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忧伤”
——与友人论诗书之二
刘兴国
“忧伤乃诗之本色”。这倒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不过拾古人牙慧，取洋人余唾罢了。
在中国，这观点源远流长。孔子《论语》：“诗可以怨。”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禀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韩愈《送孟东野序》：“物不得其平则鸣。”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杨柳，则流淡无味。”后世所谓“诗穷而后工”、“忧患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兴”诸说法，皆是“诗怨”说之亚流变种耳。
外国也不乏其例。雪莱《致云雀》：“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凯尔纳《诗》：“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缪塞《五月之夜》：“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爱伦坡《写作的哲学》：“忧郁是诗歌里最合理合法的情调。”弗罗斯特《论奢侈》：“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以上五例，皆源于古希腊的一个着名论点：“美是难的。”尼采为它作注脚：“美是对苦难的玩味和欣赏。”
为什么古今中外那么多人赞同“忧伤”说？在外国，它有其神话原型，与悲剧的生成有关。古希腊乃岛国，生存空间狭窄，人的作为受限，故容易生成悲观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俄底浦斯王》，说俄底浦斯应验了神喻，最终“杀父娶母”。这悲剧揭示的乃是天人对立，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了。这悲观主义延续到《圣经》里，就转化为“原罪感”，说人原在上界不知善恶，无忧无虑，受蛇的诱惑偷食了禁果，终遭天遣，被逐出乐园。弥尔顿《失乐园》叙述人类被放逐的漫漫征程，很有大意味。基督教义说，人需不断忏悔其罪，求得上帝宽恕，才能脱离苦海，重返乐园。由是观之，西方人失掉“快乐”出于天赐，则“诗是忧伤”之说自在情理中了。中国的情形略有不同。盖中国乃大陆国，农业发达，颇能自给，即使无大“乐”，也不至于有大“忧”，“忧”“乐”遂得以平分秋色。果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才占四分之一。但司马迁为何独取其“怨”，力主“发愤”说呢？若以为司马氏因受宫刑，性格变态，心理偏激，由己推人，以偏概全，那也太小瞧这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了。要破解这千古之谜，可从韩愈“不平则鸣”论中寻答案。中国人主“静”不主“动”，认为“静”是宇宙本始，“动”不过是暂时状态，动后仍要归于静，故心理的“平静”是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庄子所谓“坐化”、“忘我”，无忧无乐，无荣无辱是也。然而，这种至高境界仅是一种幻想，没有人能达到。不是吗？庄子标榜“至人无梦”，可他自己还是做梦梦到自己化成蝴蝶，醒来居然傻到分不清究竟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也不知他是真傻还是装傻；他还标榜“圣人不言”，可他自己仍旧喋喋不休地着书立说，留下一部洋洋洒洒的《南华经》供人赏玩，这不是言不由衷吗？既然“平和”的人生至境无法达到，就需要用变通的方法来弥补，按韩愈的说法，是通过“鸣”来达到“平”。这“鸣”的结果之一种，就是产生了诗。
前面提到过悲观主义。中国是缺乏悲观主义的，真正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要等到佛教输入东土后才出现。与之相对应，中国也缺乏悲剧，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比西方晚了整整两千年。这一点，可从“大团圆”结局的解析中得到证明。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万物和谐，“阴阳五行”说根深蒂固。该学说以为，事有两面，相反相成，有“好”则必有“坏”，有“败”则必有“成”，成功不值得太过欣喜，失败也不值得太过悲伤，在阴阳中和的理解中求得了心理平衡。多么悲惨的事，即使现实中无可更改，也要“浪漫主义”一下，以超现实的方式求得圆满。梁祝不是死了吗？但可以通过“化蝶”来完成“成双成对”的宿愿。窦娥不是冤死了吗？但可以用“六月飞雪”来昭示冤情。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干脆让杜丽娘还魂，以成其与柳梦梅结合的好事。《红楼梦》该算是彻底的悲剧了吧？但有一个“木石前盟”的神话框架在，林黛玉的好哭，原是“以泪”还债；贾宝玉的出家，原是“角色归位”，他本是“情僧”转世，红尘历劫，恰如今日干部之“挂职锻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悲剧精神渐兴，悲剧文学始盛，以《阿Q正传》和《雷雨》最富盛名。然《阿Q》据说是俄罗斯原型的“改头换面”，《雷雨》则是基督精神的“投胎转世”。由是观之，中国本土似不大可能造就悲剧精神，只能从境外“舶来”了。其实又不然，庄子厌世出世的奇谈，佛教四谛八病的怪论，足以生成悲剧精神，也曾一度导致魏晋玄学的滋生，只是力主入世的儒家学说过于强大，那悲观主义与悲剧精神显得太过单薄，太过渺小了。
肯定悲观主义和悲剧精神，与“忧伤”说又是什么关联呢？悲观主义其实源于完美主义。如果不是存着“完美”的向往，则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大可不必伤怀。“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既然一切都是定数，人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它，又何必和神的意志过不去？可是完美主义者偏不，他们发愿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扼不住”呢，就只有悲观主义一途了。“人生不过百，常怀千岁忧。”他们不但不满于现世，还要为来世的命运长吁短叹，这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吗？于是，“伤春”“悲秋”之类的文人闲情，很为实用主义者所不耻，他们视之为“无病呻吟”，“穷酸无聊”。殊不知诗本就是“穷极无聊”的产物。诗人敏感的神经可以触及毫末，诗人丰富的联想可以“精鹜八极”，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不免当作风声鹤唳；一点波折不顺，他也会视为天塌地陷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由落花想到的，决不会是雨后荷锄之类的农事，更不会是雨后赏花之类的闲情，而是世事变化的无常，时光流逝的无奈，美梦破灭的无望。因此，我敢断言：真正的诗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不怀着悲观主义则不会发现美的诗，不怀着完美主义则不能营造诗的美。
当然，“忧伤”只是诗人情怀之一种。“快乐”也能生成诗，而且审美的结果是愉悦，无愉悦则无诗。但翻翻两千年古典诗词歌赋，从《诗经》楚辞往下数，一直数到清末的“唐宋”派，快乐之诗与忧伤之诗实在不成比例。不主张悲观主义的中国哲学，却造就不出几首象样的快乐之诗，这又是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谜。为什么“乐”与“忧”、“美”与“刺”的差别如此之大？从诗的发生源起看，诗不是后世简单的“感情渲泄”的工具，而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在远古，诗与歌、舞三位一体，主要用于祭祀。祭祀是巫的专利，只有巫才能通达天人之际，求得神灵的预示与保护，故原始赞歌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足以令人敬畏，怀了敬畏之心，这诗很难说是快乐的。后来，诗不再是巫的专利，凡通文墨者皆有作诗资格，文人想不经过巫而由自己直接“究天人之际”，实现心灵与神灵的对话。然而苍天茫茫，神灵杳杳，天路漫漫而修远，上下求索而不得，其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将这苦闷表达出来，这便是诗了。其间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从诗的审美心理看，求索而不得的苦闷，良好愿望的虚妄，美好事物的易逝，它们所产生的强烈震撼力，更能造成心理的愉悦。如果说，喜剧是美的愉悦，悲剧则是美的强愉悦。就词而论，写乐的少之又少，写忧的比比皆是，那些感人致深的篇什，大都是哀怨忧伤之作。李后主前期专写花间艳词，多无可观，亡国破家后，词作一洗铅华，臻于绝唱。李清照词几乎都是苦闷悲苦之作，“应是绿肥红瘦”，看似平淡无奇，实是伤心痛绝语也。从诗的目的功效看，儒家从孔子“兴观群怨”说中各取所需，改造成一种“经世致用”论，按《诗大序》的说法，是“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后世无数人拉它作大旗，大搞诗歌运动。如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创制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但真正有美学价值的，反是他抒发不平之气的《琵琶行》和咏叹爱情悲剧的《长恨歌》。词本源于娼妓，但欧阳修等正统官僚纷纷效仿，说明诗词的功用不是哪个人能硬性规定了的。欧阳修词，后人多以屈原“香草美人”比附，虽不无道理，然为尊者讳，让人大煞风景。词本“艳科”，销魂断肠语里，自是寄托忧思，又何必以“君臣”说强自歪解耶？
诗言志。人的七情六欲各各不同，但求而不得真是千古一律。无论悲观还是达观，无论清醒还是迷惑，人不可能由此岸到达彼岸。尼采说，诗拜酒神所赐。于是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李易安“浓睡不消残酒”。我喝酒过敏，天生与诗无缘，诗外说诗，难中肯綮，然尝闻“人生如梦”，既是同在梦中，喝不喝酒皆为幻觉，又怎能当的真呢？（齐蜀）
2003，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