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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潍坊第53期－－利迪尔
奥运飞人利迪尔
2012年7月23日 撰稿：刘愉
在88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英国人埃里克·利迪尔以47.6秒获得男子400米冠军。他用200米赛的方式跑400米，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由此震撼世界，并获“飞人”之誉。大学毕业后，利迪尔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出生地中国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利迪尔被押入潍县集中营。集中营里的日子黑暗无边，利迪尔为孩子补课，带他们进行体育活动，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1945年2月21日，利迪尔长眠于潍县。他把和平友爱互助的奥运精神倾注在了一生的跑道中。
封面图片：上图为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后，同学们抬着利迪尔奔上街头(资料照片)；下左图为乐道院十字楼；下右图为乐道院广场纪念潍县集中营解放主题雕塑《胜利·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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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夺冠刷新世界纪录
47.6秒——在88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出生于天津的英国小伙子埃里克·利迪尔,战胜数名强劲对手,以绝对优势夺得400米赛跑冠军,并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年仅22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利迪尔,由此获得“飞人”之誉,他创造的这项纪录一直保持了35年。
奥运200米赛遭遇强劲对手 绝境不弃奋力夺牌
1924年7月5日,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哥伦布运动场拉开帷幕。利迪尔参赛的第一个项目是200米跑。在7月8日的第一轮预赛中,利迪尔以22.2秒的成绩夺得第一名,第二轮预赛获得第二名。翌日的半决赛,利迪尔再次以第二名的成绩出线。
接下来的200米决赛,纯粹是美、英两国之间的较量。无论选手数量还是实力,美国代表队都占据绝对的优势:所有4名美国选手均入围决赛,英国只有利迪尔和另一名选手入围；美国选手个个身手不凡,帕德克为20.8秒世界纪录保持者,考菲是100米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金斯曼在此前举行的业余运动员协会锦标赛220米赛中胜利迪尔一筹夺冠,斯考兹预选赛成绩比利迪尔快0.4秒。
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利迪尔一开始还在第5位。冲刺前的爆发力,帮助他超过了美国的两名选手。最终美国选手斯考兹、帕德克分别以21.6秒、21.7秒包揽了冠、亚军,利迪尔跑出21.9秒,获得季军。
尽管只是铜牌,但利迪尔的成绩已经令英国人满意。在200米赛中,21.9秒是利迪尔的最佳成绩。在此之前,也只有两名英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拿到奖牌,一位是威利·艾泊嘉,1912年第五届奥运会第三名,另一位是哈里·爱德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第三名。由于利迪尔在此后进行的400米赛中的绝佳表现,大多数人忽略了他200米赛的成绩。
双破400米奥运和世界纪录 体育生涯步入辉煌
7月11日,星期五,巴黎奥运会进入第八天,利迪尔体育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到来了。在前一天进行的400米跑两场预赛中,利迪尔分别以50.2秒、49.3秒的成绩列小组第一名和第二名出线。
11日下午3时30分,第一场半决赛举行,美国选手霍雷肖·费奇以47.6秒的成绩刷新奥运会纪录；接下来的第二场半决赛,利迪尔以48.2秒的成绩获小组第一名。利迪尔尽管跑出了48.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但还是比费奇慢了6秒。他是否能够最终夺冠,仍是一个未知数。
下午约6点半,400米决赛选手一字排开。与其他选手相比,利迪尔最无国际赛事经验,却排在业内认为“无任何优势可言”的最外道。然而,利迪尔并没有将此放在心上。在发令员上场之前,他出乎人们意料地走向其他选手,微笑着与每一个对手握手。在这个过度紧张和严肃的场合,利迪尔富有魅力的举动令人耳目一新。
发令枪响过,利迪尔以惊人的速度飞奔,观看这场决赛的哈罗德写道,“起跑后,他像着了魔一样,跑得飞快。他一开始的速度快得有点可笑,我们都预计,到终点直道时,他会垮掉”。400米跑前半程过度用力,对有经验的运动员来说是大忌。
利迪尔再次让人出乎意料。冲刺前的50米,他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将自己的优势拉得更大。“他身上的每一条肌肉似乎都超时工作,支持着他疯狂地冲向至高的胜利”——万众瞩目之下,利迪尔领先费奇5米第一个到达终点。
当比赛结果从扩音器里传出时,鸦雀无声的观众席上掀起一阵惊呼声。利迪尔以47.6秒的绝佳成绩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这项世界纪录一直保持了35年。
短跑黑马创造奇迹 以200米赛的方式去跑400米
冲过终点线的利迪尔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精疲力竭,也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他缓缓停下脚步,双手叉腰站着,面对摄影师露出温和的笑容。随后,他慢慢转过身,微笑着与费奇等选手一一握手,接着“匆匆地离开欢呼的人群”。看台上苏格兰运动迷们狂热的欢呼,与利迪尔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惊人的胜利!”“动人的比赛!”“一匹横扫赛场的‘黑马’!”“埃里克·利迪尔为英国夺取了400米赛跑金牌,这是人们在田径跑道上看到的最为戏剧性的一场赛跑”……第二天,利迪尔夺冠的消息成了各大报纸的热点。
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这匹田径“黑马”创造的一个奇迹:用200米赛的方式跑400米。一位体育专栏作家评述道,“他把这场比赛当作是加长的200米来跑,这多多少少有些史无前例。他几乎是在无意间给短跑介绍了一个新概念”。
败在他手下的费奇非常钦佩这位赛场上的对手。在回忆录中,费奇这样评价利迪尔:“他要做的,是一件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全速跑完400米”,“他奔跑着,就像是一台完美的机器”,“虽然他的长项是100米比赛,他却使顶尖的世界级400米选手疲惫不堪；虽然他体型矮小,却快步如飞,足以打败高瘦的竞争者；他跑步时身体后倾、下巴朝天,这样的姿势按我们的标准完全错误,但他却以胆量和耐力赢得比赛；而且最不简单的是,他必须安排好自己全程的速度,稍一犹豫就会导致失败”。
时隔45年之后,著名美国教练佩顿·乔登提到利迪尔这次比赛的成功时说,他“突破了约定俗成的400米赛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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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出生五岁回国 名教练慧眼发现体育天才
埃里克·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中文名李爱锐、李达,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英国苏格兰人。1907年5月,年满5岁的利迪尔随父母回国上学。中学期间,利迪尔与大他两岁的哥哥就喜欢运动。有趣的是,在1918年举办的学校年度运动会上,利迪尔与哥哥平分秋色,包揽了跳高、跳远、跨栏、越野跑、100米和200米跑六个项目的冠亚军,其中100米、200米跑和跳远冠军由利迪尔夺得。
1920年秋,利迪尔中学毕业后被送到赫里华特学院进修。1921年2月,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在这年5月的爱丁堡大学运动会上,大一新生利迪尔战胜往届冠军,夺得100米赛跑第一名。
“双臂大幅度摆动,膝盖几乎抬到胸膛。冲线时手臂在空中乱舞,下巴高抬,头向上仰——如果他睁着眼的话,能够看到天空。”利迪尔这种独特、“难看”的姿势令观众有些好奇,也引起了托马斯·麦科查这位英国著名教练的兴趣。
尽管托马斯最终也没改变利迪尔独特而“难看”的跑姿,但在他的指导下,利迪尔成绩不断提高。至1924年巴黎奥运会前,利迪尔参加了苏格兰大学联赛、三国国际联赛、英国运动会等40多次运动会,收获了短跑、接力赛等项目的58个冠军、14个亚军、9个季军。同时,他还是大学橄榄球队的出色运动员,曾加入苏格兰国家橄榄球队。
乡间救助日寇所伤中国人
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天津沦陷于敌寇铁蹄之下。在河北肖张镇的乡间,利迪尔接连救助了两名被日寇伤害的中国人。其中一人在日军的一次斩杀中幸存,却无人敢去相救。利迪尔将他送到医院,病愈后的这位幸存者,赠给利迪尔一张自己画的牡丹图。
放弃国内优厚待遇 回到第二故乡中国任教
7月12日,400米跑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利迪尔就在旅馆里开始编写他的讲义,一向低调的利迪尔尽量避开记者的采访,他“不想对记者讲更多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信仰原因将预赛时间为星期日的100米跑放弃,利迪尔还会在这个他最具优势的项目上创造另一项纪录。因为同样的原因,他还放弃了参加4×100米和4×400米接力赛的机会。几天之后,奥运会还未落幕,利迪尔便随英国代表团回到国内。
在英国伦敦,利迪尔一下火车,就被来自苏格兰的同胞扛在肩上；列车停靠家乡爱丁堡,利迪尔再次被前来迎接的人们扛上肩,一路欢呼。
7月17日,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阿尔弗雷德·尤因爵士授予利迪尔科学学士学位,随后将一顶橄榄枝编成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橄榄枝是经特许从皇家植物园里折取的。典礼结束后,同学们搭起轿椅,欢呼着将头戴橄榄枝桂冠的利迪尔抬上街头。
戴着奥运冠军的光环,作为颇为稀缺的大学毕业生,摆在利迪尔面前的是一条令众多年轻人羡慕的路:或者在体育方面进一步发展,或者找一份稳定且收入不菲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不少地方开出优厚的待遇向他招手。然而,利迪尔决定重回中国。
1925年8月,利迪尔在英国做完一年巡回演讲后,回到他的出生地、第二故乡中国天津,在一所中学——新学书院任科学和体育教师。
七旬老人著述记载 利迪尔在潍抢救抗日战士
“在进入新学中学之前,利迪尔作为外籍新教师,必须到偏远地区进行实习,他选择的地点是山东潍县的一处乡村。在那里,利迪尔曾冒着生命危险,两次抢救抗日战士,表现了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的救死扶伤精神。”2000年,天津一家报纸连载的长篇纪实《世界飞人》中有这样的记述。文中的新学中学,即新学书院。
《世界飞人》署名于文级、宋曙光。于文级曾在新学书院读书,撰写此文时已经70多岁。文章称,利迪尔在潍县救助两名抗日战士,是《我记忆中的埃里克·利迪尔》一书最早披露,作者是当年曾与利迪尔同时囚禁在潍县集中营里的一位狱友。
1993年,于文级将此段内容翻译出来,找到曾和利迪尔同在新学书院任教、年近九旬的刁培树。“刁培树老人的回忆,与那位英国人的著述基本相符,只是有些情节更为翔实可靠”。根据刁培树的回忆,于文级又加以补充,写入了《世界飞人》。其中有这样的细节:
“利迪尔实习的山东潍坊解放区不远的一个乡村,利迪尔听当地人说,有一位被日军打得遍体鳞伤、生命垂危的抗日战士,正躺在一个被遗弃的破庙里,没有人敢去救助,因为日本鬼子异常凶残,如果得知是谁救了那个伤员,就会遭到逮捕和杀头的报复。”
“利迪尔动员了一名工人做伴,冒着生命危险,于当晚赶到那座破庙,将伤员抬出坐到自行车上,趁着夜色,找到一家几近荒芜人烟的小店,将伤员暂时安置在那里。第二天,他们又赶到那个伤员留住的小店,用自行车将伤员送到了医院。”
另一次救助,是老乡们告诉利迪尔日军屠杀6名八路军战士后,有一名战士气管未断,似乎还有一口气。“看到那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利迪尔目睹这一惨案,非常震惊”,立即将幸存的战士送往60里外的医院,并在病房一直守护了三天三夜。
利迪尔自述揭谜底 救助行动发生在河北肖张
“就在我们从天津回萧张宣教站的路上,我和随行者听见了呻吟声”,“他躺在一个庙里,离我们教会医院还有20英里路程。没有一辆马车敢带他走,因为怕路上碰到日本人。但是,一个中国马车夫说,如果我和他在一起走,他就驮这个伤员。对他来说,这会非常危险,但我认为,就我自己而言,还是比较安全的。”这是利迪尔的亲述,事情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200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凯迪所著《奔跑人生》中文译本引述了此事。
显然,《世界飞人》中描述,包括刁培树的回忆,均将时间和地点搞错了。于文级所写利迪尔回中国进入新学书院之前,是1925年7月18日至8月底。此时不可能有所谓的“山东潍坊解放区”。事实是,利迪尔回中国后的一个多月,是与家人在北戴河度过的。利迪尔所提到的萧张,即现在的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当时是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区域。著名长篇小说《平原枪声》,就是以肖张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为背景所写。
根据利迪尔自述,马车拉着伤者,自己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傍晚到了胡庄村,利迪尔找到邻近镇子里的“带领人”,将伤者安置在一破庙里。伤者在庙里躺了5天,每天有人送饭。利迪尔再次经过,发现“他还一直活着,这让我们大为惊讶”,利迪尔答应第二天来接他。
第二天一早,利迪尔带人穿过镇子赶往破庙时,发现了日军的机动部队,幸好他们没有被发现。接上伤者走到霍庄村时,利迪尔听说还有一个受伤的。此人曾与其他5人一起被日寇斩首,后来村民发现他还活着,利迪尔将他一起拉到了医院。两天后,第一个伤者不治身亡,第二个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幸存者伤好后,送给利迪尔一张自己画的牡丹图。利迪尔这才知道,他救活的人叫李心笙,是一位能写会画的乡村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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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讹传讹错误之说 仍然在网上频频误导读者
网上检索,关于利迪尔救人的事迹有多种说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国内媒体曾对在中国出生,又长眠于中国的奥运冠军利迪尔进行过一段集中报道。其中一家报纸刊发《奥运冠军冒死救出八路军 成名经历拍成著名电影》称,“抗日战争爆发后,利迪尔两次从战场上将两名奄奄一息的八路军战士送到教会医院并抢救过来”。
此前,就有一家媒体报道,在距山东潍坊不远的一个乡村,利迪尔救了被搁在废弃破庙里的抗日战士后,又救活了另一名日军屠杀中幸存的抗日战士。报道称,“据说,这两名被利迪尔救过的抗日战士至今仍健在。遗憾的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已无人知晓”。此说与《世界飞人》所述如出一辙。还有的媒体称,利迪尔“用自行车驮着这个抗日军人奔跑了20多里,送到医院救治,最后这个抗日军人竟然神奇般地被抢救过来”。
《奔跑人生》作者在书中介绍,所引利迪尔救伤者一段,是利迪尔1939年回英国休假期间亲述的。利迪尔的亲述以及李兴笙所送牡丹图,曾印成单张发放。1966年,利迪尔的一位朋友曾寄了一些单张给李兴笙。利迪尔的亲述,应当是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
2009年,此前连载的于文级、宋曙光所撰《世界飞人》,修改为《李爱锐传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署名于文级。在《李爱锐传略》中,作者纠正了在“潍坊”救助等错误,但此书并没有网络版,原先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说法仍然挂在网上,误导着读者。
软禁一年转押潍县集中营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利迪尔与其他在津英美等国侨民遭日军软禁,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后,又被转押往千里之外的潍县集中营。高墙、铁网、哨塔……等待他们的,是更严酷的囚禁岁月。
美英正式对日宣战 利迪尔在津遭遇日寇软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和欧洲战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蓄谋已久的太平洋战争,美英正式对日宣战。
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损失惨重。此前,在美国的一些日本侨民屡屡窃取美军情报,已经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借此理由将侨居旧金山等地的6万多日本人集中到洛杉矶附近指定地区,不准与外界联系。为报复美国的这种做法,日本政府立即命令侵华日军,将中国沦陷区内所有美、英等国的侨民进行软禁、关押。
很快,天津英、法租界的大门被日军封闭。12月11日,两名荷枪实弹的日军闯进了利迪尔在法租界租住的公寓内,一阵翻箱倒柜,没收了他与同伴的收音机。接下来的几天,所有美、英等国侨民接到通知,必须到日本在天津的军事总部登记,交代自己包括财产、银行账户等在内的详细资料。
1942年1月15日,日军将在天津的美、英等国侨民全部集中到英租界,利迪尔搬进了租界内一位牧师家。从此,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英租界的大门之内,除了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不许与其他中国人接触；通信受到限制,家乡亲人的音讯完全隔绝。利迪尔想方设法将信件寄给重庆的侨民朋友,请他再进行转寄。
这年4月,居于加拿大的芙萝终于接到了丈夫的信。利迪尔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和朋友们愉快地住在天津”。这封不到百字的“平安”信,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据大卫·麦卡斯蓝记述,利迪尔重庆的朋友收到信后,“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送,洛杉矶一家无线电通讯短波电台收到后,用打字机打出来,再转寄到加拿大”。
有钱侨民贿赂遣返官员 一再错失回国机会
“部分侨民将被遣送回国”——进入炎热的夏季,这个令侨民们期盼已久的传言,很快成为事实。
1942年7月,通过中立国瑞士,美国与日本政府达成了互相遣返对方部分侨民的协议,英国和加拿大侨民也列在被遣返范围之内。8月9日,利迪尔写信告诉芙萝,自己已经在遣返回国的名单上登了记。
收到利迪尔的信,芙萝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到了11月份,还是没有利迪尔的消息。芙萝担心,是不是遣返的船只将他们带到南非弃之不管,需要英国或者加拿大方面汇去钱款,才能买上船票继续回返?芙萝从她一位朋友收到的信中得知,朋友的女儿在上海等待下一班轮船。
芙萝的期望最终化为泡影。当时,天津第一批遣返的侨民满怀希望地等待乘上火车,到上海集中转乘客轮回国。他们不知道,上海一些有钱的侨民贿赂了负责安排遣返的官员,挤占了他们的名额。从夏季等到初冬,利迪尔他们一直在希望中等待。事实上,利迪尔没有列入天津第一批被遣返侨民名单。尽管瑞士领事一再承诺,所有请求遣返者应该都能回乡,但第一批不见动静,利迪尔他们排在后面的,希望就更为渺茫了。
在充满焦虑的漫长等待中,新的一年来临。随着元旦钟声的敲响,包括利迪尔在内的天津美、英和加拿大侨民,满怀的希望彻底变成了绝望。
转押潍县集中营 落入高墙铁网围困的囚狱
这时,让他们陷入绝望的还有一个曾在侨民中间疯传、而今得到证实的坏消息:所有在天津的“敌侨”,都要被移送到山东的潍县平民集合中心。
潍县平民集合中心,日本人称为“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潍县集中营。1943年3月17日晚7时许,利迪尔与将近300名侨民在天津一所旧军营集合。日军规定,每个侨民只准随身携带两只箱子。日军士兵对他们身上所带东西,包括箱子,一一翻开仔细检查。晚9时,利迪尔他们拖着行李走了近两里路,到达天津火车站。
临近午夜,列车驶出车站,扑入一片黑暗中。漫漫长夜里,对将到之地的担心和恐惧,加上老年人的呻吟、孩子的哭闹,使这些侨民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10点半,列车抵达济南。利迪尔他们换乘东去的火车,于下午3点半到达潍县火车站。
在潍县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一脸凶相的日本士兵。在日军监视之下,利迪尔帮着同伴将行李扔上日军的卡车。他们与行李一起挤在车厢之中,冒着寒冷的风,穿过乡村,颠簸近5公里路,来到了他们的“新家”。
这是一所高耸的灰墙围绕的大院,带刺的铁丝网盘绕在墙顶,周围角落的塔楼成了日军的哨塔,设有探照灯和机关枪。利迪尔发现,尽管在大院正门上方写着“乐道院”,但这里比天津软禁之所更加严酷,他们进入的是一座囚狱。
进入大院,眼前的景象更令他们失望。那些让他们感到亲切的欧式风格建筑,外表看上去还不错,但进入房间,他们的心一下子凉了:里面一片狼藉,显然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痕迹。其中的乐道院医院,在日军全面侵华前曾是华北最好的医院之一,眼下暖气系统、消毒蒸汽管以及所有水管,全被切断,墙上留下好几个大洞,X光机、手术床等手术设备被掠抢一空,尘土、泥灰、污物遍地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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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任教期间 与一加拿大姑娘结良缘
从1925年8月开始,在新学书院任教的10多年间,利迪尔以他出众的才华,极强的责任心,热情而随和的为人,风趣幽默的讲课,赢得了学生的喜爱。
在天津期间,利迪尔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1934年3月,32岁的利迪尔与21岁的芙萝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登上了3月27日《京津泰晤士报》的头条。
利迪尔与芙萝第一次见面是在天津英文学堂,当时芙萝还是英文学堂的学生。芙萝父母是加拿大人,她与利迪尔一样在中国出生。17岁的少女芙萝充满活力,“即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理由,也会开心十足地大叫大跳”。
两人相识后,因为多次共同参加一些活动,渐渐熟悉。芙萝被温文尔雅、和善亲切的奥运冠军利迪尔所吸引,利迪尔也喜欢上了这位美丽大方、活泼开朗的小姑娘。经过两年多的恋爱,两人于1930年芙萝回加拿大接受护士训练前订了婚。
利迪尔与芙萝婚后的第二年,大女儿翠西出生。1937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海瑟来到人世。1941年5月,怀有身孕的芙萝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加拿大。利迪尔1942年1月在天津被软禁时,小女儿莫琳出生才4个多月。
承担多项职责超负荷工作
在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下,一切都要靠侨民自己动手。他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年轻人的心理辅导师；他是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练,还兼任日本人的翻译；他是两栋共有200多人宿舍的“舍监”,组织集合点名以及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等大事小情,他都尽力去做。
潍县集中营第一夜 在冰冷的地铺上勉强挨过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已经有数批侨民被日军押送过来。当利迪尔他们这最后一批抵达时,潍县集中营内总人数达到将近1800人。
这里的一切都难以预料:房间肮脏且杂乱,利迪尔与室友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整理出个模样；到潍县的第一顿饭,是清水煮土豆；半月之内一下子涌进上千人,睡觉的床铺根本没有准备,利迪尔他们另外托运的大件行李尚未运到,先来的侨民借给他们毯子和被子,又找来一些竹片、破木板垫在地上,勉强挨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清除院子里乱丢的破家具、砖头和碎石,打扫因无水冲刷恶臭四散的公厕……在这里,除了负责管理和监视的日军,以及一名定时来掏粪的中国苦力,没有人为他们的生活服务,所有能做事的侨民都被分派工作。
“过去由中国佣人伺候的商人和他们的妻子,现在要去打水和择菜；工业大亨在破晓之前就被叫去,与鸦片鬼和走私者一起给炉子添燃料；银行家烘制面包,社交名媛、女秘书和妓女在厨房里肩并肩地搅拌大锅里的浓汤……”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侨民,经历着不曾有过的人生考验。
后来,曾有侨民编了一首“潍县蓝调”记录他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人在潍县,没有啥事太过肮脏；残羹污物尽要清光,也要帮忙搅和菜汤；营中若要样样擦亮,就要加入劳动工坊；即使你工作已够忙,他们还加大工作量；既然我们来到潍县,就要准备做到死亡；现在叫做劳动工坊,以后就叫停尸间房。”
致信安慰远方的妻子 刻意隐瞒集中营艰苦生活
4月18日,刚到潍县两个多星期的利迪尔,通过红十字会寄信给妻子:“在简陋的条件下,过简单刻苦的生活；与约瑟夫和小熊住在一个小房间。很好的团体,很好的比赛,在学校教书,食物充足,无穷的爱。”
这封信只允许写25个英文单词,简洁如电报。信中的约瑟夫和小熊,是最初与利迪尔同住一室的两位年轻人约瑟夫和戴维斯,他们的房间不足10平方米,每张床沿墙边摆放,剩下的空间刚好作为通道。
“约瑟夫是个很实际的人,性情有点孤僻,他一直想念在英国的未婚妻；‘小熊’戴维斯是这个小团体里的神学家,未婚妻奈玛同在集中营里”。虽然性情相异,但利迪尔作为大哥,对两个小弟弟十分照顾,三人相处非常融洽。
尽管房间狭小,但与住大房间的侨民想比,还算是幸运的。有些侨民十几人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床与床之间不到半米,夜里打鼾、翻身、使用尿壶,都会刺人耳膜。
几周后,利迪尔寄出第二封信:“简单、刻苦、户外、团体生活；所有内部工作全由我们自己做,每个人都是工人；我们都很忙；在学校教书。祝翠西和莫琳生日快乐。爱你。”这时,利迪尔与芙萝的大女儿翠西不到八岁,二女儿海瑟七岁,小女儿莫琳不满两周岁。
两封信中提到的“学校”,其实是集中营里的孩子临时集中学习的地方。在给妻子的信中,利迪尔刻意隐瞒了集中营里生活的艰苦。
为孩子授课兼做翻译 管理二百多人宿舍的琐碎事
有着奥林匹克冠军的桂冠,利迪尔的身影在集中营一出现,许多西方人就认出了他。“开始,大家把他当成集中营里数一数二的名人看待,在他身后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成了所有人的朋友”。
在集中营日军看管严厉、条件恶劣、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由9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又选出36人组成的教育、医疗、雇工、营房、食品供应、纪律等9个委员会,分别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利迪尔有着近16年的教学经历,因而被安排为集中营的孩子们授课。他还是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练,两栋宿舍的舍监,并兼任日本人的翻译。
为了加强对侨民的控制和管理,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每队200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上面写有自己的号码和姓名,国别用英文字母表示。早晚两次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有时半夜也被叫起来点名。利迪尔管理着两栋住有200多人的男女宿舍,每天早晚,他要保证所有人都按时参加集合点名,以免受到日军的惩罚。
此外,利迪尔每天还要做很多琐碎的事,比如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等等。到了晚上,他还要为那些需要帮忙的孩子辅导功课。
在一些年轻人陷入痛苦和失望不能自拔时,利迪尔成了他们的“心理辅导师”。一位侨民回忆道,“要是我们当中谁和谁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时候,他那柔和、幽默的话语让大家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下来,然后他诱导我们想起从前相处时的一些快乐,再让我们放眼看到‘出去’以后的美好生活。”
对每一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力求完美的利迪尔都尽心尽力做好。尽管他体魄健壮,但每天长时间的工作,显然已经超出他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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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了宣传需要 曾拍摄潍县集中营纪录片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伪装亲善,曾拍摄过一部所谓山东潍县集中营生活的纪录片,片中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被关押人员在操场上打网球。有的学生当时还曾在劝业场的新闻影院观看过此片,并一眼就认出了利迪尔。”
于文级在他所著《李爱锐传略》中披露了这样一段史实。现在见到的利迪尔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均为他在天津被软禁之前留下的。软禁天津时,侨民的照相机就被日军没收。进入潍县集中营,更是无条件拍照。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找到,那么利迪尔在潍县集中营内影像资料缺乏之憾即可得到弥补。
于文级介绍,这部纪录片“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是为他们倡导的所谓亲善、和平和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至于集中营里所设置的电网、夜间打开的探照灯,还有那持枪守卫的日本兵,以及阴森恐怖的停尸房等等,却都没有在影片中露出丝毫痕迹”。
尽管如此,它依然为日寇侵占潍县留下了又一份确凿的罪证。同时,它也是继《潍县大观》之后,又一部涉及潍县的珍贵影像资料。如果国内难以找到的话,在日本一定能够发现其踪迹。期望在有关部门和热心人士的努力下,尽早发现,并回归事件的发生地潍坊。
爱心温暖囚笼中的青少年
没有课本,他凭记忆自编教材；球棒坏了,他找来布条缠紧修好；缺少娱乐场所,他与伙伴将废弃的房子改成游乐室；为了孩子们的比赛,他宁可违背坚持二十多年的誓言……亲切和善、风趣幽默的利迪尔,用“一张笑脸、一双闪亮的蓝眼睛”吸引了孩子们。
窗帘改成短裤的老师 凭记忆为孩子编写化学课本
芝罘学校300多名师生的到来,使潍县集中营内少年儿童人数达到了总人数的近五分之一。如何教育孩子,成了大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不久他们发现,那个秃头、穿着窗帘布改成的印花短裤的老师,用“一张笑脸,一双闪亮的蓝眼睛”,很快将孩子们吸引过去。
孩子们很少称利迪尔“老师”,而是亲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或“苏格兰的飞毛腿”。利迪尔风趣幽默的教学,最受他们欢迎。没有可用的教科书,利迪尔凭记忆编写了一本100多页的化学课本,书中准确地列出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原子量和化合价一览表等。没有实验室,他就画出实验图解,告诉每个学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课本扉页上,利迪尔写道:“无机化学的骨骼——这些骨骼能复活吗?”
对于孩子们的需要,利迪尔总是有求必应。孩子们经常上门去找他,时间长了,只要利迪尔不在宿舍,室友便在门上挂上牌子,说明利迪尔“不在家”。
“有一部描绘他大半生成就的影片《火的战车》,把他的运动经验和生活形态加以戏剧化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严肃或摆大架子,他也不喜欢出风头。凡合乎他自己趣味的工作,他都默默地自动去做。与他久处之后,再想想这个人,20年前曾是一位抢尽了各国报纸标题、又是橄榄球和田径界的风云人物,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当年9岁的戴爱美,成年后这样描述她的“埃里克叔叔”。
年轻人寻求刺激搞性爱派对 利迪尔设法充实其生活
大部分侨民的子女,是在非常严谨的环境下长大的。来到潍县集中营,“他们面对的,却是过去在保护之下不会遇到的人和行为。一个涂着深色口红又当众抽烟的女人,就足以让一些年轻的孩子驻足凝视半天。许多芝罘的学生刚刚来到集中营几天,就学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一些字是什么意思”。
除了学习,利迪尔想方设法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将他们的空余时间充实起来。一天黄昏,一位侨民发现,一群男孩子在集中营内的小树林里穿来穿去。他怕出什么事情,赶紧跑过去察看,原来是利迪尔正在带着他们做探险游戏。
大人们没有料到,他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活的枯燥和烦闷,加上一些不良行为的诱导,有些从天津和北平来的青少年为寻求刺激,打发无聊的生活,竟然在一间闲置的地下室里举行性爱派对。事后,这些孩子的父母怒气冲冲地找到集中营纪律委员会的人,向他们兴师问罪,要求他们采取措施。
利迪尔和几位侨民教师自告奋勇,找了一间空房子,改成简易的游乐室。每天晚上,他们都组织策划一些游艺活动,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参加。除了轮到他值班,只要晚上空闲,利迪尔就会待在游乐室,同孩子们一起跳方块舞、玩西洋棋,或帮助某个孩子用四处搜集来的木片搭建轮船模型。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利迪尔路过游乐室,发现值班员科特里尔没有在这里。他找到科特里尔,严肃地责备了他。科特里尔从来没见过温和的利迪尔生气,感到吃惊和不解。利迪尔认真向他解释,他们所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利迪尔心中一直放不下的是,一些年轻人似乎觉得未来被剥夺了,正在挣扎着寻找现今生存的意义,非常需要大人的关注。
为满足孩子的需求 他宁肯违背自己的誓言
曲棍球是集中营里男孩子们的最爱。开始,除了星期日,白天只要有时间,利迪尔就组织青少年进行曲棍球活动或比赛。对于星期天不比赛的规定,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直反对。但利迪尔20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誓言,星期日只能休息,不能工作。
一个星期天,一群少年自己组织了一场曲棍球比赛,由于没有裁判,最后变成了一场混战,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在20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利迪尔曾拒绝教练和好友的劝说,坚守自己的誓言,放弃了夺冠优势项目100米跑和两项接力赛。如今集中营里孩子们迫切的期待,让利迪尔做出了一生最艰难的决定。
又一个星期日,早早聚集一起的孩子们吃惊地发现,穿过光秃秃的球场走来的正是他们的“埃里克叔叔”。
“这个星期天,我们要按规矩比赛了。大家要注意纠正你们的毛病啊。”利迪尔非常严厉地说。然后就像云开雾散,利迪尔脸上重新绽开笑容,一如往常。利迪尔认为,在这样极其特殊的环境下,为了孩子们,没有不可以改变、奉献和舍弃的。
在三人间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利迪尔又搬到了一个11人住的大房间里。他的室友常常看到,利迪尔撕开旧窗帘、桌布甚至衣服,为孩子们修理用坏的曲棍球或棒球棒。怕鱼胶难闻的气味影响室友,利迪尔便跑到走廊上修补粘牢。
讲故事激励青少年 人活着要有一股精神
“几年前,我坐在一个大看台上观看一场重要的比赛——美国和英国最优秀的运动选手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障碍赛跑,跑了几圈之后,选手之间就相当明显地分出高下了,只有最前面的两位竞争者相差不到10米。
“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跨越时脚撞到跳栏的顶端,把它给踢倒了。那个失误本身影响不大,他只是摇晃了一下,便继续向前跑。但那个倒下来的跳栏给第二个人留下一个机会,他可以直接跑过去,而不用跳过去。“落后十米意味着相差两秒。他在一瞬间作了一个决定,突然转向旁边,从隔壁的那个跳栏上跳过去,然后再回到里道上继续奔跑。”
有侨民回忆,这是利迪尔在集中营经常讲到的一个故事。尽管这位选手没有跑赢,但在利迪尔心目中,他是那场比赛最大的赢家。利迪尔认为,“如果不是根植于内心深处那种运动精神的引导,他是不可能那样做的”。
通过这个故事,利迪尔告诉年轻人,“运动是很美好的事情,而最美妙的一部分,不是取得超人般的成就,而在于它所表现的精神——拿掉那种精神,它就是死的!”人活着,同样要有一种“精神”。在潍县集中营,利迪尔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带动着孩子们,将智慧和欢乐送给孩子们。
1944年8月24日,利迪尔致信远在加拿大的妻子:“绝佳的天气,开始冬季的活动,繁忙的教学开始。冬天的比赛,孩子的晚间俱乐部,宗教活动。一直在忙,记念你们每个人,在这特别的时刻献上我特别的爱。”
利迪尔不会知道,在英国老家爱丁堡,母亲在这年的9月22日逝去。
患脑瘤无法医治病逝囚狱
步履蹒跚,讲话迟缓,情绪低落……利迪尔的变化让身边人感到吃惊。他感觉浑身乏力,常常头疼难耐,不得不住进集中营内简陋的医院。一次轻微的中风,使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侨民们再也见不到他活力四射的身影,听不到他幽默风趣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
头疼乏力经常卧床 不见了活力四射的身影
进入集中营不长时间,利迪尔的身体开始渐渐消瘦。到了1944年秋冬,他消瘦得更厉害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侨民们普遍消瘦体弱,有的女孩子连月经都不来了。因此,利迪尔并没有将自己身体的变化放在心上。
渐渐地,利迪尔不仅感觉浑身乏力,而且经常头疼,他开始感觉到身体可能出了问题。同住一室的科特里尔记得,11月的一个晚上,有位室友用好不容易换来的一点油在煎面包,躺在床上的利迪尔声音虚弱地问在煎什么。得到回答后,他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叹道:“味道好难闻。”
在科特里尔的印象中,这种缺少幽默感的评论和酸涩的声调一点都不像利迪尔。他发现,利迪尔走路时,脚步失去弹力,看起来既迟缓又笨拙；利迪尔讲话也变得缓慢起来,以前那些风趣的妙语逐渐减少。在宿舍闲着的时候,利迪尔时常望着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叹气,说女儿莫琳已经三岁,自己却从来没有见过。
1945年1月初,利迪尔和集中营里的许多人一样,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并患上鼻窦炎。经治疗后,利迪尔的病情却一直没有多少好转。他的头疼一天天更加剧烈,经常在床上一躺好几个小时。他告诉科特里尔,“我最近头疼得厉害。一疼起来,就只想在黑暗和安静的地方躺下来”。没有缓解痛苦的方法,他只好用湿布蒙住眼睛。
利迪尔经常卧床不起,已经无法参加早晚的点名。院子中、操场上、游乐室里,再也不见了他活力四射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幽默风趣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
中风后视力下降 怀疑可能患上了脑瘤
集中营内供给日益减少,一些得病的侨民无药救治。早年任广文大学校长的德位思博士,托掏粪工张兴泰给他的学生黄乐德捎信,帮忙筹钱接济侨民。
黄乐德立即筹集了2000元伪币救急,随后千方百计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送交瑞士使馆转交。瑞士使馆与日本人交涉,同时与美、英方联系,由瑞士使馆派人将美、英政府提供的食品和药物转送潍县集中营。1945年2月初,侨民们收到了运来的部分食品:午餐肉、奶酪、浓缩巧克力、果酱、鲑鱼……
然而,这些久违的美味利迪尔已经无缘享受。他的病情继续加重,有好几天显出抑郁的症状。他告诉担任护士的好朋友安妮,“未来似乎像一面空白的墙,我完全看不到前景”。
医生初步诊断认为,他是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神经衰弱。利迪尔感到,他的病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天后,利迪尔出现了一次轻微的中风,讲话开始断断续续,一只眼睛视力下降,走路更加吃力。特别严重的是,他的右腿开始失去知觉。
几位医生讨论利迪尔的病情,怀疑他可能患上了脑瘤。但医院没有X光仪器,无法确定这个诊断。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让利迪尔住院观察,卧床休息,禁止会见任何人,补充有营养的食物,希望这样能够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
安妮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近来他好像突然失去了希望,为什么他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是脑瘤改变了他的个性,让他产生了忧郁的心情。在安妮眼中,虽然利迪尔的信心依然如故,但是那种乐天派的性格消失了。
好友安妮陪伴下 走完人生之途最后一程
没多久,利迪尔精神好了些,身体似乎有些恢复。2月21日午后,他想出去散步,顺便去寄封信。他刚刚在那张字数受限制的纸上,给妻子写了满满的一页:
“承担太多责任,轻微的神经衰弱,在医院休息一个月之后觉得好很多。医生建议换工作。放弃教书和体育,多些体力活动,如烘烤食品。近来感觉不错。真高兴收到你7月写的信。乔伊丝在我住院期间帮了很多忙,不断告诉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很享受大家的慰问。特别的爱给你和孩子。”
关于这封信,一说是“他用不太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深浅不一的字迹”,一说是“由朋友帮忙,利迪尔口述的”。不管怎样,利迪尔的病情确实让人担心。
信中提到的乔伊丝当年17岁,在医院的厨房工作。利迪尔做过她的垒球教练,辅导过她学习。利迪尔住院期间,她经常顺便过来同他聊天。
下午稍晚的时候,利迪尔回到了医院。这时,生命正在暗暗地与这位昔日的奥运冠军赛跑。接下来的时间,应当以分和秒来计了。
利迪尔“突然抽筋,失去知觉”,恰巧陪在一旁的乔伊丝吓得赶快跑去找安妮。“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呛住了气管”,这是记录利迪尔去世前的另一个版本。安妮出于对利迪尔的关心,斥责乔伊丝打扰了他,乔伊丝吓得呆呆站在一边,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之后,已经昏迷的利迪尔再也没有醒来。晚9时20分,利迪尔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临终前,好友安妮一直陪伴在身边。
◎延伸阅读
冒险藏留利迪尔死亡证明 这个故事有点儿悬
于文级在他所著《李爱锐传略》中披露,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一位日本教授将一份利迪尔的死亡证明书,赠给在日本一大学教学的大卫·米歇尔博士。
据介绍,这位信仰基督教的日本教授,当年曾被强征入伍,在潍县集中营做看守。日本投降后,当局下达紧急命令,将集中营所签发的机密文件连夜焚毁。恰巧他负责执行这项任务,销毁文件时,他借着月光发现了利迪尔的死亡证明,便趁人没注意塞进裤子。回国50多年后,他结识了曾在潍县集中营关押过的米歇尔,得知米歇尔是利迪尔在集中营最钟爱的学生之一,便将死亡证明书赠给了他。文件原件现存于香港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于文级称,这份文件共3页,第1页为目录,第2页为日文,第3页为英文。日文页中盖有名章和日本外相大臣、特级战犯重光葵的签字。英文页为利迪尔的死亡证明书,其中记载利迪尔死亡时的年龄为43周岁零1个月,死亡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晚9时20分。
于文级所述利迪尔死亡证明书来源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其实,关于利迪尔的这份文件,在日本国家级档案馆——国立公文书馆存有原件。前面所说的目录页,应当是后来整理档案所形成的档案目录,不可能出现在1945年的潍县。国立公文书馆所存文件共5页,第1页为目录,第2页为文件的正式页,记载报送三人的出生和死亡证明书,第3页为一位降生于集中营的婴儿的出生证明书(英文书写),第4页为利迪尔的死亡证明书(英文书写),第5页为一位未被关押潍县集中营、病逝于青岛的英国侨民的死亡证明书(日文书写)。
飞人逝去其精神永存人间
刺刀寒光下,凄厉寒风中,几位侨民为他们敬佩的好人利迪尔举行了简单的葬礼。46年后,一座采自利迪尔家乡的花岗岩石雕成的纪念碑,在他的长眠地落成,碑文写道:埃里克·利迪尔体现了友爱互助的美德,毕生鼓励年轻人为人类的福祉尽其所能。
寒风中简单安葬 黑鞋油写下利迪尔名字
利迪尔的确是死于无法医治的脑瘤。1945年2月22日,利迪尔病逝的第二天,集中营的日本军医户川对他进行了死因病理检验,利迪尔的室友科特里尔当时在场。
检验结果显示,一个肿瘤深藏在利迪尔的左脑,无法通过开刀治疗。科特里尔了解的情况,与后来发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利迪尔死亡证明文件所记载一致。
两天后,侨民们安葬了这位在他们心目中永远也不会倒下的奥运冠军和可敬的好人。冷冽的寒风中,几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抬起简陋、粗糙的木棺,在日军守卫的监视下,缓缓走向距离日本侨民及军属居住区不远的一个荒凉的坟地。
抬棺者当中,有一位18岁的小伙子梅卡夫。梅卡夫曾经协助利迪尔保管集中营里的运动器材,几个星期以前,利迪尔将自己惟一的一双跑鞋送给了他。梅卡夫穿着这双利迪尔用胶带和细绳修补过的跑鞋,小心翼翼地沿着白雪覆盖的小道,踏入插有“禁止入内”标志的“日本人区域”。
由于日军严格控制送葬队伍的规模,这位曾拥有过辉煌、英国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奥运冠军,逝后在日寇刺刀的寒光下简单安葬。更多希望送他最后一程的侨民,只好望着远去的这支孤单的送葬队伍,在心中为利迪尔默默祈祷。
他们将利迪尔的棺木安顿到冰冷的地下,在坟墓旁竖起一个简单的木制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只好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利迪尔的名字。
利迪尔安葬一周后的3月3日,侨民们为他举行了追思会。800多位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挤满了集中营的礼堂。礼堂里挤不下,有些侨民站在礼堂外面。这是集中营内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会。
妻子两个月后方知噩耗 曾想追随丈夫而去
利迪尔病逝2个多月后,远在加拿大的芙萝,才于5月2日得到丈夫去世的消息。4岁半的小女儿莫琳,最终也没有见到她从未谋面的爸爸。5月4日,加拿大《多伦多之星》报登载了利迪尔病逝的消息,同时公布第二天下午为利迪尔举办追思会。悲痛欲绝的芙萝在前往追思会的途中,曾冒出跳下桥去跟丈夫一起走的念头,但为了3个未成年的女儿,她决心坚强地活下去。
据记载,“埃里克·利迪尔在日本集中营去世的消息经由报纸和收音机传开来时,所有的苏格兰人都哀恸不已”。
在利迪尔的家乡英国爱丁堡,5月27日晚上,上千人聚集在一起,纪念他们心目中的奥运英雄。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潍县集中营解放,之后的两个月内,被关押的侨民陆续离开潍县。10月中旬,芙萝收到加拿大红十字会转来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利迪尔病逝当天寄出的。红十字会随后又送回利迪尔的一些日用物品,包括他在爱丁堡大学所穿的蓝色运动夹克。
此后,芙萝一直居住在加拿大。1951年,她与失去妻子的默里·霍尔结婚,共同抚养她与利迪尔的3个女儿。默里1969年去世后,芙萝曾三度前往英国看望利迪尔的家人。1984年,73岁的芙萝过世,此时距利迪尔病逝已经过去39年。
以利迪尔为原型拍摄影片 获奥斯卡四项大奖
利迪尔去世之后,世界各地对他的纪念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仅仅关于利迪尔的传记就出版了不下十种。《奔跑人生》作者约翰·W·凯迪在书中记道,“近年来,体育名人的传记和自传可谓汗牛充栋,但没有一位苏格兰运动员有埃里克·利迪尔那么多的传记”。在潍县集中营幸存者撰著的数十种回忆录中,每一部都有关于利迪尔的篇章或记述。
在利迪尔离去37年后,以利迪尔为原型,由英国导演休·赫德森拍摄的影片《火的战车》,再次引起世界轰动。在1982年美国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评奖中,《火的战车》获得7项提名,最终摘取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音乐4项大奖。有评论说,《火的战车》获得当年的最佳影片奖,是奥斯卡奖设立以来最令人惊讶而又兴奋的事情。消息传到利迪尔的家乡,苏格兰人的兴奋之情不亚于58年前利迪尔夺得奥运冠军时。
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利迪尔。1982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设立埃里克·利迪尔健身中心；1984年,在利迪尔巴黎奥运会夺冠60周年纪念日,苏格兰集邮协会发行了利迪尔的小型张邮票；1992年,一处运营社会公益项目的埃里克·利迪尔中心,在爱丁堡市落成；1996年,利迪尔少年时求学的爱尔生书院新建成的体育馆,命名为埃里克·利迪尔运动中心。英国还陆续拍摄了多部纪录片,传扬利迪尔的事迹。
在潍建立纪念碑 友爱互助美德激励年轻人
“6月9日(星期天)早晨,潍坊市上空乌云密布,然后大滴的雨点落了下来。但是,当我们40人坐着大巴到达学校的时候,雨停了,太阳露出的光芒四射……”1991年6月9日,前来参加利迪尔运动场暨纪念碑揭幕仪式的大卫·米歇尔,记下了当时的情形。这次活动由潍坊市政府组织,利迪尔运动场和纪念碑设立在潍县集中营旧址——潍坊二中(今潍坊广文中学)校园内。大卫是前来的数十位在集中营关押的侨民之一。
“早晨9点30分,乐队和风笛手停止了演奏。市领导、师生们,还有我们这群海外来访者一起默立着。在静谧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块丝绸盖着的7英尺高的红色花岗岩。这岩石采自苏格兰的莫尔岛,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份礼物,在两边刻有中英两种文字的铭文。”
如今,这座红色花岗岩纪念碑已经移立于虞河景区乐道院广场。附近的居民介绍,每年都有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来到此地,献花纪念。为了撰写本文,笔者多次到此寻访。盛夏的清晨,笔者再次来到这里,纪念碑前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身影。
“他们应可振翅高飞,如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
“埃里克·利迪尔体现了友爱互助的美德,毕生鼓励年轻人为人类的福祉尽其所能。”
静立纪念碑前,反复咀嚼着碑文,利迪尔在集中营期间留下的一段话再次浮现脑海:“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
本期图片:刘愉拍摄或翻拍(署名除外)。本期稿件资料来源:《直奔金牌》、《奔跑人生》、《因爱着中国》、《李爱锐传略》、《放飞和平》、《潍县集中营》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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