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民国革命风云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先驱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古老的青州成为革命中心之一，斗争形势风起云涌。

　　1907年，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齐树棠来青州中学任教，联络学生赵象阙、赵锡九等成立同盟会分部。随后，便秘密筹款购枪，作武装反清起义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山东济南等地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封建反动势力仍然猖獗地反对革命。青州以及胶东一带，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区域。同盟会成员商定，分别在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举义，宣布独立。青州起义由邓天乙、李曰秋、赵象阙、赵惠斋、王长庆负责，并制定了光复青州的具体计划。

　　1912年1月7日，同盟会在青岛组织鲁东革命军1000余人，兵分三路，进军青州，赵象阙任光复青州总司令。赵象阙等人先行化装潜入青州，联络青州人宋传典、李有典、尹学聪等，预定1月19日宣布青州独立。

　　不料，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被驻守青州的清军觉察，预为戒备，并组织暗杀团，专门捕杀革命党人。赵象阙抵达青州后，被青州驻防城侦探瑞曾侦知。当他只身行至夏家庄时，被暗杀团狙击，头部中弹，不幸牺牲。接着，清军南北营出动1000多人，大肆搜杀革命党人。

　　邓天乙、王长庆等见形势逆转，便带领数十名革命同志主动撤出青州。复推王长庆为司令，带领队伍转赴诸城。在诸城起义成功，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成果被窃取。青州遂纳入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

　　1913年2月，北洋政府在全国废除府、州、厅，改设道。各地挂民国五色旗，改用公历纪年。青州府被废除，设立胶东道，益都县隶属胶东道。1927年，废道，益都县直属山东省管辖。

　　此时益都县管辖范围同清末，东至尧沟，西到湖田。民国初年，县内沿用乡约制。1930年废约设区，全县分为10个区。区辖乡镇，有集市者称镇，无集市者称乡。一般三、四个村即为一个乡镇，全县有乡镇300余个。

　　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与其他四个小党组建国民党。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国民党鲁东讨袁支队司令张同溥与赵惠斋、刘德铭等在青州组织机关部，称“桃园军”，谐音“讨袁军”，联合民团数千人，购买军火，准备起义，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7月26日，不慎事泄，张同溥等人被捕，在济南就义。青州仍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

　　辛亥革命中，有一位青州人曾经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这就是温树德。温树德，字子培，祖籍黄县，定居益都。曾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读书，归国后任北洋舰队军官。辛亥革命后升为“联鲸”号舰长。1917年，孙中山组织西南护法舰队，温树德离开北洋舰队，赴广东投靠孙中山，任“同安”号舰长。1920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海军舰队司令。1922年，陈炯明叛变，温树德于紧急中接应孙中山，并在孙中山率领下，组织舰队向陈炯明反击。1923年，温树德脱离孙中山，率舰队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参加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蒋介石通缉，逃亡日本。1942年返回故里，1959年病故。

　　八十八、“五四”运动浪潮

　　青州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珍贵文物，即山东省仅存的“五四”运动旗帜。该旗长90厘米，宽87厘米，上面写着“拒绝鲁案直接交涉，废除二十一条件”15个正楷大字。它见证了青州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行动。

　　插图 “五四”游行示威旗帜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举行会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但西方列强却要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制定了21条和约内容，让中国代表签字。

　　消息传来，全国激愤，从北京开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北洋军阀竟派兵镇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青州是山东“五四”运动抗议浪潮最为蓬勃发展的地方之一。

　　当时，除济南外，青州是全省学校最为集中的城市，有省立第十中学、省立第四师范、省立甲种桑蚕学校、教会守善中学、师范讲习所等，另有若干高等小学。在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各校学生自动罢课，互相串连。

　　5月26日，青州在法庆寺举行万人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到会的除爱国学生外，还有工人、农民、商人和爱国绅士。各界人士纷纷登台，抗议西方列强的暴行，痛斥北京政府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卖国行径，并分析了山东面临的危险处境，闻者无不动容。

　　大会进行期间，省立十中学生杨同照登台演说，慷慨陈词，言语激昂。他咬断手指，当场血书“赤心报国，身死志存”8个大字，台下万人群情激愤，会议达到高潮。到会学生和群众，多年生活在胶济铁路沿线，耳闻目睹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本来希望通过参加世界大战，收回中国主权。竟然听到中国外交失败，收回路权无望，许多人失声痛哭，会场充满了不可抑止的悲壮气氛。

　　这次大会，会场内有一个由爱国商人组成的特殊分队，每人举着一面用国产细棉白布书写的旗子。其中，就有北门里裕咸铺的老板李相东先生。李相东先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书写一笔好字。这天清晨，他将自己铺面里的白布撕下一段，工工整整写上“拒绝鲁案直接交涉，废除二十一条件”15个正楷大字，做成一面旗帜，带着这面旗帜参加大会。游行示威中，他不断摇动旗帜，高呼口号；会后，把旗帜插在店铺门前，以示抵制日货，并向死难者致哀。后来，李相东先生将这面旗帜小心珍藏起来，直到1962年，捐献给博物馆，以作“五四”运动的永久纪念。

　　法庆寺举行的声援大会，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专电，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成立了“青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起抵制日货活动。

　　会后，各界公推调查员20多人，到城厢各商号查禁日货。各校的学生则成群结队，到大街小巷示威游行、演说宣传。查禁日货的调查队到达“怡翰斋”洋货店铺时，该店正在销售日产瓷器。老板不听劝说，且蛮不讲理，激怒了学生，当场捣毁店铺，商号老板不得不低头认罪。

　　学生游行队伍到达日军控制的火车站，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军竟当场抓捕了十中学生马忠怀。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和全城人民。当天，各校学生结队冲进县衙门，打着白布大旗，静坐请愿，要求县知事同日本人交涉，立即释放爱国学生马忠怀。提出的口号是：不见马忠怀誓不回校。全城商界的爱国人士也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各店铺轮流给请愿的学生送水送饭，支援学生斗争。斗争夜以继日，持续了三天三夜。北洋军阀驻青州的第五师部队，出动一个营，对学生进行弹压。在城东门与游行学生相遇，学生们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对士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部队退回了营房。在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人不得不释放马忠怀，斗争取得胜利。

　　6月，青州的学生联合会组织宣传队，分别到邹平、桓台、临淄、博兴、寿光、潍县等地进行爱国宣传，协助当地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还派代表分别到北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进行联络，把青州的爱国运动融入全国运动的洪流。

　　八十九、王尽美、邓恩铭青州建党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呼唤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这次伟大的革命。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开始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20年秋冬，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时，王尽美、邓恩铭就到过青州，与魏嵋一家接触，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在益都蚕校任教的魏嵋及其次子魏复中、长女魏复丽，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作为“一大”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王尽美、邓恩铭又先后5次到青州，创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同时，青州的魏嵋在东圣水村开始组建党的组织。魏复中举办了“平民学校”，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922年赴广州参加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劳动大会。

　　1922年8月，青州籍印刷工人郝永太在济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共产党员王翔千来青州，在省立十中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5月，时任中共青岛特别支部书记的邓恩铭，来到青州省立第四师范。与学生王为铭研究《胶澳日报》的征文问题，并赠送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邓恩铭这次来青州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加快了青州的党、团建设步伐。5月29日，党的外围组织“青州平民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拥有会员27人。6月，省立四师发生学潮，与反动校长开展斗争。10月，王翔千介绍省立十中学生李殿龙加入青年团，后又有刘俊才等十几人加入，组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小组。

　　1924年4月，担任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的王尽美来到青州省立十中，向学生进行演讲，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指导学生成立了青年团青州支部。青年团青州支部，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州第一个基层组织，由刘俊才（刘子久）任干事长，并创办支部刊物《平民课》。同时，邓恩铭第二次来青州省立四师，发展王为铭为青年团员。

　　不久，广州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青州区党部成立。根据党中央的决议，青州青年团全体成员登记为国民党员，但保持组织和活动的独立性。刘俊才调中共济南地委工作，王元昌继任青年团支部书记。

　　12月下旬，王尽美第二次来青州，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接见国民党、青年团、学生会、商会的负责人，动员各界联合，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同时，指导青年团的部分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中共青州支部，杜华梓任支部书记。随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王尽美第三次来青州，组织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省立十中、四师的学生及各界人士参加，王为铭致悼词，会场悲壮肃穆，与会人员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1922年到1925年期间，党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数次来青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革命真理，创建了党的组织，革命火种开始燃烧，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九十、党组织的早期斗争

　　1926年10月，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商勤学任宣传部长，下辖城关、圣水、涝洼三个支部。同时成立共青团益都县执行委员会，王元盛任书记。

　　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爆发后，青州党组织选送吴振东、丁祝华、王元盛、冀三纲等多名同志到广州，参加农民讲习所的学习，聆听毛泽东、彭湃的报告，为大革命输送了骨干。北伐军攻克武昌，青州又有一批团员和青年赶赴武汉和广州，参加北伐军。

　　1927年4月，成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会员会，下辖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等县的党组织。青州的党、团组织成立后，积极领导各界人民反对军阀张宗昌的残暴统治，策应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7年4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陷入低潮。8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青州党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派出陈华亭（殿治）、王希增、曹金言、魏玉成等，到济南等地的军事院校学习，为开展武装斗争培养骨干。

　　1928年初，宋伯行被捕，惨遭杀害。杜华梓、商勤学先后叛变革命。青州的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埋葬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

　　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人来青州，与仅存的益都东朱鹿支部取得联系，建立益北特别支部，负责益都北部和寿光部分地区党员的工作，直属省委领导。益北特支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坚持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领导群众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罢工罢市。为争取群众，益北特支派人打入民众组织“红枪会”，取得领导权。益北特支及阳河村共产党员刘子科组织农民60余人，在臧台插上红旗，举行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寿光保安团残酷镇压。

　　同时，共产党继续在青州城区开展斗争。1929年8月，共产党员马适安从北京来到青州，在省立四师任教。期间，马适安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辅导学生阅读革命书籍，编辑印发进步刊物。还组织学生开展了揭露叛徒杜华梓丑恶嘴脸的斗争。

　　1930年12月，中共省立四师支部成立，马适安任支部书记。四师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进步学生中成立“左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外围组织。还派出党员到火柴厂及城郊村庄发动工农群众。1931年5月，四师支部为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组织200余名学生，举行飞行集会，呼喊口号，散发传单，聚众演讲，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国民党省党部密令益都县党部镇压四师共产党的支部，马适安等闻讯转移。不久，四师支部重新建立，牛玉昌任书记。

　　1931年夏天，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到益都整理党团组织，建立益都特别支部，段亦民任书记。此后，又相继建立省立十中等多处支部。

　　1932年5月，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成立，段亦民任书记，王经奎任组织部长，郑心亭任宣传部长，下辖12个党支部， 100多名党员。共青团、农民协会、“左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也迅速发展，青州的革命形势又进入高潮。

　　在大好形势下，青州党组织发动了震惊反动派的“益都暴动”。

　　九十一、“益都暴动”

　　发生于1932年8月18日的“益都暴动”，是青州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革命行动，是在白色恐怖下人民群众反抗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2年5、6月间，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到青州，传达省委的决定，部署发动武装暴动。张鸿礼批评了认为北方落后，不能发展红军的观点。他要求益都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一地或数地边沿地区首先胜利”，“扩大百万红军到抗日前线”的号召，尽快发动起义，组建工农红军。

　　当时，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认为条件不成熟，反对仓促行事。他说：我们作了些准备，但是还不够，无胜利把握；我们不能拿着鸡蛋碰石头，不能拿着人的生命开玩笑。但是张鸿礼听不进这些反对意见，强行撤销了段亦民的职务，另行任命王经奎为县委书记。并成立了暴动指挥部，由郑心亭任总指挥，冀虎臣任东乡指挥。

　　不久，张鸿礼又到青州，与郑心亭、王经奎等研究暴动的具体计划。研究决定，暴动于8月18日7时在郑母和城区同时发动，城区的革命力量负责占领县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郑母的同志负责解除民团武装，占领区公所，建立地方苏维埃。同时建立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

　　8月18日凌晨，郑母按时发动暴动。郑母、崇家庄、吉林、山前李、宫家庄等十几个村的近百名党员和群众参加了暴动队伍。吉林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光率3名党员直奔郑母区的民团三分队，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陈华亭里应外合，解除民团的武装，收缴11支钢枪，1支手枪，随即带领暴动群众赶赴区公所。

　　与此同时，冀虎臣带领农民武装进入区公所，与区长助理贾希尧商谈解除国民党武装问题。不料贾希尧突然变卦反悔，不愿配合暴动。冀虎臣当机立断，开枪打死贾希尧和民团分队长张官云，同院内团丁30余人展开搏斗。

　　但是，暴动的农民武装枪支很少，只有大刀长矛，加之缺乏军事素养，最终寡不敌众，暴动失败。冀虎臣等越墙突围，撤出战斗。又集合被打散的人员30余人，拉到弥河一带，准备与城区暴动队伍会合。但此时，城区因准备不充分，暴动没有如期发动。

　　冀虎臣难以与城区党组织联系，只好下令队伍分散转移，自己只身去青岛暂避。为了取得同党组织的联系，冀虎臣历尽艰难，辗转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1936年2月，冀虎臣在察哈尔省永宁城组织抗日武装，被伪满骑兵包围，激战一夜，壮烈牺牲。

　　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得知郑母暴动后，亲自带民团和军警数百人，对郑母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清剿。先后被捕的起义群众及其家属30余人，许多无辜者也被牵连进去。吉林村有位教书先生名冀有才，国民党军警为冒名领赏，硬说他就是冀虎臣，结果被押到济南杀害。

　　同时，国民党在城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段亦民、耿贞元、郑心亭等20多名党团员和互济会成员被捕。经杨九五审讯后，共有27名被捕党员和群众被押送济南，其中近20人被杀害。青州的党组织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

　　插图 上海《申报》对“益都暴动”的报道

　　“益都暴动”是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盲动行为，但它表现出了青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暴动失败后，他们没有被吓倒，前赴后继，继续斗争。

　　九十二、革命先驱魏嵋一家

　　中国共产党在青州的早期活动中，在东圣水村发展了第一个农民党员魏复中，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其原因，就是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一位革命先驱——魏嵋先生。

　　魏嵋，字蜀峰，1852年出生于一个绅士家庭，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且精通外文，23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

　　魏嵋深受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他反对缠足陋习，说服女儿和儿媳带头放脚，被誉为“魏门新风”。他目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给青州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和反抗压迫思想。1875年，青州遭受风灾，农民歉收，而地方官府依然强征暴敛，闹得民不聊生。魏嵋同情农民，发起了著名的青州抗粮抗捐运动。为此，他被革去功名，投进监狱。这些磨难，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03年，魏嵋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四子魏子庄一起参加兴中会。1905年，又加入孙中山亲自缔造的同盟会。当时，魏嵋在青州桑蚕学堂任教，他利用讲坛宣传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向学生和民众灌输进步思想。1911年9月，为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号召，年已六旬的魏嵋亲自带领儿子魏子庄和当地同盟会员，转途青岛，赶到上海，参加“淮泗讨虏军”。

　　“淮泗讨虏军”配合武昌起义部队，从上海出发到安徽凤阳，同广东、浙江的友军一起北伐，对清兵展开攻击。四个多月的时间，魏嵋父子转战淮河南北，经过固镇、宿州、萧县、徐州、夹沟等多次战斗，大量消灭了敌军，在徐州打垮了清军将领张勋部。

　　对这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事，魏嵋先生留有《实行革命事迹》一文，真实记录了战事的激烈和战争的艰苦。文中记载：固镇之战，“将敌人火车打碎三辆，敌人死不胜计”；宿州之战，“敌人大炮隆隆，有空中开花弹、落地开花弹，机关枪、机关炮、步枪、马枪一齐开火，子弹之密不啻急雨”；夹沟之战，“清兵知我接应兵到，遂退出夹沟”，“清兵方至沟口，正遇我先锋接应队，我先锋队从旁击之，死者不计其数”。

　　辛亥革命的成果最后被袁世凯窃取，魏嵋极为愤慨。1916年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魏嵋、魏子庄父子又参加了讨袁斗争。魏子庄在周村、潍县参加讨袁行动，魏嵋在家乡招募兵员，仅东圣水村就有40余人参加讨袁队伍。为此，魏嵋被益都知事抓去，软禁了40多天。直到袁世凯倒台，才脱险出狱。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依旧，人民苦难依旧，魏嵋也陷入苦闷之中。这时，在外读书的子孙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中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比旧民主主义革命彻底，从而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把救国拯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20年，魏嵋和他的次子魏复中、长女魏复丽，与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随后在东圣水村成立了山东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魏嵋热情支持子孙参加革命组织，全家为此也作出了巨大牺牲。1924年到1926年，他的5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孙女婿宋伯行是中共益都县委首任书记。他自己也积极要求入党，但组织考虑他73岁高龄，劝他留在党外，便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魏嵋的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他家举行，如1925年10月、1927年5月、7月，中共山东省委有三次重要会议，都是在魏家召开的。食宿等各种费用，都由魏家承担。魏嵋倾力资助革命，将家中土地出卖了大半，即便家境衰落下来，仍不遗余力支持革命。

　　1927年以后，青州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魏嵋先生的次子魏复中、孙女婿宋伯行先后牺牲，这对老人是沉重的打击。但他相信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仍然坚定不移地教育子孙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1929年，77岁高龄的魏嵋先生离开人世，走完了光荣革命的一生。

　　九十三、青州巨富宋氏父子

　　近代青州，领西方文明之先声，民族资本主义较早萌芽，涌现了许多兴办公司、建工厂的实业家。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宋传典及其儿子宋棐卿。

　　宋传典，原名宋华忠，字徽五，青州市五里镇宋旺庄人。他幼年家境贫寒，跟随父亲卖柴草为生，常无粮断炊。母亲因上树摘树叶充饥，坠地身亡。英国传教士库寿宁建广德书院，宋华忠随父亲到广德书院当佣工，受库寿宁资助，在书院读书，并改名传典，取“传播耶稣经典”之意。宋传典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结业后留校任教。

　　1900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库尔德策划，宋传典等人筹资，在城里设立栏杆房，学习西方技艺，开始花边生产。1908年，开办“宋传典公司”，独立经营，直接与英国商人交易。宋传典把花边生产放到广大农村，传授技艺、发放原料和进行销售，盈利很大。花边生产不断扩大，销路从英国、意大利逐步扩大到整个西欧和南美地区。宋传典除经营花边外，还经营棉花、花生、核桃等土产品的出口和自行车、呢绒、棉布等工业品的进口。后来，又打开美国市场，从事发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1919年，宋传典在南门里购地25亩，成立“德昌花边社”。建楼房两幢85间，平房100余间，购民宅13处，作为生产车间。当时在厂工人达2300人，并在临朐、昌乐、寿光、即墨、潍县、青岛、烟台、河北安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组织广大农村妇女从事花边、发网生产，号称10万织花女。德昌公司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从未发生过退货现象，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享有盛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宋传典趁机增设“德昌缫丝厂”，创办“德昌肥皂公司”、“德茂棉花栈”等。至1920年，宋传典的资本超过百万元，成为青州首富，也是山东为数不多的巨富之一。

　　宋传典对青州的最大贡献，就是使花边、发网产品成为青州地方知名品牌。“青州府花边”，一直是青州的传统出口产品，被称为“抽纱之王”。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

　　宋传典巨富后，开始谋求政治利益。1923年，他耗资28万元，靠行贿手段当上山东第三届议会议长，任职6年。任职期间，他操纵地方军阀和行政官员，凭借外商势力，扩大商业运营。又插手运输等多个行业，还在济南创办“德昌洋行”，逃避税收，摄取高额利润。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军进驻山东，宋传典以“附逆”罪被通缉，逃往上海。1930年病死。他死后，其长子宋棐卿继承了他的事业。

　　宋棐卿，名显忱，字棐卿。他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中国的毛纺织业，取得显著效益。

　　宋棐卿幼年在青州读书，18岁时离开青州考入齐鲁大学，后转燕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学习企业管理。1925年回国，在济南德昌洋行设毛纺部。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草帽辫，兼进口汽车、呢绒等。

　　1932年，宋棐卿组建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经理。他从美国进口全套设备，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生产羝羊(谐抵制洋货之“抵洋”)牌毛线，产品畅销。一年时间，公司资本已扩大到50万元，年产毛线75万磅，年营业额150万元。1934年，他聘请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任公司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还创办《方舟月刊》，大量介绍手织毛衣的技术和各种图案，以利开拓毛线市场。

　　不久，宋棐卿的东亚公司兼并天津祥和毛织厂，除“羝羊牌”外，还生产有“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品牌，畅销全国，名噪一时。1936年7月，宋棐卿又在旧英租界建成一座新厂，生产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数年间，宋棐卿成了华北著名的毛纺织工业资本家。

　　解放后，宋棐卿曾任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病逝。

　　九十四、教育家赵太侔

　　赵太侔，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青州城东关青龙街人。解放前两次任山东大学校长，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近20年。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

　　赵太侔在青州读书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成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赵太侔参加革命，在山东军政府担任科员。不久，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回国后，应聘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兼戏剧系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主讲戏剧课。

　　1926年，热心革命的赵太侔毅然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担任中央学术院学务委员和国民党青年部秘书。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了收复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活动。1928年，赵太侔回山东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兼任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省立实验剧院存在时间仅一年，经费很少，办学条件简陋。赵太侔熟悉戏剧工作，热心学校教育，他克服重重困难，使实验剧院取得显著成绩。李云鹤（即江青）也是这个剧院的学员，在校学习一年，参加戏剧演出，曾得到赵太侔的表扬。

　　1930年9月21日，新组建的青岛大学开学，赵太侔出任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由于他突出的教学成就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誉。一年后，便出任教务长职务。

　　这时，生活没有着落的李云鹤赶到青岛，投奔赵太侔。赵太侔对这位时髦女性并没有多少好感，既未安置工作，也未招为学生。李云鹤走投无路，失声痛哭。赵太侔只好在学校宿舍让其暂住。李云鹤找到赵太侔家，恳求他的妻子俞珊帮忙，最后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

　　不久，李云鹤与赵太侔的内弟、共产党员俞启威相识，很快同居，并在俞启威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俞启威被捕入狱，李云鹤离开青岛到上海。由于赵太侔一家与李云鹤的这段交往，在后来的“文革”中，赵太侔吃尽了苦头。

　　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赵太侔认真履行校长职责，精心办学，调整院系，扩大规模，广开生员，召纳贤才，很快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

　　赵太侔熟悉教育规律，把师资水平看作办学的第一要务。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荟萃咸集。如著名文学家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著名剧作家洪深、吴伯箫、田汉，著名历史学家王淦昌、游国恩，以及其他著名学者李达、丁西林、童第周等，都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或任职。

　　1936年，为抗议韩复榘镇压爱国学生运动，赵太侔愤然辞去校长职务，到北平任艺术专业学校校长。抗战爆发，学校内迁。赵太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师生边转移、边教学、边宣传抗日。到重庆后，赵太侔曾经担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做着不懈的努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复令赵太侔为山东大学校长。当时，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占据着校址，拒不交还，教育经费不足，而币值又狂跌不止，学校左支右绌，极度艰难。赵太侔忠于职守，竭诚殚虑，聘请老舍、丁西林、童第周、李士伟等著名学者协力相助，在艰苦的条件下，学校规模扩大，成立了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并进行了多种项目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赵太侔的办学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众口赞誉。

　　1948年9月，济南解放，青岛成了孤城。国民党密议山东大学南迁，赵太侔坚决拒绝。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决定弃守青岛，逼迫赵太侔一同乘军舰南逃。赵太侔机智地躲进医院，逃过国民党的纠缠。

　　建国后，赵太侔继续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并当选为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文革”中，受到江青及其同伙的恶意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

　　九十五、祁锡堉与祁天民

　　有一个青州人，在地理学领域享誉中外，被远隔重洋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祁锡堉。

　　祁锡堉，字蕴朴，青州满族镶黄旗人。其先祖伊峰额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曾带兵到镇江，抗敌有功，由协领擢升为成都驻防将军。祁锡堉堉 就是他的四世孙。堂弟祁锡堉堉璋曾任登封县知县，退休后为青州社会名流，因坚定抗日被日寇杀害。

　　在这样一个家族背景的熏陶下，祁锡堉自幼志向远大，读书勤奋。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先是寄居本族人家上私塾，夜间无钱买灯油，常藉香头微光苦读，造成严重近视。后考入旗城海岱书院，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济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在济南第一师范任教。

　　祁锡堉一生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尤其对历史地理有深入的研究。且精通英语和日文。一生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著有《中华大地理志》、《中国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国防地理》、《新编初级中学地理教本》、《山东乡土教材》等专著和《中国的灌溉文化》、《山东地理概要》、《抗战的新局面》等论文。

　　祁锡堉不但知识渊博，且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任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许多接受其教育的学生成为国内国外的知名学者。他还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反抗外敌侵略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参与了各种抗议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祁锡堉虽然精通日语，但坚决不为日本人所用，携全家撤退到重庆，继续在重庆南渝中学教书。1938年，因操劳过度，病逝于重庆，享年60岁。

　　祁锡堉一生渴求知识，嗜书如命，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临终前嘱言，将所藏书籍和资料奉献给国家和人民。解放后，他的妻子郝霭如遵照丈夫嘱托，将藏书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

　　祁锡堉曾约集在济南师范任教的同事7人，在东门外自建住宅，名曰“七家村”。因祁锡堉是首倡者，故又名祁家村。这7家书香门第，人才辈出，成为学识传家的教育之村。祁锡堉的妻子郝霭如，端庄贤淑，生育四男二女，均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较高，各自在文教、科技、金融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尤其是祁锡堉的长子祁延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祁延霈，字沛苍，后改名天民。1910年生，自幼秉承博学家教，立志报国。1929年慕中国地理学家翁文灏之名，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地质专业。曾测绘北京近郊“八大处”、“斋堂”、“百花山”三幅地质图。1933年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参加殷墟第9至13次发掘工作，调查青州苏埠屯、日照等地的古代遗址。并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发表《帕米尔史地考》、《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西康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等许多论文。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祁延霈毅然北上，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年底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调新疆工作。当时，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赶往集结地，为到新疆工作的祁天民等40多位同志送行。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为表达自己“永作天山之民”的志向，祁延霈改名“天民”。

　　在新疆，祁天民分配到新疆学院任秘书兼教育系主任。除了担负教学和教务工作外，他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激发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抗日热情，组织抗日募捐等活动。这些革命活动触怒了国民党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祁天民受到排挤和打击，被调离乌鲁木齐，到偏远的哈密专区任教育局长。

　　1939年12月，祁天民劳累过度，患伤寒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9岁。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天山永孝，正气长存”八个大字，以彰显这位共产党员的气节。

　　1946年8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追认陈潭秋、毛泽民、祁天民等9位同志为“新疆死难九烈士”。解放后，经中央同意，祁天民被党史研究会列为全国500名立传人物之一。烈士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新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九十六、军阀青州混战

　　从袁世凯倒台，到建立人民政权，青州先后受到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土匪横行，群凶逞恶，给青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25年，山东督军郑士琦去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派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出任山东督军。张宗昌统治山东，大肆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除正税、附税、附捐外，还有军事、剿匪、“讨赤”、河工、赈济等特捐，总额是民国元年的10倍。为开征税源，还命令农民种植罂粟。青州一带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农民饥寒交迫，纷纷反抗。

　　张宗昌为扩充实力，对抗南京政府的北伐，组建直鲁联军，大肆收编各种杂牌部队。青州的满族驻防旗城兵士接受改编，成立旗兵团，副都统吴延年任团长，共有1200余人。

　　1928年春天，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军至鲁南，张宗昌命令旗兵团赴前线作战。吴延年派出两个营的兵力，与北伐军一战即溃，官兵大部逃回。4月，张宗昌离开济南，北逃。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济南。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向北扩展，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开炮，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随后，日军占领济南，并向蒋介石提出，胶济铁路沿线3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政人员。蒋介石妥协退让，山东省政府迁到泰安。国民党益都县长李郁庭，也率县政府迁往弥河闵家庄。县警备队长刘振标、旗兵团长吴延年投靠日本人。日本侵略者在县城成立维持会，田义亭任会长。

　　县政府撤离青州城后，城内分别为三伙部队控制：吴延年的旗兵团占据北城，并有部分人员驻扎在城区西皇城；刘振标的警备队占据城区北部，队部设在县府大堂；东门里驻有以薛德周为首的民团，团部在天齐庙（今二中校址）。三股势力展开疯狂的争战，青州古城成为群凶恶战的战场，酿成有名的“南北城之战”。

　　吴延年有日本人撑腰，野心勃勃，想独霸青州。便与薛德周的民团联合，企图一举消灭警备队。刘振标感到警备队势单力薄，便先发制人，设下埋伏，将外出返回的民团首领薛德周等人打死。随后，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把潜伏在青州驼山一带的临朐土匪窦宝璋一伙接入城内，联合向东门里民团展开攻击。民团人多枪少，缺乏训练，实为乌合之众，经一夜激战，民团被击溃，退出青州城。

　　土匪窦宝璋进入青州城后，便反客为主，自封为益（都）临（朐）保安司令，把青州城看作是自己的天下。他招纳流窜山区的大小匪股入城，短短的几十天，就组建了8个团，实有兵力近2000人。这些土匪在城内到处绑架抢劫，强奸民女，闹得乌烟瘴气。居民苦不堪言，纷纷逃离城外，以避匪祸。

　　北城旗兵团的吴延年，见窦宝璋势力日渐壮大，十分惊惶。便联合寿光的失意军阀朱潘藻、诸城的“飞虎将”张来有等部，聚集北城，伺机消灭窦宝璋。

　　1929年初，旧历年前夕，朱潘藻、吴延年、张来有等组织力量，兵分三路，在青州城的北门、西门、东门向窦宝璋发起全面进攻。

　　朱潘藻曾任济南城防司令，所带300余人有一定战斗力。他负责主攻北门，沿北关大街向南打。土匪窦宝璋亲率土匪骨干拼死抵抗，展开激烈的巷战。朱潘藻部攻至北门万年桥，但也伤亡严重。窦宝璋退守城内，坚闭城门，居高临下，与朱潘藻相持。

　　这时，进攻东门的张来有“飞虎军”进攻失利。被城内窦宝璋部队反击，狼狈逃窜，不知去向。攻打西门的旗兵团出师不利，重机枪哑火，迫击炮自爆，进攻受挫，兵败退回北城。朱潘藻得知两翼失利，被迫撤退。窦宝璋部从北、东、西三门出击，夹攻朱潘藻，并趁机劫掠北门大街店铺。

　　朱潘藻兵败，率领残部逃回寿光。吴延年退回北城，外有窦宝璋的威胁，内有部下的不满，只好收拾细软，携带家眷，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青岛。窦宝璋趁机进攻北城，将旗兵团所有枪械全部缴获。整个青州城遂为窦宝璋占据。窦宝璋部队系惯匪组成，多为亡命之徒，加之连打胜仗，更加无法无天，青州人民饱受蹂躏之苦。经此战乱兵祸，城区人口锐减。

　　1929年5月，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来青州收编窦宝璋。窦宝璋所提条件太高，收编未成。国民革命军46师25团进驻青州，窦宝璋等分散逃窜，继续在山区为匪。县政府从闵家庄迁回城里，青州遂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九十七、国民党的统治

　　1930年，爆发蒋、冯、阎大战。青州成为新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大战开始，蒋介石委派韩复渠负责山东防务。

　　6月，晋军阎锡山部进攻山东，韩复渠退守淄河以东，驻军青州，与阎锡山的代表商谈议和。议和未成，两军在淄河交战，韩复渠抵抗不住，东撤，晋军进驻青州城。不久，韩复渠反攻，交战于弥河闵家庄。晋军战败退走。蒋、冯、阎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任命郭肇阳为益都县长。

　　国民党基层政权与北洋军阀不同，它废除乡约，在益都全县设立10个区；区下辖乡镇，设乡镇公所，置正副乡镇长；乡镇辖村，设村长；5户为邻，25户为闾，置邻长、闾长。1935年益都全县共有48镇48乡。

　　1931年10月，杨九五被韩复渠任命为益都县长。杨九五，又名杨福林，河北迁安人，担任益都县长达7年之久。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曾率领军队“清剿”共产党领导的“益都暴动”，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积极组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训练警备队、民团等反动武装，大力搜括民财，为国民党统治服务，被国民党政府表彰为“模范县长”。

　　杨九五以暴力手段实行残暴统治。他上任之初，手提一条藤杖，带领一名护卫，常在街上闲逛。如遇上打架斗殴的，不管青红皂白，每人先打两藤杖。他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我辖区内不准打架！”市民敢怒不敢言，但也不敢在街上斗殴了。

　　当时，青州境内豪强争霸，盗贼四起。土匪头子窦宝璋、刘黑七、衣来好等，继续为非作歹，骚扰百姓。杨九五曾亲自带警备队到王坟剿匪，不料中了土匪埋伏，差点丧命。从此，杨九五对土匪恨之入骨，大开杀戒，凡是沾上土匪边的，一律杀掉，就是对为土匪看过病的医生也不留情。

　　旧社会，吸食大烟毒品是社会痼疾。杨九五采取严苛手段，大力惩治吸毒。他贴出告示，规定：吸毒一次，盖火印警告；吸食两次，再次警告；如吸食三次，不管什么理由，一律拉到河滩执行枪决。

　　杨九五杀人，从不请示报告，仅枪决吸毒人员就达1000多人。爱国将领冯玉祥来青州时，曾劝告：“杀人要慎重，不能草菅人命！”杨九五却说：“矫枉必须过正，锄草时免不了铲棵苗子。”依然我行我素。

　　抗战爆发，日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不战而退，山东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为日军占领。1938年1月，侵华日军进入青州。杨九五执行韩复渠的命令，一枪未放，弃城而逃。到沂水，把队伍解散，自己逃命去了。解放后，杨九五在天津被逮捕，判无期徒刑。

　　日寇占领山东后，国民党省政府在主席沈鸿烈率领下避驻沂水一带。此时，杜华梓为国民党益都县长。杜华梓，青州涝洼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叛变。他带领国民党一班人马，先在青州北部活动，难以立足，转移到青州南部。但他们只会搜刮民财，见到日寇望风而逃。所以当时有民谣说：“杜华梓吃卷子（馒头），见了鬼子倒埝子；李人凤吃煎饼，见了鬼子杀干净！”李人凤，临淄人，共产党员，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副司令员。这首民谣形象地展现了国民党假抗日、共产党真救国的历史事实。

　　杜华梓在青州仍然无法立足，带领几十个人和一些枪支逃到临朐。结果，被另一支国民党武装张品三部包围缴械。杜华梓到沈鸿烈处告状，最后，不了了之。

　　1939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命吴芳亭为益都县长。吴芳亭，临朐人，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临朐县督导团团长。他接任益都县长后，收编黄楼的地方武装陈有诰部，进入益都县东南境，“推行县政”，不断制造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磨擦”。后与陈有诰发生冲突，吴芳亭的“县政府”迁到西南山区活动。

　　1942年4月，吴芳亭去职，由国民党保安十五团团长张品三接任益都县长，仍然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党张景月部占据寿光，所属的徐振中顽固派，也不断在青州北部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徐振中，原名徐成安，朱良村人，国民党中统特务。1938年年底，拉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经共产党员彭飞的积极工作，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一营，徐振中任营长。后受张景月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投靠国民党。并与日寇勾结，在朱良臧台修筑据点，对抗八路军。

　　1940年10月，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部讨徐，一举全歼，仅徐振中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此后，徐振中继续流窜青州北部，收容各种散兵游勇，抓丁扩军，造枪造炮，又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他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疯狂屠杀抗日军民，制造了东朱鹿等地的一系列惨案，杀害干部群众两千多人。

　　抗战胜利后，徐振中先后任国民党36师副师长、警备四旅少将旅长兼临淄县长，继续派部队和还乡团骚扰益寿县群众，杀人抓丁，反攻倒算。在“济南战役”中，徐振中被生俘，被益寿县人民政府处决。

　　经过8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最终胜利。国民党益都县长赵子贞进入青州城，与日伪合流，但随即被八路军赶出城。1946年7月，国民党第八军占领青州城，青州北城满族人关国启任国民党县长，不到半年，即被我军驱逐出城。1947年8月，国民党第九军又一次占领青州城，其20集团军少将处长关裕祥兼任益都县长。到1948年3月，解放军再次解放青州城，青州人民彻底摆脱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

　　九十八、抗日烽火的燃烧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靠近日本的山东地区首当其冲。包括青州在内的山东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胶济铁路。10月，益都火车站被日本军队侵占。日本利用铁路之便，在车站驻扎军队，开设洋行，贩卖毒品、枪支、弹药，对青州进行经济掠夺，激起青州人民的强烈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太平洋会议”协议，中国军警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军队从益都车站撤走。“青州平民学会”发动近千名学生提灯游行，庆祝胜利。

　　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青州党团支部于6月12日组织全城学生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派出代表，到寿光、广饶等10县进行联络，联合罢课，还发动捐钱捐物，支援上海、青岛的工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率10万军队，不战而逃。日军沿胶济铁路东犯，侵占青州，派500名日寇驻守益都火车站。国民党县长杨九五弃城南逃，青州沦为日寇铁蹄之下。

　　日寇在青州疯狂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寇400多人侵扰朱良等地，在廉颇村杀害村民15人。120多名日伪军在王坟一带“扫荡”，烧毁田庄和金家楼村，残杀无辜村民56人，制造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不久，日军两次“扫荡”朱良、段村等村庄，屠杀村民20余人。

　　日本侵略军对青州实行殖民统治，成立“青州道道尹公署”，汉奸方永昌任“道尹”。成立“益都县公署”，丁逊斋任“知县”。又先后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朱良、口埠、郑母、赤涧、大尹等村镇设立据点，建立“爱护村”，发“良民证”，成立“新民会”，进行奴化宣传。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对西药、火油等物资实行配给，对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青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山东，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一起，先后开辟了鲁中、胶东、清河等根据地。

　　国共合作后，经过党的努力营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员胡维鲁、彭瑞林、李世光、李云鹤等获释，先后来青州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成立，李云鹤任书记，彭瑞林任组织部长，胡维鲁任宣传部长。在恢复党组织的同时，全力组织抗日武装。

　　中共益都县委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教育、争取国民党地方势力支持抗战，相继在青州北部组成两支抗日武装，分别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十二中队和十七中队。4月，益都、临朐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300余人会合，在东朱鹿村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李云鹤任司令员，胡维鲁任政委。后整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

　　在青州西南山区，1938年8月，打入国民党顽军翟汝鐗部的共产党员冯毅之、孙同山，击毙敌副司令，拉出5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冯毅之任营长。

　　从此，党组织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部平原和西南山区两片抗日根据地。

　　九十九、两大抗日根据地

　　北部平原抗日根据地，又称益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朱良、何官、高柳等地以及周边的部分地区，与广饶、寿光、临淄等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是共产党领导的清河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州城被日军占领后，中共益都县委迁往东朱鹿村，着力发展抗日武装。八路军三支队十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敌顽开展军事斗争。1939年3月，大规模破袭益都至金岭镇之间的铁路，一夜之间，炸毁日军军车三列，拆走大量铁轨，使日军铁路运输陷入瘫痪。

　　1939年10月，成立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马巨涛、韩洪甫先后任书记，隶属清河地委。同时成立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杜振东任主任。建立四边县抗日武装六大队，李有典任大队长。这样，四边县形成了党政军群配套的根据地，下辖8个区委，7个区公所。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副司令员王建安到益北根据地视察工作，给四边县建设很高的评价。

　　1940年4月，四边县委改为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益北行署，李有典、赵治安先后任主任。关辖青州北部4个区和寿光五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益北抗日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亦称益都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以著名的抗日堡垒长秋村为中心的西南广袤的山区，隶属共产党领导的鲁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冯毅之组建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后，根据地开始形成。10月，成立中共益南工委，随后，改为益都县委，陈锡德任书记，隶属鲁沂地委。组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冯毅之任县长，同时成立益都县参议会，冯旭臣任参议长。到1940年，益都县委下辖5个区委，3个区公所，同时先后建立益都县大队、第二游击队、第二县大队等地方武装。

　　1940年10月，为开辟青州东部郑母、黄楼等地的抗日斗争局面，益都县委组建益东行署，领导地下党组织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斗争。

　　两大根据地建立后，抗战形势呈现为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共产党和八路军既要同强大的日军、伪军作战，还要对付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军队顽固派，以及形形色色打着抗日旗号的散兵游勇、民团土匪等。在西南山区，主要有国民党军队秦启荣、吴化文部；北部平原，主要是国民党保安十五旅张景月部。对国民党军队，我党积极做工作，晓之以理，谕之以义，坚持联合抗日。但对坚持反共的顽固派制造的骚扰磨擦，则坚决予以回击。对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则尽量争取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1940年5月，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对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进犯。冯毅之指挥根据地军民，在长秋村两次击溃日军，打死日军小队长小林，日伪军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弹药若干，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同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公开投靠张景月。暗中与日伪军勾结，在臧台大修据点，与人民为敌。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亲率部队，在益寿县六大队配合下，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徐振中部300多人，给予顽军极大打击。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日伪军疯狂推行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内容的“大扫荡”，调集重兵，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进攻、夹击和封锁根据地。根据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日渐缩小，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

　　1941年10月，1000余名日伪军进犯山区根据地长秋村一带，冯毅之带领抗日军民顺利突围，但根据地许多村庄被敌人“蚕食”。

　　1942年7月1日，日伪军5000余人再次对北部平原根据地四边县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根据地大部沦入敌手。

　　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两大根据地的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党内认真进行了以整风学习为重点的思想整顿，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对敌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在被蚕食的地区村庄，有效地展开了对敌瓦解分化工作，普遍建立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游击战略，组建武工队，以灵活出击、频繁袭敌的战术，不断给予敌人突然打击，使敌占区变成了游击区。

　　1943年7月，为开辟青州城区的地下斗争，建立中共青州工委，陈锡德任书记。10月，建立中共淄河县委。

　　经过艰苦斗争，使抗战形势逐步向有利于我方转化。1943年夏天，四边县根据地军民配合清河军区发起夏季攻势，取得重大胜利，北部平原四边县根据地大部收复。

　　1944年3月，鲁中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国民党顽军吴化文部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迅速收复。

　　到1944年11月，两大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拔掉，青州地区的抗日形势迎来了彻底胜利的曙光。

　　一○○、三次解放青州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青州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

　　青州，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前后三次解放青州城，终于使美丽的青州最终掌握在青州人民自己手中。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抗日武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保卫胜利成果，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8月，鲁中军区部队解放临朐县城之后，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率领鲁中军区12团、山东军区独立1旅在青州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青州城的战役。

　　此前，独立1旅在王道旅长率领下，已经围歼了益都火车站的守敌，并沿铁路东西扩展，切断了敌军东逃退路。益都县的地方部队也攻占了云门山，占据了城西北的镇青门，防止敌军向西逃窜。敌军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同时，益都县委敌工部也将敌军在城内的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解放青州的战役开始前，孙继先司令员按照情报，对兵力进行了周密部署：12团1、3营担任主攻，2营担任佯攻，选择城东南角为主攻突破点。

　　21日晚8时，战斗打响。12团3营8连首先登上城墙，打掉敌军的指挥中心“魁星楼”（东南角楼）。随即各路攻城部队相继攻进城内，经过半夜激战，一举解放青州城。共歼敌2000余人，活捉保安大队长王葆团，缴获炮2门，轻重机枪20多挺，长短枪2000余支，还有大批的弹药、车辆、战马、粮食、布匹等。青州城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青州城后，设立青州市，辖城里、东关、北关三个区。陈锡德任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冯毅之任市长。与此同时，随同攻城部队一起行动的益都县委也迁入城内。新成立的的青州市政府宣布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产和敌产，同时采取措施，发放贷款，发展生产，救济贫民，加强治安，青州城一片欢欣景象。

　　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9月9日，趁我军主力离开之际，与敌伪合流，一度窜入青州城。我鲁中部队反击，很快把敌军赶走。军区独立1旅改编为第10团，驻守青州城。11月24日，10团攻打普通车站，歼灭拒不缴械的日军，毙敌10余人。驻益都车站的日军闻风丧胆，撤离到张店。

　　至此，青州地区全境在人民军队的控制之下。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商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组织变工组和副业合作社，恢复发展生产。

　　1946年1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从九江用美国军舰海运其精锐部队第8军到青岛。然后沿胶济铁路西犯，抢占青州谭坊、巨弥一带。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和谈破裂。驻山东的国民党第8军、第73军、第96军，大举进攻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区。7月，国民党第8军侵占青州城，并向我鲁中军区部队驻守的云门山发起攻击。

　　国民党第8军精锐部队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坚守云门山的6连1排猛烈进攻。指战员英勇反击，激战一天，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寡不敌众，云门山失守，全排牺牲20余人。云门山上的庙宇、古迹也毁于炮火。国民党军队为防守云门山，将山上的古树、大树全部伐掉，自然风景遭受严重破坏。

　　国民党重新占领青州城后，恢复反动的益都县政府，关国启任县长。他支持城乡恶霸地主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

　　同时，国民党部队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国民党第8军配合徐振中部，一度占据益北解放区，并建立保甲政权，残害人民。解放区人民奋起反击，将其赶走。国民党独立10师一个营，北犯解放区。在城北十八里屯村，被益寿县独立营击溃。

　　1947年1月，我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大捷，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解放军于2月24日乘胜光复青州城，青州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益都县和益寿县民主政府慰问再次解放的地方干部和烈军属，救济贫困农民，开展诉苦活动，发动群众，反奸防特，保卫麦收。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发起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青州人民出担架、小车夫，妇女加工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解放军。陈毅、粟裕在青州境内指挥战役，与青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意。

　　因天降大雨，弥河水暴涨，解放军在临朐战役中受挫。陈毅、粟裕率华野主力转移，离开青州。8月5日，国民党第9军占领青州城。青州500多名地方干部、烈军属和革命群众转移到黄河以北。国民党益都县长关裕祥等人，组成“特种汇报会”，收集情报，组织“还乡团”，血腥镇压屠杀人民群众。

　　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和武工队，严厉打击效忠敌人、猖狂反共、残害群众的敌还乡团和保甲长。9月，鲁中军区5团在王坟郭庄俘获“还乡团”分子60余人。县独立营毙伤“还乡团”40余人，缴获枪支10余支。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群众。

　　1948年初，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3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胶济铁路西段春季攻势，一举攻克张店、周村等15座城市，乘胜向潍县推进。驻青州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仓惶逃往昌乐、潍县。鲁中军区配合主力，收复青州城。青州获得第三次解放，从此，青州全境最终永久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益都县委、县政府随即进城，成立青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张福堂、黄林任正、副主任。县委机关进城后，张贴“安民告示”，拆除城内工事，颁布税收政策，稳定工商业人士的思想。同时，组织地方武装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土匪、特务，建立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扶助农民恢复发展生产。8月，青州市重新成立，归华东局领导，陈光任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冯毅之任市长。中共益都县委及其机关迁往五里堡村。

　　一○一、华东局在青州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内战阴谋，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山东八路军主力跨海赴东北，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华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巩固山东根据地。与此相适应，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1945年10月初到11月底，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70000余人和地方干部4000余人奔赴东北。随后，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原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北移进入山东。同年12月，中共华东中央局(简称华东局)在山东临沂正式成立，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华东局机关开始驻临沂，1947年转移到诸城、五莲一带。

　　华东局成立后，原来属于山东分局的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5个区党委，直接由华东局领导。同时，积极领导和组织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先后取得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重大胜利。

　　19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发起临朐战役，攻打国民党精锐部队第8军。陈毅、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就设在青州市弥河镇境内，并紧靠临朐的清凉山设指挥观察所。据当地百姓说，陈毅曾居住在闵家庄一幢青砖小瓦的二层小楼里。当时，华野的炮兵阵地也设在弥河镇闵家村西的柳树林，陈毅担心敌人报复回击，村庄遭殃，就指令转移炮兵阵地，保护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陈毅同志关系群众，一切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的优良作风，给闵家庄乡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临朐战役虽然取得消灭敌军一个团的胜利，但时遇大雨，河水暴涨，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8月4号，陈毅、粟裕等从临朐前线撤出，到达青州城东的陈家庄。在这里，陈毅、粟裕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总结了没有打好临朐战役的教训。随后，华野指挥部经临淄、索镇到达郭店，渡过黄河，开始新的斗争。不久，陈毅到中央参加工作会议。1948年5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大局的需要，陈毅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与邓小平并肩指挥淮海战役。

　　1948年3月，青州城最终解放，华东局机关和饶漱石、张云逸、许世友、曾山等领导人进驻青州。同时进驻的还有华东军区机关。当时，新成立的青州市和益都县都直接归属华东局领导。

　　华东局机关驻青州城南闵家庄。闵家庄离城15公里，东濒碧水荡漾的弥河，西望连绵不断的山岭，有几百户人家，街道整洁，绿树成荫，瓦房连片，楼房数座，四周还有三合土的围墙。这个村庄在当地小有名气，村中闵姓是古代圣贤闵子蹇的后裔。1928年，日军占领青州火车站时，国民党县政府曾驻此地，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韩复渠与阎锡山的军队也曾在此摆开阵势，展开激战。

　　华东局进驻青州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同时，华东局还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肃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

　　华东局在青州设立过若干工作机构。华东局财贸委员会驻城南涝洼村，曾山同志任主任。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里，下设邮电学校。在大官营村建立华东保育院，集中教育培养烈士遗孤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任协理员。成立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所属交通学校在城北裴桥村。以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为基础，成立利华烟草公司，后留在青州，改称青州卷烟厂。

　　1949年2月，华东局在青州召开华东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陈少敏、李坚贞等当选为执行委员。

　　1949年3月，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局与华东军区从青州南下，迁往上海。华东局南下前夕，重新成立中共山东分局，任命康生为山东分局书记，隶属华东局领导。随后又公布康生、张云逸、许世友等为山东分局委员。

　　同时，改驻设青州的山东省政府委员会为山东省人民政府，推举康生任省政府主席；成立山东军区，张云逸、许世友、袁也烈分别任正、副司令员。济南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军区由青州移往济南。

　　1949年6月，中共昌潍特区委员会、特区专署、特区军区司令部进驻青州城，建国后，特区机关迁往潍坊。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在青州驻留一年的时间，给青州带来了繁荣和昌盛，也给青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财富。

　　一○二、“一门忠烈”冯旭臣

　　在青州西南山区层峦叠嶂之中，有个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就是“抗日堡垒”长秋村。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它屹立于硝烟烽火之中，打不垮，摧不烂，浴血奋战八年，是青州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旗帜。同时，它也哺育出了一批抗战英雄，冯旭臣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冯旭臣，青州市长秋村人。在贫困的山区，他家还算殷实富足，有青砖小瓦的四合门院，衣食无忧的田园收入，三子一女的美满家庭。但冯旭臣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意识，在任长秋乡乡长期间，就多次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在村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支持在外求学的儿子冯毅之追求真理，走上革命道路。

　　冯毅之，冯旭臣的次子，早在1930年就参加革命，久经斗争考验。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担任中共益都县委宣传部长的冯毅之，受命回老家西南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冯旭臣坚决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帮助儿子在山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其他的子女加入革命队伍。紧接着又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很快组织起20多名进步青年，组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

　　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长子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次子冯毅之，时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三子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女儿冯文秀加入共产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二媳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冯旭臣一家，可谓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当时，冯毅之经常带领八路军地方部队在淄河一带转战，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长秋村多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冯家被焚掠一空，被迫日居山沟，夜宿林莽，备受艰辛。

　　1942年10月，日伪军开始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冯旭臣带二媳孙玉兰，女儿冯文秀，孙女新年、芦桥、平洋等一家6口，转移到博山县口头镇东马鞍山上。当时一同上山的还有八路军的一个班和28名伤病员，以及部分抗战家属。冯旭臣上山后管理伙食，冯文秀任文化教员，孙玉兰护理伤病员。冯旭臣一家与战友们同舟共济，相互勉励，共同承受着敌人“扫荡”带来的巨大困难。

　　11月9日，日伪军得到情报后，2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马鞍山。两架敌机轮番轰炸，lO多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齐射。我军指战员、伤病员奋起抵抗。担任战斗指挥的八路军四支队二团副团长王凤林，是锯掉一腿的重伤员。王凤林身残志坚，沉着应战，机智指挥，挫败了敌人白天的进攻。可是狡猾的敌人趁着夜色，把重机枪和大炮运到靠近马鞍山的孟良台和后峪岭上，并封锁了山下所有通道，马鞍山军民陷入重围之中。

　　第二天，在3架飞机配合下，敌军狂轰滥炸，摧毁了马鞍山的防御工事。随后，又开始疯狂进攻。八路军指战员顽强抵抗，还能活动的伤病员及抗战家属也全部投入战斗。冯旭臣冒着弹雨，从东峰到西峰，送水送弹，鼓舞斗志。冯文秀在猛烈炮火下，唱歌、喊话，激励斗志，传递情报，救护伤员。

　　傍晚，由于叛徒谭继生的投敌出卖，敌人攻上东、西两峰间的南天门，占领山鞍部。抗日军民被敌分割包围，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英勇的战士们仍然固守两峰，誓死不投降。弹药用尽，即用石头阻击敌人。当冯旭臣与女儿一起搬运石块时，不幸中弹牺牲。女儿、儿媳、三个孙女也在战斗中相继身亡。

　　高山低头，为烈士送行，松涛呜咽，为英灵志哀……

　　日寇投降后，博山县政府在马鞍山建烈士塔，正面题“气壮山河”，侧面刻烈士名单，其中有冯旭臣一家6口。

　　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对马鞍山烈士重新安葬。冯旭臣一家烈士迁葬故乡长秋村，建碑纪念。碑上方横书“民族光辉”，碑文题为“旭臣老先生暨其子媳烈士墓碑志”，碑文结尾称：“先生可谓抗战中的先进模范，媳女是巾帼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与日月同在，与马鞍山并存不朽”。

　　插图 冯旭臣“一门忠烈”匾

　　同年5月，鲁中军区行政公署参议会向冯旭臣的遗属敬赠金字大匾，上书“一门忠烈”。

　　一○三、“抗日县长”赵治安

　　抗日战争时期，在青州传颂着一位传奇式人物，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抗日县长”的赵治安。

　　赵治安，原名赵书策，青州朱良镇赵家营村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自幼聪慧，时断时续在本村小学读书，曾三次考上高等小学，都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十几岁就开始给地主做短工，农闲时卖豆腐、馍馍，赚点豆渣、麸皮，以帮助家庭生计。艰难的生活境遇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

　　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兵祸频繁，土匪横行，农村经济凋敝。为保卫家乡，20多岁的赵治安参加群众自卫组织红枪会，任分会长。1929年，领导红枪会抗击土匪窦宝璋。1930年，蒋、冯、阎大战，他又领导当地红枪会同军阀作斗争，并打退土匪崔九、刘黑七的劫掠，使家乡免遭军阀匪徒的侵扰。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治安参加抗日救亡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担任阳河乡乡长的合法身份，组织红枪会和自卫团，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并担任党的区委书记。

　　1938年冬天，日寇沿胶济铁路进行“扫荡”。驻寿光的国民党张景月部逃离，溃散插枪。赵治安与抗日的同志们一起，把失散的50多支枪收集起来，组成一支抗日队伍，对敌开展斗争。这支队伍不久编为八路军清东独立团五连。1939年，赵治安参加创建益寿临广四边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四边县行政办事处科长、区长、行署副主任。

　　1942年2月，中共清河区委重组益寿临广四边县，任命赵治安为县长。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敌、伪、顽5000余人对四边县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采取“拉大网”式的战术，疯狂地进行“扫荡”和“蚕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长时间不能进村，根据地日益缩小。

　　赵治安和县委其他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响应党的“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号召，战斗在据点林立的敌人腹地。白天隐蔽在青纱帐中与敌人周旋，有时甚至躲避在枯井里。夜间则进入基点村活动，与党员群众一起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斗争最艰苦时，只能喝冷水、吃野菜。赵治安随身带条麻袋，晴遮日，阴挡雨，夜作被，转移时装运物资。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条麻袋是赵县长的“万能袋”、“胜利袋”。

　　为坚持斗争，赵治安不断组织小部队活动，伺机打击敌人，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使小股零星敌军不敢外出。他注重统战工作，积极争取伪军政人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点、情报网。他还从整顿基层组织入手，建立可靠的立足点、立足街、立足村，发动基本群众挖地道、垒夹墙，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加之1943年的“大歉年”，农民生活异常艰难。很多农户扒屋卖砖、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不少人活活饿死在街头路侧。为渡过灾荒，坚持斗争，赵治安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帮助群众对付敌人的敲诈勒索，机智地与敌顽周旋。他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挖野菜、剥树皮，到海边盐碱地采集黄蓿菜种子，把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找来糊口度日。为了搞到粮食，他冒着极大危险，带领县特务大队，到敌占区的黄家岭村，偷袭敌人粮库，抢夺粮食，分发给最困难的群众。而赵治安和同志们仍然过着艰苦的日子。就是糠菜团子，他也让给战士们先吃。一次他到北下庄征集给养，乡亲们送了一袋鲜嫩榆树叶子，回来后加了谷糠煮成糠菜粥，竟是春节后最为美味的大餐，此时的艰苦可想而知。就是这样，赵治安仍然忘不了群众，他把战士们省下的一点糠菜，也送到烈军属家中，帮助他们聊解饥肠。

　　赵治安热爱群众，群众也处处关心他、保护他。一次，敌人得知赵治安躲在军屯子村的大洼里，便调动了周围十几个据点的军队，布岗放哨，准备趁百姓下坡回村后，对大洼进行“清剿”。群众担心县长的安全，就机智地让孩子们拉着砘子，扛上铁镢，给赵治安和同志们送去，装扮成下坡的百姓，安全脱险，使敌人的“清剿”计划落空。

　　赵治安富有斗争经验，机智勇敢，多次化险为夷。一次，天下大雪，赵治安和同志们夜间转移，为了迷惑敌人，就把鞋子倒绑在脚上，诱骗跟踪的敌人朝相反的方向扑去，部队安全脱险。

　　1944年，经过我军的夏季攻势，四边县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赵治安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壮大人民武装，整顿乡村政权，发展生产，实行合理负担，开展中小学教育和扫盲活动，全力进行根据地建设，支援抗战的最后胜利。

　　7月，赵治安根据渤海军区的统一领导，参加了争取王道部队起义的有关工作。21日，王道部队2000多人在寿光丰城宣布起义，转移集结在阳河、星落一带，四边县党委政府召开欢迎大会，赵县长和王司令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起义部队赠送了慰问品。王道看到赵治安县长身着粗布衣，脚踏老浅鞋，淳厚朴实，从容豁达，谈笑自如，和蔼亲切，激动而又敬慕地说：“你真是人民的县长，抗日民主的县长。”并表示今后一定服从抗日民主政府的安排。后来，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四边县改为益寿县，赵治安仍任县长。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徐振中部两次进犯解放区，赵治安安排烈军属和翻身农民首先转移，自己夜间带领警卫员巡逻保卫。他平时身着农民服装，与农民联防队并肩战斗，直到1948年青州最后解放。

　　建国后，赵治安继续担负党的重要领导责任，先后任文登专区副专员、山东省民政厅长，曾光荣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来，作为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仍在敌后坚持战斗的县长，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被调到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总参动员部工作。

　　一○四、永远的丰碑

　　青州市风景如画的云门山下，苍松翠柏环抱之中，坐落着肃穆庄重的烈士陵园。在这里，安详沉睡着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许多革命烈士。每当人们欢欣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品味美如醇酒的幸福生活时，时常缅怀这些用鲜血和生命为建立新中国铺路的先驱们。

　　让我们记住这些闪光的名字吧！

　　魏复中 东圣水村人，魏嵋的次子。幼年读书，成年后在本村教学。1924年，年过40岁的魏复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他积极在本村发展党员，成立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任支部书记。他组织农民协会和童子团，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我们种麦子，人家吃白面，还把白面嫌；我们忙养蚕，人家穿绸缎，还嫌绸缎不美观；人家享富贵，我们流血汗，大家联合起来呀，打到土豪劣绅和贪官！”他经常栉风沐雨，不避艰险，在街头、工厂、农村宣传革命。后积劳成疾，于1926年病故，青岛等地党组织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宋伯行 名孟宇，潍县人，魏嵋的女婿。中共益都县委第一任书记。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王尽美同志逝世后，他接任济南地委书记。1926年，宋伯行来青州工作，组建益都县委，担任书记。1927年4月，以益都县委为基础，成立青州地委，宋伯行任书记。同年，他与魏嵋的孙女、共产党员魏玉生结婚，婚后住济南大槐树街，仍来往于济南和青州，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4月，被军阀张宗昌逮捕，遭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在被押赴刑场时，他慷慨陈词：“我是为主义而死，死的有价值！”

　　赵鲁玉 女，青州城东关青龙街人，赵太侔的胞妹。少年时受过中等教育，曾去日本桑蚕学校读书，回国后在青岛电话局当司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日本纱厂工人因罢工遭到国内外军警的残暴镇压，同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赵鲁玉带领工人走上街头，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发动抵制日货，并进行募捐，救济失业工人和遇难者的家属。为此，她被电话局开除。赵鲁玉失业后，与共产党员赵玉璋在青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发展多名党、团员。1929年，党内有人叛变，赵鲁玉遭敌人追捕，被迫逃离青岛去大连。1937年，赵鲁玉因贫病交加，在哈尔滨逝世。

　　赵文秀 字俊升，青州魏家庙村人。1924年春，经王翔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支部组织委员。1925年1月，中共青州支部成立，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调青岛工作，当选为青岛地委候补委员。1926年，他被调往南方工作，任中共南京地委职运会委员。为了组织工人，他在浦口创办工人业余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并秘密发展党员。1927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在南京领导工人运动，响应北伐战争，在与军阀作战中，英勇献身。

　　李耘生 原名李殿龙，字耘生，广饶县人。1920年秋，李耘生考入青州省立十中，在“五四”运动中，作讲演，写文章，揭露封建军阀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号召人民奋起反抗。1923年，经王翔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2月，加入共产党。1925年起，李耘生先后全国各地从事革命工作，历任济南团地委书记、青岛团地委书记、中共武汉硚口地委书记、武昌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南京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不幸被捕，以“共党嫌疑犯”被判10个月徒刑。1932年再次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李春荣 字华堂，化名赵秋华，青州十字村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加入共产党，在青州东益火柴公司开展工运工作。后接受省委指示去青岛从事工人运动，带领工人罢工游行，同邓恩铭一起，受到北洋军阀的通缉。1927年10月，当选中共山东区委委员，随后去高唐地区领导农民运动。1928年5月，组织“高唐暴动”，在与数倍敌人的战斗中，奋勇抵抗，多处负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段亦民 字耿文，临朐人。1914年在青州守善中学读书，1917年考入齐鲁大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在济南、青岛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来青州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益都特别支部，任书记。到1932年，全县发展党员160多人，建立20多个党支部。同年5月，益都县委成立，段亦民任县委书记。1933年，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山东省军委仓促发动“益都暴动”。段亦民对此保持清醒头脑，表示反对，被撤销书记职务。益都暴动失败后，段亦民不幸被捕，押往济南，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敌人无奈，押赴济南洛口刑场就义。牺牲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陈景堂 别名陈伯桃，朱良镇东朱鹿村人。1929年加入中共共产党，负责益北特支宣传工作。1931年3月在青岛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时被捕，同年九月在济南就义，年仅22岁。

　　刘旭东 名晓亭，字旭东，朱良南段村人，著名中医。他济困扶贫，不计医费，在附近村庄享有盛誉。1937年，抗战爆发，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段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39年，任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后担任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工作下，根据地党组织发展很快，有18个村建立党支部，成为发展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1941年，徐振中勾结日寇，突然包围东朱鹿村，制造了“腊八惨案”，刘旭东惨遭杀害。刘旭东的四弟刘冠亭、三弟刘芝亭、子刘汉鼐、侄刘汉鼎、刘汉玉、侄女刘美兰、堂侄刘汉仪、儿媳王秀美，都是共产党员，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一家被誉为“一门九烈”。

　　马德胜 字功臣，朱家石羊村人，家境贫寒。1938年参加八路军三支队，任特务大队长，并参加共产党。他长期在铁路沿线开展敌后斗争。淄河店车站伪军分队长马树寰是铁杆汉奸，马功臣带领三名战士，化装进入车站，将马树寰击毙，极大的震慑了敌人。后来敌人加紧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我军缺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马功臣带领特务大队，在敌后频繁活动，打据点，闯洋行，多立奇功，为部队搞到短枪百余支和大量的弹药物资。杨国夫司令员曾赞扬他：“马功臣和他的特务大队，是我们的后勤部、供应处，是我军的仓库。”1941年，马功臣因枪伤恶化牺牲。

　　于素梅 女，东朱鹿村人。青少年时期，倍受旧社会艰辛，结婚后丧夫，留有一女，靠给人帮工维持母女生活。抗战爆发后，走出家门，投入抗日洪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送独生女儿参加革命队伍。1941年，日寇进攻根据地，环境恶化，党组织让她转移，但她坚持留下来继续与敌斗争，积极组织民兵自卫团、农救会抗击敌人，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衣，捐粮、捐款支援前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联系工作。后被敌人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还有：吴振东、魏复功、李云鹤、王孔盛、刘善俊、刘正吉、孟兆常、李春海、田忠修、刘洪德， ……等等，这些名字，如永远的丰碑，永远珍藏在青州人民的心中。

创建时间：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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