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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文化追远
------汉以前寿光文化溯源
------赵守祥
寿光市齐民要术研究会 2006年11月12日
按：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这一部分中首要问题是“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这清楚地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要的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2004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显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的表述。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内在的本质联系。先进文化就是科学发展观，先进生产力就是发展经济，而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先进文化是其他两者的灵魂和统帅。用先进文化和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就要重视科学技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注意和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注重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寿光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一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已经进入文化经济阶段的今天，出现了“漓江印象”这样的文化经济品牌。当我们了解了寿光历史文化的时候，我们本来也是可以创作“寿光印象”或“大益凤歌 ”这样的作品的。寿光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汉代以前。为了充分展示寿光汉代以前的文化，市委党史研究室赵守祥同志作了深入研究，并有所得，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寿光，新编《寿光县志》载，设县于公元前148年（即汉景帝中元二年），当时的治所在今牟城村。有学者据清康熙安致远《寿光县志》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断寿光始建于秦时今寿光西北巨淀湖附近，汉公孙弘故里薛城，后盐城、今双王城址为是。至公元605年（即隋大业初年），寿光县南的闾邱县并入寿光县后，寿光县域基本稳定下来。至1939年成立益寿临广四边县划出的42个村（即后来的益都县阳河乡、何官乡）未再划回寿光，寿光的区域面积最终落定在2200平方公里。
一、自然环境
寿光地处泰沂山脉沂山北侧，渤海莱州湾西南岸，小清河下游。全境地形由寿南缓岗区（西起孙家集街道大李村经纪台镇张家庙子村至稻田镇管村，为泰沂山区北侧洪积扇尾）、中部微斜平原区（布有河滩高地、缓平坡地、河间洼地的南北走向间隔条带）、滨海浅平洼地（北部地区，海拔4-7米）三个类型组成。境内海拔最高点为三元朱村东南角埠顶（高程49.5米），最低点在大家洼镇老河口处（高程1米）。南北水平距离70公里。地势走向由西南向东北缓慢降低，坡降为万分之七。
寿光境内有弥河、小清河两大水系（另有原潍县崔家河支流小崔家河）。1949年建国前，寿光境内有河流15条（另有巨淀湖、清水泊、黑冢泊即“一湖两泊”），建国后大兴水利，进行河道治理，现在全境有河流17条。小清河于县境北端入海，常年有水，有水上运输之利。弥河为境内纵贯南北的最大河流，源出沂山西麓，经临朐、青州境于纪台镇王家村入境。过去每遇夏秋之际，洪泄漫堤，经常造成河流改道，至今仍清晰可见的弥河古河道有6条，故成“寿光县，弥河串”的自然史景观。除弥河、小清河外，境内主要河流还有丹河（古称丹水，《竹书纪年》载“尧放丹于丹水”，即此。今纪台镇青丘村北有丹朱冢。民国《寿光县志》载：“齐景公有马千乘田于青丘”。传丹朱为尧子，因居丹水，名丹朱，其傲慢荒淫，尧禅位于舜。史传尧舜时始划疆土为十二州，尧既放丹朱于丹水，说明尧时影响已及寿光。另纪台镇有堠子坡村，堠为古国界上遥望故国的土堡。据此，堠子坡为尧时十二州的东界），溎河、塌河、张僧河、益寿河、崔家河（支流）等。
二、最早的人类遗存
人类历史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祖先只有一个。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人类遗存在非洲，以后的考古发现，源出于非洲南部的人类祖先向北，依次向着埃及、中东、欧洲、亚洲、美洲的方向迁徙，完成了原始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旅行。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遗存发现依次是长江流域上中游的巫山人（距今200万年）和元谋人（距今170万年）、陕西蓝田人（距今80-60万年）、北京人（距今70-50万年）。山东境内最早的原始人类是沂山人（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西北，距今40万年，沂源土门千人洞遗址距今1.5万年），临淄后李文化遗址（距今8500-7500年）。
山东由于在地理上存在相对独立性，有着鲜明特征，考古学界称为海岱文化区。海岱地区大陆特点是中部有鲁、泰、沂、蒙、徂徕五山（均超过1000米）为脊，五山外围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四周为山前冲积平原，河流多源于中部山地向四面分流，南向有沂、沭，北部有潍、弥、淄，西及西南流有汶、泗等。山东的人类迁徙经历了一个由山区沿着河流逐渐移居平原的过程，与人类是由山区逐渐移居平原的普遍规律相一致。
人类考古学上的分期以二、三百万年以来直至距今1万年前为旧石器时代，距今1万—4000年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关于人类史前文明发展在民族传说中先后经过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和“五帝”（史称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皋、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时期。寿光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遗址是孙家集街道边线王村西的北辛文化遗址（北辛文化遗址是继后李文化之后的文化遗存，考古学年代为距今7500年至6200年，边线王村西遗址为北辛文化早期遗址，距今7300年）。
三、“三皇”时期
“有巢氏”即人类树上巢居、洞（穴）居时期的人类。“燧人氏”为人类知道用火和熟食阶段的人类，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有大量用火遗存，距今50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随钻孔技术的发明出现了摩擦生火技术，钻木取火即是其一。沂源土门千人洞遗址灰烬厚达1米。
“伏羲氏”是中国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有大量人文遗传和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时代。我国关于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婚是人类始祖的传说，是说从这时起建立了二人婚制，进入族外婚（之前为乱婚的原始群）阶段，开始了血缘家族和向氏族的过渡。伏羲时代经过科学研究，时间约相当于北辛文化时期，边线王村西遗址反映的即是这个时期的文化。这时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已经出现原始宗教，为了祭祀需要，人类已发明了原始饲养业和捕兽的网罟，此时也有了原始农业（考古发现远古先民食用野生谷物的加工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
“神农氏”是原始农业的发明者，先民食用谷物如谯周《古史考》云：“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考古发现古栽培稻萌芽于1.2万年以前）。神农氏时代，人口增多，采取火林狩猎即放火烧山办法获取食物，同时促进了原始农业出现。“神农氏”号烈山氏（今湖北省随州市厉乡），神农氏以这种做法被普遍接受和发明原始农业的首创取代了伏羲氏地位。炎、黄二帝的先祖少典氏即是这一代的神农氏。黄帝父亲大丛由少典氏的氏族首领进而成为部落（族团）首领。“神农氏”袭号者有133姓。寿光边线王村西遗址已有鼎、罐、钵、釜、碗等多种手制陶器，我国发现的早期陶器均为手制，我国先民使用陶器最早距今1万年左右。
炎帝是我国原始农业达到顶峰时期的农业领袖，距今5500年。炎帝时期文化反映的是原始农业的辉煌，被奉为农神（仍袭号神农氏）。历史上关于炎帝的记载，如《周易·系辞》、《白虎通》、《绎史》引《世本》，均说明炎帝的主要功绩，是对原始农具的改进，发明木制的耒耜，提高了原始生产力，同时促进了原始手工业发展，“日中为市”即反映了原始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黄帝与炎帝的母族父族同为有娇氏与少典氏族，同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鬻子》载：“黄帝知炎帝第二姓榆罔之非而改其政”，就是说黄帝改变了过去“放火烧山”的农业粗放经营方式，黄帝还因洪水原因发展了畜牧经济，靠畜牧经济与农业的结合形成的实力战胜了炎帝。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原始群（乱婚）——氏族（血缘家族，族外同辈群婚制，在母系氏族阶段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的进一步发展即分裂出家族，老的氏族一般包含2个以上到若干家族，一般一个村落就是一个氏族）。寿光以近地区北辛文化前期遗址仅发现于边线王村西遗址，青州桃园遗址（几与边线王村相邻）和早于北辛文化的临淄后李文化遗址（稍远有章丘西河遗址，整个泰山以西以南只发现一处北辛文化遗址即滕州市北辛村遗址），到北辛文化晚期（边线王村西遗址后一千几百年，下接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持续1500年），人类社会已由氏族社会阶段进入了部落社会阶段，生产领域已出现慢轮修整陶器和彩陶工艺，私有制初步确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原有的氏族村落，逐步发展为村落组，有的达到5处以上成为村落群即部落。山东部落社会自北辛文化晚期开始，至大汶口文化中期结束，前后1500年。山东早期的部落社会只有3个：弥河中游部落（寿光西南、青州东）、薛河流域部落（滕州）、章丘部落。
7300年前的寿光，正处在地球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的转暖期，那时寿光境内河湖交织，草原广大，林木茂盛，丛林中大象漫步（纪台镇礼乐王村出土了古菱齿象牙床），原始牛到河畔痛饮（赵旺铺遗址出土了野牛角），四不像鹿在林间群集，各种鸟类在天空翱翔，湖泊河流中，游鱼戏水，来往如梭，极适应于人类生存。寿光地处弥河中下游，系古弥河冲击扇，地势平缓，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环境，是长期定居的理想之地，形成了以弥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古文化小区。边线王村西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2.5米，上下迭有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层。经过1000多年发展（即北辛文化晚期），边线王村西遗址原始村落发展成为寿光西南部弥河中游的一个大部落，成为山东最早的三个东夷部落之一。到山东部落社会末期（即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约5700-5000年），寿光村落群（部落）已达20处左右，人口几千人。寿光西南部弥河中游东夷族（夷，从大从弓，蚩尤在神话中为“巨人”部族的代表，“巨人”部族犹言华族。华：大，巨）原始人部落发展至距今5000年成为山东地区9个古国之一（源于寿光西南弥河中游原始部落的原始群落发展出昌乐北境与青州东中部聚落群，这两个聚落群与寿光西南部聚落群后来发展为国家，占了当时山东境内9个古国中的3个）。这三个古国成为山东境内东夷族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和东夷古国文明。这里的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制陶业跃居全国之首。寿光呙宋台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4-5米以上，历商、西周、春秋、战国、汉、南北朝。火山埠遗址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至商、周、汉，延续3000年之久。寿光文化遗存中特别发达是三足器皿，有三足鼎、三足鬶、三足甗、三足盘、三足杯等。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寿光地区先民们所处的社会一片繁荣，这时的制陶业、石器制造业、农业、狩猎、畜牧业、纺织业（后胡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针，火山埠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碗底部有清晰的布纹。纺织又与发源于今古城街道古城村的“己”族、“纪”国之“己”有关。寿光古己族很可能是纺织即布的发明者，以丝绪的象形“己”为本族的族徽。“己”本意为绪，绪既可用于织，又可用于系，己、绪又与“结绳记事”有关，与文字的渊源有关），都已分工成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紧邻呙宋台遗址的西屯遗址发现一处只有国都才有的大型制骨器作坊遗址。
寿光古国边线王聚落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始建于龙山文化中期（距今4300年），面积1万平方米，晚期扩大到5.7万平方米，反映了人口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出土的陶器，造型优美，气势宏伟（还出土了黑陶磨光的蛋壳陶片，化龙镇埠子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蛋壳陶杯）。无论古代还是当代，某些地方有领先的生产力水平，其产品必然胜于其他地区的产品。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精美的陶器，反映出它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代一个突出的手工工艺技术中心。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镰等耕种、收割工具十几件，火山埠遗址出土了上百件。寿光地处冲击平原，土质疏松肥沃，便于生民们开垦和浅种直播的生产方式，宜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北辛文化遗址已发现碳化粟粒，粟原产我国，是我们祖先的早期发现，把野生粟即狗尾草驯化为栽培粟，这种作物适应性强，便于耕作管理，省时省力），边线王龙山文化城遗址发现大量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边线王龙山文化城为圆角方形，周长近千米，总面积5.7万平方米，仅挖城墙基槽出土量即达3万多立方米，回填还要超过这个数值，诺大规模城垣的建筑，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作长期努力，边线王周围遗址的劳动成员显然都参加了这项工程建设，这需要强有力的调集、组织、指挥工作，这时已有了保卫城堡的军队，已经有了国家权力。边线王城堡是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东方一座重要的早期城市，也是华夏东方一个方国的中心。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表明当时我国东方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居全国领先地位，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心之一，意味着中国东方文明的开端，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曙光。部落社会晚期，生产力登上原始社会顶峰，社会财富快速聚集。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的出现，启动了城乡分离过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
炎帝族最早是一个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族群，其后裔有的迁往河洛地区与黄帝族融合，有的迁往山东地区与东夷族融合。黄帝族最早是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原始族群，黄帝族群在发展中也不断地向四方迁移，有的也迁往山东地区与东夷族融合。以寿光西南与青州东部落、薛河流域部落、章丘部落（尔后繁衍扩散至泰沂山周围）为代表的原始先民为东夷族群。东夷族群在发展中也不断向西迁移而与炎黄二族融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互相迁移、融合的历史，其中很多是以战争形式实现的。在经过炎帝与蚩尤（东夷族首领，此战炎帝败，夸父追日故事与此有关，今东平有蚩尤冢，巨野有蚩尤肩胛墓，“蚩尤”为少昊集团“五鸠”族之音转，史载“蚩尤作兵”，即蚩尤始造铜兵器，这次战争蚩尤靠先进武器取得胜利）、黄帝与蚩尤（此战黄帝联合东北夷的一支，使用北方人的骑兵战胜了蚩尤）、黄帝与炎帝的战争，蚩尤被杀，炎帝战败，黄帝成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第一位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缔造者，成为中国文明社会诞生前的第一位领袖。
四、“五帝”及夏商周（西周）时期
“五帝”时期寿光西南弥河中游大部落衍生的文化首推五帝之一的少昊（号有穷氏、金天氏，名挚，东夷族著名首领，以鸟为图腾，任官用鸟名28种之多。其中农业9种，号“九扈氏”，手工业5种，为五工正。时代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族人后裔多发明家，如车、船、乐器的发明者多是其裔人。传秦人的保护神句芒神是少昊的儿子）。学术界一致认为，今鲁北以至渤海沿岸是少昊集团的发源地。少昊集团随着势力的扩大，逐渐西进，南下取代太昊（曲阜一带）集团，成为与中原势力相抗衡的主要势力集团。伏羲交媾图及兄妹相婚故事，即与太昊、少昊两集团向西迁徙有关，反映出早期夷夏或华（“夸”、“侉”犹“华”）夏融合的大趋势。《易经·系辞下》载：伏羲始创文字。蚩尤死后，继承他的东夷势力继续与中原集团抗衡的是颛顼部，继黄帝之后为大联盟盟主。历史上的封禅大典（祭祀名山大川）滥觞起于第一次涿鹿大战（炎帝与蚩尤之战）后黄帝与颛顼的泰山会盟。祝融是颛顼子孙，即火正重黎（史载“火正黎司地属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少昊集团图腾官称的祝鸠氏之“五鸠”）。祝融部原是少昊集团主干部族（“融”字古读如“黎”，“黎”字起源与农耕有关，初由“犁”字转来，做族名与古莱夷有关）。祝融部有己（寿光境内己族及夏、商之纪国当由此出）、董、彭、秃、妘、曹、斟（即《左传》载晏子所说齐地之季荝，夏后氏灭寒浞后被分封到潍弥淄流域为诸侯）、芈八姓，后又派生出不少支族，建立了许多国家。祝融部进入中原后长期协助颛顼和后继者帝喾掌部落大联盟权力（祝融部初居濮阳后迁四方，西迁的一支有斟氏、有扈氏融入西夏集团而成为夏后氏集团的中坚力量，因发明陶鬲而以“鬲”为族徽。夏初又渐次东迁潍弥淄流域并建国，寿光东北斟灌国即是），青州苏埠屯遗址（与边线王村西遗址相近）出土“融”字铜器即商末祝融部遗存。“融”族徽为“鬲”、“虫”（蛇）合字，即本族本有的“鬲”图腾与西部地区“蛇”（龙）图腾的结合，反映出这一支系为典型的夷夏混和族（祝融为夏保护神，楚奉其为祖先）。祝融为“火正”，即火官，掌祭火星、行火政即观大火星（心宿二）运行治火历，掌生产（烧荒）生活用火制度，火正司地即司土即司徒（古时最高行政官），为治“火历”而同农事民事相关的职事。火历是中国先民农业部族第一部古老历法，出现于距今4800年的尧舜时代。火历最早起于东夷，后传到中原。羲和为祝融化身，夏代历官仍称羲和，世袭这一职官的都为祝融部后裔。
“五帝”时期寿光西南弥河中游大部落的历史人物再推为仓颉（亦称苍颉），即史皇氏，史载的黄帝史官，“仓颉作书”，墓址原在寿光市故城西侧（原建设局今市人大院内）。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起源和逐渐成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文字产生前，人类用于记事的方法是“结绳记事”。源于今寿光古城街道古城村的“己”族、“纪”国之“己”即与文字的起源有关。“己”之本意为绪，绪既可用于织，又可用于系即结绳之用。“己”为人类最早的记事工具。中国古史中记裁的“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现代考古学证明，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山东地区即有了图像文字，这些文字的创造者与发源于寿光的东夷伯益族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今莒县境内的由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伯益部落发展而成的古莒国遗址，占地700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聚落遗址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古国，国都陵阳河遗址50万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和7种13个图像文字，与后来的汉字有渊源关系，大汶口文化的古莒国，是由伯益族后裔建立的赢姓古国。莒国为最先发现图像文字的地方，是陶器尖端产品“蛋壳陶”的主要制作中心之一，酿酒业发达，青铜器独树一帜，已产生了原始天文历法。桓台县史家村龙山文化（距今上限4600年）——岳石文化遗址出土了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甲骨文，发现了武丁时期字数最多的青铜器铭文（其时伯益部已控制了黄河下游所有古夷人部落。另陕西省白水县也有以史为名的村庄史官村，史字为名的村庄迁徙方向与伯益族的迁徙方向是一致的。史官村亦有仓颉墓、庙、碑，当为仓颉族迁徙的证明。仓颉当与名列颛顼帝“八才子第一”的“苍舒”族有关，颛顼时即为势力最强的部族，当在黄帝时就是一个强势族群。并因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特别是在记事及发明上多有成就而为黄帝史官，当时的今寿光旧城文化遗址当为仓颉族的发源地。今寿光城东有大仓村）。不仅仓颉墓、仓颉台、仓颉石室在寿光，而且于寿光出土了“仓颉鸟迹书”（即仓颉书），据《金陵新志》载，该石书于周初出土于仓颉墓下，共28字，内容为祭祀经文。寿光历史上仓颉墓碑共3块：一块于1989年出土于今水产局宿舍楼施工工地，据碑文立于明嘉靖年间（公元1554年）；一块为清乾隆年间寿光知县王椿立，“文革”中被毁；一块为清同治年间寿光知县刘有成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有孔子问经石室，中有孔子像”。史载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结绳之政”当以源于今寿光古城街道古城村的“己”族为代表），而伏羲、女娲传说来源于少昊、太昊西迁，考古发现最早的图像文字产生于寿光伯益族的赢姓后裔莒，最早的甲骨文产生于伯益族控制范围的桓台史家村遗址，“仓颉鸟迹书”又在周时出土于寿光仓颉墓中，距今460多年前（公元1554年）就有仓颉的明代墓碑竖立在寿光，这一切均说明发源于寿光的东夷伯益族在中华文字的发明创造中居于重要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字的创制和产生，是知识的积累、继承和传递有了重要依托，加快了社会发展步伐。人类历史分期也因文字的发明而分为历史时期（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和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
继颛顼部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的是东夷帝喾部（原属太昊集团）。帝喾，号高辛氏，商之远祖（商王室对他的祭祀在辛日进行），即卜辞中的“高祖夔”，帝喾做部落大联盟领袖时收归了原颛顼部的一些部落。高辛氏集团分出一支为有虞氏，舜出有虞而称虞舜。从黄帝到帝喾，为大联盟创立和发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尧、舜、禹相继主盟时期，形成三大集群轮流主盟的机制。尧出黄帝部，代表北狄；舜承帝喾部，代表东夷；禹继共工部，代表西夏（其时少昊集团的祝融部和西夏集团的共工部是两股大势力）。尧、舜时期，即史载的“禅让”时期（盟主由民主推荐产生）。舜为太昊后裔（舜继尧为大联盟盟主在公元前2120年，国都在今阳谷县景阳岗），继尧（定陶一带为尧部落活动重心，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尧都）之后成为中原部落大联盟首领。《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尧舜时代的社会是以农耕为主兼营制陶等手工业，同时又辅之以渔猎。其中“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是浓缩了原始“古国”的都、邑、聚三级体制的形成过程，与边线王龙山文化城以城邦为中心的方国图景相吻合。舜部落主盟有百年之久。舜时部落大联盟的部门权力是按实力均衡原则分配，这些部族舜时已成为一种新兴宗教势力（而非旧时纯血缘组织）。禹为夏后氏（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为夏国都城遗址）代表，夏后氏宗族为其核心力量，混合的强大的姒姓集团是其势力基础。契是商部落代表，其势力基础是子姓宗族集团。舜时的权力结构有10个左右的势力集团组成，其中西夏集团2个（夏后氏的禹，姜姓的伯夷），北狄集团1个（姫姓的后稷），东夷集团的6个（契、皋陶、垂、益、夔、龙），6个中益、彭部落为少昊集团后裔（益即益部落，为源出于寿光的原始部落，武帝元朔2年封淄川懿王子胡为益都侯，即封于益部落旧地，其城名益都侯城，即今古城街道古城村。在其周围后疃村、桑家官庄村、曹家村、孙家岭村均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至商、周文化遗址，寿光全境的龙山文化遗址达到68处），其余出于太昊集团。
“五帝”时代末期，传统东夷势力的代表是皋陶和伯益。皋陶出于太昊集团，其中也有源出于少昊集团的后裔。《左传》中所记庭坚，实是运奄，即源出于少昊集团奄国始祖的名号。皋陶部历史贯穿“五帝”时代始终。群舒之舒鸠（高阳氏颛顼时“八才子”，苍舒居第一位），即出于少昊集团的“五鸠”部落。皋陶部势力渐大于尧、舜时期，传皋陶为尧、舜理刑官（古称“皋陶作刑”）。
继皋陶作为东夷少昊集团总代表且著称于古史的是伯益，其势力远远超过皋陶部。伯益部起源很早，祖居地在弥河流域（即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封淄川懿王子胡为益都侯之益都侯城，今寿光古城村，王献唐著《山东古国考》载：伯益，东夷人“寿光之益为是”），后来伯益族扩至潍淄流域，成为少昊后裔、山东东部东夷族的主体。伯益嬴姓，单名益，“伯”为后世所加诸侯之称；益又作翳、鹥，均同音字而不离“燕”之本音。传伯益助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号伯益。《汉书·百官公卿表》存有益之名的古文，为燕子象形。另说为其名取义于燕之鸣声，即借用“嗌”字而来。以燕图腾名族，这是最清楚的一例。伯益部早在尧时代以前即已西迁，初居费县一带（亦为夏商之际秦人长驱西进之地），蚩尤、颛顼时代它是从属部落。《尚书·舜典》载：舜问四岳谁能任虞牧一职，众举伯益，伯益礼让他族，舜不许，认为他能把事情办好。史载伯益“佐舜调驯鸟兽”、“伯益知禽兽”、“伯益综声于鸟语”，都是有关原始牧业和渔猎经济起源的神话，以伯益为突出代表，并且伯益族在大联盟中世袭这一职责。《孟子·滕文公下》记伯益事迹，伯益助舜“掌火”、“ 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透出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的痕迹。孟子还把伯益的功劳与大禹治水并提，说伯益的功劳使水患息、山泽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还传伯益“初作井”，有功于水井技术（后世盛传之“舜井”与此有关）。伯益部极重要的贡献是同化、收服、团聚、融合了一大批鸟、兽图腾族，伯益欲让虞牧职官于“朱、豹、熊、罴”即是北方兽图腾族后入东方鸟图腾部的“四鸟”（即高辛氏颛顼部落“八才子”中的“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尧、舜、禹相继主盟阶段，即“五帝”时代的后期，伯益部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部落群体，几乎包括了今黄河下游流域的所有古夷人部落，控制范围自今山东半岛以至豫东，而且波及苏北及皖北，相当于原少昊集团的分布区。《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列举的嬴姓后裔，后来建立方国者，有徐氏（徐州）、郯氏（郯城）、莒氏（莒县）、终黎氏（凤阳）、运奄氏（曲阜）、修鱼氏、江氏（河南正阳）、白冥氏、黄氏(河南潢州)、蜚廉氏（费县，含秦氏、赵氏）。其中徐氏原居潍水流域，后在今徐州地区建立方国，莒氏原在今胶州境，后在今莒县建立方国。伯益部强盛时，所属部落远不止这些，连原属皋陶部的东夷氏族也进入它的势力范围。“五帝”时代末期，伯益部成为与夏人长期争衡的主要势力集团，直到夏王朝建立前后激烈的夷夏交争仍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夷夏交争是上古中国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最后一次大事变）。夏王朝前段，仍可归入“五帝”时代，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与夏王朝（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年代交错说明了这一点。
禹在位时，夷夏关系日趋紧张，《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天子”10年，在继承人问题上与东夷部族发生冲突（《史记·夏本纪》载“禹以天下授益，三年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箕山，俗名香山，今寿光纪台镇纪台村南7公里处，原有纪侯冢和纪侯庙，今青州地）。众推皋陶部，因皋陶死（《国语·鲁语》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戮之，其骨节专车”，皋陶死为防风氏被杀的讳词），众又推伯益，而禹却暗中培植儿子启的党羽和势力，最终启继承了联盟大酋长的职位，“天下为公”终于成了“天下为家”。东夷有扈氏（出于少昊集团的“九扈”，“五帝”时代前期西迁入夏，后随夏部落东移，近亲氏族多属伯益部）起而抗争，在甘（豫东北）之战中失败。启继位后骄奢淫逸，启之后太康同样沉湎于声色游猎，导致夏后氏内乱，伯益部后裔有穷氏(少昊集团西迁后以曲阜即穷桑为活动中心，伯益族强盛时仍以此为根据地，有穷氏之号起源于此)后羿乘机夺取联盟大权。羿（《孟子·离娄下》载：“逢蒙学射于羿”。逢蒙为夏代善于射箭的人）与益均为本族首领代称。太康被逐投奔斟寻氏,太康“失国”，弟仲康代为夏主，仲康后子相继位，依靠斟灌（今寿光斟灌村即斟灌国遗址，考古发现斟灌村南与郭家营村之间有龙山至西周、东周的文化遗址）、斟寻（今安丘杞城村即斟寻国遗址）二氏与有穷氏对抗。羿后期“不修民事”，被其宠臣伯明氏族寒浞杀（寒浞出于西部姜姓集团与夏后氏结盟的一支，原居今开封市之逢池即逢泽，夏时东迁定陶，商代逢伯陵建立逢国，寒浞出逢氏之族。汤灭夏时，逢归服于商，被分封到潍水流域，取斟氏为诸侯国，后淄川废治西南40里逢陵城为其都城，今临朐西逢山曾建有逢伯陵祠，古逢国即在此一带，其后裔居寒邑即今寒亭故称寒浞。商末逢氏联夷叛商被灭，首领被杀，商王朝又封薄姑氏于此监视东夷，逢氏灭后族人被迁于今济阳县境，仍为诸侯国，与姫姓通婚，后于其址出土大批逢氏诸侯器物。汉时昌乐今河头乡古城村有逢蒙墓。《汉书·艺文志》有《逢门（即逢蒙）射法》二篇皆佚。寿光发现商文化遗址达41处），寒浞又攻斟灌、斟寻，杀夏后相，相子少康成人后召唤夏旧臣伯靡部及斟灌、斟寻二氏余众灭寒浞（寒浞冢原在今寿光斟灌村中），此即史称之经百年的“少康中兴”。少康继任者后杼完成了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的蜕变。传后杼发明甲和矛以对付东夷人的箭射，征服了东夷地区，“家天下”格局确立（实行“与国制”即联盟式或“松散联邦式”，“王朝”即中心王国亦称“中国”，接受方国诸侯朝觐而称“王朝”，实行分封、朝觐、通婚制度），杼是我国第一位“文明之王”。
商丘是商人始祖契的封地。自契至汤历14世四五百年，与夏代相当。商族发展，相土、冥、王亥、上甲徽是几个关键人物，相土即邦社、商社、亳社（祖社）的创建者，也就是商方国的正式建立者。王亥卜辞中称“高祖亥”，商代先公称王自他始。上甲徽始以十干符号作分宗名号和对先公合祭及以文字记载族谱。夏失控于东夷是商王朝兴起的前提（商的主要同盟力量还是旧时东夷伯益集团的遗民部落）。夏商之际是东夷部向西流动的重要时期，曹县犬丘、永城（河南）犬丘、兴平（陕西）犬丘、天水（甘肃）犬丘即反映了古地名“随族而走”的规律。此时西迁夷人最有名的为出于旧时伯益部而后来成为秦、赵祖先的一支（益即大业有二子，一为大廉，一为大费，大廉后人有仲衍，仲衍后人有仲潏，仲潏有蜚廉，蜚廉有恶来，恶来后裔即秦国公，恶来弟季胜则别为赵国始祖）。秦祖先携带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骠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削，后来秦人能够扫六合而统一中国，这正是其不可抵御的原因之一。
商王朝上升为华夏联盟共同体的权力中心后，它的疆域东至潍河，西至黄河，南至淮河，北至济水（今黄河）。这一区域为传统东夷集群中心活动区，也是商王朝建立后的重点控制区，商王朝势衰，东夷势力起而反抗，战乱达三百年，帝乙、帝辛（纣）继位后，集中力量对付东夷，最长一次战争达260天（薄姑国即是随商东征过程中建立的子姓国家）。商王朝对东夷用兵加剧了半岛夷人向内迁徙过程，出于伯益后裔，原住潍水流域的徐夷迁徐海地区成势力强大的徐国（终以“行仁义”、“不忍斗”为楚败，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渭水流域的周方国利用商王朝征夷元气大伤之机灭商立周。武王卒后盘庚叛周，周公平叛征夷，欲攻商奄，辛公甲（周太史）建议周公：“大（指周初仍是较大势力的奄国）难攻，小（众多的夷人方国和部落，以薄姑氏为代表）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周公亲率大军直取薄姑，回师灭奄，并将奄国首领及宗族迁薄姑旧地(今商丘)管制起来。考古学专家、原寿光市博物馆馆长贾效孔以其雄辩的证据提出寿光呙宋台遗址即处于商薄姑国境内并为周营丘故址（距呙宋台遗址10公里的青州苏埠屯大型商墓地即是薄姑国墓地，其中一号“亚”字型大墓即薄姑氏国君墓。呙宋台遗址亦是南北朝时寿光望族贾氏即贾思伯、贾思同、贾思勰的居地。因为呙宋台考古发现自商至南北朝的居住遗址，当为南北朝时的钓台里）。周初抵抗周人的主要是逢氏后裔及土著夷人（东夷少昊集团伯益部后裔）。姜太公即出于逢氏后裔。姜太公先后为周文王、武王头号谋士，武王分封宗戚大臣，太公为首封，实因其旧族而封之，着其控制当地形势。《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据此，学者提出太公始封营丘，此地即寿光呙宋台遗址）。祖居胶东之地的莱夷（莱国与己即后来的纪国为同一族系而居于弥河、白浪河流域的两个方国，己国偏北，以寿光为中心，莱国偏南，含青州、昌乐、临朐地，国都在昌乐境内的鄌郚镇鄌郚村。莱国于西周早期迫于齐的压力东迁至今莱州、龙口一带，龙口旧城有莱山为莱国东迁后的国都遗址，前567年为齐灵公灭）在周公东征前后乘机向内地发展，一度占领胶莱平原以西大片土地。
五、纪（己）国
寿光历史上最为著名、疆域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最丰富、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国当属纪国（中国百家姓中的纪姓即源于寿光的纪国，如清乾隆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即为其后。纪姓如孔姓，世代名序从不紊乱，春秋时有著名的射箭能手纪昌）。前文提及的寿光古益都侯城64件有“己”字铭文的精美铜器为商末（公元前1046年前）遗物，出土于1983年，为国内重大考古发现。这批“己”国铜器的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己”（“纪”）国的统治中心在寿光。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妭为妃，至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兴焉。其后有州（州，姜姓，建都于淳于即今安丘东北，春秋初为杞所并，为杞都）、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姜姓，在今山东莒县西南，春秋初为莒所并）、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自黄帝以降，炎帝后裔降为诸侯，有的分掌四岳，其十二国中的州、齐、纪、向诸国皆在山东淄、弥、潍流域，史家称为姜姓集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妃西陵氏（嫘祖）生“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引《国语》胥臣云十二姓：“姫、西、祁、己、媵、箴、任、菛、僖、姞、嬛、衣是也”。前文已述及，继蚩尤之后代表东夷族继续与中原势力抗衡，并且继黄帝之后为大联盟盟主的是东夷颛顼部，颛顼为盟主时的火正是祝融部（祝融即重黎，即母系氏族社会时少昊集团图腾官“五鸠”之祝鸠氏后裔），祝融部有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以上所记，神农氏（或称炎帝）时代即有纪姓诸侯，黄帝时己（纪）仍为诸侯国，至颛顼时己（纪）族仍为颛顼的“火正”，可见己（纪）族自神农（及或炎帝）、黄帝时即为一古老而又有相当经济文化实力的原始族群、原始部落、原始诸侯，一直在各个时期的大联盟中担负要职。己姓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山东最早的三个大原始部落（寿光西南弥河中游）时期，为在寿光境内发展起来的原始土著族群。所以在神农（及或炎帝）、黄帝诸姓中出现，则显示了在寿光生长发展起来的己姓族群在历史发展中与炎帝族、黄帝族的融合。而斟氏与己氏同出祝融部八姓，则说明了斟氏在族源上与己姓有着同源关系。而寿光古益都侯城出土的纪国铜器的铭文均为“己”而别于纪台纪国故城出土铜器为“纪”，则显示出寿光西南弥河中游大部落的支系益部落后来发展为强势部落，最后五帝时代末期成为代表东夷族，并统治整个山东地区的强大势力集团，己为黄帝十二姓之一，为颛顼帝火正祝融族的第一姓，为五帝时代（直至商末）的著名诸侯，其己诸侯的都城即建于古伯益族旧址。商王朝建立后，在商王朝的早期、中期、晚期均发动了对东夷地区的战争（《后汉书·东夷传》概括汤六世孙仲丁后商夷战争：“至于仲丁，蓝夷（即己、莱）作寇，自是或服或判，三百余年”）。前期的仲丁、河甲以近交远攻策略，远征蓝夷（即潍弥流域的莱夷即己国、莱国），正是在此次战争中，商王朝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在古伯益族的旧地、己诸侯国上游（即益都侯城所处之弥河上游西岸呙宋台遗址或今胡营村东北之火山埠遗址处）建立了子姓薄姑国（商薄姑国为商王朝在东方的方伯，可代表商王朝对周边地区有征伐权，呙宋台以南青州苏埠屯大型商代墓地即为薄姑国君墓地，薄姑国于周初周公东征中为首取目标，薄姑国灭后其族人迁今博兴县东南，为距周王朝较近地区，便于对其监视控制）。今寿光纪台纪国故城遗址，清乾隆年间于纪台下出土了西周中后期时代的“纪侯钟”、“纪侯簋”等青铜器。资料记载，周初东征时纪国为东部一个国力强盛的国家，面对商亡周兴的大趋势，纪国采取了臣服周王朝的明智政策，因此被封为异姓诸侯国，纪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有“纪侯”，正反映出纪国臣服周王朝后的历史。西周所封异姓诸侯国纪国国都当由伯益族旧地（今古城村“己”地）迁于伯益族的祖地、薄姑国国都旧址附近，因为“纪侯国”历史的开始。纪台村纪国故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发现，纪台纪国故城东西长1500米、南北长1200米，分外郭与内城两部分。在今纪台村东隆起高地上发现石柱础和鹅卵石，以及春秋至汉的陶片、瓦片，为纪侯和上层人居住的内城。城郭外为墓区，近城有8座高达20米的墓冢，当是纪侯贵族墓葬，故城年代始于西周终于汉代。
纪国故城自西周初臣服周王室而封侯国始，至汉文帝16年（前179年）为淄川国治，至东汉、三国、西晋（惠帝元康即公元291年）作都城邑治1300多年。己（纪）国如从商初（有资料记载“己”为商初商王朝在东方扶植建立的夷族诸侯国）算起，至公元前690年为齐所灭共历910年。纪国为春秋以前中国东方的一个重要国家，有着发达的经济、文化和清楚的历史记载。公元前883年，因齐哀公荒淫，纪侯告于周王，“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从此种下了齐、纪间的世仇（有资料载纪为周王室“诸监”，负责监视其臣国齐）。公元前722年（《春秋》纪事从这一年开始），纪国伐夷（今即墨西）。公元前715年，因鲁、莒两国不睦，纪国为之斡旋，于浮来（今莒县西）会盟。公元前706年，鲁桓公会纪侯于成（今宁阳县北古成邑），同年，纪侯朝鲁，提出请鲁斡旋由周天子帮助调解纪、齐矛盾。公元前707年，齐僖公、郑庄公佯拜纪侯欲袭之，纪国识破拒绝朝聘，其谋未逞。面对齐人的逼人态势，纪臣向纪侯献策，纪与鲁盟，纪鲁联姻，纪侯娶鲁惠公长女伯姬，伯姬妹嫁纪侯，纪又请鲁国主婚，将纪女季姜嫁周天子（纪台出土的纪侯簋有铭文三行十三字曰：“纪侯乍姜萦簋，子子孙孙永宝用”，此簋为纪侯媵女姜萦之器。现藏上海博物馆）。公元前704年，周桓王派祭公往纪迎接王后。公元前703年春，王后纪季姜归于京师（洛邑）。公元前699年，齐僖公会宋、卫、燕联师战纪，鲁、郑救援，败四国之师。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死，襄公继位，又由鲁公出面调解纪、齐矛盾。公元前695年，齐欲灭纪，鲁桓公会齐侯、纪侯于黄（齐邑，今淄川东北）。公元前693年，齐强行迁走纪国骈（今临朐）、鄑（今昌邑）、郚（今安丘）等地人民，占领了城邑。公元前691年，纪侯弟（纪季）以酅邑（今临淄淄河东）入齐。公元前690年，纪侯不能屈己以服属齐，纪侯于夏“大去其国”（今沂水县境内有纪王崮，传为纪王去国之后的处所，古城街道古城村有纪良墓，传为纪王另一个不愿降齐的弟弟的墓，史载纪人皆迁出）其国人分徙四处。有资料记载“齐襄公以替哀公报仇为名进攻纪国，纪侯誓不向齐国屈服，从国中逃走（纪侯的夫人伯姬死尚未及葬），纪国也因此为齐国所灭。事情传出后，天下为纪侯的不甘受辱而称赞，也为纪国的灭亡而惋惜。尤其是纪侯的子孙，为了纪念故国，从此便以国名为姓氏（公元1796年，清兵部尚书、两湖总督、寿光斟灌李封病故，礼部尚书纪晓岚亲自陪灵至寿光，亲自主祭，亲自撰下“人以官富，公以官贫，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赞扬其高尚品德的墓志铭，当非偶然。纪晓岚，纪国后裔，《四库全书》总纂。《四库全书》为当时有史以来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总字数10亿字）”公元前664年秋，齐人下鄣（纪邑，今江苏省干于县），至此，经过半个世纪的纪、齐相争，终以纪灭而终，齐国打开了向东发展的大门，实现了独得东部大海鱼盐之利的目的。齐国自武王（公元前1046年）首封太公于齐，“方百里”（实际上少于百里），公元前1038年，成王（灭逢、薄姑后）益封太公，齐疆方五百里，至公元前664年齐人下鄣，纪国与齐国并存了382年。纪国盛时的疆域北至渤海（寿光北部沿海）、南至黄海（江苏干于）、西至淄河东岸（古酅邑、今临淄安平镇）、东至昌邑（鄑邑，今昌邑市西北今龙池乡瓦城村北）、安丘（郚邑，今安丘市西南红河镇郚城村）。《晏子春秋》载纪国的治国箴言“食鱼勿反（爱惜民力、勿伤国家元气）”，“勿乘驽马（国君不可重用品质不好的人，否则会误国害民）”，即是纪国留下的文化遗墨。
纪国鼎盛时期疆域地跨渤海、黄海，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兼有渔盐之利，为当时古国中鲜有如此丰富资源的国家。纪国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以弥河流域为代表的鲁北地区是历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农业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中心是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黄土层河谷高原地带），而且是盐和煮盐业的主要发源地。我国古代第一部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载：渤海沿岸直至泰山一代为青州地，这里的土壤又白又肥，广大的沿海是一片盐碱地，这里的贡品是盐和细葛布和各种海上产品。《世本·作篇》载：“宿（夙）沙氏始煮海为盐”，《鲁连子》又载：“宿（夙）沙氏为炎帝诸侯”。宿（夙）沙氏当为居于沿海一带很早即与炎帝族融合的己族的一支。寿光“海滨广泻，厥田斤卤”，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寿光生产的盐已成为进献朝廷的贡品。建国后寿光境内考古发现了大量煮盐工具盔形器，发现地点自南向北依次有孙家集街道边线王村，化龙镇高家庄村、埠子村，王高镇薛家庄村、后疃村，田柳镇崔家村，时代自商代至战国。2003年至2005年，为配合国家重点项目南水北调工程支线西水东调工程建设，山东省文化厅组织潍坊、寿光文化部门组成考古队分三次对寿光双王城水库工程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获得重大发现。在对工程涉及的8平方公里范围进行的小规模试掘中，共发现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遗址39处和烧制盔形器的陶窑群，发现了陶鬲、陶罐、陶盆等生产生活用具及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卤池。39处制盐遗址，每处遗址即为当时的一个生产单位。其中24处文化堆积层0.5-1米，为持续时间较长的生产场所。其中一处窑群，面积2万平方米（有资料记载，春秋时齐国年产盐合今1253吨，绝大部分为青州北海郡即今寿光所产）。在所有关于这次考古发现的报道中均称：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存分布如此密集，制盐规模如此之大，这在我省乃至全国都属于首次发现”。这次发现还证明，与后世淋灰法类似的制盐方法早在商周时期的寿光即已存在，改变了长期以来这种制盐方法产生于汉唐以后的定论，中国盐业史为此而改写。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封齐，实行“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经济政策，春秋管仲（前？—前645年）又行“官山府海之策”、“筏薪煮盐，计时授食”，将煮盐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同邻国交易，获取巨大利润，奠定了齐国强盛的物质基础。双王城大型制盐遗址的发现，说明寿光是古青州（禹分天下为九州，青州为其一）、古齐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制盐中心，是中国盐文化的发源地。盐的发明与煮盐业的兴起，在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体现寿光先民创造力和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的与其农业成就相媲美的又一重大贡献。
六、春秋、战国
在齐灭鄣即最终消灭纪国后的113年，孔子诞生（前551——前479年，生年72岁，孔子为殷人后裔，殷在夏时为夷族，原出帝喾、帝舜族系，最初居鲁东南，后居商丘即商祖契之封地）。孔子23岁开始招徒讲学，讲授礼乐知识，35岁（公元前517年）孔子因不满于鲁“三桓（季平子、叔孙氏、孟孙氏）迫鲁昭公逃于齐也到了齐国，并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期间他与齐国太师讨论音乐，首次听到著名的《韶乐》，兴奋得“三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能美到这般地步啊。这时距纪国被灭已有150年，寿光地早已是齐国疆土。但寿光在当时仍为齐国境内的古老邑城，是历史上著名的伯益和黄帝史官仓颉的故地。2004年城区圣城花园工地发现“千年粮仓”（初步考定距今1400年以上，尚未进行碳14测定，具体年代待定），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整个工地面积54000平方米，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残片和兽骨加工作坊，有鹿骨、野牛骨等，文物藏量丰富，时空跨越久远，是一处上迄龙山文化，下经春秋战国，后至唐、宋、元、明、清的大型古遗址。距“千年粮仓”仅百米之距，发现了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54年）竖立的仓颉墓碑，北魏丽道元（公元466——527年）在其所著地理学著作《水经注》中载“仓颉台弥水所经，石室中有孔子像，岂孔子至齐亦常访焉”。历史记载与实物发掘相对证，明确说明孔子在齐国任高昭子家臣期间，亲自到寿光（寿光至齐故城仅65公里）瞻仰了仓颉墓，也说明当时今寿光城即是一个古老而又重要的城邑。仓颉墓在当时当为这座城邑最重要的文化景观，是文人名士神驰与景仰之地。时间延后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寿光斟灌书香官宦三百载的李家女小惠（李逈女，李逈为刑部右待郎，正二品官位，李逈长子懋时为翰林院编修）荣嫁孔子第68代孙、世袭衍圣公的孔傅铎，成为孔子家第68代衍圣公夫人，其长子成为孔家第69代衍圣公，成就了一段相隔2070年的鲁（国）寿（光）或仓（颉）孔（子）佳话。
孔子死后97年孟子（前372—前289年，生年83岁）诞生，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门人（孟子为子思的隔代弟子），因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被奉为“亚圣”，十三经之一《孟子》即其与弟子所作。孟子40岁前在家乡邹国聚徒讲学，并常做国君谋客。齐威王（前356—前320年）时，孟子第一次到齐国住了几年，未得齐威王重用。齐宣王（前319—前301年，齐宣王的祖父田桓公于齐都城西稷门外设立稷下学宫游学者数千人，为当时中国思想学术中心）即位不久孟子再次到齐国，齐宣王任其为卿，参与朝政和巡察民情，前315年孟子辞官归邹。孟子两次到齐国，求仕、为仕均不顺利，但他在齐国期间却收了一个最得意的弟子公孙丑（公孙丑墓在城区公孙庄西北，公孙庄村得名即由公孙丑墓而来）。孟子在齐期间，公孙丑始终伴随在他身边，并在孟子辞官归邹时追随孟子到了邹国，死后归葬故里。《孟子》之《公孙丑上、下》，全文近8000字，就是记叙的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公孙丑上、下》是中国古代典藉中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公孙丑是战国时代生长于寿光土地上的一个大学问家（公元1111年，宋徽宗赠公孙丑为寿光公，仅次于王的爵位，以彰显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哲学、政治、战争、修身的一些典章名句即出自《公孙丑上、下》。如充分反映和谐文化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充分反映中国哲学文化的“祸兮福所至，福兮祸所依”，“揠苗助长”、“事半功倍”、“此一时，彼一时”，代表中国政治文化的典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尊贤使能”，反映中国战争文化的“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充分反映中国修身文化的“养活然之气，塞天地之间”、“闻过则喜”、“与人为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他如“舍我其谁”、“出类拔萃”、“天下无敌”、“心悦诚服”、“绰绰有余”、“易如反掌”、“怨天尤人”、“不屑一顾”等。“公孙丑上、下”所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政治、军事、修身等内容，充分说明以公孙丑为代表的古代寿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寿光的著名人物及文化遗址还有：（1）战国时寿光的益为齐国的“聚贝益 之都”，即齐国铸币之处。贝益 为益之古文。李白风著《东夷杂考》载：贝益 “为古益邑地名”、“伯益禹之臣，东夷人，疑寿光之益是也”。贝益 币在临淄出土的钱币和陶文中均有展现，寿光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战国遗址和莱州市均有出土。后因贝益 又衍出镒，为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见《孟子、梁惠王下》。（2）战国列御寇著《列子·汤问》记有纪国后裔纪昌，为古代著名射箭手，“虱以窗上，能射虱心，马尾不断”（寿光历史上另一名史载的著名射手是张环，公元1004年，在辽将肖达兰率辽军大兵压城即时称澶州今称濮阳，满朝惊慌的形势下，宋军军头、寿光人张环于阵前发现肖达兰恃才骑巡，遂以弓弩射中额头而死，致辽军大乱，宋辽议和，会“澶渊之盟”，成120年的宋辽相安局面。清崇祯壬午年即公元1642年今稻田官路人夏延琮又是一著名射箭手，清兵追剿逃难百姓，夏延琮拦清兵曰，你们把衣服用绳挂起来，我射一箭你们看看。箭发索断而衣无损。他对清军说，前边的人都是射手，有箭矢100多，能怕你们吗？清兵遂不再追击，事平后百姓皆归里）。（3）齐景公（前546—前495年）由晏子陪同到古纪城游玩，在城内得到一个金壶，从壶中发现一幅帛书，上写“食鱼勿反，勿乘驽马”，为古纪国国君的治国格言。齐宣王（前319—前301）到寿光游玩，在今留吕斗鸡台村南土台上观看斗鸡，此村因此得名。（4）今营里镇河北道口孙姓迁入后曾建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阳谷人）庙，因称孙膑道口，后改为今名。（5）增城，本为曾城。曾为夏少康（姒姓）次子曲烈的封国（鄫，国初在今河南光山县，其后裔又在今山东苍山县建国），曾国传至太子巫时灭于莒国（公元前567年），太子巫滞居鲁国后为大夫始去鄫之邑旁而为曾，太子巫的孙子曾点是孔子办学的第一批学生，后曾点又将子送孔子收为学生即曾子。曾子（前505—前436年）为今费县人，名号，孔子学生，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大学》为其著作。寿光曾城当是曾国后裔所建（曾城邻村杨家邵村及周围有大量龙山至战国时期文化遗址。寿光增城当为曾国被莒灭时曾国人逃至夏斟灌国故地投奔姒姓宗人而建，孔子到今寿光祭拜仓颉墓时曾子当一同来寿光并去过曾城）。（6）闾丘，为秦大夫闾丘婴之后，经考寿光历史上之闾丘当即齐宣王时之闾丘邛。闾邱邛为秦大夫闾丘婴后裔，闾丘邛在齐宣王时在齐为官。《嘉靖·青州府志》载：“闾丘邛，年十八岁，向宣王求官，宣王曰：士以华发坠颠而后可用（即20岁落冠）），子年稚，未可也”。邛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华发坠颠，与臣何异。宣王用为相”（相为佐）。此述恰与齐宣王游寿光在今留吕斗鸡台观看斗鸡的传说相吻合，说明当是齐宣王在游寿光时遇上了闾丘邛。在晋皇甫谧著《高士传》中所记则是：齐宣王驾赴杜山狩猎。闾丘先生率12位父老前往慰劳，齐宣王大为高兴，命从臣免去诸父老赋税。众叟谢，唯闾丘无动，齐宣王又命再免诸父老夫役，众叟又谢，闾丘又无动，齐宣王说，为你们前来慰劳，我免去了你们的赋税劳役，大家都高兴唯你不睬，我难道有错吗？闾丘答曰，不是，我们来慰问大王，是来向大王求寿、求富、求贵。齐宣王说，寿命由天，我岂能为你们增寿，虽说仓有充裕，那是备荒所用，也不能散去使尔富。国有官职，尚无空位，也不能使你们显贵。闾丘答曰，大王说非我等敢想，只是求大王能用品端、公道的人为官，我便可得寿；使百姓不误农时，我自然富足；如王命孝老，老叟自得尊贵了。免我们的税赋国之受损，如不服役国无支应，当然我不能向你拜谢。齐宣王听之有理，欣欣然，说：你说得对，我可以让你做我治国的助手。（现普遍认为寿光得名缘于皇甫谧所记闾丘乞寿辞，实则源于齐宣王巡狩寿光之行），是皇甫谧根据传说加工之作。青州府志所记当为史实。闾丘邛实是当时寿光的一位高士，与公孙丑一样，是寿光一位有智慧的人，后入齐为相而为史载。并因于这段故事，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寿光县南置闾丘县。寿光县南当与齐宣王遇闾丘有关（今纪台一带，有青丘台，为寿光古台址之一，青丘台侧有丹朱冢，齐宣王来寿光看纪城，不能不去看尧帝子丹的墓冢，或许齐宣王正是在这里遇到了闾丘。进一步分析，闾丘氏当与伯益族中后来成为秦祖先的一支犬丘氏有直接关系）。
七、秦
秦（前211—前206年）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仅存在了15年。但秦朝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对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国封建社会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统一并奉行中央集权的始皇大帝。秦是发源于寿光的伯益的后代，嬴姓。非子做部落首领时，居伏丘（今甘肃礼县），善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张家川），到秦仲为周宣王大夫，其长子庄公败犬戎，庄公子秦襄公立秦国，护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秦穆公灭十二国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国力渐强迁都咸阳，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惠王灭巴蜀，夺楚之汉中，公元前211年秦王政（即嬴政，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46郡），郡下设县；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原来各国城防工事，修建驰道，直通云贵；北击匈奴，南定百越，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成为一代有大功于国家，有雄才大略的王者。
据考，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秦始皇分天下36郡时，寿光地属临淄郡。寿光之县名，始见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关于北海郡的记载，是说北海郡中辖有寿光县，并不是说寿光的始建时间。而“秦之郡县，汉初因之，汉县即秦县，寿光为县当在秦时，清康熙安致远《寿光县志》亦持此说。而清嘉庆《寿光县志》则明确指出：盐城（城址在今羊口镇寇家坞村北，六股路村南，古清水泊内。民国《寿光县志》载：“此城日久陷没于巨淀洼中”，常有“海市蜃楼”景观出现，“雾现霜城”为旧时“八景”之一，今讹为雪城、“双王城”），在县城西北六十里，清水泊测，俗名霜雪城（霜雪城可能由白茫茫盐碱而得名）。以寿光故城也。清光绪《寿光乡土志》载“古城在清水泊侧，汉寿光故城也”。《汉书》载：“寿光有盐官”，今尚有官台（今羊口镇官台村北，民国《寿光县志》载：“元初有盐官，名官台场，大德十一年，台上建孔子庙，后废。清初时官台盐场大使署在此。乾隆三十四年，潮漫溢，始徙于侯镇。迄今官台村北明万历年间灶志碑，灶学碑，皆仆地。场署故址，则荡然无存矣。”今石碑和龟形石座尚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巨洋水（弥河） 东北经益县（今圣城街道益城村）故城，又东北而为潭（即临泽洼，今古城街道临泽村南），枝津出焉，谓之百尺沟，又北流经北益都城（今古城村），又东北流经县故城（秦之寿光）西，又西北流注入巨淀矣”。《山东盐业》2005年第二期载《商周大型制盐遗址群惊现寿光双王城》载：记者随寿光博物馆人员在双王城水库西侧的双王城（即盐城、霜雪城）遗址的排水沟中发现大量古代陶片，经鉴定最早的是西周以前即商、周时期的。丰富的历史记载与2005年双王城大型商周制盐遗址的发现，证明两点：①古盐城（后讹传为雪城、霜雪城、双王城）确实存在，古盐城是一个古老的、在当时发达的制盐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座城市，是当时的一个制盐中心和盐文化中心，是夏朝以至秦朝进贡朝廷之贡盐的制造基地，是齐国盐的主要产地，齐国正是依靠这种强大的盐业经济而富裕强大起来并成为七雄之首。②秦时置郡县，在此设县或寿光县治就设于此是极有可能的，这一带至明嘉靖年间仍称“秦城乡”即是明证。
秦朝只存在了15年。15年间发生的一件盛事是秦王东巡。秦族嬴姓，是起源于寿光的伯益族直系后裔。秦人有女修吞玄鸟（燕子）卵而生大业（伯益）的传说，还有简狄吞玄鸟（燕子）卵而生契（商祖先）的故事，说明秦、商两族同源，均出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历史上秦商关系密切。夏末秦祖先费昌弃官投汤（商）为御车，助汤灭夏成为开国功臣。秦的另两位祖先孟戏、中衍为商帝太戊御车，太戊将女儿嫁给了孟戏、中衍，秦人子孙成了商的骨干力量之一。这种密切关系其根源在于秦商同出于东夷族的同宗同种关系。秦人的保护神是句芒神，句芒神是少昊的儿子，其形象为玄鸟（燕子）。西周以来，山东及苏北一带淮夷诸国皆嬴姓国家，秦人经长期西迁才到达了西方。东夷文化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而宗教文化作为种族的原始文化在秦人保存最多，这就是秦人建都于西部而敬祖归宗于东方的原因，是秦始皇思念祖居之地的直接体现。秦始皇自公元前221年即皇帝位至公元前210年11年间先后三次到齐，主要目的就是求仙归宗。由于寿光系由弥河冲击平原而形成的扇形平原，是古代东西交通必经之地。有资料记载，秦时寿光境内的东西交通有两条：一条在北今杨庄村（今台头镇彭家道口，即因处进京要道路口而得名。秦始皇始修驰道，1958年在深翻土地中挖出古道遗址50米，秦始皇的车宽2米即六尺，用马六匹，护卫车两辆分左右，出行共36乘）；一条在南今纪台镇纪台村（由纪台村向东稻田镇今有官路村，村内原是很宽的进京大道，为官修大道，因路立村，以路谓之为官路）。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13岁即位秦王，吕不韦相国，公元前238年嬴政行冠礼而亲政，亲政后即镇压了母亲近臣嫪毒并免吕不韦相国职，用远交近攻策略灭七雄中其他六国，建立了以皇权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接受齐人邹衍“五德终始（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和封禅理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历史上第一个行“封”（天）礼于泰山，行“禅”（地）礼于梁父（泰山东南），对于避雨有功的大松树封为“五大夫”松（秦爵位分二十等，五大夫为第九等，属高爵位）。公元前219年（始皇称帝后第三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这一次东巡齐鲁郡县的路线是咸阳—峄山（今邹城市）—泰山（积土为封，祭拜天神，立碑铭文“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等）—梁父山（泰山东南，今徂徕山，西与徂徕山连，除地为禅，祭祀地祗）—黄县（今龙口市）—芝罘山（今烟台）—垂县（今牟平市）—成山头（今荣城市）—琅琊台（今胶南市，琅琊台为越王勾践即位后第25年迁都之地，秦时保存完整，秦始皇在此住跸3个月，留《琅琊刻石》曰“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应时动事，是维皇帝”等，并下令迁三万户人家到琅琊台下，同时免去他们12年的赋税，琅琊台今建有秦皇东巡大型雕塑群）。在此收到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之地，徐福出海返回托海神语曰应增童男童女、工具工匠之礼，秦始皇遂令徐福率三千童男女随带百工、五谷、器械等出海，到达日本列岛，徐福建国称王，为中华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出。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从咸阳出发，途经今河南阳武博浪沙，遇到韩国贵族张良（其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均为韩相，其弟在秦灭韩中战死）及其刺客袭击，秦始皇继续前行，东到今烟台芝罘山，登高望远，成仙长生成了他心中的渴求。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他从咸阳出发，一路东行，到了碣石山（今河北昌黎，一说今无棣，昌黎为燕地，齐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说后入燕为燕昭王师，促成方仙道在燕的流行，秦时著名方士均为燕齐之人，秦皇来此仍在寻仙人仙药踪迹，今秦皇岛塑有秦皇东巡像，即据此而作），遇名方士卢生，着为使者去寻仙人，并勒石铭文“地势既平；黎庶无徭，天下咸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卢生带回神赐“录图书”（记录谶言的图书，谶言是一种宗教语言，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遂令蒙恬发兵30万北上击匈奴（实暗指秦二世胡亥）。后由齐博士淳于越批评郡县制度引发“焚书坑儒”（坑杀460余人于咸阳城郊）。
公元前209年初，秦始皇南巡云梦泽（今湖北潜江）、九嶷山（今湖南省，祭虞舜）、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祭大禹）、琅琊台（在此听方士言派武士射大鲛鱼）、荣成山（今荣成）、芝罘（今烟台）、平原津（今平原县），历时近10个月奔波致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时年50岁。
综上秦始皇三次东巡齐鲁，第一次公元前219年从泰山东南梁父山（今徂徕山，西与徂徕山连）祭祀地祗后，史载的下一个地点是黄县（今龙口市），从梁父山向东北去黄县，寿光是必经之地。寿光是秦始皇先祖伯益族的居地，秦始皇东巡归宗认祖是其深刻原因之一，此次到寿光必去其伯益先祖的祖地益（今古城街道古城村）祭拜，并从此东北而行，在今营里镇黑冢村附近（至汉景帝中元二年即公元前148年，在黑冢子设平望县，王莽时改称“所聚”）首次筑台观海。之后，第二次东巡是从咸阳顺黄河方向迳去烟台芝罘，则寿光更为必经之地，所筑望海台应为驻足休息之地，第三次从咸阳到河北（一说无棣）渤海岸边，是否继续东行史载未详。然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南巡云梦泽迤至琅琊、荣成、芝罘、平原一行，却又必经寿光。显然第一次、第二次东巡和公元前209年南巡又东继返咸阳行经过寿光是无疑的。营里镇黑冢村秦始皇筑台观海当不仅仅是传说，而且实际的古台址说明了这是历史事实，而且在他的先祖之地第一次望见大海对于秦始皇来讲当具有特别的意义。到此，我们可以说，在旅游经济已成为新兴产业的今天，对于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寿光来说，开发秦皇筑台观海文化设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因为秦始皇与寿光的特殊渊源关系，开发这一项目当具有特别的意义。
八、西汉、东汉
“五帝”时代末期，发源于寿光的东夷伯益部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部落群体，几乎包括了今黄河流域下游的所有古夷人部落，控制范围自今山东半岛以至豫东，而且波及苏北及皖北，相当于原少昊集团的分布区。及至西周以后，嬴姓国家（伯益族后裔）主要分布在今山东及周边地区，如淮夷诸国，都是嬴姓国家。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 —前195年在位）是微山湖畔的山东江苏交界地一带的沛县人，沛县处在东夷人的原居地，在战国时代属楚国，楚人亦以鸟为图腾，是古代东夷族的一支，楚人信奉东皇太一，信仰与齐人有相同之处，在文化上与齐同源。西周初，管叔、蔡叔、武庚反周，史称“熊盈十有七国”参加，其中熊即熊姓，为楚王族姓氏，而盈指嬴姓诸国，由此可证熊姓之楚国与东夷诸国的关系。以刘邦为首的“布衣将相”集团成员，均是沛县及周边地区子弟，在文化上均属东方文化体系（刘邦起义反秦时举行了“祠蚩尤，衅旗鼓”的仪式，又令太史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即反映了汉统治者追念祖先的文化情节）。汉武帝（西汉第五代皇帝，公元前140—75年在位，封建帝王的年号自汉武帝始）和秦始皇均是我国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君王，二者在经历和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与宗教信仰上的幼稚荒诞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典型。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王朝已建立60多年，经过其祖父和父亲的政治杰作“文景之治”，使国家空前昌盛。汉武帝内兴功业，改革制度，外攘匈奴，开拓疆土，建立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土空前辽阔，经济、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中华大帝国，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汉武帝做事喜欢热闹张扬，特别是在礼仪上做文章，举行规模空前的“封禅”大典，成为宣扬自己不世之功的最佳选择。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登封泰山”，他先到了泰山东南的梁父山礼祠地主（即“禅”祭地），然后率百官和学者骑马射牛，再到泰山脚下的东侧，行郊祠太一神礼，封土为坛中藏“玉牒书”，再后由汉武帝独带一名卫士登泰山岱顶封土为坛埋牒书，从岱顶下来又到泰山东北肃然山，行祭后土神礼，封土用“五色土”，仪式后放生了许多奇兽飞禽。汉武帝在位期间封禅形成制度，“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汉武帝在即位后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下诏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用丞相卫馆、窦婴均喜好儒学，得好儒的汉文帝倚重行明堂（周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场所）辟雍（周代天子设的最高学府），遭窦太后（信黄老之学）镇压后，于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正式颁行独尊儒术。此前5年（即公元前130年）在汉武帝诏举的贤人中，年已60岁的今寿光人公孙弘（前200—前121年，西汉淄川郡薛人，淄川郡治在今寿光纪台）应试被汉武帝评定为第一，任命为博士，5年后升任丞相，并封其为平津侯。汉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具有划时代意义，凭儒学之士身份而非武功外戚侯爵，全自公孙弘始。公孙弘的生年与公孙丑（公孙丑的卒年当晚于孟子卒年即晚于公元前289年）年代接近，又同在今寿光地，公孙弘当为公孙丑后代。而公孙丑则为宋（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大将公孙固后代（公孙丑当于剔成肝杀宋桓公后逃至商之旧诸侯国己和薄姑国地，后来剔成肝亦为齐所灭），所以公孙丑、公孙弘当为商族后代。公孙弘任丞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太学（即辟雍），招收博士弟子。太学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汉朝官员的社会身份结构，儒生逐渐成为官员的主体。史载：公孙弘西汉淄川国（郡治在今寿光纪台镇）薛人，字季，家贫，在海边放猪维持生活，早年曾任狱吏，40岁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当时的淄川国治在今纪台镇，今寿光境全在淄川国境内，当时的薛城在今双王城水库附近，俗称雪城，近海合于“牧豕海上”之说，由于是古城且盐业经济发达，当有监狱之所，公孙弘在此为狱吏当属自然（孙仲春著《寿光史略》载：“薛城后讹为霜雪城，今双王城附近，汉文帝十六年置淄川国，辖剧、薛等七县”。《汉书·宣帝记》：“本始四年，地震北海”，“北海坏宗庙城廓，山崩出水，死6000余人，河南以东49 郡皆震”，薛城没入水中当在此时。这次地震平望、台乡数县均被海水淹没。群众流传是海水溢未退下去。建国后山东劳改总队驻此，挖畦时出土大量汉代文物）。公孙弘不仅重儒兴学，有功于西汉王朝，而且“恢奇多闻”、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生活俭朴，日用“一肉脱粟之饭”，工作尽职尽责，处事慷慨，“俸禄皆以给之”，以至“家无所余”，却因年高逝于丞相任上，早汉武帝而去（墓在潍城区浮烟山麓,传为公孙弘40岁后治《春秋公羊传》处）。古薛县地近秦驰道，又居巨淀湖畔，所以汉武帝在进行泰山封禅之后，沿驰道东巡，在公孙弘故地，正值春三月，行郊祭试耕，是可能的。清康熙寿光知县严肇咏巨淀湖诗：“汉武东巡日，秋野水塘坳，游子空回骑，渔翁牧坐茅，问身千古意，身世眼前抛”。《汉书·武帝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上耕于巨淀”。寿光民间歌谣：“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帝试金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嫔妃挑担在后头，王公大臣砸坷垃，国老丞相来牵头”。以上均可作为汉武帝躬耕巨淀的佐证。
公元前130年（武帝即位第二年）在武帝诏举贤良文学对策中与公孙弘同被录用的还有一位齐人东方朔（前154—前93年），公孙弘被任为博士，东方朔被定为“待诏公车”（为朝廷备用之官），公孙弘时年60岁，东方朔时年20岁。西汉司马迁在所著《史记》中专有《滑稽列传》，记载了武帝时期的一批滑稽大师。他们出入宫廷，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幽默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君王解颐取乐，为弱者讨取公道。他们讽喻君王或重臣，励精图治，努力进取，锐意改革，富民强国。他们几句话就能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使严肃的话题化为轻松的一笑。在支撑西汉王朝的文治武功精英中，东方朔是滑稽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东方朔，字曼倩，平原郡厌次（今惠民县东北）人，出身于殷实之家，少时即好读书，获得比较渊博的知识，为人滑稽多智，不拘小节，敢言一般人不敢言，敢为一般人不敢为。由于他特别机智、幽默、诙谐，变化无穷，不时做出完全出人意料的怪异之事，是汉代的“滑稽之雄”，使他的事迹在下层百姓中广为流传，“童儿牧篙莫不眩耀”，以至后世好事者将当时流传的“奇言怪语”、传奇故事都附会到他名下，给他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东方朔在汉武帝用两个月读完他三千木简写成的上书后钦定“待诏公车”，但好长时间未被任用，俸禄微薄，也未能得见皇帝，于是心生一计。他见一群在宫里作驺骑（牵马喂马者）的侏儒，便对他们说：“皇上认为你们无益于朝廷，耕田比不了常人，做官不能治民，从军难以胜任，只是浪费衣食，所以打算把你们杀掉”。侏儒听了大哭不止。东方朔对他们说：“你们见了皇上赶快叩头请罪或许可以幸免”。侏儒见到皇帝一齐叩头大哭，武帝惊问何由，侏儒曰东方朔说皇上要杀我们，武帝知东方朔诡谑多端，即叫来东方朔质问，东方朔毫无惧色，侃侃而谈：“陛下让臣活、让臣死我都要说，侏儒身长三尺，人得一袋粟，我身长九尺，也是一袋粟。侏儒撑死，我却饿死。陛下觉得我说的有理，就改变我的待遇，陛下觉得我说的无理，就不要留我在京，徒然浪费长安的粮食”，武帝听后大笑，非但未怪东方朔，反而变其“待诏公车”为“待诏金马门”，改进了他的待遇。东方朔的特点主要就是才华横溢，吹牛不怕闪舌头，有过人的幽默和机智，对武帝投其所好，马屁吹得山响，吹牛却不使人讨厌，成了武帝的“开心果”。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胸怀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将西汉王朝推向巅峰，使其成为东亚地区无可争辩的文明中心，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最辉煌的时代，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汉武帝同时又是最穷奢极欲的皇帝，除拼命追求长生不老术外，还到处兴造离宫别馆，导致整个社会形成奢靡之风。东方朔为此写下一通长篇宏论，一面颂扬汉文帝节俭之风，一面对当世奢侈之风进行揭露与抨击，不留情面，无所顾忌，引起武帝长期的沉潜思考，最后毅然改变好大喜功、奢侈享乐、劳民伤财的政策，并颁布罪己诏书《轮台诏》，对各项政策做出调整，缓解了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使一度出现危机的西汉王朝又延续近百年。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赋和散文大家，《上书自荐》、《谏除上林苑》、《非有先生论》、《答客难》等为代表作。公元前93年，东方朔临终嘱咐：死后用铁环抬棺材向东走，在哪里铁环链断即在哪里埋葬。当从寿光古纪国北侧渡过弥河，铁环磨断，遂葬于弥河东岸，后人在墓南立村名东方村（平原县神头镇亦有其墓和祠），又在其墓旁建有东方朔庙和龙兴寺，成为寿光一大名胜和景观。《汉书·东方朔传》载：“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岸，无所为屈”。东方朔晚于其同乡公孙弘故28年，东方朔所嘱抬棺去向为公孙弘所葬之地，或许东方朔嘱有其神意所在（寿光清末有南河村人王季槐即是历史上有名的滑稽幽默之人）。
西汉武帝以后由盛而衰，统治者愈加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在社会动乱中，外戚王莽夺取政权，于公元8年改国号为新。王莽即位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失败，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导致绿林（湖北饥民王匡、王风聚众山林称“绿林军”）、赤眉（今诸城樊崇率众涂眉称“赤眉军”）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公元25年，参加过农民起义的西汉皇族刘秀称帝始为东汉。以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字文叔，南阳蔡阳即今湖北枣阳人，西汉远支皇族，公元25年称帝）为代表的皇族军队又转而进攻农民起义军。樊崇起义军张步（不其即今即墨人）部以寿光为中心，号武威将军，占有青州刺史部几十县。后张步接受淮阳王刘永封号，拜为大将军，在剧（今纪台）整顿兵马，以弟张弘为卫将军，张气为玄武大将军，张寿为高密太守。刘永怕张步为刘秀所用升张步为齐王，张步将刘秀派来欲委张步为东莱太守的伏隆杀死，刘秀于公元29年，派大将军耿弇讨伐张步。耿弇率骑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等大军东征首战泰山、济南一带失利，耿弇遂又集中力量攻下临淄，张步与其三个弟弟率兵20万在临淄东（今古城村东即古城洼三岔路口，俗称“拖肠门口”，传即耿弇腹部被长矛划破，肠子淌了出来，耿弇将肠子盘在腰里继续作战之地，后人称为“盘肠大战”或“拖肠大战”）迎战耿弇，光武帝等率大军增援，张步败退剧城，又退平寿（今潍城区符山镇平寿村），耿弇、刘秀进入剧城，张步率余兵10万，辎重7000余辆降，刘秀封其为安丘侯（后因叛死于海上）。耿弇战张步，是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寿光境内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其时弥河西岸80余里皆为兵尸。耿弇战死，刘秀表彰其“与汉初韩信相媲美”，耿弇（公元3—58年），字昭伯，陕西扶风（今兴平县东北）人，耿弇死葬于今古城村东坡，1966年“文革”中墓被毁，获盔一顶盖耿弇衣冠冢，碑铭“东汉建威大将军憨侯耿弇之墓”，现存县博物馆。今寿光东界东侧潍城区有耿家庄，曰“建威自平张步，卜居于剧”， “以列侯奉朝请于家即此也”，即为耿弇后裔之村。耿弇战张步是寿光作为古战场在东汉初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孔融（153—208），字文举，孔子第二十世孙，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孔融从小聪慧过人，一心向学，“文革”前国家教育部编订的全国中小学统一教材都载有“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少年既博览群书，成饱学之士。孔融孝心淳厚，孝行诚实，11岁时父亡，他悲痛欲绝，之后一连几年在家苦读诗书，学问更加精进，虽州郡官府慕名征辟出仕，孔融均婉言辞却。公元179年，孔融28岁时，东汉名臣杨赐任司徒，位为三公，主管全国教化，召孔融出仕作司徒府，孔融因慕杨赐大名入京赴任。公元189年，东汉王朝前将军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廷，孔融对其行径多次匡正讽劝，董卓忌恨在心，其时黄巾起义军在青、徐两州势盛，青州所辖北海国（治剧县今纪台后迁尧沟）为军事要冲，董卓遂于次年暗议将孔融调任北海相。黄巾军张饶部20余万人来袭，孔融率兵迎击失利，退守朱虚（今临朐）。孔融在朱虚立学校、彰儒术，尽荐贤举能之事，拜郑玄（海内大儒）、荐邴原（朱虚人）、举王修（营陵今昌乐人），遂有“孔北海”之美誉。黄巾又围朱虚，孔融率众撤至都昌（今昌邑）后又遭围困（公元191年），危难中派勇士太史慈（其母曾受孔融恩惠）杀出重围到时任平原（今平原县西南）相的刘备处求援，刘备慕孔融之名，即发3000兵赴都昌，里应外合，击退黄巾军。从平原到都昌，寿光是必经之地。《潍坊大事记》载：“翌年，黄巾军将领管亥率兵围困北海太守孔融于都昌。平原相刘备率兵3000赶来解围，管亥军退”。今银海路古槐公园之古槐，原在由西而东的大路旁（后建入宁国寺内，寺内有唐懿宗咸通11年即公元870年所立八棱碑）。刘关张过此当为历史事实。“张飞勒马看古槐”，张飞先行，看古槐而生羡意，勒马而观，当是真实的。
徐干（171—218），字伟长，北海国剧县（治今寿光纪台村）人。东汉著名“建安七子”之一。其祖辈世代以教诗书为业，德行清正，明辨事理，在乡里有很高的名望。从他父亲始移其时青州治所临淄。徐干聪明勤奋，年龄不大即能诵读几十万字的文章。十四岁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在学习过程中，徐干表现出对经学的极大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他夜以继日的苦读精思，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自得其乐。徐干19岁时，不仅已对儒家五部经典《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烂熟于心，而且对子书、史书、集部著作也都有着精深研究。他博闻强记，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成为才学兼备的青年文士。时东汉末年朝政昏乱，徐干打消了出仕求功名的念头，继续心无旁骛地闭门读书，研治学问。徐干治学务求博览概观各家学说，经过分析鉴别去伪存真，掌握精要，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徐干的学问是用心体会得来的。他一旦认定就坚持不改，从不在乎别人的毁誉。徐干治学的又一个特点，是不局限于书本上的学问，而是敢于和善于针对现实问题作理论思考，试图救治时弊，同时对天文历算等切于实用的学问也非常精通。这些特点在他撰写的代表作《中论》中都有极好的体现。公元190年，董卓杀少帝把持朝政，关东州郡纷纷起兵，为避战乱，徐干全家迁北海国高密县（今高密）六七年，196年徐干与家人回临淄，多次辞谢州郡礼征，继续隐居山林，潜心治学。徐干自幼体弱多病，此时又染疟疾。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县）之战中大败袁绍军，公元207年，曹操又率军北征乌桓，班师经青州时招募贤才，徐干因品行高洁，才学杰出受到征辟，徐干因局势已趋安定，又慕曹操的雄才伟略，遂抱病应命，任司空军谋祭酒（曹操的幕府官），时徐干37岁。208年，曹操废汉朝三公职位，自己升任丞相，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徐干、曹丕等著名文士随军出征，亲历了赤壁之战，徐干为此写下了《序征赋》。此后徐干被选为王官中郎将文学，之后被曹操委任为曹丕（魏文帝）、曹植（临淄侯）两个儿子的文学侍从。公元214年后，徐干病重，辞官归里，继续读书治学的生活。徐干辞官后生活十分清苦。他安于陋巷，自甘淡泊，凭借丰富的学识和坚强的毅力，忍着病痛折磨，开始潜心著书立说，经过三四年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影响当时及后代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中论》。《中论》全卷近2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1—10分别为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核辩、智行、爵禄篇。下卷11—20，分别为考伪、谴交、历数、论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贵罚、民数篇，另有《自序》、《曾巩序》、《刻中论序》。徐干的《中论》以儒家中庸思想为立论基点，以“中正”理念贯串全书，既吸收了先秦的儒家学说，又融入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论思考。《中论》是一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徐干是一位擅长理性思维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因而使《中论》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徐干在《中论》中表达的许多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如“大道之中，天下为公”，“大义为先，学以致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之治也，必先务其本”，“怀文抱质，笃行体道”，“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君子慎诸己，以往为鉴”，“志于远，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慎始而敬，终而不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等。《中论》是徐干的心血之作，著作完成后，他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公元218年2月，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47岁。魏文帝曹丕谓曰：“现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有学者曰：徐干是“建安七子”中学术最精辟，唯一有学术著作的人，他以东汉著名哲学家的身份，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如果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世界自然科学巨著，那末，徐干的《中论》则是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哲学宏篇。在寿光大地上，两峰耸峙，双譬映辉，是寿光古代文化两座令人瞩目的丰碑。
九、结尾的话
从以上可以得知，寿光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寿光是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东夷族即善射族的主要发源地和以善射为特点的东夷族的中心。按照时间顺序，寿光市汉以前的重要文化遗址分别是：（1）边线王村西北辛文化遗址（山东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仅发现于寿光边线王、青州桃园、章丘双河、滕州北辛）和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为建国后山东发掘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城遗址）。时代相当于伏 羲至“五帝”时期；（2）寿光城区旧城文化遗址及仓颉墓、孔子问经处、公孙庄村公孙丑墓地遗址；（3）益和羿（以及秦、江、赵、徐等）之祖地、已及后益都侯城、春秋聚贝益 之都、耿弇墓、纪良墓、耿弇拖肠大战遗址；（4）火山埠、呙宋台、营丘、薄姑国和三贾（贾思伯、贾思同、贾思勰）居地遗址；（5）古薛城及公孙弘任吏之狱、汉武帝躬耕处和大型夏、商、周制盐遗址；（6）夏之斟灌城及齐宣王观斗鸡之斗鸡台遗址；（7）纪国、闾丘故城及古青丘台、丹朱冢、徐干和著名射箭手纪昌祖地、刘秀（汉光武帝）、耿弇战张步遗址；（8）曾城曾子国遗址；（9）黑冢子村秦始皇观海及望海台遗址；（10）东方村之东方朔墓、东方朔庙、龙兴寺遗址。
寿光汉以前著名（或与寿光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少昊。少昊、太昊，实是东夷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东夷总名“昊”，古写为“皞”或“皓”、“浩”、“ 曎”等。“昊”即“昊天”，指太阳高照而广袤无边的天。“皞”、“晧”等字，或表示洁白，或表示盛大，均取义于“日出貌”，即晨曦初生的写照。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6300—4600年），海岱地区先民就已有了清醒的太阳文化意识，至中期和晚期，先后出现中有标准圆形（太阳或星体的模拟）的镂空装饰和饰有黑白同心圆、红色大圆点（太阳纹饰）的彩陶器物（大汶口文化晚期有一上圆型下山形的陶器符号被认为是“昊”字的祖型）。古夷人以象征太阳文化的“皞”或“昊”字为族群集团的名号，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居民的太阳崇拜习俗，“太昊”、“少昊”犹言大太阳神或小太阳神，在部族标称的意义上，它们同时也代表古夷人的祖先神及各自集团的实体和首领。少昊即是今寿光一带古东夷族的首领。史藉中所载秦人的保护神句芒神是少昊的儿子，正说明秦人是源于今寿光一带的古夷族的后代。仓颉，亦作苍颉，仓颉当是史籍中所载名列颛顼帝“八才子第一”的“苍舒”族的首领，其原居地即今寿光城旧城因“千年粮仓”而暴露出的古文化遗址。仓颉墓及三块仓颉墓碑的存在是寿光旧城古文化遗址为仓颉族发源地的有力证据。仓颉族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一支寿光先民，史籍载仓颉为黄帝史官，是汉字的创造者。《荀子·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辞海》载：仓颉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仓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伯益。伯益在寿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伯益是寿光全部历史文化财富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伯益是寿光历史上对中华民族作出最大贡献者。伯益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似乎怎么估价都不会过份。伯益实是源于寿光的东夷族先民的总代表。伯益族鼎盛时期统治整个今山东地区并波及今江苏、河南、安徽，成为与中原势力相抗衡的东夷族总代表。伯益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主要在于伯益族极其富有创造力，中华民族的许许多多发明是由伯益族创造的。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技术上。文化则集中表现在记事和文字的创制和发明上。经济则是伯益族创造了当时历史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盐业经济。技术上则集中表现在发达的制陶业和众多发明创造上，如箭、犁、兵器、井、酒等。东益族的一大历史贡献是融合了许多兽图腾部族，而且衍生出一些对中华民族历史有大贡献的姓氏和王族，如嬴姓之秦、江、赵、徐、白、黄等。宿（夙）沙氏。宿（夙）沙氏为居于今寿光北部很早即与炎帝族融合的己族的一支，他们在“厥田斤卤”的寿光沿海一带，创始制盐工艺，繁衍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制盐中心和盐文化中心，开创了制盐产业，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孙丑。公孙丑是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在寿光土地上的一位大学问家，一生追随亚圣孟子，他与孟子讨论学问的记录《孟子·公孙丑上、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贵篇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至为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闾丘。闾丘是春秋战国时期生长在寿光土地上的另一位有智慧的人，他是秦人闾丘婴的后代，因避乱逃至故地今寿光，遇巡猎的齐宣王，在对话中被齐宣王认定为人才，遂宣进宫任为丞相。因闾丘隋大业年间在今寿光南部置闾丘县。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开国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大有作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作出大贡献的一位伟大历史人物。他是寿光伯益族的直系后裔。他在位11年间，3次到齐地3次过寿光，并在寿光筑台观海，，留下了千古佳话。公孙弘，公孙弘为今寿光古薛人，早年在监狱为吏，40岁始治《春秋公羊传》，在汉武帝诏举贤人中被考为第一名，任为御史大夫，后擢任丞相，兴办太学，独尊儒术，有大作为，虽因年高请辞，武帝坚词不允，80岁上早武帝而逝于丞相任上。汉武帝刘彻。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亦为夷族后裔。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达到了颠峰，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建立起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他以深厚的归宗认祖情结，东巡大行封禅“泰山”之礼，并沿秦驰道至海寻长生不老之术，在秦驰道旁今寿光古薛城、公孙弘年轻为狱吏之巨淀湖畔，行郊祭礼（正值春三月），以示其敬天授时之心，也传为寿光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东方朔，与公孙弘同时被汉武帝刘彻诏任为博士，今惠民县东北人，为西汉时期著名的幽默滑稽大师。有超人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因信奉东皇太一而在死前嘱用链抬棺向东行，于链断处立坟，因在今寿光弥河东东方村北链断而葬，后在墓侧建有东方朔祠、东方朔庙和龙兴寺，在墓南立村，因名东方村。汉光武帝刘秀。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称帝，29年刘秀派大将耿弇剿樊崇农民起义军张步，张步居剧城（今纪台镇纪台村），泰（山）济（南）战张步败，退剧城，张步率余兵10万，辎重7000在剧城降，被封为安丘侯。大将耿弇在战中被矛划破肚子，仍盘肠大战，伤重而亡，今古城乡古城村东有耿弇墓。孔融及刘（备）关（羽）张（飞）。孔融为孔子第20世孙，“建安七子”之一。公元189年，孔融任北海相（治今纪台镇纪台村），孔融战黄巾张饶，退都昌（今昌邑市），请平原相刘备援，刘（备）关（羽）张（飞）率3000精兵驰援，经今寿光城区银海路古槐树，驻马休息观古槐，继驰昌都解孔融围。徐干。徐干是祖居于今寿光的东汉末年一位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是寿光历史上第一位被历史学界冠之“哲学家”的人。其致毕生精力而完成的哲学著作《中论》成为影响当时及后代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丰富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被魏文帝（曹丕）誉为“不朽”之作。当代学者谓之曰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为“耸峙之两峰，映辉之双璧，为寿光古代文化两座丰碑”。
纵上所述，可以得知，寿光是古东夷族，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心。寿光的这一片沃土，养育了一方杰出的人民。寿光“周原沃野，物产丰饶”（清安致远语），不仅人以“巨族”称，物产亦以“大”称，如寿光大鸡（抗日战争时期此种质资源被日本掠去，今日本市场仍以“寿光蛋”之驰名而售之）、寿光大葱、寿光大萝卜、寿光大盐花（粒）、寿光大（婆）枣以及羊口所产的渤海大对虾等等。寿光“文献之邦，簪笏冠盖”（清安籈语），寿光交通发达，人民聪睿，文化昌盛（寿光的人文特质期另文专述），于公元1711—1799年历时88年编就的中国古代最大典籍《四库全书》就辑有寿光人的著作564卷。真如清同治寿光知县吴树声为创建北海书院而写的楹曰：“伟长文学，景略勋名，此地有千秋人物；海水波澜，弥河浩渺，与我拓万古心胸”，诚不虚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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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文臣，王芬.齐鲁文明初曙.济南.山东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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