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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班”称谓由来及作用
作者：王培增
“识字班”称谓烙有时代的印记
“识字班”是一个时代的称谓。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曾是沂蒙山区农村群众教育的一种组织，在抗战期间产生。属我党领导下的山东农村简易速成性的文化学习组织形式，于1942年首先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核心莒南大店(今莒南县大店镇)一带出现，接着流行扩展到整个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和全部山东解放区。识字班以识字、学文化为主，并学习时事政治，对当时扫除农村文盲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初期继续实行，并有很大发展，后又多改为业余学校。
二是对当时参加“识字班”学习人员的一种称谓，多指农村未婚女青年。因当时在沂蒙山老区参加识字班的多为十六七岁的女孩和年轻妇女，所以从那以后，在沂蒙山区，“识字班”就演化派生为对农村年轻妇女，尤其是未婚女青年的称呼。现在，在沂蒙山区农村，一般女孩从十五六岁起到出嫁之前，还一直多被称为“识字班”。相应年龄段的男子被称为“小青年”。
安丘在西南山区一带最先有“识字班”称呼
1943年农历六月十九，安丘西南的召忽、岐山、柘山、石埠子一带获得解放。鲁中军区某部在此建立了莒(县)沂(水)安(丘)抗日根据地。在这块新生的根据地里，我党及所领导的人民政权，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力度，改造着一切旧事物，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获得了解放和新生。其中，“识字班”就是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村青年妇女获得受教育权利和平等工作权利的一个时代产物，并且那时为她们提供的是免费教育。
1943年莒沂安一带没有解放以前，除了富户的女儿们，广大农村未出嫁的女孩子不能上学、不识字。1943年此地解放后，我党对所有旧的村庄管理秩序和村民之间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改造，对青年妇女的称谓也自然有了改变。但是，当时这一带对女青年的新式称呼很杂乱。有的村称“青妇队”，这个名称的解释就是“青年妇女先锋队”，但对稍大一点的未婚女孩子来说，将其归入“青妇队”，有点不好。有的村称“穆桂英”，有的村称“花木兰”，但又都太武气，使人时刻感到有些紧张，好像整天要打仗似的，但都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统一的称呼。
1943年秋冬全年农事拾掇完了后，莒沂安边区各村掀起了免费的“识字扫盲”运动，借鉴的是同属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且相距不远的莒南大店所创造的“识字班”模式。最突出的是各村妇救会，积极组织青年妇女学文化，纷纷办起了面向未婚女青年的、旨在帮助她们扫盲教她们识字的、免费的“识字班”。分为“午校(班)”或“夜校(班)”。区别是：小村，即200户以下的村所办的女青年文化学习场所称为“班”，按学习时间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分为“识字班午班”、“识字班夜班”;200户以上较大村所办的为“校”，按学习时间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分为“识字班午校”、“识字班夜校”。而参加扫盲学习的女青年们，就被人们统一亲切地称为“识字班”了。
莒沂安一带，自1943年冬天开始，当地对未婚女性群体的称呼，就都统一到“识字班”这个名称上了。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识字班”这个称谓，以极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影响和激励着大批沂蒙山东部农村女青年走上了抗战、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可以说，在从1943年到2010年的六七十年中，“识字班”这个称呼在人们的心中，叫得非常亲切、响亮，范围很广。现在，在沂蒙山区农村，特别是六十岁以上老人们，心中还葆有对这个称呼的亲切感，但在有些青年人心中，已逐渐成了陌生的、带有土味的旧东西了。但是，“识字班”毕竟代表的是我党领导的沂蒙山区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段往事、一个标志着新旧社会秩序变革过程中，农村女性地位变化的历史名词，应该提一提。
“识字班”按年龄分有小有大有老
“识字班”名称一诞生，各村将原先对接受新思想女青年的暂时性称呼，诸如“青妇队”、“穆桂英”、“花木兰”等，都一概没有了，各村都统一到“识字班”这个称呼上来了。总的来说，“识字班”是当时安丘西南、南部一带及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对13岁至30岁的未婚女性的统称。
同时，具体到详细年龄层次，逐渐对“识字班”有了分界，分别称呼为“小识字班”、“大识字班”和“老识字班”：
“小识字班”指年龄在13岁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的女孩子。各村妇救会所办的“午校(班)”就是为这个年龄段的“小识字班”办的，因为她们年龄小，上“夜校(班)”走黑路害怕，只能上白天的午校、午班。
“大识字班”是指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未婚女青年。
“老识字班”是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的未婚大龄女青年。
各村妇救会所办的“夜校(班)”就是为“大识字班”和“老识字班”所办，因为她们年龄大，人数又多，上“夜校(班)”走黑路不害怕。
31岁以上就是未婚也不再称“识字班”了，而改称叫“老大闺女”了。这是个在“识字班”称呼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一个称谓。
包括安丘西南一带的沂蒙山区东部，对未婚女青年的这四种称呼中，前三种称呼虽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但在农村，特别是老年人心中，这个称谓仍然感到很亲切、很新鲜，仍然有生命力。
“识字班”促进了农村青年妇女各项权利的获得
识字班的兴起和“识字班”称呼的确定，为当时含莒沂安边区在内的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沂蒙山区中的农村女青年，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和从事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识字班”所起的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一些新民谣、歌谣中。
现在能收集到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包括安丘西南部、南部在内的沂蒙山区东部，所流行的“识字班”歌谣，有这么几首：
“识字班来扭一扭，惹得青年跟着走。谁要生产当模范，俺就和他握握手。”
“识字班来扭呀扭，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同志走。”
“扭啊扭啊扭啊扭，一扭扭到十八九。自从参加了识字班，又学习来又生产。国家大事俺知道，农业社里当模范。耕耩锄割俺全会，多做军鞋勇支前。大大的红花胸前戴，婶子大娘都夸俺，从今往后再努力，学习生产永争先。”
……
在这些因“识字班”出现而产生的民谣、歌谣的影响下，当时安丘西南老解放区的女青年们，都是从进“识字班”开始，努力在“识字班”里认字、识字，学习文化、学习各项技能，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据老人们回忆，抗战时根据地的青年妇女们，除了上识字班，另一项革命活动，就是站岗放哨。在我八路军、国民党顽固派、地方杂牌军、日本鬼子、土匪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各村都得设岗放哨。晚间，通常是精壮的年轻武装男队员在村头山上巡逻放哨。而到了白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儿童团和妇救会“识字班”身上。
笔者多年来在今石埠子、柘山一带原老解放区各村中调查“识字班”由来时，发现当地从1943年冬到1949年出现的两个“识字班”的事迹，还经常被老人们提起。
第一个是原籍今柘山镇夏家沟村的夏静一同志。夏静一在1943年9月安丘县召忽区(老六区)成立时，担任区妇救会会长至1945年10月。夏静一在任召忽区妇救会会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住在当时后韩寺庄村革命堡垒户王熙俊家的两间南屋里。她于1945年10月调到县上工作，在1949年初与原召忽区同事王熙美、鞠忠等人一起南下。1984年10月，夏静一应安丘县邀请回来参加“安丘党史座谈会”时，还专程回到后韩寺庄村看望过老房东。在《中共安丘地方党史大事记》(1925—1949)初稿中(1985年10月出版)，有她与另外21位老八路参加安丘党史座谈会的合影照片。
第二个是原籍今石埠子镇后韩寺庄村的刘玉湘，今年89岁。从1945年8月起在召忽区岐山纺织合作社(社址在今石埠子镇岐山村)工作。1949年初同丈夫一起渡江南下，1987年离休，现定居重庆。
更重要的是，作为农村女青年的代名词，“识字班”从建国后到1984年前，30多年的大集体时间里，还是一个政治生产性组织，即原各大队生产队中的“识字班劳力”。这些“识字班”，与男劳力一同参加生产劳动，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生产典型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识字班”变“农民夜(业)校”都促进了农村扫盲
从1943年到1945年，莒沂安边区一带的“识字班”，所用的识字课本非常不统一，有的一个村一个版本，有的几个村一个版本。课本上的知识大都是本村或邻村所发生的思想进步、行为端正、教育人、鼓舞人的新人新事，以及传说、故事、快板、三句半、对口词、诗朗诵等，还有的用当时民国新式课堂课本，有的村则干脆仍用旧式私塾课本。
2015年7月，笔者调查“识字班”来历时，据石埠子镇后韩寺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庆聚(1965-1985年任职)和部分老人回忆，在今石埠子镇后韩寺庄和前韩寺庄、荆埠子三个村，当时“午校(班)”、“夜校(班)”都合用一个版本的识字课本，是较早的乡土教材。课本是由当时后韩寺庄村的老私塾先生王廷桂用毛笔所抄，是规规整整的蝇头小楷。内容有其本人在1942年以前执笔创作的、劝人多行善做好事的长篇诗歌《采茶歌》，还有他抄写的《改良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柏庐治家格言》等。
1949年建国后，识字班中使用的课本就基本上以一个县为版本了，都是印版印的。课程内容设置有了新的时代性变化，逐步向教育正规化靠近。
在安丘西南部山区，1958年秋各人民公社成立后，各村专为未婚女性青年所办的“识字班”——“午校(班)”和“夜校(班)”，全部改称“农民夜校”或“农民业余学校”。学员也不只是“识字班”们，而扩大到没有文化的男青年。“小识字班”、“小青年”则不再参加“农民夜(业)校”学习，而是成为全日制完小、初中的学生。这些“农民夜(业)校”办了七八年，有的村因学员减少等原因在1965年就停办了，多数到1966年冬因“文革”开始才停办。其中今石埠子镇后韩寺庄村的“农民夜(业)校”也是到1966年冬停办，该村办“识字班”和“农民夜(业)校”的时间长达23年。
追溯“识字班”来历有感
就整个社会意义来说，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识字班的出现，对于提高山东农村群众，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的文化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作出了贡献。后来所进行的农村教育，其实就是这一形式的延续。
就农村女青年群体来说，作为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地位最低层的沂蒙山区农村女孩子，则是从上“识字班”开始，或者受惠于识字班所起的巨大社会作用，才终于整体性地结束了一直默默无闻地只能蛰伏于灶间、目不识丁、一切依赖于家长族长的命运，真正站起来，走向社会，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社会。同时以“识字班”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代名词，带有鲜明的、积极的时代烙印，在社会上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并且一直是正能量的。在今天，快乐学习、幸福生活、青春靓丽的女孩子们，对于奶奶、姥姥辈口中所提的“识字班”，可能已觉得陌生了，甚至感觉有些土气。但不要鄙夷这个称谓，因为在70年前，这个称呼也是新鲜、新潮、时尚的，是那个历史时期最积极向上的代表性称呼。她是农村女性群体自立、自强于社会所走出的第一步，是毛主席所说的“半边天”意义的真正开始。
一句话：“识字班名称七十年，读来仍有亲切感。抗战年代诞生她，女性青年永纪念。”
二O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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