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北分校读书琐记
郭树文
多少年多少年以前了，我背了一包袱烙得稀酥的烙煎饼，往东北方向的梁家庄，读高级小学一年级。
我家临近的南寺，有日本人管辖的高级小学，我村大大小小的同学，大都在本村读私塾，也不上那“汉奸”学校。我读了三、百、千、千，又读了《四书》，背完了《诗经》，还背了一本叫《书经》的《尚书》。听说梁家庄成立了地下的“抗日高级小学”，就从私塾转去了。从那时起，每星期天背一包袱烙煎饼，提一兔头罐子咸菜到学校，吃到星期六下午回家。那年我11岁，到13岁毕业，已习惯了在校吃饭住宿的生活。
村南二里半地，就是驻有日本兵的胶济铁路尧沟火车站。日本兵到村里烧房子，抓鸡鸭烧吃，奸淫妇女的事，我听说多了。还曾在柴禾堆的缝里，看到过将我邻居家的大娘拖到屋里，日本兵排队进去轮奸，出屋后系风纪扣的凶横样子。我幼小的心里，存着这样的仇恨：上学校是要学知识，长大了好打日本！这心愿老存在心里。
高小二年毕业，上昌乐中学路北分校。仍是背煎饼，就咸菜，走的路从7里变成28里。还是和同学们每星期穿过7个村子，总怀着长大了“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心意，在那条弯曲坎坷的黄土小路上奔波着。
我的同是中华儿女的老师们，有的来自大城市青岛、济南、南京、北京，有的家在日本兵驻扎的县城里，都到这学校所在的马家河子为中心的几个小村子里来，教我们中学的各门功课。师生们都心在抗日，绝不向日寇屈膝献媚的心思是一致的。同学们对师长们，也都是怀着对长者的尊敬，并不对此外的小节过多挑剔。讲心里的实在话，就是现在，我还在真诚地想着：应该对每一位老师，都要行我完全诚服的三鞠躬礼，特别是对那些我或有不尽尊敬过的，现在的或长逝的师长们。
我们的国文课本，当时由设在南乡的教育科，用16开光连纸油印，成本高而品质差，还不能保证供应。所选教材篇数少，不够讲课所用（是我记得的情形，或许不确）。
学校负责人赵理卿，向日伪方面上报为“高级补习班”，原因是日本人不准我们办中学，用此名义聊作应付。日伪所印各种课本，成本低而数量多，学校便想法买来使用。那时当然谈不到有什么教学参考书了。物理、化学的实验，学生看不到实物，只能死记硬背。国文课所用教材，也常常从汉奸课本选用。我所在班级，按县南乡本校的顺序编为初六级丙班，却与简师三班同为分校的第二次招生。
有的教师不熟悉教材，有时会讲出笑话来。有一次讲《岳阳楼记》，那位老师把“锦鳞游泳”讲成“有种锦鳞兽在游泳”。另一次讲散文《虎门》，讲霞色的“鹦绿鸭背青”，讲成“有种鸟叫鹦绿鸭，霞色就是这鸟的青色”。淘气的同学，拿这两个词取笑，校方委婉地将这位老师转到另一分校教低年级去了。同学们向老师这样沟通意见，是很认真也很自由的。
我在初中三年级时，遇到一位忘不了的好国文老师。我父亲原作小学教师，很喜欢文学，家里有不少好文学作品：曹禺的《日出》、《雷雨》，老舍的《小坡的生日》、《猫城记》，巴金、靳以编的《文学季刊》等杂志，中国课本《国语与文学》等。我小时候，有懂有不懂的，都翻了看。日寇入侵，父亲到游击队十五旅编宣传抗战的《民声日报》，到三官庙抗日师范教学，常带回或捎回石印的少年文艺一类杂志，我看了也给同学们看。在班里，我是作文排在前面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很喜欢这位好国文老师。
这位贾青田老师，将近四十了吧，讲课好，还是附近几个村很有名的中医，村民们都喜欢他，常看到他和老年人、青壮年人有说有笑地聊天。贾老师讲课很自然，还很有点潇洒气味。一次讲《醉翁亭记》，他说：“只是平淡地讲说，有损原文的气韵。”于是摆出尽意吟诵出作者意味的声气，给我们朗声吟诵了一番，抑扬顿挫，声音时而高扬，时而含蓄不尽，时而像为文气薰染如醉，时而像忘怀忧乐，发为长音。全班四十余位学子，完全为这吟诵所迷醉。那时不习惯用掌声表示自己的感谢，起立送老师离去时，人人脸上流露出无限满足，是无声的鼓掌。
那时间已当1945年6月，美国盟军的飞机常常出现在天空，对仰面向天的国人，洒下多少为胜利将临时的欢笑。火车站进站出站的道旁，两面都筑起了四米多的红砖高墙。车站拉警报时，火车头卸下所有车辆往高墙里逃，躲避那美机穿甲弹的扫射。可是往往赶不上时间，野马式飞机一个俯冲，咯咯咯的机关炮扫向躲不及的车头。老百姓没人害怕，反而兴高采烈地仰天欢呼。这时候，贾老师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早就听说，贾老师参加过抗战初期大败日寇的临沂大捷。那是台儿庄大捷的序幕。在这胜利的前夕，应同学们的要求，贾老师来了一次即兴的讲演。他讲了日寇如何调兵合围的险恶形势。同学们眼前现出日寇凶恶的样子；日寇用各式门板、木床，挡住城上射来的子弹，用大木头撞城门。哇哇喊着，摇着太阳旗，踩着抢来的各式梯子，蚂蚁般爬城的景象。
这时本城管公安的县大队长，眼看着爬上城来的日本鬼子摇着旗，哇啦哇啦地叫着，招呼下面的鬼子继续往上爬。他急了，把上衣一扔，高举着盒子炮大声喊：“孩子们，给我上！”
贾老师缓了口气，浮出一丝欣赏的笑意说：“这队长原是土匪出身，手下有一些是他当年的伙伴，他一急，就把当年惯用的孩子们喊了出来。”“这一喊，真管了大用。队长冲在前面，后面，有抡大刀片的，有挺着刺刀的，全都不顾命地往城上冲！戚里卡刹，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一股劲把登上城的鬼子全顶了下去。鬼子也懵了，城上一败，刚撞开城门涌进来的鬼子兵也给堵了回去。当兵的，老百姓，没有一个往后退的，不管手里拿着什么家伙，全都齐了心地往前冲。这一仗打下来，日本鬼子才真正尝到了中国人、中国老百姓不好惹的滋味！”
这讲演，在我印象里是贾老师讲得最好的一课。那位队长在战后成了老百姓最拥戴的英雄。我的想像里，当年还是年轻的贾老师，也该在那场中日的血肉拼斗里，付出过他能付出的所有力量。
说来令人惋惜，这次难忘的演讲，成了路北分校的可纪念的一课。暑假后，又放了一个多月的假，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军队进入了自相残杀的时代。路北分校迁到了城南五里庄和三里庄子。贾老师又给我们上了半年课，便调到了三里庄子教下一班去了。我记得最深刻的，是贾老师在作文簿上写下的一次评语：“善自努力，异日定能在文坛上露头角。”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不敢忘怀这位能知我心的恩师的期望。我被错划右派二十多年，这话时时暗中给我以只有自己知道的激励。我今日在《红楼梦》研究上写点文字，就为忘不了贾老师的期望。当然，还有我父亲的期望。父亲在近四十岁时，曾告诉过我这样的读书心得：“《红楼梦》这部书，二十多岁读时，有二十多岁的体验心得。三十多岁读它，有三十多岁的体验心得。四十岁以后读它，会有更新的体验心得。随着年岁的增长，还会有更新更深的体验心得。”
我生活中多遭坎坷，到1973年已经43岁，才得以不能公开的，在仍戴着“摘帽右派”的灰帽之下，在困苦中开始读这本名着，又不期而享有了作家之名。我感谢多少好心人，更感谢贾老师和已经逝世的慈父。右派平反之后，我已退休。在给电视大学讲课时，学习贾老师的吟诵，也给学生吟诵了一遍《醉翁亭记》，算表示了我薪尽火传的一点心意。
中五毕业了，原来教中五的魏老师接教我班的国文。听说他曾当过县长，在日本投降前全家迁来昌乐，有个孙女插班中七。他老家是寿光，儿子魏子厚，也全家来到昌乐中学，是教地理的。魏子厚为人很和气，见我们学生也面带笑容。魏老师却显出不怒而威，或许是当过县太爷的缘故，叫人望见就有三分怕的感觉。他自己介绍自己叫魏绍（召）棠，粉笔字写得有角有棱，不像贾老师那样笔书间带有圆转飘逸，随意写来的灵动，让人看来亲切。碰巧的是，在马家河子村和五里庄，两位老师都是很有名气的中医。只是在用药上，彼此有明显的不同。贾老师用药主柔，君臣佐使配合上细致，从不因药性过烈使患者不适，总使药性祛除病邪。魏老师却不避有伤和气，扬言说他总不用无关痛痒的甘草之类药物，他是用强烈管病的药，从病根上施治。邻近有一位中医，对这两位同行中人，都很是佩服。两位老师也各有自己来求诊的患者，名气不相上下。
魏老师讲课，选的都是有名的文言体散文。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最先讲的名文。其后，唐、宋的名诗名文，以及前后各代的名作，魏老师都着意挑选出来要我们读，要我们背，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才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诗，同学们都是从头到尾，不带打嗝儿，都带了抑扬顿挫背下来的。因为魏老师讲《琵琶行》：“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说最后的“发”字，也要和别字读成同样的仄韵。同班四十几位同学都是这样背的。说实在话，现在的学生能这样吗？我已经古稀之年，也难再作背诵之想了。
魏老师讲课，不只旁征博引，还能讲得学生人人听得明白。在讲到山河的阴阳时，魏师讲了山的南面叫阳，北面叫阴。讲了这道理，又饶有兴味地讲了：“河流和水的南岸，不遮阳光。阳光照到水面，波光反射到北面，所以河流和水的北面叫阳。洛阳在洛水北面。”
江阴呢？却在长江南岸。细讲起来，陡立的江岸，遮住从南面照来的阳光，是一片阴影，所以该叫阴。然后举了华阴、济阳等例子，叫同学们明白了从山水辨明阴阳的道理。
山的东面叫山左，西面叫山右，这不是一般的山，指太行山。按坐北朝南的方位，东为左，西为右，这是自古沿袭的叫法。这也是魏老师教给我们的。近些年从“工农兵大学生”熬上的副教授，有的还要我指导这些实用的、而不是空泛的真知识。这该叫魏老师讲什么好呢！这样的真知识不好单讲，又怎能讲得像魏老师那样灵活得体呢？
魏老师瘦瘦的，人也像有棱有角般威严。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从书上抬眼看人，总是低了头，从眼镜框上边瞅人，甚至有些瘆人。我真正领教到魏老师的厉害，那是今辈子忘不了的。由于第一课讲了《送李愿归盘谷序》，第二课讲了《岳阳楼记》，下面是每周一次的作文课，出的作文题目是《水》，就叫同学们自己作文。那时候学校从路北迁到路南，没有桌椅，各人坐一个小马扎，腿上横放一块图板当桌子。作文的两堂课没有讲的，魏老师回住处备课，同学们自己回宿舍抄作文。因为坐在马扎上不能用毛笔抄写，只能用铅笔打了草稿，回到宿舍后抄好，再向班长交作文簿，由班长到老师宿舍去交。
我和邻座田本固很要好，向来都是写好草稿，互相欣赏一番再抄写的。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作文的第一句是：“一滴泉水奔下了高山”，然后写泉水怎样澎湃入海。我特别喜欢他第一句不可羁勒的气势，读后像刻在我心里一样。但万万没想到，发作文是那般情景。
按照上课仪式，同学们就座以后，魏老师面前摆了一摞作文本子。魏老师脸上微微透着怒色，他点了第一本作文本同学的名字。这位同学走到讲台前面，魏老师不拿作文本发给同学，右手在一摞作文本上一拍，威严地喝道：“给我背！”这位同学把领作文的双手停在空中。双手捧领作文本是例行的礼貌，他显然是被喝呼愣了。“没听明白？给我背！”这声音把全班同学都震愣住了。这位同学显然有些手足无措。全班同学这才醒过来，背自己的作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魏老师这时抡起右手，啪啪地打在要领作文同学的脸上。又啪的一声，作文本被摔在地上。这位同学只得弯腰拣起来，木木然地回到座位上去。就这样发一位打一位，啪啪的打人声震住了全教室，威严得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你还盘之泉，可濯可沿？”“你还濯呀！沿呀！”从魏老师这话里，我听出大多数同学，都是从《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岳阳楼记》里抄了不少句子。魏老师先讲的这两篇名文，都觉得讲得深透有趣，讲法也新鲜。大概同学们觉得魏老师一定喜欢这样的文章，才纷纷抄了这些文句的。不然，一两个人抄是有的，哪能大家都抄，都交给魏老师一个人看，明显都是抄来的！其实是出自敬爱，却引他生气，挨打未免冤枉。
魏老师又气又恼，又真格地动力气打人，不免又气又累，两小时没发完作文。我要好的同学赵令骥，就挨了屈打。他是全校有名的美男子，白中透红的脸上，肿起了两个巴掌印。还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受不得这样当众挨打，用手护了一下。魏老师更生气地说：“我打不如作（解气），我还不算呢！”更使足力气打了好几下。田本固上去背时，刚背出“一滴泉水奔下了高山”，打了一个顿，正想下面的文句呢，魏老师喝道：“你还一滴泉水奔下了高山呢，再背啊！”举手就打了下来。
第二天接着发作文，已经没那么盛气了。我的作文有底稿，下功夫背过以后有了底，壮胆多了。发作文时，我一句句背下去，背到一半多，他带着气说：“行了！就算是你自己的！”我接过摔给我的作文本，才算松下一口气来。我自己心里有数，如果第一天发给我，我不会那么幸运，我成了惟一没有挨打的一个。
后来魏老师还发过一次大火，为下一级的男同学冷不防抽掉马扎使一位女同学摔在地上，魏老师火爆地查询，他把男同学一个不落地挨个打了，女同学却一个也没打。我们初六级没有女生，这位被摔的女同学，和我有一段纯洁的恋情，从没被男同学了解。因此我对魏老师怀着一份内心的感激。
魏老师已到古稀的年岁了，医术上还精进不已，他要研究出不忌咸盐，治好他气臌症的中药配方来，还已经有了显效。我们分校主任有大烟瘾，而且抽得更厉害了，沾上的腐败毛病也厉害了。魏老师看不上这一套，气臌最怕生气，可惜脾气是山难改性难移的。同学们为他担心，去看他的同学不少。我和同学去看他的病时，他倚在床上，满脸堆着和气的笑容，招呼我们坐在床前，是十足的和蔼老人了。说到他配的药方如何如何，脸上还露出一份要和病魔较量下去的刚气，要给治这样的病想出一套新办法来。对我们学生，却要我们跟新老师好好学。这样送走了我们的魏老师。在这以后，不论是我自己写文章，还是判学生的作文，总抱着绝不抄别人的思想。看到学生抄人的文字，就从心里替他感到可耻。总忘不了魏老师发作文时，那双严厉的带着寒气的灼目的眼睛。
刚交四十年代，我和同学们学唱过一首歌：分别四年了，苦难的四年间，富春江的激流，激流澎湃。像山港的怒涛滔天。接唱下去是：再过四年，然后就是我们的胜利回来了。
现在，让我深思的是：苦熬过那样四年，还坚强地唱出要再过四年，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又要有多强的信心，才能谱出、唱出这样的歌词来。我们也真正苦熬苦斗了两个四年，八年抗战，把凶焰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赶了出去。可是，又过了不止是两个四年，又不止两个二十年了！大陆、台湾，建设得可以一国两制，不再那么贫困愚昧地生活下去了，不必再用血与火烤出中国统一了。同样的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还有共同使用了五千年的，从象形进化到今天的方块汉字。传说仓颉造字，使鬼魅怕得夜哭。今天的方块汉字，并没有使海峡两岸的国人，完全消弥了彼此间或蠢动的杀机。
昌乐中学路北分校的旧址，听说又在起造新校舍了。当年的人们，又各在那里呢？昌乐中学的老校长霍梓坡先生去世了，还埋骨海外。师长们呢？徐启元师也在今年逝世了，徐师曾介绍我两篇论文转载在《自由时报》，提携后进之德泽我不敢或忘。如今只有恩师赵建修卓立，如巍巍南山，直矗于众学子心中。
建修师早年与先父在昌乐书院高等小学同学。在路北分校3年，一直对我严厉中含着慈爱之心。教过我地理课，既严且明，极得同学们的敬佩。在先父逝世时，知我消息，遂与徐启元师对我经常致书相诲。赵师主笔的《邮币福音》，每期远路寄赠，并同蔼臻师母亲临寒舍探望。夜语叙旧，白昼访胜，师生之情远胜父子。今年赵师与台中李仁寿学兄、旅美张泗清学弟先后致函，言及赵师主编，拟刊印路北分校纪念刊，以志当年盛事。
赵师旅游访胜着述，不下几十万言，却先行刊印此纪念特刊！愚以为路北分校在抗日战争中巍立于昌乐北乡的史实，不应为史家所忽略。个人厕身于分校，是与有荣焉的一员，故不辞简陋，记此身历之事，供老师同学们彼此忆念吧！
注：本文选自台湾《山东省立昌乐中学路北分校杂记》（草稿）。作者郭树文，1929年5月生，昌乐县尧沟镇北郭村人。195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到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任教，退休前系该学院副教授。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影视家协会会员。曾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和影视评介文章多篇，有的被海外报刊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