌颂王侯将相的《三国演义》和歌颂草莽好汉的《水浒全传》，却产生不了象《出埃及记》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则干脆承继先秦英雄神话的余绪，重新虚构起那个西天取经的新英雄神话来了。
从神话英雄到王侯将相，再从将相王侯到英雄神话，英雄崇拜经过了一个轮回。英雄主义的萎缩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出英雄的时代，是无所作为的时代；没有英雄的山水，是黯淡无光的山水。既然雄奇壮丽的山水也不能发酵出一种真正的英雄气质，那么，它就只能酝酿别一种东西了。
四
魏晋时期，儒学式微，老庄复兴，加之佛教浸入东土，社会思潮空前活跃，呈现出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大繁荣。于是，优游岁月，恣情山水成为一时的风尚，套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里的话说，那可算是“山水的自觉时代”。
稽康在山水之间“俯仰自得”，陶渊明“性本爱丘山”，陶弘景以“山中宰相”自居，竹林七贤的放浪行骸，《世说新语》的崇尚清谈，《兰亭集序》的纵情山水，构成那个时期特有的山水情怀。他们以其绝妙的笔墨尽情挥洒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士风流与隐士品格，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慕山水的佳作，最具代表性的当是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和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读着这样简淡清新的文字，我们仿佛能体验出“山中宰相”那份从容自得的高逸情趣。“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与君。”这种流连山林，回归自然的风尚，对后代文士的人生取向和美学品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赤壁赋》、徐霞客的游记，以及袁宏道的“性灵”文字与张岱的山水小品中，都能看出这源远流长的雅人高致。
名士风流，说到底是一种狂狷精神。狂狷之士总喜欢标新立异，爱追求与众不同，很有些逆潮流而动的风格，颇与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有些相类。这种东西在中国可说是古亦有之，象西周时孔子所遇的接舆，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但终究属于个别的特例，真正形成气候的还是“魏晋风度”。阮籍的狂放不羁是出了名的，他看中了一位酒店的老板娘，就拿美色来下酒，喝醉了就乘机倒在老板娘身旁昏昏然睡去。谢鲲更是了得，他看上了邻家的织布女，就前去软磨硬泡，人家不答应就用强，结果被打落两颗门牙，本该灰溜溜走人的，他却傲心顿起，说道：“损齿，犹不废我长啸！”这还不算是最厉害的，更有大巫者在焉。刘伶嗜酒如命，有一篇《酒德颂》传世，他在家中喝酒，脱得一丝不挂，别人看见后，责备他有失体统，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房舍为衣裤，你们为何钻进我的裤裆里来呢？”这种不合礼法的行径，自然得不到世俗的认同，就连当权者也恨得要命。所以，魏晋风度就得了个“文人无行”的恶谥。然而奇怪的是，狂狷精神却好象有一种异常顽固的生命力，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千百年来绵绵不绝，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唐代有恃才傲物的李白，宋代有流连风月的柳永，明代有反叛孔教的李卓吾，清代有特立独行的金圣叹，民国有好唱反调的辜鸿铭，当代有不讲马列的陈寅恪，台湾有我行我素的文化狂人李敖。他们的情形虽说是各各不同，但骨子里的不合作主义却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不合作主义，隐士品格却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不象狂狷之士那么激烈张扬，而是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退让姿态，“敬而远之”，此之谓也。严光本是刘秀的同学，刘秀称帝后，他改名换姓，隐居不仕。光武要封他官做，他却归隐富春垂钓。这种典型的消极无为的不合作主义，却很得历代文士的推崇。范仲淹做严州太守时，特地为他建了祠堂，并作《严先生祠堂记》，结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清代的郑日奎心仪他的风范，前往钓台拜谒，曾说：“先生风节，辉耀千古，予夙慕之。”归隐虽说是值得仰慕的名士高节，但那动机是很值得推敲的。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叙说李愿“不遇于时”，这才要去盘谷隐居。当时韩愈也不甚得志，故极力称道隐逸之乐，一再表示自己也有这样的志向。但他内心深处果真想当隐士吗？实在难说得很。这就象现在某些城里人，在喧嚣的都市呆腻了，不禁忽发奇想，对乡野山林之趣心向往之。但让他盘桓小住尚可，若要他终日置身乡野山林，他就又该怀念起城市的繁华来了。宋濂在《游钟山记》中再三表白自己的山林之志说：“山灵或有知，当使余游尽江南诸名山，虽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但细读此记，我们就会注意到，他的心思压根儿就没有放在游山玩水上，他看重的是叙史，于前代旧闻总是细加搜求，其胸怀抱负透露无遗了。
五
文人山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弱质的山水。这从大量模式化了的山水画作中就可看出。王维的《山水诀》，郭熙的《林泉高致》，把这种文人的雅致说得实在是透彻极了。纵观古代大量的山水诗，山水画，少见“大江东去”的气势，少有波澜壮阔的气魄，它把文人的情趣凝固成一种近乎僵化的静美。从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凄清，到韦庄“画舫听雨眠”的闲适，从张岱的小品到姚鼎的游记，都是这类小巧玲珑的小制作。即使到了倡导新文化的“五四”时代，我们从周作人、梁实秋、俞平伯、朱自清、郁达夫这些文化新人的新派散文中，看到的仍然是这种沉湎于古典静美的美学趣味。难道，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峭，黄河的奔腾，长江的浩荡，悠悠五千年都孕育不出一种豪迈奔放的恢弘气度了吗？
“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在世俗眼里，文人的形象总是卑微的，软弱的，他们总被看成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在“家天下”的国度里，文人充其量是可以利用的招牌，似乎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独立地位。八股取仕制度，把文人的思想牢牢地禁锢在“四书”“五经”这样狭窄的圈子里，只准他们有图解阐发的权力，不许他们有创造发明的机会。他们可以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很少能够成为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孟子倡导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李白吟咏的“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狷精神，李贽标榜的“不失赤子之心”的异端思想，在历史上毕竟是不多见的。陈寅恪追求的那种“自由之意志，独立之思想”， 一直是历代文人不醒的梦魇。人们常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的亦步亦趋，必然导致审美上的墨守陈规。在这样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下，文人的山水情怀能不是弱质的吗？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太过安定的生活，是足以将人的冲创意志消磨殆尽的。唐宋以降，大一统成为总趋势，安定的生活成为历史的主流，虽然时不时地出现过短时期的分裂，但由于农耕文化的过于成熟，小农意识的深入人心，使它很快便又得以重新粘合，再度拼凑成一张“大一统”的版图。于是，长期的安定生活，使人们习惯了静止的美的安适，进而成为一种可怕的惰性，反而对富于张力的动荡之美很不习惯，并从本能上予以否定和排斥。范仲淹“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苍凉，岳武穆“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悲歌，是动荡生活长期磨砾的结晶；而杜牧低吟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切腹之痛，大抵是经过亡家破国之后才会产生的。在浩如烟海的诗词王国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暖风曛得游人醉”的歌舞升平和“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安闲自适；而苏东坡和辛弃疾们慷慨激昂的豪放词，虽然不时划破静寂安详的漫漫夜空，却从来就没有压倒过低眉浅唱的婉约派。从这种诗词流派起承转合的命运中，我们仿佛就能得出某种有趣的结论。
再者，中国人信奉“大团圆”式的结局，缺乏彻底的悲剧精神。中庸之道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恪守不偏不倚的行为准则，任何出格均视为有失体统。反映在审美观上也一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美成为审美定势，违背了这一美学信条的追求，都看成是不值得效法的下品末流。屈原呼天抢地式的慷慨悲歌，这种不合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传统的美学追求，只有在肯定其忠君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卫道者们的认同；否则，它早就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狂言呓语了。《金瓶梅》式的灰暗格调，《红楼梦》式的空无结局，是颇受卫道士们的攻击和嘲讽的。于是，黄河的奔流不息，长江的浩浩荡荡，在文人眼里也只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常态，就象社会生活的起伏动荡一样，也会看成是“天下大势，久分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定势，并不能引发他们“千古兴亡多少事”的沉痛反思，反而进一步促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安适感和满足感，让他们深陷其中而日渐麻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几千年来，人们就是这样沉浸在湖光山色的静美中，似乎真地忘却了历史上的一切风云变幻，达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凡此种种，文人山水便只能是精致有余而粗犷不足的小摆设了。
庄子叙说的那个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故事渐渐被人遗忘了，苏轼在赤壁之下阐发的那番“水与月”的人生见解，如今也早已成为空谷绝响了。在长久的沉寂中，人们激切然而又是耐心地期待着，期待着历史能出现新的转机，期待着历史能掀起新一轮的“惊涛拍岸”，以便冲垮那道千年积淀形成的牢固堤防，去造就一种全新类型的山水情怀。
六
山水总与风流韵事有缘，因而山水也会不时弥漫上一层朦胧的雾霭，散发出一缕瑰丽的色彩，给人一份温馨的感觉。《汉书、东方朔传》注：“尾生，古之信士，约女桥下，久待不至，入水而死。”读了这样的故事，你可以齿冷古人的迂腐和傻气，但你无法嘲笑他那恪守诺言、痴于爱情的忠贞。望夫石的传说，曾引起一位当代朦胧诗人的沉思：“与其在悬崖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不愧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人，她宁肯舍弃那份恪守诺言的教条和寄望虚幻的痴迷，也要拥有哪怕是片刻的现实的欢欣。相隔数千年，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圆枘方凿，格格不入。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水的柔弱恰如女子的性格，故对水的联想多与女子相涉。宋玉《高唐赋》虚构了一个“巫山云雨”的故事，这个典故此后就成了艳事的隐喻；而他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的那位登徒子，也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汉乐府《上邪》用“山无陵，江水为竭”来表白对爱情的忠贞，发“海枯石烂”誓言的滥觞；而稍后下层文士拟民歌《迢迢牵牛星》就含蓄得多：“盈盈一水间，眿眿不得语。”这被看作是温柔中和之美的典范。曹植的《洛神赋》用“灼芙蓉出渌波”来比喻心仪的女子，只是人神殊途的结局，未免让人惆怅哀怨。刘禹锡醉心于巴蜀山水，对率直奔放的当地民歌情有独钟，遂模拟创制了大量歌咏男女恋情的《竹枝词》，其中一首有句云：“花开易衰似郎意，流水无限似侬愁。”将热恋中女子的微妙心理刻画得异常细腻。苏东坡则把西湖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将西湖的美丽形容得恰如其份。赵孟頫之妻管仲姬有词：“尔侬我侬，忒刹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以水作媒介，管氏实现了与丈夫灵与肉的整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女子的看法颇为独特：“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纵观古代诗文，这种以流水喻美人的奇思妙想，几乎成为一个定式，就象以鲜花喻美人一样具有普遍性。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叫它作“恋水情结”。《诗经》里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心仪美人，却只能隔水相望，最是撩拨人的情思。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不得，不但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欲望，反而使这欲望更强烈。于是，这份想往便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永远笼罩在人们的心头，随时引发或甜美或苦涩的感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向往的蓬山在哪里？白居易有句：“山在虚无漂渺间。”《太平广记》卷五十记有唐人写的裴航遇仙的故事，引得人们悠然神往。流风所及，便有明清之际艳情小说的异军突起。无数失意的学子们，把他们于现实中不可得的一份痴想，化为风花雪月里的顾影自怜，创作了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对才子的天缘奇遇梦寐以求，对他们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这种对美丽女子的向往之情，千百年来绵绵不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
“江山美人”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江山与美人到底孰重孰轻，却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在“红颜祸水”论者眼里，江山社稷自然高出多多，他们还会开列出一长串清单，从妲己、褒姒、西施，到赵飞燕、貂婵、杨贵妃，直到明末清初的陈圆圆，几乎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地位总是低得可怜，不惟官方正史如此，连稗官野史也如此。这一点，只要看看世人对潘金莲的评价就可一目了然了。在《水浒传》中，潘金莲是个不守妇道的淫妇的典范，作者让她伙同奸夫西门庆毒死丈夫武大，最终被武松手起刀落，身首异处，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完成了“万恶淫为首”的道德训诫。事情本来应该到此为止了，兰陵笑笑生却又节外生枝，让她在《金瓶梅》中奇迹般地复活，再扮演一回变态狂的角色，于受虐与虐人中展览完人性的丑恶，以满足人们意犹未尽的快感，这才安排武松重新行刑，总算是让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多数文士对女子还是怀有好感的，对国色天香的美人尤其宽容，总不肯让她承担亡国的罪名。白居易写《长恨歌》，本意无非是要“惩尤物，膣乱阶，垂于将来”，以便达到讽喻的目的。然而一旦沉浸于生死相恋的爱情悲剧，他就不由自主地偏离了他的创作初衷。所以，我们读了《长恨歌》，不仅感觉不到女子误国的罪恶，反而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之情深深打动，这种结果恐怕是作者始料不及的。明末清初的陈圆圆同样倍受人们同情，成为文人叙说不尽的话头。吴伟业的《圆圆曲》极力为她开脱，反复强调“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无奈是多情”，那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亡国也好，卖国也罢，都是你吴三桂的事，与女子何干？到了现代武侠小说《鹿鼎记》，金庸彻底为陈圆圆翻案，甚至异想天开，让吴三桂和李自成同时喜欢上这位天生尤物，并为她打得不可开交，把“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旧事花样翻新，重新演绎一遍。
七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弹指间已是五千年过去，历史的脚步悄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在这新旧交替的当儿，旧的印痕尚未褪尽，新的秩序正在确立，一切都还处于整合之中。此时此刻，人们的山水情怀又是怎样的呢？
曾几何时，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万里神州烧成了“赤县天”，也将原本就不葱茏的文苑烤成了罕见的文化荒漠。在那个令人心悸的年代里，虽然不乏“四海翻腾云水怒”的豪情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却照旧造就不出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大气磅礴的山水情怀。习惯于登山临水的文人们不约而同地与山水绝交，换上了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生存方式，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山水之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枯萎凋零了。那个时期，可算是山水情怀的封冻时期。能够稍微值得一提的，仿佛只有一个杨朔。这位激情盎然的军旅作家，每到一处山水名胜，总忘不了讴歌一番祖国的大好形势，形成了有名的“杨朔模式”，很为后来的文学研究者所诟病。这就象程式化了的“东风吹，战鼓擂”之类伪浪漫主义的拟民歌，脸谱化了的样板戏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英雄，除了使人作三日呕的假大空之外，还能给人一点别的享受吗？
浩劫过后，百废待兴，万马齐喑的文坛也开始残雪消融，于是草木复苏，百花竞放，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文化反思的吵嚷刚刚销声匿迹，国学复兴的呼吁又雀声四起，外来文化蜂涌而至，各种思潮交相互应，市场经济方兴未艾，快餐文化盛极一时。这光怪陆离的现代文化景观，足以让压抑太久的文化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人们似乎来不及看看那些久违了的山山水水，一时忘记了还有一段山水情怀尘封心底。也许是为了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海峡彼岸的山水文字乘虚而入，一下子就占据了国人的文化视野。置身于孤岛的漂泊感，勾起了余光中心灵深处那剪不断的缕缕乡愁，吟出了一代游子对故土山水的眷恋情怀，撩起了他们灵魂渴求归依的寻根热望。还有龙应台、许达然、司马中原等一大批学者，他们那些蘸着浓浓的乡愁写就的别样山水美文，使渴盼已久的大陆人顿时有一种如临春风、如沐春雨的清新感受。也许是不甘于山水情怀的长久沉寂，一批大陆学者终于开始审视周遭的山山水水，构思起他们心目中的山水情怀来了。余秋雨教授在研究戏曲之余，也开始了他自己的文化苦旅。这位当代学者，一面徜徉于山水之间，尽情地欣赏着自然美景；一面静坐于书斋之中，进行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他写下的一篇篇富有文化底蕴的山水文字，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穿透性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一时洛阳纸贵，广为流传。虽然是“千呼万换始出来”，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山水毕竟又重新回到了文人们的怀抱。
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快节奏，人们的精神选择也日趋多样化。当“玩物丧志”的古训不再成为必须恪守的教条，当享乐主义部分地得到了世俗的认同，当各种新鲜玩意儿都领略过之后，旅游观光又成为新的休闲时尚。此时的山水，已不再是道德的化身，也不再是人生的归宿，它只是实在的自然客体，纯粹的娱乐对象。人们看够了景儿，照上几张相片，便痛痛快快地回去，再过他们平时的生活。抱着这样的心态，登高望远不一定会有大的深意，怀古思今甚至也变得可有可无。人们倒宁肯什么都不去想，只求在山水间觅得片刻的清闲或一时的热闹，以暂时忘却平日的匆忙，以缓解生活的压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化的山水情怀。也许就因为它简单，普通，它反而变得轻松，愉快，从而获得了一种实在的持久的魅力。谁能说这种消遣法是低级的呢？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文化的功利色彩变得越加浓厚，传统的文化人有一种普遍的失落感，于是有人忍不住痛斥经典文化的媚俗，有人疾呼人文精神的回归，他们想在一片世俗的喧嚣声里，守住一方属于他们自己的宁静的精神家园。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在日甚一日地改造着文化。
不管有多少人在捶胸顿足，有多少人在破口大骂，它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怀了达观的心态接受这种改变，试着用一颗平常心去审视这时的山水文化，我们也许就会容忍它的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有些地方功利心太重，不时“克隆”一群笨拙呆板的仿古景点；有些游客表现欲特强，总爱留下一些“到此一游”之类的手迹墨宝，所有这些煞风景的举动，难免让人倒胃口。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属于大众的山水情怀，它第一次从帝王将相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第一次从少数文人的狭窄圈子回到了大众民间，因为它拥有着大多数，所以便获得了一种存在的依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文明素质的提高，这种大众化的山水情怀必将日渐成熟，日臻完美。
山水常存，情思永在。看不尽的山水美景，道不完的山水情怀。
20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