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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莫言
时间：2012年2月5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管谟贤等
莫言是了不起的。他构筑了马孔多一样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这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历历有人。我们跟着他们同忧同喜、同啼同笑，有自惭，有反思、也有觉醒。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眼中的莫言也不尽相同。关于莫言，说不尽，道不完，就如我们对他没有涯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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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孤独的童年
我的三弟莫言(谟业)对“童年的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他曾说“苦难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学校”。他是在饥饿、恐惧、孤独寂寞中悄悄长大的。
土改被划为上中农 家人政治压力极大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阴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以及我,莫言的姐姐、二哥和堂姐(叔叔的女儿)共10口人。过了几年,我婶婶又一连生了3个儿子,加上莫言,共14口人。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兄弟情深,加上叔叔一直在外(供销社)工作,不常回来,所以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分家。其时,奶奶已经去世了。
我们家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1947年土改刚开始搞扩大化,家里的粮食也被分掉了一些,虽然后来落实了政策,纠了偏,但也落下了一个“被斗户”的罪名,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加上我们的大爷爷(爷爷的亲哥哥)被划成地主,而他惟一的儿子又被国民党裹胁去了台湾,这就更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我这个大爷爷解放前在街面上管过事,难免得罪了些人,而这些人解放后都很得势,所以全家人时刻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唯恐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头上。
随着极“左”路线的发展,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我们村仅有的两家地主早就跑去了青岛或县城,3家富农也跑得只剩了一家,于是上中农尽管在理论上还是团结对象,实际上,在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政治上扬眉吐气的贫下中农那里,上中农与地主富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全家人深知这一点,尤其是我父亲,虽然共产党一来他就跟着干社会工作,一直担任村里的、社里的、大队的会计,还当过什么治河模范、扫盲教师,但在干部面前一直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解放初,政府让他脱产出去工作,他为了支撑这个家,把机会让给了叔叔；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胶河农场耕作区会计,人家让他转为农场正式干部,他丢不下爷爷奶奶和叔叔一家人,也没去。父亲担任会计工作几十年,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别的大队的会计很少有下地干活的,父亲是白天在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晚上和下雨阴天时记账,基本上不耽误生产。有时上级干部下来检查工作,大队里摆酒席招待,父亲总是借故推辞,拒不参加。
父亲的脾气其实是很暴躁的,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当然,他希望孩子们有出息,不要“学而不成,庄户不能”,更不要去惹事闯祸,所以对子女十分严厉。他要求我们念书的把书念好,干活的把活干好,不准落在人家后边。这样一来,我们就免不了挨打挨骂。所以我们兄妹都怕他,包括我们几个堂弟在内。父亲说的话,我们没人敢当面反驳他。
生在穷人家的莫言儿时很难体会到爱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慈爱的农村妇女,小脚。从我记事起,她的身体就不好,最厉害的是胃痛,三天两头犯,犯了就疼得满炕上打滚,说是“心口疼”,用了很多偏方都治不好,有时就找大爷爷来扎针,从来也没捞着上医院诊治过,一来没钱,二来没时间。母亲身体那么差,繁重的家务累得她腰酸背痛,有时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
一个兄弟合居的大家庭,两房各有一群孩子,为了生活,大人们终日奔波操劳,却难以摆脱穷困；为了团结,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维持下去,母亲凡事从大局出发,一再忍让,甚至出力不讨好。她对婶婶的孩子们关爱有加,甚至偏向包庇；对我们却和父亲一样严格得很,所以在不懂事的孩子眼里,在幼年和童年的莫言心中,是很难体会到父爱母爱的。
一个人在童年,因为不懂事,因为幼稚无知,自然特别需要爱抚和呵护,需要春风细雨般的教诲,但这一切父母都做不到,即使做了,也因为形式的隐晦而需要子女去细心地体会。
本来,穷人家的孩子本就不值钱,尤其是孩子多了,那简直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地养着,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门对孩子加以关心呵护。记得大概是1958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看一本小说,忽然听到厕所里(农村叫“圈”)“噗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跑进去一看,掉到圈里的竟然是小莫言。夏天的圈里都是水,水面上飘着粪便蛆虫和草木灰。那时莫言才3岁,正在挣扎着,形势非常危险。我赶紧把他捞上来,扛在肩上,从院子里洗衣盆边抓了一块肥皂就往河里跑,那时胶河里有水,水深流急,被太阳晒的热乎乎的,我把小莫言按到水里,先冲洗了身上的脏东西,然后打了两遍肥皂,把他从头到脚洗干净,背着他回了家。把他放在炕上,人已经蔫了,无精打采,如同生了一场病。奶奶和母亲知道了,又把他说了一顿:“没把你淹死还不是‘闯着’(侥幸)!”
把让母亲背黑锅的“五个饽饽”写进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莫言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调皮,又喜欢乱说话,所以家里人都不大喜欢他,他在家里似乎多余,只有母亲时刻地管束他。
母亲四岁就死了亲娘,十几岁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因为人长得矮小,刚开始,洗锅洗碗够不着,就踩着小板凳干。几十年里,做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还长。干了一辈子活,受了一辈子罪,好歹熬到人民公社解体,吃上了饱饭,但终因多年疾病和劳累,于1994年1月18日去世。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宽仁大度,恤老济贫。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也不能委屈亏待了别人。三年困难时期,饿得体重只有60斤!就那样,为了挣几斤麸皮,还给生产队里推磨(拉磨的牲口都饿死了),和邻居王大娘一起,抱着磨棍推,推着推着就昏倒在磨道里。记得1960年春节,母亲他们把全家积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做成了几个大饽饽,放在院子和堂屋的供桌上供奉。过完了年,母亲去取放在院子里供桌上的5个大饽饽,5个大饽饽竟不翼而飞!母亲泪流满面,叫上我,分头去村子里查看那些趁大年夜出来“送财神”(讨饭)的人,追上一个,就去看人家的篮子,结果从村东追查到村西头,什么也没查到。回到家里,全家人都生气,母亲哭了半宿,她不但心疼那5个大饽饽,还得背着偷拿偷吃的黑锅!这些事,当然也给莫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专门写过两个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但那毕竟是小说,苦味淡了,很有些浪漫气息了。
因为饥饿上小学时吃过煤
说到饥饿,其实从1958年秋后就开始了。因为大跃进,吃食堂,有一段时间还搞“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把公私家底全糟蹋光了。加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丰产的庄稼没收上来,全烂在地里,所以还没入冬,粮食就不够吃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从高密二中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人都不在,住满了外村的民工,一打听,原来搞什么军事化,男女分住。奶奶带着三岁的小莫言和姐姐住到西村陈家去了。我跑到西村,在三间小黑屋里找到他们,三个人正在吃从食堂里打来的饭。所谓的饭,就是一小罐玉米糊糊和三个掺了菜的窝窝头,莫言吃不下,正在哭。我安慰了他们几句,扭头就走,回了学校。第二年春天,没有东西吃,食堂也停办了,人们就跑到地里挖头年秋天烂在地里的地瓜吃。地瓜早已烂了,又苦又臭,挖回来放在水里泡几天,捞出来煮熟了吃。
到了1960年,日子就更难过了,村子里天天死人,人人水肿,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头皮发麻。那时候,地比现在多,人比现在少,可就是打的粮食不够吃,连烧的草也没有。我们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为了挖野菜,父亲让莫言的姐姐退了学,专门负责挖野菜,野菜挖回来,剁碎了,泡去苦味,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很稀的稀饭,全家喝。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正碰上吃晚饭,我一口气喝了8大碗这种菜稀饭,肚子胀得厉害,但还觉得饿。那时候,如果能捉到一只蚂蚱,放在火上烧一烧,也是美味。如果能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了,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他堂姐叫到一起,一人分一口,连内脏和骨头都吃了,简直是开了一次大荤。至于捉到一只麻雀,抓到一条鱼,那更是奢望。黑市上,一斤萝卜五毛钱,老百姓不敢问津,有民谣说:“提着个萝卜上青岛,吃了饭,洗了澡,回来还剩5大毛!”一条野兔子后腿3元钱,一个茅草饼3毛钱,谁买得起?那年月,人们见了面,第一件事是问你每月吃多少斤的定量(粮)。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期盼着,希望有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莫言上小学时,还吃过煤块。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蛙》中,他花了较大的笔墨来写吃煤这件事。
他失学后,有一次在村西的滞洪闸干活,因为饿,偷偷地去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被发现了,萝卜没吃成,还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那时社员下地干活都带一幅毛主席像)请罪,被父亲知道了,下工回家挨了父亲一顿毒打,不是爷爷出面阻止,真有被打死的可能。在挨饿的年月里,人总是吃不饱,总是馋。为了吃,莫言不知挨过多少骂。吃饭时,因为野菜难以下咽,母亲和婶婶就给他和姐姐单独做一点不掺或少掺野菜的干粮,莫言总觉得姐姐分的比自己多,比自己大,就要换,及至换到手,觉得还是原来的多,原来的大,又想换回来,结果姐姐哭了,婶婶恼了,母亲火了,少不了挨骂。过年吃饺子,为了吃到饺子里的铜钱,拼命吃,吃撑了,肚子疼,拉肚子,又要挨骂。难得碰到一次吃得好一些,两眼圆睁,吃相难看,又要挨骂。所以,在童年莫言的印象里,永远没有吃饱过,梦想有一天能一天三顿吃饺子,过上好生活。
因骂老师是奴隶主被开除
虽然由于饥饿,人饿得瘦骨嶙峋,大肚子挺着,好像能看清肠子的蠕动,加上老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破旧衣服,童年的莫言是有点丑小鸭的样子。但是,上学念书了,人却不笨,到了三年级,作文写得特别好,往往一篇文章写好,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读,有时甚至传到附近的中学里当范文读。文化大革命那年寒假,我从上海回家探亲,带回一些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传单,红卫兵编的报刊,我又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小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说什么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要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了回来。这一切,自然破坏了学校的纪律,得罪了老师。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让他回家,实际上就是开除。从此,莫言失学在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离开了一起上学的小伙伴,独自回到生产队,干不了大人的活,只能放牛、放羊、割草,干一些妇女和半劳力的活。每天赶着牛羊从学校门口走过,看到校园里欢蹦乱跳的学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既羡慕又嫉妒,来到原野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荒草,莫言感到孤独无望,感到寂寞和无助。
那时候,人们已经能够糠菜半年粮地填饱肚皮,但工分越来越不值钱,有的人家一年到头干下来还要“透支”,倒欠队里的钱。有一年,母亲犯了病,为了买药,母亲让莫言把她结婚时的首饰以及我和他二哥小时候戴的银锁等物拿到高密城银行换了20元钱,母亲难过得落泪。
年复一年,莫言在饥饿和孤独中,在人们的鄙视和厌恶中长大了。 管谟贤
谁没有自己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原来只是地理名词,指高密东北方,现夏庄镇以东的河崖大栏一带地方。直到1986年,莫言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才正式把“高密东北乡”当作自己的“文学王国”。用莫言的话来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高密东北乡南与胶州、北与平度相接,是高密最东北边陲。莫言在他的《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他所描述的村落、河流、树木、人和事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故乡,同时也是我受到文学大师浸润后的灵魂故乡。莫言的《红高粱》发表的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从那时起,我对他的崇拜便无以复加。
莫言曾经说过,他构筑高密东北乡的灵感来自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的《雪国》。那是上世纪80年代,莫言读到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其中的一句话“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热的河水”。“这让我想起了我家乡的一条大白狗,然后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就是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从此,我就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
回顾莫言的主要作品《蛙》、《酒国》、《枯河》、《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天堂蒜薹之歌》等等,这些书名,这些大地的意象,这些强悍的生命之力的征象,它们组成了莫言辽阔的无边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最形象也最生动,“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就像鲁镇之于鲁迅,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约克纳帕塔法镇之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也只是“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也足以让人“写一辈子,都写不完”。
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现实差距非常大。就像莫言说的,“有很多我的读者看到我的小说以后,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真的去寻找那片高粱地,寻找那片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去了以后,真的是大失所望。实际我觉得我不是骗了他们,而是他们把小说当成了真实。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是文学的概念,是建立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基础之上,它已经大大扩展了。”莫言曾数次谈到过高密东北乡的改造,“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并且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这个高密东北乡难道只是莫言的故乡吗?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莫言《红高粱》)。这是一种自省与自强、自责与自傲的强大气质的揉和,每每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仿佛一下子就听到了胶河岸边的呐喊与躁动,看到了火红的高粱在天地间挺立。于是我们看到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绎一段现代革命历史的舞台。我们听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奔跑在东北乡的大地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家族人物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化为高密东北乡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内涵。就如莫言所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已成了他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在我的印像中,高密东北乡是一座精神的家园。在这里,我常常听到树叶儿在墙外沙沙作响,看到多年前的草屋,黑褐的麦草将人们苫盖在风雨之下。偶然间,我梦中老屋的木窗会被推开,如水的灯光泄露出窗内的画卷……万物在自然的魅力面前都会显示出愉悦的感动,高密东北乡的事物当然也不例外。莫言在他的文学王国中建立起了高密东北乡,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太多我们生命本真的激情与灼热。
每年都会迎来膜拜者
通过对莫言的不断解读,我为高密东北乡感到骄傲与自豪。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他的诗中写道:“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而我要蒙住双眼……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人类历史年轮比河流下方沉积的沙石更加紧密,当我怀揣着对华夏文明无比深情的热爱去书写《华夏龙魂》时,我时不时就会想到那片土地——高密东北乡。我对那片生长着思想光芒的土地充满着敬畏。
上高中时我去拜访莫言,顺其自然地谈到了我们的家乡,谈到了他的《红高粱》,谈到了小石桥与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战争,谈到了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在高密东北乡涌现出的一大批的诗人及作家。例如纯生,例如张毅,例如高玉宝等人,都是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养分与坐标的。大家说,正是在莫言的感召下,他们对文学充满信心,正是在莫言打造的高密东北乡这片精神家园的土地上,大家亦看到了人生的深层意义。
莫言看待事物的视角是独特的,这对我的启发相当巨大。文学对我来说有如圣洁的冰山雪莲。可以看出莫言老师对我的文学态度是喜欢的,这让我欣喜之余更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沿着莫言老师的文学道路走下去。他告诫我要走出小我,要以全人类,甚至是超人类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树立更加高远的文学理想。我们当时就站在他家老屋的院子里,屋后是湟湟而过的胶河,河岸上生长着芜杂的树木,知了躲在叶下高鸣。太阳炽烤着万物。忽然间,物我两忘。我陷入了沉思。
有一年除夕夜,我带着妻子与女儿牧歌去高密东北乡给莫言拜年。回来后,我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致莫言》,很快诗歌就发表了出来,莫言看后对我说,这诗把他神化了,他不敢当。他建议把这首诗献给胶河和高密东北乡。
每年,都会有全国各地数不清的文朋诗友来高密东北乡,去膜拜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这里的王国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没有铺满街道的宝石玛瑙。但有静静的胶河,矮矮的莫言老屋,窄窄的东北乡小石桥,红红的高粱,还有一群在东北乡文学王国生活的活蹦乱跳、敢爱敢恨的汉子们…… 牧文
◎相关链接
莫言作品(部分)
《红高粱家族》 让莫言走向世界的当代经典,东方文学帝国“高密东北乡”奠基之作。
《酒国》 融合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等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
《四十一炮》 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作品；主人公身体虽已成年,精神却还停留在童年,通过信口开河的诉说,重塑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
《檀香刑》 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作品；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猫腔表演,一部真正来自民间、充满声音的长篇小说。
《生死疲劳》 香港“红楼梦文学奖”首奖获奖作品；这是一部将“六道轮回”这一民间想象与古典章回体文学成功结合,展示半个世纪农民命运和乡村变迁的力作；一部关于历史、苦难、慈悲的长篇小说,一部关于人和土地、夜与昼的长篇小说,一部关于人和灵、生和死的长篇小说。
《天堂蒜薹之歌》 体现作家良知、反映弱势群体的长篇力作；义愤填膺的叙述与民间艺人的演唱互为联动；汹涌澎湃,力透纸背。
《十三步》 当代中国版“变貌记”,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生活,鲜明的时代烙印,大胆的艺术实验。
《食草家族》 充分展示作者“食草哲学”将荒诞与魔幻发展极致的艺术探险。
《红树林》 莫言惟一一部离开高密东北乡的长篇小说:爱恨情仇的复杂描写；全知全能的神秘叙述。
《白狗秋千架》 莫言从事文学创作20余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一,收入了他从1981年到1989年创作发表的30篇短篇小说。
《与大师约会》 莫言从事文学创作20余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二,收入了他从1990年到2005年创作发表的40余篇短篇小说。
莫言笔下的人和事
莫言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活生生的各色人物,有不少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他们有的是莫言的亲人,有的是莫言的乡邻。在早期作品中,甚至连人物的名字都是真的。但生活原型并非真人真事,都经过了艺术加工,有时是真名之下无真事,真事之上用了假名。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纯属想象。但不管怎样,使人觉得他们都是生活在高密东北乡,身上散发着红高粱那淳厚的芳香,现略举几例,以饷读者。
爷爷
我们的爷爷管遵义,字居正,又字嵩峰,以此字行于世。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庶几近之。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么复杂的家什,只要看了样子,他都能照样做出来。过去用的木轮车,檀木轴断了,柿木车耳子(轴套)破了,人们都喜欢到爷爷这里来换新的,因为他换过的车子推起来吱吜吱吜叫得特别好听。
爷爷一生乐善好施,亲友、邻居来借钱、粮、柴草,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登门讨账。最多到年关时对奶奶说:“某某还欠着什么什么没还呢!”有很多就是白送。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我们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爷爷是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我有时候想,爷爷要是有文化,没准也会当作家。准确地说,爷爷才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
爷爷性格柔中有刚,他很少发火,从来不打骂孩子,但说话很有分量,批评的话,让你一辈子忘不了。他曾说:“人生在世,谁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得意不要张狂；谁都会有倒霉不走运的时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来,越是有人看笑话,越是不能草鸡了!”他还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些话在我看来都是真理,让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断定用土炉子炼不出铁,更炼不出钢,纯粹是浪费东西,祸害人民。农业生产放卫星,广播喇叭里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他坚决不信。他说:“一市亩地,就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用说长麦子,就是把麦子打好,光把麦粒铺在那一亩地里,一万斤得铺多厚?这肯定有假!”他还曾预言,人民公社不是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非饿死人不可。
爷爷去世时,莫言给我写信说:“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农忙时辛苦耕作于田间,农闲时又持斧操锯在作坊。他以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娴熟的木工工艺博得了乡里的众望,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记祖父带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挥动斧凿的形象。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几年我在家时,经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请他讲些古今轶事,所以颇得他的欢心,我也受益匪浅……”
奶奶
我们的奶奶姓戴,如同旧社会的劳动妇女一样,没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时,农业社的社员名册,称作管戴氏,奶奶比爷爷大一岁,1971年去世,终年77岁。
尽管《红高粱》里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却远没有九儿那般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般杀伐决断。我们的奶奶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娘家也是极普通的农民,因为她的父兄会竹器手艺,所以生活过得比一般农户强。小时候曾听奶奶发牢骚说,她和爷爷成亲后,爷爷的以及后来子女们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负责的,我们家一概不管。我们奶奶虽然极普通,但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很长一段时间,找她接生的仍很多。
奶奶胆子比爷爷大。听奶奶说,有一年来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呜哇一叫,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是奶奶留守。我问奶奶当时怕不怕,奶奶说:“怎么不怕?一有动静就想上茅房!”即使如此,凡与兵们打交道的事爷爷再不敢出面,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
奶奶一生未出过远门,一生未见过楼房。上世纪60年代,我到上海读大学。放假回来告诉她我们住在楼上,她不止一次问我人怎样上得去,用梯子吗?我当然回答不是,并且给她解释怎样一层层走上去,还说高层楼可乘电梯等等。谁知奶奶越听越糊涂,叹口气道:“看不到真楼,越听越不明白!”当时,整个高密只有两座二层小楼,乡下一律是平房,所以她老人家至死也没弄明白楼是怎么回事。
大爷爷
大爷爷管遵仁,是我爷爷的哥哥。大爷爷是读书人出身,清末废了科举,读书人断了仕途,只好务农。他19岁开始,一边干活,一边学医,很是用功,后来就开了润生堂药铺,给人治病,擅长妇科、儿科。
大爷爷年轻时,大概是得其父之遗传吧,也是很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因为日子过得比较好,又在街面上管些闲事,免不了得罪了人,据说还和人家打过官司,虽然官司败了,但仇却种下了,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一家人跑到了青岛。而对方的后代却入了党,当了干部。解放后,大爷爷被对方追了回来,惟一的儿子已经被国民党掳走,生死未卜。回来时,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了。从青岛回来不几天,就被逮捕,半年后释放回家。为了生活,靠我爷爷奶奶及本家几个侄儿和朋友的帮助,重操旧业,开起了药铺。这时,他得罪的那家人在村子里作威作福,命令他每天割一筐青草送去,给他家喂牛。他们家大人孩子生病吃药自然也不付钱。大爷爷敢怒不敢言。就这样到了文革时期,大爷爷已80多岁时,还被这家人的后代揪上台去批斗过。开药铺没有几年,公私合营了,乡里办起了联合诊所,大爷爷带着小姑和药橱、药具、药品进了联合诊所当医生,算是吃国家粮的“公家人”了。
大爷爷医术精湛高超,医德亦很高尚,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大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上小学时,开始描红,就是以大爷爷给我写的“白日依山尽”这首诗作样子。我的大名,也是大爷爷给起的。
曹梦九
此人在莫言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在《蛙》中作高梦九。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此人真实事迹或流传于高密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曹系河北人,为冯玉祥部下,上世纪30年代初曾随冯玉祥将军驻守湖南常德。1935年至1937年任国民政府高密县县长,在职期间颇多政绩,被高密百姓视为清官,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轶闻至今尚在民间流传。据县志记载:民国初年,县内一些无赖、兵痞纠合成若干小股土匪,到处拉驴绑票,拦路抢劫,社会极不安定。曹梦九任县长期间,经常缉捕严惩,大见成效。1936年春,曹和韩复榘共谋,宣称在济南成立特别侦察队,凡枪法超群、骁勇剽悍、杀过人、愿意接受招安立功赎罪者,携带长短枪报名,则不咎既往,录用为侦察队员。仅两个月即诱捕土匪80余名,武装押解济南枪决,为高密人民除去心腹大患。县内一时比较太平。曹梦九在高密抓赌禁烟奖励农耕,兴学校,修县志,做了一些好事。对违法乱纪、败坏纲常的不法之徒往往以鞋底打之,因此得一外号“曹二鞋底”。作为一名旧政府的官员,能如此实属不易。
大老刘婆子
小说《红高粱》中有一个叫大老刘婆子的女人,是余府的女管家,后来还和爷爷余占鳌有那么一段浪漫史。现实生活中,在我们邻村沙口子确有一个叫大老刘婆子的女人,解放时50岁左右,早在大跃进年代去世。此人是一个叫花子,整日破衣烂衫,谁家的小孩不听话或哭闹只要说一声“大老刘婆子来了”,马上吓得乖乖的。此人是个寡妇,政府教育她好好劳动,她不肯。有一年,大概是朝鲜停战之后,有一批残废军人下来找对象。其中有一个叫老范的,虽然不缺胳膊少腿,但缺少心眼,大姑娘小寡妇都不肯跟他。不知有人撮合还是二人自愿,大老刘婆子居然与老范同居了。但不久,大老刘婆子又出来要饭了。据大老刘婆子说是因为老范年轻力壮,吃他不消。但也有人说是大老刘婆子骗光了老范的钱。不久,老范就由政府召回去了。大老刘婆子在世时莫言尚小,即使见过,也不会有什么印象,所以在小说中只是借用她的名字用用而已。类似人物,小说中有许多。
四叔之死
在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有一个四叔,因车祸而死,书中的故事情节也围绕四叔一家而展开。我们的四叔死于1984年10月。四叔赶着牛车往离家40里外的糖厂送甜菜。走至中途,他被一汽车当场轧死,牛也轧伤,车也轧坏。肇事司机是酒后无证驾驶,但因是公社书记的朋友,车是给书记家盖房拉砖的,所以事情发生后迟迟得不到处理,更有那众多的说客登门威胁利诱。结果,对方赔了3500元了事。
四叔死时,我在湖南工作,莫言在北京。莫言写信对我说:“我从小辍学在家,跟四叔在生产队里干活,前后近10年,四叔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有着对后辈宽厚怜悯之心。因我家是上中农,父亲常受人歧视,但他对父亲是很尊重的,对我是很爱护的。想不到他正当壮年,刚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竟丧身在一个酒鬼和走狗的车轮之下,我真想和他们打一场官司!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芥菜籽一样的官儿,竟敢如此猖獗。视人命如儿戏,真是令人怒发冲冠!人和牛共赔了3500元了事?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痛苦和愤怒!3500元竟能买到一条人命,竟能使肇事者逍遥法外!?……”当时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回家乡打官司,但被父亲制止了。父亲说:“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啊!”事情就这样了结。但这件事对我和莫言刺激很大。所以当写作《天堂蒜薹之歌》时,莫言情不自禁地要借题发挥一下。当然除了四叔遭车祸而死之外,小说中发生在“四叔”“四婶”身上及他们家庭中的其他故事都是虚构的,与我们的四叔四婶没有关系。 管谟贤
高粱红棉花白
《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莫言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孙家口伏击战对莫言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但他却用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红高粱》,《红高粱》成就了莫言也成就了张艺谋。
东北乡地广人稀 村名地名都带“荒”
莫言文学馆创建时,我曾经为其撰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大栏河崖东北乡,莫言之文学王国；萝卜棉花红高粱,须知非种树之书。”上联说的大栏河崖,都是所谓的高密东北乡一代地方。其中大栏就是我们的邻村,两村相连,难以分开,但大栏村比我们大,知名度高,而且当年不管是设乡还是设公社,都以“大栏”为名,所以我们村的人在外边都是说自己是大栏人。而河崖原来是区,后来改公社,改镇,我们村长期隶属其下,因之我们村的人,更多地是称自己为河崖人。楹联的下联里,“萝卜”指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棉花”指莫言的小说《白棉花》,“红高粱”自然是指莫言的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搬上银幕,荣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了。表面上看,这三本书都以农作物命名,但却不是农业方面的书,而是小说。
高密东北乡不像县城周围那样村镇相连,土地虽少,但都是负郭之田,肥沃贵重。这里地广人稀,站在我们村东的胶河岸上,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望去,几十里之内没有人烟,只看见远山近水,一片茫茫的平原。你听这里的村名和地名吧,我们村子原来叫“三份子荒”,村西南方有一个小村叫“谭家荒”,外号“黑天愁”,村东的地有“东荒”、“南荒”、“万家荒”,可见此处原来是一片荒原。听爷爷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家,只是到了清初,达官贵人们来跑马圈地,才被分割占有。我们家于民国元年从县城以东的管家苓芝迁居来此。原因是急公好义率性桀骜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败诉,一气之下,带领全家来到这胶河环绕的地方。胶河在村西略折向东北从村后绕过,在村东向东南一拐,然后向东流入胶莱河再入海。河道在我们村后恰好形成了一个元宝底。这里地势低洼,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雨水又多,所以到了夏天总是汪洋一片,蛙声齐鸣。人们因地制宜,大量种植高粱。到了秋天,青纱帐长起来,那真是“高密辉煌”,激情荡漾。民国年间,这里经常闹土匪,他们杀人越货,拉驴绑票,无恶不作；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抗日游击队也十分活跃,他们打日本,搞伏击,神出鬼没,青纱帐成了他们藏身的好地方。高粱地里自然上演了无数惊险诡奇,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听孙家口伏击战故事,创作《红高粱》
《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孙家口是我们村东北15里的一个村子,胶莱河就在这村子后面。当时,驻胶县的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穿过村庄,到平度城去。乱世英雄起四方,当时高密东北乡有好几支国民党的游击队,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里伏击日本鬼子的则是曹克明部,也得到了冷部、姜部的协助。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30多人,据说还打死了一个叫中岗弥高的鬼子中将,缴获了一部汽车和大量枪械。后来驻胶县的日本鬼子来报复,把公婆庙村(今东风村)当成了孙家口,一阵烧杀抢掠,公婆庙死了一百多人,房屋基本烧光,造成了著名的“公婆庙惨案”。
莫言其生也晚,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孙家口伏击战的故事,还是他长大以后从长辈和朋友那里听来的。也就是说,孙家口伏击战对莫言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但莫言却用丰富的想象力,以他那既粗犷又细腻,既豪情奔放又柔情似水的笔,描绘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英勇壮烈活灵活现的战斗,刻画了“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万丈豪气的抗争和酣畅淋漓的爱情,他们敢作敢当,敢爱敢恨,个性张扬,不屈不挠,活着是英雄,死了是好汉。高粱地里鲜血殷红,酒气冲天；高粱地里英灵游荡,豪情万丈。《红高粱》充满了梦幻色彩,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纪元,奠定了莫言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当了十年农民,满脑袋的高粱花子
说到高粱,现在种植不多,很多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可能还没见过。高粱又名蜀黍,秫秫,芦粟,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杆直立,高大,可达2—3米,中心有髓,叶片似玉米,厚而较窄,被蜡粉,平滑,中肋呈白色。高粱其实有多种,从用途上分有食用和帚用两种。食用(包括酿酒和做饴糖)的穗子呈纺锤状,红色,成熟后米粒半露,发白(俗称“晒米”)。帚用的穗子呈伞状,有“红罗伞”,“黄罗伞”等品种,高密东北乡人称之为“瞎秫秫”,其籽粒被包在硬壳里,不作食用,只能当茶叶烧水喝或喂牲口。主要用其绑扫帚或用其秸秆上部扎“盖垫”一类生活用具。高粱米有粘的,有不粘的,还有糖用的,可制高粱饴糖,高粱面做成窝窝头,硬得像石头,很难吃。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从海南岛引进了多穗高粱,能分蘖(niè),产量是高了,但更难吃。高粱植株高大,耐涝抗旱,所以高密东北乡种植甚多。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在家当了十年农民,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作青贮饲料)、砍高粱、卡高粱穗。吃高粱饼子,拉高粱屎,满脑袋高粱花子,做了十年高粱梦,终于成了大器。
当年,张艺谋为了拍电影,专门到高密来请农民种高粱,那年(1987年)天旱,春天种下去,出了苗,不下雨,就是长不起来。张艺谋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好在终于盼来了雨,县里有关领导又批给了一些化肥,高粱才蹭蹭地长起来,才没有误了拍电影。拍电影时,人们像过节一样,跟着跑,跟着看,当看到巩俐骑着毛驴在高粱地里钻进钻出,累得昏过去时,人们感叹:“原来拍部电影真不容易啊!”
小说《白棉花》 被台湾导演看中
张艺谋和莫言是很好的合作伙伴,《红高粱》成就了莫言也成就了张艺谋,张艺谋后来还把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这之前,张艺谋还让莫言写一个大场面的故事脚本,由他来拍电影。莫言应约写了中篇小说《白棉花》。莫言觉得,成百上千亩的棉花开了,像天上的白云,一望无际；成队的拖拉机,板车拉着棉花来卖,收购站的棉花堆成了山,这就是大场面。写好后,张艺谋认为牵扯到“文革”不好拍而作罢。后来,台湾的一个导演看好了这个戏,要拍电影。那个导演还专门派制片人找过我,连部分外景都选好了,就是找不到大片的棉花地。我告诉他,现在农民承包了土地,政府不再强制农民大种棉花了,要拍大片棉花恐怕只有到新疆去了。后来,台湾的导演还真把电影拍成了,可惜我没有看到。
小说《白棉花》和《红高粱》不一样,是很写实的,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大力推广种“爱国棉”,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用新品种“斯字棉’代替了本地棉花(就是铁凝在其长篇小说《笨花》里写的那种笨花),产量高,品质又好。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大种其棉。高密县成了全国重点产棉县,还得过国务院的奖状,莫言在家当农民时,选棉种、育棉苗、种棉花、锄棉花、脱裤子(摘掉下部老叶)、打杈子、打农药、拾棉花、拔棉柴,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棉田里转。尤其是打农药,那时用的全是“1059”、“1605”一类的剧毒农药。开始,人们还戴口罩,戴手套,后来口罩手套都不戴了,人也没中毒,似乎人也有了抗药性,背着喷雾器,一连几天钻进棉田里,又累又有毒,莫言是深有体会的。到了1973年,莫言由于叔叔在县第五棉油厂(位于河崖公社驻地)当主管会计,所以有幸进了县第五棉油厂当临时工。开始是在车间里抬大包,后来又学了检验级别,过磅,还参加大批判,出黑板报,深得领导好评,直至1976年1月参军才离开。《白棉花》以及另一篇小说《售棉大道》就是这一段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有其原型,有的还是莫言的好朋友呢。 管谟贤
蛙声一片
《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姑姑这个人物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反思人的本性。姑姑这个人物非常接近生活中的原型——莫言的小姑。正因为有现实生活中的小姑,所以才使得《蛙》里的姑姑形象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姑姑 接近生活中的原型
去年秋天,正值红高粱收获的季节,莫言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应该是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莫言得此国内最高文学奖,着实令人高兴鼓舞。至此,莫言得过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法国文学骑士奖章,美国纽曼文学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重要的海内外文学大奖,就差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了。
《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但并不是为了彰显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甚或是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写好姑姑这个人物。通过姑姑这个人物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反思人的本性,来反映人类自身的矛盾,人类自身生与死的矛盾,与环境(社会的和自然的)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性与兽性,爱和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现代科技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
姑姑这个人物非常接近生活中的原型——我们的小姑。小姑这个人物在莫言的好几篇小说中出现过,其中20多年前的中篇小说《爆炸》里,小姑这个人物就多次出现过。
我们的这个小姑现在也不小了,她只比我大5岁,今年已经75岁。从小我们都叫她小姑,至今还叫她小姑。这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曾开玩笑说:“我这个小姑都这把年纪了,这辈子也成不了大姑了!”
小姑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因为在我父亲一辈兄弟姊妹是大排行的。兄弟之间,我父亲是老大,我叔叔是老五,大爷爷的儿子是老二,三爷爷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三、老四和老六。姊妹们之间,我姑母是老大,三爷爷的女儿是老二,大爷爷的两个女儿是老三、老四。这老四就是我们的小姑。
小姑的名字叫管贻兰,退休前是大栏乡卫生院副院长,中共党员,还干过一届县政协委员。因为大爷爷唯一的儿子青岛解放时去了台湾,长期生死未卜,所以大爷爷一直把她当儿子养着,不但把自己的医术和一生的行医经验传授给她,而且小姑结婚后一直没离开过家,直到我大爷爷大奶奶去世。
小姑医术高超,开朗豁达有男子之风
小姑是得了大爷爷的真传的,在妇产科和儿科方面尤其擅长。解放后,开始一个阶段,她和大爷爷在家开药铺(诊所),后来公私合营,两人一起进了联合诊所,拿工资吃饭,成了吃国家粮的正式医生。工作中,多次被送到卫生学校和上级医院培训实习,所以在妇产科手术方面也掌握了现代新方法。因此,方圆十几里的妇女生孩子都来找她,她服务周到,随叫随到,经她手接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那真是有成千上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农村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搞一胎化,于是经小姑的手流掉的孩子也不计其数。正像《爆炸》里的姑姑所说,接生时,她是“送子观音”,做人流时,她成了“催命判官”。但据我所知,小姑在搞计划生育时,有时候还是手下留情的,对那些十世单传,缺人少丁的家庭,曾尽量帮他们找个理由再生一胎。
小姑现在已经退休多年了,退休后,方圆几十里的病人,包括周围县市的都来找她看病。弄得大栏卫生院没了生意。我见过她给婴幼儿看病的情况:因为婴幼儿不能说明自己病情,大人只能看到病儿的表情,所以诊断有难度。小姑给婴幼儿看病和大爷爷一样,是看小孩的指纹(有时也摸一下脉,或用听诊器听一下)来判断病情的。她反对动不动给孩子打针,更反对动不动就打吊瓶。她是给小孩吃药,一小包药粉,一般3包就能治好,很神!有的妇女结婚多年不生孩子来找她,经她医治,竟然当了妈妈,所以小姑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
小姑性格开朗豁达,说话高声大嗓,有男子之风,至今仍以老管家的人自居,把老管家的事当做她自己的事办,大家都很尊重她。
正因为有现实生活中的小姑,所以才使得《蛙》里的姑姑这个形象栩栩如生。《蛙》是写人的,主要人物就是姑姑,主要人物写好了,小说也就成功了。
30年反思反省 在小说中宣泄
不容忽视的是,小说中的“我”这个人物即蝌蚪。小说通过蝌蚪和日本作家山谷义人之间的通信展开,最后用一个小话剧结束全篇。“我”这个人物也是贯穿始终,我可以说,“我”中有莫言的影子。小说(包括20年前的中篇小说《爆炸》)写的“我”所经历的事,是莫言亲身经历过的,莫言就是在写他自己。
早在20多年前,莫言曾经这样说过:“其实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拯救万民的灵魂,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我非常希望非常渴望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矛盾产生一种合拍。如果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是一致的,那么无论怎样强化我的个人意识,无论怎样发泄我个人的痛苦,无论怎样把我的一切喷吐出来,我的个性就能得到一种更大的共性,发泄得越厉害,爆发得越厉害,我就越了不起,只怕我做不到这一点”。多年来,莫言一直在遵循着这一创作理念,自由地、汪洋恣肆地宣泄着自己。直到近年来公开亮出“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大旗,公然倡导“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种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在《蛙》里,“我”给日本作家山谷义人的信中公开说:“我是为自己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最尴尬的事,写人生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如果说,《爆炸》里的“我”仅仅是迫于形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逼迫妻子流产,揭示的只是世俗力量的反抗,只是“我”如同那只被追赶的狐狸一样的处境,“我”本身并没有多少反思的意味,更没有多少赎罪的意识。到了《蛙》里,“我”则在逼迫自己的妻子流产前后,特别是妻子王仁美因流产致死之后,经过多年的反思,开始进行忏悔,认为此事“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甚至推给王仁美——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所以在整部小说中,“我”都在进行忏悔,姑姑也在进行忏悔。姑姑到了晚年,回想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沉重的负罪感说,要像煎鱼熬药那样翻来覆去地煎,咕嘟咕嘟地熬,来赎自己的罪。不但如此,小说中的人物还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自己的“罪过”进行救赎。虽然这种忏悔和救赎会使小说中的人物陷入矛盾之中而无法彻底,甚至产生新的罪愆,但我们可以看到,《蛙》这本书,是莫言自己经历了近30年的理性思考,痛苦地反思反省,经过了岁月和情感的煎熬之后的结果——一个始终不能摆脱,现在终于可以宣泄一下的情结。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的规定,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为此,很多中国人做出了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受到了伤害,尤其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封闭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遗毒至今未能清除。在生育方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农村生活的客观需要,以及落后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男孩是不行的,所以男孩情结人人皆有,挥之不去。因此计划生育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和农民。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人是“高密东北乡”人,都是农民,姑姑和“我”本质上也都是农民。这是他们产生负罪感,从而要忏悔要赎罪的根源。所以《蛙》这本小说,除了结尾部分的话剧有些魔幻之外,实在是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是一部自我忏悔自我救赎的书。 管谟贤
买“锅”与升“官”
莫言在国外的一次会议中,买锅的开场白暗讽背黑锅,嬉笑怒骂中又不失分寸,可谓张弛有度,入木三分。莫言在潍坊学院谈及受聘为文学院名誉院长时,对于升“官”的发言也令人捧腹。他的睿智与幽默,令人拍案叫绝!
会议开场白说买锅 借题发挥拿捏精准
“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出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回来。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
“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就是别人的好东西一定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老婆的这两点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
据说莫言的这段开场白,曾被会场上十数次的笑声和掌声所淹没。明为说买锅,暗讽背黑锅,借题发挥中却拿捏精准,嬉笑怒骂中又不失分寸,可谓张弛有度,游刃有余,酣畅淋漓,入木三分。其中的睿智与幽默,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莫言先生在国外一个场合说买“锅”,是我从一个资料上知晓的。
担任潍坊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笑谈升“官”
莫言先生是在2009年3月20日来到潍坊学院的。这天恰逢戊子年的春分,接连几天的风雨和降温悄然停下了它的脚步,阳光明媚,煦风吹拂,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为了潍坊市尧舜禹文化研究会在潍坊学院的成立,也为了应聘担任潍坊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莫言先生从早上一踏进学校就步履匆匆,开始了他为期一天的愉快之旅。
作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会议主持人,当我宣布欢迎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讲话时,只见莫言身体略微前倾,环视四周,先用自己的眼神与大家交流,然后在众人的热切期待中,开始了他的发言:“我这两天可是官运亨通啊。昨天我在高密被聘为一所高中学校的荣誉校长,一下子成了‘副县级’。今天我又被潍坊学院聘为文学院‘名誉院长’,一下子又升格为了‘正县级’。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官’在等着我呢?”谁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作家竟是如此的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如雷的掌声和似潮的笑声便随之而起。而笔者也在与莫言近距离的接触当中,从他所参与的一项一项活动当中,亲眼见证了这位老乡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和魅力。
睿智幽默逗笑同学,左手书法令人开眼
上午10点,研究会成立和名誉院长聘任大会宣告结束。在去往图书馆门前进行集体照相的路上,莫言遭到了想要一睹大师风采的众多学子的围追堵截。有请求签字的,有要求合影的,有为了和他握握手的,有为了跟他说句话的……我左护右拦给其挡驾,可根本是无济于事。但莫言却不急不躁,有求必应,一点也不端名人架子,让人不只看到了他的幽默,还充分感受到了他的大家风范。
照相结束后,开始参观设在潍坊学院的潍坊文化名人馆和古籍馆。在讲解员的动情讲解中,在名人馆有关他的展板面前,莫言将脚步放缓下来,紧抿嘴唇,凝望沉思,静静回眸,默默无言。是记起了儿时的情景,还是想起了家乡的旧人?任谁也是不得而知。离馆之前,莫言凝神屏气,泼墨挥毫,“灿若星河”几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仿佛印证了他此时的心声。在古籍馆里,他一边观看,一边向笔者询问该馆有无善本和孤本,有无明清以前的书籍。一问一答中,又让人见识了他渊博的知识和学养。
时针已经指向了11点,还没有去文学院呢。作为该院的名誉院长,岂有不见自己的学生和教师之理?而此时的文学院大楼内,数千师生已是翘首以待。一来到这里,莫言就笑着对尊称他为“大师”的师生说:“俗话说骗子最怕老乡亲,如果咱在国外还可以忽悠一下的话,来到潍坊可就不敢忽悠了。因为你的老底人家都知道,你一吹牛,人家可能就会回你一句‘你当年还偷过俺家的瓜呢’!”一下子把大家逗得乐翻了天。接下来让大家瞪大眼睛的是他的左手书法,只见莫言左手持笔,凝神运气,一幅字迹俊朗的“引领风骚”挥毫而就。
记得那是1988年的阳春三月,在进修的华东师范大学礼堂里,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一度引起热议的电影《红高粱》。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大名鼎鼎的老乡作家莫言先生的名字,对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阅读了他的不少作品,并写下了数篇书评。可从来也没有想到,在时隔21年后的三月阳春,我竟作为主人之一接待了莫言先生,这不能不说是缘分使然。
“可以俗,但不可低俗”
与文学院的师生见面,可以说是莫言来访的重头戏。因为在其纵横驰骋的即席演讲中,他的思想和真知灼见,不断闪现着灿烂的火花。
——莫言在读什么?
莫言说,他现在主要是在读一些文史类的东西。只不过现在读书对他来说,已经是有些奢侈。由于近段活动比较多,每天的事情安排得很满,因而坐下来泡杯茶、读本书这样自己觉得最为美好的事情,也常常会被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打断了。“当然,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保持自己的阅读。”
——莫言在写什么?
对此莫言没有直接点明,只是说:“我肯定会写一些与家乡有关的东西,但具体什么内容我不能提前‘预报’,因为要做的事太多,经常使自己的‘预报’失准,而一个天气预报员经常报错是不行的。”不过他还是稍微透露了一下,他最近创作的内容与高密茂腔有关,他希望社会要重视高密茂腔,让高密茂腔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莫言在关注什么?
莫言说,文学作品最好的境界是雅俗共赏,但是俗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可以俗,但不可低俗。”艺术的根本在民间,一个作家的作品要表现它,肯定摆脱不了一个俗字。但追求低级趣味是他一向反对的。现在的一些演员互相拿肉体取笑,有的甚至拿自己老婆开涮,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是与我们的传统道德和社会价值相违背的。“现在低俗化的倾向在演艺界盛行,这一点很值得担忧。侯宝林的相声表现的是一些俗的东西,但是俗得很艺术,这个俗是世俗,而不是低俗。”
——莫言对学子们寄语是什么?
“鉴别力培养靠读经典,写作力提高也靠读经典”。莫言说,在“文革”之前,一年全国只出十几部长篇。而现在,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就有1000多部,再加上网上发表的,一个人一生即使什么也不干都读不完这一年出的东西。对此,莫言希望学子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鉴别力。他说,所谓的经典,就是经过时间淘洗过的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作为文学院的学生,如果不读上几十部经典的话,是不会有较高的鉴别能力的。而没有较高的审美标准与水准,想写作也是很难提高的。 牛钟顺
莫言的真
莫言是从潍坊大地上走出去的作家,归根结底他是“潍坊人”。他是潍坊文学当之无愧的骄傲,有了它,潍坊当代文学骤然耀眼了许多,分量也厚重了许多。现在莫言已定居北京,但无论他走得多远,他把心和笔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家乡的文学界朋友面前他仍然是那个质朴的自家人。他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骗子最怕见乡亲。”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莫言”总显得如红高粱似的那样本真,那样热情,那样坦坦荡荡,爽爽朗朗。
与韩钟亮一见如故
在潍坊作家当中,潍坊市文联原副主席、《风筝都》主编韩钟亮是与莫言交往最早的。笔者看过莫言手书的一份材料,他在材料中这样回忆与韩钟亮的交往:“与韩钟亮的相识,是在1986年的夏天,十年的时间里交往很多。他是个对文学很执着的人……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余,一直笔耕不辍,精神可嘉。”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文学共同的痴迷,让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那时莫言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红高粱》,一鸣惊人成了著名作家。那一回他回高密老家探亲,县里借机搞了一个文学座谈会,韩钟亮闻讯赶来,与莫言一起住到供销社旅馆里,两个人谈文学,谈人生,谈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肚子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已至东方之既白。从此,两人交往日益频繁。1990年春天,韩钟亮到高密城关驻村“扶贫”,恰好莫言在南关村买了房子,韩钟亮就隔三差五到他的新居拜访,还陪他到诸城购置了席梦思床垫。韩钟亮告诉笔者:别看莫言是国际驰名的文学大家,但搞家装却满不是那么回事。譬如说,当时墙壁的涂料尚未干透,他就急火火地围上了木质的墙裙,结果墙裙受了潮气,很快就鼓得一塌糊涂。
据说莫言有时也会给韩钟亮出上一半个小“难题”。那是1993年7月,一位名叫拉兰的意大利研究生随同莫言到高密访问,碰巧莫言有急事要赶回北京,就把拉兰托付给了老韩。当天老韩陪着拉兰参观了得利斯公司和景芝酒厂。不知什么原因,拉兰不吃荤,让好客的接待方一时间“乱了阵脚”。翌日赶到潍坊,没成想晚上安排客人住宿时又遇到了麻烦。原来拉兰是外国人,按当时外事部门的规定不能随便居住,而且还要向公安部门打招呼。眼看夜幕已降,可韩钟亮跑了市里几个宾馆人家都不肯接待,万般无奈他只好找老同学帮忙,让拉兰“偷偷”住进了华丰机器厂的招待所……不管怎样,也算是对老朋友莫言有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交代。
《风筝都》创刊,重头稿件是《白棉花》
因为莫言声名在外,家乡人要干个什么文化项目,首先就会想到拉上莫言,借以壮大声势。而莫言也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乐意为家乡出力,显出一副“责无旁贷”的模样。像潍坊市文联的文学刊物《风筝都》,像潍坊市文化局组织创作的电视剧《娘要嫁人》,如此等等,莫言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顾问”头衔。然而他这个顾问可并不像别人那样“顾而不问”,而真正是尽心尽力。譬如潍坊文联暨《风筝都》杂志举办的几次文学讲座和颁奖活动,莫言都曾应邀出席,给予大力支持。
最使韩钟亮感到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他能把莫言的中篇力作《白棉花》首先发表在自己主编的《风筝都》杂志上。那是1991年的初春,由潍坊市文联主办的《风筝都》创刊,韩钟亮憋着劲要来个“开门红”,这就牵扯到一个“重头稿件”问题。他考虑到这个稿子最好出自潍坊籍作家的手笔,于是马上就想到了老友莫言。他记起春节期间曾去莫言的高密新居小坐,看到莫言正借用春节回家探亲期间,在四面爆竹的包围声中奋力创作一部题为《白棉花》的中篇小说。这是莫言从高密棉油厂的一段亲身经历中衍生出来的故事,作者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老韩也觉得这应该是莫言的一部代表性力作。老韩记得,3月16日他去拜访莫言时,莫言显然刚刚结束了创作上的一番“冲刺”,面容显得兴奋而又疲惫。当他把《白棉花》手稿的复印件交给老韩时,其神态就像是交出了一个肉体通红的婴儿……后来,莫言的散文《狗的冤枉》、《狗的悼文》等,又陆续发表在《风筝都》上。2009年,《风筝都》在停刊多年后复刊,莫言又应邀欣然题写了刊名,以此寄托自己对潍坊文学的期望与关怀。
剧本《娘要嫁人》 请莫言当文学顾问
1994年春天,潍坊市委宣传部领导考虑到市里虽然已经拍出了电视剧《郑板桥》,但还没有拍过反映当代生活的片子,因此安排文化局的三位作者联合创作了《山里人》。剧本完成后,大家一致的想法是最好能请莫言给把把关。于是麦收刚过,导演赵勇就约上编剧之一王汝凯,两人带着刚写好的本子前往北京。莫言对本子的艺术性首先给予肯定,然后在关键环节上,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中肯意见。至于怎么修改,莫言却不是“居高临下”式的指导,而是在充分明了作者的意图后,再用商量口吻提出探讨性的看法,而且谈得相当具体。待回到潍坊后,作者们根据莫言的意见对剧本作了较大修改,改毕他们又一起去高密南关请莫言“过目”。那一天,莫言在众多朋友的环绕下,显得兴致很高,当商议确定剧名时,他略作沉思后说:“我看别叫《山里人》了。就叫《娘要嫁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娘要嫁人》与《山里人》相比,通俗而雅致,含有一种难言的悲哀,和一种豁出去的勇气。当时编剧之一王汝凯就对魏金永说:“这个名字,我看是历史性的改动!”接着,大伙儿又诚恳地提议让莫言也参与编剧,但莫言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只是给家乡的文友们提了点意见,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占位”充当编剧。最后经过认真商量,莫言还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部剧本的文学顾问。
老乡扛大米求序 其直爽打动莫言
说到莫言与潍坊文学界的关系,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曾为潍坊市许多作者的文学新作撰写过序言或者评论。
在这里,无论熟识与不熟识,只要你登门诚恳相求,他即便很忙,也一般不会拒绝。当然了,这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真诚”。
据笔者了解,诸城作家胡培玉写的获得山东省第八届精品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乡镇干部》,就是莫言给作的序言。
此外莫言做《序》的,还有潍坊作家联手创作的“皇帝系列”长篇小说,如《永乐皇帝》、《万历皇帝》、《武则天》、《隋炀帝》、《宋徽宗》等。而高密作者陈雪梅、牧文等人,毕竟多了一些接触莫言的机会,因此每有新著出手,必能获得大作家的当面点拨,这对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显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据说,还有一位业余作者,曾经夹着一本小说扛着一袋大米,径自来到莫言的北京寓所,一见面张口就请他作序。这似乎有点“唐突”,但莫言却被家乡人的直爽所打动,竟然答应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莫言看到那袋大米里爬出了虫子,只得发动全家,停止面粉,集中力量消灭大米……后来莫言终于写好了序言,其题目就叫《小说和大米》。凡读过这篇序言的人,无不忍俊不禁,叹服莫言的幽默与爽直。
韩钟亮评价莫言,可以只用一个字——“真”。“莫言具备了作家难得的真诚。这种真诚是巴金、冰心、孙犁等大师们屡屡告诫于我们的,可惜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谈到莫言的“真”,不只在做文,还在于做人。“真”,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莫言的“真”,具体体现在他的交友之道上。莫言声明,他喜欢那些一见面就能将自己的优缺点和盘托出的人,他从不和那些城府太深拼命掩饰自己的人交朋友。 王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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