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观的转变 明清时代，男女青年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事注重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父母、亲人、乃至官府均代替不得。他们执意于真挚爱情的追求，而不计金钱多寡与门第高低，以独立的人格进入社会。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载，少年孀妇张璧娘，蔑视封建礼法，潜与书生林子真相爱。
《顾丹午笔记》所述，才女柳如是，慕钱谦益文名，便轻舟寻访，后与之结为夫妻。又，吴门名妓蒋四娘，原嫁状元吕苍臣，身处繁华帝都，时称人间佳偶。然而，在她看来，“深闺昼掩，长日如年”，“富贵婿犹鸡犬也”。故而离家出走，只身回吴门度日。
明清小说，对此类内容时有反映，既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折光，同时，也是深受前代优秀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宋话本便更多地着眼于市民阶层妇女的苦乐、爱憎和爱情的追求。如《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为媒人哄骗，嫁给须发苍然的富商张士廉。然而，她并不听凭于命运的摆布，执著地追求店中的伙计张胜，生死不渝，写出了市民阶层对爱情的理解。《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胜仙，为争取自由爱情，被其父迫害致死，但死而复生，仍不忘所爱，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自由爱情的艰难历程。《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以一婢女，大胆向碾玉工匠崔宁求婚，逃往他乡，以成夫妻。后为咸安郡王杀害。作品透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罩在男女婚姻关系上的阴影。
明清小说从这里吸取了营养，写女子不为封建礼教和世俗压力所屈服，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定情人》中的双星，其母欲为之定个“门当户对”的妻子，而双星唯一所求的是“只要其人当时”。据其母之见，“大约婚姻乃天所定，有赤绳系足，非人力所能勉强”。而双星认为，天道难测，“人事却有妍有媸，活泼泼在前，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作主。”可见封建门阀婚姻制度，已不能禁锢青年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权势大小，财产多寡，根本无须计较。婚姻天定的说教，也逐渐不能主宰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赤绳系足”说更为人所怀疑。他们要求的是婚姻自丰，自已主宰自己的命运。再如《春柳莺》中毕监生，以“有钱有势”作为选择东床的唯一标准，而其女临莺却“怜才心切”，“不恋豪奢”，甘愿嫁给落魄才子石延川。《女开科传》将所谓“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斥为“愚见”。
明清小说，既注重“情”的描写，所谓：“情不深，则难托以终身”，同时，又注重双方才与貌的描写。由过去那种男慕色、女慕才的单向选择，转化为男女双方的共同追求，表现出新的婚姻价值观。如《玉娇梨》中苏友白的理想配偶，即“有才有色”且与自身有“一段脉脉相关之情”者。本书中的才女自红玉，则立誓不嫁俗子。《女开科传》强调，“即使有才有貌，而于情甚寡”，也不能结为伉俪。倚妆执意追求的足“多情的才子”。
当男女缔结爱情与传统道德相悖时，则“反经为权”，不必拘守礼法。《女才子书》中的“陈霞如”篇，则径称拘守礼教符合“四德”的女性，“形如木偶，踽踽凉凉”，无温雅之致，失风流之韵，恰说明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同时，小说家从人情事理出发，为“失节”之妇正名，肯定了寡妇再醮与“行权私匹”的合情合理。
在联姻过程中，又注意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缔姻陋俗。这是明清小说描写男女婚姻观转变的又一方面。如《麟儿报》中幸昭华，与同窗廉清“久同笔砚，只图婚好，不避嫌疑，屡屡见而相亲”。其母爱富嫌贫，将女儿另许豪门。昭华闻讯男装出逃，终得与所爱成婚。《定情人》中双星，婉言回绝了母亲作主、媒人所提“显宦良姻”，靠自己的力量寻得如意伴侣。
文学作品中被歪曲了的妇女形象，至明清小说则大致得到复原。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已由被动的待字闺中，转而为乘时而动，主动追求。如《宛如约》中赵如子、《玉娇梨》中卢梦梨、《春柳莺》中毕临莺等，都曾有过女扮男装，寻访意中人的佳话。红拂私奔李靖(《红拂女》)，卢云卿私奔嫁人(《女才子书》)，则都打破了传统道德的偏见。（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