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娘娘
路来森
疯娘不疯，她是专治疯病的——小儿中疯。乡人都叫她“疯娘”，从年轻，一直叫到八十五岁去世，成为永远的疯娘。那个“娘”字来的亲切、柔软，像田野中吹拂的风，那样的自然；像自家灶头上燃烧的火焰，那样的温暖。
我对疯娘最早的记忆，来自她那一场场的奔波。那几年里，疯娘从展平，到杨庄，在不到二里路的行程间，来回奔波着。疯娘家住展平村，她每天要步行到一里外的杨庄卫生所去“上班”。她奔波在一条公路上，公路，是一条沙土路，从县城走出，向南延伸下去。白亮亮的沙土散漫地铺展着，有阳光的日子，明晃晃地刺疼人的眼目。风起时，尘土飞扬，弥漫着人的视野，公路上的行人，被沙土卷裹着，仓皇失措的样子，只能让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玩耍的小孩，常常站在公路边，看公路上的景象，也看着疯娘一次次从公路上行过。那时的疯娘有五十多岁，身体微胖。她行走在公路上，目不斜视，面部，表情淡定沉稳，我看不清她内心河流的流向，更看不到河面上可有波澜生起。她低着头，兀自前行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一蹍一碾的，脚下，留下一个个旋出的沙窝，她的目标是前方，前方在哪儿？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茫然的。她也只能像一条颠簸的小船，滑行在自己生命的河流里。
我在旁边看疯娘的时候，我的内心也是茫然的，我们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我只知道，按辈分，我应该叫她“四大娘”，可是，我没有当面叫过，私下里，我仍然跟着大家叫“疯娘”。疯娘，人长得富态、白净，我能感觉出她与一般乡下女人的不同。那个时代，一般的乡下妇女黑而瘦，大多面有菜色，让人仿佛感觉到，你的身边永远有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那些眼睛，贮满了恐慌、焦躁、和不可预知的迷茫。可疯娘不，她的身上，笼着一层华贵的光环，她雍容典雅，眼神里，透着的是慈悲、坚毅和自信。听母亲说，疯娘出身于大家，她的那种风范，自然是来自血脉里流淌着的高贵。她的根系，深扎于一方沃土之中，那方沃土，生长了她的超凡脱俗。
杨庄的卫生所，位于公路边上，两间房子，内间是药房，外间是几个赤脚医生坐诊的地方。房子有些旧，房子的顶棚，是用旧报纸糊好的。那个时候，我在那儿玩耍，无所事事时，便常常仰头，看那些报纸上花花搭搭的文字。我识不了几个字，但却喜欢那种近乎盲目的追寻，看着那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排着，那些各种各样的夸张的图片，蛛网轻笼，模糊在天蓬上，我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恍惚。但我更多的时候，是看卫生所里的各色各样的人，看病人哭丧疼痛的脸面，看医生拿着听诊器，装模作样地倾听，看那几个男的赤脚医生，在无病人可医的时候，围在一起打牌，然后争吵得面红耳赤。疯娘也在室内，她的办公桌靠在南窗之下，人就坐在一张罗圈椅上，这样的位置和坐具，能看得出大家对于她的尊重，毕竟，她是这个卫生所里最年长的一位医生，更是深受四邻八乡的百姓敬仰的“疯娘”。疯娘看病，不用听诊器，疯娘不会给病人打针，疯娘有的只是她的包在布包里的一束银针，和她口授的一剂剂药方。我常常见她端坐在罗圈椅上，针包摊开在桌面上，一根根的银针亮锃锃的，发着耀眼的光。那是一种银色的光芒，那种光芒可以穿透人的身体，抵达你生命“亏损”的所在。疯娘医治的对象是婴儿，刚刚出生不几天的婴儿。乡人把婴儿抱到疯娘面前，常常伴随着婴儿稚嫩的哭啼声。疯娘接过婴儿，抱在自己的怀中，先是“哎哎哎哎”地哄一阵婴儿，端详一会儿婴儿的面部表情，然后，才分开婴儿的小嘴，拿一只银针，在婴儿的上唇或舌苔上扎几针；或者挑几下，从婴儿的口中，挑出一些白色的浆点。有些时候，她还会在婴儿的指关节处扎针，那样的扎针，一定很痛，因为，随之，就是婴儿更尖锐或沙哑的哭泣。疯娘释然，把孩子交到父母手中，轻声地说：“好了，不会有事了。”乡人满脸堆满了笑，恭恭敬敬地从疯娘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那笑容里，堆积的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凭什么扎几针，婴儿就“没事”了？乡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乡人相信，因为乡人相信疯娘。疯娘也许知道，但疯娘却也不一定能说明白其中的道理。疯娘的医术是祖传的，这叫做“秘方”。
没有病人的时候，疯娘常常会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窗外的几棵梧桐树，枝叶婆娑，阴阴地遮着地面，地面，筛下斑驳细碎的光影。不时有几只麻雀在梧桐的枝叶间跳跃、穿过，唧唧唧唧的叫声吸引着疯娘的目光。疯娘温情的目光，流淌在室外的时光里，温暖彼时的寂寞。桌面上，疯娘的那束银针，依旧摊放着，反射着逼人的光芒。看着疯娘那静默的样子，我常常想到糊在天棚上的报纸，报纸上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样的迷离，那样的茫然……
这一段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疯娘在大队卫生所里干医生，每天挣十分的工分，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但此前，不是这样的。
听母亲说，疯娘自嫁到展平村就行医，就专看“小儿疯症”。那些岁月，疯娘家有吃不完的鸡蛋和饼干，那个时候，疯娘看病不要钱，乡人过意不去，就送些鸡蛋或饼干给疯娘，疯娘也就收下了。村子里有人生病，或者有人家生了小孩，或者有什么红白喜事，疯娘都会送去鸡蛋或饼干，疯娘有，疯娘不吝啬，所以，村子里几乎家家都吃过疯娘家的鸡蛋或饼干。在那个时代，鸡蛋和饼干，在乡村是罕物，因此，村里人对疯娘充满了感激，疯娘在村里有着极好的人缘，展平村，也因为疯娘的存在而美名远播。可疯娘也有背运的时候。听母亲说，文革达到高潮时，疯娘因为家庭成分高，又加上“不劳而获”，也曾遭到过批斗。批斗的场所就在小学校里，那些曾经经过她“扎过疯”的孩子们，高呼着口号，那几个心中燃烧着嫉妒之火的大人，助威上阵，他们的藤条抽打在疯娘的脊背上。疯娘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她用女人柔软的脊背，抵抗了暴力；她用自己内心的刚强，挺过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后来的那些大人们，见到疯娘时，不得不低下头，从她的身边匆匆走过。疯娘对于这段经历，从来不谈，以后的日子，她只是一如既往地给小孩看病，一如既往地受到乡人的尊重。
那一年的腊月十二日，我有了一个小弟弟，这是我们家大喜的事情。我们家缺男丁，兄妹几个中，只有我是男孩，那时，全家的喜悦就可想而知了。就在我的小弟弟出生后的第七天，展平村的小学生，敲锣打鼓地为烈军属挂“光荣牌”，恰好从我们家屋东头经过。刺耳的锣声，像一把利剑，刺向我那刚刚出生才七天的小弟弟。当天的晚上，我的小弟弟就哭泣不止，第二天的晚上，又继续着他的哭泣。我的父母以为也只是一种小孩的单纯的哭泣，没很在意。竟然采取了一种古旧的方法，想制止小弟弟的哭声。父亲写了几张“帖子”，张贴在了大街的树上、山墙上。帖子的内容就是那个传唱已久的“方语”：“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样，又过了三四天，我的小弟弟依旧在哭，而且已经哭哑了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命至垂危状态。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叫来了疯娘。疯娘抱起我的小弟弟，扒开他的小嘴，连我们都看到，他的嘴中生满了白色的疱点；他面色青白，身体在急剧地抽搐；他的一双小手，攥得紧紧地。疯娘又看了小弟弟其他的地方，就问：“是不是被锣鼓惊了？”我的母亲就述说了前几天小学生敲锣打鼓经过的情形。疯娘的脸，立即变得死灰，结结巴巴地说：“孩子得的是‘七天疯’，我，我……也救不了了。”说完，她沉默了，一个人呆呆地望着西北的墙角。我们全家人也惊呆了，母亲哭得泣不成声。我们望着疯娘，疯娘目直神痴。我们知道，疯娘的话意味着什么。疯娘起身，要回去，我跟在父亲的后面，送别疯娘。我们把疯娘送出很远，希望能够从疯娘那儿听到一丝希望的话。可是，疯娘几次回头，都是劝我们赶紧回家，并没有说出任何抱有希望的话。但，我看到了疯娘大颗大颗地流淌下的眼泪。听到，疯娘边走，还边嘟囔着：“哎，我救不了这孩子，我救不了这孩子……多好的孩子啊！”
好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从疯娘的身上理解了“医者父母心”那句话的含义；明白一名有责任感的医生，面对无法医治的病人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疯娘的医术，究竟来自哪儿？都说是祖传，祖传于何人，却是不清楚的。有人说是来自疯娘的父亲，一位年老德高的中医；有人说来自疯娘的哥哥，一位青岛医学院的医生。她的父亲没有人见过，她的哥哥却是展平人都熟悉的。因为他的晚年，就是在展平度过的。
我第一次，见到疯娘的哥哥的时候，他刚从青岛医学院（或者是附属医院）退休，寄居在展平村。这位老人是一位蔼然可亲的长者，那几年里，他的存在，成为村庄的一道风景。
老人虽已年老，但却腰板挺直，不弯不屈，个儿又高，一缕白须飘然于胸前，清矍如老竹临风。终日穿一身干净得体的中山装，口袋中装一小收音机，右手持一根精致的拐杖（老百姓叫“文明棍”），散漫地游走在村庄的山山水水之间，真如闲云野鹤般自在、自由。见人总是颔首、微笑，那种老人的慈祥，洋溢着一种祥瑞之气。
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的手中已牵起了一只山羊，据说是用来挤奶喝的（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送牛奶的）。他走在前面，山羊被牵在后面，大有点像是出坡的农人了。
再后来，我见他的时候，他变得愈加衰老了。夏季里的一天，夕阳西下，他和山羊正伴随着夕阳回家。这一次，不是他牵着山羊走，而是山羊牵着他走了。急于回家的山羊，匆匆地跑在前面，他弯着腰，拖着拐杖紧跟在后面，绳索和身体的影子在地面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在疑惑那挡不住的岁月，还是在疑惑岁月下那无法抵挡的衰老？
好像过了不久，这个“问号”就画成了“句号”。从此，村子里少了一道风景。疯娘的哥哥去世后，就葬在展平村，据说留下了许多医书。疯娘的哥哥，在展平的那几年，还做了一件功德的事情，那就是把疯娘的儿子，手把手地教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医。
疯娘，也许真的从他哥哥那儿学到了些什么。
八十年代初，我读高中。此时，杨庄的卫生所已解散，疯娘也不“上班”了，村东的沙土公路变成了柏油路。疯娘在公路边盖了一处房子，又开始自己行医。房子位于公路西，房子的西面是一水湾，房前的空地上，栽满了桐树。据说，这是疯娘亲自选择的地方，说这个地方风水好。好在什么地方？疯娘从来没有向人解释过。在这一点上，疯娘似乎是极讲究的。后来的日子，疯娘还在堂屋中供起了财神和药神，每天烧香膜拜。所以，我一直认为，疯娘有些“亦医亦巫”的味道，她精神的原点，还在一个“农”字上。
那一年的暑假，要放假了。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他的小孩病了，并向我述说了小孩的病情，让我回家后告诉疯娘，叫她开个药方，给孩子治病。我自然是很听老师的话，回家后，赶紧找到疯娘，转述了我的老师的话，并说明要她给开个药方抓药。疯娘听完我的叙述，愣了一会儿，我看到她的脸上掠过淡淡的阴影，随即又转于平静，恢复了以往的慈祥和蔼然。疯娘说：“既然是你的老师让你做的，我就不难为你了，来，我说着，你记。”疯娘随即说出了一个药方：“朱砂三克，天麻棵（益母草）五克，黄芪三克，白芷两克……”我一一将其记下。最后，疯娘走开，从里房中拿出一个陶罐，她用一把小勺，从陶罐中取出一勺黄白色的粉末，用纸包好，交给我，说：“这是只有我才有的，交给你的老师，掺到药方的药中一起用。”疯娘把我送出她的家门，我回首，看到了疯娘脸上难以言说的表情。那时，我的内心对疯娘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那位老师的妻子，也是给婴儿看病的村医，他让我从疯娘那儿开取药方，目的就是套取疯娘的独家“秘方”。我的老师的妻子到底拿到“秘方”了没有？我是不清楚的。但我知道，疯娘的那一包“黄白色粉末”，定然是秘方的关键所在，既然是“祖传”，就一定有它祖传的秘密，疯娘行医治病，也要保住自己家的祖传秘方，这是一种“规矩”。我那一次孟浪的行为，真是难为疯娘了。
进入九十年代，疯娘声名日隆。年近八十的疯娘，这个时候，把她的祖传医术发挥到了极致。她不仅治疗小儿疯症，而且还治疗妇女病，以及一些疑难杂症。她用她的祖传“秘方”，和她的医者仁心，创造着一个个民间奇迹。那位南京军区的高干，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了，他曾经为了孩子的病，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医院。他慕名而来，把孩子交给了疯娘，疯娘留下了孩子，也留下了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疯娘就是疯娘，她用她的银针和不传之秘，还给高干一个健康的孩子。“小方”治大病，谁知道疯娘用的是什么“方”？也许，有些“秘方”，是永远无法解读的。为此，那位高干，送给了疯娘一块大彩电，九十年代初，那块彩电成为展平村当时唯一的一块彩电。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因了那块彩电，疯娘家成了公共娱乐场所。家里围满了看电视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到夜深。疯娘不以为意，她说：“人多了，人气旺。”可大家看得出，其实疯娘很累，很累的疯娘，坚持用笑脸面对乡人。
到疯娘家，登门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达到二三十人，疯娘终于开始收费了。每位病人的基本诊疗费是二十元，医药费另算。疯娘住在村子的东头，她的儿子，住在村子的西头，草药是由她的学过中医的儿子提供的。那些草药，大部分是她的儿子自己种植的，他有一个药圃，药圃里种满各种各样的草药，诸如瓜蒌、白芷、半夏、夏枯草、远志、黄芪等，特别是那些种在田埂上的天麻棵（益母草），生长旺盛，郁郁葱葱，每到夏日，远远地即能闻到那种馥郁的药香。夏日的早晨，草药生长旺盛的时节，疯娘也会经常去看一下，她要亲自看一下那些中药生长的情况，也好把握它们的药性。她喜欢嗅闻那种浓浓的草药香，她从那些药香里，似乎嗅到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绵醇的抚慰。好多个夏日的早晨，疯娘站在绿色的背景里，晨阳照在她的身上，照在她雪一样的白发上。她，端庄，安详，慈爱，一种仁者之辉，笼罩了她的全身。
几年的时间，当大家逐步走向富裕的时候，疯娘成了村子里的首富。她的富，来自她的行医济世，所以她很坦然。她救治过的婴儿到底有多少？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她的心中装着那些婴儿的幸福和祝福。她用她的钱，资助过贫穷人家，修过桥，铺过路，还在村庄的“北沟”修建了一座庙宇。那儿本就有座庙宇，香火很盛，文革时拆除了，现在疯娘出资，重新把它建起。疯娘说：“不能断了香火啊。”疯娘说的对，每一个村庄，都应有自己生生不息的香火，那香火，是一个村庄素朴的精神的指向。疯娘富了，疯娘懂得感恩。她常说：“赶上了好时候啊。”
那一年的夏天，我休假在家，常常看到疯娘在门前的桐树下乘凉。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情态安然。桐叶苍翠，衬着疯娘满头的白发，那白发，仿佛成了燃烧岁月的灯盏，照亮了曾经的路程。疯娘用慈爱的目光，看着这个夏天里的一切。流溢的眼神，划过屋西水湾的微波，划过桐树下的绿荫，划过知了的叫声，划向一种内心的安静和祥和，划向一种大慈大悲的心怀。
疯娘活到八十五岁，2004夏天去世。她去世的那天，天下着大雨。为她送行的人很多，送行的人，泪亦如雨。死前，她的诊疗费，还是二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