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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胡同状元
曹鸿勋与王寿彭
自隋唐兴科举到清朝结束，全国有名有姓，有史可考的文状元592人，武状元168人(均不包括太平天国及张献忠的大西国产生的文、武状元)。然至清光绪之前，潍县史无状元，潍人深感遗憾。光绪二年(1876年)，潍县西南关的曹鸿勋打破千年沉寂，殿试一举夺魁，高中状元，潍县为之轰动。但经过一千二百多年的科考，潍县才出了一个状元，将来是否还出状元?过多少年才会再出状元?上百年?上千年?这些，谁也说不清。
不料事过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潍县又出了一名科举考试最高荣誉获得者，也是西南关人，此人姓王名寿彭，与曹鸿勋同住一条胡同——新巷子!曹、王二人年龄相差28岁，原无什么交往，曹氏中状元时，王寿彭才3岁。但二人中状元时的年龄相仿：曹氏31岁，而王氏则是30岁。王寿彭为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位状元(最后一位是直隶的刘春霖)。倘不是1904年慈禧太后70大寿，天下共庆所谓“万寿节”，“老佛爷”龙颜大悦，特赐了一个“恩科”，那王寿彭便是中国最末一位状元。虽然甲午海战及庚子赔款之后，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潍县人仍以王氏的高中而兴奋不已一一他为潍县人争了光。新巷子这一小街不知不觉地更换了称呼，叫做“状元胡同”，而且约定俗成，直到现在。许多人由乌及屋，对状元胡同也刮目相看，地理先生们更是空前活跃，纷至沓来，对这一小街及曹、王两家宅第，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全方位的卜测、论证……。繁华的潍县沙潍大集上，说书艺人更是大加渲染，边敲小鼓，边在开场诗中念唱：
潍县自古文风盛，举人秀才满县城。新巷子出俩状元，曹鸿勋与王寿彭。
【曹鸿勋】
明清以来，莱州府辖下的潍县，儒学大盛，私塾、县学，麓台、潍阳、思乐等书院的兴办，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人物。科举取仕，则是吸引众多学子发奋苦读，以求一逞的主要动力。潍县科举业最盛期主要在明清，明清两朝潍县考取举人、进士者甚众，仅清一朝，即出了举人296，进士81，这就使后学者有楷模可尊，有规律可循，学子越多，学界越盛。但十分可惜： 自隋唐科举形成制度以来，至清光绪帝之前，潍县一带，竟无夺冠之人——没有出一个状元!不少人为此叹惋。然叹惋归叹惋，中状元可不比饭后聊天，说中即中，故谁也不敢夸海口，能预测什么时候潍县出状元。
孰料清光绪二年(1876年)，潍县有后生曹鸿勋者打破一千二百多年的沉寂，一举夺魁，成为有科举以来潍县第一位状元!
童年之梦
曹鸿勋(1846一1910年)，字竹铭、仲铭，号兰生，潍县西南关人。因其祖父为道光举人，并曾出任过广东鹤山知县(见《潍县志稿》)，曹鸿勋也算出身“书香门第”。但中有“代沟”：曹鸿勋之父曹棠文墨平平，无缘科举，只有做些小买卖(烤火烧、煮地瓜，上市叫卖，也曾开过售衣小铺)养家糊口。但曹父老实持重，“君子固穷”，乐善好施，故在西南关一带有很好的口啤。曹鸿勋出生时，其祖父已病逝十二年，他的学识，未受祖父直接影响。因此与其说曹氏出身“书香门第”，倒不如说其出身贫寒之家。然而贫寒的家境，使曹鸿勋自幼养成了勤俭朴素，善学好问，克己上进的坚韧性格。在吃穿上，他与穷人家的孩子比，在学习和劳动上，他与勤奋之人比。父母喜欢他，邻里百家也喜欢他。
也许因为家境贫穷，曹鸿勋幼年时就产生了改变窘境的强烈愿望。当时，在儒教盛行，科考之风浓郁的潍县，长辈向少儿灌输的主要是“学而优则仕”，曹家也毫不例外：某某面壁十年，得中举人；某某《四书》、《五经》倒背如流，高中进士；潍邑的郭家、陈家、张家、丁家四大家族人才辈出，中举中进士者比比皆是。城里的陈官俊、陈介祺父子都是进士出身；陈官俊官至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曾是道光皇帝及道光长子奕纬的老师；陈介祺三十三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因“皇恩浩荡”，赏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倍极显赫，人人敬仰……这些启蒙的说教，都给幼时的曹鸿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要读书进取，立志走科举之路。
童年的曹鸿勋有一个梦，朦胧中，他似乎看到京城宽阔的大街，富丽堂皇的大殿，鸣锣开道，威风凛凛穿街而过的八抬大轿；又，他似乎坐了“公车”，走进考场，无论监考官怎样放射出警惕的目光，他都不觉紧张，仍然笔下生风；再，他似乎又看到，金榜高挂，“曹鸿勋”之名赫然其中，人们向他投以羡慕的目光……老家也变了，破旧的茅屋变成了宽敞的瓦房，开阔的街门上，升挂起了大灯笼，灯笼上的“曹”字，格外醒目，“进士及第”的匾额熠熠生辉!父母都穿上了新鲜的衣服，微笑着迎接一帮帮赶来祝贺的人群；“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城里的丁、郭、陈、张四大家族的头面人物都来了……一切都变了，父亲再也不用去卖火烧、地瓜。
为寻找这一梦境，曹鸿勋开始了孜孜不倦的追求。
求学之路
曹鸿勋天资聪颖，这在他刚人塾时即被启蒙老师丁象廷所发现。曹氏背《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其他，总比别的学生来得快。有时老师刚刚布置下，他旋即背熟。老师检查时，大多学童还在“苦读”，而曹鸿勋却能以清亮的童音，抑扬顿挫，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丁象廷大为惊异：教学多年，从未见过这般学生，潍县真地出“神童”了!曹鸿勋的字也端方清秀，这为同塾的其他学童所不及。由于学习进度差别太大，丁先生不得不“分层次教学”，对曹氏单独起炉灶。上生课，先叫曹鸿勋；对课，也比别的学生对得深，而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但是，靠父亲的肩挑叫卖，难以使全家丰衣足食，有时竟至于断炊，曹鸿勋常常饿饭，读书成了他忘记饥饿的“良方”。这种状况终于被丁先生发觉，出于“爱生”，同时也出于同情，丁先生不时留曹鸿勋吃午饭。对此，曹氏一直感激不尽。
为了不辍学业，稍长，曹鸿勋即找机会搞“勤工俭学”。当时潍县知县张楷枝正指挥绅民修筑东关(即“东城”)城墙，加固城防，主要用于防民变，尤其是防御正在“作乱”的“长毛(太平天国军)”和捻军，东关西城墙还可防洪，阻止白狼河水入侵。修城者可“以工代赈”，以土换米。曹鸿勋十几岁就参加了“以工代赈”的行列，他白天背土上城换米，聊补家中无米之炊，读书学习则放在晚上。为保护衣服，他背土常光着膀子，见者无不叹息。同样，为了学业，曹鸿勋还给大户人家的子弟当过“伴读”，差一点成为书童。当年潍县东关有一酆姓大户，望子成龙，一心想让族中培养出支撑门户的科举人才。可偏偏子侄不肖，不是贪玩就是脑笨，或者玩而且笨。听人说曹鸿勋为读书“神童”，酆氏便请曹鸿勋为本家子弟做伴读。曹鸿勋在酆家，一方面带动酆氏子弟学习，一方面抓紧自学。受曹氏的影响，酆氏子弟耍心有所收敛，学习有所进步。曹氏的书法此时已不亚于酆家的塾师，酆氏子弟争相摹写。酆氏主人看好了曹鸿勋的字，便让曹氏为之题写六折屏风，可惜没写落款。曹氏做了一段时间伴读，仍去继续自己的学业。
曹鸿勋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又有老师的精心辅导，故学业大进，同塾学子，皆自愧不如，而一般的塾师已难以满足曹氏的求知欲望。恰在这时，有人将其介绍给另一塾师陈恩德(字受甫)。在潍县，陈恩德是颇有学识的塾师，许多人想拜其为师而不得，曹鸿勋出其门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而陈氏，对曹鸿勋已早有耳闻。
陈恩德为师， “严”字当头，学生完不成学习任务，他决不轻易放过。在这一严师指导下，曹鸿勋的学习又有长足的进步：三年之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及《集注》，对与科考有关的其他书目如朱熹的《大学衍义》等也广有涉猎，读书之多，记忆之牢，理解之深，均超出了陈恩德的预料。这种缩短学制，加大课堂容量，广泛博览的现象，在潍县还从未听说过。难怪陈恩德每谈及此，常发自内心地赞叹：“吾为师多年，所教之徒颇多。单论聪明颖悟，精于学业一项，唯曹鸿勋一人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鸿勋结识了著名学者陈介祺。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潍县城里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书法家。父陈官俊，嘉庆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陈介祺幼时随父在京读书，十九岁即以“诗文名都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无不深入研究。当时，清廷腐败，陈氏不愿与投机钻营之徒为伍，无心高官厚禄，咸丰四年(1854年)，借母丧丁忧归里，再未出仕。
回潍后，陈介祺悉心金石研究和收藏，终成一代金石大家。他先后收藏古印玺近万方，所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迄今仍为我国传世铭文最多的重器，世人尊之为“国宝”。陈氏是我国陶文最早的发现者、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对封泥有开拓性研究，与人合著的《封泥考略》，是我国研究封泥最早的专著。《清史稿》称，陈氏所藏之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他对金石文物的考释与研究，大多融汇在他的五十多种著作中。陈介祺的墨拓艺术，被后人推崇为“拓法古今第一”。其金石书体，别具一格，丰富了我国的书法艺术。
曹鸿勋学习之余，曾为潍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过春联，字迹俊秀，笔力雄健，不想陈介祺发现了此联，并为之吸引。人阁内叩问，方知春联为十几岁的学生曹鸿勋所书。陈氏爱才，不久即约见了小自己三十多岁的曹鸿勋，见曹氏谈吐高雅，一表人才，便收之为徒，后又收为义子。此后，曹氏便在陈介祺的家馆读书。较长时间，为曹鸿勋任课的是陈介祺聘请的塾师，学者、翰林王之翰。陈家优越的学习条件，浓郁的学术氛围，为曹鸿勋创造了一个极佳的学习环境。陈氏的收藏，使曹氏大开了眼界；陈家的藏书，曹氏也有了借阅的资格：而王之翰的辅导，又使曹氏“超常规”发展，学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即便如此，曹鸿勋仍苦读自律，孜孜不辍。一次，遵陈介祺之嘱，他白天忙着陪陈家来客，中午陪喝了几杯酒，而客人日暮方归。送走客人，草草吃了晚饭，曹鸿勋便伏案夜读——他要把白天的损失补上。不过，实在太疲乏了，不知不觉中打起了磕睡，不想碰歪了油灯。灯芯之火，烧及头发。曹鸿勋猛然惊醒，头发已烧焦一缕。他大为懊恼，顿足捶胸，自责不迭，直至双膝跪地以示惩戒，良久不起。事后，陈介祺听说了此事，不无感慨地语王之翰曰： “曹生渴学如此，日后定成大器，绝不在你我之下!”人们似乎看到，一个不可多得的科
举人材，将从陈氏家馆呼之欲出。
蟾宫折桂
在科举一途，曹鸿勋可谓一路顺风。同治二年(1863年)，他十八岁时参加县考，名列第一(县考第一者称“案首”)，崭露头角；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三岁补廪。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以“拔贡”的身份进京赶考，得一等一名，并得以进入刑部，成为七品之官，正式步人仕途，时年二十八岁。进京赶考的川资多由陈介祺、郭虞琴兄弟、知县靳昱等捐助。因是“一等一名”，曹氏在京城已小有名气。两年之后(光绪元年，即1875年)，曹鸿勋于顺天府考了恩科而中举。光绪二年(1876年)，为庆祝光绪帝承嗣大位，京城举行了一次恩科大考，224名贡生参加了殿试，曹鸿勋赫然其中，结果，他以一甲一名及第，高中状元，圆了童年之梦!
曹鸿勋中状元，轰动了京城，除文章超群外，仅那一手好字即足以使众举子瞠目结舌!曹氏的试卷书法，举子们看中，考官们看中，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拍手叫绝。于是，不断有人向他求字，故宫、颐和园内也多处留有曹氏墨迹。曹鸿勋中状元的喜讯传到潍县，潍县城一片欢腾。前文提到，潍县史无状元，曹鸿勋破了潍县“天荒”，潍人岂能不喜?岂会不奇?人们奔走相告，都说新巷子飞出了“金凤凰”!曹家父母之喜乃骨肉之喜，而陈介祺诸位的欣喜却是“伯乐”之喜，他们呕心沥血培养出的爱徒高中，使本来就翰墨飘香的陈家大院更加熠熠生辉!“陈介祺慧眼识千里(马)”，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为官爱民
曹鸿勋为官，六十岁之前虽偶有浮沉，但基本上还算顺利。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七品官，至宣统二年(1910年)病逝于资政院协理任上，从政凡三十八年。“忠君”、“爱国”、“民本主义”是他的主体思想。
曹鸿勋所处的时代为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终于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统治者的腐败又诱发了官逼民反，太平天国、捻党等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这一切，曹氏耳闻目睹，故他为官之初即有“去庸吏，惩污吏，为民施政”的愿望。但江河日下的朝政，盘根错节的官场，又使他空怀壮志，无
力回天。因此，他之为官，始终只能是在“忠君”的前提下施展抱负。
曹鸿勋中状元后，先授翰林院修撰。翰林，不过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明、清两代，均从进士中选拔)，听起来高雅，但收入单一，奉禄不高。经常接触皇帝并受宠有权势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那时官场讲究排场，迎来送往，方方面面都要开支。身为状元，曹氏的应酬也很多。而曹氏乃寒门子弟，几年前进京赶考的盘缠多为陈介祺为他募集的，故为官不久，即囊中羞涩，并逐渐开始负债。翰林们大多希望“出缺”，出缺者才有实职，经济条件也会有所改善。曹鸿勋在翰林院一呆就是四年，光绪五年(1879年)方被安排出缺——担任湖南省的副考官。据说这是慈禧的意见：有一天慈禧看到了曹氏的字，越看越爱看，便问及曹状元的近况，有人回“老佛爷”说，“曹状元仍在翰林院，任修撰”。于是慈禧便提议，让曹氏出缺。这年曹鸿勋三十四岁。
大概曹洪勋很想有所为，到湖南伊始，他便忙着调查湖南教育的现状，然后提出了改革教学制度，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他倡导创办了湖南省书院，选拔优生入学，选择优师任教，效果颇为理想：在他任职期间，湖南办学之风大盛，科考成绩平平的现状很快就有所转变，因此，曹鸿勋在湖南有很好的口碑。湖南科考现状的改善，科考命中率的提高，引起了京都要员的重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徐用仪、协办大学士张之万对曹氏在湘的教育政绩大加赞赏。在他们的推荐下，曹氏奉调回京，直入上书房，成为皇室贝勒载润的老师。皇室子弟，相当多的人不好调教，但曹氏善教，载润爱学，二人配合默契。载润后来成为皇室多才人物，这与曹鸿勋的调教、学识很有关系。曹氏还出任过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常馆是新科进士中之佼佼者进修的地方，进修者称“庶吉士”，教习是教授庶吉士的官，由学识渊博者充任。教习共二人，满汉各一。
曹鸿勋似乎命中注定与教育有缘。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四十四岁时又被从京城下放到了地方，先担任陕西省的正考官，后担任江南副考官。此次被下放，直接原因是其为民请命，上书言事，介入了朝政。光绪十五年慈禧五十五岁生辰时，奕欣等人为讨好和奉迎，倡议修建“颐和园”，并称这是为“老佛爷”六十大寿时准备的寿礼。那时的大清国，国力日下，根本没有这笔开支，为筹建颐和园，他们竟置日本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于不顾，连筹建海军的经费也被其挪用了。对此，曹鸿勋曾与王仁堪联名上书，恳请停建颐和园，但慈禧们根本不予理睬。再后，日本人进逼益甚，有识者大多已闻到“火药味”了，而国内水、旱、蝗灾频仍，若干地方民不聊生，曹鸿勋便顾不了许多，大着胆子，联合兵部尚书徐会沣等，联名上书言事。但曹氏等的爱国为民主张，直接与操控大清国政的实权派相抵触，曹氏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不久他即被打发出京都，仍操持教育旧业，一去就是四年。其间，逢母丧，告了丁忧。丁忧期满，值中日开战(1894年)，他又奉调回京，就职詹事府，先任右春坊右赞善，第二年又任左春坊左赞善。而当时的颐和园已经完工，耗去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过了两年，曹鸿勋再次下地方，远去云南，这时他已五十一岁。
曹鸿勋下云南，简授云南遗缺知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边陲，路途遥远，须长途跋涉。上边虽发路费，但根本不够开支。曹氏为官，一贯以清廉著称，家中无积蓄，他不得不为川资而东奔西取。云南不光边远，其为官条件也大不如内地，曹氏的心境当日之苍凉可想而知。一位姓刘名襄字赞之的潍县老乡出面帮他筹措足了川资，刘氏又自告奋勇，愿做幕宾，同去云南。曹氏大喜，不几日动身南下。刘氏处事精明，才干过人，虽说路途艰险，但有刘氏的协助，总算未遇上大麻烦。他们迤逦而行，两个多月才赶到昆明。先去巡抚衙门报了到，又在昆明住下，听候补缺。
一日，曹鸿勋接到通知，就任地处中缅边界的永昌知府!永昌离昆明数百里，气候大不如昆明，最可怕的是传染病，初来乍到，不服水土者往往染疾。曹鸿勋刚到任即大病一场，幸亏有刘襄的延医调治，否则，性命堪忧。曹氏执政，以“爱民”体现“忠君”，他一上任便深人民间调查，然后改革了一些容易激发社会矛盾的制度，特别去掉了一些额外增加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又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平反冤狱，处理积案，顺民心，得民意，当地人拍手叫好，官民矛盾大大缓解。连曹鸿勋的上级也觉得曹氏是化解官民矛盾的高手，于是不到一年，即调曹氏于省府驻地，担任了云南府知府。第二年，又擢升为云南迤东道(迤东道四府一州，即曲靖、东川、澄江、昭通、广西(今云南泸西))，旋署粮备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鸿勋升贵州按察使，级别从二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升贵州布政使，并依令暂署贵州巡抚。曹鸿勋在贵州，体察民情，关心民疾，其突出特点是敬重农夫。任按察使时，他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清理了几乎全部积案，还好人以清白，并严惩了一批恶人。但其在贵州更突出的政绩是“剿匪”。当时，贵州丹士州与交界的广西(泸西)一带“匪患”连连，地方告急，曹氏奉旨征讨。在云贵工作近五年，曹鸿勋深知“匪患”之起因与习性：被剿者，以“游匪”居多，他们大多是不堪官府压榨，走投无路而啸聚为“匪”的。他们没有多少根据地，没有围剿的则驻，一有围剿的则走，故人称“游匪”。对这些人，不剿等于抗旨不遵，实剿则有屈于民。思虑再三，曹鸿勋采取了圆滑策略。他首先命令四处告示，大造舆论，声称“奉旨清剿”， “匪患”不灭，誓不收兵!随即，点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入“匪区”，大事渲染，制造气氛。当时，旌旗蔽日，喊声震天，来势汹汹。实际上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光打雷，不下雨”。而“游匪”不知底细，见大兵压境，不敢接战，望风而散，销声匿迹，地方遂安。曹鸿勋见目的已达到，便上折汇报云：“我大兵压境，所向披靡，南丹一带，匪患告平!”北京的“老佛爷”及其他闻报大喜：我大清国对付外国人不行，但对付“草寇”游刃有余。那曹鸿勋不光字写得好，官做得正，连清剿讨寇之类的军事指挥也有两下子。看来此人不是书呆子，可以重用。很快，曹氏被补湖南布政使，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同月，再升，成为陕西巡抚。
大办实业
曹鸿勋为官陕西时，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大清国已到了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积重难返的境地，作为一地方大吏，对大清的危局是无可奈何的。但曹鸿勋的思想已渐倾“改良”与“维新”，其表现，反映在他的实施“实业救国”上。曹氏颇有经济头脑，他上书清廷，要求允许其在陕西开办油矿。他还请求，允许他接见人陕考察铜矿的德国人，希望借鉴德人的
技术，与德方合办实业。曹氏的请求，大多被批准，修铁路，开铜矿等很快上马。早在汉代，人们就发现陕西延长(今延安东北)一带有石油，但当时不叫“石油”。《汉书·地理志》说：“高奴(今延安)有水可燃。” “水”即后来所说的石油。唐代有人称之为“石漆”或“石脂水”。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说：“延境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沈括把石漆称作石油。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德国在天津的世昌洋行根据勘探，认为延长一带有可观的石油矿，遂派于彦彪为代理人去延长，与地方头面人物签定了允许德国人在延长一带开采石油的合同，时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八。于彦彪持与地方签订的所谓《合同》送延长知县畲元章，畲又呈送延安府知府刘树德，刘再上报陕西巡抚。陕西巡抚升允上报清廷外务部，外务部命升允实地调查并拿出具体意见。在调研之后，升允以私立合同，有违矿务铁路总局与外务部章程为由，羁押了于彦彪，德国世昌洋行企图单方面在延长开采油矿的计划落空。
经过实地调研、论证，曹鸿勋决定亲自开油矿。他认为，开采油矿，成本大大低于开采五金矿，百斤成品油，所用工时费、器械费等，总成本才1500文左右，小办小效，大办大效，无亏损的可能。他的中国人自开油矿的奏章，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呈达清廷，清廷随即予以批准。曹鸿勋迅速筹集资金(共筹白银8.1万两)，着候补知县洪寅出任总办，延长油矿遂告成立。
中国人自办油矿，并不排斥国外的先进技术，延长油矿的样品化验是由在汉口的日本矿师阿部正治郎完成的。化验表明，延油的质量极佳：“胜于日本，能敌美产”。曹鸿勋还邀阿部正治郎赴陕协助勘探石油的分布、储量。勘探的结论是：延长、延安、延川、宜君等县地下均有石油，油质颇佳。曹氏大喜，当即托阿部正治郎出面协调，订购日本新舄铁工厂生产的采油设备，并请阿部协助打井开矿。
上世纪初，运输问题直接制约着实业的发展，延长油矿，机械的运进，油矿的运出，都须解决路的问题。经过再三论证，曹鸿勋否定了铺设小铁路的建议(修铁路工程量太大，耗资甚巨)，决定从岭北修筑马车道：当时岭北至同关已有通道，延长至同关约600里，除金锁关一带难修外，其余地段难度不大。修路工程应时开工，陕西矿务局、延长一带部分地方官员，参与了修路的指挥和监督。民工是修路的主力，部分驻军也被调上工地，交通问题得以自行解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在阿部正治郎的推荐下，日本技师左藤弥市郎应聘至延长，参与了油矿的开发。同年农历八月，深达240英尺的第一口油井在延长西门外钻成，此井日产原油500斤，可提炼煤油25斤。这样的日产量，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在低得可怜，但在当年，这却是中国石油史上的创举。
为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同时也避免给贪官污吏造成敛财机会，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在开办实业之初，曹鸿勋即做了若干规定，意在轻徭薄赋，限制贪官，稳定局势。但总有官吏以身试法，借机坑民，诱发了破坏公路，截断电线等事件。曹氏采取果断措施，惩处了败坏官风的污吏，法办了借机惑众闹事的不法之徒，保证了实业之路的畅通。曹鸿勋为官，二下陕西：
第一次是去办教育，任正考官，第二次是担任巡抚，权力更大，两次均受到陕人的肯定，民间对其赞颂之辞颇多。
官场跌跤
曹鸿勋巡抚陕西时正是花甲之年，其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抚陕时，推行新改，操办实业，日夜操劳，体质则更差。恰在这时，飞来一场横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因故被部下所参。据说其遭参劾是因家人犯法而受了牵连。至于家人犯了什么法，我们无从知道。但作为一家之长，难免有疏于管束之嫌，何况曹氏为官对下要求甚严，对上也不尚奉迎，故参劾者毫不留情。
当年六月，曹氏被撤职，着回京城。据说因为字，慈禧对他仍有好感，曹氏之清廉也尽人皆知，其潍县老家，连状元府第都不曾建造；抑或因为“曾作金鳌顶上人，又持节钺抚西秦”，朝廷仅撤了他的职，没有治他的罪，还给了他一闲职——资政院协理，只拿工资，没有实质性权力。曹鸿勋的官场生涯自此画上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此后，他过了三年赋闲的日子，拿他自己的话说，这三年是“已收长佩趋高座，独闭空斋画大圜”。而外面的世界，已是革命风起，清政府的旧厦摇摇欲坠。清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九日，曹鸿勋病逝于北京，时年六十有五。死后“皇恩浩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原衔，恩准以中丞的身份举办丧仪。这对曹鸿勋之亡灵似乎是一种安慰。
身后财富
前文已提到，曹鸿勋以书法闻名遐迩，酒后挥毫，墨迹尤绝。在他任职过的地方，都留有他的墨宝。因其为官全在外地，故其政绩潍县人大多语焉不详，但其书法，潍人辄津津乐道。曹氏在世时，其墨迹已部分上石，后学者争相摹仿。时逾百年，部分石刻失存，仍有部分至今完好。民间收藏的曹字，大多毁于动乱，偶有真品者，也多秘不示人。我们今能见到的曹氏上石墨迹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 《重修观音阁碑》、《重修玉清宫碑》 (即潍人所说的“四面碑”)拓片、《十笏园记》等。
作为状元，曹鸿勋的诗文也不在他人之下，传世之作有诗集《益经堂诗稿》，文集《校经堂文集》等(《潍县志稿》则说其诗集为《益坚斋诗文钞》)。
【王寿彭】
王寿彭成为二十世纪初，进入潍县名人榜的最显赫的人。
童年求学
王寿彭，字次篯，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4年)，幼年是在贫寒中度过的。其父粗通文墨，精于帐路，在一乡绅家做帐房伙计多年，收人了了。因请不起师傅，也上不起私塾，王寿彭的蒙学是在其读过几年书的兄长指点下开始的。兄长学识一般，但对弟弟的学习要求甚严，王寿彭聪敏过人，读书常过目不忘，其悟性也极佳，对文章的理解颇深。时间一久，兄长渐渐败下阵来——他教不了王寿彭。父亲见王寿彭象是有出息的样子，便正式为他求师，送人私塾。塾师姓康，也是西南关人，因学识渊博而受到当地青睐。王氏人塾不久，康师傅就发现，新收的这位学生有许多长处：他聪明好学，不用督促；他喜书法，摹写形似亦神似；他勤苦爱劳，常帮师傅做些外出挑水，洒扫庭除等家务。这样的学生，师傅当然喜欢。 象其他塾师一样，康师傅向学生灌输的也是“学而优则仕”，学生学习的楷模，则是苦读成材，中了状元，做了大官的同乡曹鸿勋。而求取功名，出人头地，改变家庭困境，也正是王寿彭求学的主要目的。为达此目的，王氏专心致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快，学业大进，在同窗中独树一帜。
春风得意
光绪十六年(1891年)，王寿彭崭露头角，17岁中秀才。自己高兴，父、兄、老师高兴，连西南关的邻舍百家也多有羡慕赞美之词。“继续读吧，再迈一步就是举人”，许多人这样勉励他。然也有一些噪音，多半是出于嫉妒：“中个秀才有什么了不起?潍县人乡试名落孙山者不乏其人，偏他王家就一定会出举人?” 风凉话传来，王家自然十分不悦，但王寿彭却不动声色，他认为将来是否成功，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只要刻苦努力，不用说举人，就是进士也不妨争一争!从此，他读书更加如饥似渴，与科考有关的书籍，尽量精读。求师访友，博采众长，也成为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每年总要邀集同案，做几个文会，相互切磋。这期间他参加的几次岁考，大多名列榜首。
王寿彭曾奢望过拔贡。拔贡是地方官从品学兼优的秀才中选拔产生的，每十二年选一次。拔贡可直接参加京试，中一、二、三等者又可直接任命官职。按王氏的学问，选为拔贡应不成问题。可惜，家境贫苦，缺少巴结官场的资本，拔贡可望而不可及，王氏只好作罢。为了生计，他22岁时远去济南做了塾师，但仍志存科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王寿彭参加了山东乡试。一日，潍县城南门一阵锣响，三匹报马径奔西南关新巷子王氏门前，三位报录人下马高喊：“恭喜王寿彭王老爷，您高中举人了!”正热闹间，二报、三报都到了，报子们讨了喜钱，乐滋滋而去。潍县城，尤其是西南关一带， 自然是一场轰动。王家不大的庭院，春意盎然，同窗、亲友、邻里多来祝贺，连素无往来的缙绅也不乏与贺者。再也未听到有人说风凉话。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干扰了京城的科考。1901年，光绪帝而立之年庆寿，把正科考试(辛丑科)改为“恩科”，正科向后推迟。但“庚子之难”，贡院被毁，无法开考，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将正科、恩科合并举行。因是癸卯年，故称“癸卯科”。这次会试，慈禧记取了“公车上书” (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教训，破例将考试地点改在河南开封，且不准“康梁余党”及追随者应试。会试合格者才可进京殿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寿彭赴开封参加会试，他的理想是中进士，哪怕是三甲。然天有不测风云，一路风尘，刚至河南，王氏即染病卧床，请医调治，也不见好转。他心急火燎，一脸沮丧，考期临近，时不我待，他甚至做了弃考的最坏打算!亲友们见状，多好言相劝：“自古未有场外的进士，还是坚持去考一考，考不好也权当练练兵!”在他们的劝说下，王氏抱病应试，坚持考完了全过程。
正是这抱病应试，意外成全了王寿彭，他会试成功。病全好了，随后王氏赴京参加殿试，张榜之日，以一甲一名高中状元。喜讯传到潍县，潍县一片欢腾，新巷子成了著名的“状元胡同”，许多人为此津津乐道。因为是状元，王氏自然进入翰林院，成为当之无愧的修撰，官从六品，而其他进士，均为七品。
夺魁诽语
正当王寿彭沉浸在夺魁的喜悦之中时，一股不和谐的潜流却悄然袭来，有人说，王氏的状元得之“偶然”,“老佛爷”的心血来潮是王氏高中的主要原因。有人描述得几近传奇，有板有眼：考官们初拟一甲一名为旗人左霈，然其姓犯“旁门左道”之忌，不配为“元”；又拟取贵州遵义的杨兆麟，而“杨”姓不显，亦不配为“元”。后来才拟定为王寿彭。还有人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乃慈禧庆贺70大寿之年(实为69岁，按“不过正寿”之俗，70寿辰，69岁过)。进士名单上，王氏的名字引起了主考官的兴趣，“王”、“寿”、“彭”三字，字字吉祥，分明应了“王者寿如彭祖”之意。“老佛爷”凌驾于皇帝之上，是当然的“王者”。“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姓笛名铿，颛顼玄孙，生于夏代，至殷末已有约800岁。殷王以为大夫，然其托病，不问政事。因曾被封于彭城，故有“彭祖”之称。旧时，人们以彭祖为长寿的象征(见《神仙传》与《列仙传》)。主考官认为， “老佛爷”正操办寿事，倘见到考生王寿彭的名字，定然欣喜，何不将王氏列一甲一名，以讨“老佛爷”欢欣?于是，将王寿彭的名字置于参加殿试的70名考生之首，呈于慈禧面前。慈禧一见“王寿彭”的名字，果然心花怒放，立即点为状元。大多人对此信以为真，但也有人付之一笑，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偶然”之说似有穿凿附会之嫌。王寿彭是经过一道道科考程序才选人进士行列并进入一甲的。进人一甲，选为状元的或然率已经很高，故王氏中状元并不“偶然”。何况那慈禧，虽颐指气使，但通晓文墨，而且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宗旨十分明确，断不会以一个人的名字凶吉而昏庸到连选拔人材的大事也随心所欲。更况“偶然”之说，正史并无记载。所谓“偶然”，大概产生于某些人对巧合事件的臆测，更有可能产生于失落者的文人相轻。然“偶然”之说愈传愈广，沸沸扬扬，几乎尽人皆知，王氏有口难辩。恼忿之余，他公开写打油诗辩诬：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又偶然!
王寿彭的前辈、老乡，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见“三人成市虎”，实在不象话，便公开批驳“偶然”说：尔等只说寿彭“偶然”，然其大卷未起草稿便一气呵成。今之学子，孰能办得到?曹氏的话，对维护王氏的声誉自然起到一些作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及日本，考察宪政，王寿彭则奉命与刘春霖等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与实业，这本身即说明清廷对王氏才能的认可。考察归国后，王氏所著《考察录》，很有些“立宪”意识，而且有不少改良教育与实业的建议，这亦证明王氏并非庸才。
湖北任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寿彭出缺赴武昌，任湖北提学使。首次独当一面，他很想施展抱负，振兴湖北学业。有出访日本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以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改革湖北教育。在调查了湖北教育的现状之后，他着手创办两湖(湘、鄂)优级师范学堂，意在培养有改革意识的师资队伍。该学堂聘用的教师，不少人对西方教育思想有兴趣。王氏为该学堂制定的教学方针也大有革新意味。他制订的“预算制度”，为当时全国之首创。几年内，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了不少新型师资，这些师资，又推动了两湖学堂教育的发展。
王寿彭在湖北的政绩，清廷甚感满意，不几年，他便擢升为湖北署理布政使。正巧，湖北巡抚离任，王氏奉命兼任巡抚，权倾湖北。这是王氏步人仕途后官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1911年lo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风云突变，王寿彭不知所措，方寸大乱。随即，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王朝“寿终正寝”。但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过于幼稚，他们急于把清朝官吏拉人革命队伍，以壮声威，其中也包括动员王寿彭。王氏不想有悖于清廷，他曾支持湖广总督瑞澄镇压革命党人，他根本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日本考察时即反对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故对革命军之邀反应冷淡。他躲躲闪闪，推三阻四，并暗寻时机，意欲逃走。革命军见此人对革命殊无热情，只好作罢。王寿彭借机回到山东。
供职北洋与追随张宗昌
民国初年，王寿彭曾出任过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教育司长等职。事过五年，1916年6月16日，在上演了一系列闹剧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全国一片唾骂声中暴死，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氏早就认识王寿彭，他对王氏的学识及辛亥革命时的政治态度留有印象。此时，北洋政府秘书长丁佛言向黎推荐王寿彭，黎一口应允，王氏成了北洋政府的秘书。从此，王寿彭即从北洋政府内支取可观的俸银，少不了参与一些舞文弄墨及军阀之间你争我斗的勾当。因书法极佳，又是状元出身，此间向其求字者颇多。
1925年5月，军阀张宗昌以督办的身份入主山东，成为北洋体系统治山东的最后一位军阀。张氏一上任便网络人才，着手组阁。当时山东原教育厅长于恩波辞职，徐方平代任，但徐并未到任，厅长一职空缺。张宗昌忽然想到了状元出身，又干过湖北提学使的王寿彭，于是派秘书林宪祖车往北平，“亟请王状元返鲁，出任教育厅长”。客观上说，王氏属晚清遗臣(有人把他看作封建余孽)，而张宗昌乃一介武夫，又是远近闻名的“混世魔王”，二者并非同路之人，故王寿彭从内心里不想与张宗昌厮混。但又虑及张氏已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倘拒绝其邀请，那张宗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酌量再三，王氏最终答应回鲁。不几日便赴济南上任。因头上仍有“状元”的光环，鲁人多刮目相看。张宗昌也不含糊，王寿彭就职那天，张亲往祝贺，并向教育厅全员训话：“我张宗昌是个老粗，各位不要瞧不起我。我现在特请王状元来当教育厅长，帮助办好山东的教育事业……”。王氏对张督办的讲话深感满意。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时的仪表形象，崔德润先生(当年齐鲁大学的学生，见到过王寿彭)有如下回忆：“他，上中等身材，眉清目秀，面色红润，常带笑容，对人很有礼貌。但缺少绅士风度，很象潍县城的买卖人……”。
但是，此时王寿彭的教育思想却出现了倒退。他反对“五四”精神，过分强调儒教。1925年9月，他下令山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小学三年级至高中各年级)，一律添读经书，读、背方式，一如旧塾。在农村，他大力倡办或恢复私塾，并大量印刷、推销儒家的全部经传“十三经”，其中包括《诗经》、《论语》、《孟子》等。
王寿彭初任教育厅长时，山东尚无公立本科大学(原来的本科“山东大学堂”1914年被民国政府一分为六，均成为专科)。1926年7月，他以山东省立农、工、商、医、法、矿各专门学校为基础，组建了山东大学，自任校长。8月5日到职视事，并挂出了自书的“山东大学”校牌。在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创办大学，发展教育，本无可厚非。但王氏办学，处处迎合张宗昌的口吻，其办学思想，多与军阀政治混为一谈。山东大学聘任的学董，如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张树元等，大多是北方军阀。山大刚成立，王寿彭即下令禁止学生打网球，理由是“打球荒废学业”。王氏在山大办学的宗旨重点在于“尊德性”、“明人伦”、“拒邪说”。“拒邪说”的核心是反对革命思想，抵制进步文化。他禁止学生阅读《向导》之类的进步书刊，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及参加一切政党。在他任职期间，进步思想明显的教师多被开除。山大成立之初，校名尚无“国立’，或“省立”字样，实际上直属张宗昌领导。上海的《语丝》杂志给山大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亚历山大(亚洲—历城—山东—大学)”，其中颇含讥笑意味。当时的《山东杂字》一书，则直接把王寿彭骂作“前清老腐败”。但是，王寿彭也有狡猾的一面。他奉行“持身、谨言、慎行”，从不对学生进行集体训话，他到山大办公的次数也不多。济南人背后一般直呼其名，或称之为“王大魁”，不称他的职务。
为配合张宗昌沽名钓誉，1925年8月，王寿彭在曲阜导演了一次祭孔大典，主祭人为张宗昌。大典之日，张宗昌在曲阜奎文阁作了题为《孝悌为仁之本》的讲话，读稿前，张宗昌说：“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经印出来了，每人发一份，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去做”。此次祭孔，规模盛大，轰动全国。山大内部，对王寿彭奉迎张宗昌也颇有微词，讲经学的王峻夫老师在讲解《论语》中的“恭而无礼则劳”时就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王校长，在张督办(即张宗昌)要来校视察时，一定先迎到‘齐鲁总制’(即督办公署，因署前有一座牌楼，额书“齐鲁总制”故名)，回去时又送到‘齐鲁总制’，未免太‘劳’了!”张宗昌的一个女儿暴死时，王寿彭严令女子师范及其他中等学校集体前往吊唁。王寿彭实际上成为张氏政权的御用人物。对此，1926年3月6日共青团济南地委有如下评述：王寿彭“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尽志尽劳地做了不少‘功绩’”。山东社会上把张宗昌一千人评为“四凶”、“十恶”，其中“十恶”之首即王寿彭。
1928年，王寿彭在山大教育经费问题上与财政厅长杜尚发生争执，二人互不相让，一直闹到张宗昌官邸。作为穷兵黩武的新军阀，张宗昌确保的首先是军费，故王、杜之争，张氏明显地支持杜尚。王寿彭争执不过，愤而辞去山大校长职务。也有人把王氏辞职的主要原因归之为自国外留学归来的部分名教授的责难，此说也有道理。王寿彭处处迎合张宗昌，教育思想过于陈旧，接受了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教授们与之发生激烈的碰撞，在所难免。在这种状况下，王氏“愤而辞职”，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王氏辞职后，在继任人选上又出现争执。
张宗昌见状也不谦让，竟说：“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于是，张氏居然自己兼任了山大
校长。难怪有人打趣说：“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济南，张宗昌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出省城。作为张氏政权的要员，王寿彭也不敢呆在济南，他紧步张宗昌后尘，惶惶然逃往天津，寓居意大利租界。第二年(1929年)7月于天津病逝，时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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