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鲁关系与杞国文化
杞国是一个弱小的方国，又是一个古老的方国，在先秦古国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杞乃姒姓，为夏禹后裔所建。史载，商朝灭夏之后，"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 姓于杞"[1],商代的甲骨文中有"杞侯"之称[2],说明商朝已有杞国存在。但商朝 时期的杞国"或封或绝"[3],似无什么势力可言。周武王灭商后，求夏禹后裔，得 东楼公，重封于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使奉夏后氏之祀。但周代的杞国依然是一个 "其事不足称述"或说是"不足数"[4]的小国，司马迁说它"小微"、"微甚"[5]. 西周后期以降，杞国国都曾经变动，主要原因大概也是为他国所迫。春秋以来，杞国 已迁于今山东地区，在与列国的周旋中艰难地生存下来。
史籍中有关杞国的记载不多，大部分是其与他国的交往记录。因此，研究杞国与 他国的外交活动，倒不失为了解杞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应当说，杞国东迁山东以后，鲁国是其发生联系最多的国家之一。据研究，杞国 从河南东迁大约在周厉王时期，东迁以后最早的居地即在鲁国的东北，即今山东新泰 一带。[6]后来，虽然又有多次迁徙，但大致没有远离这一地区，因此杞国与鲁国的 联系也最多。
正由于研究杞国历史文化的资料太少，有关杞国的历史问题才争议较多。因此， 在研究相关的问题时应当给出土器物等史料以充分的重视。研究杞国初迁于今山东何 地问题即是如此。
清道光年间以来，先后三次发现了杞伯每所作的铜器：
⑴清道光、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出土了一批杞国铜器，计有鼎、簋、壶、等十 件，各器的铭文基本相同。其中，簋的器铭为："杞伯每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7]
⑵1962年，武汉市文物商店曾收购一件杞伯簋，其铭文与山东新泰所出的杞伯器 物相同。[8]
⑶1966年，山东滕县木石一带出土一件杞伯鼎，其铭文与山东新泰所出的杞伯簋 基本相同。[9]
杞伯每所作的铜器出土于上述三个地区，为解决杞国迁居山东问题提供了线索。 郭沫若认为这位杞伯每即是《史记·陈杞世家》中所记载的谋娶公。《陈杞世家》 记："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 公未迁徙时，其地距离武汉不是很远，杞伯器物流落武汉较为容易。周厉王时，"诸 侯力攻相并"[10],处于淮水流域里的淮夷部族也乘周政混乱之机内侵，杞国可能在 这时被迫迁徙。邾为曹姓，杞伯器中所言"邾曹"即是嫁于杞伯每的邾国之女。杞、 邾既为婚姻之国，因而谋娶公便携族投奔于邾。滕县木石正位于邾国境内，这里所出 杞伯簋很可能就是当时之遗。但邾为小国，此地毕竟不是久留之地，所以谋娶公又率 众北迁，立足于今山东新泰一带，这正是新泰能够出土这批铜器的原因。清人许瀚认 为新泰为杞都所在，这种看法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
杞国在今新泰立足后，其活动中心或有一些变动。《春秋》隐公四年记曰："莒 人伐杞，取牟娄。"可见，牟娄应属杞地。因此，学者以为此时的杞国已经不在新泰。 杨伯峻先生注曰："据《清一统志》，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 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杜预注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县西之娄乡。昭公五 年《经》及《传》'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如此，牟娄实一地，杜说可信。" 牟夷既以牟娄等三邑来奔，则三地应不至于离鲁太远。
齐桓公时，杞国曾居于缘陵。《左传》僖公十四年记曰："春，诸侯城缘陵而迁 杞焉。"对此，《管子》也有记载，《大匡》篇曰："宋伐杞，桓公曰：'杞，明王 之后也，予欲救之。’管仲不可。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 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下文又言"明年，狄人伐邢".《霸形》篇亦曰：" 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依此，杞国是因为宋国之伐，从而受齐桓公帮助，迁 于缘陵。但《公羊传》所说却有不同，其云："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 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此又以徐、莒威胁杞 国而城缘陵。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大夫子鱼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三亡国" 何指？一说为鲁、邢、卫，晋杜预[11]、今杨伯峻先生[12]主此说；一说为杞、邢、 卫，今吕思勉[13]、赵俪生先生主此说[14].关于鲁国，《国语·齐语》云："桓公 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 但是，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鲁虽无君，国何尝亡？所以，后人如董仲舒仍以"三亡 国"有杞而无鲁，说"桓公存邢、卫、杞"[15].不过，《国语·晋语二》于葵丘之 会述宰孔论齐桓公之言云："三属诸侯，存亡国三。"葵丘之会当鲁僖公九年，时在 齐桓公筑缘陵之前。而《左传》述葵丘之会并无宰孔论齐桓公此言，且宋大夫子鱼谈 到"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时也在筑缘陵之后。其实，在这里争论"三亡国"何 指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齐桓公曾筑缘陵以封杞毕竟是事实。
缘陵，人们认为在齐国境内，其实未必。桓公对各国之"存",无论邢、卫，还 是鲁国，其性质应该大致相同。杨伯峻先生说齐城缘陵以封杞，"犹楚之迁许于叶， 欲使在境内为附庸耳"[16],事实恐怕不是这样。齐桓公"遵旧典，守信义","正 而不谲",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才取得了各国的"宾服",《管子·小匡》篇说： "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齐桓公之城杞，一 定像为卫筑城以守那样，乃是筑其缘陵为固其国。旧说多以缘陵为杞邑，当无问题。 齐城缘陵乃因受到宋国侵夺或者徐、莒威胁，杞居缘陵时期又与鲁国来往频繁，以这 些信息来判断，缘陵距离鲁国亦不会较远。
又，《左传》隐公四年杜预注曰："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 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 杞又迁都淳于。"对于杜预所说，学者多指出其有不确切之处。[17]关于淳于，《左 传》桓公五年有"州公如曹"的记载，州为姜姓国，其都城即是淳于。杜预认为杞国 迁来后便居于此地。然而， 杞国迁至淳于的时间，恐怕还应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 544年）诸侯城淳于之后，因为《左传》中所言"城杞",实即城淳于。学者一般以 为此淳于在今安丘东北，但诸侯城杞之年，晋国还到鲁国来"治杞田",而且鲁国的 季孙打算把成这个地方交给杞国，可见此时的杞国国都距离鲁国不至于太远。看来， 杞国所都的淳于当今何处，还难以遽作结论。
总之，杞国的中心曾经迁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迁徙一定不至于距离太远，其 中所涉及的地名相当于今之何地，人们的理解也未必准确。在我们看来，杞国即使曾 经离开今新泰一带，也不会是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杞国的活动范 围大致没有离开这一地区。至于个中原因，有学者认为夏朝本起于东方，与这一带有 密切联系，笔者以为应当给这种看法以足够的重视。
西周末年和春秋早期，鲁国可能曾经侵夺过杞国的土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记曰："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昭公七年又记曰："晋人来治杞 田，季孙欲以成予之。"所谓"治杞田",就是使鲁国归还此前所取的杞田。襄公时， 鲁国所归不多，于是若干年后晋人又来索取，迫于晋国的压力，鲁季孙以成地相与。 襄公、昭公时期晋人来索取的杞田，鲁国何时夺取，《春秋》一书不见记载，这很可 能是杞国在新泰立国之初的事情。据旧注，成邑当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新泰与这里相 距较近，这不仅可以证明此前杞国曾立足于此，而且还说明杞、鲁之间的争斗与交往 比我们从记载中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从杞、鲁两国关系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杞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
首先，杞国"不足征"夏礼。
杞国在周初被作为夏代的后裔给以封邑，按理说，杞国应该保存夏礼，奉祀夏朝 祖先，然而，杞国所保存的夏礼已令后人有"不足征"的遗憾。鲁国的大思想家、大 学问家孔子就是如此。
《论语·八佾》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 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礼记·礼运》记："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 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孔子在当时是着名的礼学家，如果上述记载没有问题，则孔子为了学习和了解夏朝的 礼乐文化，曾经亲到杞国。只是杞国文献不足，仅得《夏时》。郑玄注曰："得《夏 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所谓《小正》，即《夏小正》，该 书原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它按照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每个月中的 星象、气象、物候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可能即是从夏代流传下来。《夏小 正》春秋时期已有，《隋书·经籍志》在《大戴礼记》之外另有《夏小正》一卷，可 知当时已经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小正》的单行本流传。现在流传下来的《夏 小正》，内容已有部分残缺和错乱，而且其正文与后来注释的传文混杂在一起，难以 分辨，但此书仍有重要的价值。孔子自杞国得之，应该归功于杞国的保留。
杞、宋两国是夏、商二代王朝的奉祀国，理应保存二代礼乐较为全面；鲁为宗周 封国，因其为周公之后而成为姬姓宗邦，从而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左传》襄公 十年记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意思是诸侯了解礼乐制度，可以到宋、鲁两 国去观察。宋国保存的自是殷礼，而鲁国保存的显然是典型的周礼。实际上，在保存 夏代礼乐方面，杞国应当与宋、鲁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从孔子之言中也不难看出。然 而，夏朝已远，而且周代的杞国本身即是周武王在夏禹后裔中"求"得，"以奉夏后 氏祀"[21],夏朝文献定有散佚，更何况杞国处在大国之间，忙于周旋，疲于奔命， 于先王礼乐也无力给以充分重视了。
第二，杞国行用"夷礼",与周礼不同。
杞为夏禹后裔，立国于鲁国东北的新泰一带后，与鲁国交往很多，然而，尽管杞 国事鲁比较恭敬，但鲁国仍然看不起杞国，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杞国行用的是"夷 礼".对此，《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九月，入 杞，讨不敬也。"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
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 也。……秋，公子遂入杞，责无礼也。"
鲁国有浓厚的礼乐传统，素来亲近同姓而拒斥异姓。有人指责鲁国"奄然坐大",悍 然接受小国之朝，而"莫知有字小之义"[18].小国交鲁，鲁国确"无一介之使往报 其礼",但鲁国的邦交中的确有亲近同姓的意思存在。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9].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为同姓 兄弟，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 滕侯。邾莒皆鲁之近邦，邾、杞则频频朝鲁，然邾、莒为鲁之世怨，杞侯之朝更以不 敬见讨。[20]
鲁国作为姬姓"宗邦",诸侯"望国",又是遵守周礼的典型，故有"周礼尽在 鲁矣"的说法。作为周礼的模范执行者，鲁国不能容忍所谓"无礼"与"不敬".对 鲁国来说，杞为异姓邦国，本来就有天然的拒斥心理，再加之不行周礼，鲁国自然不 愿与之相睦。所以，杞国国君去世，鲁国史书《春秋》贬称其爵为"子",鲁人甚至 以其来朝时使用夷礼为不恭，对其加以卑视。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鲁人称"杞，夷也",把杞国与东夷人等量齐 观。而且，尽管杞国事鲁十分恭敬，而鲁国又不愿看到杞国来朝时使用夷礼，但杞人 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使用夷礼而不改。这是否因为杞为夏后，而夏氏族即起于东方， 与东夷文化有难以分解的渊源。
第三，杞人有浓重的忧患意识。
《列子》上有"杞人忧天"的记载，曰："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 者，又有忧彼所忧者。"对于这个成语，后人理解与其本意或有不同。今有学者根据 杞国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杞国先后被宋、郑、莒、鲁等国胁迫，受宋、莒、 淮夷、鲁等国多次攻伐，土地被郑、莒、鲁等国侵夺，被迫迁徙，国祚几亡。天地虽 大，却没有杞人的安居之地，这正是杞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而寝食不安的历史 背景。[22]笔者以为，这样理解"杞人忧天",正符合杞人忧虑自己"身亡（无）所 寄"的实际情况。
杞人的忧患意识在史料中也有反映。杞与鲁邻，鲁人懂得"结四邻之援"[23], 但杞国主动结好鲁国，鲁国却蛮横不礼，动辄指责问罪，究其原因，杞为鲁之异姓以 外，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弱小。因此，为求生存，尽管鲁国异常跋扈，杞国始 终没有与鲁国进行正面的对抗。而且还主动与鲁国结为姻亲，以密切两国关系。
杞国与鲁国的婚姻关系，同当时的许多跨国婚姻那样，属于政治婚姻，如鲁庄公 之妹伯姬嫁于杞国国君后，常常奔走于杞、鲁之间，为两国的睦邻友好肯定起了积极 作用。
春秋前期，齐、晋两国先后成为诸侯霸主，杞国自然也竭力追随。《左传》成公 十八年记曰："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 而请为婚。"杞桓公所寻求的自然也属于政治联姻。晋国势力强盛时，杞国依靠这些 努力，得到了晋国的庇护。然而，晋国的帮助毕竟是有限度的。如晋平公的母亲为杞 国之女，所以晋平公便为杞国整修城墙，对于这种行动，有人便持异议，说"甚乎其 城杞也",认为晋平公这样做太过分了；还有人说："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肆是 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24]他们根据当时的"亲亲" 原则，反对帮助杞国，甚至认为这是"离德"的表现。
当晋国派司马女叔侯到鲁国办理归还杞国土地事宜时，由于鲁国没有全部归还， 晋平公的母亲十分生气，但叔侯却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 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 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 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鲁以肥杞？"[25]周代是姬姓的天下，当时有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26]的说 法，人们认为"非吾族类，其心必异"[27].鲁与晋为"兄弟之国",但即使在这样 的大环境之下，鲁之于晋尚且殷勤异常。况且春秋以来，诸侯互相攻伐，强国欺负弱 国，杞国既为异姓，又加国力微弱，如果没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不惮仆仆，在列国间 积极奔走，杞国国祚能够维系至战国时代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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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戴礼记·少间》。
[2]见于《殷虚书契后编》下。
[3]《史记·陈杞世家》。
[4]同上。
[5]同上。
[6]见郭克煜先生：《杞国迁居山东问题》，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7]见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
[8]见《文物》1962年第10期。
[9]《山东滕县出土杞薛铜器》，《文物》1978年第4期。
[10]同注[3].
[11]《左传》僖公十九年杜注曰："三亡国：鲁、卫、邢。"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82页，中华书局，1990年。
[13]《吕思勉读史札记》第168—1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赵俪生：《说杞》，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15]《春秋繁露·王道篇》。
[16]同注[12]书，第347页。
[17]如程有为：《杞国及其迁徙》，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 1988年；赵俪生：《说杞》，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18]《左传纪事本末》卷十一《鲁与邾莒构怨》高士奇语。
[1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0]详请看杨朝明：《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1]同注[3].
[22]同注[17]程有为文。
[23]《国语·鲁语上》。
[24]《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5]同上。
[26]《左传》隐公十一年。
[27]《左传》成公四年。
【原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编：《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