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丑大荒记

　　丁丑大荒记
　　昔圣门论政，以足食为先，盖民以食为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理固然也。是故人之得免于凶年饥岁者，当以“耕九余三，耕三余一”为常经焉。圣王制，不然，则民救死亦不瞻矣，奚暇治礼义哉！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平（指平阳，今临汾一带）、蒲（指蒲州，今永济一带）、绛（指绛州，今新绛县，当时墨守成规河津、稷山、闻喜等五县）、解（指解州，今运城市一带）等处尤甚。先是，麦市斗加六，每石粜银三两有余；至是年，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室如悬罄，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折骸以爨为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体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饥殣相望，往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伤，涕泗啼泣而已。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也。虽我皇上账贷有加，粮税尽蠲，而村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虽曰天灾，抑亦人之未预谋于早也。
　　大荒至今已六年矣，比岁丰登，人已少苏。村众欲志以垂戒后世，首事者嘱余以记之，余素拙笔墨不文，略将事之颠末，书诸贞珉，俟后之览者，将有感于斯，以足食为先务，而凶年免于死亡则幸甚。
　　本村邑庠生员玉阶    吕步云    撰文
　　本村后学从九选卿    吕升奉    书丹
　　合村乡地首人        吕吉泰    裴慎躬    程发荣
　　裴守道    吕复进    裴芝贵
　　裴继康    程闰德    贾邦豪
　　裴纯生    吕晋源    裴勤修     立石
　　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    姑洗月    榖旦

　　《丁丑大荒记》注后小记
　　《丁丑大荒记》是一则铭荒碑文。现任农委副主任的 W 同志，六十年代途经五图公社某村，遇一石碑，上面所刻的正是这则铭文。当时，“三年困难”的阴影刚刚散去，人们对饥饿仍然心有余悸。所以，他一遇此碑，顿感弥足珍贵，便笔录而回，后又请书家重抄成卷，小心收藏。事隔多年，渐已忘却，今年大旱，忽又念及，回家翻箱倒柜搜出，这才使它重见天日。
　　他欲将碑文达于上听，以收资政之效，嘱余为其标点并作注释。余将碑文阅一过，顿生好古之心，遂去原处寻觅，但石碑已没，想是被人掮去建了猪圈也。遍稽地方史料，此碑均不见载。观其文笔，尚属上乘，当出自地方硕儒之手。今年大旱，重整碑文，实有别种意味。遂不揣鄙陋，勉为其难，标点分段，略加注释。是耶非耶，质诸方家。
　　中国文人受儒家“民本”思想的濡染，故历来就有重农惜民的传统。这从大量的“悯农诗”中就可约略看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沉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慨叹，正是此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但细究这类古代文人，多是手中并无实权的芝麻小吏，或者干脆就是“处江湖之远”的一介布衣，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只能发些悲天悯人的空议论，寄望引起明君贤臣们的注意，一旦良心发现，发些慈悲，施些仁政，好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本文作者也不例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俟后世之贤者，将有感于斯，以足食为先务，而凶年免于死亡，则幸甚。”这是古人行文的惯例，与柳宗元《捕蛇者说》里的“以俟夫风人观者得焉”相较，简直如出一辙；而与现在某些新八股里的“古人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什么什么人反而不能怎么怎么样了吗”之类高论相较，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秉承“不溢美，不隐恶”的史家“直书”传统，以素朴之笔详叙那次（光绪三年？）的大荒情状，“到处道馑相望，行来饿殍盈途”的凄惨，“父子相食，母子相餐”的残酷，直令人闻之则毛骨悚然，思之则不寒而栗矣。古代有“易子而食”的说法，想是不忍吞食自己的亲骨肉，便换他人的精血来吃，图个眼不见为净吧？我对于古书上的这类记载，向来持怀疑态度，以为人毕竟进化为人，总不至于会野蛮如斯。直到有一回，听一位姓曲的老同志讲述三年“自然”灾害，说他曾亲眼目睹一个小孩，因饥饿难耐竟吸吮自己的手指，最后将手指舔舐得露出骨头，我这才相信，饥饿的可怖实在远超人的想像。圣人对于杀牛宰羊这类的残忍事，向来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甚至将“君子远庖厨”作为人皆有恻忍之心的证据。但因自己长期受“疑古派”的教诲，故而总觉得圣贤书里隐藏着太多的虚伪。不知到了起码的生存都受到威胁的境地，这些君子们还能剩下多少恻忍之心？实情往往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候，仁义道德的空洞说教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了。亲情人伦尚且可以不顾，何况是别的呢？虎毒不食子，乌鸦知反哺。但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做不到这一点，真个是禽兽不如了。求生退化了文明，生存还原了本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难道，你还会相信那些专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所谓“正史”吗？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灾荒的实质有所感悟：“虽曰天灾，抑亦人之未之悲于旱也。”在作者看来，天灾与人祸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灾正是人祸的集中反映，是人祸推波助澜的必然结果。只要对此有所警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就能防患于未然，至少可以降低灾难的程度，使人类免遭灭顶之灾。然而，人总是不长记性，一旦头脑发热，陷入迷狂，就连神仙也拦不住。“大跃进”的闹剧不正是如此吗？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对于民众的重要性，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也是维系统治的基础。的确，民以食为天，“得之则生，非得则死”，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纵观古今，当人们无以为食、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便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一途了。无数次的农民大起义，大都发生在灾荒之年，显示出人类求生存的顽强和破坏力的巨大。对此，每一位当政者都应该铭记于心，不敢稍忘。这也正是作者之所以树碑以传的缘由和初衷。
　　可惜，作者并没有找到避免灾荒的济世良方，而是把抗灾的希望寄托在“耕九余三，耕三余一”的王制实施上。其实，“赈粮救荒”的惠政只是隔靴搔痒，解得了一时的燃眉之急，却不能救一世的殷实富足；“耕三余一”的王政也只是画饼充饥，不唯无实施的有效性，且无操作的可行性。治标不若治本，除患须要去根。在持物质决定论的人们看来，只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建立起与其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根本上摆脱掉贫穷、困苦和饥饿的命运。道理虽是这样，但事实恐怕不会如此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农业不是自足的世界，需要商贸来平衡有无，这是经济运行的铁律。可就在这一点上，历朝历代却采取了一项“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殊不知，抑商其实是侵农，重农其实是杀农也！
　　但愿这篇铭荒碑文能起到些微的殷鉴之效，也算是不枉费这位收藏者的一片苦心，如此则幸甚！（齐蜀）
　　1992，7，24
　　补记：
　　前几日翻看一本《中国写作文体大全》，忽然看到了《丁丑大荒记》一文，言石碑现藏于山西某地。我赶紧找出以前的笔记查对，发现除个别字句有出入外，两篇碑文竟然完全一致。这倒令我困惑不解了。分析起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本地的碑文是从山西抄来的，二是山西的碑文是从本地抄去的，二者必居其一。但到底谁是源头，其间的流变究竟若何，却实在有些茫然。希望将来能有新的证据，以解我心中的迷团。
　　199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