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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的碑文
作者：郑小暄
关键词：
作者简介：郑小暄，原名郑长梅。山东安丘人，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峡山区作家协会会员，《峡山文艺》执行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我和我的母亲们》。
细细算来，我与二伯只见过四次面，第五次见面，竟是永别。
第一次见面，我六岁，当时我正在洪沟河岸拿着柳条悠闲地放鹅， 在田野里锄地的父亲向我摆手，他好像生怕别人听不见，高声喊，你二伯回来了!我心里纳闷，问，是玲子她爷爷吗?父亲说不是。那是强子家二伯?父亲说也不是，他郑重其事地说，是你自己的亲二伯。村子这么多二伯，到底哪个是我的亲二伯?
晚上，父亲领着我去了三伯家，那儿像赶大集似的，院子里、炕上、炕下全都挤满了人。父亲指着炕头一位披着军大衣的老人说，快叫二伯。我看了一眼赶紧低下头，我不敢看，虽然席子上的煤油灯不是很亮，但是我看得清，他气宇轩昂，头发很精神的倒梳着，模样虽然父亲有些相似，却比父亲年轻了许多。在我们山村，我从来没有过衣服这么整洁，脸面这么干净的人。
到底没喊出二伯两个字，簇拥在他身边的人太多了，估计喊了他也听不见。我只留意到，席子上有好多杏元饼干，这太稀罕了。我们村联社里也有饼干，但都是方形的，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尝得到。二伯见我愣愣的，赶紧抓了一把给我，抓的时候，二伯叹了一口气，四弟，这孩子怎么这么瘦，是不是家里生活的不好啊。
生活是什么，日子好不好的，我才不想呢。我把周围的饼干全部拢起来，狠狠地吃了一通，身边依稀听到，这个口音不太一样的二伯，去东北好多年了，是个军人。他有这么多饼干，家里一定很富有。
二伯来的时候，村长也会到我们家，连我们村里人都敬畏的武子哥，也提着二锅头来看望二伯。邻居们都露出很羡慕的样子。三伯家人来人往，天天像沸腾了一样。
二伯走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感觉周围很快恢复了宁静，时间一久，好像这个叫二伯的人只在梦里出现过。连我的父母，也很少提及他了。毕竟，那个叫东北的地方实在太远了。后来的生活当中，记得杏元饼干比二伯更为清晰，那饼干的香甜，时常令我坐在那个饥饿年代的门槛上，盼着二伯再次到来。
二伯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经会干农活了，当时正在大门口，把那些踩的平平的泥巴用做成棉体钵。突然看到一群人拥着二伯向我家走来，我本能地把棉钵器一扔，然后用手遮挡着破棉袄往院子里跑，一边跑一边喊我父亲。父亲停下劈木柴的活，起身迎接二伯。转身厉声地对我说，不认识你二伯是咋地，连声二伯也不喊。二伯不在意，微笑着摸摸我的头说，这丫头，几年不见，长高了。父亲却说，长的高管啥用啊，山里的孩子没见过世面。这令我羞得无地自容，本来像百灵鸟一样的我，突然结巴起来。
二伯在三伯家安顿下来，每每到吃饭的时间，兄弟几个轮番去叫，大家生活的不好，却都拿出家里最好的白面，尽量多一两个小菜，好生招待。我们家都是父母去请，二伯随后就到，二伯迈进门槛那会，是我最紧张的时刻。父亲总是拖着庄稼汉那样响亮的长腔，“来了，二锅——”母亲赶紧从背后戳我，我终于随着父亲喊了一声，“来了，二锅——”父亲立马板下脸来，瞪着黄牛大的眼睛对我喊，叫错啦!紧接着对二伯解释，这孩子，以前下坡干活时还给人家唱歌的，见了你就傻了。
二伯在我家多待了几天，我竟然还是知错不改。二伯很无奈地对父亲说，别逼她喊了，这孩子对我太陌生了。等我退休了来你家住。
我和二伯的感情从第三次见面开始。二伯退休以后领着伯母一起回家来了，还给他的兄弟们带来的毛衣坎肩，是藏青色的。那大包的饰品和俄罗斯面包，在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早就被一抢而光了。仿金耳环和发卡在堂姐们的头顶，耀眼了好多天。面包经过几天几夜的发酵，已经发霉了。父亲到底拿回家一块，不给我吃，又舍不得喂狗，放在窗台硬生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
二伯单独送给我一个红色的发卡，是用五颗心串联在一起的。他说，我特意给你留的，你看，和国旗一个颜色呢。二伯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沉重，我看得出他比上次来到时候苍老了许多。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红色，也远远没有理解二伯所说的这个红色的含义。他似乎很懂我的内心，问我吃的穿的还缺什么，家里买不到的他回哈尔滨买。我第一次勇敢地抬起头回话，这些我都不需要，我需要的是书，一本画画的书。二伯一口答应下来，我见到了二伯从没有过的开心表情，他笑起来真是好看。
可是二伯是有心事的，他总爱问我爷爷奶奶生前的事情，经常呆呆地坐在院子里，沉默的像西山岭的石头。伯母却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她烫着短发，长得像电影里的太太，喜欢拿着半导体聚精会神地听戏，有时候会很陶醉地跟着哼上几声。二伯却只是缓缓地转过头望着她，一脸的平静。二伯的内心到底装着什么?他从来都不说。
伯父伯母住在我家西屋，这间房子简陋的没有一张桌子，那块半导体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也是这个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清晨，我跑到村前的洪沟河岸，采了一把野菊花，蓝的、黄的、粉的。这些遍布乡村，卑微到尘埃里的花朵，伯母却非常的喜欢，她找来墙角的白酒瓶，边插边问伯父，你看好不好呀?二伯点点头自言自语，这儿，什么都好。
我上学的时候，二伯喊住我，给你这三十元钱，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吧!三十元，在那个年代对于来说我，已经是巨款了，可是我说什么都不肯收。长成一个小姑娘时，我忽然变得很难接受别人的东西，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伯父伯母的提包里装满了药瓶，日子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就在推让的时候，大伯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他捡起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说，真傻，不要白不要。
而我的堂姐更是跑过来冲二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她是听到二伯夸我长得高，一直愤愤不平。她告诉二伯，咱们这个家族一个高个子都没有。她感觉二伯还是听不懂，最后直截了当地说，二伯，你说，我们姐妹哪有高个子的，长高了就不是我们这个家的人了!
没有听懂的是我，二伯乜视了堂姐一眼，站起来拍拍胸脯，盯着她问，怎么没有高个子?我不高么?
这些小小的问题不止一两件，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兴致。我照样秧一些没有名字的花草或者绿绿的吊兰，放在二伯的窗口。我们会把父亲运回家的石块，凿出大山的样子，凹处放上清清的溪水，旁边栽上小小的榆钱树。我拉着他们一起爬上山岭，找那些才刚刚成形的酸枣，跑到田野里啃流着乳汁的玉米。我将一分一分的纸票攒起来折叠，外面形成一个圆，里面是一艘小船。我告诉二伯，将来，我们会很平安，很富有。
二伯这次走的时候，我上学没在家，父亲怕我伤感也没有告诉我。我回家只感到整个屋子突然变得空落落的。父亲告诉我，这次二伯走的时候和往常不一样，家乡的大葱大蒜他都不要了，非要带走那纸船、水草和大石头。就在上车的一霎那，父亲故意把那块大石头摔碎了。看到二伯失望的眼神，大伯冲我父亲怒吼。二伯很无奈地说了一句，你们以后在家别再吵架了。然后下车默默地捡起几块碎石块，放在大衣兜里。我冲父亲说，你干嘛这样啊，为什么不让二伯带走?那块石头比山岭上所有的石头都好看!这时候，父亲眼圈红了，你看你二伯还能拿得动么?得有三十多斤啊。他还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你没看出他们的身体都不怎么好了。
父亲说的没错，一年后，伯母病世。二伯不顾儿女的反对，把骨灰盒揣在他的军大衣里，带回了山东老家，这是我们这个小山村，第一次树立墓碑，连同我爷爷的一共是两块。这是非常隆重的事情，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围着看。我才这知道伯母杨氏，是石家庄人。办完丧事后，二伯更加苍老，他的头发稀落，几近花白。他一再解释这次来，真的背不动很多东西了，只是给我带来了画画的书籍，一本简明美术词典，很厚。大伯知道后，借着酒劲，隔着土墙，高声骂我。
后来的几年，二伯一直卧床，他一直不间断地给我在城里的学校寄信，他每次都让我代问家人好，然后鼓励我好好学习。他说那些小水草繁殖了很多，那些小石头放在鱼缸里真是好看，说那些一分的纸币，现在实在不知道该增值到多少钱了。我回家把这些事情告诉父亲和大伯，大伯听后暴跳如雷，凭什么给你这丫头写信?你让他把信寄给我，我找别人念给我听。
可是，后来二伯已经握不住笔了。堂哥打电话说二伯的身体很不好，但还一直牵挂我的学习，他说我是老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读书就有希望。堂哥还说武子哥去东北看望伯父了，不过临走的时候拿走了他的退休金，伯父的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又坚决不允许堂哥找武子哥。
电话没多久，二伯就去世了。堂哥把他的骨灰盒用军大衣包起来，带回了老家。二伯的丧事办理的极其简单，即便这样，大伯还是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花钱不到位，打点乡亲们的太少。大伯以此为理由，要了堂哥一些钱。堂哥急着赶火车回哈尔滨，但是二伯的名字还没来得雕刻在墓碑上。二伯的侄儿们都争着做这件事情，拍着胸脯让堂哥放心。堂哥过意不去，留下墓碑刻字的钱，返回了东北。而我好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受二伯的离去，总以为他还在东北，只是暂时没有了消息。
二伯去世十五年后，我年迈的父亲送走了他的最后一位兄长三伯，现在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开始保存一些电话号码，安排一些没有完成的心事。在看到抗战七十周年的大阅兵后，父亲老泪纵横，他说，你二伯也是老兵了，闯了一辈子东北，到最后墓碑上连个名字都没有!他们都说我老啦，眼睛花啦，可是我能看得清，那个地方确实是空的。那刻墓的钱，早就被你的哥哥们花光了。
女人不能上坟，出殡的时候我是去过的，却没有仔细看，只记得那个墓碑上有很多名字，但是没有我。争论很久之后，我拉着倔强的父亲去了西岭。父亲生病多年，无法独自活动。我搀扶着父亲，来到当年我和二伯摘酸枣的地方，如今荆棘满地，青藤疯长，只有二伯静静地陪在爷爷身边。而其他的伯父被都安排到了风水更好的北山上。这块风化的石碑与山顶上那些美观大气的石碑相比，小的实在可怜。墓碑上隐约可见，只有伯母杨氏的名字，旁边却是一片空白。
就在墓地旁，父亲告诉了我二伯更多的事情。二伯郑锡爵，生于1929年，兄弟五个，全家只有他在外地求学。十六岁时，国家强制征兵，本该是十八岁的大伯应征入伍，可是他贪生怕死，二伯二话没说，凭着一腔的热血，顶着哥哥的名额，弃笔从戎。刚去两个月，国内解放战争爆发，几年都没有二伯的消息。家人都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场战役，爷爷一直认为他的儿子已经牺牲了。是战争改变了二伯的性格，他一直都认为同胞不应该是相互残杀的，所以对于那些出生入死的往事，也绝口不提。他用沉默，缅怀那些死于战争无辜的人们。可是，大伯总以为二伯微薄的收入，本该是属于他的，是二伯抢走他的幸福生活。
我的二伯，如今已经长眠在故土，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可是他的灵魂一直执着的守望着这一片土地。次日，我请雕刻大师把二伯的名字刻在碑上。父亲担心地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会惹你的哥哥们不高兴。还有，没有人会注意这块不起眼的墓碑上多了一个名字。
我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是父亲捡来的孩子，因为我永远都不是二伯的亲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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