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挡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燥，激动对你的身兔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勃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本“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 . 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曾经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七日的讲话]”，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的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他把当时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看到那个“八月七日讲话”和其他的材料后，问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王力的档案后，向毛泽东汇报：“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王力确实像江青讲的，是坏人。”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他胡说八道什么？他的错误要比陈毅和其他的人的错误大得多。”马上，毛泽东对王力的问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决定对他进行审查。
提到这些，王力至今激动不已：“我是在国民党东北军作地下工作时，有谷牧同志介绍入党的，怎么能成了国民党特务？是的，我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时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一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
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
“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来... ...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誇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1966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一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货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8月20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一条罪证是他在“1966年3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查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很荒唐。
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
《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 。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一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众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7. 20 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了。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当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发，要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谢富治、王力根据这一精神，在7月15日、16日两天内多次重申了这一指示。到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在老人家召集的这次会议上，王力提出：“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决定的。”毛泽东听了，很恼火地说：“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你回去以后把这个文件送来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开检讨。”王力回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上面有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亲笔签名的字样，提出对某类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
在此前后，王力传达的经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条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向群众传开了，武汉的一些部队和群众组织极为愤怒，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文革的这些精神，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谢富治等人。
在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接着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当武汉军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写检讨时，王力还帮助他们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轻了，军区的有关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满意。
但是，百万雄师及部分军队同志的愤怒反抗终于还是爆发了。7月20日，他们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并将他们绑架走，进行批斗、游街。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当即带领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从另一个后门跑了出来，到了火车站后才给汪东兴打电话。武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周恩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乘飞机亲临武汉，将王力、谢富治先后从群众手里解救出来。这时，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毛泽东起初也很震怒，说：“想不到这次我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后来冷静下来后，才说：“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员开了碰头会，决定组织百万人热烈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并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同志。王力建议：“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当王力讲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我就有点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后来我听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当时决定召这样的大会的并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如果真是这样，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了。
于是，当王力、谢富治走下飞机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使武汉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开大会时，并没有通知林彪。但开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关锋回答：“是有这么个会。”并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关锋说：“那当然好啊！”叶群说：“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由于林彪亲自出场，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在支持你们》等社论，把“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变成了反军乱军的行动。
回忆到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说：“在天安门上开会的时候，我就对江青说：我担心这样下去，全国会出现反军的连锁反应。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没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没想到，我的这些活动还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愤怒。谢富治回京后同我交谈说：[我同你相处一个月，没想到中央文革还有你这么右的人。]他的话，同样引起了我的震动。”但是，我翻了当时的文革材料，从王力的各次讲话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绪，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很快，毛泽东以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开始纠正极左派们的错误。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不点名的警告，同样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泽东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王力也觉得空气反常时，曾给康生的秘书说：“我们首长不得了了，三天没吃东西没睡觉了。”那时，他们包括林彪在内，都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么，都怕戴一顶跟不上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显示他是毛泽东司令部里的人这个形象，又把不准毛泽东的政治脉搏，只好在红卫兵那里打听消息，然后再来一个总批发，名其曰：“听取群众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1967年8月7日接见红卫兵和外事口群众组织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听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话。群众组织把他的片言只语整理出来，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导火线。
其实，真正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那些东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报他们在背地里整理和搜集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当然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泽东特意指示江青和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中央关于王力的《审查报告》，把武汉事件再次作为王力的罪状。为此，王力在《申诉》里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经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謄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恩来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议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等等。周恩来传达的方针更厉害，要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恰恰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爆发7 . 20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然宣布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第三，7 . 20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该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军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摄《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事实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是王力的责任，而是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王力罗列的这些事实，没有一件是客观存在。他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江青的任何意见。相反，他是在许多的问题上是背着江青等人单独行动的。这正是江青等人对他恼火的原因。据我掌握的事实可以证明：王力和关锋都喜欢打着毛泽东和江青的旗号行事，为此，江青几次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质问他：“我什么时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着我的旗号干事？这样下去，我是要讲话的！以后，凡是没有我的亲笔签字的东西你们不能乱说！”这些，王力偏偏只字不提。
王力申诉的第四条是：“7 . 20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构不成罪状。”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中央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记录的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根本没有介绍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列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王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当“打倒”和“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王力明明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怎么能推得一干二净呢？正是他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使得本来不是他的问题都弄得人们不敢为他作证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时，连张春桥都说他：“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你王力是一贯的不正确！一贯的装腔作势，一贯的弄虚作假！”当然，这话也有过头之处。
王力申诉的第六条是：“《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里[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做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维护军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反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王力的这些解释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无数大量的原始证据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样也赖不掉的。至于是否王力本人的责任，这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无论王力怎样兴风作浪，毕竟是一个大气候下的卒子，没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王力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翻不起半点水花。但是，在大风浪中王力使点小聪明，搞点个人的小动作而被毛泽东所抛弃，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还把当年的一张小字报给我拿出来，上面记录着当初对武汉事件的过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应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 、[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 、[绞死王力] 、[打倒谢富治！] 、[中央文革小组滚春武汉！] 、[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王力对我说：“这个历史怎样才能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呢？看来真正要准确地记录一个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就更要有勇气了。”我默契地无语。（后来我写出了真实地记载这个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武汉 . 毛家湾 . 钓鱼台》，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所以，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北京一部分红卫兵中，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化身。他们到处讲话，引起了中央许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他们抛出来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点，中央文革召开了批判王力、关锋的内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定的主要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到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文章，陈伯达沉下脸来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那时，人们一听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竭力要和他划清界限。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她当即宣布叫王力“请假检讨”，实际上从此关了起来。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
会议刚散，有关人员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10月16日，又把他关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将他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1月28日释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来，从书案上找出几页纸，递给我说：“每到党的生日这天，我都要默默地纪念党。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写的一首《哀情寄给党》。”说着，他又深有感触地朗诵起来：“尺尺天涯青鸟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黄钟乐奏鸣宵汉，瓦釜刑宣弃大荒。残骥但求征路险，病蠹呕愿吐丝亡。白头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长。”
早就听说王力善词工诗，文章写得漂亮。今日拜读他的诗词，果然名不虚传。应我之求，他信手将这首诗抄写下送给我。第二天，他又挥毫将他另一旧作用宣纸写出来赠送于我。诗是这样的：“惊雷发出囹千根，风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节，凌云直上永无心。风霜百折柔坚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飞升回首笑，龙孙择约又成林。”
我对诗词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爱好，但是诗词并不等于作诗人。这个我已经有了许多的例子。但是对王力这个人，我还是很同情他的。毕竟是一个运动的牺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个摇动笔杆子的秀才，却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王力无法挽回的悲剧，就是说什么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训启示后人吧。我们一边读他的诗词，一边谈论那个很难一下子说透的峥嵘岁月，话题又回到了文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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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王力沉浮录
霞 飞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漏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