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书
最高指示坚决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７０）军刑字第２９号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六二年改判无期徒刑。
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一九五八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政治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
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一九六七年三月和徐犯合并，成立“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
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份，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一九五九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
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抚宁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
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份，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一九五一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
白犯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一九六零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形十五年。
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
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宽甸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
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
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予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生，伪职员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四八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
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
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房山县人。一九五七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
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清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
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尉氏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
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兴隆县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
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河北省行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
杨犯在服形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六二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
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威海市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
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此判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大熊，男，一九五五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五七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被划为“右派份子”，一九六Ｏ年被指控为“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投敌叛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Ｏ年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指控 “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于一九七Ｏ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三十八岁。
一九五六年时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记得，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个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主义，也由于暴露共产主义运动的残忍和黑暗而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震荡。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奇怪。那里政权绝对控制媒体，即使是人们都知道也很关心的事情，报纸却可以一字不提。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受到批评和矫正的时候也仍然如此。西方世界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并且发表出来的时候，称之为“秘密报告”。
据当时的一名十三级干部说，十三级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那时候可以到“机要室”阅读赫鲁晓夫报告。（干部共分二十五级，十三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级别较低的干部都无权看到，更不要说普通人民了。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都无从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非常讽刺性的是，只有在中国，这份报告才真正成为“秘密”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文。作为教员，任大熊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报告，逐段翻译出来，用钢笔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就贴一页在阅报栏上。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兴趣，围看的人很多。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动了阅读者们的思想，不但动摇了在中国也十分浓重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亡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的追悼仪式），也引起人们思考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的恐怖和镇压。对敏感好思的北京大学师生，尤其如此。
赫鲁晓夫的报告很长，稍后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参加进这个翻译工作。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的男朋友曹梦飞是胡耀邦的秘书，有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陈奉孝请林希翎借来这份文件，和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一九五七年五月，陈奉孝等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广场》。第一期的稿子很多。他们计划在《广场》第二期上发表赫鲁晓夫报告译文。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广场》印出第一期以后，再没有发行。这个使一大批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长久遭难的油印刊物，实际上仅仅出过一期。
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徒刑十五年。参与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三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陶懋颀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得到的处分是“留校察看”，工资降为每月三十二元，只有同辈同学的一半不到。她一直领取三十二元，直到文革后被“改正”。她后来到北京计算中心工作，在二ＯＯＯ年因肺癌去世。她和任大熊是同班同学，一起留校当助教，教“数学分析”课，两年后就成了“右派分子”。在北大演讲时提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林希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把赫鲁晓夫报告给他们看的曹梦飞秘书，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在北大，因为翻译传抄这个“秘密报告”受到惩罚的并不止三人。物理系一九五四级的学生陈成钧被划为“极右派”，主要罪名也是这一条。他遭到长期迫害。他的女朋友也受到株连。文革结束后，一九八Ｏ年代，他考上了第一批物理学出国留学生，离开了中国。
上文已经说过，这个报告在苏联并不“秘密”，仅仅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而已。在中国，却真的被权力当局当作了“国家机密”，传播报告内容成为当局据以实施严厉惩罚的罪由。胡耀邦在毛泽东死后，努力为文革、反右以及其他所谓“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他的贡献和赫鲁晓夫相似。也许，他在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作用吧。在当时，他连自己的秘书都保护不了。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他后来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亲戚。
和任大熊同期落难的陈奉孝，一九六Ｏ年在劳改农场听说，任大熊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由是和北京高校的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文革后，“右派分子”被“改正”，不见任大熊归来，人们只以为任大熊是被关死在监狱中了。
关于任大熊被关进监狱以后的情况，只有从他的死刑判决书中了解到一点点。实际上，由于不准历史研究者查阅档案资料，这种判决书几乎不可能找到，大量的迫害和杀戮的事实也就被隐瞒了。这里引用的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一起关在监狱中“劳改”的受难者的儿子想办法找到并且保存下来的。
这份标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在开头写道：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这份判决书判处了十三人死刑。在十三人中，熊大仁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Ｏ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紧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死刑判决书有五个特点：
一，没有法律条文依据。判决书上写有“依法判决”，但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根本没有说明，也不认为需要说明。判决书只是说“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作为判决死刑的根据。
二，没有审判过程和手续。连表演性的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过。
三，没有犯罪事实的清楚说明，用了“极其恶毒”“负隅顽抗”“罪恶累累”“死有余辜”这样的文学性描述。
四，没有上诉时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死刑判决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做出的，批准死刑的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即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文革的“五大新生事物”之一。
判决书中说的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七Ｏ年一月三十一日批准发出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一九七Ｏ］三号。这个文件发出不到两个月，三月二十八日，任大熊等十三就被判决和执行了死刑。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判处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和徒刑，是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高峰之一。
任大熊一九六Ｏ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关在北京的监狱中。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人”被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在那里，犯人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工伤和死亡事故经常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